上海恋情：电影中的浪漫爱河

二、电影和上海恋情

张爱玲的小说《十八春》里，两个时髦的南京小姐和小说的男主人公世钧谈到上海的好处，其中一个立即就说：“上海就是一个买东西，一个看电影，真方便！”^[3]

1930年代伊始，几乎欧美的所有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找到了代理人和发行商，上海成了“东方好莱坞”。当时有一本电影画报，叫《电通画报》，将许多电影院的摄影标于一张上海地图上，加一行大标题道：“每日百万人消纳之所！”^[4]广告词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天天有一部分上海人在电影院消磨时间却是真实的。《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有这么一段话：

电影艺术的猛进，使影剧无敌地在上海市民的娱乐生活中占了最高的位置。到一九二八—三二（民国十七至二十一年）年间，电影院的生长，有非常可惊的速度。单就第一流的电影院说，即有光陆、大光明、南京、新光、兰心、国泰六家……这种澎涨，并无已时，到了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百万金重建的大光明和八十万金造成的大上海，又复先后在上海租界的中心点矗立起来。上海有了这样奢费地建筑、布置和设备的电影院，市民对于电影的享受更为起劲了。^[5]

1930年，全国一共有233家影院共14万个座位，上海占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共53家3.7万个座位。^[6]而电影的票价也是一般家庭可以承受的。1935年，三四轮影院的票价是一毛钱左右，虽然最好影院的票价可以高达三元。^[7]据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分析：

十九世纪上海社会的消费主体是买办商人、本地的地产出售人、携资来沪的寓公、纨绔子弟、妓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中小商人和一般市民阶级壮大，构成城市大众群体，商场游乐场、戏院影院乃至各类艺术形式都为之一变。^[8]

由此可见，从1930年代开始，“市民阶级”成了主要的电影观众群。^[9]1932年的一则报纸简讯公布了最常上影院的五类人，他们是：摩登青年们，太太们，绅商们，穷小子们，和影评专家。^[10]从这五类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中的多数是因为生活的平庸无聊到电影院去的，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试图在电影中寻找某种异于生活的东西。那么，电影给了他们什么呢？

1937年的一个夜晚，一男一女走进电影院，去看赵丹和白杨主演的《十字街头》。电影中，赵丹和白杨在幻想中共浴爱河的场景对于年轻的恋人而言是很有点刺激的，虽然导演沈西苓已经将之处理为一场戏中梦境，是一种可进可退的虚拟手法。但是，对于黑暗中的观众而言，银幕上的接吻并不受到“戏中戏”的限制，它们可以立即在真实的生活中得到移情或复制；电影中澎湃的激情很容易转移到观众身上，主人公直接对着银幕，也就是观众抒情。所以，看完电影出来的一男一女，他们的欲望间接地得到了满足，他们的恋情也很容易得到发展，因为电影以镜像的方式帮助他们启齿说：“我爱你。”^[11]

另一方面，电影中的场景无疑是对观众们未来生活的一种建议或构图。因为电影所带有的实验生活的性质，从电影院出来的人很自然会成为电影生活的首批模仿者。比如，三四十年代，有钱有闲的太太们会领着家里的裁缝去看一场电影，为的是让裁缝根据阮玲玉的旗袍做一件相同款式的衣服。相仿的，去电影院的男男女女经常也是为了好莱坞谈情说爱的方式一遍遍回到黑暗中去的。事实上，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看电影去”基本上成了恋爱口号和恋爱途径。

穆时英的小说《五月》就是靠“电影”和“电话”来构筑恋爱和欲望的全部过程的。小说第二章的标题是“三个独身汉的寂寞”，穆时英以独白的方式写了三个男性主人公欲望恋爱的心情，但是他没有让他们直接说“我要恋爱”，他用了四个短句来表达其中一个独身汉的恋爱欲望：

“独身汉还是看看电影吧！”

“独身汉还是买条手杖吧！”

“独身汉还是到郊外去散步吧！”

“独身汉还是到咖啡店去喝咖啡吧！”^[12]

在小说中，“看电影”成了“独身汉”的首先选择，换言之，“看电影”既是对寂寞情感的一种抚慰，同时也是欲望可能得以实现的途径。接下来，当其中的一个独身汉宋一萍终于获得女主人公的亲睐后，一刻钟后，他把这“亲爱的”、“老练的”小东西带进了国泰大戏院的玻璃门。随后，穆时英把“电影”的“恋爱功能”描述得更清澈了：

黑暗会使人忘掉一切的机诈，礼节，理智之类的东西的。看到琴恩哈绿在银幕上出现时，宋一萍忽然觉得身旁的小东西靠到他肩膀上来，便轻轻地抓住了她的手……觉得感情在浪漫化起来……电灯亮的时候，两个人变了顶熟的腻友。^[13]

因为电影可以如此方便地改善关系或逆转情节，所以，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家很喜欢用电影来过渡故事。比如，刘呐鸥写《礼仪与卫生》，男女主人公哭哭闹闹一番后，刘呐鸥写道：

这晚饭后，因要表证两个人的讲和，启明便抱着第百几次的小新婚的感情，勉强着疲乏的身体带她到影戏馆里去。^[14]

小说接着转入下一回合。无需描绘他们看影片的过程，老练的读者也知道“电影”会如何作用于主人公的情感。在这里，“到影戏馆里去”即是“小新婚的感情”的修辞表达，这种句子写久了，作家们就逐渐地把上面的这个句子省略成：这晚饭后，因要表证两个人的讲和，启明勉强着疲乏的身体带她到影戏馆里去。而这种句子结构见多了的读者，以后在读到“到影戏馆里去”这样的句子时，就知道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是甜蜜的。“电影”和“电影院”两个词就这样成了感情的“温度计”。“电影”很快就泛滥于三四十年代的文本，其中，张爱玲的“电影态度”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张爱玲是影迷。1937年，还是上海圣玛丽亚学生的她，就在校刊《凤藻》上发表了一篇谈动画片的文章《论卡通画之前途》。她的职业写作生涯起步的时候，也是先给英文《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撰写影评和剧评。后来因为形势和心情的关系，她开始写剧本，1946年以后，接连写了《不了情》和《太太万岁》，都被桑弧搬上银幕，造成轰动。1953年，她离开上海去香港，在那里与香港电影懋业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她为“电懋”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在1957年拍成电影，上映后打破了当时香港国语片的卖座纪录。以后，她又先后为“电懋”写了《人财两得》、《桃花运》（1958），《南北一家亲》（1962），《小儿女》（1963，获该年台湾金马奖优秀剧情片奖），《一曲难忘》（1964），《南北喜相逢》（1964），《魂归离恨天》（1965）。1965年3月，“电懋”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从此张爱玲停笔剧本创作。

因为和电影缠绕了一生，张爱玲的笔墨之间总染有电影手法。^[15]事实上，她小说中的“蒙太奇手法”，“镜头感”，以及“电影时空”等等早已备受关注和研究，这里不另作论述。我所感兴趣的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电影”是如何具体地作用于小说的“情感结构”，因为很显然，小说的“情感结构”又将直接作用于她的庞大读者群的情感结构。

《倾城之恋》里，范柳原和白流苏第一次见面，是范柳原安排了“先去看电影”。^[16]《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佟振保和娇蕊的恋情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因为娇蕊新做了一袭衣服想出去玩，振保于是提出：“要不要去看电影？”^[17]《创世纪》里，毛耀球第一次约匡潆珠，也是一句“礼拜天我请你看电影好吗？”^[18]《多少恨》一开头，就是一大段关于“现代电影院”的描写，女主人公虞家茵就在电影广告牌下等女友一起看电影，女友没来，票子退给了陌生的男主人公，俩人一起看完电影出来，虞家茵的宿命也开始了。^[19]

事实上，光是“国泰电影院”，^[20]就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出现过多次。许小寒和她一心一意爱恋的父亲在“国泰”被人误会为一对恋人，因为小寒的同学刚巧“也是在国泰看电影”。^[21]虞家茵和夏宗豫谈恋爱，看报纸找电影广告，也爱上国泰电影院。^[22]另外，《十八春》里的曼桢和世钧也上国泰看电影。(www.xing528.com)

在《十八春》里，“电影”基本上成了最重要的情节推进因素。世钧和曼桢除了一起去看电影，几乎没有其他娱乐节目；而他们关系的进展（包括恋人间的必要的波折），一半也是这些电影奠定的。小说一开始，“电影”就上场了。是个除夕：

世钧在叔惠家里吃过年夜饭，就请叔惠出去看电影，连看了两场——那一天午夜也有一场电影。在除夕的午夜看那样一出戏，仿佛有一种特殊的情味似的，热闹之中稍带一点凄凉。^[23]

整个小说的调子于是被这两部匿名的电影定下了，而且，张爱玲似乎暗示了，“诸位放心了，主人公世钧是个爱看电影的人”，至于“爱看电影”，对于1940年代的读者来说，基本上就可以放心地把女主人公交给他了。慢慢的，曼桢和世钧开始单独约会，小说里因此经常会有这样的句子：“世钧今天本来和曼桢约好了，等会还要到她家去，一同去看电影”；“世钧到楼下去打电话去了，打给曼桢，因为下雪，问她还去不去看电影”；“今天怎么不去看电影去呀？”^[24]他们聊天，说到朋友，曼桢就说：“我觉得这些人都是电影看得太多了，有时候做出的事情都是‘为演戏而演戏’。”^[25]后来，“电影”还成了曼桢和世钧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波折的肇因。

那一次，曼桢家的一个叫慕瑾的亲戚到上海来，住在他们家，曼桢的奶奶因为属意他，想让曼桢嫁给他，便对世钧冷淡起来。所以等星期六晚上世钧去找曼桢时，顾老太太就冷冷的，说曼桢出门了。世钧问上哪儿了，顾老太太道：“我也不大清楚。看戏去了吧？”世钧因此就疑心曼桢是和慕瑾一起去看电影了。^[26]从这次误会开始，小说就一路往惨淡的气氛里走。曼桢和世钧后来再也没机会一起去看一场电影。

在张爱玲小说里，很明显的，主人公如果闲聊，肯定会说到电影；如果需要安排什么娱乐，也就是看电影。《心经》里，许小寒叫了一帮同学在家里过生日，“所谈的无非是吃的喝的，电影，戏剧与男朋友。”^[27]张爱玲的主人公相亲，多半也借助于电影院。《琉璃瓦》里，姚太太的女儿虽然一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但是如果没有电影和电影院，她们的出嫁可能要多费很多周折。比如女主人公心心，跟一个陌生男人见了面后就喜欢上了人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喜欢看话剧跟电影”。^[28]在这里，“喜欢看电影”基本上成了一种人品和性情的保证，暗示了喜欢电影的人必然是懂感情，有爱心的人。所以，张爱玲笔下的芸芸众生并不是人人有资格上电影院的。

一般来说，坏人、冷酷的人、商人、上年纪的人和佣人是不太够格上电影院的。比如，《十八春》里，祝鸿才、曼桢的姐姐妈妈奶奶、家里的佣人阿宝就从没被写到去电影院。而世钧的朋友叔惠在平日也不被允许随便上电影院，在世钧和曼桢经常上电影院谈恋爱的岁月里，张爱玲虽然也时不时地写到叔惠出门去，但从来不提他上哪儿去；后来，叔惠和翠芝陷入爱恋后，张爱玲才开始报道他们的行踪，比如有一天，叔惠上翠芝家（当时翠芝已经嫁了世钧），翠芝便很高兴地向叔惠笑道：“我请你吃饭，吃了饭去看电影。”^[29]

好像是，在张爱玲笔下，“电影”已完全摆脱了“道具”的位置，上升为情节，故事或主人公。少了“电影”和“电影院”，张爱玲笔下的怨男怨女就无处栖息了。无论是“曼桢和世钧”，“叔惠和翠芝”，“虞家茵和夏宗豫”，“心心和程惠荪”，都是需要通过电影和电影院来展示他们非同一般的关系。或者可以说，张爱玲在“电影”身上寄寓了一种最强烈的生命之爱。《花凋》这篇小说写了一个患肺病的女孩叫川嫦，她在病入膏肓的时候，带了五十块钱出门去，打算买一瓶安眠药，后来安眠药没买成，她就“茫然坐着黄包车兜了个圈子，在西菜馆吃了一顿饭，在电影院里坐了两个钟头。”^[30]而《十八春》里的世钧之所以会因为仅仅“疑心曼桢是和慕瑾一起去看电影了”而造成两人间的误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曼桢和慕瑾一起去的是“电影院”；如果他们去的不过是百货公司什么的，世钧的烦恼也不至于如此深刻，实在是“电影”和“电影院”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承担的抒情功能太独一无二了。基本上，“电影”就是一种感情的奢侈方式，是毋庸解释的恋情，甚至就是爱情本身。

安德烈·巴赞在《电影是什么？》中说：

唯有摄影机镜头拍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的再现原物的需要……它已经摆脱了时间流逝的影响……它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31]

这段话包含的浓厚抒情意味，很有点“情爱论”的味道。如果置换其中的主语“它”为“爱情”，上面的论述显得更加贴切。因此，以精神分析的方法而论，“电影”和“爱情”有许多同构性，特别是，它们共同带有的表演性，以及彼此对“黑暗”对“夜”的无限钟情；而且，电影对生活的提炼——摄影机剔除了蒙在客体上的斑斑锈迹，就像爱情对恋人的过滤。

以后，当“电影”的恋爱功能变得勿庸置疑后，“看电影”就成了“上海恋情”的主要内容，就像新感觉派健将穆时英在短文《我的生活》中所描述的自己“公式化了的大学生的生活”：

星期六便到上海来看朋友，那是男朋友，看了男朋友，便去找个女朋友偷偷地去看电影，吃饭，茶舞。^[32]

再以后，“看电影”就变成了外地人想象上海和上海恋情的一种方式。在施蛰存的小说《春阳》中，“昆山的婵阿姨”来到上海，一个人在饭店吃饭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中年男人也独坐一桌，便幻想起来：

“小姐，”他会得这样称呼吗？“我奉陪你去看影戏，好不好？”

可是，不知道今天有什么好看的戏，停会儿还得买一份报。现在他看什么？影戏广告？我可以去借过来看一看吗？假如他坐在这里，假如他坐在这里看……

“先生，借一张登载影戏广告的报纸，可以吗？”

“哦，可以的，可以的，小姐预备去看影戏吗？……”

“小姐贵姓？”

“哦，敝姓张，我是在上海银行做事的。……”

这样，一切都会很好地进行了。在上海。这样好的天气……^[33]

这个“昆山的婵阿姨”，小镇上的一个富有寡妇，抱牌位成亲的，在家乡，族中人对她都是虎视眈眈的，所以，她始终很吝啬地守护着自己用青春换来的财富。但是，上海的春阳释放了她，“一种极罕有的勇气奔放起来，她会想，丢掉这些财富而去结婚罢。”^[34]因此，当她看到一个年龄相当的男人时，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绮思臆想。但是怎么开始呢？“谈谈影戏”，这是“昆山婵阿姨”能够想象的最浪漫方式，也就是说，她认为这是一种上海式的恋情的开始方式。在这里，“电影”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具有辐射力，一个是“恋爱”，一个是“上海”。换了在昆山，婵阿姨的这一番空想不一定会寄托在影戏上；而如果婵阿姨不是想和这个中年男人发生浪漫的交往，她也不会把自己的欲望诉诸影戏。因此，当大量的上海都市文本向“电影”馈赠越来越多的罗曼史后，“上海”和“电影”和“恋爱”在语义上开始互相衔接，电影便意味着“上海恋情”。

同时，因为“恋情”越来越紧密地缠绕在“电影”这个意象上，当新一代作家描写“恋情”时，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总要征用电影；这样，新一代恋情因为电影的关系，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夜晚，小说和电影世界的恋爱时刻因此也被“电影时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