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历史：外来人口急增，新景观拓展城市空间

一、新城市与新感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处于不停变动之中的大都会，都市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其变动之迅速、形式之繁复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把握能力。其时的上海如同一个不断改写、自我繁殖的文本，每一处涂写、脱漏和断裂，都给人们造成了混乱芜杂而又意味深长的困惑。站在今天来看，三四十年代上海生活环境的变化首先表现为都市空间的巨大变迁。1933年，跑马总会大楼建成；1934年，高19层的百老汇大厦竣工，集银行、饭店、公寓、舞厅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号称“远东第一楼”的24层的四行储蓄会大楼，也于同年建成。与此同时，在公共租界，新古典主义建筑不再独领风骚，各种建筑风格开始争奇斗艳，外滩的建筑景观遂为之一变。都市空间的变化当然不只表现为城市天际线的升高，空间的组织纹理也在悄没声息地发生变化。据统计：

进入1930年代，公共租界每年建造各类房屋，平均在五千幢左右，房地产市场1931年的成交额达一亿八千万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而在这些新建房屋中，提供娱乐和消费场所的建筑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1932年，号称“东方第一乐府”的百乐门舞厅落成开业；1933年，中美合资的“大光明”戏院耗资百万完成重建，内设咖啡厅、弹子房、舞厅和剧场，成为一所具有多种娱乐功能的现代化戏院；1936年，大新公司开业，四大百货公司从此比肩上海滩。其次是传播媒体的飞速发展。据上海通社1933年的统计，当时仅英文杂志便有“二十个月刊，十九个周刊，和约莫着六个杂类刊物”，这还没算上其他语种的外文刊物。同年，上海已拥有了41座广播电台，占全国电台总数的一半，仅在上海国际电讯局注册登记的收音机，已经超过6.3万台。1933年的一项统计表明，上海全市居民拥有收音机的总数已超出20万架。以电台为标志的新的传媒手段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使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看不见的电波不仅把一个广大的区域联结在一起，而且还创造了一个能够提供某种身份认同的“想象的共同体”。到20世纪30年代，公共租界的南京路，法租界的霞飞路，虹口的北四川路，一起组成了中国商业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宏大图景，这个区域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所展现的新的生活方式，使之与滞后发展的大陆本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所崭露的正是一种超前的现代性。在此意义上说，1930年代确实成了“一个真正重要的时刻。”

当然，变化并不只是局限在上海租界内，环绕着租界的华界也在经历着不乏阵痛的变迁。1930年代接连不断的战乱和天灾使中国农村经济陷入凋敝，大量资金从内地城镇乡村流向上海，大批“乡下人”也纷纷涌向上海，谋求生计和发财机会。有钱人来上海办厂，贫困无依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只好成群结队地来上海出卖劳力，一些民族资本家还通过会馆、公所、同乡会到家乡招工。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给上海的城市空间增添了新的景观，在浓烟滚滚的工厂区，在肩挑背扛的码头旁，逐渐形成一个又一个居民点。这就是所谓的棚户区。

1895年前闸北尚是冢墓累累、人烟寥落的旷野，到1930年就形成了以宝山路为中心的人口密集区，1934年，商号达14357家。开埠之初，静安寺以西的曹家渡一带还是垂柳挂绿、蝉声绕树的荒郊，再往西的梵皇渡（今万航渡）犹是荒凉的古渡头，到本世纪30年代，以曹家渡为中心的沪西区已形成，40年代人口已不下三十万人。

居住在这些新城区里的，基本上是从外地涌入的移民，其中不少是贫穷的劳工。这另一个上海尽管无法和十足摩登的租界上海相媲美，但它同样是上海现代性的产物，是这座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各种构造因素互相混杂交错，使上海呈现为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庞杂结构，这里既有摩天大楼和日夜笙歌的销金窟——咖啡馆、舞厅、电影院、游乐场、大饭店，也有拥挤逼窄的小弄堂和石库门，以及一贫如洗的流民们聊以寄身的棚户区和“滚地龙”。(www.xing528.com)

不过，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尽管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毕竟还是一个乡土国家，广漠的内地乡村贫穷落后，天灾频仍，战乱不绝。相比之下，上海则不免要让人惊为异数。30年代上海的消费水平已可比肩世界大都会，上海的大学和高校数目更是跃居全国第一，群集上海的大批文化人构成了电影、咖啡馆等一系列文化娱乐方式的基本消费群体。同时，上海市民阶层的消费力也大大增强。从1920年代末到1935年，上海市社会局对上海一般工人的生活程度与家计情况进行了持续数年的跟踪定点调查，发现上海的一般工人家庭年均生活费支出是454.38元，而北京的一个工人家庭却只有202.92元。在1930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的支出中，杂费支出年均112元，占总支出的24.6％，这个比例和当时的先进国家相比并不低。按社会学的观点，作为人的发展所需费用，杂费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越大，就意味着“生活文明程度的提高与人的现代性比例的增大”。虽然用杂费来比较生活的文明程度有片面和笼统之嫌，但是对于收入低下的工人家庭而言，除去生活的必须费用，这项收入是比较能反应他们的文化生活和受教育程度的。在这112元的杂费支出中，“现代性开支占较大比例”，包括卫生、医药、娱乐、教育、交通、社交等适应现代都市生活与人的发展的费用，共为33.68元，占杂费总支出的30.10％。尽管不同收入组的文化娱乐层次与方向不尽相同，但依然可以看出：

即使是年收入最低的工人家庭，也有每年0.63元的文化娱乐开支，相当于四口之家每人听一次地方戏，逛一次大世界，或看一次电影。尽管少得可怜，在当时已“远胜于国内的各地的劳工阶级，即较欧美日本诸国，亦不多让”。

所以，1930年代的很多平凡家庭也开始享受一个越来越成熟的都会所提供的种种生活和娱乐设施，比如，电影院。所以，考察电影在三四十年代所带来的社会情感变化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说过，在最终意义上，城市只是一种话语和一种语言，因为物理的城市永远是被人经历、叙述和评论出来的：“每一天，我们说到城市，我们就是在说一种这个城市的语言。”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更进一步论述说：“城市就是一种话语，因为它自身没有意义，它是在言说、写作和表达中获得存在的，这种呈现不光是书面的，还在哲学、电影、报道、运动、各种秀等层面上呈现的。”

在我的考察对象中，有两类文本占据了核心，即文学作品和电影。之所以把文学和电影作为主要论述对象，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两类文本最感性、最有想象力而且也最能体现我所谓的都市新“感觉结构”的风貌。鉴于此，我对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生活中的“物”的考察，并非是对这些“物”本身的考古学式的鉴定，而是对关于这些“物”的话语和文本的考辨和分析，是关于话语的考古学。

因此，在本文中作为分析对象出现的“物”，比如“电影”和“电影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话语内部建构起来的，它们与曾作为实体存在的“物”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错位和断裂，而在我看来，这些错位和断裂恰恰是最为意味深长的，在这里折射出的正是主体的情感体验和想象性认知图式，我们也可由此看到主体是如何以自身的方式试图来面对、把握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