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物（things）有其社会生命，我们应该努力去把握、理解物自身，因为它们的意义就铭刻在其自身的形式、使用以及轨迹之中。只有通过分析这些轨迹，我们才能阐释赋予物以生命的人类的事务和算计。正是变动中的物照亮了其所在的人类的和社会的背景。[1]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1903）中有一段讲主人公乘船到上海，在洋泾浜上岸，然后到“一品香”吃西餐。席间，少牧问子靖四马路共有几家番菜馆，子靖答道“现在共是海天春，吉祥春，四海春，江南春，万年春，锦谷春，金谷春，一家春，连这一品香九家。”当时西餐馆生意之好，由此可见一斑。虽然上海开埠未久即有番菜馆出现，但多半仅是洋人宴会之所，只是在19世纪90年代后，以前鲜有华人过问的番菜馆才热门起来，“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挈眷，异味争尝”。士大夫们也多喜好在番菜馆宴游。人们乐于去番菜馆争尝“异味”，未必是因为菜肴之美，倒是番菜馆豪华的室内装饰——“壁炉，枝头灯，长条餐桌，靠背椅”——以及安静的环境，更能令他们体会到一种迥然不同的“异味”。显然，这种“异味”主要还不是味觉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换言之，人们在番菜馆所消费的主要是一种异文化想象。番菜馆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体验，这种异文化体验正是通过“壁炉，枝头灯，长条餐桌，靠背椅”这些器具以及相应的室内装饰生发出来。
由此可见，器具和环境等物质存在并非与人的感觉和情感了不相干，恰恰相反，在很多时候，正是这些包围性的物质存在有力地塑造了人们的感觉方式以及对于周遭生活的认知和想象。而在我看来，作为社会产品的物，其意义还不只在于它们流通、使用的运行轨迹隐含了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变动的信息，作为对象性的意义符码，它们还深深地卷入到人的一切实践之中，在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物是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纹理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和支配了我们的“感觉结构”。(www.xing528.com)
“感觉结构”就是经由特定的历史时空，透过个人内在经验而建立起来的感知、与生活方式。譬如对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来说，某种建筑模式、某样交通工具、某些消费方式……正是这些生活细节提供了感觉结构的原始经验成分。就像鲍德里亚将“物的时代”和“消费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那样：“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生产、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2]本文也将从“物”的分析入手，探讨一种崭新的“感觉结构”是如何在现代上海的新兴物质生活形式中——其表现形态是日渐壮大的都市消费文化——逐渐成形、发展和变化的，这种新“感觉结构”又怎样型塑了人们对于变动中的消费社会以及生活的认知和想象，从而发挥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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