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

三、知识与生产：未完成的启蒙规划

无论如何，对于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样具有“现代”意味的印刷出版机构而言，印刷技术的变革和大资本的加入带来了从生产规模、市场营销模式到人员构成、生产和管理组织方式等一系列的变化，出版机构的运作不再仅仅限于出版印刷事务本身，而是演变为资本甚至社会文化的变革，这就是印刷现代性展开的结果。由于资本、市场的推动，文化生产以及文化传播的过程有着显而易见的物质性因素。这些物质性的因素在今天常常被归纳为商业性或者市场的力量，它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是具有解放性的。在对抗传统政治的一元压抑等场合下，那些具有解放性的因子就是直接附着于“商业性”和“市场”而“嵌入”在技术变革、生产组织、人事关系、企业管理等一连串与物质性生产相关的事务之中，对文化的转变产生作用的。这种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特点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并不只是出现在历史上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它同样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在世界书局、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等出版机构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不过，从对商务印书馆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当技术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由于文化经济学的作用，物质性的技术惯性会内在地产生出文化生产的要求。规模生产要求文化产品具有同一性，文学、文化生产和消费，文化认同建立的内容和方式就会出现新的状况。新文化的生产和循环，就从印刷技术转变到更深更广的层面展开。

技术本身是不辨别人的良莠也不辨别钱的好坏，它不会限定什么样的人能进入，也不会限定什么样的钱不能进入。由于印刷技术能力的展开所具有的巨大的吸引力，具有不同诉求的资本和人物进入印刷出版领域，印刷出版机构的规模会不由分说地扩大；不断扩张的出版机构在运作过程中也扩大了文化产品的类型、范围和生产规模，进而形成新的读物市场，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情况同时会出现；因印刷技术召唤来的资本规模的扩大和资本逻辑的增强，市场扩大带来的文化产品的多种可能，远远超出知识群体、新印刷技术掌握者所能把握和理解的范畴，新的状况和问题随之出现，这些新的状况和问题与知识群体改造社会的文化主张和理想之间显然是有矛盾的。印刷技术大规模的展开，逻辑地带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文化变革。在这个“现代”展开的逻辑中，技术、资本、生产、消费、市场与知识群体对于社会理想、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夹缠在一起，既围绕着新的出版机构的运作来进行，又深刻地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就是在晚清民初的历史时空中，在这种思想变革的大时代和启蒙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上海站到了历史和时代的潮头。

知识、文化、思想等等并不是在知识和文化思想里内在地生产，而是来源、产生于生产、实践的过程。当今炙手可热的理论家齐泽克说，意识形态不是仅仅存在于观念形态，而是产生和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中的，或许可以为之注脚。上海也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所在。不同于发生在北京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破旧立新，不同于火烧赵家楼的摧枯拉朽，在上海的文化转化过程中，精英文化，市民生活，小书店，大商人都会出现在这里，新文化的萌芽和发展，旧文化的重现和复兴，充满激情的启蒙思想，精于计算的商业运作，这些都能并行不悖地在上海的天空下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上海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传统，后来一直为人称道的所谓“海纳百川”大约就是这样产生的吧。

【注释】

[1]参见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见孟悦：《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117页。

[2]参见前面一章凤媛对于“江南文化与上海文化传统”的讨论。

[3]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概念》，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194页。

[4]参见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主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0）》，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页。

[7]参见霍尔、保罗·杜盖伊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导言》，霍炜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8]关于雕版印刷的技术和程序，可参见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83页，第215-226页。

[9]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10]参见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11]参见刘乃和：《从〈励耘书屋丛刻〉说到中华书局——陈垣生前著作的出版情况》，载：《回忆中华书局》（下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8页。

[12]傅兰雅：《济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13]晚清民初各官书局、私刻、坊刻的详细情况参见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

[14]傅兰雅：《济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15]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950年代，雕版印刷几乎完全为铅字排印所取代，但仍然有不少学者希望用雕版刻印自己的著作，觉得这样或更古雅也更方便读者。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1955年之前的著作就都是用木板刻书、自编自印的。比如《元典章校补》的刊印。在此前有元朝官修《元典章》，记载元英宗以前的典章制度，为《元史》所未录，史料价值极高。近代有沈家刻本，字体、刊雕、款式都很精美，但校勘粗疏，谬误百出。1925年陈垣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在紫禁城发现了明代著名汲古阁主人毛晋藏本《元典章》。于是以沈刻本为底本，用毛晋藏本、巴陵方氏旧藏本、南昌彭氏钞本、涵芬楼藏吴氏钞本等五个版本对勘，陈垣校出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妄改等问题凡一万二千多处。这些校勘出的成果，一方面自己写成著作，另一方面，就将错漏的页面仿沈刻本相同格式的木板、版型、字体，加以刻印、装订，因成书《元典章校补》五册。在当时读书人特别是陈垣看来，有了这个木刻本，凡藏有沈刻本《元典章》者，将所补部分拆分插入全书，则完整无缺，可成整体，美观方便好用了。参见刘乃和：《从〈励耘书屋丛刻〉说到中华书局——陈垣生前著作的出版情况》，载：《回忆中华书局》（下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2-56页。

[16]参见汪家镕：《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3页。

[17]陈衍：《陈衍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参见同前，第29页。

[18]关于平版印刷工艺特别是石版制版印刷工艺更详细的介绍，参见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569页。

[19]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

[20]上海《捷报》1892年12月23日，第49卷，第939页，杭州通讯。转引自汪家镕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406-407页。

[21]杂诗为孙瀜1858年11月27日拜访王韬及墨海书馆所作。事见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22]姚公鹤：《上海闲话》，转引自：《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23]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载：《申报月刊》第一卷第一号，1932年7月15日。转引自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4页。

[24]作为一种工艺和技术，铅活字制作、排版技术及印刷工艺相当复杂，不同技术分支的要求要素都很多，这里只能介绍一个一般技术的大概。参见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46-552页。

[25]此法试图仿效拼音文字，借以减少字模。比如，“碗”“蜿”“妬”“和”“秋”等字，只需要刻出“虫”“石”“女”“禾”“宛”“口”“火”等，就可以拼成。此法字模虽少，排字工就麻烦了，且单字余合拼之字，上下左右一同排列，长短大小不一，很不整齐。所以，经过实用证明基本上不成功的。参见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

[26]《美华书馆述略》，载1871年《教会新报》第165期。转引自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

[27]见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4页。

[28]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196页。

[29]参见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张静庐编：《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第257-283页。

[30]参见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59页。

[31]参见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32]参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版。

[33]参见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363页。

[34]参见叶再生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册），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44-555页。(www.xing528.com)

[35]庄俞：《鲍咸昌先生事略》，《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页。

[36]参见张人凤编著：《张菊生先生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页。

[37]严复致张元济信，1901年4月25日。参见周武：《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38]关于商务印书馆最初的创业以及张元济的加盟历史，可参见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2-134页。汪家镕：《商务的成功——敬业·创新》，《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15页。

[39]参见张元济：《拟制新式排字机议》，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卷四，第285页。

[40]印刷技术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与其他印刷机构的兴衰比较中得出。当时略晚于商务创立而具有相同性质的出版机构还有很多家，仅仅在上海，比较著名的就有创办于1902年广智书局、开明书店，创办于1904年的有正书局，1905年的文明书局等等。特别是以“输进文明为宗旨”而创办的广智书局，它的背后是当时思想和舆论界的旗手康有为和梁启超。广智书局因此也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宪政、思想、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出版有不少发行广泛的中小学教科书、师范学校教科书、英文教科书，此外还出版有小说、期刊。但广智书局还是在1927年歇业，被世界书局盘入。而商务印书馆却能够通过不断改进和提高印刷机械和技术，在竞争中得以发展壮大。

[41]张元济：《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页。

[42]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1949年9月）》，载：《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3]参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282页。

[44]参见高翰卿：《本馆创业史》，《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页。

[45]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见孟悦：《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46]张元济：《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0页。

[47]参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262页。

[48]参见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及101页第四章注释（2）。

[49]参见汪家镕：《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125页。

[50]张人凤编著：《张菊生先生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7页。

[51]参见：《商务五十年》，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772-773页。

[52]R.S.布里顿：《中国期刊出版》，第122页，转引自（法）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页。

[53]参见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16-119页。

[54]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5-56页。

[55]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68页。

[56]参见王益：《中日出版印刷文化的交流和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85-386页。

[57]汪家镕在《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中对于商务新式课本的编辑思想和编辑过程有很详细的分析，特别对杜亚泉编：《文学初阶》的“识字知理，引导人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文学初阶》大杂烩的编写仍只是旧式蒙学课本与最新教科书之间的过渡。

[58]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7页。

[59]张元济：《东方图书馆·缘起》，《张元济诗文》，第240页。

[60]胡适1921年7月19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4-152页。

[61]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2页。

[62]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1-122页。

[63]阿英：《晚清小说的繁荣》，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64]参见李侃：《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概况》，沈芝盈：《陆费逵伯鸿行年事略》，分别载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6-93页，第493-533页。有不少讨论中华书局何以诞生的文章，有意无意地把重点放在陆费逵之组建中华书局是否背叛商务的问题上，汪家镕先生对此作了客观而扎实的考证和分析（参见汪家镕著：《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第181-191页），但汪文过于注重商业上的竞争和陆费逵个人权益的合理合法性，而忽略了陆费逵早期思想的革命性。在我看来，陆费逵之自立门户不仅是由于他自己的不甘人下，个人才具受到商务的约束，更由于他思想中的激进性与张元济政治思想的保守性的不相容。虽然中华最初编辑出版的是中小学教科书，但其中确实饱含了陆费逵对于革命、政治的敏感和追求。参见陆费逵：《我的青年时代》之“我的政治理想”一节，载：《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481-485页，原载：《新中华》第2卷第6期。

[65]陆费逵：《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载：《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469-471页。

[66]参见俞筱尧：《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载：《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215-280页。

[67]参见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载：《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478页。

[68]参见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张静庐编：《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第257-283页。

[69]参见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59页。

[70]参见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71]参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版。

[72]参见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