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知识群体的思想和认识没有得到物质技术手段的支持，就开不出新路，难以有所作为一样，印刷技术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产生社会改造的力量，只有在特定时期的人、思想与技术变革结合之后，才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和文化改造力量。晚清民初的“崇实”思潮和印刷技术变革所提供的社会变革可能性结合到一起。知识群体有了思想上的认识，感觉到了新式媒体潜在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新生的技术工人掌握了新的印刷技术，有了新式印刷机，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生产能力，可以编印新式报刊、可以大量出书，生产此前完全不能想象的文化产品，这确实是一个此前未有过的新景象。但这种出版能力和印刷文化要真正展开它的物质力量，释放出物质技术潜在的改造社会文化的能量和作用，它还要求通过具体的个人和实际工作的运作，形成与前此功能不一样的组织结构，能够不仅仅依靠某个人在个别状况中实现，而是能具有普遍性地展开。新的印刷技术与人的结合也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产生了新的文化组织形态，创造出一种新的改造社会的方式——这当然是一代具有启蒙思想的文化人的理想。
于是，一方面，这种新的文化组织机构是印刷技术所蕴含的现代性展开的结果，另一方面，印刷技术又通过这一机构和它的文化产品全方位地渗透和展开，复杂地呈现出它的逻辑力量。印刷技术的变革使纸质印刷的规模化生产展开，类似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的现代出版机构创立，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如张元济者加入到这些出版机构中，一种新的不一样的文化生产机制形成。新式报刊、大量图书的普及，造就了新文化产生的机制，形成了与传统文化生产和运作不一样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基础。印刷技术的现代展开为新的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想象和建构开辟了另外的空间。
1.新式出版机构的建立
具体到商务印书馆而言，印刷技术与人的结合成就了新的出版事业。在1900年代的早期，这个人可以以张元济作为代表。张元济不是那种埋头于翰林院不问世事的读书人，也不肯让自己仅仅消耗于宫廷各种消息之中无所作为。他很早就以编译报刊、培养人才为他能做的改变中国的“急务”。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他主持翻译、刊印各种西学著作，对于印刷技术的制约及其革新，显然有深刻的领会。张元济的祖上就以收藏珍本古迹著称，始于1660年私家藏书处“涉园”，到19世纪时在江南已经很有些名气。祖上的诗书熏染，当朝翰林的荣光，万事无趣，书刊刻印大抵仍然是读书人的不朽事业。太平天国起义，“涉园”被毁，张家逃难南方，到张元济13岁时才“侍母回海盐”。[36]那时候，他已经会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了。广东的生活对于张元济的一生的思想和事业想来是重要的。粤地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最早被打开的地方，向来重商，来自西方的影响早于内地，显然，祖上诗书世家冥冥之中的光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外乡”的生活，为他理解印刷文化，感悟和看待“新技术”的力量、眼光，加上了不一样的灵感。在张元济的回忆文字里，除了在个别地方流露出的对召见过他的光绪帝和赏识他的李鸿章有同情和感恩而外，从来没有看到有什么材料表明张元济的离开帝都有什么怨怼，甚至连一点可惜和遗憾都没有。1899年被“革职永不叙用”，他料理后事，交账走人，几乎是头也不回的。李鸿章派于式枚来看他，询问以后如何打算，他没有犹豫地表示“想到上海谋生”。与诗书为伍、教书育人、编译印刷，再加上上海这个码头，张元济基本上找好自己的去处。
由于李鸿章的安排，张元济进入南洋公学译书院，主持翻译当时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政治、技术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严复是重要的倚重对象。一些后来被沿用的译者稿费支付标准和办法、选书的标准和方法、整理和校对的工作规则、出书的方式等等，都是张元济和严复双方商量着确定的。由于要刻印书籍、为公学的学生准备教科书、补充各种阅读材料，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和夏瑞芳渐渐熟识起来，对于雕刻、石印、铅印的种种，当时印刷界的技术、价格等行情，张元济也跟着熟识起来。1900年，严复应张元济之约译成《原富》，并写信给张元济推荐名家刻写安排石印，但张元济已经知道铅印技术成熟，比石印要好，就直接送商务印书馆铅印了。当时南洋公学的各种印件，大多是委托给商务的。19世纪末期的上海，各种小印书坊开得不少，但草创时期的商务仍然特别重视印刷设备的齐全和更新，各种各样的机器都设法置备，甚至有浇字机，可以浇制铅字卖，能承印各种中西文书籍。商务的生意蒸蒸日上，但他们中的一位合伙人还留在更大更老牌的美华书馆担任华方经理，以便从技术到材料上，能够暗通款曲，得到些另外的帮助。1900年，商务又盘进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的修文书局，第一个引进纸型技术，印刷技术更有提高。在张元济看来，夏瑞芳为人诚恳耿直，勤勉而好学，有事业心，值得信赖，即与夏订交，而商务所开展的印刷业务，也很有气象。1901年，印刷出版所具有的新的文化特质和力量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外间欲办报馆，译局者甚多”。[37]但这种状况注定是不可能长久的。技术的进步是以加速度向前发展的，生产能力的不足，物质的匮乏很快得到了改观。在引入具有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和传播机制之后，卖方市场就会变成一个买方的市场，技术的提升，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就被提上日程，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和逐利机制下，不能随着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加以提升技术能力的印刷厂会被更大更快的印刷机构挤迫、关闭，技术的竞争背后是资本的较量。抱定小本经营的印刷厂不是被淘汰就是被日渐边缘化。在单纯的印刷技术问题得以解决以后，印刷内容的重要性开始展现出来。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敏锐而有雄心的夏瑞芳觉得商务印书馆需要扩大资本规模了，需要寻找蕴含更大利润空间的印刷品。
适当的人与变革时期的技术相遇。张元济走进了商务，与实业家印有模一起入股，使商务的资产达到五万元。1902年，张元济结束了在南洋公学的编译事务，全身心加入到商务的印刷出版事业中来。与其说张元济的加入商务印书馆是由于夏瑞芳诚恳的邀约，不如说是印刷技术的召唤，张元济看到了印刷出版的力量和发展的潜力，夏瑞芳许诺给张元济的那350元月薪与其说是体现了夏的诚心和张的价值，不如说是印刷技术变革所具有的潜力的体现。夏瑞芳的礼聘张元济就是印刷礼聘出版的内涵。从此的十多年里，夏瑞芳任总经理，管经营，张元济任编译所长，管出书。[38]印刷技术变革早期出现的“印刷即出版”的业态开始发生变化，文化内涵增加了。1903年，商务印书馆引进日资，扩充机构，网罗人才，增购机器，聘用日本技师前田已吉、大野茂雄为技术指导，聘请多位日本教育出版界资深人士加入编译所编辑教科书。为了更妥善利用空间、节省劳力，张元济还亲自设计和推行“新式排字机”，为印刷技术的中国化进程殚精竭虑。[39]此后，夏瑞芳、张元济更多次出洋到日本、欧洲考察印刷技术的进步状况，添置更新商务印书馆的印刷设备。彩色石印、雕刻铜板、照相制版术、珂罗版、电镀铜板、三色铜板、铝版印刷等技术陆续被引进，创制华文打字机，自制印刷机器……以商务为标志的文化生产的条件是大大提高了，[40]从技术的进步到文化内涵的提升，一个对后世文化教育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出版机构开始了它新的历程。
有了大规模生产的印刷能力，有了致力于文化建设的策划出版人才，一个新式出版机构开始有点样子了。
2.文化建设的理想与各种不同读物的生产
在张元济看来，商务印书馆是“重要的教育机关”，当然与一般所谓“为商界服务”的商务印刷（Commercial Printing）不一样。在他自己还不掌握新媒体的时候，曾很羡慕他的同志者汪康年，谓“《时务报馆》之所为，盖先得我心矣。格致化学等学会，其名甚美，而其实未必有益。此时急务，总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41]显然，在张元济的眼里，鼓动人心，培育新人是当时最急迫、最重要的工作。在第一次很荣幸地“面圣”时，张元济向光绪进谏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自己的各种人才。戊戌维新失败，他还很书生气地劝康有为趁机会到南方去开办学堂，以为社会维新不可操之过急，等造就了一批新的人才，将来自然有人帮忙。[42]张元济不是宣传理论家，甚至在那个思想辈出的时代，他也没有贡献怎样振聋发聩的口号和文章。但改造国民，培育人才，造就一个新的社会基础，始终被那一代知识群体视为要务，打造这样的社会基础比出产少数的精英思想家来得紧要。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张元济就说，“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精英为要。”他要借助于这一新的舞台教育国民，培养大批的人才。在这个意义上，张元济是认定了而且一直坚持的。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恩泽天下”，有人举荐张元济出任外务部、学部、邮传部等职，清朝廷也下令要重新启用他，友人函电劝进，络绎不绝，但张元济再也无意于此。
那么，张元济是如何通过出书来体现出他所建立的文化认同和社会理想呢？
在张元济知识加盟商务以前，商务印书馆主要以印刷为主，也出版过几种书，主要是《华英字典》、《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英语读物。夏瑞芳等从教会学校出来，对英文的需求有些了解。看到当时上海学英文的人很不少，多用供印度人使用的《论英文读本》，但全为英文，教与学两方面都不便，请自己的姻亲谢洪赉牧师把课文中的单词添加汉文注释，改编成《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一时热卖，印了不少。此后的英文书籍不少就由谢洪赉牧师译注主持。另外就是社会流行的古籍、热门的思想读物为主，比如《纲鉴易知录》、《通鉴辑览》。看到好卖的书自己也跟着搭印些卖。据包天笑回忆，谭嗣同的《仁学》在当时是禁书，仗着在租界营业清政府管不上，夏瑞芳承揽了包天笑委托的1000册印数之余，就多印了500册，还“不够销”。[43]看到社会上对《通鉴辑览》之类的需求比较广，流行的木板印刷本，银元一二十元还买不到，商务就排个铅印本，不过二元几角，也很畅销。[44]当时商务经常为基督教会代印一些宣传小册子，有销量的自己还会再搭印一些。夏瑞芳的头脑活络、勤勉努力也体现在这些方面，不断地为他们购置的印刷机器找些此类的营生。此种行为在今天的印刷和出版业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不合行规和违法，但在当时，印刷和出版作为新式的商业形式，此等情形大约类似于今日互联网上转来转去的文章，虽不规矩却也在眼开眼闭之间，事实上对于当时的读书人也带来不少益处。这些没有什么计划，看哪本书有机缘就出版哪本书的营生不但为草创时期的商务赚了些碎银子，大概也可以算作商务印书馆赚进的第一桶金，而且，对于商务从印刷转向出版事业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也有学者因此指出，商务在这个过程中是有意识地开发了一个强调“实用性、职业化、普通人的读者群”，是新的社群发起的主体。[45]这显然是有道理的，虽然在本文看来，商务早期的作为是不是具有这样明确的意识和主动性，还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张元济有教育改造社会、普及文化的理想，但很显然的是，他当时是不是很清晰他所要造就的社群主体何在，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无论如何，新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密切关系却是通过商业和市场最早激发出来了。谈到当初的加盟入馆，二十多年后的张元济回忆说，“夏君找余入馆任编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46]大的事业当然也需要有一个高远的理念来号召和支持。在张元济看来，印刷和出版就具有支持教育这样的能力，能承担扶助教育的责任。
出书，怎样出，出哪些书有市场而且能体现他们改造社会、扶助教育的理想呢，这是第一个面对的问题。(www.xing528.com)
从社会政治思想变革的大潮中来，张元济当然要认为政治思想制度的改造是第一要务了。首先要出版的是严复对于西方思想著作的翻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铨》、《法意》、《名学》、《名学浅说》等等，1903年以后，都是由商务铅印出版的，而且多次印刷，广为发行。这些今天如雷贯耳的著译，最初的时候，虽然当时也顶着严复和《天演论》的光环，其中的不少书按照包天笑的回忆，是严复给金粟斋译书处抵大烟钱的。[47]而《原富》在南洋公学的版税也被明折暗扣。[48]可见商务出版之前严复及其著译的情形并不都很光明。严复的译著当然还只是张元济社会思想类著作的一部分。要造成广泛的影响，还需要有多方面的品种来配合，相互交织，形成社会思想的潮流。这在出版方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编辑出版丛书，从单本作战转变为集团战斗。于是在1903年商务的书目中，就有《政学丛书》，包括《万国宪法比较》、《宪政论》、《日本明治法制史》，有《帝国丛书》，包括《各国宪法略》、《各国国民公私权考》、《明治政党小史》。即使在今天，单从目录看，这丛书已经是非常整齐的，出这些书显然是张元济的主意。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知识群体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改革特别有兴趣，而日本明治维新、君主立宪以后“成功”进入“现代”，泱泱中华大国经过近几十年的洋务运动，船坚炮利，甲午一战却败于蕞尔小国日本。晚清知识群体系同样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纷纷“以日为师”，到日本留学，不少西方著作也就经由日本翻译过来。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着手厘定官制。这些“政学丛书”、“帝国丛书”的出版显然是与“预备立宪”的政体改革舆论和举动相呼应的。单出书还不算，1910年底，商务印书馆举沈钧儒、林长民、陈叔通等为编委，创办《法政杂志》月刊，刊行五年。张元济、夏瑞芳等人甚至还加入了上海的预备立宪会理事会。商务之出版这些宪政思想类丛书看来是有社会变革理想，而不只是从商业利益方面考量的。与此类似的，还有《地理丛书》、《财政丛书》、《战史丛书》、《商业丛书》等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出版竟有100多种。1902年至1910年的8年间，商务印书馆出书865种，其中，宪政类图书14种，几乎都是翻译的。在1910年的书目上，还有“立宪国民必读”7种。这些书对于当时社会政体改革的探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知识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49]
宪政思想制度类丛书之外，商务印书馆在文化建设方面产生广泛而长远影响的是创办各种刊物。最早出刊的《外交报》为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时与蔡元培等几个朋友一起合股创办，“志在裨益时局，启发明智，非为牟利”[50]。该报实为旬刊，先是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张元济加入商务，《外交报》也就归商务发行了。此后，更创办有大型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1904），以及多种专业、层次的刊物，如《教育杂志》（1909）、《小说月报》（1910）、《少年杂志》（1911）、《学生杂志》（1914）、《妇女杂志》（1915）、《英文杂志》（1915）、《英语周刊》（1915）、《儿童世界》（1922）、《小说世界》（1923），随着图文书刊风尚的出现，商务又创办了各种画刊如《少年画报》、《东方画刊》、《健与力》等等，这些刊物最多时有二十种以上。[51]对于一个致力于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出版机构而言，创办刊物是非常重要的。刊物不同于书籍，它要求较强的时效性，可以和现实贴得更近，要求反应迅速；刊物也不同于书籍那样强调知识的完整，因此也避免了自我的封闭性，它的问题和空间是打开的，对于重要的现象和问题，刊物可以展开连续而深入的追究；刊物上的文章还可以因为栏目的多样而丰富，能满足多个层面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由于广告对于成本的分摊，刊物的售价一般较书籍便宜，刊物的发行量大，连续出刊，造成的社会影响显然不是单本书籍所能比的。在另一方面，由于刊物提供了广泛的版面空间，刊物所具有的广大而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任何刊物周围都会凝聚一批有类似文化认同和特点的作者队伍，而这些人正是在社会有影响力的知识群体。由于刊物的影响力大，刊物的发行和刊物上的广告对于宣传本出版社和出版社的新书也特别有帮助。因此，一个刊物运行得好，在作者和读者两方面都会造成很好的反响，同时也能借助于刊物更快地把握社会变化的脉搏。晚清民初的期刊发展没有受到来自法律和政府的实际阻碍，1908年虽然颁布了出版法，对言论和出版提出要求和控制，但由于晚清政府当时对于社会控制无力，这些规定和管理条文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众多杂志期刊使得商务在当时是上海的期刊出版业中居于首位，更由于后来中华书局也对应着创办了不少刊物参与竞争，从而为上海期刊、文化商业的繁荣，为上海成为当时中国出版业的中心直接奠定了基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定期刊物变得如此具有群众性，以致作者大多选择杂志和报纸副刊投稿，而不愿写书。短篇和随笔是这样一个时代的特色。除翻译品以外，几乎20世纪初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是以节本出版的，而且大多数发表于期刊。若干年内，定期刊物留给书籍出版业的事情，不过是重印和发行学校课本。”[52]夏瑞芳、张元济们当然没有这样一二三四地罗列刊物和书籍的短长，但他们这样大规模的办刊，显然是感觉到了刊物对于一个创办机构的重要性，刊物为出版社在读者群、作者队伍的建立、广告和市场开拓所带来的便利，以及刊物对于社会所具有的极大影响力。由于连续出刊，在时间上的要求，出版社的营业额也会比较稳定，再加上刊物预订的收费，为出版社提供了可贵的流动资金，刊物出售的码洋大大也增加了出版社的营业收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不必说了，就是《妇女杂志》，也成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刊物，传播新思想，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和潮流方面，开启了时代的先河。[53]
中小学教材的编印是商务之所以成为历史上之商务的最主要原因。张元济之踏入出版业，开宗明义“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中小学甚至大学教科书是直接的教育用书，当然费力最多，也最能体现一代知识群体对一种新文化的普及和构造。清末学校未开办之前，儿童读书多在私塾，《三字经》、《百家姓》、《幼学》、《诗经》之类，以“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而死读死背为特点。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开始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为我国自编教材的开始。大约1911年，俞复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从七个方面编成七编，出版蒙学课本，这些课本注意到由浅入深，也辅以图画，楷书石印，内容新式都比较美观。很受当时学校的欢迎，两三年之间就印行了十几版。[54]但这些教材借用外国知识分类，在体裁上模仿外国课本的体例和结构，却不按照新学校的学制分册，也未出版指导性的教材教法，教学上使用起来总是不畅。这些教材现在当然难以觅到，但据一些回忆文章就举国文一科为例说，认为仍艰深乏味，了无开蒙气息，客观上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需要。1902年8月，清朝廷颁布《学堂章程》，废科举、兴学校。全国各地公私学校纷纷创立。当时主要用的课本，仍然不外“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张元济认识到编写新式教科书已是当务之急。他“不避艰难，毅然负此重任”，亲自参加编纂。是年，商务出版了“最新初高小学教科书”16种，教学法10种，详解3种，中学校用书13种，同时还编辑有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用书数十种，外语类及相关杂书数十种。编辑这最初教材的除张元济而外，还有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伍光建等人，他们大多有学堂的教育经验，有留洋的经历以及某方面的研究专长。[55]这些教材后来根据时势需要都经过多次修订。1903年金港堂入股以后，商务更得到了日本教材编辑专家的帮助。一位长尾槙太郎是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富有编辑教科书经验的专家，另一位小谷重是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金港堂编辑部主任，在教材编辑出版和推广上极有经验。他们改变以前一人包办为多人合议的教材编辑方式。以“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辑为例，蒋维乔负责，最初的编辑思想，蔡元培等人都有参与制定，后来编辑过程中参加合议的就有张元济（所长）、高梦旦（国文部主任）、小谷重、长尾槙太郎等人。讨论包括教科书的编辑体例，含多少册，每册多少课，每课含多少生字等等，这些规定之后，试编若干课，然后一起合议、讨论、修改、定稿。小谷重和长尾的建议下，还请第一流的绘画家加上插图，增加学生的阅读和学习兴趣。[56]国文教材的编写，此前多为文言，尽管不断改进，学生特别是儿童，认字和释义仍然困难，1917年以后更配合时势多换为白话，选应用文和新式白话文为范文。最初教材的基本编写人员多为第一线的新式学校教员，不仅尽当时之可能遵照学生学习心理和实用的需要，编写严谨，而且一改传统开蒙读本中守旧的伦理道德教条，换以新的仁爱、平等、科学知识和思想观念，从一开始就把简单知识的学习和新思想的规训结合在一起。[57]最新教科书编定以后，未及五六日，即销去四千册，一再重印，四个月销售了十多万册，轰动一时。商务最新教材编写的成功使商务很快在晚清学校教材出版界居于领导地位。1906年，清朝学部审定初小书目，全国送审102册，其中商务就有54册，占53％，可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商务印书馆在教材编辑出版上获得的成功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其他书局竞相参与，几方面不断的拾遗补缺，改革、提高，中国教育从分散的私塾、换汤不换药的学堂，转变发展出学制渐渐清晰、学科建制覆盖广泛的现代教育系统雏形，不能不说，印刷技术的现代展开，更为快速、大量、多样的出版物为一代教育家和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完善开辟了另外的空间，教材的编写和改进展现了这一空间变化的最大效能。张元济说他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但他其实并不清楚要扶助的是“怎样的教育”，现在的这种教育形态显然是与通艺学堂不一样的。张元济等人从来没有表达过对于他们改造社会教育和思想成就的得意和满足，但现代教育的雏形的确立，具有新意识观念和思想的国民经由这些教材从最基本更广泛的层面展开，所谓“现代”的意识和观念似乎可以说是露出它的头角了。
当印刷技术成为思想传播的手段，也成为一门生意以后，现代出版的最大的问题和困境在于对利益的执迷。在出版界浸润二十多年之后，同样主要是在上海发展的张静庐深有感慨地说，我是一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这是一个“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分界线，虽然出版商也要为生活，为维持事业的必要开支而顾到“钱”，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58]张元济们显然没有仅仅醉心于学校教材及其参考用书的编写，虽然这个领域也需要全身心投入，而且利润大竞争空前激烈。在那一代的知识群体看来，浩瀚的中国古典文献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宝藏，千百年来发展而至清季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同样需要通过出版来传承。这是一代知识群体的精神认同和归宿，是精英的，被视为文化的、知识的、道统的源泉，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华文化和文明有着金钱和利益耗不尽的光芒和魅力。那一代人，即如读书不多的夏瑞芳、陆费逵等，也同样表现出对文化和文化人毫不犹豫的尊重。据张元济的记载，“时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谋鬻于人。一日夏君以其钞目示余。且言欲市其书。资编译诸君考证。兼以植公司图书馆之基。余甚韪之。公司是时资金才数十万元，夏君慨然许以八万。事虽未成。亦可见其愿力雄伟矣。”[59]商务印书馆在成立编译所之后，为便利编译人员查校及书局翻刻古籍之便，建涵芬楼，搜罗旧籍之多最为著名，后在张元济等人的经营下扩充发展为东方图书馆。在张元济看来，这是做好编译工作的前提。文化的生产首先体现在对文化的尊重、痴迷甚至膜拜上，上述夏瑞芳之举即为体现。但新文化之来，对于旧籍之价值，如何估量确实是问题。即如胡适在1921年看涵芬楼藏书，觉得西文书甚少，中文书中志书颇多。善本书颇不少。当他看到“有一部黄荛圃藏的宋本《前汉书》二十册，价二千元”，就发自内心地感叹“二千元买一部无用的古董书，真是奢侈。他们为什么不肯拿这笔钱买些有用的参考书呢？”[60]对典籍的价值在不同时空有不同的看法，胡适尚且如此认为，在需要考虑产出和利润的商务印书馆其他人看来，岂不更有啧言？在1926年东方图书馆成立之际，商务内部的各种人事关系纷纷扰扰，张元济之描述已故商务创始人此举，有可能是他在此种特定时空中说给特别的人听。面对各种压力，张元济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
张元济和夏瑞芳等人，对于古籍（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变的痴迷和价值认同是毋庸置疑的，而张元济原本就精于版本、目录及校勘之学。由此，张元济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成套影印出版了大批的古籍，如《涵芬楼秘籍》、《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藏经》等等。对于这些影印善本古籍之类的编选校勘工作，张元济都始终参与。在出版这些书籍的过程中，搜罗版本，调遣人力物力，精选精校，尤其以《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所花精力最多。除采用涵芬楼藏本之外，还辗转国内有名的图书馆和藏书家商借。为《四部丛刊》选择好的善本，他们专门派版本目录学家孙毓修和沈德鸿（即茅盾）到南京江南图书馆调查斡旋，另外派人到南京摄影、校勘制作。[61]为影印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等多次与政府方面斡旋，去日本向皇家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等处访书、商借，费时既久，所耗财力巨大，终于玉汝于成。正如当时的编辑者所云，这些大部丛书印成以后，每部丛书多的达三四千册，少的也有千把册，定价都在几百元以上。虽然多数成为目不识丁的富商大贾客厅的装饰品，但对于中国文化界不能不肯定是有相当的贡献的。[62]丛书发售预订的季节，张元济几乎每天都要到发售部门了解情况。商务的刊印古籍，从1920年的《四部丛刊初编》开始，以后更印《续编》、《三编》。此外，还有《学津讨源》、《续藏经》、《正统道藏》、《四库珍本》、《宛委别藏》、《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丛书》和《万有文库》第一、二集，《丛书集成》等，又把《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成“精装本”、“平装本”两种。从今天所能找到的资料看，商务印书馆，包括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印制这些大型古籍，并没有亏本或者不堪负担而招来怨声的记录。相反，按照章锡琛的记述，在经济困难的时期，这些大型古籍的预订书款是书局很重要的现金流。所以，常常是前一部预约书还未出齐，就登第二部预约书的广告，因此编译所整天使尽心机，拟议大部预约书的题目。事实上，为很多今天的学者所忽视的是，由于摄影石印、珂罗版印刷等印刷技术的便利，已具备的印刷机械需要大量的印刷业务支撑。一般选题和书籍成稿太慢，而涵芬楼（后扩充为东方图书馆）、中华书局藏书楼（后改为中华书局图书馆）所收藏的古籍需要利用，这些古籍的印制成本和利润也难于像其他书籍一样核算成本和利润。显然，对于这些典籍的出版，在操作过程中是超越于简单的利益核算的。一方面，在一代出版家的眼里，出版是重要的文化机构，是承担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于文明文化保护传承之重大责任，另一方面，成熟的典籍、潜在的市场、巨大印刷能力的生产需求，看上去不那么“现代”的古书旧籍被深刻地纳入到印刷“现代”的生产逻辑中了。
在这样的逻辑下，商务借用成熟的新印刷技术刊印古籍的工作，带动中华书局等其他出版机构纷纷仿效。中华书局校印《四部备要》，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编辑《辞海》等等，文明书局等等。这些古籍的刊印，普及的作用虽不显著，却面对了传统读书人群体的需要。而且，在有“话语权”的知识群体中却可以由此树立相当好的口碑，对于古籍保存和流传的意义尤其大。这些多方面展开的出版工作共同造就了1920-1930年代中国（特别是上海）文化出版事业的黄金时代。
比较于商务印书馆在普及教育、精英文化、时务期刊上的成就，在新文学遽成潮流之后，不少批评者以为商务印书馆在文学上的努力或过于保守。“晚清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书目上收录最多的，要《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文学类一共收翻译小说近四百种，创作约一百二十种，出版期最迟是宣统三年（1911）……当时小说，……至少在一千种左右，约二倍于涵芬楼所藏。”阿英所描述的状况当然与梁启超等人倡导“新小说”有关，但也仍然据阿英所总结的，“造成这空前的繁荣局面，在事实上有些这样的原因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的刻书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的产生。第二，是当时的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从社会的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爱国。”[63]商务在这方面的工作，从1903年出版《说部丛书》、《绣像小说》，此后更成套出版“林译小说”，1910年创刊《小说月报》，所用多为旧式文人，革新不足。但在当时小说作为一种文类仍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以翻译说部而著名的林纾，面对康有为“译林并世数严林”之誉，仍然要不高兴，大意也是认为他的功夫乃在古文，小说翻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1920年，《小说月报》为茅盾所接管，进而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大本营。上海的印刷文化又在新文学的历史上重重地写上一笔。面对不断变化的文学历史场合和文化生产市场，一代旧式知识群体如此规划、应变，大约算是很有眼光的了。然而，印刷技术的变革，印刷资本主义和书刊出版结合之后所造成的效果，还不只是在具体某几种类型作品的出版、某种文学思潮的流行上，由于印刷现代性的展开，晚清民初在印刷文化的生产、销售到读者、作者认同的建立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生产的场合，这是需要另外做更进一步探讨和分析的问题了。
3.印刷出版：启蒙文化的生意
印刷现代性展开所带来的巨大的读者市场，印刷技术所蕴含的强大生产力，使它成为新兴的资本角逐市场。印刷和出版需求之间的平衡也由于大批资金的进入而打破。出版机构的运作常常因为受到资本逻辑的控制而演变为资本的运作。
不同于商务之先办印刷而后出版，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诞生时却是只营出版而无印刷的。虽然，中华书局在民国后期是以印刷力量的雄厚（包括大量代印民国纸钞和各种债券等）来支撑整个书局的。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一直有着革命思想的陆费逵预感到了晚清统治的覆灭不可避免，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雄才大略的他不再像在武汉参加日知会时那样冲动，而是一边按部就班地到商务印书馆应卯上班，一边暗中邀聚合适的人计议筹划，通宵达旦地编辑适合新的共和国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筹措资金准备成立自己的出版机构。[64]“中华教科书”出版，书局“开业之后，各省函电分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之难，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65]很有意思，对民族国家有使命感的陆费逵感叹的重点不是读者的需求，而是读者市场的错失。也许是由于当时一般教科书的印刷根本不是问题，没有资料说明中华书局这第一批书籍是在哪里印刷的，但以陆费逵的作为和他自立门户之前在商务担任出版部长兼交通（公关）部长的资历，即使不是在商务的印刷厂，短时间少量地安排印刷事宜不成问题。饶是如此，是年冬，中华资本稍有扩充之后，即添设印刷所于福州路惠福里，置印刷机6台，专供印刷教科书之用。1913年，中华书局增资至100万元，扩股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迁至东百老汇路，印刷机增至十五六台，每天能排字200页，铅印100万张，彩印10万张，能精雕各种黄杨木版、铜板、电镀铜镍版，能制作出售字体精美的中英文铅字。[66]在当时的从业者陆费逵的眼中，没有足够的印刷能力支撑，出版社的生产能力就不能得到保证。一个出版机构要具备一定的竞争力还是要靠印刷能力来说话的，他不能让“供不应求”的遗憾再次出现。中华的崛起及其与商务的竞争导致了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号，自办印刷，“添购新式器械，增广印刷实力，延聘高等技师输灌欧美之技术，派人出洋留学养成完备人才”。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指出，商务印书馆印刷生产力的扩大催生了商务教科书、各种新式思想和书籍、期刊、传统典籍等选题和书稿。当时书业的营业状况，按照上海书业商会评议员、书记陆费逵的记述，前清末年，大约每年不过四五百万元，其中商务占三分之一，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等合占三分之一，其他各家占三分之一。到民国初年大约一千万元，商务约占十分之三四，中华书局十分之一二。[67]中华和商务的出版能力占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因此，当商务和中华都得到大发展之后，整个中国的出版印刷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也带动了中国印刷和出版物结构和内容的变化。1902-1910年的晚清十年是新式媒体在晚清开始活跃的十年。各种白话报刊创办，各种类型的印刷厂开办，纸张等印刷器械和耗材进口量大幅度增加。当时的铅字印刷用纸，大多依赖进口，从光绪年间开始大量输入。光绪二十九年（1903），海关开始有详细的记载，每年大约为几十万元。民国时期的1912年达到300多万元，1913年则达到600多万元，1920年更达到1000多万元。按照输入的数量计算，1912年为482667担，1913年迅速增长到971347担。此后渐有回落，到1920年恢复到一百余万担。[68]这些用纸在依靠进口的同时，国内造纸业也为印刷提供了很大的支持。188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机器造纸厂上海机器造纸厂建成投产，能日产漂白施胶的洋式纸两吨。1890年代，广州出现了能年产纸800余吨的造纸厂。1904年，中国第一家官商合办的龙昌机器造纸公司在上海创立，主要生产书刊印刷用毛边纸和连史纸，达到日产10吨的生产能力。1907年，官办武昌白沙洲造纸厂建立，年产连史纸、包纱纸、印刷书刊用纸530吨，1910年，志强造纸厂在东北吉林建立，主要生产书刊印刷用纸，年产500吨。此外，重庆、济南、广东、贵阳、上海等地在19世纪初叶都有大量机器造纸厂建成投产。[69]这些生产条件的出现也为印刷大于出版格局的持续出现准备了条件，为印刷和出版的关系，出版机构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带来重大转变。印刷能力的迅速扩大，为各种新生政治社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带来了几乎是决定性的变化。
根据《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的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的17年中，出版有500多种中文报刊，至1911年1月尚存92种。这些报刊主要集中在上海（33种）、香港（6种）、广州（7种）、北京（6种）、天津（5种）等地。而在1911年，创刊的又超过200种。这些报刊大多具革命倾向，与政论相关。在民国最初的五年里，据现有实物推算估计，大约有报刊680种。这些报刊除政党言论报刊而外，实业性报刊、科技、医药、教育类报刊大增，消闲类读物迅速增加。[70]包天笑在他晚年所著《钏影楼回忆录》里，回忆了他从苏州一个穷士子为时报写小说，编辑外埠新闻，每月可以得到薪水80-100元的生活经历。他在当时士人科举取仕、做塾师和医生、入幕、学做生意之外，蹚出了一条文人谋生的新路，也因此成为上海滩著名的小说家、鸳鸯蝴蝶派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报刊编辑。[71]后来的研究者也由此而把他视为因应社会变化，在新的纸质传播媒体兴起的时代所出现的部分江南士人的典型。[72]也正是在这样的传媒文化勃兴的氛围中，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重要阵地的刊物和出版社，那些或激进或保守的知识群体才得以啸聚报刊，跃到时代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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