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印刷技术变革与文化生产的影响

一、清末民初的印刷技术变革与文化生产

对印刷和出版文化的研究近年已经成为某种时髦了，特别是在历史和文学研究领域。但印刷和出版不只是一种文化，而是具有“物质”力量的文化生产，是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理解的“历史中的一股力量”，这就与“善本迷们品玩装帧、端详水印，博学家研究奥斯汀著作的各种版本”^[6]完全不同了。在达恩顿看来，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启蒙思想和运动不仅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传播过程，还是一个物质的生产过程，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清流思想腐败官僚、革命反革命者、有知识者没文化者、清教徒、贩夫走卒等各色人等，在流通、消费过程中为追逐利益而共同“生产”的“文化产品”。无独有偶，清末民初正是印刷技术在中国发生从用手工雕版印刷，经由石印技术，向用机器大规模活字铅字印刷转变的重要时期，其时的文化形态因此也呈现出巨大的转折性变化，精英的古典的文化逐渐为大众的时尚文化所取代。印刷能力的扩大所产生的改造社会的能量为注重“实学”的敏感的知识群体所认识，大机器生产衍生出的巨大的商业利润和市场也吸引了更多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具有“现代”意义的印刷出版机构因此而得以出现。印刷能力的扩大打开了更大的文化生产空间。众多中小型出版团体随之跟进，各种各样的文化因子由此而得以滋生。在这样的文化生产逻辑下，新的读者基础、作者群体得以产生。这就使得研究这一时期印刷技术何以现代、如何展开，当时的知识群体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技术变化，这些变化与社会文化生产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联系等问题变得特别有意义。借用霍尔（Stuart Hall）的分析方法来说，晚清社会从1840年门户洞开之后，历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维新，辛亥前后十余年间的各种变革，对文化的改造和变革逐渐压倒其他各种要素，被各个社会阶层所重视。在这个印刷生产实践的现代展开过程中，无论是文化人的学术活动，还是维新人士的译书、革命志士的改良、革命，无不借重于印刷技术以开展社会舆论的改造。晚清民初的思想文化变化因此而与印刷现代性的展开密切相关。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生而言，就不只是印刷技术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是由于印刷技术的现代展开，带来了背后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转变，带来了从生产到再生产完成的整个运作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功能组织的变化。^[7]于是，印刷出版的生产实践过程与现代思想文化特质的发生过程相互缠绕、推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新的文学观念、思想，以及接受这一新文学观念和思想的社会文化基础，也就在印刷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中得以产生。

印刷之事并不简单是印刷工艺本身。尤其是当大规模的印刷工业展开之后，它牵涉到多个方面的配合，比如技术、资金、市场、发行方式等等。即使单就技术而论，牵涉到制版、活字拼版、油墨、纸张等。说得更笼统一点，它与整个社会文化生产的技术能力、文化趋向密切联系在一起。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出版印刷是一个多种印刷方式并存的状态。撇开当时就已经有的满、蒙、藏、维等少数民族语种的印刷方式不谈，仅就汉语印刷而论，从官办的印刷机构，新型学堂、学校甚至私人兴办的印刷企业，都以不同的方式和状态存在。就技术方式而论，木板雕刻、石印、活字铅印等在不同的时期存在着共存以及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非常值得提醒的是，这些技术方式的变革、被采用场域的变化与阅读者主体的变化、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等等，密切相关。由于学科的分割和研究重点的不同，过往的研究中，专家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自己被规定所在学科的知识变迁。研究编辑史的关注的是书籍编辑内容的增删取舍，研究印刷史的关注的是印刷技术的改进和变革。作为物质力量的印刷出版所具有的文化再生产的功能和意义就比较少受到关注。本论文将分别透过对雕版、石印、铅印等三者的不同印刷技术原理、特点的呈现及其在晚清民初的运用状况的描述，历史地展现印刷出版的文化再生产怎样得以展开，又何以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产生“物质”力量。

1.雕版印刷和文化形态

以印刷技术而论，晚清时期虽有雕版、石印、活字铅印等多种技术方式可供选择，但仍然以雕版印刷为社会使用最为广泛。雕版印刷的技术特点比较简单，需要的工具和材料也简单，大抵只是各种样式的刻刀、木槌等。耗费比较多的是木材，通常是枣、梨、梓木，也有用黄杨、银杏、皂荚等树木的，大抵要求木质纹路细密，质地均匀，易于雕刻，同时也要求木材的干湿对比度小，其次就是要资源丰富，便于取材。印刷所用的墨汁，大抵是以松烟或油烟为原料，加以用动物皮夹、鱼鳞、鱼膘等熬制的胶质制成。据考证，油墨在中国三世纪初就有了。^[8]这些对于有几千年农耕历史的中国社会不是难事。剩下的就是雕刻制版和印刷了。外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说，“中国刻板法，将书以宋字写于薄纸，反糊于木板，则用力剞劂。书中所有图画，则有画工摹成，同糊板上镌之。”^[9]傅兰雅所谓的“宋字”，就是我们今天普遍采用的宋体字。“宋体字”并不是宋代开始的，而是出现于明朝万历年间，也被日本人称之为“明朝字”。“明季始有书工，专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10]这种字体非颜（真卿）非柳（公权）、非欧（阳询）非赵（孟頫），却糅杂了各体的长处，横轻竖重，适于写版，美观实用，很对中国旧式文人的口味。雕版印书的数量和速度，大抵因为耗的只是时间和人力，这在古代中国根本不是问题。按照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的理论，传统中国文化注重的是流传“时间”之长而不在于传播“空间”之广。因此，能以漫长的时间和廉价的人力解决的事情都不值得一提，所以记载很少。反而是外国来的传教士比较敏感，利玛窦的《中国札记》里说，一个熟练工人，每天可以刷印1500张，19世纪的英美来华传教士记载说，大约可刷四五千张左右。为保护木板，一般木板最好连续使用50次就要停下来，几个月以后才能再用，印数大约在每次五十部左右，至于刷印版次则视需要三两次不等。^[11]所以古代的那些典籍流传下来的少，除代代相传，代有损毁的原因而外，当初生产的就少，一般书籍大约只印百把几十部，与今天动则几千上万的印数不可同日而语。版刻之珍贵及其在当时社会所具有的意义也由此可见。

雕版印刷在中国开始使用的历史长，虽然有汉代就使用雕版印刷的说法，但以最保守的唐代开始计算，到晚清也有一千多年。这期间主要使用雕版印刷术印刷图书，技术成熟，各种生产用具物品如用纸、木板、机架、油墨，装订用的棕、丝线等已经形成生产供应线，甚至装帧方式，使用者的审美习惯也已经稳定。因此，直到19世纪中后期，不仅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甚至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所译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书籍的印刷，也都是以雕版为主。傅兰雅1880年撰写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对此有很详细的记载：“既脱稿，则付梓刻板……近来上海多用铅字活板，印中国书籍甚便。局内亦有一副铅字并印书架等。然所译格致书，仍用古制而刊木板，以手工刷印。此法为欧洲初有印书法之先多年而中国已用者，较铅字活版更省更便。其板各页等大，略宽八寸、长十二寸、厚半寸，每板两面刻字，每面当西书两面之用，可见一书全板占地无几。有云：‘刻一木板，较排活板所贵有限，且木板已成，则每次刷印，随意多寡，即只印一部亦可。’”^[12]从傅兰雅的记述可见，作为一种新技术的金属活字虽然被引进了，但印刷还不成熟，社会对某一种书的需求量也不是特别大，因此读书界大抵喜欢选择雕版印刷，觉得方便好用，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晚清到民初，按照一般的划分方法，雕版印刷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三大系统。官刻从1840年武英殿刻书之后的各种官书局算起，比较著名的有1863年曾国藩创立的金陵书局、湖北崇文书局（1863）、杭州浙江书局（1867）、成都四川书局（1871）、太原浚文书局（1879）、广州广雅书局（1886）、北京强学书局（1895）等等。主要刊刻的书籍包括《四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各地舆图通志等。清末民初著名的私人出版家有缪荃孙（1844-1919）、王先谦（1842-1917）、叶德辉（1864-1927）、刘承干（1882-1963）等人，他们本身也是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刻印的书籍包括缪氏《云自在龛丛书》19种、《烟画东堂小品》12种，王氏《汉书补注》、校勘本《东华录》、《东华续录》，叶氏《观古堂藏书目》、《藏书十约》，刘氏《嘉业堂丛书》56种、《明史例案》等。坊间商办营利性的书肆、书坊比较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苏州、南昌、成都等地，刊刻各种流行古籍如《诗经》、《千家诗》、《昭明文选》，各地名家望族预订的文集、著作如《冬心先生集》等。^[13]

雕版印刷在技术和习惯上之成为19世纪晚期中国典籍类图书印刷的主流技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印制成本低。1880年以前，由于成熟的技术和已经形成惯性的原料供应渠道，传统的工艺、生产流程，雕版的造价相对于不成熟的活字铅印而言也很有优势。同样是傅兰雅的记录，“若照西法以活板印书，则一次必多印之，始可拆板；设所印者年深变旧，或文字错讹，则成废纸而归无用。惟中国法则不然，不须巨资多印存储；若板有错字，亦易更改；而西法已印成书，则无法能更改也。有云：‘最能印书者，一日可成五千页，不用印架，不需机器，俱以手工手器印之，而工价亦廉，每四工约得洋一圆。’印书之纸为上等连史纸，另一种次者为赛连纸，较连史纸价扣八折。书用白丝线装订，较平常书籍格外精致，甚合于学士文人之用。”^[14]看到一个外国人这样记述中国的技术，常常不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为中国古代有这样先进的技术而感慨。这样的情绪和选择在传统学术研究和学者之间或者要更令人留恋一些。这同样影响到著作者对于印刷技术的选择。^[15]像这样雕刻印刷出来的学术著作，制作成本当然就比较贵，买的人显然不会多，所谓“读者市场”云云自然也就免谈了。

相对于欧洲15世纪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被广泛运用之前书籍流传仰赖于手抄本，雕版印书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给图书的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中国古代文明之发达，之足以傲世的也在于此。但雕版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雕版技术难以掌握，不便推广普及。刻成一部书版，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时间和木材，每种书雕刻一套版，虽然傅兰雅说“一书全板占地无几”，但那是一本书，对于长时间从事刻书事业的工场和作者而言，一部大部头的书往往要成千上万块版，而一部书版印用一次之后，往往要存放十几、几十甚至上百年，还要面对因天气潮湿而发涨腐烂、天气干燥而版型干裂变形、火灾虫蛀等等问题，管理仍然是极为困难的。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达，从长远的历史来看，当然是后胜于先，但一个时期的技术应对的是一个时期的需要。这些难以克服的困难显然彰显了雕版印刷的技术盲点和文化传播的困境。

在上述困难中广泛流传和应用的中国雕版印刷技术本身也正在某些方面展现了当时技术和工艺水平中产生的学术和文化特点。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生产方式下，形成了与雕版、刊刻等生产特点相适应的著名的以“考证”、“校勘”为特征的“乾嘉学派”的学问生产方式，形成了以藏书、刻书为聚集财富、传播文化的文化传播方式，形成了玩味版本、传承文明，同时也建构某种精神气质和身份的社会认同方式。但另一方面，由于一套书的印数只有几十、百来部。大多数官刻是因了地方大臣的个人对于刻印书籍之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而创办，书局的运营费用要靠国库和地方财政来支持，刻经（包括佛教经书）或者刻典多依官员的心愿，地方官员的职务变动也直接影响到书局的生存，书局刊刻的“政治正确”是毋庸置疑。殿刻要体现的更是皇家的心意，其刊刻大多供皇家收藏、馈赠之用，所谓藏之内府，彪炳千秋。就像今天人们喜欢追求世界第几的标志性建筑一样，皇家刻书讲究皇家气派，求全要大。如此情形之下，知识的更新，思想、知识的系统性、由刻书展现出的文化的计划性就更困难。由于雕刻的印刷数量、纸张、装订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单面印刷，那些大而全的大部头是够大够重的，价格自然也很不菲。如《康熙字典》，因为要“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学稽古者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的，算是需要普及和流通的书籍，武英殿设有“售卖处”。但该书所刻比现在4开本还大，也就是现在一般32开书籍的8倍大还多，4000多页，装订起来是42大册。这样一部《康熙字典》所要求的阅读和购买条件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康熙字典》问世之初的200年间，传布极少。^[16]

回头再看私刻和坊刻的情况。按说，比较于官刻，从投资到整个生产过程，这两类刊刻都是私人进行的，可以比较灵活，规矩也不会那么多。刻印的目的，大抵如张之洞所云，著书不如藏书，藏书不如刻书，留名而已。但私刻在传布上仍然存在很大困难，几乎没有刻意的销售，甚至在开始时就不指望销售。因此，一般家刻除了刊印自家著作、家谱、经书而外，难有作为。所刻印的著作本就刷印不了几本，除藏之自家阁楼之上勉励后代之外，卖不了几本，就是持赠送人的也很有限。这等赔本的买卖不是很多人愿意做，更不是很多人玩得起的。晚清民初的著名经学家陈衍有一首诗《卖书示雪舟》，道尽私刻窘境：“刻书不能多送人，刻成百卷几苦辛。呼仆买纸召工匠，印刷装订商龈龈。一函卅册价半万，辄以送遗吾将贫。无端持赠人亦贱，委弃不阅堆灰尘。街坊书贾为我卖，抬价数倍良可嗔。”^[17]而中国古代的刻书家大多是以家族另外的资产作为保障的。这样就让一件事情很难完成可以循环的再生产了。坊刻倒是为了销售而生产的，但由于要考量读书人的普遍需要，选书方面就偏重畅销书的，一些有需要但需求量较小的书籍就不得其门而刻了。福建长汀是清季坊刻重镇，有书坊近百家。但有学者统计，整个清代建本仅496种，而且其中大多是考试用书，诸如《四书题镜》、《书经汇串》之类，平均每家只有大约五六个品种。私刻之限于经济力量而不能刻印新书由此可见。更有问题的还在于，由于没有形成经济规模，缺少同业共同体的制约和相关学者把关，坊刻所刊刻的书籍普遍勘校不精，间或还有不良书商，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对已有典籍随意删节、篡改，清代有学者苛评云“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指的就是这一类。如此情形在清代也好不到哪里。为生意计，社会新知，偶有著述，要能再坊间刊刻，非通俗而流传者久，亦几不可能。

一个社会的文化生产、流通、传播的状况如此，确实很难说有怎样的前景了。究其原因，有学者或会指出，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知识水平低下，整个社会需求有限。但把这种情形与稍后将展开论述的石印和铅印的传入，石印、铅印成为主流印刷技术之后的情形加以比较，问题恐怕就不如此简单了。

2.石印技术的特点及其产品(www.xing528.com)

除雕版印刷以外，晚清时期比较流行的还有石印和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发明早，但由于活字制作、排版的技术问题很长时间都难以取得突破，其能量一直没有体现出来。倒是石印技术由外国传教士引入之后，很快风光一时，在当时的图书出版业产生巨大影响。石印的技术特点说来也简单，取天然大理石为材料，因为大理石质地细密、坚而脆、多孔、吸水性好并能在较长时间里保留水分，然后是借用油水相斥的原理，用脂肪性油墨将图文绘制在石版上，以水润湿石版表面，使没有图文的石版细孔蓄有水分，从而构成图文区域亲墨抗水，空白区域亲水抗墨。印刷时，以纸张覆盖在经过施墨及润水的石版上，然后用木制压架使石版上的墨迹转移到纸张上，从而完成印刷复制。“照相石印”与石印的原理同，不过获得图像的方法有些变化。通过对原有书籍照相，获得反字负片，在石灰石（亚铅版）上涂上感光液作正片。正片的图文部分感光后附着在石上，获得反像，未感光部分用水冲洗掉，上墨制版。因为是照相，所以能按需要缩小放大。这一印刷技术的特点使得各种图文，只要能把要印的文字、图像通过影印、绘制到石版上，就都可以精细地印制出来。^[18]石版印刷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由于新教传教是受到当时官方的限制，石印方法的印行是在秘密的情况下实验、传授和操作的，普通使用者难以接触，更难以和雕版、活字印刷加以比较。19世纪后期，外国在华势力日长，1880年代，石印开始随着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而浮出水面并迅速普及。

使得石印暴得大名的是点石斋印书局。贺圣鼐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中说，“英人美查开设点石斋石印书局，始有轮转石印机，惟其转动则以人力手摇，每架八人，分作二班，轮流摇机。一人添纸，二人收纸……每小时仅得数百张。至光绪中叶始改用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19]这就进入了半机械和机械化的时代，印刷的速度随着机械技术的改良不断加快。印刷轰动本身成为时髦。1892年底上海《捷报》刊登了一篇参观杭州使用蒸汽石印工场的通讯，以普通市民的眼光看石印工场印刷的情景，新奇、惊叹之余，表示“如果有机会，我打算再去参观这个蒸汽石印厂。”^[20]看通讯的叙述和用语，很有点托普通读者之名打“软性广告”的意思，但通讯所传达的社会对新印刷技术的吸引力大概是不虚的。类似的对新印刷技术感到新奇还不止此，更早的有文人对墨海书馆的机械印刷的记载：以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转，推送出入。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送。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纸。字以活版，以铅浇制……时人有竹枝词咏墨海书馆的机械印刷，“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21]流传很广。石印的蒸汽印刷显然是更进一步了。

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说，“石印书籍之开始，以点石斋为最先，在南京路泥城桥堍，月余前已拆卸改造矣。闻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每名率购备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不数月而罄。书局见获利之巨且易，于是宁人则有拜石山房之开设，粤人则有同文书局之开设，三家鼎足，垄断一时，诚开风气之先者也。”^[22]“闲话”之类文字或由经验感受而来，或不足采信，但比较前述雕印的42大册，点石斋以石印之术双面缩印本，对于一般读书人（其实仍然需要相当的身份和财力）的吸引力也就可以想见了。中华书局的开创者陆费逵1932年在总结《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中也说：“萌芽时期的铅印业……殊不足道。所印的书既寥寥，每年营业也不过数十万元。同时的石印业却印书多，而营业盛。因为科举时代携带便利的缘故，各种经书及《大题文府》、《小题十万选》一类的书，都缩成极小的版本。后来科举改革，要靠史鉴策论，于是《二十四史》、《九通》、《纲鉴》以及各种论说，又复盛行一时。”^[23]

由于石印技术的简便易行，印刷速度快，再加上科举应试者的需要，石印书局获利丰厚，一时仿效者众，形成清末出版界的“石印热”。当时比较著名的石印书局除点石斋外，有同文书局（1881年创办，1898年停办）、鸿文书局、蜚音馆、积石书局、扫叶山房、拜石山房等。石印书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变化，传教士印的宗教类不说，对于社会有影响的大抵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为应考者翻印应考书以及考试参考书，如《佩文韵府》、《骈文类编》，这部分承接了雕刻的市场但有所扩大。其二是一般民众阅读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畅销俗话小说，书局取其畅销、印刷快而且印数大，利润厚。其三是个编译局维新人士倡导和翻译的西学书籍。除此之外，石印术的出现催生了图文书的产生，快速的印刷也使得讲究时间效应的各种报刊的出版成为可能。文人书画，比如《佩文斋书画谱》以及各种诗文碑帖画报几乎就是应石印的出现而生的。除传统的书画而外，新创刊的书画报刊也很不少，当时仅在上海出版的画报就不下二三十种。著名的有《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等。这些画报图文并重，版式灵活多样，成为今天不断被学界讨论的，承载着晚清通俗文学消费性、现代性的各种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当时领风气之先，而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时务报》、《经世报》、《蒙学报》、《格致新闻》等，也借助于石印的印速快、印刷量大，而展现出现代新闻舆论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的力量，这在雕刻印刷几乎是不可能的。石印技术的兴盛时期，举凡经史子集、舆图书画、报章杂志、中学西学、无所不有。许多石印书局将有关新学、时务的著译汇集成丛书出版。不仅上海、天津、广州等通商口岸，内地各省的石印也迅速发展。从上面对石印技术特点的讨论可见，石印长于复制而短于创新。它的兴盛是由于满足了当时社会科举应试所需要的大量经书、策论范文。这些东西变化少，需求量也大，用石印简便易行。1901年，清廷明令废止八股，改试策论。1905年，科举完全废除。石印科举用书一下子失去了市场。在社会竞言新学的情况下，一般读书人对于传统典籍的兴趣减弱，石印古籍销路大减。另一方面，石印需要的印机、石材、油墨，需求量大，完全依赖进口，不少纸张也是由进口得来，成本消耗很大，没有相对大而稳定的市场是很难维持的。由于石印“其兴也勃”，甲午战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很快冒出近百家石印书局，碰到科举废除这样的大事件，不少书局，例如鸿文书局、蜚音馆等，顿时就垮了，所谓“其亡也忽”，这是后话。

3.铅印技术变迁及其“物质”力量

比起石印清楚简洁的引入应用历史，活字印刷的传入（或者说发展）过程就要复杂得多，其影响也更为深远。活字印刷技术原本由我国宋代毕昇最先发明，从木活字到泥活字，代有革新，到明代也有用铜活字、铅活字的记录，与谷登堡的发明是另外一支。但中国的活字印刷在雕版印刷的强势之下，未能广泛应用，而且由于排版、拆版、印制等一系列技术工艺上的配合问题没有解决，至19世纪晚期，仍然是“殊不足道。所印的书既寥寥，每年营业也不过数十万元”的样子。从原理上讲，活字印刷技术并不复杂，造字、排版、上机印刷，但实施起来却很不简单。首先是造字。须预先在泥、木或金属上雕刻或铸造成许多个像印章一样的反写阳文单字。要用机器大规模生产，印数和速度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实施起来每个环节都极复杂。因为汉字为象形字，殊不同于西文的拼音文字。西文的组成不过由那二十几个字母，而汉字的笔画、部首、偏旁多，加以不同的字号、字体，需要制作的字模就多而且复杂，字库制作必须大。由此就带来字架的占地面积大，排版工人就很困难。其次是排版和制版。手工排版的技术是，制作好字模后按照文章以铅字排好，字与字之间用大格铅和小格铅隔开，编排好后放在一个特制的铜框里，字面以石墨粉刷亮，铅字的字角和铜框的四周涂上黄蜡或柏油，以免电镀时这些地方也被镀上。经过这样的处理以后，通过电镀制作凹型铜模（俗称字型心子），然后将修整好的字型心子依照前述大小格铅所格出的缝隙用锯锯开，成为长条字心，再按字心的大小镶入同样的凹型铜壳内做成铜模毛坯。小心修整后，方可上机印刷。一书印毕，拆散书版，收起单字（俗称还字），仍可用以排印其他书籍。活字印刷术中的单字印刷灵活方便、快捷，单字也便于管理。制版之后，可制作复制版，如泥版、纸型铅版、电镀凸版等多种版型。一般纸型铅版可耐印万份左右，印速也比较快。^[24]至此，大规模印刷所需要的技术要求算是基本达到了。显然，这一技术完成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使用过程中，需要根据汉字和文化接受的不同特点加以改良，需要得到相关机械技术、动力等多方面的发明配合，其在生产各阶段的要素特点、成本、产出效益，所展现出来的文化生产的形态也完全不一样。

或许是由于谷登堡的印刷技术给予马丁·路德以及整个西方传教事业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19世纪的传教士一手举着《圣经》，一手拿着印刷字模渡海来华。最早来中国的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14年以中文雕刻和西文字模的“中西合璧”方式编印《华英字典》。1834年，法国传教士G.葛兰德（M.C.Grand）改良制作“华文叠积字”，做了艰苦的尝试。^[25]1840年代英国基督创办的墨海书馆，以铁架制版用非人力的半机械印书。1860年代美国长老会创办先在宁波后迁上海的美华书馆，创制了七号电镀华文字模，并改革排字架。同样由美国长老会创办清心书馆开设半工半读学校，培育印刷技工……大规模机械化的铅字印刷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渐进入可以生产的地步。从单字字模的制造、机器铸字、排版的精密度与坚固性、机械印刷的速度和质量到最后的装订式样，西方活字铅印技术的中国化过程展开。金属活字印刷渐渐体现出它的优势。“前所言之印书机器，至巧至速矣，岁印亿万纸矣。然犹西人用于中国之印书机器也……用火轮机器印，更不用人之挽机，不用人之入纸，半时许可印万五千纸，一纸分开，乃书数页，则半时许约计可印书五六万页矣，更巧而速。”^[26]据史料记载，1893年，福州卫理公会书馆拥有能印优质印刷品各种型号和功能的印刷机近10台，7副中文活字、7副英文活字，5副罗马活字以及150套零件活字，此外还拥有各种配套的铸字机、切纸机、冲压机、打孔机、接角机、嵌线铅条铡刀、铁丝钉书机等设备，日印刷能力8万页。有意思的是，书馆除印刷普通汉文书籍外，还开设分所，印刷福建地方方言著作。^[27]晚清的印刷能力已经不是雕版主导印刷技术的时期所能比的了。

由于石印和铅印技术在晚清民初得到了大发展，当时社会的整个出版印刷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也带动了中国印刷和出版物结构和内容的变化。可以对当时的印刷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没有全面的资料可以让今天的人们估算晚清时期各种书籍的印刷量。但据《在华教会书馆》的不完全统计，1875年到1893年，宗教小册子协会印刷了《圣经》《新约全书》480多万册，销售430多万册的记录。而鼎鼎大名的江南制造总局编译处，在清末的四十多年中，译印出版的史志、政治、兵制、工艺、数学、理化、医学等22类书是199种。在1871年到1880年的十年之间，出版98种235册。到1879年统计，售出1111部，83454册。这两个时期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28]但到1902-1910年的晚清十年，各种类型的印刷厂开办，纸张等印刷器械和耗材进口量大幅度增加，情形就有了很大的变化。石印、铅印技术开始被广泛应用，各种白话报刊创办，新式媒体开始活跃。用纸量的变化最能反应当时印刷能力的变化。当时的铅字印刷用纸，大多依赖进口，从光绪年间开始大量输入。光绪二十九年（1903），海关开始有详细的记载，每年大约为几十万元。民国时期的1912年达到300多万元，1913年则达到600多万元，1920年更达到1000多万元。按照输入的数量计算，1912年为482667担，1913年迅速增长到971347担。此后渐有回落，到1920年恢复到一百余万担。^[29]这些用纸在依靠进口的同时，国内造纸业也为印刷提供了很大的支持。188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机器造纸厂上海机器造纸厂建成投产，能日产漂白施胶的洋式纸两吨。1890年代，广州出现了能年产纸800余吨的造纸厂。1904年，中国第一家官商合办的龙昌机器造纸公司在上海创立，主要生产书刊印刷用毛边纸和连史纸，达到日产10吨的生产能力。1907年，官办武昌白沙洲造纸厂建立，年产连史纸、包纱纸、印刷书刊用纸530吨，1910年，志强造纸厂在东北吉林建立，主要生产书刊印刷用纸，年产500吨。此外，重庆、济南、广东、贵阳、上海等地在19世纪初叶都有大量机器造纸厂建成投产。^[30]这些生产条件的出现也为印刷大于出版格局的持续出现准备了条件，为印刷和出版的关系，出版机构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带来重大转变。印刷能力的迅速扩大，为各种新生政治社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带来了几乎是决定性的变化。

4.文化的生产，“胥赖印刷为之枢机”

由于印刷技术的革命性变革，晚清的文化生产状况完全展现了另外的风貌。根据《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的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的17年中，出版有500多种中文报刊，至1911年1月尚存92种。这些报刊主要集中在上海（33种）、香港（6种）、广州（7种）、北京（6种）、天津（5种）等地。而在1911年，创刊的又超过200种。在民国最初的五年里，据现有实物推算估计，大约有报刊680种。这些报刊除政党言论报刊而外，实业性报刊、科技、医药、教育类报刊大增，消闲类读物迅速增加。^[31]包天笑在他晚年所著《钏影楼回忆录》里，回忆了他从苏州一个穷士子为时报写小说，编辑外埠新闻，每月可以得到薪水80-100元的生活经历。在当时士人科举取仕、做塾师和医生、入幕、学做生意之外，蹚出了一条文人谋生的新路。他也因此成为上海滩著名的小说家、鸳鸯蝴蝶派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报刊编辑。^[32]后来的研究者也由此而把他视为因应社会变化，在新的纸质传播媒体兴起的时代所出现的部分江南士人的典型。^[33]也正是在这样的传媒文化勃兴的氛围中，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重要阵地的刊物和出版社，那些或激进或保守的知识群体才得以啸聚报刊，跃到时代的潮头。

由于石印和铅印开创时的印刷机构大多集中在上海。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但以木板刻印，印数和影响都很有限。编印于苏州的《励学编译》月刊、《苏州白话报》旬刊等也是用雕版印刷，但困难很大。这些新兴报刊（早期的“报”其实多是“刊”，无法按时每天出版）内容新、印量大，出版时间密集，还需要按时出刊，在刊刻和印刷上靠木刻几乎不能应付。而且报刊还不像书籍，几期累积下来，木板的量很大，弃之固然不肯，但保存也很费周章。晚清民初社会的文化状态和社会变革因此发生变化。石印和铅印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为新式报刊登上中国社会变革的舞台开辟了一条新路。

1896年1月，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在上海创刊，五日一出，铅字印刷。虽然很快被清廷关闭，但当年8月，由张之洞支持，汪康年主政，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十日一出。这些报刊的主要读者虽为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改革派人士，但大抵还是旧式学者，扉页石印，内文雕版，被认为“采集精，雕印雅，识文兼具，阅之令人狂喜”，而很快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创刊的销量便达到8000份，以后最多时达到了12000到14000份之多，影响巨大。《时务报》1898年8月改名《昌言报》，三期以后，改为铅印。^[34]晚清时期的革命报刊，《中国日报》、《民报》、《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等，大多为海外留学生和革命者创办，其中很大部分是在日本印刷带回国内，这当然是由于晚清政府的舆论管制，但日本离中国大陆近，铅印汉字的印刷技术发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海报刊印刷的兴盛很快成为各地的典范。不仅各地省城，保定、郑州、常德、扬州，甚至西北陕西等地，都纷纷从日本购买铅字和石印印刷机器，成立印刷局，直接为后来各地办官报、白话报提供了契机。由于市场空间的扩大，作为信息和知识中介的印刷和出版，成为召唤散落的个体民众力量的重要中介。印刷及其与之相伴而生的出版业成为一种新的有力量的行业，与当时的知识界和社会精英相连接，从而形成了某种新的社会变革力量。“戊戌变法之议兴，国人宣传刊物日繁，学校制度既定，复须新课本以资用，胥赖印刷为之枢机”。^[35]印刷技术变成了社会文化变革的基本推动力，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手段和空间。这既是一种新气象的表现，也意味着一场更深刻、复杂和重要的文化改造的来临。在西方印刷术引进之初，在这种新的生产状况下，新的印刷技术本身就是新文化。掌握了作为“枢机”的印刷技术，就掌握了新文化生产的钥匙。由于印刷出版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不是因为工具性的生产，更由于功能性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形态的形成，新的文化和知识生产格局在晚清社会终于成为主流，新的印刷技术因此而具有了推动和造就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说，批判的武器在这里转化成为武器的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