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海派女作家们在这样的情境中则表现得更为洒脱和放达，可能是因为更能贴近和融合上海都会的物质生活，所以她们看待生活也格外“透彻”。她们也许体会不到穆时英们在现代文明的纸醉金迷之后的虚空，但她们却能够于日常生活的小悲小喜中咂摸出物质生活的“实”来。所以，即使能够感受到江南的商业传统在都会文化情境中的某些紧张和摩擦，她们也会紧紧抓住现实生活的衣角，在充分满足了一己的现实需求之后，再去张看和虑及这些矛盾和纷争。因为要一心执著现实、享受物质，所以那些矛盾和纷争也就看淡了，看远了，反倒生出一种较为优游的心态，也因此较之那些男作家们，她们能够更好地处理江南商业传统在都会情境中的矛盾，并为上海的城市文化构建增加一种新的经验。有着江南移民身份的苏青就是最好的例证。
苏青出生于浙江宁波城西的鄞县，她快出生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学生赴美留学，母亲在产下她后也去了师范念书，所以6岁之前她是被寄养在乡下外婆家，江南的乡野民风也因此在她年幼的心灵上留下深刻印象。12岁入家乡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岁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20岁因结婚怀孕而退学，即随丈夫李钦后回上海，此后她便长期定居于上海，间或到苏州、杭州一带暂居。本来，苏青一心想做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但由于和丈夫在经济问题上屡出纠纷，感情上出现裂痕，最终导致婚姻的解体。自此，为了担负三个孩子的生活，她便开始了卖文为生的职业女性的生涯。
对于自己文学创作的商业性质，苏青一向都很坦然。她说：“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33]写作在苏青那里，说到底就是一种谋生手段，和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并无二致，写作就是为了“赚铜钿”，为了养家糊口，在这样一种意识下，苏青创作的商业性质自然是势所必然的。这种性质既表现在她创作的题材取向、审美趣味上，也表现在她小说的生产、发表的方式上。她的创作一般都是以男女情事、恋爱婚姻等世俗生活为题材，这跟她简单的生活阅历有关。但这样的题材却符合了当时上海都市正在勃兴的市民读者群的阅读趣味。代表作《结婚十年》就是以苏青自己的经历为基础，记叙了女主人公如何从一个“家庭主妇”走向“职业妇女”的曲折历程，其间所经历的女性讨生活的种种艰难和辛酸，渴望爱情却又终不得的惆怅和失落，都被真实地描画出来，表现出了女作家坦诚的个性和淳朴的笔触。《结婚十年》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品甫出，半年之内就再版了9次，以后的二到三年间，再版达36次之多，这样的数字可以说是创下了当时中国小说出版史的新纪录。[34]苏青小说的生产方式也完全是商业性的运作。她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分章节先投到周期比较长的盈利性的报刊和杂志，比如《结婚十年》当时就在《风雨谈》月刊上分章节先行发表，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上海文界相当普遍，一方面可以很快获得报刊的稿酬，另则也可以通过报刊杂志这样的现代媒体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力，为日后结集出单行本造成良好的声势。在众多作家中，苏青利用这种手段的力度似乎最大，她的广告永远都在她的创作的前面，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当时的报刊广告来寻找她的作品，往往会落空，因为有些小说压根儿就没有写出来。上述种种，都可以充分反映苏青写作的商业化气息的浓厚。
这种商业化、市民化的写作中，既有上海都市的商业氛围和市民社会带给苏青的刺激和鼓励，同时也不能不追究到她所出生的江南商业环境的天然引导。胡兰成就说过：“苏青出生在一个富有之家，祖父手上有几千亩田，但我没有听她说过，不知道她家是否还经商，我猜想早先是经商的，由殷商变成地主。宁波至今是浙东到上海的门户，浙东的鱼，盐，丝，茶，皮革，和上海的洋货对流，给了宁波的行家以兴起的机会。还有帆船与轮船的公司。它们是旺盛的、热闹的。宁波人就有这么一种新兴的市民的气象。苏青的祖父虽是举人，也是属于这新兴的市民群的。从这环境里长大的苏青，是热情的，直率的。”[35]胡兰成的这番话，既牵引出宁波这种江南商业环境和上海都市经济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宁波的商业环境带给苏青的重大影响，不仅止于善于精打细算的头脑，还有一种江南商业氛围中特有的“罗曼蒂克的气氛”带给她的对于人生肯定性的态度，一种“自信的满足”。据胡兰成看，“这种罗曼蒂克的气氛本来是中世纪式的城市，如绍兴，杭州，苏州，扬州都具有，但宁波人是更现实的，因而他们的罗曼蒂克也只是野心；是散文，不是诗的”，这样的评价从同样也是江南人的胡兰成的口中说出，确实是一种的评，而且他所点出的那些城市都是江南商业城市的代表，足可见出这种“罗曼蒂克”的气氛也是江南商业传统的一种特质，它源于一种江南城镇普遍的勤恳而富足的生活基础，指向的也是一种要抓牢生命、要经营生活的切实态度，热闹而坦白、亲切而踏实。张爱玲就说过，“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阿；……她应当是高等调情的理想对象，伶俐倜傥，有经验的，什么都说得出，看得开，可是她太认真了，她不能轻松。也许她自以为是轻松的，可是她马上又会怪人家不负责。这是女人的矛盾么？我想，倒是因为她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的缘故”。[36]正是这种“罗曼蒂克”式的“简单健康”，让苏青和张爱玲这两位海派女作家之间划出了界限。
和苏青一样，张爱玲也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善于享受生活，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点滴乐趣中体会到生命的欢悦。你看她在香港街头和同学一起有滋有味地吃小甜饼；跟开电梯的人学习如何煮出松软而又不塌皮烂骨的红米饭；兴兴头头地装扮自己、兴兴头头地布置房间，把自己的相片烘云托月般的弄得“很安好”；甚至于喝牛奶时都要回味一下那牛奶泡沫在碗边堆成的小白珠子；……但是在热切投身于这些柴米油盐、吃穿用度的背后，我们却看到了张爱玲在热闹的表象下保持的一种出人意料的冷静。还是用她自己的话，更能够真切地贴近和描述她的内心：“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得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37]她可以一面从平常的凡俗生活中领受着乐趣和欢愉，但另一面又始终不能忘却“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38]“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39]张爱玲这种骨子里的悲剧感与她早年阴暗的生活经历和出生于没落贵族的身世之感有关，与她身处于乱世的坎坷生活也有涉，这使得她始终保持着对时代和世俗生活的警醒态度。在这一点上，张爱玲是很不同于苏青的。苏青的执著于生活中，有的是那样一种江南商业传统浸染下的新兴市民对于生活和生命的踏实肯干和全心经营，那种热火朝天的生活气象是深入骨髓的；而张爱玲虽然也很投入于市民生活的小悲小喜，但她终究是出乎其外的，就像她的那本《流言》的封面上的那个独自凭栏、俯瞰世声的诡异女子一般，她永远都有一份远距离的看客姿态，在世俗生活的短暂满足之后，涌上心头的却是那种因为看透世事而无法抹去的长久悲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江南商业传统中的“罗曼蒂克”气氛成就了苏青之所以为苏青，是向上的，踏实的，认真的；而根底里没有浸透过这种商业传统的张爱玲，有的只是一种没落贵族的衰飒带给她的悠远而深刻的创痛，即使有一种火热生活的表象，那也是曲终人散的尾声，是俯就的，消沉的，玩世的。
可以看到，从江南商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苏青对于这种市民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入世的，对于上海都市的商业运作也是适应的，那么，苏青是不是就只有这种商业化、市民化写作的一面呢？我们看到她经常会质疑自己文章的意义和价值，感叹“为了生活，在替人家写有趣的文章”，终究“心里还难过得很”，[40]所以在面对同样是自己作品的小说《结婚十年》和散文集《浣锦集》时，苏青表现出了明显的情感倾向。她曾坦言：“我自己实在也并不怎么喜欢《结婚十年》……我只觉得这本书缺乏‘新’或‘深’的理想，更未能渲染出自己如火般热情来，不够恨，也不够爱”，她又说：“我爱《浣锦集》，因为这里的东西篇篇都是我的，没有掩饰，没有夸张，积八年来的心血，断断续续地一篇篇凑成的，在这里，我回味了过去的生活，有些心酸，但却不能使我号啕大哭。”[41]
在《浣锦集·后记》中，苏青曾用了一种很散淡、很诗意的笔法说到自己幼年在江南故家的生活：
我是生长在宁波城西有一个叫浣锦乡的地方，其名称的来历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家的房子很大，走出大门不远处，有一石桥曰浣锦桥。幼小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祖父到桥边去。桥边石栏上坐着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在悠闲地谈天。桥的旁边有一家剃头店，房子是我家产业，剃头司务名叫阿三，他见了祖父可恭敬，连忙端了张大木椅来叫他在店门前坐下，于是桥边的人都站起来了，问候我的祖父，把一切里巷见闻都告诉给他听，征求他意见，听取他的判断。他默默捻着须，眼望着天空，天空是蔚蓝的，薄薄铺些白云。我眼不转睛地看着我祖父，只听见祖父沉着而和蔼的在答复他们了。他的声音是这样低缓，态度安详到万分，大家都屏住气息，整个的浣锦桥上都鸦雀无声。
我站在一旁听，他说的话我可是不懂，但我却有种异样感觉，觉得心胸快要爆裂了。有什么气类东西要想吐出来，只是嘘不出，于是我就伏在桥栏上俯瞰这河里的淙淙流水，心里像是愉快，又似乎带些怅惘。
这种心情，在以后回忆起来的时候，就似乎觉得可以写诗，可以作画，可以作无数篇的散文与小说。我祖父与桥边石栏上坐着的各式各样的人，剃头司务阿三，以及有时在桥下划过的乌篷船，在桥上跑过的大黄狗，无一不活跃在我的眼前，于是我怅惘起来，心头起了异样感觉，想发泄，便动笔写，虽然写的未必是他们。——他们我不敢写，恐怕写得太不像，辜负此大好题材。——我写了这许多篇东西，灵感却是从那时候起的。
可以说，江南的乡居生活赋予了苏青最初的诗意，这种诗意让她能够在积极投入到都会的商业化写作的某些间隙中，还能够带着兴味地去回眸江南故地的生活；而且这种诗意还能让苏青在日常琐屑的生活中发掘出一种亲切感。在《豆酥糖》、《外婆的旱烟管》、《河边》、《小脚金字塔》等篇章中，苏青满怀着感情回忆了“较古的一种生活”：[42]那个和幼年的“我”在夜半的床上摸黑吃豆酥糖屑的老祖母，一直记挂着给“我”捎来几包豆酥糖；那个一生过着无爱的婚姻，只能将外公一时兴起送给自己的旱烟管作为情感寄托的外婆，偶尔丢了旱烟管就像丢了魂一般，直到最后去世，那支旱烟管时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身边；那个敦厚结实的祖父家的佣人毛伙虽然粗笨不堪、无知无识，但却心底良善，待人厚道，忠心耿耿；那个崴着一双改组派的小脚、在学校当女舍监的五姑姑，虽然有些迂腐和古板，但对于“我”和“我”的孩子却仍旧兢兢业业地绣了“许多枕头花”和“老虎头鞋”……可以看到，在苏青回忆江南故地的人事中，出现的都是她身边的这些小人物们，他们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和短处，但苏青却善于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发现一种至纯至善的“亲切”和“美”来。这其中自然有着女作家对于家乡故地的情感牵记，但这种带着古旧色彩的、民风淳朴的江南乡野生活对于她内在的诗性思维的激活，无疑有着重要作用。苏青也正是在对于这些故地人物的追忆中，拾捡起了在《结婚十年》这种更为市民化、更为通俗化的读本中失落既久的私人化经验，触摸到了自身内心情感的真实涌动。
再将这种由江南故地的人事所引发的私人化情绪推而广之，就是《浣锦集》中那些描述女作家一己感悟的篇章，比如《海上的月亮》、《自己的房间》、《我的手》等，或者状写自己在病痛中的种种心理活动，或者由现实的窘境所引发的希望拥有“自己的房间”的生存焦虑，凡此种种都叙写了苏青在困境中真实的内心状态，让我们看到了表面兴兴头头、热火朝天的女作家底子里的孤独、沉郁及欲望。虽然这种内心感悟，远没有张爱玲的那般灵动和轻盈，但到底，苏青的那种终究要投入生活的踏实信念，还是让我们能够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体谅和感动的。
《浣锦集》中还有一部分文章和苏青的内心感悟无涉，但却真实地展现了女作家在面对婚姻家庭琐事、育儿养儿方面的丰富阅历，比如《科学育儿经验谈》、《拣奶妈》、《教子》、《救救孩子》、《谈女人》、《谈男人》等。干练、质朴的文笔中体现出了苏青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女人”，同时也是一个职业女性的识见。张爱玲曾说：“我认为《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43]苏青正是在对于江南故地的深情回眸、在对于作为女性的一己体验的抒发中，摆脱了都会环境下商业性写作的平淡和琐碎，以一种私人化的感受和体验，唤回了最广大的“亲切”，让我们也看到了为了生存投身商海的女作家的感性和柔软的另一面。
这样说来，投身于商海的苏青，虽然有过为数众多的趋近市民趣味的创作，虽然在上海都会经济中的打拼也让她如鱼得水，但她身上那种江南文化的因子，却能够让她即使沉浮于都市，埋身于商海之时，也透着一种兴兴头头的简单和健康，绕开了都会经济中惯有的那种空虚和浮浪；或者干脆放缓商业化的节奏，在对于江南古旧生活的怀想和一己体验的关注中去聆听更为私人化的、体己的声音。来自于江南商业传统中的“罗曼蒂克”气氛让她远离了张爱玲的没落贵族似的虚妄和超离，实现了最广大的“亲切”；而旧时江南乡野生活带给她的诗意感触，则一再引导着她在商海搏击中能够关注自身的感受，抒发一己的私人化体验。这些经验一旦被置于同时代的上海城市书写者中加以对比观照，比如善写平民传奇的张爱玲，比如热衷渲染浪漫诡谲恋情的徐讦，我们就能够深切感受到苏青身上的那种江南文化的“简单而健康”的底子对于上海城市文化传统的一种更新力量。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从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到30年代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再到40年代以苏青为代表的海派女作家，他们分别处在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而他们的创作形态和文化生态也都构成了上海城市书写和城市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所带有的另外一重文化印记，让上海的城市经验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气氛。这种源发于乡土中国的文化形态，在进入到相对异质的都会文化环境后，一路充塞着摩擦、纠结和冲撞，但最终两种文化力量还是以一种咬合的姿态相互依赖和成长着。在这其中，江南文化既得到了海派文化环境所带来的现代性的历练和提升，上海的城市文化传统也由于江南文化背景的介入没有一味导向于西方经济文化形态下的都会模式。所以，上海的城市图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江南作家的出现，才使得其在整体西方化的城市映像中浮现出一些民族味道和本土气息。
当然，江南文化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地域文化体系，它对于上海城市文化传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江南”对于上海城市文化巨大而深远的覆盖力量，除了来自于经济力量和人力资源的支撑，除了江南商业特质对于海派作家创作的复杂形态的影响之外，更多的还在于“江南”代表了一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经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洋泾浜文化最初形成之际，这种地方性的经验对于上海城市文化品格的塑成和定型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价值。而在全球化、一体化语境愈发浓厚的当下语境中，厘清上海城市文化中的“江南”质素，也即从现代化、城市化的普遍经验中提取出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因子，无论是对于上海城市文化今后的发展路径，还是对于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和借鉴价值。
【注释】
[1]《1910年公共租界工部年度报告》，转引自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0—755页。
[3]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4]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2页。
[5]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6]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7]（明）王阳明：《王阳明全书》卷二五，徐爱、钱德洪辑，储菊人校订，中央书店1935年版。
[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6页。
[9]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10]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苏沪往来》，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11]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12]比如徐枕亚在《民权报》主过笔政，后自创《小说丛报》。周瘦鹃则任职于《申报》馆，大东书局等，自己还创办了《紫罗兰》杂志。包天笑担任过《时报》主笔，主任《小说画报》。吴双热编辑《民权报》，和徐枕亚、李定夷等创刊《小说丛报》。
[13]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新闻记者开场》，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www.xing528.com)
[14]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页。
[15]韩毓海：《从“红玫瑰”到“红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16]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年版，第383页。
[17]周瘦鹃：《闲话〈礼拜六〉》，《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页。
[18]刘铁冷：《民初之文坛》，载《永安月报》，1947年2月版，第93期。
[19]“改良礼教”一说借鉴了袁进先生在论述鸳蝴派作家时的提法，详见袁进：《觉醒与逃避——论民初言情小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
[20]转引自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21]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22]施蛰存：《〈现代〉杂忆》，《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23]胡兰成：《谈谈苏青》，《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24]卜少夫：《穆时英之死》，《无梯楼杂笔》，上海新闻天地社1947年版，第36页。
[25]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26]黄献文：《新感觉派小说的乡土、传统情结》，《福建论坛》，1999年第5期。
[27]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28]杨义：《中国小说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1页。
[29]施蛰存：《创刊宣言》，《现代》创刊号，1932年5月1日。
[30]施蛰存：《〈现代〉杂忆》，《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31]施蛰存：《〈现代〉杂忆》，《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32]施蛰存：《〈现代〉杂忆》，《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33]苏青：《自己的文章——〈浣锦集〉代序》，《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页。
[34]方铭：《谈苏青（代序）》，《苏青散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35]胡兰成：《谈谈苏青》，《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474页。
[36]张爱玲：《我看苏青》，《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7页。
[37]张爱玲：《我看苏青》，《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463页。
[38]张爱玲：《〈传奇〉再版序》，《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39]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40]苏青：《自己的文章——〈浣锦集〉代序》，《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41]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440页。
[42]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40页。
[43]张爱玲：《我看苏青》，《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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