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感觉派”的“老城厢”
毋庸置疑，相对于同时代的作家而言，包括30年代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40年代以苏青等为代表的海派作家，他们的商业化气息都是较为浓厚的。他们或者为稿酬丰厚的营业性报刊写作，形成“写家——报刊——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化产销模式”，[21]比如苏青在成名之后，她的著作广告永远都在她的笔锋前面，这正是借现代媒体力量扩大自己小说的销售面的典型做法；或者自己办杂志、开书店，直接投身商业活动。以海派的重头刊物《现代》为例。主编施蛰存就说过，《现代》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而是“现代书局老板要求办一个文艺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能由一个持久的刊物按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的也可以多销些其他刊物”，而他和现代书局之间，也是一种“雇佣的关系”。[22]这种海派文人整体上的商业化趋向，当然是和上海这个正在勃兴的现代都市以及正在成长的市民社会这一整体的商业性环境的鼓励息息相关，但同时，这其中是否还有来自于江南商业传统的内在影响？毕竟，这些作家，或者他们的父辈们都有着江南移民的文化身份，而且即使是身处在海派如此浓重的商业环境中，这些有着江南文化背景的海派作家们也没有一味地沉溺商海。如果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整体的都会商业氛围，让这些置身其中的作家们切身感受并融入到实际的商业活动中，那么，那些有着江南移民身份的海派作家们较之其他海派作家而言，则表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情态：或者在投身都市和商海的同时，仍于内心深处保有一份对于江南乡土的深切感怀；或者在看似踏实享受都市物质生活的同时，仍然展现出来江南乡镇商业环境所特有的“罗曼蒂克气氛”，[23]不论他们表现出怎样各异的形态，他们的创作最终指向的，都是在上海整体的都会商业环境中，兼顾到一种更为诗性和审美特质的恪守，这其实正是江南商业传统的“文商结合”特征进入到上海的城市文化环境后所体现出的新的特点，而这些新的特点无疑也给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机。
不妨结合他们的具体创作一一探之。
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新感觉派作家中的穆时英。穆时英，浙江慈溪人，其父是一位银行家。他在幼年时随父亲来到上海，在上海读完中学和大学。对于自己的这种“移民”身份，穆时英颇为在意。在《父亲》这篇小说中，他就曾写道，“父亲从商，先宁波后到上海，属带着乡村文化血统进入上海的第一代都市人”，而且从小说的字里行间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出身的是一个传统氛围浓厚的旧式家庭，那个“不肯失礼不肯马虎的古雅的绅士”的父亲显然是江南儒商的典型代表。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出身的穆时英，对于“文商结合”的江南商业传统应该是体会甚深的。而同时，穆时英自己又是“现代都市包装的产品”——“他，上海光华大学毕业，是个摩登boy型，衣服穿得很时髦懂得享受，烟卷、糖果、香水，举凡近代都市中的各种知识，他都具备”，[24]那么，身处在上海商业气氛浓重的城市文化氛围中的他又是如何恪守和表现这种江南商业传统的呢？
事实上，在穆时英的创作中，我们虽然能够看到他极尽描述之能事，采用形体、声音、光线、色彩等诸种可感因素和快节奏、蒙太奇之类的电影结构，来表现出上海这个商业大都市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我们仍旧能够从中感受到潜伏在那些绚烂缤纷、让人眼花缭乱的都市意象下的作者内心深处的悲哀。严家炎在《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中，就提出“在悲哀的脸上带了快乐的面具”，是穆时英小说人物的一个普遍特点。吴福辉也指出过读穆时英的小说“感到他们如鱼得水，畅游在现代物质文化的河流之中，不过待到醇酒喝尽，美人离去，宴席一散，仿佛空留下无尽的虚空”。[25]那么这种悲哀感来自于何处呢？有研究者曾提出这种悲哀是源于新感觉派作家的一种“反都市”的倾向，[26]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普遍拥有的那种“都市/乡村”的二元对立情结来看，这是一种颇为合理的解释，久居于都市的人厌倦了物质化的生活，固而生出对都市的厌恶、哀戚之感。包括穆时英本人在他的小说《公墓》中，也曾借其中的主人公“玲姑娘”之口，说出“我顶喜欢古旧的乡村的空气”这样的表白，足可见出作家内心深处的“都市/乡村”的价值判断。但这是不是唯一的解释呢？从作家另外的一些抒情性的、以回忆过往为题材的小说中，我们也许能窥见到他厌恶都市的更深层原因。在小说《父亲》、《旧宅》诸篇中，我们了解到，穆时英在16岁之前因为父亲的生意发达，过的是一种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但之后由于父亲的破产，家道的中落，全家迁出了那所象征着富贵和荣耀的旧宅，那些原来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人立刻消失得毫无踪影，他们的生活也从此黯淡起来。尚还年幼的穆时英在这样的落差间顿时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浇薄。在《父亲》一文中，他不禁这样慨叹：
父亲是那么地不肯失礼，不肯马虎的一个古雅的绅士；那么地不肯得罪人家，那么精细的一个中国商人——可是为什么让他生在这流氓的社会里呢？为什么呢？他的一生只是受人家欺骗，给人家出卖，他是一个历尽世故的老人，可是他还有着一颗纯洁的，天真的，孩子的心；他的暮年是那么颓盾，那么地受人奚落，那么地满腹牢骚，却从不责怪人家，只怪自己心肠太好。天哪，为什么让那么善良的灵魂在这流氓的社会里边生长着啊！
在穆时英看来，一生恪守商人之道的父亲，就是因为那个“流氓的社会”而陷入了困境和颓唐，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一切以效益为首的都市商业文化对于仍保有一种礼仪和“古雅”的江南商业传统的戕害。出身于江南商家、有着移民身份的穆时英，正是在家道中落之后，才愈发感受到自己的江南移民身份和一切都讲究实际、讲究物质的都市氛围的格格不入，所以他才会在都市的那些光怪陆离的物象之下流露出一种根本的厌恶和疏离，这种身世之感所引发的都市/乡土的对立才应该是穆时英更为深层的心理现实。那些回忆题材的小说中所氤氲的哀婉、清幽的气息，其实也是对此前充满物欲的都市写生的一种冲淡和回驳。所以，虽然穆时英并没有在创作中明确标示出他对于江南故地和文化的追念与向往，但是从以上他对于父亲身世的慨叹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他对于大势渐去的江南商业传统的惋惜，和对于都市商业环境的痛恨。从这个角度上说，他对于都市物欲性的突出和描画，正是一种“欲抑故扬”的笔法，而他的那些清婉小品类的回忆体小说，更显示出了一种清明、柔婉的风格。由此，一方面是对都市商业气息和物欲生活的“反写”，一方面又以一种清婉笔法伤悼江南的古雅生活，“反写”和伤悼之间已向我们摹画出身处商海的穆时英对于江南乡土的抒情姿态，而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江南商业传统的“文商结合”在上海都市商业环境中的一种含蓄显现，在商业环境中仍旧念念不忘“古雅”江南，从而在新感觉派整体较为物质化的写作中，彰显出了一种“文”“商”结合的新质。
如果说，在穆时英那里，对江南乡土的追念似乎还在他“反写”都市物欲的背后若隐若现，那么到了另外一位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那里，这种江南情怀则表现得分外明显。施蛰存，1905年出生于杭州，幼年随父母去苏州，辛亥革命后又长期迁居松江，从生活经历上说，他与江南之地有着很深的情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在新感觉派作家群中较为殊异的面目。他的笔下，出现的多是偏远一隅的江南村镇的宁静和单纯，而不是大上海让人目不暇接的绚烂色彩和狂放不羁的城市律动，即便写到都市生活和都市人物，松江或苏州这样的江南城镇作为总体背景也一直存在于他的作品中，对于都市摩登女郎的描写中也总有少年时代和作家交好的纯洁、多情的江南女子作为底色。可以说，相对于都市的骚动和喧哗，施蛰存在他的作品中一直精心营构着一个充满了古典诗情的江南乡镇。早期的短篇小说集《上元灯》就最为集中地展现了这一特点。(www.xing528.com)
严家炎在谈到《上元灯》这部小说集时曾评价说：“这些作品大多以成年人怀旧的感情来回顾少年时代的某段经历、某次邂逅、某种青梅竹马之情，抒发人生的感慨，带着淡淡的哀愁，犹如江上的暮霭，夜半的笛音。写得单纯，有诗的意趣，感情也比较纯洁”。[27]这一评价敏锐地捕捉到了施作中弥漫的“诗的意趣”和“纯洁”的“感情”，但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这种“诗意”和“感情”与他作品所描写的江南之地的联系。可以看到，该集中所描绘的都是江南故地的人事，而且除了一篇小说《渔人何长庆》之外，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回忆来贯穿全篇。在这些回忆性的篇章中，“我”所交往的那些江南故旧，或者是“我”与之有过朦胧情愫的初恋的江南女友（《扇》、《上元灯》、《旧梦》），或者是故地思慕亡夫的邻家主母（《周夫人》），或者是偶然邂逅的旧时同学（《桃园》），这些人物身上都无一例外地保有了江南乡土的古典诗情。《上元灯》中的那个“她”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流泻着江南女子所特有的柔婉和诗意；《扇》中的树珍在夏夜拿着团扇捕捉萤火虫的生动情景，更让“我”一再低回咏叹“轻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周夫人》中的邻家周夫人虽然把“我”当作亡夫的寄托，但那种微妙的情愫也只是以一种极其含蓄的方式加以表达，即使那时尚还年幼的“我”并不解其中深意，辜负了和她的约定，她在黯然离去时仍旧托人传来话说是“记念我的”；《桃园》中的卢世贻就更代表了一种江南乡间的田园古风。他因为较为低微的出身，在谋事方面屡遭歧视，最后选择了开辟桃园、种桃、卖桃为职业。他卖桃的方式颇得古风，“只要每人给两个银币，就可以在园里尽量拣好的摘下来吃。无论你吃多少，只是一枚都不准带出来”。从卢世贻身上，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作家对于江南乡镇的道德古风和价值标准的一种由衷赞许。可以看到，在这些记叙江南故地人事的篇章中，淳朴的情感一直是弥漫于作品中的重要背景，而这也正构成了作家营造江南乡镇古典诗性的主要内容。
在小说集唯一一篇以第三人称叙事的《渔人何长庆》中，施蛰存渲染古典诗性江南的用心则表现得更为直接和鲜明。在小说的开头，作家就给我们描画了一幅类似于世外桃园的、富饶而静谧的江南渔村的景象：
钱塘江水和缓地从富阳桐庐流下来，经过了这个小镇，然后又和缓地流入海去。镇市的后面是许多秀丽的青山，那便是西湖的屏障，从弯弯曲曲的山中小径走进去，可以到西湖的边上。
每天下午，你从闸口镇的头上慢慢地走，向左方看向右方看，一直走到南星桥市梢，你可以看见各种的新鲜的鱼，按照着产生的时汛，鲫鱼，鲤鱼，黄色黑点的鳜鱼，很长的带鱼，石首鱼，鲥鱼，比目鱼，细白的银鱼，鳝，鳗和丑陋的大鳖。腥昧直送你的鼻官，但不会使你如在都会的小菜场里那样的反胃欲呕，你只要回过头去向码头外一望汤汤的江水，便会十分喜悦着这些美味的鲜活得可爱。……在这样的时候，村市也能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
“在这个和平肃穆的古镇市上”，少年渔人何长庆碍于云大伯和母亲的流言蜚语，一度远离了云大伯和他的女儿菊贞，也是他的暗恋的女子。同时，这个曾经宁静的江南古镇也因为受到上海大都会奢华之风的熏染，村里的青年男女们蠢蠢欲动，菊贞就成了其中禁不住诱惑的一员。在菊贞和村里不检点的青年出走后，长庆依然过着以往的生活，“无爱无嗔”，“不欢喜，但也并无什么悲戚”。但当他听说菊贞在上海沦落风尘，便毅然决然地领她回来做妻子。等到日后再提及长庆，他已然是全镇最大的渔户了，而菊贞也成为了“贤惠的帮助他的妻子”。
这显然是一个有意味的结局。受到上海都市物质化生活诱惑的天真少女，到了上海就纯真尽失，成为道德沦丧的典型；而一旦回到江南的乡镇社会，她又回复到原来的纯朴模样。杨义在评价这篇小说时如是说：“大都会的畸形文化把天真的少女变成娼妓，草野之民的淳朴伦理观念把娼妓变成贤惠的人，在这里，乡野伦理优于都市文化。”[28]显然，杨义突出了施蛰存在小说中所贯注的一种道德眼光，一种乡野之于都市的道德优越感，这也正是施蛰存惯有的都市/乡村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施蛰存这种道德判断又是建立在他对于江南乡镇社会古典诗性氛围的渲染上，对于“乡野伦理”的弘扬仍旧是以对于江南乡土社会重“情”的道德准则为基准。除了小说开头长达千余字的对于江村远离尘嚣、酷似世外桃源情境的描画之外，作家始终留意的是那样一种弥漫在江南乡土人物的典型代表何长庆身上的那种淳朴的诗性。这种诗性，与传统江南文人追求诗酒生活的娱情和雅兴不同，它是一种源于江南乡土生活本身的诗性态度，表现出来的就是长庆身上的那种知足自乐、重情重义的品性和生活方式。这种来自于江南乡土生活的古典诗性可能本身远没有那么风雅，但如果将它放置在和都市文化对比的框架中，在那种快节奏的、夸张而混乱的都市生活的映照下，我们就能够体会这种古典诗性的价值和意义。菊贞从“娼妓”到“贤惠的妻”的转变，正反映了江南乡土社会重“情”的古典诗性在对抗都市商业氛围中具有的重大的道德净化力量。
较之于穆时英，施蛰存并没有出生江南商家的背景和家道中落的惨痛经历，都市商业社会对重视“礼义”和“古雅”的江南商业传统的戕害，对他而言也没有太多感同身受的体会，但不可否认的是，施蛰存自身对于上海商业氛围的感触也是非常深刻的。他在30年代担任《现代》刊物的主编时，虽然一直尽量坚持走纯文学路线，按照“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29]来择取作品，但仍旧时时要受到来自现代书局老板的牵制。在《现代》杂志编到第三卷第一期时，现代书局的老板张静庐为了打压别的书店发行文艺月刊，实行商业垄断，竭力要求让杜衡加入《现代》编务，虽然施蛰存坚持“把杜衡加入《现代》编务看作是《现代》的一大不利”，[30]但终究拗不过老板的压力。事实上，当时正陷入“第三种人”论争的杜衡加入之后，《现代》杂志即面临着非常复杂和尴尬的境地，很多原来热心支持《现代》的作家和读者也都开始怀疑杂志的中立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的后期发展。此外，来自于书局资方和市场的压力，也总让作为主编的施蛰存在刊物的利润和成本之间绞尽脑汁。由“特大号”到“增大号”再到“狂大号”的一再改版，本来是对杂志销路的有效刺激，但由于现代书局的资方内讧，“流动资金抽竭”，[31]导致《现代》杂志在后期的印刷量大大减少，也影响了杂志的生存，以至于施蛰存在后来退出《现代》之后不禁感慨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32]足可见出，他对上海商业社会极端重“利”的气氛戕害文学生态发展的喟叹。所以，施蜇存于喧闹的沪上商海仍能够怀想起远在松江的江南小镇，怀想起那里宁静的乡土生活，一方面有对于江南乡土社会重“情”的古典诗性的感念，另一方面则也更有对于上海商业社会的重“利”气息感同身受的厌恶和自觉地远离。如果再缩小一点论述范围，将施蛰存这种对于江南古典诗性生活的怀想，放置于江南乡镇商业传统遭遇上海都会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论述，那么就可看成是置身现代都市环境中的江南文人，试图凭借江南的古典诗性为上海的城市文化注入的一些新质（毕竟，他们都还生活在上海的都市环境中，并且他们本人的言行也正构成了上海城市文化本身）。他们一方面对江南乡镇中重“礼”的商业古风和重“情”的道德标准有着感同身受的体验；另一方面又都正感受着都市商业文化带给他们方方面面的渗透和挤压，故而，即便身处在商业性氛围极浓的海派都市，他们也仍旧不忘对江南旧时岁月的回眸和感念，努力在周围普遍化的商业性写作中保持一种澄明的心境，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穆时英兼写都市的活色生香和乡土的流连感伤的多幅笔墨，也会了解施蛰存始终保持对于都市/乡村的二元对立姿态，并坚持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杂志中辟出一块艺术的天地的个中缘由。同时，由这些作家的表现——对江南乡土诗性的感怀和对都市商业气息的批判，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为上海的城市文化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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