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江南地区的商业发展由来已久，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江南地区商业发展的前提。江南地区的地形以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属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降水丰富，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水网也非常丰富。依托于这样良好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盛产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比如水稻、棉花、蚕桑等，这就为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最初萌芽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和基础。到明清之际，江南农家已经普遍开展了“与自给生产相结合的商品生产”，成为“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6]他们所从事的棉纺织业及其相关手工业对于市场的依赖性逐渐增加，显示了初步的商品经济色彩。而在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江南特有的乡镇和城镇也逐渐出现，开始形成江南地区以城镇为主的商品经济格局。
这种商品经济愈加发达之后，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在明嘉靖、万历年间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纺织业上体现得较为明显。资本主义的萌芽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人的主体性的萌动和主体意识的勃发，以及建立于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带给社会结构和社会风尚的最大变化，就是商人地位的大大提高。这对于几千年来中国自古就有的“重农抑商”传统，无疑是一种颠覆和反拨。这一点从晚明以来的儒者在“士、农、工、商”四民论上的观点变化中就可见出。王阳明在1525年为苏州昆山的一位“弃儒就贾”的商人方麟所写的一篇《节庵方公墓表》中，就云：
……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农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7]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针对此文提出，方麟的放弃举业转而经商，正是后世“弃儒就贾”的一个较早典型，是说明儒家伦理和商人阶层如何发生联系的具体例证。[8]而王阳明以“托古”姿态表示出对四民在“道”面前的充分肯定，则更说明在明代江南社会商品经济环境对于知识者思想观念的巨大影响。
进入清代之后，江南商业得以继续发展。这一方面源于明代以来较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和清初江南社会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清初江南地区在政治上一直备受压制，广大江南学子无法通过较为通畅的“举仕”之路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所以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开始了转向实业，入幕或是学商成为清以来江南学子最通常的生存之道。自古越谚有云，“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刑名”指的是通晓法律刑事，而“钱谷”则是指精通商业和财政，由绍兴一地便可窥见当时整个江南地区对于商业的重视。特别是在晚清时期，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广大的江南士子更将从商作为重新开始人生选择的最佳目标。最典型的莫过于当时江南地区出现了像孙家鼐、陆润庠、张謇这样的“状元”经商创业的事例。这种趋势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江南地区良好的商业环境的鼓励，另一方面又为江南的商业文化注入了新质，即这种文人士子从商，使得江南商人的整体素质得到极大提高，这种“文人商人化”的现象，更促动了江南地区广大商人阶层的“文人化”趋势，形成了一种“士商对流”、“文商结合”的江南商业景观。
应该指出的是，明清之际这种“文商结合”的现象，并不止于在江南地区。事实上，在当时的湖南、山西这样的经济环境同样良好的地区，也出现了这种趋向，这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勃兴，都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但无论从经济发展的状况来说，还是商人自身的素质来讲，富有人文渊薮的江南地区的这种“文商结合”，是体现得最为集中和典型的。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这种“文商结合”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为江南文人抵抗北方政治伦理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众所周知，明清之际的江南文人在政治高压下难以实现政治抱负，而在商业中取得的巨大成绩却能够让他们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但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经济利益的获得，对于江南文人而言，并不意味着人生意义的完成。他们在获得商业利益的同时，更希望取得一种主流政治上的认可，但往往事与愿违。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历史上，最能说明江南商人饱受主流政治鄙夷和敌视的例子莫过于江南巨富沈万山。明洪武初年，当时富可敌国的江南巨商沈万山去觐见明太祖朱元璋，表示愿意捐资修建京师三分之一的城墙，一时讨得龙颜大悦。但当他再表示想斥巨资犒劳王师时，却为自己招致了杀生之祸。当这位江南巨贾最终被发配云南、戍行万里时，留在后世江南文人心中恐怕就远不止于那一个踽踽独行、黯然神伤的背影了，更多的，是此后江南文人群体对于主流政治的主动疏离和反抗。比如晚明以江南文人为主体的东林党人、南社之类，虽然它们的出现都有各自偶然的机缘，但积淀在江南文人内心深处的对于主流社会历久的反抗情绪必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www.xing528.com)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建立在乡镇经济基础之上的江南商业传统，较之都市经济形态而言尚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乡土礼义和古典诗性。赵园在论述到老北京传统的商业活动时，就提出“相对活跃的消费品市场和极端保守的商业经营方式，相对发达的商业与极不发展的近代商业观念，构成近现代中国奇特的商业文化面貌，并不独北京为然。”[9]这种论述虽然指的是老北京商业活动中重视传统的人情礼义，并非现代商业社会契约和利益原则的特征，但正如论者所言，这种特征其实也代表了乡土中国绝大部分的乡镇商业模式。相比较老北京而言，江南的乡镇商人也许更具商业意识和经营头脑（这其中除了江南地区较好的经济基础之外，还存在着南北方的文化差异问题，这里不多展开）。但如果将这种江南的乡镇经济和上海在西方经济势力影响下的都会经济形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那么江南乡镇经济中的那种乡土感和讲究礼义、规矩的特征，还是表现得非常突出的。这从当时苏、浙一带的江南人看待上海的态度上就可见出。出生在苏州的作家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追述自己的青年时代时就说：“那个时候，苏州人家，不让青年子弟到上海去的。他们说，上海不是一个（好）地方，好似一只黑色大染缸，堕落进去便洗不清了。”[10]由此就可见出，处于上海腹地的江南地区仍旧是颇重道德礼仪、讲究古风的地方，建立在乡镇经济基础之上的江南商业传统自身，还是保留了很多和都市经济环境相抵触的古典诗性的成分。
所以，排除掉江南商业自身的自然条件优势和整个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时代趋势等因素，江南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明清之际大批江南文人的弃文从商，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备受压制的江南文人主动选择的一条与北方政治伦理文化相对峙的生命道路，试图以此来固守自己所从属的江南文化本身的诗性和纯粹。虽然商业化的运作所带来的世俗化和消费性，尤其是当江南的乡镇经济向上海的都会经济发展时，也会从另一个层面斫伤江南文化的诗性和审美，但投入商海的江南文人们始终还在努力保持着“文”与“商”之间的微妙平衡，正是有了这些努力，海派文化的发展才不至于完全湮没于西化的经济洪流和文化攻略中，还能显示出某些本土化色彩和地方经验。
而当这种建立于江南商业社会发展基础上的江南商业精神，真正落实到现代江南作家，尤其是那些后来入沪并有所成就的海派作家身上时，这种作用则显得更为具体和复杂。首先，可以看到，大多数现代江南作家都是出身于江南乡镇社会，能够亲身感受和体会到江南乡镇经济的一度繁荣和最终落没，他们自幼的生活环境都是那种充满了商业气息的江南乡镇，耳濡目染之中，那种商业意识、经济头脑都会在他们的深层思维结构中留下印记。从晚近以来以苏州文人群体为主体的鸳蝴派作家创办通俗文学杂志开始，江南文人踏入商界早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叶圣陶在中学毕业后一度没有找到工作，就曾给鸳蝴派的杂志写小说“卖文为生”。还有更多的江南作家则有着开书店、创办文学期刊、做出版业的诸多经历，这在海派作家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这些作家“下海”的经历，有着更多关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比如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现代出版业的勃兴，但这些作家自幼生活的江南乡镇社会的商业氛围，应该是他们日后投身商界的一个无法抹去的身份背景。
其次，对于有着江南乡镇社会出身的海派作家来说，江南商业传统的深刻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文商结合”的传统对于他们的传承。置身于现代都市文化环境中的海派作家，相比其他作家更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市民社会和西方经济势力双向的商业力量的狂澜，但同时，这种“文商结合”的江南商业特质，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投身于市民社会的商业狂潮而无所顾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在“文”与“商”之间保持的微妙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上海市民阶层的趣味的同时，还会保存对于文学性的内在追求：或者在商业气氛极其浓厚的都市文化环境中，还努力做着江南古镇的怀乡之梦；或者在市民趣味和江南诗性之间，求得一种良好的平衡。
而这些努力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成长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和价值。吴福辉曾将上海文化称之为“洋泾浜文化”，[11]意指其中西交融、新旧杂陈的特质。细究起来，由西方经济势力的入侵偕同而来的现代都会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构筑了上海城市文化中“西”式的层级，而由江南乡镇经济滋养而生的乡土中国的地方文化经验，在大量江南移民“入沪”的举动中，则恰好奠定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形成之初的那层“中”的底色。由于上海的城市文化传统正是在自身发展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吸纳了江南文化的因子，尤其是江南商业文化的这种“文”“商”互动的特质，才使得其没有一味地导向西方经济文化力量所营设的都会文化模式，能够在一种本土化色彩相对较浓的文化语境中去延伸和塑成它所特有的质素。这一过程中，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海派作家们将是贯彻和实践这一过程的最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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