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多元历史传统

二、多元的中西文化传统

上海的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近代上海的文化传统，受到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么，外来文化究竟是什么？就像外滩有万国建筑、上海有法租界、公共租界一样，影响上海的外来文化也是非常复杂的，有西洋的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和犹太的文化，也有东洋的日本文化。世界上各种异域文化在近代云集上海，共同塑造了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传统。

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中，宗教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自从马丁·路德新教改革之后，欧洲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宗教传统，一个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天主教文化，另一个是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基督新教传统。这两个宗教虽然同种同源，但内在的精神差别很大。先看基督新教，按照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资本主义之所以首先在西欧产生，这背后有个宗教渊源：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教。新教传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乃是强调“入世禁欲”。过去基督教传统都是以“出世”、追求“彼岸世界”为终极目标，世俗社会的生活不值得留恋，更没有成就感。新教改革之后，新教使人对人生的理解发生变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在世俗生活中尽量表现自己，谁表现的最好，就可证明自己是上帝最好的选民，就有可能进入天国。新教的这一变化使得新教国家如英国、荷兰、德国的民众不再认为现实的世俗生活是堕落的生活。在世俗生活里拼命工作，拼命积累财富，这都是为上帝而工作，证明你是最好的教徒。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新教伦理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新教国家的人民都特别拼命，特别有奋斗的精神，特别有职业精神，将世俗的职业视为一种神圣的志业。而且还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工具理性，计算投入产出，追求行为的效益，这就是新教的传统。

新教传统在上海文化精神中表现十分突出。在中国人当中，上海人对工作最为敬业，非常拼命。上海的城市节奏，要比其他城市要快很多，许多新移民到上海来，起初碰到的最大困难，不是饮食吃不惯，而是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太快，跟不上。甚至走路节奏也跟不上。上海人还有一个特点，是工于算计。上海人处处体现出这种精明。朱镕基当年在上海当市长，批评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这个“精明”，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小地方算得很精，但在大的价值目标上，未必高明。在六七十年代，全国买粮食都要有粮票，其他城市最小的粮票是一两，唯独在上海有半两的粮票，可以买一根油条。上海人都是从小处来计算，计算到一分一厘。这种精神背后体现出的就是新教中的工具理性。

从好的方面看，上海人在全国相对来说最有职业感，比较讲信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谈生意，发现和上海人最难谈，上海人总是要和你纠缠半天，他们不仅要算计自己能赢利多少，还要算计你能赢利多少。上海人虽斤斤计较，签的时候纠缠很久，但合同一签下来，就比较讲信用，能按照合同来办，上海反而是一个效率最高的城市。这些东西都是新教传统留下的。新教传统不仅上海有，香港也有，因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比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上海的新教传统在1949年以后中断了四十年，到1990年代以后才重新发扬光大，但香港从来没有中断过，敬业精神远在上海之上，上海落后了。

但与上海相比较，香港只有一种新教精神，却缺乏另外一种文化的平衡。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受英美文化影响很大。上海是多国的殖民地，除了新教文化之外，还有天主教文化。天主教传统大多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拉丁文化国家。新教文化讲究简单、实用和效率，而天主教文化更注重艺术、完美和情调。近代的上海有两块租界，一块是英美共同管理的公共租界，代表着基督新教文化，另一块是法租界，更多的是拉丁文化。英美租界商业发达，大银行、大商场多集中于外滩、南京路一带；法租界重生活情调，从八仙桥到徐家汇，以霞飞路（今天的淮海路）一带为中心，几百幢欧化风格的别墅公寓，几万欧美外侨云集于此。虽然法国侨民相对来说人数不多，但多是神父、修女、教授、医生、艺术家，他们带来了高雅的拉丁文化，提升了上海文化的品味。拉丁文化孕育了一批上海的文化人，比如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这些新感觉主义派，他们大多在震旦大学求学，精通法文，深受拉丁文化的熏陶。

在拉丁文化之中，浪漫、超脱、伤感、颓废，与基督新教中的理性、世俗产生很大的反差。上海人之所以有小资情调，很大程度上渊源于此。在上海文化传统之中，既有紧张的一面，又有潇洒的一面，既有世俗的一面，又有超脱的一面。这在香港文化中是没有的。香港人工作很拼命，但他们缺乏浪漫的一面。不少上海的商人都喜欢写诗，比如分众传媒的老总江南春，毕业于中文系，原来想当一个诗人，后来发现中文系里面诗人太多，自惭不如，于是愤而改行经商。经商成功，成为排名前二十的中国富豪之后，依然梦想总有一天金盆洗手，重新做一个诗人。江南春是上海人，少年时代在原来的法租界长大，自幼的环境熏陶使得他气质上有两面性，想当一位既能赚大钱、又擅长诗书琴画的儒商。一位香港的学者说过：在上海，诗人被认为有情调，有品味，但在香港，会被别人认为有神经病。因为香港只有一种传统，因此文化上比较单一，而上海有多种互相矛盾的元素平衡，反而形成了难得的张力，使这个都市多姿多彩，富有吸引力。

上海不仅受到欧美的基督新教、天主教的影响，而且还有犹太教、东正教文化的传统。在二战期间，上海是全世界唯一的不需签证、容纳犹太难民的城市。犹太人聚集区，一个在虹口的提篮桥地区，另一个是静安区以西摩路教会堂（现为上海教委所在地）为中心的陕西北路。在外国侨民之中，犹太人最会做生意，是最有势力的侨民群体，他们拥有上海租界的大部分财富。俄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容低估，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国贵族逃到上海，形成一个可观的白俄群落。最高的时候有十万白俄在上海居住，而后来定居在上海的，也有两万多名。在新乐路上白俄们有自己的东正教堂，在汾阳路上竖立了普希金铜像。更重要的是，白俄侨民们带来了俄化的法兰西文化。俄国上流社会当年完全法国化，讲法语，崇尚法国文学和艺术。白俄流落到上海之后，将法国文化带到上海，在上海开咖啡屋，卖面包、西餐和时装，而且教授音乐、美术、舞蹈、诗歌。上海的拉丁文化传统主要不是法国人，而是由白俄带来的。19世纪俄国文学的作品，在上海大量被翻译成中文，其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激进的民粹主义传统，影响了从左翼到自由派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而在虹口的公共租界，当年又是日本人的天下，最高峰的时候，有近十万日本侨民生活在上海。在今天的四川北路底、山阴路、溧阳路一带，具有强烈的东洋风格，被称为“小东京”。(www.xing528.com)

在上海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之中，如此多元、丰富的国际文化参与其中，使得海派文化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这个世界主义，不是单数的世界，而是复数的世界，是东洋西洋八面来风的世界。在全球城市之中，如此的世界主义，也为数不多，而近代上海，在文化的国际化方面，超过了香港和东京，首屈一指。

近代上海的文化传统虽然洋风很盛，但上海依然有自己的本土文化。任何外来文化，若要在中国扎根，至少在一开始，需要本土的文化土壤予以呼应，西方文化只能起“催化”作用，在外来文化“催化”之下，本土文化之中原来可能并非占主流的一些要素，重新组合，“发酵”为主流文化。

近代的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但主要是江浙的移民。上海的本土文化，主要是明清以来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理性的传统，另一个是才子佳人的传统。清代考据学的重心在江南，浙东学派、徽学、常州学派、扬州学派等等，按照胡适的说法，清代考据学具有近代的科学精神，注重理性，讲究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江南的士大夫相对来说比较理性，有学究气，也注重时效，晚清的经世致用传统与常州学派有非常密切关系。^[4]

另一方面，江南也是才子佳人的故乡，江南多文人才子，也多红粉佳人，越剧在各类地方戏剧之中恐怕是最阴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缠绵动人。明清之后，江南的士与商有互相融合的趋势，商人们附庸风雅，饮酒作诗，把玩书画，以儒商自居。士大夫们也离开乡野，云集扬州、苏州、杭州这些商业都会，享受世俗的奢华生活。^[5]

江南文化留下来的这两种传统，到近代以后与外来的两种西方宗教发生了奇妙的对应和接轨：考据学派的理性传统与基督新教文化结合，形成了上海人特有的理性、世俗和实干精神；才子佳人的浪漫温情与天主教中的拉丁文化发生化学反应，使得上海人对生活比较细腻精致，懂得享受生活，享受艺术，日常生活审美化。

上海所拥有的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多元传统，是上海珍贵的历史遗产。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如此多元、丰富和精彩的文化遗产。上海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可以说得天独厚，天时地利。这使得海派文化不是单一的、同质的文化，在她的内部，有异常丰富的内涵，有多种趋向发展的可能和张力，这正是一个国际大都会所必须具备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