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纪要

附录一：“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拓荒者”学术研讨会纪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日本史研究蹒跚起步，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界认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整体上“处于小学生水平”的仍不乏其人。然而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发力”，日本学界开始承认“不可轻视”。跨入21世纪，我国日本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的突破，已经让国际日本学界刮目相看。

60年是一个甲子周期，构成了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时代。如今，这个时代的引路人已驾鹤西去，构成时代主力的拓荒者们亦大多离开了现职岗位，或笔耕不辍，或颐养天年。

抚今追昔，这个时代的“拓荒者”们开垦的中国日本史研究学术园地，如今已迎来生机勃勃、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对于肩负着新时期日本史研究重任的当代学人来说，拓荒者的学术思想、治学经验、艰苦创业精神及其研究业绩，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总结、继承和发扬光大；其关于新时期日本史研究的真知灼见，值得认真倾听、深入思考并贯彻于研究的实践。

为了传承治学经验，推进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2011年4月12日，在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协助下，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及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合作，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拓荒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程、成果、经验”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资深学者汇聚一堂，其中10来位学者以耄耋之年莅会。

会议召集人、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李玉教授代表主办单位在开幕式上致辞。李玉指出：回首既往，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承前启后，代代薪火相传，奠基者和拓荒者们艰辛历程、敬业刻苦、学术造诣、正己育人、治学严谨的业绩和经验，作为一笔巨大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总结和发扬光大；展望未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任重道远，为了推进研究的持续和深入，我们需要分析新形势、探索新理论、研究新问题，需要虚心听取老一辈学者的真知灼见。

基于这一宗旨，与会学者回顾了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支持下，我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人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等“三老”率领“拓荒者们”艰苦创业的历程；满怀深情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后我国日本史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学术思想变迁、研究特色和标志性成果，交流了个人从事日本史研究的经历和治学心得；为今后推进日本史研究的深化，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就研究意识、研究视角、理论方法、重点难点、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广泛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唤起了共同思考，增进了共识。

具体说来，本次研讨会的主要收获是：

第一，关于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发展历程的回顾和总结。学者们认为，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经过1964年的机构创建和队伍整合，形成了最初的基础；其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研究事业一度中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始真正进入发展时期。北京大学沈仁安教授认为，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经历了一个引进、吸收、消化和创新的过程，最初是以翻译介绍为主，后来在吸收消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以我为主、即以我国的研究为主的局面，世纪之交的今天，我国的日本史研究事业已经由通史、宏观、定性研究向专史、微观、定量转变，各领域都出现了不亚于日本学者研究水平的专门性著作。中国社科院夏应元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经历了一个先“通”后“专”，再由“专”向“通”的循环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表明我们的研究登上了一个台阶。复旦大学的赵建民教授指出，新中国日本史研究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之后，迄今出现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第二个高峰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10年。天津社科院王金林研究员回顾了80年代中国日本史学会的成立过程及其初期的活动，讲述了“拓荒者”在学会支持下组织开展日本通史教材及《日本史辞典》编撰、在日本出版界推出中国学者的系列研究成果以及成功举办“大化革新”学术研讨会的喜悦与艰辛。(www.xing528.com)

第二，关于新中国日本史研究水平及相关成果的评估。学者们认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虽然基础不厚，起点不高，但是发展迅速，从研究队伍和成果数量上讲，目前已成为世界日本史研究的大国，一些高水平的著述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中国社科院汤重南研究员、天津社科院吕万和研究员、复旦大学赵建民教授等在发言中指出，如果说80年代的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带有“翻译”或吸收的色彩，那么以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和13卷日本史研究专著在日本六兴出版社的出版为标志，90年代的研究水平明显提高，进入新世纪后，新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类著述倍增，显示了研究深度和广度的不断进展，10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及9卷本《中国的抗战与世界》等研究丛书的问世，表明中国学界不仅具备了组织开展大型、综合性日本史研究的整体实力，而且在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独具特色，有所创新，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对此，赵建民教授指出，以前日本学界认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是“小学水平”，后来承认“不可小觑”，现在看到我们在某些领域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应该是“惊讶发呆”的时候了。当然，与会学者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从总体上说，我国的日本史研究与国际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第三，关于新中国日本史研究“拓荒者”的成长经历与治学心得。围绕这一话题，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畅谈了从事黄遵宪《日本国志》、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研究的体会，同时指出，中日关系史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研究者不仅要把中国史和日本史“吃透”，还要把影响两国关系的国际关系吃透，否则很多问题讲不清楚；再就是要注意把握“两个方面”，既要研究中日之间的矛盾冲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罪行，又要研究两国之间的文化思想交流、友谊和互补。中国社科院田桓研究员讲述了长期从事日本政治史、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经历，认为提高外语水平是日本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南开大学王振锁教授在发言中，重点阐述了如何客观评价日本政治民主化和自民党长期执政的观点。浙江大学孙仁宗教授回顾了参与日本法西斯研究的亲身经历后指出，参加这一研究的最大收获是搞清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什么是集权主义，它是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划清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界限。但是过去的法西斯主义研究只强调自上而下，研究日本的上层是怎么做的，而对于下层的心理究竟怎么样，对上层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没有接触到第一手资料，没有在实证研究上下功夫，当然也没有时间和经济能力，所以我们没有说清楚当时98．5%的日共党员和干部为什么转向支持了战争，为什么知识分子和国民几乎全国一致地接受或支持了法西斯的内外政策。现在已有年轻学者在研究日本侵华时期的“笔部队”、研究战时“国防妇女会的活动”，研究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的民众心理问题，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反映出我们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应该是重点和非重点兼顾，二者不可偏废。山西大学叶昌纲教授结合自己长期从事“阎锡山与日本”的研究经历，重点强调了研究者要扬长避短、根据相对有利的人文社会和资料保存等客观条件从事日本史研究的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辽宁社科院孙玉玲研究员介绍了从事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或伪满洲国史）研究的经历及其成果。江南大学邵继勇教授在总结自身的研究经历时，强调了近代日本华侨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会上，学者们还针对日本史研究界同样存在的“跟风”、浮躁自夸现象进行了讨论和批判。

第四，关于新时期日本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创新。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的讨论视野开阔，气氛十分热烈。吕万和研究员以欧美、日本学界的优秀研究成果为例，旁征博引，阐述了如何在研究中实现理论创新、观点创新、资料创新，进而实现“自我批判，完善变革”的观点。中国民航大学刘予苇教授引用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语，强调了研究者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冲破日本史研究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才可能在研究上有突破、出成绩。沈仁安教授介绍了哲学、历史学、文学、国际关系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后指出，当务之急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日本学体系，这一过程先是要实现该体系的自我认同，再是要取得话语权，最后是把我们的话语权升为国际话语权的主流，我们要有这种气派、决心和行动，老、中、青三代学者要为达此目标而努力。针对日本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创新问题，汤重南研究员指出，任何创新都不容易，对此研究者要有敬畏感，一篇论文百分之十是自己的观点，在体系、资料上有些新意就已经很难了。再就是历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就日本史研究而言，不只是要用日本的原始、档案材料，还应该大量使用中国保存的珍贵史料，这样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才会真正有独特地位。南开大学米庆余教授重点谈了日本史“如何研究”和“研究什么”的问题，强调在“如何研究”上，要注重理论学习，树立和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把握基本的原始资料；在“研究什么”上，要重点研究本质性的或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的课题，诸如日本是怎样的民族、是怎样的国家，其内政外交的发展趋势如何，其文化思想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等。湖北大学李崇义教授指出，日本史研究一是要“通”，比如应该跟民国史横通一下；二是要“精”，要注意资料搜集的精细程度；三是要“俗”，现在的日本史研究主要局限在精英层面，高雅、阳春白雪的多，下里巴人、俗的少，中学教材中日本史的一些东西没有写进去，因此我们应分出些时间写初中和高中的历史教材，否则无论多大的鸿篇巨著、多么专深的研究、多么美好的心愿，又于中华民族何用！

第五，关于新时期日本史研究的重点、焦点课题。中国社科院刘天纯研究员认为，最近日本的大地震轰动了世界，海啸带来更大的灾难，由此我们注意到，我们在地质、地域及自然环境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及人们生活影响的研究方面有缺口，也没有相关著述问世，如果根据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展开研究，是可以突出特色的；日本的海域、边疆史研究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我们的相关研究不能停止在目前的状态，年青一代的中国学者应该拿出有水平的研究成果，以正视听；再就是地质变化、核武器开发与日本社会发展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日本说不清楚，我们也没搞清楚，这是个新课题，应该把这些内容放入将来的研究规划中好好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杨孝臣教授建议，组织撰写一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特征》专著，对于阐明战前日本对外侵略的原因，敦促日本政府承担和履行战败国的历史责任，建设和平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赵建民教授建议在北大、南开、复旦三校日本研究机构负责人的组织协调下，编撰一套15卷本的日本通史，把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推向新阶段。

第六，关于新时期加强学术交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与会者认为，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加强学术交流无疑是应对机遇和挑战、促进研究深入的必要条件和途径，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汤重南研究员在发言中说，我们不仅要团结大陆的日本研究者，还要团结在我国港台地区和日本工作的中国的日本研究者，与美国、日本、加拿大、匈牙利甚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华人学者联合起来搞日本或中日关系问题研究，将会开阔视野、拓展领域、强化深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教授建议成立中国日本史学会老学者分会，与海外学者合作开展越洋研究。应邀赴会的日本法政大学王敏教授认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很有特色，也很有成就，但是由于交流不够，日本学界还了解得不够，应该把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方法和成果总结出来、传播开去，通过交流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争取话语权。

第七，关于新时期的学科建设、梯队建设及后继人才的培养。会上，汤重南研究员披露了世界历史由二级学科上升为一级学科的信息，指出学科调整将成为世界史学科大发展的有利契机，作为国别史研究的二级学科，日本史研究的地位也将随之上升，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夏应元研究员认为，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在研究领域上还有缺口，比如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研究得很多，中间这段很弱，断代史研究出现了断缺。专史研究也有类似情况，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多，社会生活等微观层面的研究薄弱。在人才培养方面，必须要让研究生过语言关，阅读中世纪到江户时代的文献，只过现代日语关还不行，要具备阅读文言史料的能力，否则中世纪的历史就拿不下来。辽宁大学禹硕基教授指出，拓荒时代的研究者中，约有五分之一是搞日本古代史，现在已没有这样的比例。古代史枯燥无味，出成果不容易，但总要有人去搞，中国的考古资料和史料，朝鲜的古籍和史料，日本的古籍和史料，很多是汉文记载的，需要研究，因此应该重视培养日本古代史方面的研究人才。宋成有教授认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代代薪火传递，最有希望的是新世纪的第四代，他们有很多特色，一是国际化，好多学生是联合培养或在国外培养出来的；二是年轻化；三是高学历，有人甚至是双博士学位，会多种外语。这是他们的优势，弱点在于缺少上辈人的社会经历，从事日本史研究总使人感觉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他们很容易接受日本学者的观点、看法，包括语言，不少人写东西有些日语味，有些受日本老师的影响很深。研究方法上注重实证固然重要，但只在知其然上下功夫而不知其所以然就不行了。我们应该有独立思考，不能随意地跟着跑。在研究意识和方法上，如何把老一代学者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是今后中国日本史研究人才培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杨栋梁、曹宝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