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古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
——以中日关系史研究论著数量统计为中心

李　玉

古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日本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5个时期，即明代以前、明代、清代、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期间中国的日本研究出现了4次高潮，即明代、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至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

古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作为学说史研究的一个领域，尽管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但是，在发展阶段的划分、各阶段的特点及研究高潮期的出现等基本方面与中国的日本研究大同小异。因此，本文对古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叙述，将从另一个角度即从计量学角度，也就是以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的论著数量的统计为中心，介绍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各个发展阶段的概况。

这里仅就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论著数量的统计（见表1至表4）做简要的说明：①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译著、论文、译文的书目（篇）均摘自各种目录索引、年鉴及有关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分类整理，统计出各项数据；②列入统计的论著年代的上限为古代，下限为1996年；③1949年以前，由于资料所限，论文及译文未做统计；④列入统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论著只限于大陆发表和出版的论著。因条件所限，列入统计的论著定会有遗漏，请予谅解。

一、古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概况

古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可通过两个层面加以说明。

首先，从各个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论著的数量入手进行分析。从古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共857种。其中，明代以前有22种（占2．4%），明代有50种（占5．9%），清代有95种（占11．1%），民国时期有394种。（占4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有296种（占34．6%）。这样，清代以前计有167种（占19．4%），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计有690种（占80．6%）。如果将后两个时期，再划分成若干阶段，那么，1912—1930年有46种（占总数857种的5．4%），1931—1945年有346种（占总数857种的40．4%），1946—1948年有2种，1949—1978年有21种（占总数857种的2．4%），1979年以后（指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同）的有275种（占总数875种的32．1%）。

从以上的统计可以看出，（1）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著作的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进入20世纪，研究著作数量有了更大的增长。（2）明代、清代、1931—1945年和1979年以后的四个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著作数量呈分别占总数（875种）的5．9%、11．1%、40．4%和32．1%。可见，与中国日本研究高潮期的出现一样，下述四个时期也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高潮期：明代；1868（明治维新）至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1931（“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1979年以后。

其次，从各个时期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内容来看，可分为下述几点：①中日关系史综论，计有258种（占30．1%）；②古代及中世纪的中日关系，计有67种（占7．8%）；③近代（一）（1868—1918）的中日关系，计有141种（占16．5%）；④近代（二）（1918—1945）的中日关系，计有334种（占39%）；⑤战后中日关系，计有22种（占2．6%）；⑥中日文化交流史，计有35种（占4%）。上述几类著作，按时期区分，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清代以前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大体上有两大类：一类是中日关系史综论，有141种（占该类总数258种的54．7%）；一类是古代及中世纪的中日关系，有26种（占该类总数67种的38．8%）。

第一类中日关系史综论，细分一下，大致有下述6种：

续表

上表中的另一种，即中日关系史概述、综论，计有179种。其中，清代以前的有141种（为179种的78．8%），占清代以前中日关系史研究著作总数（167种）的84．4%。

从以上的两表中可以看出，^[1]清代以前的著作中绝大部分是综论性著作。如：明代以前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①、《后汉书·东夷传》、《宋书·夷蛮列传》、《旧唐书·东夷传》；明代的《元史·日本传》、《日本考略》、《日本一鉴》；清代的《明史·日本传》、《吾妻镜补》和《日本国志》等。②清代以前的著作有26种，其中，明代有24种，这24种几乎全部是记述和研究倭寇及抗倭的著作。

由此可见，明代以前，中国有关中日关系史的记述与研究都夹杂在《三国志》、《后汉书》、《旧唐书》等正史中。明代及明代以后，这种记述与研究方式仍在继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明代，记述和研究倭寇的著作（《倭变事略》、《倭动始末》、《倭患考源》、《倭情考略》等）相继问世。这些记述和研究特定专题（倭寇）的著作，当属中日关系研究的专门史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入明代，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已经起步。

二、清代以前的中日关系史研究

如前所述，清代以前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有167种，其中，中日关系史综论有141种，古代及中世纪中日关系史研究著作有26种。现分成几个阶段，简要介绍如下。

（一）明代以前的中日关系史研究

中国古代地理书《山海经》（成书于战国到西汉）的《海内北经》中写道：“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西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写道：“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2]这些都是有关日本地理位置的最早记载。但是，最早全面记述日本的是陈寿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成书于289年，即晋太康十年）。《倭人传》记载了倭女王五次遣使赴洛阳和带方郡^[3]，曹魏朝廷和带方郡太守四次遣使赴倭，书中还记述了景初二年（238）魏明帝下诏于倭女王卑弥呼封其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因此，确切地说，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始于1 700多年前的《魏志·倭人传》。

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开始至明代，中国有关中日关系的记载均见于官方的正史。各朝在正史中，除记述本国历史外，对周边邻国也立传记述，其中包括日本。这些官方正史有：《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和《宋史》等。

《后汉书·东夷传》（范晔撰，成书于445年，即宋元嘉二十二年），记载倭奴国王帅升与后汉的交流。《宋书·倭国传》（沈约撰，成书于488年，即齐永明六年），记述倭五王与中国的交往，特别是顺帝升明二年（478），封倭王武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隋书·倭国传》（魏徵等撰，成书于636年，即唐贞观十年）特别记述倭王（据推断应为推古天皇）遣使赴隋，在致隋炀帝的国书中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旧唐书·日本传》（刘晌撰，成书于945年，即后晋开运二年），重点记载长安三年（703）、开元初（指开元五年，即717年）、天宝十二年（753）、贞元二十年（784）、开成四年（839）日本使节来中国以及阿倍仲麻吕（中国名为朝衡）在唐的活动。《宋史·日本传》（脱脱等撰，成书于1345年，即元至正五年）叙述“日本国僧裔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并带来日本贵重的文献《职员令》和《王代年纪》等事，并首次记载中日民间商人的往来。

总之，明代以前的有关中日关系史的记述与研究均散见于各朝的官书中，即夹杂在各领域综合研究之中。这些记述有的详尽，有的简略，而且不少是听闻或抄袭前史，篇幅有限，格式死板，还谈不上研究。

（二）明代的中日关系史研究

明代由于面临“北虏”（北方蒙古人的入侵）和“南倭”（日本海盗集团即倭寇）的骚扰，因此，加强了对日本的研究。在这种形势下，原有的官撰制度与官撰正史的死板格式以及隔海研究日本与抄袭前史的研究方式均不同程度地被打破，民间人士参与研究，撰写著作，使得日本研究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很大变化，与中国的日本研究一样，出现了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明代有关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综论性著作，如《元史·日本传》（宋濂等撰，成书于明洪武五年，即1370年）、《日本考略》（薛俊撰）、《筹海图编》（郑若曾辑）、《日本一鉴》（郑舜功撰）等。这类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是：①有的著作，如《元史·日本传》，几乎很少记述日本国内状况，绝大部分是有关中日关系，尤其是元代中日关系的记载。②有的著作中有关卷（篇）是专门记述、研究中日关系的。例如，《日本考略》有《寄语略》、《朝贡略》、《寇边略》3篇，其中，《朝贡略》将以前的史料加以摘录、整理，记述从汉代至明嘉靖二年（1523）的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可以说是一部简明中日关系史。还有，《筹海图编》的卷二，集中记述与研究中日关系史，其中《王官使倭事略》以要事录的形式记载从魏正始元年（240）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中国向日本派遣使节（23次）的史实。《倭奴朝贡事略》则以同样形式记述从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134）至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本派遣使节（66次）来中国的史实。这种将中日互派使节的史实归纳、整理，并加以对照，在当时，可谓是一种新的方法。《王官使倭事略》还附有中国至日本的航线图，即《太仓使往日本针路》和《福建使往日本针路》，前者的路线是，从太仓（今江苏太仓县）经宝山、南汇至浙江沿海的九山，但从九山至日本的航线未说明。后者的路线是，从闽河口的梅花出航，向东南，经台湾北部沿海、花瓶屿、彭佳屿、钓鱼岛、赤尾屿和琉球群岛，至兵库港。再如《日本一鉴》由《桴海图经》等三部分组成，而《桴海图经》附有至日本的航路图并有详细说明，其航路是，从珠江口出发，经广东、福建，接着从梅花往东北，通过台湾北部海域，经钓鱼岛、琉球群岛，最后到达大阪港。

另一类是记述倭寇骚扰与抗倭的著作。例如，《日本考略》中的《寇边略》，详细记录了明朝洪武（1368—1399）、永乐（1403—1425）、正统（1436—1450）、嘉靖（1522—1567）年间的倭寇骚扰事件，此外，还有《倭变事略》（采九德撰，樊维城辑）、《驭倭录》（王士骐撰）、《倭动始末》（熊尚文撰）、《倭患考源》（黄俣卿撰）、《海寇后编》（茅坤撰）、《备倭事略》（归有光撰）、《备倭记》（卜大园撰）、《海寇议》（万表撰）、《倭情考略》（郭光复撰）和《日本犯华考》（殷都撰）等。

上述第二类记述倭寇及抗倭的著作，可视为研究中日关系史有关领域与专题的专门著作。它表明，明代以前夹杂在各领域综合研究之中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到了明代，已逐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三、清代的中日关系史研究

进入清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明治维新（1868）后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大败清军，引起中国朝野极大震动，中国有识之士犹如大梦初醒，迫切地要了解日本、学习日本。于是，大批中国留学生、学者和爱国志士纷纷赴日留学或参观访问，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寻求中国富强之道。他们回国后，撰写文章、游记及研究著作，介绍日本，宣传日本走向近代化的经验。这些多达几十种的游记、考察记及研究著作本身就是中日交流的产物，也是这一时期中日交往的见证。著作中许多有关中日关系史的年表、资料、记述及研究已成为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与中国的日本研究一样，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迎来了第二个高潮期。

这一时期有关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有的是记述明代抗倭斗争的，如《金山倭变小志一卷》（玉垒山人撰）、《明倭寇始末一卷》（谷应嘉撰）；有的是记述中日或中外关系的，如《中日战辑六卷》（王炳耀撰，1896年）、《琉球归向日本辩一卷》（王韬撰、王锡祺辑，1891年）、《中外交涉类要表四卷》（钱学嘉编，1888年）、《历代中外交涉表》（李学铭辑）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些与日本有关的综论性著作中，对中日关系史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述和研究，例如，《明史·日本传》（张延玉等撰，成书于1739年，即乾隆四年）主要记述明朝与日本关系。明朝时，明太祖在位31年期间，与日本交流的窗口是日本朝廷设在九州的征西府，书中记载了双方来往的书信及怀良亲王与明朝使臣的对话，还记述了与勘合贸易有关的永乐要约和宣德要约，这些要约规定了日本来明朝贸易的次数，船舶数及人数。此外，书中还记载了倭寇侵扰的情况及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入侵。《日本国志》（黄遵宪撰）全书40卷，内容为1表12志。一“表”为“中东年表”，“中”指中国，“东”指日本，故“中东年表”即为“中日年表”，这个中日对照年表对研究中日关系史极有价值。此外，该书“邻交志”共5卷，前3卷为中日关系史，记述中日两国交往及有关事件，起自日本崇神天皇（约3世纪前半叶），止于清朝使臣何如璋向明治天皇递交国书之时。《策鳌杂摭》（叶庆颐撰）全书8卷，其中，卷一介绍日本地名，卷末附有《历代朝贡考》，记述前汉以来中日交流的概况。《吾妻镜补》（翁广平撰，全书30卷）的卷一至卷十为世系表，记述历代天皇在位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其中对中日两国的交往记载较为详尽。

上述的《明史·日本传》、《日本国志》的“中东年表”和“邻交志”、《策鳌杂摭》的“历代朝贡考”以及《吾妻镜补》的“世系表”等均可看做是记述和研究中日关系的简明通史性著作。

再如，《扶桑游记》（王韬撰）记述作者本人作为文化界人士于1879年访日的四个月期间与日本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汉学家、政界高官等交往的情况。作者回国前，参加宴会的日本各界人士达百余人，因此，王韬自豪地说：“两国相通三千年，文士来游自我始。”《拙尊园丛稿》（黎昌庶撰）的《访徐福墓记》记述了徐福墓及有关情况。《日本访书志》（杨守敬撰）记述作者访日期间搜集与整理的日本保存的中国古籍共240种，3万余卷。《东游日记》（黄庆澄撰）内容丰富，见解独特，尤其是对中日的民族性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日本的古朴风俗比中国浓厚，日本人好动而不好静，喜新而厌旧，有发奋的精神而缺乏耐心。相比之下，中国的官绅名士则喜欢谈论经史而对国外事情充耳不闻，平民百姓虽埋头于本分的工作，但却足不出村。《袖海编》（汪鹏撰）记述锁国时代通过长崎进行的中日文化交流等。

上述《扶桑游记》、《东游日记》等可视为记述和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专门史著作。

四、“中华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

民国时期随着中国日本研究的发展，中日关系研究也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史研究可分为1912—1930年和1931—1945年两大主要阶段，1946—1948年可视为一个小阶段。

首先看一下总的研究状况。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研究著作共有394种（其中，1912—1930年有46种，1931—1945年有346种，1946—1948年有2种）。按类区分，①中日关系史综论50种（其中，1912—1930年13种，1931—1945年37种）；②古代及中世纪中日关系史14种（其中，1931—1945年14种）；③近代（一）的中日关系94种（其中，1912—1930年19种，1931—1945年74种，1946—1948年1种）；④近代（二）的中日关系233种（其中，1912—1930年14种，1931—1945年219种）；⑤中日文化交流史3种。

此外，这一时期有关中日关系史的译著共42种（其中，1912—1930年8种，1931—1945年34种）。按类区分，①中日关系史综论11种；②近代（二）的中日关系27种；③中日文化交流史4种。

其次，看一下1931—1945年的研究状况。这一阶段：①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共346种，占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著作总数（394种）的87．8%；占中日关系史研究著作总数（857种）的40．4%；②中日关系史的译著共34种，占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译著总数（42种）的81%，占中日关系史译著总数（85种）的40%。可见，1931—1945年，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大量增加，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第三个高潮期。

1．1912—1930年

这一阶段，中日关系史研究著作46种，按类区分，①中日关系史综论13种；②近代的中日关系33种。此外，这一阶段中日关系史译著有8种。

1912—1930年中日关系史研究值得注意的有下述两点：

（1）有关中日关系的通史性著作同以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增加，主要著作有：《中日国际史》（史俊民，1912年）、《中日交涉秘史》（王梅笙，1919年）、《中日兵事本末》（罗淳融，1920年）、《中日外交史》（陈博文，1928年）、《中国与日本》（王朝佐，1928年）、《中日历代战史》（嵇翥甫；1930年）等。

（2）记述与研究日本侵华史的著作有所增加，这一阶段，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周策农，1924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侯培兰，1913年）、《日本压迫中国史》（兰滑滨，1928年）、《日本侵略满蒙史》（支恒贵，1927年）、《日本侵略下之满蒙》（胡石明，1928年）、《日本蹂躏山东痛史》（唐巨川，1929年）、《帝国主义与东三省》（许兴凯，1930年）等。这些著作的出现是因为这一时期随着中国人日本观的根本转变，中国的日本研究也从过去的客观介绍日本，宣传和赞扬明治维新及日本的近代改革，逐渐转向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揭露和批判其本质，所以，有关日本侵华史的著作也就随之增多了。

2．1931—1945年

这一阶段，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共有346种。按类区分，①中日关系史综论37种，主要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1932—1935年）、《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李季，1938—1940年）、《中日关系简史》（张健甫，1937年）、《中国日本交通史》（王辑五，1937年）、《中日关系小史》（祖澄，1938年）等。②古代及中世纪的中日关系著作有14种，主要有《古代中日关系之回溯》（李毓田，1939年）、《古代中日关系之研究》（洪启翔，1944年）、《历代征倭文献考》（王婆椤，1940年）、《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吴重翰，1939年）、《倭祸》（罗润滋，1939年）、《漳州抗倭史略》（陈家瑞，1945年）等。③近代的中日关系的著作有293种，主要有，《近代中日关系史纲要》（王舜生，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市场》（朱少轩，1935年）、《日本侵华简史》（曹伯韩，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蒋坚忍，1931年）等。(www.xing528.com)

此外，这一阶段中日关系史的译著有34种。按类区分，①中日关系史综论6种；②近代的中日关系24种；③中日文化交流史4种。

1931—1945年中日关系史研究，值得注意的有下述两点：

（1）中日关系史研究著作与译著数量明显比以前增加。例如，中日关系史著作共346种，占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研究著作总数（394种）的87．8%；中日关系史的译著共34种，占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译著总数（42种）的81%。1912—1930年与1931—1945年两个阶段相比，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为46种∶346种；中日关系史的译著为8种∶34种。

（2）研究的内容与当时的抗日战争紧密相关，主要集中在日本的侵华与中国的抗日斗争等方面。例如，这一阶段有关近代（一）的中日关系史研究著作共有74种，其中，研究日本侵华史的著作就有63种，占74种的85．1%。此外，有关近代（二）的中日关系史研究著作共有219种。其中，①1931—1945年中日关系史研究史概述有32种（占219种的15．4%）；②研究“九一八”事变的著作有14种（占219种的6．4%）；③研究“满蒙”问题，即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的著作有86种（占219种的39．3%）；④研究“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著作51种（占219种的23．3%）；⑤揭露和批判日军侵华暴行的著作有34种（占219种的15．6%）。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同）的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与中国的日本研究一样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49—1978年（其中，分为1949—1966年和1966—1978年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

从统计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概况是：

1．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共有296种（其中，1979年以后的有275种，占92．9%；1979年以后指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同）。按类区分：①中日关系史综论67种（其中，1979年以后的有65种）；②古代及中世纪的中日关系27种（只有1979年以后的27种）；③近代（一）的中日关系47种（其中，1979年以后的39种）；④近代（二）的中日关系101种（其中，1979年以后的93种）；⑤战后中日关系22种（其中，1979年以后的19种）；⑥中日文化交流史32种（1979年以后的32种）。

2．中日关系史译著共有43种（其中，1979年以后的41种，占95．3%）。按类区分：①中日关系史综论13种；②近代史（二）的中日关系18种；③战后中日关系4种；④中日文化交流史4种；⑤中日关系史上的历史人物4种。

3．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论文共有2 655篇（其中，1979年以后的2541篇，占95．7%）。按类区分：①中日关系史研究评述214篇（1979年以后214篇）；②中日关系史综论272篇（其中，1979年以后264篇）；③古代及中世纪的中日关系392篇（其中，1979年以后360篇）；④近代（一）的中日关系274篇（其中，1979年以后261篇）；⑤近代（二）的中日关系1186篇（其中，1979年以后1 134篇）；⑥战后中日关系158篇（其中，1979年以后157篇）；⑦中日文化交流史107篇（其中，1979年以后100篇）；⑧中日关系史上的历史人物52篇（其中，1979年以后51篇）。

4．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译文共有225篇（其中，1979年以后209篇，占93%）。按类区分：①中日关系史研究评述有36篇（其中，1979年以后35篇）；②古代及中世纪中日关系15篇（1979年以后15篇）；③近代（一）的中日关系36篇（其中，1979年以后35篇）；④近代（二）的中日关系65篇（其中，1979年以后64篇）；⑤战后中日关系20篇（其中，1979年以后17篇）；⑥中日文化交流史33篇（其中，1979年以后24篇）；⑦中日关系史上的历史人物20篇（其中，1979年以后19篇）。

以上统计数字表明：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取得相当大的发展。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共857种，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为296种，占总数的34．5%。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译著共85种，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为43种，占总数的50．5%。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1979年以后的中日关系研究的著作、译著、论文和译文的数量分别为275种、41种、2 541篇和209篇，它们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同一类总数的比例分别为92．9%（著作）、95．3%（译著）、95．7%（论文）和93%（译文）。由此可见，1979年以后，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进入了第四个高潮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时期（1949—1978）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主要体现在第一阶段，即1949—1966年。据统计，1949—1966年，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有14种，占1949—1978年著作总数（21种）的66．7%。1949—1966年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论文有93篇，占1949—1978年论文总数（114篇）的81．6%。按类区分：③中日关系史综论5篇（占1949—1978年同类研究论文总数8篇的62．5%）；②古代及中世纪中日关系论文21篇（占1949—1978年同类论文总数32篇的65．6%）；③近代的中日关系论文65篇（占1949—1978年同类论文总数65篇的100%）。从内容上看，1949—1966年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中主要涉及的课题是：①与中日甲午战争有关的，如《中日甲午战争论集》（历史教学月刊社编，1954年）、《＜马关条约＞六十年》（王芸生，1955年）、《中日甲午战争》（郑昌淦，1957）等。②与抗日战争有关的：a．“七七”事变；b．抗日战争概述；c．日军侵华暴行。1949—1966年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论文中主要涉及课题是：①古代及中世纪的中日关系，这方面的论文有21篇，其中，大部分是研究隋唐时期的中日关系（鉴真东渡等）。②与中日甲午战争有关的论文12篇。③与“九一八”事变有关的论文22篇。应该看到，这些课题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与揭露和批判日本国内的一些动向及美国的对日政策密切相关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些研究，也因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如前所述，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蓬勃发展，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与提高。

1．1979年以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作中，①中日关系史综论有65种；按类区分，中日关系史概述19种，中日比较研究14种，论文集15种，大事记、史料集和条约集17种；②古代及中世纪的中日关系27种；③近代的中日关系132种；④战后中日关系19种。这些著作有的是中日关系史的概述和通史、各时代的中日关系史，有的是专门史、资料集、论文集；形式多样。例如：概述与通史主要有：《中日关系史（卷一）》（张声振，1986年）、《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汪向荣，1985年）、《中日关系史纲》（杨孝臣，1987年）、《中日关系简史》（杨正光，1984年）等。各时代的中日关系史概述主要有：《古代中日关系史话》（汪向荣，1986年）、《近代中日启示录》（王晓秋，1987年）、《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吴学文，1995年）、《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1949—1989）》（张暄，1993年）等。专门史主要有：《徐福研究》（山东省徐福研究会，1991年）、《鉴真》（王金林，1979年）、《鉴真》（汪向荣，1979年）、《皖系军阀与日本》（章伯锋，1988年）、《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俞辛焞，1996年）、《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林连德，1990年），《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周一良，1990年）、《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梁容若，1985年）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将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2．1979年以后，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已涉及中日关系史的各主要领域；现结合中日关系史研究论文的统计数据加以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论文共有2 655篇。其中，1949—1966年93篇（占3．5%），1966—1978年21篇（占0．8%），1979年以后2 541篇（占95．7%）。1979年以后的2541篇论文，涉及研究领域较广，可分为下述7大类：

①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及中日关系史综论共有478篇（占2541篇的18．8%）。按类区分：a．中日关系史研究概述及述评25篇；b．古代及中世纪中日关系史研究概述与述评11篇；c．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概述与述评11篇；d．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述评12篇；e．“九一八”事变研究述评7篇；f．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69篇；g．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概述与述评9篇；h．中日关系史研究书评70篇；i．中日关系史综论264篇。

②古代及中世纪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论文共有360篇（占总数2 541篇的14．2%）。其中，a．古代及中世纪中日关系史概述35篇；b．隋唐以前的中日关系90篇；c．隋唐时代中日关系153篇；d．宋辽金时代中日关系21篇；e．明代及清初中日关系61篇。

③近代（一）（1868—1918）的中日关系研究论文共有261篇（占总数2 541篇的10．3%）。其中，a．近代（一）中日关系史概述72篇；b．中日甲午战争147篇；c．其他42篇。

④近代（二）（1918—1945）的中日关系研究论文共有1 134篇（占2 541篇的44．6%）。其中，a．近代（二）中日关系概述及有关问题338篇；b．“九一八”事变111篇；c．“七七”事变64篇；d．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107篇；e．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与日军侵华暴行514篇。

⑤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论文157篇（占2 541篇的6．2%）。

⑥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论文100篇（占2 541篇的3．9%）。

⑦中日关系史上的历史人物研究论文51篇（占2 541篇的2%）。

3．1979年以后，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学术界关注的课题或热点问题有：

①中日关系史综论（1979年以后，这方面的论文有264篇）：a．中国人的日本观与日本人的中国观，研究论文有44篇（占264篇的16．7%）；b．中国的留日学生，研究论文有61篇（占264篇的23．1%）；c．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论文65篇（占264篇的24．6%）。

②古代及中世纪中日关系史的研究（1979年以后，这方面的论文有360篇）：a．隋唐以前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徐福东渡问题，研究论文有31篇（占360篇的8．6%）；渤海国与日本，研究论文有21篇（占360篇的5．8%）。b．隋唐时代的中日关系研究，主要课题是鉴真东渡问题，研究论文有54篇（占360篇的15．0%）。c．明代及清初的中日关系，研究论文有61篇（占360篇的16．9%）。

③近代（一）中日关系史研究（1979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261篇）：a．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论文有147篇（占261篇的56．3%），其中，涉及课题与研究论文篇数是：甲午战争与中日外交26篇；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13篇；甲午战争的评论35篇；甲午战争中的历史人物15篇。b．黄遵宪与日本，研究论文有26篇（占261篇的9．9%）。c．康有为、梁启超与日本，研究论文有16篇（占261篇的6．1%）。

④近代（二）中日关系史研究（1979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1 134篇）：a．辛亥革命与日本（包括孙中山与日本），研究论文64篇（占1 134篇的5．6%）；b．中国军阀与日本，研究论文有32篇（占1 134篇的2．8%）；c．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研究论文有22篇（占1 134篇的1．9%）；d．日本侵华政策及其演变，研究论文有57篇（占1 134篇的5．0%）；e．“九一八”事变，研究论文有111篇（占1 134篇的9．7%）；f．“七七”事变，研究论文有97篇（占1 134篇的8．5%）；g．日本的侵华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的主要论文有107篇（占1 134篇的9．4%）；h．日本对华北等地的统治与掠夺，研究论文有95篇（占1 134篇的8．3%）；i．日本对东北的统治与掠夺，研究论文有134篇（占1 134篇的11．8%）；j．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研究论文有227篇（占1 134篇的20．8%），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论文有了71篇（占227篇31．2%）。

⑤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1979年以后，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论文有157篇）：a．战后中日关系史概述，研究论文有45篇（占157篇的28．6%）；b．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论文有26篇（占157篇的16．5%）；c．中日经济关系29篇（占157篇的18．4%）；d．亚太地区的发展与中日关系，研究论文有22篇（占157篇的14．0%）；e．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研究论文有35篇（占157篇的22．2%）。

表1　中国中日日关系史研究论著统计：著作与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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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论著统计：论文与译文

表3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论著统计：著作分类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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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论著统计：论文分类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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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收于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此处对原文有所删改）

【注释】

[1]准确地说，其正式名称是《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但学界一般通称为《魏志·倭人传》，对其他正史中的“日本传”，亦有这类通称。

[2]浪是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之一，乐浪海应指黄海及东海一带。

[3]后汉末年，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公元204年（建安九年）公孙度之子公孙康立割乐浪南部，设带方郡，统辖中日朝各族交往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