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日本史研究的轨迹及趋势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轨迹

宋成有

一、中国日本史研究足迹管窥

（一）古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自《史记》以来，中国历朝史书均为周边民族或国家立传。正史中对日本的首次记述，载于东汉班固（32—92）所著《汉书·地理志》“燕地条”。其文仅为19字，而且是在记载汉武帝设置玄菟、乐浪郡史迹的末尾处，顺便提及倭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1]。此后，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中国诸朝修史的东夷传或外国中，有关日本的记事内容不断丰富起来。其中，陈寿的《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通称《魏志·倭人传》）总字数为1 987个汉字，比“燕地条”足足增加了百余倍。书中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述提供了研究日本国家初始时期的宝贵史料，也留下了围绕其方位和里程的千古之谜，至今仍争论不休。至于日本的国号，新旧《唐书》之前的史书皆记作“倭”、“倭国”，自新旧《唐书》起，接受日本遣唐使“恶倭名，更号日本”的说法^[2]，由“倭国”改记为“日本”。但无论采用哪种国号，虽其记述内容大体可信，但修史的指导方针却始终以天朝大国的尊大姿态，俯视着这个偏据海岛的“蕞尔小国”。

至于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则开始得比较晚。而且，往往是在受到来自日本的强烈刺激或冲击，被搞得有些焦头烂额之后，才放下“华夏大国”的身段，透过“华夷之别”的有色眼镜，注意观察对方，作出考察和评析。虽然在考察中还存在不甚明了透彻的问题，但毕竟不同于以往的单纯记述或照录前史的相关文字。从这些意义上来说，第一次日本研究“热”出现在明朝，即在东汉记述倭人1 300年之后。明代自洪武年间以来，备受前期倭寇的袭扰。至成化至嘉靖年间（1465—1566），后期倭寇愈加猖獗。身处“北虏南倭”压力中的明朝有识之士，开始琢磨这股来自海上、肆虐东南沿海的劲敌究竟是何许人，对日本的考察和研究应运而生。一时间，竟有10余种研究著作刻印出版。其中，既有剿灭倭寇最得力的总督胡宗宪挂名主编的《筹海图编·倭国事略》；也有以其部将名义编著的研究著作，如李言恭等《日本考》、薛俊的《日本国考略》、郑舜功的《日本一鉴》，以及军帐幕僚郑若曾的《江南经略》等。这些著述涉及日本的历史沿革、山川形势、语言习俗等内容，重点是分析倭寇的缘起和探讨平倭之策。实际上，各著的编著者当为随诸军进剿倭寇的幕僚，一群忧于国事而投笔从戎的文化人。可惜，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他们的真实姓名。至于入幕胡宗宪、戚继光麾下的昆山人郑若曾，在剿倭期间编著《日本图纂》、《筹海图编》、《万里海防图论》、《江防图考》、《江南经略》等著作，纵论日本地理形势、历史沿革、倭寇由来，以及明朝兵务总论、江南海防与江防、军队操练、兵器制造等，内容丰富，考备翔实，堪称嘉靖年间日本研究的第一人。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明军终于剿灭为患中朝沿海300余年的倭寇。

太平时节还未及30年，一场始料未及的中日国家间战争骤至。万历二十年（1592），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妄想建立一个将大明四百军州悉数纳入日本版图的大帝国，为“借道伐明”，兵侵朝鲜八道。朝鲜君臣向明朝呼救，明军渡江援助，“万历朝鲜之役”猝发。明朝倾举国之力援救朝鲜，不惜伤蚀国本。历时八年战和交替的朝鲜之役，至丰臣忧急而亡，日军败退而告结束。战争的结果是，明朝元气大伤，朝鲜八道一片荒凉，消极避战的德川家康乘机取代丰臣氏，建立了德川幕府。这场战争，促使明季的中国人再次关注日本。在《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明外史·日本传》等史著中，对朝鲜之役均有记载；初刻于明隆庆二年（1568）的郑若曾撰《江南经略》，至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重刻，以备世人了解日本急需。康熙年间刻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日本部汇考》、《朝鲜部汇考》等著作也记录。这些著作，大体反映了明季中国士人的日本研究水平。1644年明清更替，中日双方在此后200余年间并无官方关系，彼此相安无事。中国的日本研究，再次被束之高阁，处于停顿状态。

（二）近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1．清季

鸦片战争过后，清季中国的国势衰微。1874年日本兵侵台湾，朝野震动，迫使中国人再次睁眼看日本，又一轮的日本研究逐渐升温。1874年，浙江人陈其元著《日本近事考》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主张出兵东征，荡平祸乱之源。同为浙江人的金安清著《东倭考》，对明治维新给予相对客观评价，反对贸然东征。这一期间，还有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使东述略》、道员王之春的《谈瀛录》、王韬的《扶桑游记》等考察日本的论著问世。至19世纪80年代，则有刑部主事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北洋机器局总办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等著述问世。至90年代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浙江人黄庆澄的《东游日记》等著作刻印刊行。上述著作，多以平和的心态，评述以明治维新为焦点的日本近况，主张对日友好。其陆续刻印出版，固然有利于此后日本研究的开展，但由于各著论述视角还未脱离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日观中根深蒂固的优越意识，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有色眼镜，阻碍了中国的知识精英确实、深入地认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与此同时，也开启了近代日本研究之嚆矢。

1895年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较之此前与欧洲列强的屡战屡败，与日本的战争与缔约，刺痛了中国君臣之心。因为出乎世人的预料，“天朝大国”居然被东洋“蕞尔小国”击败，而且败得很惨；随即遭受规模空前的劫掠，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剧为鸦片战争以来所仅见；劫掠者恰恰又是千百年来深受中华文化恩惠的日本。种种冷酷的现实，使备受扭曲的自尊心、优越感与危机意识、屈辱感混合成无比强烈的精神冲击，促使国人不得不认真而全面地审视武力崛起的日本。新一轮的日本研究“热”应运而生。就在订立《马关条约》的同一年，曾经客居东瀛多年的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的大部头著作《日本国志》出版。以此为标志，被打痛的中国人一改居高临下记述日本史的传统姿态，开始比较客观、全面地研究日本。这部书共40卷，以5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日本的地理、职官、食货、兵备、刑法、物产、工艺等，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几乎与此同时，康有为编著了记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并于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御览，以资戊戌新政。这些研究树立了中国人研究日本史，包括世界史注重实用的传统。用黄遵宪的话来说，就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期适用也”^[3]。其详略之所以如此剪裁，盖因甲午战败而痛心疾首，痛彻骨髓之故也。这种学术研究与经邦济世现实要求挂钩的传统，无非古代资治通鉴的近代版，有利有弊，不可作片面论。

2．民国期间

民国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推行蚕食中国的“大陆政策”，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试图将中国保护国化，1927年制定肢解中国东北的《对华政策纲领》，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将14年侵华战争强加给中国。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威胁，迫使当时的中国人下大气力去认识、研究日本，各类研究成果陆续推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形成新的日本研究“热”。以明治维新研究为例，即有李宗武的《明治维新》（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版）、李建芳的《日本维新运动》（真理出版社1937年版）、郑学稼的《日本明治维新大纲》（西安新中国文化社1940年版）、张永淇的《日本明治维新前史》（南京国立编译馆1941年版）、何兹全的《日本维新史》（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等专著出版。此外《民国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和《建设杂志》、《宇宙风》杂志等媒体成为戴季陶、林语堂、郭沫若、周作人等知日家发表日本研究最新成果的园地。

作为深入研究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力作，当属戴季陶写于1928年的《日本论》和蒋百里出版于1938年的《日本人》。两著作均涉猎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诸方面。既评论其现状，也追溯其历史，并且都很重视并对日本国民性格的深入研究。两本著作的写作、出版年代，正值中日两国处于尖锐的武力对峙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断升级的时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戴著对日本民族性格的评论基调为褒多于贬，蒋著则贬多于褒，但是促使国人认识交战敌手的精神世界，则是两著的异曲同工之处。^[4]

在史学名著的翻译方面，胡锡年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所译长泽规矩也的《中国学术文艺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版）、栗田元次的《日本近代史》（正中书局1947年版），深受读者的欢迎。两著一版再版，有益于夯实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础。

（三）现代中国的日本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分属冷战下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长期处于无邦交的对立状态，难以开展正常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在三年内战后，继续隔着台湾海峡相互对峙。这样，本来是一个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群体，分成互不往来的两个群体，而且一分就是近40载。这些情况，制约了中国的日本研究顺利展开。此外，在海峡两岸，研究机构的调整与建立、人才培养等也颇费时日。

尽管如此，大陆学者的日本史研究仍取得了若干开创性成果。以率先开始日本研究的北京大学为例，1958—1964年，哲学系朱谦之教授接连出版了《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史》、《日本哲学史资料选编（古代和德川之部）》，奠定了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哲学史的基础。历史系周一良教授的《亚洲各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的日本史部分等著作，代表了当时国内研究的最高水平，并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其中，周一良教授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中提出的明治维新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至今仍是内地日本史学界对明治维新定性的主流观点。除北京大学之外，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刘思慕教授的《战前与战后的日本》，南开大学吴廷璆教授的论文《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以及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胡锡年翻译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的《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以及在60年代初期动笔翻译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也为日本史研究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之，在新中国建国后17年间，日本史研究成果虽然数量较少，但颇有分量，堪称奠基之作。

在海峡对岸，1964年中国文化大学成立了第一个日本研究的学术团体，即中华学术院日本研究所，开展对日本的政治、外交、历史等方面的研究。自1968年开设硕士班，每年招生15名，由朱元、苏振申、孙秉乾、陈水逢、刘崇棱等学者执教。1968年至1997年，完成硕士论文218篇，涉及日本历史45篇（20．6%）、文学38篇（17．4%）、经济35篇（16%）、政治32篇（15%）、社会24篇（11%）等。^[5]与此同时，在台大、“中央”、文化、政大、成功、中兴、淡江大学等高等院校中，自1963年至1998年，也有300篇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涉及日本的经济、政治、历史等领域。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大陆陷入内乱。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靠边站，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一批中青年研究力量难觅用武之地，日本史研究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日本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左”倾的大棒高悬，正常的学术研究依然举步维艰。1976年1月，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应邀来北京大学历史系，主持了历时半年之久的“日本近现代史讲座”，听讲者20余名，均为来自全国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中青年教师或研究人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浪不绝于耳的“文革”末期，讲座的参加者得以相对有保障地研讨日本近现代史，在当时堪称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文革”结束后，百废俱兴。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热潮涌动，日本史研究再次出现规模宏大、历时持久的热潮，推出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万峰研究员的《日本近代史》出版，是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学者首部日本断代史专著。1984年天津社会科学院王金林研究员的《简明日本古代史》、吕万和研究员的《简明日本近代史》出版，为万著问世之后日本史研究专著出版潮的掀起推波助澜。1979年筹备于北大历史系、1980年成立于天津社科院的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日本史学会），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日本史教学科研力量汇聚起来，形成老中青相结合、阵容可观的学术团体。该团体建立后，开展了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举行年会或专题研讨会，展开争鸣、开阔视野、交流心得、展望前景，推进了大陆学者日本史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日贸易稳定增长，强劲的经济因素为日本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文化交流协定的签署、各种类型学术合作关系的建立与扩大、人员往来的频繁化和研究理论的更新、研究课题的多样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天时、地利、人和俱佳的大好形势，日本研究、其中包括日本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兴旺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6年12月，大陆设有日本研究机构98个，日本研究学会43个，含参加两个以上研究团体的会员约1万余人，其中研究学者1 260人；各类日本研究杂志和学术刊物33种；1949年至1993年，出版著作、译作3 529种，发表论文19 456篇，其中绝大多数为1978年以后取得的研究成果。^[6]

在海峡对岸，80—90年代也是日本研究活跃开展的重要时期。继郑学稼教授出版研究力作《日本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之后，1986年林明德教授所著《日本史》出版，1988年陈水逢教授的《日本近代史》付梓。在对日本的总体认识上，两位作者的把握不尽相同。其中，林明德认为“同文同种”之说或“蕞尔小邦”论等，阻碍了国人正确认识日本，强调“中日两国既不‘同文’，也不‘同种’”。指出：明治时代日本鼓吹“同文同种”论，“其目的乃在推展其大陆政策，建立亚洲同盟，甚至梦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7]陈水逢则认为中日“毗邻为国，而又同种同文”，不同意对“同文同种”的否定^[8]。但在疾呼中国人应加强研究日本历史文化方面，二人并无分歧。林明德慨叹：“过去两千年来的中日关系，日本受惠于中国者甚厚，但近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中国饱受日本之苦，却不甚了解日本。多年以来，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的著作特丰，而中国学者之研究日本者特少。”^[9]陈水逢强调：“日本过去为并吞我国，对我一切，洞悉无余，故能放心大胆以谋我”；反观中国人往往对“东邻日本，大都冷淡、模糊、轻视，甚至盲目排除反对”，所以“事事吃亏。”^[10]为此，他们热烈呼吁中国人认真关注和详尽研究日本。

二、研究人员、团体和刊物

从整体上看，大陆方面日本研究的人员、团体和刊物的基本情况，反映了自近代以来日本研究的传统：应用色彩强烈，学术研究顺应现实需求。在有关日本政治、经济、语言、历史、文化、思想等研究领域中，以最应时并能满足社会急需的日本语教学研究和日本经济研究领域的人员最多。出版的文字成果也居前列。截至1993年，有关日语教学和研究的图书出版955册，从事日语教学科研的教师2 000余名；成立于1978年的日本经济研究会（后改称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会员人数迅速增加，近年已达400余名，是加盟全国最大的日本研究团体——中华日本学会之各分科研究团体中会员人数最多的一家。至1993年，共出版有关日本经济研究的专著、译著657册，发表论文约6 000篇，堪称成绩斐然^[11]。

相形之下，日本史研究领域却另有一番景象。从研究人员的数量来看，在日本研究各领域中尚属前列。例如，仅加入全国日本史研究团体——中国日本史学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即超过300余名。如果加上未入会的日本史教学科研工作者，国内日本史研究者的人数还会更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1978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等教学科研单位先后设置日本史硕士、博士研究方向以来，陆续培养出数量可观的日本史研究生。学成后，许多人，特别是日本史博士学位获得者，多加入日本史研究行列，源源不断地补充着日本史的研究力量。这些研究生们可谓生逢其时，国际文化交流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不仅可以利用赴日留学的机会，搜集在国内图书馆找不到的资料，而且开阔了眼界，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学术质量都比较高。博士学位论文往往再经修改后出版，这是近年来日本史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同时，其论著也展现了日本史研究新锐人才的学术锋芒。

此外，赴日留学研修的年轻学子中，选修日本史者不乏其人。其佼佼者经过一番拼搏，修得学位后，在日本大学谋职执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或者回国走上大学讲台，在国内的日本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构成来自海外的强有力补充力量。今后，随着国内研究生培养主渠道的进一步拓宽和海外补充渠道不断回输新生力量，中国日本史研究人员的队伍会得到进一步的更新和壮大。

大陆日本研究机构和团体大致可分为4类：①高等院校所设立的各种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室或系、教研室等；②全国或地方社会科学院所设立的各种研究所、学会等；③政府设立的各种研究组、研究中心等；④跨院系的民间学术团体等。以上各种日本研究机构和团体大都具有综合研究的特色。

在机构和团体的名称和学术活动中，专门从事日本史研究的为数不多，仅有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苏州中日关系史学会、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室日本史组等10余家。

在以上冠以“史”字的日本史研究机构和团体中，中国日本史学会是国内唯一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学会下设日本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战后史、中日关系史、思想文化史、日本渤海关系史以及对外交流等9个专业委员会（分会）。自1980年以来，先后围绕邪马台国、日本封建社会分期、历史人物评价、中日文化交流、大化革新、徐福东渡、日本与国际化、战后日本50年、东亚经济的现代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回顾与展望、文明视角下的中日关系、日本史教学经验研讨等主题，多次举行年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充满了学术活力，是加盟中华日本学会各团体中人数较多、学术影响较大的一个重要团体。

另外，绝大多数的日本研究机构和团体虽未必冠以“史”字，但不少单位的主要学术活动仍围绕着日本历史展开，如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院、北京外国语言文化大学的日本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及东北3个省的社科院的日本研究所，辽宁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河北大学的日本研究所等。

目前，在内地有影响且作为日本史研究成果重要载体的刊物，依创刊年代先后为序，主要有：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研究》（1964年创刊，下同）、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1972年，后更名《日本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研究论丛》（1972）、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问题研究》（1980）、吉林大学与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主办的《现代日本经济》（1982）、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学刊》（1985）、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学》（1989）、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日文化论丛》（1991）及复旦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研究集刊》（1993）等。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等国内史学界公认的最高级别核心刊物上，也经常登载有分量的日本史研究论文。

在台湾地区，80—90年代也是日本研究学术团体活跃发展的时期。继1975年成立产学结合的“中日文教基金会”、1979年成立人数一度多达800名的日本研究学会之后，1989年又成立“台湾”日本语文学会，1992年成立“台湾”日语教育学会，1996年成立日本文教基金会等团体，使之发挥全局性的引导作用。

此外，各大学也竞相成立日本研究团体。1980年东吴大学成立了日本文化研究所，每年招收15名硕士生，以培养日语教育人才为主要目标，偏重于语言、文学研究方向。至1997年，共完成硕士学位论文115篇；1990—1999年开设博士招生方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9篇。1999年之后，停止招收博士生。1983年，淡江大学成立日本研究所，研究方向及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历史、文学等各领域，每年招收12名研究生。至1997年，以完成硕士学位论文147篇。1989年政治大学开始与日本的产官学界举办以“亚洲展望”为标题的研讨会，官方色彩强烈。

1992年“台湾大学”、高雄“中山大学”也设立了日本研究机构。其中，台大的日本综合研究中心由许介麟教授主持，并设有财团法人日本综合研究基金会为后援，分成政治外交、法律制度、经济、财政金融、产业经营、国土规划、农业、科学、技术、医学、社会、文化等12个课题组，展开研究。与此同时，学术会议十分活跃，探讨的课题主要涉及“中日文化差异”、“中日经贸问题”、“明治时代日本的工业化与民主化”、“东亚之民间信仰”、“中日思维差异”、“文化震源地亚洲”、“文明史上的台湾”、“中国内地与东亚国际关系”及“近代日本与台湾”等。“中山大学”的日本研究中心配合行政当局的亚太运营计划，每年邀请日本学者前来开展交流，以日本的经济、产业技术、金融、信息管理、环境保护、公共设施管理为主题，并注意与企业界的合作，着力培养经贸人才。

主要的日本研究刊物为中国文化大学各教学科研机构主编的《中日文化》（1968）、《华冈外语学报》（1993）、《文大日研学报》（1996）；辅仁大学日文系和日本研究所主编的《日本语日本文学》（1973）；日本研究学会主编的《日本学报》（1979）；东吴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1991）；淡江大学日文系和日本研究所主编的《日本论丛》（1992）；“台湾大学”日本综合研究中心主编的《台大日本综合研究中心丛刊》（1995）等，总数不到20家。^[12]

从以上所列举的海峡两岸的刊物中，可窥见日本研究的某些特点：第一，多为综合性刊物。所发表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虽说日本史不可缺少，但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第二，体现日本研究的传统——经世性、现实性明显。大多数文章为脱离象牙塔之作，即使日本史研究也常有为现实服务的立意。第三，地方色彩强烈。具体来说，刊物多为东北、京津地区的大专院校或社科院所主办。华东、华南地区大学和社科院的日本研究刊物较少。在海峡对岸，则主要集中在台北地区。

三、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和有待开拓的领域

（一）通史和断代史

继1978年万峰出版《日本近代史》之后，1984年王金林出版《简明日本古代史》和吕万和出版《简明日本近代史》，1989年赵建民、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出版^[13]，首创中国内地学者撰写日本通史的记录。该著以3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自日本列岛形成至竹下登访华的历史过程。在体例上，该著力图突破五种生产方式的阶段说；在观点上，如部民制性质、战后民主改革评价等问题上，颇有新意。1994年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出版^[14]。该著汇集了各断代史的学者，以洋洋百余万字的篇幅，更加详尽、具体地记述了日本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是目前为止内地篇幅最大的日本史通史专著。以论文集形式出现，涉猎日本通史中若干问题的研究著作，当数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在1982年出版的《日本史论文集》（三联书店）和1985年中国日本史学会编辑出版的《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这样，自1978年万峰的《日本近代史》出版后，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内地学者陆续推出多种版本的日本通史或断代史。

在台湾地区，余又荪的《日本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版）、甘友兰《日本通史》（香港自由出版社1957年版）、陶振誉《日本史纲》（台北国防研究院1964年版）以及郑学稼《日本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等先后出版，奠定了研究日本通史的基础。林明德的《日本通史》（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版）和大专用书《日本史》（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版）是8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有关日本通史研究的新作。陈水逢在20世纪60年代在文化大学和新加坡南洋大学讲授日本近代史的基础上，分成若干专题，展开研究。其成果在1988年出版，即《日本近代史》。

在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中，将某一国的古代、近代、现代史和通史全部出齐，并且不同版本各展现其特色，这种情况似乎仅存于日本史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断代史、通史的出版，是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最明显征候。

（二）日本古代史的课题研究进展

有关日本古代史的成果不少。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新进展。

1．关于日本民族起源。在《山海经》、《论衡》、《汉书》、《三国志》等中国古籍中，称日本为倭、倭国，称日本人为倭人。因此，对古籍所载倭、倭国、倭人的探讨，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密切相关。针对日本学者认为倭在中国东北的“北方倭人说”（井上秀雄）、在中国江南的“南方倭人说”（江人波夫）、在“朝鲜半岛南部倭人说”（角林文雄）、或者在中国云贵川的“西方倭人说”，沈仁安撰文《“倭”、“倭人”辨析》（《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批驳了以上诸说，认为倭国在日本列岛，倭人就是日本人。2005年，沈仁安著《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出版。作者说明该著是日文版《倭国与东亚》的中文版，而且将日文版被删节的七万余字原文照录，完整地表述了作者对早期日本国家的基本看法。全书分成“倭人的出现”、“邪马台国”、“倭国的形成”、“倭国的发展”、“从倭国到日本国”等5章，在评析日本学术界倾向性观点的同时，确立了中国学者的研究体系。

2．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对古代日本的影响。绝大多数的日本学者历来承认中国儒家和汉化佛教对日本古代文化形成的影响，但对道教的传入与影响，或者矢口否认，或者讳莫如深，结果出现同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释、道，虽前两者的研究畅行日本学术界，唯独道教研究极度冷落乃至被拒于国门之外的奇异景象。80年代李威周在探讨江户时代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时，很兴奋地发现道家阴阳五行说对安藤思想影响很大。近年来，严绍璗在评析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日本传播时，通过研究中日古文化的“神道观”、《日本书纪》的“尊”与《道藏》的“天尊”相互联系、日本皇室的“神器信仰”、“祝紫为上”与道教的关联、平安时代日本宫廷的“咒文”与道教的关联以及奈良、平安时代文学中的道家思想，认为“在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同时，道家文化也传入了日本”^[15]。

3．古代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随着文化研究“热”不断升温，探求古代日本文化底蕴以及日本民族性格的成果层出不穷。北大东语系教授刘振瀛在1983年第2期至1989年第5期《日语学习》杂志上，围绕《古事记》、《万叶集》、《伊氏物语》、《源氏物语》、《今昔物语》、《平家物语》、《谣曲》、《好色五人女》、《曾根崎情死》、《蛇性之淫》以及芭蕉的俳句等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文学作品，深入浅出地评析写作时代背景及其在古代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受到欢迎和好评，后辑成《日本文学史话》出版^[16]。

周一良积数十年研究日本的深厚心得，从“深义文化”的视角出发，将日本古代文化底蕴高度概括为“苦涩”、“闲寂”而独树一帜^[17]。王金林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多层机构”，原因在于“日本文化源流的多元性”^[18]。严绍璗和刘金才从文化发生学的立场出发，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化”，变异主要表现为对外来文化“吸收”、“溶解”的能力^[19]；魏常海则认为“重实用轻思辨”、“否旧求新”、“善于凝聚”是日本文化的主要特征^[20]，等等。关于日本民族性格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复杂性的分析上，学者普遍认为闭塞性与开放性、保守性与进取性、排他性与包容性、自尊心与自卑感、岛国根性与世界眼光等相互对立性格的相辅相成，构成极为复杂的日本民族性格。相对于80年代初期单方面强调日本民族善于、勇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褒扬论，持两点论的日本民族性格显然是一个进步。有的学者还就日本社会不同阶层的形态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个案分析中透视日本民族性格。武安隆侧重分析明治初期处于“洋风”与“和风”夹击下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心态，认为他们既有追赶世界先进潮流的冲动，又忧虑文化传统的崩溃，因而努力寻找学习先进与维护传统的两全之策。^[21]

4．古代东北亚国际关系与日本。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是古代东北亚国际舞台上的主角。正如中日关系已走过用茅台酒干杯大讲友好阶段，进入遵循邦交正常化《联合公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规定，彼此就存在的问题、坦率交换意见的新阶段一样，对古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也越过强调两千年的友好交流研究阶段，进入日益深入研究古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复杂性的新时期。特别是大和、奈良时代日本与中国及半岛国家关系的研究，取得若干新进展。沈仁安的《倭国与东亚》^[22]，是目前最为系统、全面把握国家初创时期的日本与东亚国际关系的专著。作者将东亚作为有机整体，将倭国作为东亚世界一部分来把握的角度以及对日本学术界许多观点的评析，引起反响。作者又通过研究4—5世纪的日朝关系，否认了任那日本府的存在^[23]。徐建新经多年努力，在国内找到60余种好太王碑的拓本，其中有40余种拓本为第一次使用，对解决若干多年未解决的难题，包括碑文的释文、早期拓本的制作和传布、与李进熙主张的“碑文篡改说”有关的早期摹拓本的性质问题、清末北京琉璃厂拓工李云从的经历及其制作早期拓本的原委、早期石灰拓本的发现以及石灰补字的原因和性质问题、好太王碑各时期拓本的编年及其方法等，作出了新的有力探讨^[24]。任鸿章、王金林认为日本朝廷对渤海国开展外交的政治目的之一，在于抬高其国际地位，进而取代中国而称雄东北亚^[25]。宋成有认为：日本对隋唐、渤海和朝鲜三国的政治战略均以实力为后盾，并视对方实力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立场；大和朝廷不介入半岛事务，是唐日关系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26]。

5．古代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研究历来是日本史研究的重头戏。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共发表有关中日关系的论文120余篇，位居其他方面研究成果的榜首^[27]。论文涉及考古发掘、国家关系、文化交流、人物往来、社会习俗等研究课题，丰富多彩。其中，古代中日文化关系与文化交流，又是研究者最感兴趣、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的研究进展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重视。1995年大庭修、中西进、源了圆、王勇、王晓秋、严绍璗等中日学者会编的日文多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由大修馆出版社出版。1996年“大系”获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学术图书金奖，同年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大系”先后用两种文字在两国出版，是两国学术交流与国内学者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具体例证。

6．古代思想史。儒、释、神道是研究日本古代思想史的基本领域。王家骅的《中日儒学比较》、《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等3本专著^[28]，集中反映了国内学者关于日本儒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李威周的《中日哲学思想交流与比较》^[29]、卞崇道的《日本哲学史教程》等著作^[30]对日本哲学思想作出了新的探索。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以52万字的篇幅^[31]，着重论述了佛教在古代日本传入、分派、发展的过程，奠定了国内学者研究日本佛教的基础。相形之下，对日本神道教的研究则相对较弱，虽有多篇论文发表，但有水平的研究专著尚未问世。

7．日本天皇评介。蒋立峰的《日本天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评介了日本历代天皇的生平业绩和皇室的典章制度。蒋著从传说中的肇国天皇神武天皇说起，涉及古代的百余位天皇。对近现代史上的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天皇等也作了重点评介，有助于中国读者掌握认识天皇问题的基本知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日本学术界一般回避天皇的研究和评价。因此，蒋著在中国出版，在日本引起轰动，纷纷加以评论。

近30年来，国内日本古代史研究长足进步。其不足之处在于：其一，研究整体布局有所失衡，即古代史的绳纹时代、弥生时代、邪马台国、大和国、奈良朝、平安朝史和近世的安土桃山、江户时代史研究成果相对密集；但中世的镰仓、室町时代史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其中，古代史研究水平往往又高于近世史。其二，研究门类也有不平衡的倾向。具体来说，中日关系、文化交流、民族性格、国际关系、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偏多、研究水平较高；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宗教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其三，研究理论与方法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研究者的立场与视角也有待明确和强调。经过跨世纪的继续奋斗，以上不足必将得到明显的改观。

（三）近现代史的课题研究进展

相对日本古代史的研究状况而言，由于日本近现代史更贴近现实，其历史进程与近现代中国国运关系密切，更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以及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也由于国内教学科研强调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规划多次调整，因而从事日本近现代史的教学科研的人员人数居多，研究课题更加广泛，成果积累厚实，近些年来，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明治维新。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明治维新的研究曾长期执著于其性质的判定，并在60年代前期、70年代后期开展过两次大讨论。归纳起来看，除传统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外，又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先革命后改革说”、“早熟的资产阶级革命说”、“资产阶级运动说”等新观点、新提法不断涌现，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然而，至1981年《世界历史》增刊号《明治维新的再探讨》出版，中国学术界关于明治维新性质的讨论就此画上句号。以后，人们更关注诸如明治维新社会历史环境幕藩体制、西学（兰学）在日本的传播、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工厂手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明治官制变迁、明治初期文明开化、基本政策、教育改革、民权运动、帝国宪法、外交策略等具体问题的研讨。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朱守仁、汪淼、汤重南参与执笔的《明治维新史》以50余万字的容量^[32]，分15章详述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改革主要过程及其影响，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明治维新全过程的封顶之作。此外，米庆余的《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则力求运用新的研究框架^[33]，在分析外因与内因的互相作用中，阐述明治维新。

2．日本近代化。其研究进展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一，在日本近代化研究过程当中，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如精神（心态）史学、社会形态史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计量经济史论、比较史学方法、现代化论、依附理论、发展理论、一元多线论等被大量采用。其二，新的研究成果先后问世，如万峰的《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研讨了日本工业的全过程以及农业、教育、人口等重大问题^[34]，对武士道理论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阐发颇有新意。刘天纯的《日本产业革命史》和《日本现代化研究》^[35]在勾勒日本现代化进程全景的同时，就现代化与社会改革、现代化的决策与措施、科技革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对天皇制的作用、民族活力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马家骏、汤重南的《中日近代化比较》^[36]，以近代日本和1949年以前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为比较对象，就中日两国的旧体制与近代化前提、国际环境、社会转型、进程的差异、历史转换的新起点等问题展开论述，并对各自的成败得失加以评论。王振锁的《日本农业现代化的途径》概述了日本农业现代化的历程^[37]，其政策分析层次丰富，梳理细致，很有特色。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认为^[38]，儒学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媒介、桥梁、动力等历史角色，又从日本儒学被重释、泛化及民族性格的探讨中，对日本现代化及日本儒学的二重性加以剖析，力图解开儒学在现代化当中作用的“世纪之谜”。郑彭年的《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撞击的大视角，对日本吸取欧美文化的历程，展开了追踪研究和评述^[39]。除上述专著外，还有大量有分量的论文从不同侧面分析日本现代化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拓展了国内关于日本现代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3．军国主义与日本法西斯主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如日本现代化研究那样遍地开花，但也推出若干有力度的专著或论文。其中，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新论》^[40]，将德、日、意法西斯作为一种国际现象，探讨日本法西斯产生的原因、体制的形成及其特点，评析了各种否认日本法西斯的奇谈怪论，认为日本法西斯的主要特点即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易显石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41]，评析了中国东北在大陆政策中的地位，揭露了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徐勇的《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42]，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总方针“大陆政策”入手，追踪评析军国主义体制、侵华战略的形成，肯定了中国战场的地位，即造成日本战略全局上的被动局面，战败投降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台湾”学者陈丰祥的《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43]，以丰富的史料，揭示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颇具说服力。

在探索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源流方面，宋成有通过对江户时代经世学的分析，认为这个学派为近代日本世界战略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思想素材，特别是经世家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与“田中奏折”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后者在语言和思想上几乎是前者的摹写本^[44]。李玉的《30年代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中国阶层》、《从传统右翼到法西斯——浅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本“革新”右翼》等论文^[45]，不仅概述了日本法西斯化由军部主导、战争刺激等特征，而且对中间层、包括“革新”右翼的支持、参与法西斯化的作用加以客观的评析，有助于深入研究这一历史现象。俞辛焞的《日本法西斯劳工团体初探》认为^[46]，法西斯劳工团体是日本法西斯的组成部分，并与天皇制法西斯运动的总特点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强调应当从法西斯运动的总体思考出发，观察法西斯劳工团体，这些视角也颇具启发性。

4．战后初期的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改革。这场改革是战后日本崛起的出发点，是战后日本史研究的重头戏。率先对战后民主改革进行全面论述的学术论文，首推俞辛焞的《试论日本的战后改革》（《世界历史》1985年第5、6期）。俞文纠正了“文革”前对战后民主改革评价中的偏激之处，比较客观、公平地评述了改革的基本举措及其历史地位，产生广泛影响。高兴祖的《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日本史论文集》，1982年）也反对一味强调改革的不彻底性，应肯定其客观进步性；强调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1945—1952年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认为6年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欧政策影响了日本的内政外交，值得深入研究。刘予苇则在《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战后史部分中，高度评价了战后民主改革，称之为不流血的资产阶级革命或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全方位社会改革。杨栋梁的《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将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经济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考察强调了内因所发挥的作用。于群的《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过程、目标设置及转化原因，有助于从整体上观察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李寒梅的《1947—1949年美国战后对日基本政策的制定》（《日本学》1989年第1辑）认为占领初期对日政策反映了战争的要求，是战时政策的延续，因而不会长期执行，1947—1949年的对日政策转变势在必行。对战后初期民主改革重大举措的研究中，80年代多集中在农地改革研究上，如李玉、马新民的《战后日本的农业改革》（《日本史论文集》，1982年）。宋玉印的《日本战后的农地改革》（《现代日本经济》1983年第5期）、邹有恒的《战后日本农地改革论》（《外国问题研究》1984年第3期）和《论战后日本农地改革》（《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崔勇列的《战后初期日本的农地改革与日本农业社会的溶解》（《日本问题》1988年第3期），其他关于修改宪法、解散财团、劳动改革、教育改革的成果则较少。

5．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与掠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有地方特色，即多来自当年惨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与掠夺的地区，如东三省、山西、河南和发生大屠杀暴行的南京等地，这些地区的学者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乃理所当然。其成果主要有：“台湾”学者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伊文成等主编的《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本善主编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禹硕基主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传杰等著《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史》（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河南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日本祸豫资料选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高兴祖的《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煞——驳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日文版，1991年）等。高著均被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本国民教育研究所和日本对“石原发言”京都集会实行委员会等团体译成日文，并两次出版。1985、1987年“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先后出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均为江苏古籍出版社）、张洪祥的《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著作为揭露日军暴行提供了大量史料。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关于“慰安妇”的实地调查也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关注。

6．近现代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与古代中日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成果颇多相类似，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与文化交流的研究亦成果不少，专著即有：张声振的《近现代中日关系史》，杨正光的《中日关系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杨孝臣的《中日关系史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林代昭的《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吴学文的《当代中日关系》（实事出版社1995年版），冯瑞云的《当代中日关系发展要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等。张蓬舟主编的《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3卷9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987年版），记述了自1932年至1982年的中日关系，可称之为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续编。田桓在松下国际财团资助下，1994年出版70万字的《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1997年出版《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1971—1995）两卷（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1997年版），共计220余万字。文献集详细搜集了自《波茨坦公告》至中国代表在第50届联大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共收入930份重要文件。上述年表和文献集为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八五”规划“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奠定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同行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通过研究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种重大课题，探讨中日两国近代政治、文化关系的演变；在此基础上，其《中日文化交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话》（中华书局1992年版）、《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版）等专著，将文化友好交流作为研究的重点，评述两国的相互观感和彼此影响的密切关系，颇有特色。(www.xing528.com)

7．日本外交史。近代日本外交史的专著只有一部，即米庆余的《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但战后日本外交史的成果却在近年陆续推出。吴学文主编的《日本外交轨迹（1945—1989）》（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记述了战后日本外交历程，特别突出了日美以及经济外交、大国外交等课题的研究，并以中日关系的记述最详细，开国内学者专门著述战后日本外交的先河。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战后日本外交的专著。该著循年代顺序，以日美关系为基轴、中日关系为要点，分别记述了日苏、日本与东南亚、日欧关系以及日本与大洋洲、中东、拉丁美洲、非洲关系，总体结构比较均衡，勾勒了战后日本外交由被迫就范、图谋发展、羽翼渐丰，到纵横捭阖、咄咄逼人的历史演变轨迹。冯昭奎、刘世龙等著《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版），以占领时期的“外交”、日美关系、外交地平线的拓宽、经济外交、国内政治与外交等5个专题为线索，力图鲜明凸现战后日本外交的轮廓与特点。该著注意补充新资料，也提出若干新观点。张健的《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光的《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均为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成书的专著，列入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序列。随着每年博士学位论文的通过，这一序列的成果会越来越多，使战后日本外交的研究愈加丰富多彩。

8．战后日本经济研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显著进展的研究领域之一。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需要，战后日本经济研究的专著与论文竞相问世，大有铺天盖地的势头。经济“热”之下，许多研究日本史的学者加入日本经济研究的行列。四面八方齐加油，国内战后日本经济研究成果、包括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作品如同集团冲锋般地涌入图书市场。据不完全统计，仅1980—1988年的9年间，出版经济类各种专著、工具书90余部（约为改革开放前的45倍），译著130余部（约为改革开放前的13倍），论文3 000余篇，译文1 200余篇，成果数量高据各研究领域之首^[47]。但是，其中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成果为数不多，主要有：辽宁大学哲学研究所等编《战后日本经济危机简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编《日本经济的发展》（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刘予苇著《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十五年（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周斌著《战后日本的崛起——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政治考察》（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王章耀著《战后日本经济概述》（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金明善、宋绍英等著《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李公绰著《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国振著《美、德、日、苏经济发展比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宋绍英著《日本崛起论》（东北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金明善著《日本经济：昨天、今天、明天》（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等十余部。

9．战后政治史研究。蒋立峰主编的《日本政治概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虽然带有国际政治研究的特点，但依然勾勒了战后日本政治的演进过程，参加撰写的学者多从熟悉的研究课题出发，论证有一定深度。王振锁在1996年同时出版了《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自民党的兴衰》（天津人民出版社），前者着重论述日本战后政治的沿革，后者集中探讨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金权政治，用功甚力，史料详备。

10．战后日本教育史研究。近现代日本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学校教育的普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始终关注着教育问题，并以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其中包括日本的教育为参照对象，开展多方面的研究，以为他山之石。在这种背景下，一批研究日本教育史的专著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为王桂的《日本教育史》（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梁忠义的《战后日本教育研究》（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

11．工具书。某种国别史工具书的出版，往往是在该国历史的研究与普及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前，国内日本史工具书大体处于空白状态。1988年沈仁安、马斌等根据竹内理三主编的共80万字的《日本史小辞典》和《日本近现代史小辞典》（角川书店出版），对词条加以筛选，出版了近50万字的《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是为国内第一部中文版的日本史辞典。4年之后，1992年复旦大学出版了吴杰主编的《日本史辞典》。这部辞典共收入词条4 000余，总字数百余万字，由79位日本史研究者，经8年的辛劳编纂而成，是为国内学者编写的第一部日本史辞典，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史研究的总体认知水平。

此外，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写的各国手册丛书《日本》。这个手册介绍了日本的自然地理、人口、语言、节庆习俗、行政区划和主要城市、历史以及政治、经济、文化、防卫、对外关系，实际上是第一本18万字的准日本百科全书。1994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了滕藤主编的《简明日本百科全书》。这部首次出版的百科全书以159万字的篇幅，分国土与人民、历史、社会政治结构和法制制度、经济等16篇，全面介绍日本。其内容之详尽、资料之齐全、信息量之丰富显然已非前述《日本》可比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研究水平的提高。作为专项研究的成果，刘德有、马兴国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事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以其严谨性、知识性和学术性见长。《事典》220余万字、共收词目1 100条，按照古、近、现代历史顺序，系统性地梳理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主要人物、典籍、事项，是研究两千余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案头必备之书。

由于近20年来日本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并散见于各类丛书、杂志之中，从而为编写论著目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自1982年至1995年，国内共编印、出版了日本研究论著索引21种，作为全面性的索引书刊主要有3种，即李玉等主编的《中国日本学论著索引（1949—198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任泽民等主编的《建国以来日本学研究的主要著、译作目录》（载于《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科技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李书成主编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等。其中，“文献总目录”涉及范围最广，自先秦直至1993年，共收录3万余条，总字数300余万字，规模之大，堪称国内第一。其他，尚有孙平化主编《日本人物辞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马洪、下河边淳主编《现代中日经济事典》（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等工具书。

近年来，日本史研究的一个令人高兴的动向，是国内学者与日本学术界的合作。如前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等均为此种合作的产物。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中国学者与日本出版界合作，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国外，其成功之例，如1988—1990年日本六兴出版社的13卷《东亚之中的日本历史》。其中包括沈任安的《倭国与东亚》、王金林的《奈良文化与唐文化》、张玉祥的《织丰政权和东亚》、任鸿章的《近世日本和日中贸易》、王家骅的《日中儒学的比较》、吕万和的《明治维新与中国》、周启乾的《明治的经济发展与中国》、马家骏、汤重南的《日中近代化的比较》、俞辛焞的《孙文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万峰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易显石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武安隆、熊达云的《中国人的日本史研究》、沈才彬的《天皇与中国皇帝》等。

以上两种动向值得倡导，因为其不仅活跃了中日两国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向日本各界显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长期以来，国内日本史研究水平不为国外、尤其是日本史学界所了解和承认。70年代日本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只相当于“中学水平”。直至80年代初，还有人公然藐视中国学者。随着两国学术界共同研究的展开、尤其是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向日本或者在日本公开出版发行，使许多日本学者改变了观感。90年代初不少人感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早已不是“中学水平”，而是进展迅速。1993年日本学者上田正昭连续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认为最近中国日本史研究水准不容轻视，与80年代相比，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提出了许多令人震惊的见解。呼吁打破封闭状态，检讨治史的目的和方法，以推进日本史研究的国际化^[48]。

经过多年的努力，国内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取得令国内外同行刮目相看的进展。在谈论成绩时，不应忘记许多日本友人、学术同行的巨大贡献，也不应忘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学术振兴会等学术团体的大力支援。路正长，不应盲目的乐观或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因为日本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如何协调，学习引进与独自创新如何处理，宏观、中观、微观研究如何把握，论点、资料、方法如何求新等；许多研究课题有待开掘，如日本近代社会思潮的变迁，政、财、军阀研究，无产政党研究，妇女问题研究，工农运动研究，“转向”研究，战后价值观念的转变，战后日本文化类型学研究，战后知识分子研究，中产阶级研究，知识经济研究等；另外，如何形成产学结合体制、开拓新的合作研究方式，扩大研究经费来源，以及利用国际互联网开展日本史研究，如何开展跨地区、跨国别的研究，仍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

（原文刊于《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

【注释】

[1]《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燕地”，玄菟、乐浪条。

[2]《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东夷·日本国》。

[3]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上海书局1901年版。

[4]蒋复璁等主编：《蒋百里先生全集》第3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戴季陶：《日本论》，台北，故乡出版社1987年版。

[5]徐兴庆：《现代台湾的日本研究》，《天理大学学报》1999年第190辑。

[6]骆为龙、徐一平主编：《中国的日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5页。

[7]林明德：《日本史·序言》，三民书局1993年第4版。

[8]陈水逢：《日本近代史·自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版，第2页。

[9]林明德：《日本史·序言》，三民书局1993年第4版。

[10]陈水逢：《日本近代史·自序》，第1页。

[11]骆为龙、徐一平主编：《中国的日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页。

[12]徐兴庆：《我国的日本研究现况及其未来展望》，台北“中研院”2000年版，第5—16页。

[13]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4]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日本学》1996年第7辑。

[16]刘振瀛：《日本文学史话》，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7]周一良：《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19]《文史知识》1987年第2期；《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

[20]魏长海：《日本文化概略》，中国文化书院1996年版。

[21]《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2]沈仁安：《倭国与东亚》，六兴出版社1990年版。

[23]《日本学》1991年第3辑。

[24]《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1995年第2期；《好太王碑拓本的研究》，日本东京堂出版社2006年版。

[25]马兴国等：《中日关系研究的新思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6]《日本学》1996年第7辑。

[27]《日本学》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页。

[28]王家骅：《中日儒学比较》，六兴出版社1988年版；《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9]李威周：《中日哲学思想交流与比较》，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0]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1]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2]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33]米庆余：《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求是出版社1988年版。

[34]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5]刘天纯：《日本产业革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现代化研究》，东方书店1995年版。

[36]马家骏、汤重南：《中日近代化比较》，六兴出版社1988年版。

[37]王振锁：《日本农业现代化的途径》，天津社科出版社1991年版。

[38]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9]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0]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41]易显石：《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六兴出版社1989年版。

[42]徐勇：《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43]陈丰祥：《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台北金禾出版社1993年版。

[44]《北大史学》1993年第1辑。

[45]《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日本学》1996年第7辑。

[46]俞辛焞：《日本法西斯劳工团体初探》，《日本史论文集》，1982年。

[47]据李玉等主编：《中国日本学论著索引（1949—1988）》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8]王金林、汤重南主编：《走向国际化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2—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