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林书记：老革命家的新贡献

老革命家的新贡献
——忆于林书记

郎维成

1987年春，吉林省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有关东北抗联的陈列展。在正式对外展示之前，馆长王承礼先生邀请几位专家学者参观，并就此次陈列展进行座谈。我做了发言。会后，王承礼先生让我将发言写成文稿，以备他用。我欣然遵嘱，写了一篇题为《参拜、篡改、翻案——日本舆论界动向一瞥》的文章。令我惊喜的是，承礼先生将拙文呈吉林省委书记于林审阅。于书记阅后批示：“此文甚好，能起振聩醒世之功。”并提出修改意见，在东北沦陷史编纂委员会的《研究参考》（第一期）上发表。真是喜出望外，这对我是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右翼不时刮起阵阵翻历史旧案的风潮。否定东京审判，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种种罪行，将掠夺说成“开发”，将罪恶说成“贡献”，将屠杀说成“帮助”，将“九一八”事件说成是中国人反日运动引发的，将“七七事变”的第一枪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人放的，将“珍珠港事件”说成是中美英荷包围圈逼的，将发动太平洋战争说成是日本国的“自存自卫”，是对亚洲人的“解放战争”等等。此前，日本当局为被东京审判处死的战犯和在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军人树立牌位，作为靖国神社护国之“神”供奉，让国民顶礼膜拜。日本政要也明目张胆地以公职身份成群结队地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游就馆”（靖国神社内设置的军事陈列馆）通过战史陈列，号召日本青少年以战犯为榜样，学习其忠君爱国精神。日本当局此时又制造一起教科书事件，将侵略改写成“进出”，模糊侵华战争的性质，为日本右翼翻案推波助澜，风气十分嚣张。

就在此时，于书记主持领导东北沦陷史的研究工作，并对我的文章作出上述批示，这怎能不使我精神大振，欢欣鼓舞呢！于书记的这一举措，打破了对日本侵华史研究比较沉寂的局面，产生了不忘历史、面向未来这积极的社会效果。

从此，我参加了于书记主持领导的东北沦陷史研究活动。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从事日本侵华史特别是日本侵略东北史的研究。在二十多年间，我深深地被这位老革命家的远大抱负、坚强意志、广阔胸怀、为党为国的伟大精神所感召。于书记在社会普遍追求物质财富之时，洞察国内外形势，远见卓识地主动承担起组织领导学者，克服种种困难，进行被人们忽视的人文领域的研究工作，独当一面地研究日本侵略东北的历史，令我敬仰。

于书记多次指出，扼制日本右翼势力，首先要靠日本国民的觉悟，我也深有感触。日本国民有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特别在战后，日本人中的先知先觉者最先接受了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制裁，东京审判史观在日本史学界居主导地位，正是他们走在揭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前列，写出了日本违反国际法进行细菌战、化学战、鸦片战，以及推行慰安妇制度等种种罪行的著述。

于书记也经常讲，在当今的条件下，单靠日本人自己难于扭转日本右翼的嚣张势头。战后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日本右翼翻案活动不是销声匿迹而是日趋活跃。特别是日本的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时，右翼翻案风更加猖狂，甚至主导舆论，左右政局。

于书记告诉我们，我们研究日本侵略东北史是中国人应该做的事，也是对日本国民反对军国主义斗争的有力声援。我们的研究，不能闭门造车，单打独斗，而应同日本国民合作，同世界各国学者合作，共同研究，多出成果，才能扭转日本右翼不可一世的气焰。

恰逢此时，著名美国华裔学者吴天威先生也有同感。他自筹经费，联合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学者，于1990年夏在香港召开了第一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日本、美国等国学者也应邀出席。之后每两年分别在北京、台北、东京、旧金山等地举行。1998年在长春，东北师大承办了第五届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于书记亲临会议，同吴天威并列主席台上，会下又进行了交谈，实现了于书记中国三地学者合作研究、国际学者合作研究的愿望。于书记创办、孙继武先生主编的《东北沦陷史研究》，和吴天威主编的在美国刊行的《日本侵华研究》两家学术刊物成了备受赞誉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刊物。经过中国学者与日本、美国等各国学者的多年奋斗，联合围剿日本右翼势力翻案活动，取得了令人振奋的重大成就，唤起美国舆论的反响，推动美国议会通过决议，敦促日本当局反省认罪。而且，荷兰议会、加拿大议会也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当局道歉赔偿。日本右翼翻案活动在国际上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处境，使其翻案活动遭到严重挫折，扼制了嚣张气焰，中日关系因此得到改善，呈现出新发展的好势头。

于书记在主持东北沦陷史研究过程中，关注研究方向，注重研究质量。为此，组建了顾问专家组，请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委党校的离退休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一起研讨。于书记非常重视学术民主，自由讨论，畅所欲言，而于书记则细心倾听，时而记录，间有插话，一同讨论。在讨论中，于书记既是领导者又是参与者，与专家学者共同研究，与不同年龄段的同仁商榷，不分彼此，气氛融合。

在顾问专家组的集体讨论之外，于书记也重视个人间的面对面的交流商谈。于书记随时随地都在思考问题，一旦感到需要探讨，便屈尊下访我们这些人。我家住在四楼，于书记已是耄耋之人，行动多有不便，也多次来访我家。作为晚辈，我惶恐不安。于是，一旦于书记要来探讨问题，我便立即前往于书记家拜访，于书记及夫人热情接待，倍感亲切。我到于书记家求知解惑次数之多，已经记不清了。

于老接人待物很随和。无论是个人之间交流或是集体讨论，他都以普通成员参与，让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于老细心倾听，间或记录。我常同于老进行学术研讨，他从不以领导或指导者的身份出现，而是用征求意见的态度，引导大家深入研讨。于老除参与集体研讨之外，还常到学者家登门访问，以弥补集体讨论之不足，或是再引申出新的研讨领域。对此，于老说，礼让为先，是重要的为人之道，它可以帮助你了解实际，广交人心，推动事业发展。

我很愿意同于老一起交流思想，讨论问题，在于老面前，不感到拘谨，能敞开思想，毫无束缚，充分拓展思路，迸发出新观点，新意识。当然，能做到畅所欲言这一点，前提是于老的言者无罪的博大胸怀。正因此，每当于老约我，我就心情舒畅地召之即去，坐下来就讨论问题，不扯闲话，双方都能投入，忘了时针走动。每每回忆起这种情景，心旷神怡，感到这是人生一大乐趣。(www.xing528.com)

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也是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的时候，作为抗战老战士的于老，对中日关系格外关注，十分关心日本的今后走向。为此，那段时间里于老多次约我交流有关日本问题。

在我们的交谈中，于老很重视直接查阅日本右翼刊物和文章，自己看译文，独自思考，绝不人云亦云，以耳代目。在我谈到几份杂志和数篇文章中，于老特意让我给他借阅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和日本右翼分子大搞翻案的几篇文章，如日军侵占南京展开的杀人比赛，即“百人斩”之一的土井女儿及其外孙的翻案活动的资料。于老查阅上述资料后，说道：“冈村宁次回忆录必读！”其中许多谬论，如“三戒政策”（不抢、不烧、不杀）等等，应予痛斥。可是我们回击不力。于老还就其他问题，如某皇族有反军（日军）活动之说，不予认同。从这里看得出，于老不只是组织学者研究日本动向，而且还亲自参加调研，同专家学者一起研讨。研讨的问题很广泛，有天皇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右翼刊物及代表人物以及著述等等。

老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经济文化建设中历练出来的政治嗅感，惊人地犀利。于老对日本社会右倾化及其未来走向十分担心，认为如此发展下去的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决非中国人民之福，不应低估了日本军国主义这股势力，要对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整体的深入的研究，要拨开层层迷雾，认清其本质。我们同日本右翼关于战争观的争论，恐怕还要长期持续下去，只有做到让多数人了解日本右翼的本质，才算成功。不能低估日本右翼观点的散布，在日本国民和西方世界的影响。他们天天说教，而我们如常常默不作声，久而久之谬误就成了一些人的共识。比如，在一次中日学者研讨会上，于老讲：“我们的目标通过日积月累的艰苦活动，提高人们的认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发展进步力量，削弱反动的影响，帮助人们找到正确的道路和有效方法，共同防止和消灭战争的大灾大祸重新发生，为中日两国人民、为全世界人民、为人类造福。”

正因如此，于老对当前国内的日本研究现状有所忧虑。前一段较长时期，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机构不少，人员也够规模，但研究经费投入很少。买不起日本出版的图书报刊，不能自费赴日本调研，信息不畅，交流不足，比较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有天壤之别，显得十分寒酸。身处窘境的中国研究人员，争取日本的资助就成了解决近渴的重要渠道。争取日本资助赴日研修，争取免费赠送图书资料，一时趋之若鹜，也就不足为怪了。

接受日本某些团体的资助，当然不是免费午餐。他们会干预研究选题。如划定研究范围，或者拟定题目，然后由中国学者从中选择。有些中国学者为获得资助，对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采取“中性”立场，不去触动日本在历史现实问题上的敏感神经。致使一些中国学者的日本研究缺乏独立性，模糊了明辨大是大非的意识。

于老对此情此景，心急如焚。日本右翼分子和右翼刊物，不断地写文章、搞陈列、组团体、发讲演，为日本战犯唱颂歌、写传记、慰“军魂”。可是中国学者却不能及时了解日本右翼动态，加之“中性”学者有意退避，不能及时应对。虽有不少学者写文章批驳，但有些文章针对性不强，且缺乏说服力，难以引起日本国民的共鸣。于老深感如此继续下去是不行的。

于老当时就考虑，应使中国的日本研究独立自主地开展起来，解决研究经费这一最大难题。为此，于老亲自出马，向各方面争取资助。遗憾的是，于老感到困难重重，旁观者多，资助者少，不尽如人意。

于老组织中国学者独立地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和批驳日本右翼谬论、改善和加强日本研究的梦想未能实现，这也是于老深感遗憾的事。

于老曾就办刊物一事找我交谈过几次。在此之前，我曾建议东北沦陷史编委会办一份学术期刊。此后不久，于老就找我议一议。编委会自成立以来，在于老的直接领导下，出版了许多专著，成就显著。但是，专著是集多年众人科研之成果，出版周期较长。一旦成书出版，在此基础上的新科研成果则不能及时反映出来。若吸收新成果，再做修改出版就是几年之后的事了。时过境迁，新成果也就变成旧产品了。如果创办刊物，不但能克服专著的滞后性，使新科研成果即时推向社会，还能加强科研的针对性，增强现实感。日本右翼势力办了几份刊物，每期都有反华文章。在侵华历史等重大问题上，随时向日本社会和世界各地散布日本美化侵华战争、侵华有理的谬论。然而，我们因无专门刊物不能及时通报和反驳，往往处于沉默之中。日本人及西方民众因此就认为理在日本右翼方面，或是陷入不知所云的困境中。更有甚者，有些中国人也在日本侵华历史等问题上置身事外，麻木不仁。由此也看得出办刊物的必要性。不仅是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翻案风的阵地，刊物还是培养学术队伍，加强学术交流，联络同行的园地。当然，毋庸置疑，刊物在国内也是进行不忘历史、面向未来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广阔平台。于老还指出，利用刊物广交朋友，特别用刊物同日本国民细致地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历史认识上的误解和民族间的隔阂，使世代友好相处变为现实。于书记决定创办刊物后，就着手申报。但申报刊物却困难重重，并非易事。当时全国正处在整顿各种刊物的时期，创刊申报一般是不受理的。不但要经所在地认可，还要得到北京有关部门的批准。于老凭着他坚定信念和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终于获准，创办了《东北沦陷史研究》学术专刊。

在我同于老的几十年交往中，对于老的党性修养是深有体会的。我们的研究是学术研究，与政治又密切联系。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应有其独立性，然而又离不开政治。学术研究有其长远性和战略性，是根本性的研究，而政治的现实性很强，因时、因事而经常变化。我们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学术与政治互相交织，统一与矛盾时隐时现中进行的。于老要求我们的研究要保持同中央一致。一定要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为此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们忽视掌握铸造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哲学的时候，于老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中积淀下来的深刻的人生体验。于老重视研究队伍的建设，特别重视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人的言行是由其思想支配的。不掌握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就会横行，必将迷失方向，犯错误。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才能理解为什么要同中央保持一致，怎样同中央保持一致，才能自觉地有效地贯彻党的路线政策。

但是，学术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有其自身规律。忽视其个性、独立性等于抹杀了学术研究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所以于老又特别重视研究工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先入为主，摆脱长期凝固在人们头脑中的“左”倾意识，倡导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破除陈旧的条条框框。这样，科研成果才有生命力，经得起历史考验，不被变化莫测的风云所淹没。于老说只有如此，才能以史育人，以实证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于老身为老革命，保持着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尚情操，其突出表现就是生活俭朴的清廉人品，对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社会风气深恶痛绝，给予抵制。于老家的客厅陈设之简朴，令我感慨不已。两个陈旧的沙发中间夹着一个只能存放茶具的又小又旧的茶几，20多平方米的空间再无像样的陈设了。冬天厅内温度也较低，走进厅内无需脱掉厚厚的棉衣、取下围巾，就可坐在旧沙发上讨论起问题来。旧沙发的弹簧已失掉弹性且有些偏斜，不得不经常移动身躯，调整坐姿。于书记的穿着也非常俭朴，总是一身旧夹克，出门就披上旧大衣，令我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于书记家居陈设虽不“入流”，但他在研究工作中焕发出来的精神却是昂场的，信仰是坚定的。

一天，我接到于老家里打来的电话，说于老想要和我唠唠。要来的话就请直接到某医院内科住院病房。我放下工作立即前往。我进入病房，于老正在卧床打点滴。我环顾四周，病房的陈设陈旧简陋，屋内只能容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单人学生桌和一个木凳，除此一无所有。房间窄小，令人感到压抑。我将木凳摆在床边，和于老交谈。谈话的内容集中在日本右翼的翻案活动及我们如何加强研究，应对其挑衅。为了让于老静心打点滴，交谈不多时间我就告辞离开了病房。在回家的路上，我感慨颇多。于老病魔缠身，仍考虑国家的安危，商讨如何应对。老革命家真是可敬可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