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在日本早期的传播：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儒学思想在日本的早期传播新探

刘明翰

日本的儒学是由中国经朝鲜的百济传入的。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和衍变的时间，据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和研究，比较准确的是，迄今已有约1500—1600年的历史。

据日本成书于公元8世纪初的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和文学名著《古事记》的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285）二月，继百济阿直岐赴日送马并给日本皇太子讲授中国儒学经典之后，百济博士王仁应邀率冶工酿酒人吴服师来日，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献给应神天皇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学习之用，王仁被聘为皇太子的老师讲授《论语》。日本以儒学经典为内容的宫廷教育和官方传播儒学自此开始。但经分析考证后，这段史料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古事记》中所述，王仁来日时除携《论语》外，还携有中国的《千字文》，此说不确。因《千字文》系中国南朝梁武帝在位（502—549）时命周兴嗣等作出的，公元3世纪末王仁来日时《千字文》尚未问世；其二，一部分日本学者经过把《日本书纪》同朝鲜的《三国史记·百济记》及其年表中的纪事加以对照后，认为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应是公元405年。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考证和研定。

儒学传入日本后，基于日本岛国文化的背景和特质，儒学在日本经历了发展、传承、融合、兴盛和衍变的历程，曾广泛地影响了日本的政治、社会生活和历史。儒学在日本的传播过程对日本的影响、同日本的神道教和佛教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不同阶段儒学的特点与作用，应结合史实加以探研。

一、儒学的早期传入与推古改革和大化改新

（一）儒学传播与推古改革

据史书中的明确记载和日本学者的考证，日本是公元6世纪初在继体天皇时代（507—531）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儒学典籍和思想的。

513年（继体天皇七年）6月，朝鲜百济国王应邀派遣了名叫段杨尔的五经博士来日本传授中国儒学。从这时起，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及《论语》、《孝经》为主的儒家经典在日本流传开来。516年（继体天皇十年），百济又派五经博士“汉高安茂”来日本代替段杨尔。高安茂名字的前面加一个“汉”字，据说他原来是移居百济的中国人。此后，553年（钦明天皇十四年）6月，日本向百济发出敕书盼多来博士传播儒学；554年（钦明天皇十五年）2月，百济又派五经博士王柳贵来日本替换马丁安（本是百济任第九阶官位的固德），同时来日本的还有易博士王道良和历博士、医博士及采药师等数人。迄6世纪中叶，因从百济派到日本的博士为数甚少，并未广设教席，听讲儒学的仅是宫廷内一部分皇室成员和极少数贵族而已。

6世纪后半期的562年（钦明天皇二十三年）1月，朝鲜半岛正在崛起的新罗灭掉了统治任那的日本府，迫使日本退出了朝鲜半岛。日本国内社会生产停滞，许多部民奴隶饥寒交迫，四处逃亡，氏族贵族和奴隶主的土地所有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阶级矛盾激化。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内讧加剧，控制朝廷实权的大贵族苏我虾夷、入鹿父子，任意废立和诛弒皇子，甚至天皇。6世纪末和7世纪初，日本大和政权内部经过殊死斗争后，原敏达天皇的皇后丰御食炊屋姬于592年12月8日即位为推古天皇。推古天皇锐意改革，翌年4月10日果断地立20岁的厩户丰聪耳为皇太子（即圣德太子），并授权“录摄政，以万机悉委”^[1]，交圣德太子统管国家大权。这时日本国外的形势是在589年由隋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局面。618年唐灭隋后，建立了远比新罗更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并日趋繁荣。日本统治者震惊的同时，乃急于模仿中国进行改革。

圣德太子（574—622）青少年时代，勤奋好学，视野广阔。他摄政期间，敬仰中国文化，决心以儒学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大力推动以儒学政治理念为主的改革和对华外交活动。圣德太子坚持推行的推古朝（593—628）改革主要有三项内容：

第一，广辟儒学在日本的传播渠道。

圣德太子先后多次派出遣隋使者、留学生、学问僧赴中国学习儒学及中国的佛教、文化、文物和制度等。

圣德太子在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七月开始派遣朝中大臣大礼官小野妹子为使节、鞍作福利为翻译，携带国书以正式遣隋使团名义赴中国，直到圣德太子逝世（622）和推古天皇驾崩（628）止，先后随行赴中国留学的人有：直福因、惠明、高向玄理、僧旻、南渊请安、志贺惠隐、广齐等多人。他们当中一些人，还有圣德太子去世后，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回日本的僧人惠光、药师惠时均有贡献。他们在中国留学达十几年甚至30年左右之久。这些赴隋人员，学习和研究了儒学的经典及其思想学说，回日本后，从政、从教或在寺院中，对儒学和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以及推古改革和后来的大化改新都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留学隋唐归日，传来中国儒学的“天命”观、“天无双日，国无二王”和“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观念，恰好符合当时日本社会变革的需要，也同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巩固统一国家的目标相吻合。圣德太子决心以中国的儒学为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

第二，制定“冠位十二阶”的等级官僚制。

圣德太子根据朝鲜五经博士及留学隋唐归来人士传入日本的儒学经典，特别是他本身对《尚书》、《春秋》和《论语》等的学习和研究，力图改变日本氏族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和巩固以天皇为中心的集权国家，他在公元603年（推古天皇十一年）12月制定并颁布了“冠位十二阶”制。规定按官员能力和贡献、功绩的高低，而划定官员的不同位阶，位阶、冠位不准世袭。十二阶冠位以儒家伦理中的德目命名，又不限于中国孔孟时代的原始儒学，还包括了西汉儒家董仲舒提倡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日本将“五常”顺序改为仁、礼、信、义、智，在“五常”之上再加冠以孔孟儒家传统的“德”，在6个“位”中又分大、小两阶。从而自上而下组成“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共12阶官衔。又决定以紫、青、赤、黄、白、黑6色再按浓淡分别为冠和官服的颜色，以区别等级。冠帽的头花也有高下之分，德用金、仁用豹尾、礼以下统用鸟尾。据说，此制参考了中国汉代的印绶制和汉、晋的古缁布冠制和百济的官带制。

第三，主持并制定《宪法十七条》。

604年（推古天皇十二年）4月，圣德太子亲自主持制定了对官吏进行道德行为的训诫，实乃官吏“守则”的《宪法十七条》，9月起实施。其中大量引用了《礼记》、《尚书》、《论语》、《周礼》、《诗经》、《孝经》、《孟子》等典籍中的有关语句，或稍加改动，充分显示出中国儒学的政治理念。如第一条称，“以和为贵”就出自《礼记·儒行》和《论语·学而》中的“礼之用，和为贵”。第三条“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出自《左传》宣公四年，“君，天也”，及《礼记·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第七条“贤哲任官”，出自《尚书·咸有一德》中的“任官唯贤才”。第十二条中强调的“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取自《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出自《孟子·万章》“天无双日，民无二主”。第十六条强调的“使民以时”，来自《论语·学而》中的“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在《宪法十七条》中指明“君”（即天皇）是国家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君、臣、民”之间的关系是“君言臣承”（第三条），为臣者应“忠于君”，“仁于民”（第六条），这些都是贯彻儒学的政治理念。综上所述，可见圣德太子对儒学领会较深，推古改革中提出的蓝图和纲领，对七八世纪时日本改革的深化、儒学传播的扩大和日本社会的转型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7世纪中叶，以儒学治国理念为指导的大化改新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圣德太子于622年逝世后，推古天皇病重时曾召见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皇子，指出：“朕以寡薄久劳大业，今历运将终，以病不可违，汝本为朕之心腹，爱宠之情不可为比，基国家大基是非朕世，自本务之，汝虽肝稚谨以言。”^[2]明确地告谕让他继任天皇，应谨慎治国。但推古天皇驾崩后，苏我氏虾夷、入鹿父子专权，把持朝政，暴虐骄奢，以致民不聊生，迫使山背大兄及其子弟家属等自杀身死。

（二）儒家政治理念指导下的大化改新

舒明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626—672），目睹苏我氏父子的逆世暴行及本身受苏我氏欺压之苦，决心钻研儒学精华，重振皇室权威，广泛联系和依靠留学中国隋唐归来的有识之士，立誓除掉苏我氏，谋划了一场宫廷政变和重大变法。在筹划政变和变法的关键时刻，中大兄皇子主要依靠的股肱是深受中国儒学影响、主持祭祀的神祇伯中臣镰足（614—669）以及留唐32年回日的学问僧南渊请安、留唐33年的博士高向玄理、留唐25年的僧旻等。南渊和高向和僧旻在中国留学期间不仅深谙儒学，而且目睹隋亡和唐初盛世，故大力支持中大兄皇子的政治变革。

645年阴历六月十二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等经过严密策划、部署和分工，趁三韩使者向日廷进赠礼品之机，发动宫廷之变，在大极殿上斩杀了头戴紫冠、把持国政、“威权过父”、暴戾之极的苏我入鹿，其父罪恶累累的苏我虾夷在众叛亲离的境遇下，也纵火自焚。宫廷之变后，中大兄皇子决定将天皇位让给同他们政见一致的舅舅轻皇子（597—654），后者即位称孝德天皇。

这时日本在苏我氏父子残暴统治下，已是全国城乡凋敝、天下大饥，百姓贫病交加。“老者啖草根而死于道，幼者含乳，母子共死”^[3]者，遍布各地。大批部民，为生存或流浪逃亡，或托势求活，甚至铤而走险，聚众起义。据记载许多地区“强盗、窃盗大起之，不可止”。^[4]以致社会矛盾尖锐化，许多地方政权亦瘫痪。变法改革乃当务之急。

孝德天皇（645—654）在“宫廷之变”后的六月十四日正式即位，立即颁诏以中大兄为皇太子，并对参与“宫廷之变”、支持按中国唐制进行改革的亲信给予最高权力。任命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辅理全国政事。任中臣镰足为内臣，其权限是“进退废立、计从事立”^[5]中臣镰足对国策无不参与议定，或采自他的主张。孝德天皇还任命高向玄理和僧旻为国博士，共同参与制定新政。六月十九日召群臣盟誓，宣年号为大化，以公元645年为大化元年。七月十二日，宣布新政府“当遵上古圣王之迹而治天下，复当有信可治天下”^[6]。孝德天皇之意，实际是要以中国儒家称颂的中国上古圣王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等的政治伟绩为自己的楷模。按儒家政治理念和推古改革的原则锐意革新。

645年秋、冬，是孝德天皇在中大兄皇太子掌权后进行大化改新的准备阶段。主要步骤和措施是：

首先，加强控制中央政局与各地政权。孝德天皇在中大兄皇太子的辅佐下，舅甥间及主要大臣之间志同道合，共同控制了中央政局后，迁都于难波（今大阪地区），并立即择选得力官员八人为国司分赴京都以东的东国江户等地。东国是日本皇室财政收入来源的重要地区，也是氏姓贵族和地方豪强势力猖獗之地，大化政权决定加强控制东国各地。中央政权指示诸国司赴任后，应“校田亩”、“作户籍”，不准任何豪强依势霸占各国的山林池塘等，国郡之内，凡私有刀甲弓矢，均应收交入库，以便巩固统治。

其次，孝德天皇颁诏历数部民奴隶制之弊，强调要以中国儒学典籍《周易》中指出的“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及本着“和为贵”原则，安抚百姓，缓和社会矛盾。中央政权宣布各级官吏不准随意占据国县、山海、林野、地田和兼并百姓土地，指示国司等官吏应廉洁奉公，不得贪赃枉法，不准擅自劳民，不得擅裁刑事案件。朝廷还“设钟匮于朝”，号召揭发检举贪官污吏，以防“阿党有曲”和“不法之吏”。根据儒家强调的“仁政”和“德治”，贯彻“节用爱人”、“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改良措施。

再次，以儒学理念为指导，积极筹划全面改革。以中大兄皇太子为核心，依靠国博士高向玄理、僧旻等留学隋唐归日的一批知识界人士，仿照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税法、政治体制和唐朝的《武德令》、《贞观令》等法令，结合日本的国情和原有的习惯法，精心研究改革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对大化改新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646年（大化二年）阴历一月一日，孝德天皇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指导，仿中国汉唐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布《改新之诏》，对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改革土地占有制度，颁布“班田收授法”，废除贵族的私有屯仓、田庄和部民，把土地和部民一律收归国家所有，使其成为公地和公民，仍保留属于朝廷的手工业者（品部）的公私奴婢。仿中国唐朝的均田制，颁行“班田收授法”，政府把公田（国有土地）划分为一定面积的地块，授予六岁以上的公民（国家农民），作为口分田。男子每人二段（当时一段相当于9．918公亩），女子所得为男子的三分之二，死后土地归还国家。每六年按照户籍、田亩的变化调整收授一次，叫做班车。此外，还有条件地授予贵族私人占有的位田、职田、功田，面积和占有年限不等，其中的大功田可以世袭。

其次，统一税法，实行租庸调制。被授田的农民必须向国家负担租、庸、调。租是田租，交纳稻谷，每段交二束二把；庸是徭役，每年服徭役十天，一般可以纳布粮代替，每户纳一丈二尺、稻米五斗；调是贡物，交纳各种土特产品。私奴婢按公民的三分之一授予土地，但将土地交给占有奴婢的主人。政府对国家的官吏，按其职位高低，授予“食封”，即以封户交纳之租的半数和庸调的全部作为官吏的俸禄。

再次，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体制。在中央，设二官、八省一台。二官是指执掌祭祀的神祇官和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太政官。八省是指太政官之下左、右辨官所直辖机构的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及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个省。一台是指专司监察的弹正台。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废除贵族世袭控制军事的特权，全国普遍实行征兵制，中央设五卫府，即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和左右兵卫府。地方各国设军团，九州大宰府设防人，由21岁至60岁的正丁轮番服兵役。

最后，646年阴历三月，公布薄葬令，改变厚葬旧俗，在婚姻、习俗等方面亦有一些新规定。自646年颁布《改新之诏》起，日本陆续进行改革，又颁行了一些新法令、新制度。自701年8月制定《大宝律令》，并在702年2月颁布为止，历经约半个世纪，通过法律形式将大化改新的诸多政治、经济措施固定下来。

大化改新是日本历史上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指导，仿中国汉唐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典型例证。大化改新初步实现了以天皇制为主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是日本历史上极有意义的重要转折点。

二、奈良、平安时代儒学的逐渐普及

大化改新使日本实现了社会制度从早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演变，加速了社会的发展，扩大了儒学理念在日本的传播。第42代日本天皇——文武天皇（697—707）时，由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等人直接撰写和制定，于701年正式完成了著名的《大宝律令》，计律6卷、令11卷，702年开始实行。《大宝律令》的制定是大化改新完成与日本封建制确立的标志。奈良、平安时代，通过扩大遣唐使的活动，皇室加强对儒学的引进，特别是以大学寮为主要平台，加速对统治阶级及其子弟的儒学教育，使儒学在上层社会趋于普及。

（一）日本遣唐使与天平文化

大化改新前后，日本新兴的统治阶级先后任命遣唐使达19次之多。以遣唐使为主要方式的中日友好交往，是日本深入学习中国汉唐政治、文化和儒学思想的黄金时代。日本以遣唐使形式沟通和扩大了中日间的直接交往后，由中国返日的儒学精英，促进了日本大化改新的社会变革。遣唐使在《日本书纪》中曾被称“遣大唐大使”^[7]或者叫“西海使”^[8]，但有时把遣百济使亦称为“西海使”（如齐明天皇二年、三年条）。而在日本的《万叶集》中又将遣唐使写为“入唐使”^[9]，后来在《续日本纪》中才正式使用“遣唐使”。^[10]从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日本首次派使赴唐，到894年（日本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昭宗乾宁元年）最后一次任命遣唐使，其间共历26代，前后长达264年之久。其中除去三次“遣唐客使”和一次“迎入唐使”，以及两次任命因故未能成行外，正式抵达中国者共13次。历次遣唐使在组织、人员、规模和交通路线等互有所变化。基本上可分为4个时期。第一期从舒明天皇（629—641）到齐明女皇第二次即位（655—661）期间共派出四次；第二期天智天皇，即中大兄皇太子即皇位（668—671）后是第五、六次；文武天皇（697—707）至孝谦女皇（749—758）的第三期是第七、八、九、十次；而光仁天皇时期（770—781）到宇多天皇时期（888—897）是第十一、十二、十三次。其中最后一次是894年8月派出由菅原道真任遣唐使、纪长谷雄任副使赴唐，最终结束了遣唐使的使命。(www.xing528.com)

日本的皇室和重臣通过遣唐使归日后的儒学传播，对中国汉唐文化十分推崇，直接推动了天平文化的繁荣。认定儒学乃为政之本，元明天皇（707—715）一再强调“为政之道，应以礼为先”，她还主张对“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应给予表彰。她以中国“殷王五迁”、“周后三定”为典范^[11]，证明日本迁都之必要，于710年3月从飞鸟迁都至平城京（奈良）。元明天皇还按儒学“为民制产”的思想，在715年5月诏令各地官员必须“抚导百姓、劝课农桑”，官员不准“身在公庭，心顾私门，妨夺农业，侵衅万民”^[12]。继元明天皇之后的元正天皇（715—724）即位翌年便派遣唐使赴中国，并根据儒学的“富民足君”思想，诏告全国地方官员，强调指出：“国家隆泰，要在富民。”

应特别提出的是：孝谦天皇（749—758）对儒学在日本的逐渐普及作出的贡献非常突出。752年日本的第十次遣唐使由天皇亲自组织并设宴送行。

孝谦天皇任命热心学习唐文化的藤原清河为正使、大伴古麻吕和曾留唐17年深谙儒学、文武全能的吉备真备为副使。送行的宴会上，天皇赋诗曰：

乘风破浪向前去，

平安归来日，痛饮美酒再相聚。

四舶快快回，莫待头白衣垂地。

在场的光明皇太后也咏和歌相赠：“吾子大唐行，斋祝神灵佑，沿途总太平。”^[13]

孝谦天皇立为皇太子后的青年时代，在执教老师吉备真备的直接辅导下学习过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加上遣唐留学生（僧）们陆续归日后对儒学和汉唐文化的传播，她在757年下诏中指出：“宜今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此诏与中国唐玄宗天宝三年诏书中所述内容一致。孝谦也强调百行孝为先。她指出：“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同时主张，各地方官要表彰孝子，处罚那些“不孝不恭不友不顺者”^[14]。739年（唐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奉孔子为文宣王。孝谦天皇改称德天皇后，在768年（神护景云二年）7月，也下诏尊奉孔子为文宣王。天皇要求各地要修建孔庙，强调孔子的儒学为日本立国之本。总之孝谦向遣唐使和臣民一再强调的“以唐为师”直接促进了日本“天平文化”的繁荣。

（二）大学寮和国学

日本政府在全面学习和吸收先进的唐文化的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教育。自大化改新起直到12世纪末，日本有着比较完整的学校体系。在中央的京城设有“大学寮”，日本各地最高的行政机设有“国学”。大学寮是仿中国唐制而设立的以培养朝廷各级官吏为宗旨的教育行政机构。大学寮的创立始自飞鸟时代的天智天皇时期（668—671），归中央的式部省直辖。此外还有少数私学。根据《大宝律令》（701年完成）中的有关规定，专门制定有“学令”（即教育法规）。“学令”对大学寮和国学中的机构设置、招生对象、教学内容和考核方法等多照搬中国的唐制，大学寮相当于唐制的国子监。大学寮由各类官员任学职头（即“大学头”）。

大学寮招收的学员除年龄在13—16岁之外，初期生源必须按照严格的等级予以限制。主要是招收叙位在5位以上的官吏子弟、东西史部等官僚贵族子弟，或8位以上官员子弟中“出贡”（荐举成绩优等）者，才可考虑招收一部分。中国唐朝国子监中的主要学科有国学、太学、四门、律、书、算等，其中国学、太学、四门专门讲授儒学。日本大学寮分为明经道（儒学经典）、明法道（法律）、纪传（历史）、音（矫正汉语发音，以长安、洛阳的唐音为准）、书（书法）、算（数学）6个学科。其中以明经道为主，专修经学，经学中分大经（《礼记》、《左传》）、中经（含《毛诗》、《仪礼》）、小经（含《周易》、《尚书》、《论语》、《孝经》）。纪传科则主要攻读“前四史”《晋书》、《文选》、《尔雅》等。《论语》和《孝经》属公共必修课，重点是对学生加强儒学的灌输。

日本大学寮中学明经道的地位最高，学员的定额亦最多。明经道曾是奈良、平安时代传授儒学最主要的内容。贵族子弟多争相入学明经道，以便日后被擢升官职。儒学成为青年们知识教养的标准和荣禄衣食之源。奈良时代，大学寮比唐朝国子监更强调和重视儒学的传授，任教者多为留唐归来对儒学钻研有素的学者、博士，最初从任助教始。所学教科书必须使用名家的注释，如《周易》用郑玄和王弼注，《尚书》和《孝经》用孔安国和郑玄之注，学《周礼》、《礼记》和《毛诗》亦用郑玄注，对《左传》用杜预注，《论语》用何晏和郑玄注等。大学寮规定《论语》和《孝经》为必读经典。教授经典的方法是先“素读”，即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然后教师再根据规定的注释讲解。

大学寮还规定毕业生凡通三经以上者，可参加考试。首先参加校方的推荐考试，这些毕业生称为“举人”，及格后由校方向上推荐，一律在式部省接受任官考试，称为“登庸试”。考试合格者依其成绩的高低而授不同官职。此试者分四科：秀才科，考生须作“方略策”的文章两题，其中最优秀者可授官正八位上；明经科，从《孝经》、《论语》等各经中出考题，最优秀者可授官正八位下；进士科，考时务策文章两题，最优者可授从八位下官职；明法科，提问律七条、令三条，全通者为甲，授予大初位上。另外，算学科的学生毕业时只在大学寮中受试，全格者授大初位下。

730年3月，圣武天皇（724—749）对大学寮的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天皇诏令大学寮招收的明法生和文章生各10人，出身下级官吏家庭者，甚至平民，只要才学表现出众亦可酌准入学。家境贫困的学生，若聪明、又品德和学业优秀，国家可供应粮食和冬夏服装，这样的学生称为“得业生”，名额限定为10人。大学寮成绩合格的毕业生，不论其出身高下，均可叙位任职报效天皇。圣武天皇认为从前在贵族、功臣的子孙中流行的“荫子孙制度”，即他们只要年满21岁，不必入大学寮，甚至不经考试，便可叙位当官，乃是弊端。739年8月圣武天皇颁布敕令，规定凡拟任官职者，不论贵族、功臣的子孙一律必须入大学寮学习，由式部省督办，若恃其家庭特权而逃学者，须受处罚。日本的大学寮与唐代的国子监相比，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大学寮规模虽小，但传习儒学的学员的比例甚高。唐太宗时国子监生员（包括外国留学生）多达8 000人，而日本奈良时代大学寮中生员最多时仅约460名，但大学寮内学明经道的学员定额经常是300—400名，而学明法道、算道，甚至后来增设的学文章道的学员定额仅各为10人或30人；其二是日本从天皇到中央式部省特别重视对大学寮培养官员的任务和作用。

日本各地国学的设立较京城的大学寮晚。按《养老律令》的规定，各国均设国学一所，国学中的学员人数各异。大国50人，上国40人，中国30人，下国20人。学生亦主要是地方官吏的子弟。学习内容与大学寮的明经道类同。毕业后或进入大学寮学习或在地方政府中任下级职务。

奈良、平安时代，儒学从宫廷传播到贵族官宦之家及大学寮和国学的学员之中，其普及过程是渐进的。奈良、平安时代大学寮的兴盛期也是中国汉唐儒学在日本以上层人士为主的传播和逐渐普及的时期。

三、多维信仰观与日本早期儒学的特点

综上所述，中国儒学在日本的早期传播，特别是儒学的天命观、“王土王民”和“德治”的政治理念，促进了日本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的变革，强化了天皇制的中央集权。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儒学传播过程中，日本基本上是沿袭了中国汉唐儒学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主张。但基于日本的国情，日本并未出现中国西汉汉武帝时期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日本早期儒学有下列明显特点：

首先，日本保持了神、佛、儒多维信仰的局面。不论推古改革还是大化改新，并未改变日本民族传统中的神道教信仰。日本历代天皇一向自称为“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惯以“明神”、“太阳神”的“现人神”自居，这种神与天皇的一体化观念在民间长期留存。中国的大乘佛教经百济传入日本后，在民间的传播较广，佛教同天皇制的政治关系日益密切。圣武天皇在741年诏令每国均应建佛教的“国分寺”和“国分尼寺”，抄写法华经，建七重塔，并在京城扩建东大寺，铸卢舍那大佛。圣武自称是“三宝之奴”，佛教礼仪逐渐成为宫廷礼仪中的一部分。多维信仰观中以原始神道证明历代天皇统治日本在血缘上的神圣性和正统性，佛教是巩固国家统治、解决社会矛盾、祈求安居人乐、延寿免灾所不可缺。而儒学可提供唯天皇制独尊政治统治的原理。自奈良、平安时代后，神、佛、儒不同信仰并存传播的状况在日本长期延续下来。

其次，日本儒学的核心是“忠”。中国儒学在日本早期传播过程中，日本虽大幅度地吸收、移用中国儒学经典及其理念，但又结合本国国情，并未全部照搬，而是虽有融合，又有改变。中国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仁”，强调“仁”与“礼”，这一点在日本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和观念，而对天皇和主君的“忠”则长期成为主要理念。大化改新后，日本早期的儒学集中强调的是对神的代言人——天皇的忠。但8世纪后班田制逐渐瓦解，庄园制涌现，平安时代（794—1192），外戚政治和“摄关政治”出现，各地武士崛起并迅速扩大，日本的经济资源重组，逐渐在各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强大势力的军事集团。连年的内讧和混战，促使军事集团内的主从、依附和効忠关系严密起来。儒学的“忠”君思想，除对天皇的“忠”之外，同时亦萌生了对军事集团主君的“忠”。而儒学中的“仁”、“礼”等理念，相对地在日本相形见绌，主要成为讲授和阐发儒学经典之用。

再次，日本早期的儒学主要接受的是中国汉唐儒学，尚无其他学派思想。汉唐儒学和文化直接推进了推古改革、大化改新及天平文化盛世。先秦时代孔孟思想中的“德治”、“民贵君轻”、“民维邦本”、“和而不同”等，在日本国内的早期儒学中未占重要地位。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如道、法、墨、兵、纵横、名、阴阳家、杂家等代表人物的思想，对12世纪前的日本的影响亦较少。而北宋以后朱子学等学派传入日本，则是镰仓幕府时代之后的事了。也就是说，中国汉唐儒学日本早期的传播和应用中的这一特点，也是有别于日本其他时代的。

最后，赴华留学僧曾是传播儒学的骨干。早在608年（推古天皇十六年，隋大业四年）圣德太子派出的遣隋使中僧旻便是杰出的留学僧代表。他24年，目睹隋亡唐兴实况，同南渊请安及其他留学僧惠齐、惠光、匡惠日、福田等主张“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15]。他们归国后成为大化改新的关键人物，积极传播儒学，大都未从事佛学研究。僧旻在讲授《周易》时，对中臣镰足专门辅导，推动政治改革，成为大化改新的国博士。遣唐的留学僧总额远较留学生多，扬名后世的计90人以上。如与吉备真备同船赴唐的玄昉在737年升为僧正，被誉为“释门之秀”。他在圣武、孝谦二皇时，积极参与政务，传播儒学。此外，荣睿、普照、景澄、空海、圆仁、圆珍等不仅弘扬佛教，且均熟悉儒学，为传播唐文化、发展庶民教育等均作出过重大贡献。

【注释】

[1]《日本书纪》卷二十三，推古元年四月。

[2]《日本书纪》卷二十二，舒明前纪。

[3]《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三十四年。

[4]《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三十四年。

[5]《日本书纪》卷二十五，皇极四年六月。

[6]《日本书纪》卷二十五，大化元年七月。

[7]《日本书纪》白雉四年五月条。

[8]《日本书纪》白雉五年七月条。

[9]《万叶集》八、九、十九卷。

[10]《续日本纪》养老元年二月壬申条。

[11]《续日本纪》元明天皇和铜元年条。

[12]《续日本纪》元明天皇灵龟元年条。

[13]杨烈译：《万叶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70页。

[14]《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元年四月。

[15]《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