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对日本史研究的关注与前景

相知，方有未来

李崇义　孙光礼

20世纪初，国际社会有过流行的说法：在欧洲德国人之了解法国胜过法国人了解法国，在亚洲日本人之了解中国远胜于中国自己。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很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国的发展水平与状态，无疑对于日本史研究也是我们“知日”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在整体上“处于小学生水平”。然而，此论以后，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仿佛同国家进步一样，也令日本学者大改前观。在我们以听众和读者的身份听读了汤先生深度讲解日本的图强史之后，感觉史论精明，欣赏之余，对日本史的研究有几点建言。

治史的目的本是“资政”与“教化”，要以史为鉴。研究日本史的宗旨自然也离不开这条根本，所不同者乃是需要正确历史观外，更应该有世界眼光，《日本的图强之路》一方面为执政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条，又为全社会立下了吸取日本发展史中的鉴戒箴言。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百姓，无论是中学生还是老知识分子，都能感受到作者学识与情感的传递。能在人口众多的国度通过电视传媒面向全球解读日本的图强之路，学术分量之重可想而知，特别是面对一些有同日本“百年恩仇”思维纠结的中国学者，若不是运用史料能达到圆通神韵的境地，很难令人思想昭昭。循此思路，我们认为中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应在通俗文章、精细史料、创新思维三个方面予以关注。

一、通俗。文化下移工作是学问家的重要使命，下移的过程即所谓通俗。通俗不是降低学术水准，恰是学术的升华。《日本的图强之路》开门见山，以一、二、三的样式概括归纳，即一大变革，两大积极成果，三大政策。无疑，此三点原本是日本近代史研究的精要纲领。具体阐述以岩仓使团出访美欧起笔：“从本国国情出发，效法欧美各国的先进文明和成功经验，认为‘尤可取者，以普鲁士为第一’。1873年9月，使团成员回国后，重新改组了政府，使团主要成员牢牢掌控政权实权……”进而指明“决定了日本今后发展的大方向”。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意义简单明确，实实在在的史事，得出明确的结论意义，通俗易懂，情到理周，具体史事内容直达国民草根。历史科研活动及成果不能仅是学术精英的尝析和争鸣，不应该只在学者专业人士间进行内循环。将历史知识及科研成果普及社会，将历史学者的情感传递给民众，使百姓得以普惠，是我们每位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汤重南先生通过《日本的图强之路》为我们作了示范。

记得1961年，当时一批大师级的史学家，齐聚武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会议期间大师们一致倡导历史学术成果的通俗工作，并且拟订方案，组织以吴晗为首的专家，专门编写历史系列丛书小册子单行本。问世之后，在当时封闭的社会下为国人打开了看世界的窗户，回想起来，真乃是酌见高远。

相比之下，日本学界同行对中国史的研究，从来都是重“雅”亦不轻“俗”：一方面不讳言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许多重大的历史人物、事件均“通俗”到各个部门及文化思想领域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资中筠教授有段随笔：“参观位于四国的一家造纸厂，首先被引进一间关于日本造纸历史的展览室，从中国蔡伦发明造纸术开始，再说明每一种工艺何时传入日本，然后日本如何逐步改进，以后各种列室是日本自制的各种新品种，最后眼前一亮，从天花板到地板如帐篷般泻下无数耀眼的白条，像布又像绸。主人介绍说，这是一种最新的特种纸，比任何金属轻薄，而坚韧过之，可用于航空工业。”完完全全的一部俗达雅境的历史教材。

将详实的史事正确鲜明的观点通俗到中国民众之中，为缩小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间的差距作了实际的工作。为此，我们还应该特别关注中学历史教材关于日本史的内容。中日是永远相邻的国家，唯有“知日”方有未来。

二、精细。精细不是小巧，精细是深刻。《日本的图强之路》全篇不足两万字，是一篇显现抽象概括、深度解读为特色的演讲文稿。思路缜密，在“岩仓使团出访美欧”一节之后，紧跟“教育及社会文化改革”此节列于“政治改革”“军事改革”之前，思考是精细的，我们所读的通史著作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国际关系、文化教育的序列几成定式，表面上看来没啥紧要，轻重比例却不能马虎，破除陈列是历史内容的需要。若拿中国史而论，宋、元之后，教育及社会文化对政治——皇权专制的影响还是十分突出的，我们的认识感觉不够，不能把教育及社会文化对日本图强影响的程度精确表达出来，我们无法把握日本图强的要津。

为了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围绕《学制》，细述了学制规定目标，学区划分，留学规则，私人办学，缩短学制，下放管理权，简化教学内容，使日本达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日本迅速发展为世界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读后不能不感慨震惊。(www.xing528.com)

闪烁着理性之光的“明六社”，是文明开化政策的产物，也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在文明开化运动中起着先导作用。其机关刊物《明六杂志》出版43期，发表论文万余篇，出版译著20多部，这些史论互证的精炼阐述，让人感觉史料翔实，印象深刻，在我们眼前展现出“明六社”的政治文化精英们奔走呼号，掀起社会文化改革汹涌大潮的一幅生动图景。

新时代意识还体现在日本政府的用人方针之中，从皇族、华族和精英层直到低层平民，一视同仁，不拘一格，其中包括曾拼死反对明治政府的榎本式杨和陆奥宗光这类操守节忠的传奇人物。前者以赠《海律全书》于黑田，与俄国签订“千岛桦太交换条约”演绎传奇人生。后者因密谋反政府入狱，特赦后同伊藤博文一起威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而闻名。几位关键人物的细节揭示，重视人才，唯才是举的强国大道理，读后体会到自然、亲切。

顺此，还有一点体会：即《日本的强图之路》文中，凡涉及文化，教育及人物精神面貌的论述时，无不或显隐地渗透出中华文化的影响，“精细”的功力也有体现，儒家学说一向为中日社会尊重，许多内容已成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对儒学研究传承中其考证、训诂、思辨的成就，成为世界文库中的宝贵财富，不足的是时至近代对儒学演绎万般，刻意在用“儒”以诲人，假“孔”以尊命，笃行践义却鲜见典范。反之，日本知识分子不仅认真将儒学争鸣的活动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并有所发展，特别贵在自身行动实践，是真正意义上的践行而非停留在口头与文字上的争论与清谈，更不是“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虚心学习之处。

阐述日本史要求“精细”笔法，并不是论者编写技巧使然，而是日本史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日本历史不是通过若干的五年或十年规划展现着的，而是由无数对每个具体问题精心扎实贯彻执行的成果串联起来的，因此对近乎完美的具体史实的研究与阐述，便成为日本史研究与写作的重要方式与方法，再举二例以作佐证：一是民国初年日本在湖北大冶港运走大宗矿石至日本，倒在海边形成一座矿山以备日后使用，世人皆知这是日本更重大的经济掠夺，同时日本人在华中地方农村广泛收集牛、猪、鸡、鸭的骨头，运回日本作改良土壤用，这件事实更能反映日本政府发展图强的运筹深意。二是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事件本身轰动世界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五四”爱国运动，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须知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在武汉煽起了一股修建长江大桥的风潮，还就桥址选定在社会进行热议，湖北地方坚持大桥建在龟山蛇山之间，日本作为一方力促以京汉铁路汉口站与粤汉铁路武昌站间建桥，日本租界也因此获益。粗略考察只是涉及铁路权事项，但相对“精细”的修建长江大桥之举更深刻地暴露了日本独霸的用心。日本企图趁“一战”的机会占领山东及部分以外地区，这样一来，从东北至京津，经山东到湖北，有了长江大桥，除直达广州外还计划修路往九江、南昌至福建，直过海峡到台湾。日本史上的“精细”现象怎的了得。事实告诉我们，在对日本史的研究中，如果没有缜密、精细的态度与作风，对于许多疏漏漫不注意，直接影响到中国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的研究影响更大。

三、创新。研究日本史几乎很难脱离中日关系，由于特定时空出现了特殊的关系，有过先生与学生的关系，也有过血与火的抗争，更有互帮双赢的历程。因此，在著作或阅读日本史籍时，理性之光与情感焰火，始终交织闪烁在头顶。中国学者著述日本历史更需要面对现实的诸多问题，难关重重而又不可一味回避，唯一可靠的出发点是以长远的视角，创新的思维，积极展开对日本历史及现状的研究。

在我们研究日本史的过程中，中日关系问题始终是避而不开的，我们研究者的情感也是挥而不去。每当中日关系“有事”时，中国社会反映都是敏感强烈的、复杂的，所以，创新思维是解决诸多“难点”、“热点”的必由之路，创新思维的出发点在于我们研究者的德、才、识。

创新是有前提条件的，条件之一是秉承传统，以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条件之二是以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方向更正确。我们通读《日本的图强之路》，感觉二者兼备，该篇是作者长期研究日本史所取得重要成果的浓缩本，也是在立足未来的视角中制成的新篇。前文已述，通过中央电视台专题演说，直达国民草根，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知日”的程度，不仅有良好的社会影响，说它有一定的世界影响也不为过。

创新的精神境界是至诚至真，《日本的图强之路》站在客观史实立场，总结日本帝国主义败亡的教训，稳准地归为五点，即“与各国对峙”国策祸根；军国主义导致灭顶之灾；“强兵富国”主体政策的恶性循环；对外侵略的迷梦破灭；“强权即公理”的有害信条。继而告诉人们“聆听历史”是一种智慧。作者诚恳的善良心意传递给了中日百姓，史家的德、才、识卓然彰显。足见作者对日本史的研究与阐述正是出于对日本民族的尊重和对日本人民的友好和热爱，研究日本史的创新灵感源泉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