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展望

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希望在新生代

宋成有

前不久我去香港大学，参加国内日本史研究学术刊物的讨论会。有两点收获：一是了解到被国内奉若神明的CSSCI原本是论文索引目录，订书单的参考，未必能全面反映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二是香港大学的日本史研究有长远的构想，他们打算申请基金搞合作，把中国日本史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推向世界。汉字在世界上还是有局限性，译成英文推向世界的想法很好。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港大的想法还是挺宏大的。当然，具体如何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在会上，我介绍了北大《日本学》的编辑情况。这一年刊已经出了15集，前10集由沈老师主编，发表了国内外不少有名学者的论文。后5辑轮流主编。从论文作者的学术世代来看，大约每20年算一代，构成国内日本史研究梯队的四代人。第一代早在40年代就开始活跃，周先生、吴先生、邹先生算是那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在座的各位都是第二代，我算二点五代吧。第三代是杨栋梁等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再过20年，是新世纪崭露头角第四代研究者。前10辑以第一、二代学者为主，在座不少位曾经惠赐大稿；从2001年到现在的后5辑，主要作者是第三代学者，也有第四代学者的成果。(www.xing528.com)

代代薪火传递给人以希望，但也有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代学者功底厚、造诣深，集国恨家仇一身，研究日本的目标明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自觉，把握问题准确。第二代学者如叶（昌纲）老师所说，小时候有遭受日本侵略的经历，也是印象深刻。改革开放后，第一、第二代学者很多人访问过日本，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提供了很优厚的条件。但这两代学者的独立观点和理论立场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虽然他们也不拒绝新鲜事物，但基本的东西是不会丢掉的。

希望在第三代，最有希望的是新世纪涌现的第四代等新生代。他们有很多特色，一是国际化，好多人都有联合培养的经历，既在国内读书，又到日本学习，然后拿一至两个学位，比如在北大拿一个，在东大或者其他日本大学再拿一个。二是年轻化，一般是30岁左右。三是高学历化，基本都是博士。他们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希望。新世纪成长起来的第四代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弱点。缺少一番人生经历的人要把握历史学，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他们很容易接受日本学者的观点、看法，包括语言，写东西就有些日语的味道了，因为日本人也用汉字，词义又差不多。

沈老师历来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那么，靠新生代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希望是如此。我们很多学生去日本留学，受日本老师的影响很深，包括一些研究方法。注重实证研究当然有学术价值，日本学者确实在知其然上狠下功夫。但他们的不足，是在知其所以然上往往不怎么给力。作为中国新一代的学者，需要掌握新资料，就像孙（仁宗）老师说的，资料拿不到，怎么研究？但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的目的何在？有哪些进展和不足？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努力方向何在？应采用哪些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问题应该给予关注。新生代学者外语能力强，但是单靠语言优势还不够，怎样把老一代学者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是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