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六十年成果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六十年有感

邵继勇

中国是世界上记述和研究日本最早的国家，古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关于日本的记载，至今是各国研究日本的珍籍。但近代以来，中国的研究能力明显落后，对日本的了解甚为茫然。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是东亚的大事，但清廷却毫无察觉。甲午战争后的50年间，中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日本史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新中国成立前虽已有学者进行研究，但日本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建立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使日本史学科得以真正建立、发展和繁荣。在我国世界史研究诸学科中，日本史研究起步虽晚，但发展极快，研究成果令人瞩目，30年来一直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和强项。著名史学家吴廷璆、周一良和邹友恒先生是我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人，为该学科发展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前辈学者吴杰、万峰、俞辛焞、张声振、沈仁安、王金林先生及英年早逝的王家骅先生等学术先贤承前启后，笔耕不已，呕心沥血，提携后进，经过三四代人的开拓奋进，终于使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公认的话语权。值此“新中国日本史研究拓荒者学术会议”召开之际，笔者欲以本文有限的篇幅，为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日本史研究成长轨迹大略勾画，略述主要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的发展提一点建议，俾使研究者参考，此亦不负笔者参会之初衷。

一、发展历程回眸

新中国的建立为我国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史提供了可能，而改革开放则使日本史研究充满勃勃生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大致经历了探索开创阶段（1949—1978）、启动和奠定基础阶段（1979—1999），以及新世纪的全面走向繁荣阶段。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世界史学科也相应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但由于当时冷战格局的存在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封锁，我国实行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这意味着中国必然与苏联东欧以外的世界拉开距离；加之国内百业待兴，日本史只包括在世界通史的亚洲史中，20世纪，整个50年代世界史研究处于探索期，学术研究进展较为缓慢。

60年代后，部分大学建立日本史研究室，或招研究生，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开始缓慢前进，但在教学科研方面，还充斥着僵化的苏联模式，而且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前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十分有限，日本史课程仅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以及东北少数几所大学开设，“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正常的教学研究进程，日本史研究的良好开端被严重摧残。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爆发的17年中研究成果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吴廷璆、周一良、邹有恒等老一辈史学家在建立机构、学科建设、创建学会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殚精竭虑，精心培育，为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日本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日本史研究提供了条件，但由于“文革”尚未结束，日本史研究不可能正常开展，只有少数学者做了一些有益的日本史翻译和资料研究工作。

改革开放为我国日本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30多年来的日本史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79—1999年是十年浩劫后老一辈学者及其后继者在这一领域里再次拓荒并奠定基础的时期，也是日本史研究逐步全面展开时期。新世纪以后，日本史领域的研究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成为实现全方位发展的时期。

改革开放后我国日本史研究进入全面恢复的时期。30年来，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在人才培养机制的形成，研究机构的建立，学术期刊的增加，国际学术交流，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家昌盛则学术繁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敢于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日经贸的大幅增长，从教学科研经费等物质条件上保证了日本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日文图书资料可以大量购置，赴日留学进修成为可能。70年代末大学开始恢复招生，1978年以后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培养研究生的制度，从事日本史的教学与科研的队伍大为充实。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日本史学科开始招收研究生，并形成了完善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从此，日本史学科终于有了中国自己培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结束了旧中国外国史高级人才都来自国外留学生的局面。90年代之后，日本史的硕、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逐年增加，培养了大批后继人才，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中。这是一支生力军，其中的优秀者现已成为教学和科研骨干。

改革开放政策大大促进了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一方面，国内各日本研究机构纷纷恢复活动，着手进行对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特别是全国数十所大学先后成立了日语系或日语教研室，上百所大学开设日语作为第二外国语，这为国内日本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素质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应运而生。我国高等院校中的日本研究机构，各级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日本研究机构，以及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都是研究日本史的主要单位。

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于1980年，这是中国研究日本史唯一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吴廷璆、周一良、邹有恒等先生为学会的成立倾注了大量心血。日本史学会的成立为我国日本史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学会成为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内联络全国各地的日本史学者，对外联络国外的日本史学者。前辈学者笔耕不辍，催人奋进；新一代学者异军突起，不断在国内外学术界展现中国的实力。学会成立30年以来，先后举办了近20次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学会会员在国内外刊物上共发表了1 000余篇日本史学术论文，出版了近200部日本史学术专著译著^[1]。学会还编辑出版了两辑《日本史论文集》，编印了《日本史图书资料索引》等^[2]。

改革开放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外国学者可以请进来，中国学者可以走出去。不仅请进派出的人数非往昔可比，而且交流的国家范围也不再限于欧美和日本。中国学者现在不再以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为依傍，而是博采众长，独立地进行自己的学术探索。与国外史学家积极进行学术交流，包括中外学者联合召开学术会议以及联合进行研究项目。30多年来，日本史学科的各类机构和大专院校举办了近百次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不少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到包括日本等海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

8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研究学术期刊逐渐增多，为日本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目前国内有影响力的、可刊登日本史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刊物，依创刊年代先后为序，主要有：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研究》，1966年创刊；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1972年创刊，后更名《日本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研究论丛》，1972创刊；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学刊》，1985创刊；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学》，1989创刊；杭州工商大学（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日文化论丛》，1991创刊；复旦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研究集刊》，1993创刊；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主办的《日本研究论集》，1996年创刊等^[3]。吉林大学主办的《东北亚论坛》和《现代日本经济》，1982年创刊，也经常刊登日本史研究方面的相关论文。1991年创刊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的《中国日本学年鉴》，先后出版（1949—1986）创刊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以后每年出版一卷（1986—1991年，该刊由其他出版社出版，1992年起用刊号出版）。该年鉴介绍了新中国40年来国内学者研究日本学各方面的成果。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国内史学界公认的最高级别核心刊物，以及《史学月刊》、《历史教学》、《史林》等史学核心刊物以及各大专院校的学报，也经常登载有分量的日本史研究论文。不少中国学者还常常用外文在国外发表学术论著，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

二、研究著作掠影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迅猛发展，我国日本史学者焕发出空前的学术研究热情，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并不断出版专著、译著，学术研究能力迅速增强。如果说七八十年代我国日本史学界在翻译日本原著和编写日本史资料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的话，那么在90年代后更加关注日本通史、断代史、专题等领域的研究。这里仅就著作择要略述其大概，本文所云著作是指日本史研究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专著、译著、论文集以及各类文献和工具书，文中提及的书名请参见文末附录。

（一）通史、断代史类

“文革”前，我国大陆没有出版过日本通史。1989年赵建民、刘予苇所著的《日本通史》出版，成为新中国学者著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史。由著名历史学家吴廷璆领衔主编的《日本史》，从1975年启动编写到1994年付梓，历时20年。在这部洋洋百万字的论著中，吴先生不仅亲自撰写了6章书稿，还逐章逐节，认真审阅了全部书稿，着力体现中国学者日本史研究的观点和学术研究水平。这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规模恢宏、内容丰富的日本通史，出版后颇受好评，被许多专业研究者视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扛鼎之作。2008年有王仲涛、汤重南所著的《日本史（国别史系列）》登场。

另据《中华读书报》报道，六卷本《剑桥日本史》将由浙江大学与剑桥大学携手出版^[4]。作为目前最重要的日本通史性著作，本书由当代著名的日本史专家就重要主题进行学术性纵览，可立体解读日本社会全貌，内容包括日本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方面。本书是众多知名日本学者和西方历史学家对日本进行深入研究的硕果，它涵盖了从史前到当代，日本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外交方面的发展历程和重大事件，成为研究日本史和远东地区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本书的翻译工作汇集了我国最优秀的日本史学家，并由权威性的学术委员会来主持。本书主译由香港大学王向华、浙江财经学院王翔承担，学术委员会由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担纲，由杨栋梁、严绍璗、王勇、殷企平诸位教授组成。学术委员会将审读和校对全部译稿，知名学者的严格把关使学术界对这套丛书的推出充满期待。全书稿有望于2013年翻译完毕，预计2012年先出版两卷，将于2014年完成六卷本的出版工作。

断代史方面，1984年王金林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日本古代中世纪通史《简明日本古代史》。万峰的《日本近代史》（1978）是我国学者著写的第一部日本近代史。吕万和1982年写成《简明日本近代史》（1984）。此书打破当时同类著作系列，将日本近代史下限延至1945年，并由政治史扩及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对若干长期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独立见解。新世纪以来，日本近现代史研究成绩喜人。2006年12月宋成有撰写的《新编日本近代史》出版，这是一部从历史学实证研究的角度全面透视日本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著作，该书观点材料纵横贯通，既有学术著作的严谨性，又有高校教材的系统性与可读性，为我国日本近代史研究增添了新的风采。2010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隆重推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主编的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该丛书包括日本近现代经济史（杨栋梁）、社会史（李卓）、政治史（王振锁、徐万胜）、外交史（米庆余）、对华关系史（宋志勇、田庆立）、思想史（刘岳兵）、文化史（赵德宇）、文学史（王健宜、吴艳、刘伟）、教育史（臧佩红）和绘画史（彭修银）等方面。丛书作者除少数前辈学者外，多为中青年学者，这标志着我国年轻的日本史学者已经具有著写断代通史性日本史研究著作的水平。

（二）中日关系史类

1．国家关系类。中日关系史研究历来是我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学科。就中国近代史而言，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最为复杂，对中国近代影响最巨大、最深远的，莫过于中日关系，因此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颇丰。80年代出版的著作，有张声振的《中日关系史》卷一（1986），杨孝臣的《中日关系史纲》（1987），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的《中日关系史论文集》（1984），中国中日关系研究会编的《日本的中国移民》（1987），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启示录》（1987）和汪向荣的《古代的中国与日本》（1989）。90年代出版的著作，有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1992），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的《当代中日关系》（1995），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1997）和杨正光、刘毅等编的《中日关系全书》（1999）。2001年汪向荣、王浩的《中世纪的中日关系》出版，2002年出版的有林代昭的《战后中日关系史》、田桓的《战后中日关系史》和《战后中日关系史文献》等。

从国家层面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振鹍、沈予主编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一书着力最大，该书运用大量中外文资料，系统地叙述了日本自1871年以来，尤其是从1894—1945年间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过程，是研究日本侵华的通史性专著。胡德坤的《中日战争史1931—1945》修订本（2005）和高兴祖的《南京大屠杀与日本战争罪责》（2005）史料确凿，具有深刻的说服力。关捷主编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丛书”（2006）包括《日本与中国近代历史事件》、《日本侵华政策与机构》、《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影响近代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等5册，材料翔实，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翁有为等的《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2008），从蒋日关系的角度，对民国时的中日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梳理。此外，余杰的《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2004），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对百年来的中日关系做了梳理和解读。

2．文化交流史类。在两千年的日本史中，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印记在日本文化中几乎无处不在。两国的文化交流既有物质层面的、制度层面的，也有思想文化层面的，而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关系是研究者最感兴趣、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其中，周一良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1990）、《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994）和《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1998）最为著名。归国华人学者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1985），内容异常厚重。文化通史类中颇有影响的有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1992）、《近代中日启示录》（1987）、《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1997），以及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1992），王勇、王宝平的《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跡》（1991），严绍璗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1992），陆坚、王勇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1992）和郑彭年的《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1999）等。新世纪出版的有王健民的《中日文化交流史》（2007）和叶渭渠的《日本文化通史》（2009）。

由大庭修、中西进、源了圆、王勇、王晓秋、严绍璗等编的日文多卷本《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1995），卷幅浩繁，内容丰富。王金林的《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1996）高屋建瓴，内容精彩，将汉唐时代中日文化交流梳理得非常清晰。在文学史方面，有严绍璗、王晓平的《中国文学在日本》（1990）、叶渭渠的《20世纪日本文学史》（1999）和马兴国《日本文学史》（2000）。中日文化关系史话史论类的专著，有王晓秋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话》（1991），李威周、刘志汉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话》（1988）和李永连《中日文化教育交流史话》（1993）。由滕军等编著，沈仁安审定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2011）集中体现了当前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水平。此外，我国还出版了《日本小说史》、《日本文学思潮史》、《图式与趣味：日本绘画史》和《日本美术史纲》等著作。

（三）专题著作类

1．政治外交史类。陈水逢著的《日本政府与政治》（台北）（1979），系统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史。齐乃宽编著的《日本政治制度》（1987）和赫赤、关南、姜孝若著的《战后日本政治》（1988），则详细介绍了日本现代政治制度。90年代我国出版的主要有田桓的《日本战后体制改革》（1990），蒋立峰等的《日本政治概论》（1995），王振锁的《日本战后五十年》、《自民党的兴衰》（1996）和王新生的《现代日本政治》（1997）。新世纪后出版的著作，有李寒梅、余昺雕的《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2000），蒋立峰、高洪的《日本政府与政治》（2002）和关捷的《日本与中国近代历史事件》（2006）。

外交史方面，米庆余著的《日本近代外交史》（1988）是中国学者所撰的通论性专题著作，此后他的力作有《琉球历史研究》（1998）《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2007）和《日本近现代外交史》（2010）等。关于战后日本外交的著作，有宋成有、李寒梅著的《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1995）等。俞辛焞著作颇多，已出版中日外交史著作14部、论文109篇，还用日、韩、英三种外文发表了若干论著。主要有《满洲事变期の日中外交史研究》（1986），《孙文の革命运动と日本》（1989），《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1996），《日本近现代外交》（1996）和《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1991）。他还主持翻译了《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8—1916．4）》（1990）和《黄兴在日活动秘录》（1998）。他的研究有三大突破，一是日文原始档案运用方面，敢同日本学者争先；二是方法论方面，敢立一家之言；三是出版系列专题研究，敢做领头雁^[5]。90年代的外交史著作还有于群著的《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1996）和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1997）等。

2．哲学思想文化类。五六十年代，思想家朱谦之先后发表过《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阳明学》、《日本哲学史资料选》（古代部和德川时代部）等著作。改革开放后出版的著作有王守华、卞崇道的《日本哲学史教程》（1989），方昌杰的《日本近代哲学思想史稿》（1991），李威周的《中日哲学思想交流与比较》（1991），以及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李民、贾纯、华夏、伊文成等译的《近代日本思想史》三卷（1992）。90年代卞崇道主编了《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1996）和《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1996）等著作，对日本哲学思想做了新的探索。新世纪后卞崇道连续出版了《日本哲学与现代化》（2003）、《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2008）、《东亚哲学与教育》（2009）等系列大作，表现出旺盛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创造力。另外，韩东育的《日本近年世新法家研究》（2003）很有学术分量。在宗教史研究方面，日本宗教以神道及佛教为大宗，主要有1991年村上专精著，杨曾文译的《日本佛教史纲》和村上重良著，聂长振译的《国家神道》（1991），以及杨曾文所著的《日本佛教史》（1996）。

在日本儒学研究方面，王家骅的《中日儒学的比较》（1988）、《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1990）和《儒学与日本现代化》（1995）等专著集中反映了中国日本儒学研究的水平。他提出日本现代化和日本儒学均具有二重性的观点^[6]在国外很有影响。2007年4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刘岳兵的新著《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这是继其所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2003）和《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2005）之后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成果。2010年他的《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在根本上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贯穿到底，成为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的一本力作。

近年来，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主要有严绍璗、王家骅、马兴国、王勇等的《比较文化：中国与日本》（1996）和李卓、高宁的《日本文化研究：以中日文化比较为中心》（1998）。新世纪以来，有胡令远的《文明的共振与发展：中日文化关系研究》（2003）和孙久富、山本幸男、铃木德男等的《中日文化比较研究论集》首辑（2009）。日本汉学的专题研究中，以2009年学苑出版的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稿》最为厚重。在他的日本汉学研究团队中，钱婉约的《内藤湖南研究》（2004），张哲俊的《吉川幸次郎研究》（2004）和刘萍的《津田左右吉研究》（2004）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3．经济社会史与近代化类。90年代有关战后日本经济的著作，主要有金明善的日文版《中国人的日本经济论》（1992），冯昭奎等的《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改革》（1994），杨栋梁的《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1994）和《国家权利和经济发展》（1998），张光的《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1996）等。新世纪以来有薛敬孝的《当代日本产业结构研究》（2002），冯昭奎的《日本经济》（2005），杨栋梁的《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2007），郑彭年的《日本崛起的历史考察》（2008）和张季风的《日本经济概论》（2009）。另外，还有刘天纯的《日本改革史纲》（1988），杨栋梁、江瑞平的《近代以来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究》（2003），以及［日］小泽一彦、孙新、张季风等的《21世纪中日经济合作与展望》（2004）等。

日本经济史的著作主要有：刘予苇的《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十五年1945—1980》（1982），万峰的《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1984），刘天纯的《日本产业革命史》（1984），金明善等的《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1988），米庆余、杨栋梁的《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1994），管宁的《日本近代棉纺织业发展史》（1997）。新世纪后有王文英的《三菱财阀史》（2002）和周启乾的《日本近现代经济史》（2006）。2010年，以杨栋梁所著的《日本近现代经济史》和王洛林、张季风、李玉潭主编的《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告》（2010日本经济蓝皮书）最为火爆。

在关于日本近代化研究中，有莽景石的《日本现代化研究》，马家骏、汤重南的《中日近代化比较》，周维宏的《日本农村工业化史研究》、《中日农村经济组织比较》和严立贤的《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1999）等。社会学方面，有李卓的力作《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1997）、《传统文化与家族文化——中日比较研究》（2000）以及《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2004）等。

4．其他专题研究。80年代以来，日本史专题研究著作琳琅满目。明治维新是日本史上的大事，1981年《世界历史》增刊论文集《明治维新的再探讨》最具参考价值。伊文成、马家骏、汪淼、朱守仁和汤重南的《明治维新史》（1987）和［加］诺曼著，姚广廙译的《日本维新史》（1992）最为系统全面。汪向荣著的《邪马台国》（1982）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日本古代史专著。其他较好的专著，还有米庆余的《日清战争》（1981），易显石等的《九一八事变史》（1981），汪向荣的《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1985），禹硕基的《日本大化改新》（1985），武安隆的《遣唐使》（1985），武安隆、王家骅的《日本明治维新》（1994），王铁军的《近代中国东北铁路与中日交涉研究》（1999）等。

在日本史学史研究方面，沈仁安、宋成有、李玉对战后日本史学史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分析与总结。主要著作有沈仁安和宋成有的《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和《日本史学新流派析》（附录于1991年北京大学沈仁安出版的译作《日本的修史和史学》中），以及沈仁安和宋成有的《明治维新与日本史学》。在上述专著中，作者介绍了战后日本的史学新流派；论述了明治维新对日本史学的影响，揭示明治实证史学的作用和实质；分析了进步史学的变化原因。此外，还有盛邦和的力作《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近300年中日史学与儒学传统》（1995）和《解体与重构：中国现代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2002），对清代以来中日史学与儒学的关系做了深刻分析。郑彭年著的《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1996）则是我国目前仅见的探讨日本西洋学史的著作。

探讨日本教育的论著有梁忠义主编的《战后日本教育——日本的经济现代化与教育》（1988）和《日本教育与经济》（1989），以及邱生主编的《当代日本教育改革与教育立法》（1989）。1996年出版的有周凤智、高鸿斌、张嘉兰编著的《日本教育的发展与现状》和朱慧玲的《当代日本华侨教育》（1996）。

八九十年代出版过一批日本史研究的论文集。这些论文集一般是从国内举行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选出的，大多是蓄久薄发，所选论文虽有少许重复，但质量都较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日本史学会编的两本《日本史论文集》（1982，1985），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1982）和《中日文化与交流》（1984），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的《中日关系史论丛》（1984年更名为《中日关系史论集》），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的《日本的中国移民》（1987）和杨正光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1991）。90年代出版的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有王金林、汤重南主编的《走向国际化的日本》（1995），东北师大编的《战后日本五十年》（1995），山西财经大学编的《经济一体化的延伸与超越》（1999．10）等，这些论文集中都有一些有分量的日本史学术研究论文。

历史人物传记著作方面，有王金林的《鉴真》（1979），姚峰剑的《遣唐使》（1984），武安隆的《遣唐使》（1985），伊文成、汤重南、贾玉芹主编的《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编》（1987），中国日本史学会编的《日本历史风云人物评传》（1988），杨栋梁的《日本历届首相小传》（1987），郑海麟的《黃遵宪与近代中文》（1988），汪向荣的《日本教习》（1988），铃木正、卞崇道的《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1989）和蒋立峰的《日本天皇列传》（1991）。新世纪后，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一：关捷的《影响近代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内容丰富多彩，有影响力。

留学生史方面，有实藤惠秀的（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83），沈殿成的《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1997），对近百年来中国人赴日本留学的5个阶段进行了论述。还有鲜于浩著《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1998）共4卷，较全面地叙述了1872年至今的中国留学生史。书中的14个附录颇有参考价值，其中包括中国留美幼童名单、早期赴欧海军留学学生情况表、清末毕业于日本大学及高等学校中国留学生人数表、“文革”前我国派遣留学生人数一览表、30年来中国留学人数统计表等。在华侨史方面，有罗晃潮的《日本华侨史》（1994）、陈昌福的《日本华侨研究》（1989）和朱慧玲的《当代日本华侨教育》。(www.xing528.com)

另外，有的专著是对日本历史与现实的综合研究。如2000年初李玉、汤重南、林振江的《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李玉、夏应元、汤重南的《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以及莽景石的《南开日本研究》（2010）对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还有一些著作具有个案研究特色。如日本学者市川信爱与中国学者戴一峰合作主编的《近代旅日华侨与东亚沿海地区交易圈——长崎华裔“泰益号”文书研究》。另有一些微观研究很有特色，如叶昌纲的《中日关系史论集——以阎锡山与日本关系为中心》（2010）和娄向哲的《北洋军阀与日本》（1994）等。

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学术论文和专著开始通过中日合作形式，以日文在国外出版，受到国外媒体的关注。1988—1990年间，中国日本史学会与日本六兴出版社合作，用日文出版了由十几位中国资深学者撰写的大型日本史丛书，这是中国日本史学者在改革开放后首次向日本学术界展示我国日本史研究的整体实力。这套总题为“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的学术丛书，有沈仁安的《倭国与东亚》、王金林的《奈良文化与唐文化》、张玉祥的《织丰政权与东亚》、任鸿章的《近世日本与日中贸易》、王家骅的《中日儒学的比较》、武安隆、熊达云的《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和易显石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等13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界重印了一批旧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著作，如三联书店出版的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七卷（1979—1980），讲述1871至1931年的中日关系。这套书曾在30年代出版过，重印本内容有修订，并增编第八卷。张蓬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为其续篇，第一卷于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1937），1989年收于《民国丛书》第五卷，由上海书店重新出版。这批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我国台湾学者林明德于1985年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日本通史》，1986年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日本史》以及郑樑生的《朱子学之东传日本与其发展》（1999），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四）译著

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日本史学译著。胡锡年60年代初翻译的日本学者木宫泰彦70万字的巨著《日中文化交流史》，历经“文革”磨难，终于在1979年出版。这部史学名著为日本史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完备的中日关系史参考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推崇。同年，该馆出版了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著，马成三译的《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天津社科院日本史所翻译的［日］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1980）也是较好的一部。该馆等还翻译了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主要著作《天皇制》、《日本军国主义》、《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史》（合著）、《日本妇女史》、《部落问题研究》、《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等。1983年出版了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著，邹有恒、杨孝臣、伊文成译的《日本近现代史》第1—3卷。《日本史概说》是由著名日本史学家坂本太郎所著，汪向荣，武寅等译，该书简明扼要，是一本优秀的日本史著作。较好的译著还有高桥幸八郎、永原庆二、大石嘉一郎编，谭秉顺译的《日本近现代史纲要》（1988）和小林义雄著，孙汉超、马君雷译的《战后日本经济史》（1992）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以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吕万和等译的《日本政治史》四卷（1988）、远东出版社出版了依田熹家著，卞立強译的《简明日本通史》（1989）、《日本帝国主义研究》和《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2004）等。另外有臼井胜美著、陈鹏仁译的《近代日本外交与中国》（1989）和新渡户稻造著，立刚译的《武士道》（2009）等。

史学类译著有沈仁安译的坂本太郎的《日本的修史和史学》（1991），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编译委员会的《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1994）和戚印平、王勇和王宝平翻译的大庭修著的《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1998）等。还有1989年石田一良著，许极炖译的《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家永三郎著，刘绩生译的《日本文化史》和永田广志著，陈应年、姜晚成、尚永清等译的《日本哲学思想史》都很有参考价值。外交类较好的译著有由中国社科院民国史室邹念之编译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1980），米庆余的《日清战争》（1981），王家骅、王振锁的《满洲事变》（1983），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翻译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83）。

90年代后有俞辛焞、米庆余译的《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90），俞辛焞的《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1991）和《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1994）等。日本社会学名著，80年代当推中根千枝著，许真、宋峻岭译的《日本社会》（1982）。2004年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由富永健一著，李国庆、刘畅翻译的《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是一部较好的著作。文教方面的译著有吕万和等译的《菊与刀》（1990），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的《文明论概略》（2008）和小林哲也著，徐锡龄、黄明皖译的《日本的教育》（1981）。2004年依田熹家著的《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由上海辽东出版社出版。

（五）工具书文献类

资料目录有1980年谭汝谦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1995）。资料索引有李玉、刘玉敏、张贵来编的《中国日本学论著索引（1949—1988）》（1991）。汪向荣、夏应元编的《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1984．9）史料价值高。较好的辞典有竹內理三等编，沈仁安、马斌等译的《日本历史辞典》（1988）和吴杰主编的《日本史辞典》（1992）。百科全书有中国社科院主编的《简明日本百科全书》（1994）和2010年出版的成春有、汪捷的《日本历史文化词典》，该词典篇幅浩繁，内容丰富，收入条目达3万余条，约300万字。此外，与日本研究有关的专门工具书有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日本总合研究所编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1982），吕元明主编的《日本文学辞典》（1994），日本人物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的《日本人物辞典》（1988）；另外，还有王长新、金峰玉主编的《日本学辞典》（1990），李德安主编的《日本知识辞典》（1991）和刘德有、马兴国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事典》（1992）等。

三、感言和希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本史研究有如下特点

1．1979年以来日本史研究著作的出版数量占极大比例，新世纪增长速度更快。据李玉、汤重南先生的研究，“新中国我国的日本研究的著作共203种，其中1979年以后162种，占82%”。“日本史译著共193种，1979年以后192种，占68．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史的著作共有296中，其中，1979年以后的有275中，占92．9%”^[7]。新世纪以来，在短短10多年中，已推出逾80部洋洋大观的日本史研究著作^[8]，这充分说明中国日本史研究队伍已经壮大，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2．从质量上看，这些著作总体水平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高。由于语言、资料等障碍，日本史一直是一门比较难搞的学科，发展也较慢。80年代初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发展很快但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论著的内容较为空泛粗糙，研究课题比较集中，对史料的系统性整理和发掘不大充分。然而，9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新世纪之后，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大，观点也更具有深度。许多论著直接引用国外第一手资料，包括考古资料、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等，并能运用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和实证法进行分析。传统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加深，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一些过去研究涉及较少的领域，如经济史、社会史、村社家庭史、共同体和比较文化研究等有了新的进展。研究成果中不仅有宏观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还出现了一些成果质量较高的中观和微观的专题研究成果。与80年代的研究选题相比，今天的日本史研究选题更加多样化和丰富多彩，这种变化反映了日本史研究的深入和升华。

3．中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空间仍然偏重于明治维新以来的近现代阶段，对史前、古代中世纪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内容偏重于近现代史学，对古代史学的关注较少。目前对日本史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开拓阶段，而且一些研究主要是从中日文化比较和学术渊源的角度研究日本史学。关于日本研究专题史的著作很多，涉及的范围甚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但国内协作研究不够，有些研究课题分散或有重复，而有些课题如科技史、经济史、社会史、华侨史、中日海域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著作相对较少。

4．许多中国日本史学者同时也是中日关系史学者。日本史研究专家主要集中在以京津、沪杭和东北为主的东部地区。日本史研究人才培养基地以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和比较文化研究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和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最具代表性，研究队伍庞大，研究成果明显突出，国际影响较大。

5．日本史研究的专著作者在八九十年代以先辈学者为主体，新世纪后，以新中国成立后出生、“文革”后上大学读研赴日留学者为主体，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成为学术骨干或学科带头人，但仍有一批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资深学者笔耕不辍，并发挥着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这意味着中国日本史研究队伍后继有人和学术素质的大幅提高，中国未来的日本史研究充满希望。

（二）我的希望

我国的日本史研究虽然已取得巨大成绩，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我希望以下课题今后能引起关注：

1．应加强对史前日本史的研究。如日本文明的起源与中国，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古代大陆移民与日本的开发等。

2．应加强对古代中日友好关系史的研究。日本史不同于其他国别史，日本同中国有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史，日本史与中日关系史往往呈现水乳交融状态，离开中日友好关系就写不好古代中世日本史，这是客观事实。近代以来也有许多中日友好典型事例，因此，也要加强日本人民献身于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研究，以及中国各界帮助日本历次抗震救灾的研究。

3．应加强对江户时代各领域的研究。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由古代中世封建时代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关键性转折时期。追溯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之路，应该从明治维新的前夜开始，因江户中后期日本社会已出现类似西欧的原工业化苗头，社会经济发展已有不少独特之处。应对江户时代锁国下日本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进行中微观研究等，值得关注的课题如教会与贸易、锁国与禁教、参谨交代、特权商人、下层武士、町人；城下座、铜座、长崎贸易、密贸易、唐通事、唐人贸易；禅宗、隐元隆琦、神道；林罗山、新井白石、本居宣长、朱舜水、朱子学、儒学、国学、兰学，开国与洋学以及开国与居留地等。

4．应加强日本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经济史既可按时代研究，也可按区域或按行业部门研究，如九州近代经济史或者日本纺织工业史、经济贸易史等。江户后期日本有较发达的工商经济，良好的国民教育、活跃的町人经济，对后来的明治维新和工业化影响很大。应该重视日本对外开放的研究，可按安政开国、明治维新、1955年加入GATT的思路与中国进行比较研究。应重视对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研究，既要研究明治维新后和战后发展经济的重要经验，也要研究当代日本发展新兴产业、信息技术、循环经济、食品安全、生态环保以及历次抗震救灾的经验。

5．希望加强微观日本史研究，注重个案调查与整体分析相结合。九州国际大学商学院市川信爱与厦门大学合作出版的《长崎华裔“泰益号”文书研究》是中日学者成功合作的范例，笔者曾参加该项合作研究。长崎泰益号原是九州最大的华商，曾在西日本商界独领风骚40余年。该商号原有数千册商业文书虽经长崎原子爆炸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此书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以个案研究来分析华商在东亚经济圈中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国际合作方式为今后的日本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长崎是日本华侨社会的母胎，安政开国后，华侨逐步从长崎走向横滨、神户以至全国，希望今后加强对华侨华人史的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邹有恒先生就提倡要“搞有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将“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作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远大目标^[9]，王金林先生提出要使中国“成为研究日本史的强国”^[10]，前辈学者为我们指出了日本史研究的方向。在中国国际综合竞争力日益提高，中日关系趋向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日本史研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让我们以日本史学前辈为榜样，抓紧时机，潜心努力，克服困难，鼎力协作，积极开创新世纪日本史研究的新局面。

【注释】

[1]见本文附录《1978—2011年中国日本史研究重要著作一览》。

[2]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1949—1989）》，《史学月刊》1990年1期。

[3]章林：《改革开放30年来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坎坷人生路文途武道始为伊——记史学家吴廷璆》，选自：《章林的博客》2010年10月24日。

[4]嘉慧：六卷本《剑桥日本史》立体解读日本全貌，《中华读书报》2011年2月23日。

[5]李广民：《知难而进独辟蹊径——俞辛焞先生中日外交史研究成果述评》，见2005年8月2日光明网。

[6]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08页。

[7]李玉、汤重南、林振江：《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见附录：《1978—2011年中国日本史研究重要著作一览》。

[9]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

[10]王金林，《略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及其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日本研究》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