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交流求索四十年

交流、求索四十年

马兴国

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提出在大连创办一所日语专科学校，为国家培养急需的日语翻译人才，同时责成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高教部协商筹办事宜。大连日专从筹办到开学仅用了140天。1964年9月21日，我作为首批入学的一名新生，走进了大连日语专科学校（即今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校门。

同年5月，根据周总理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精神和东北局的决定，我国最早的综合性日本研究机构之一辽宁省日本研究所在沈阳成立，时称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二所。1970年初，在周总理的两度过问下，辽宁省委决定恢复“文革”期间一度被解散的日本研究所并交由辽宁大学管理。我毕业工作后，有幸成为这一机构的成员。

1983年，我担任任鸿章所长的外事助理；1987年在易显石所长麾下任副所长，主管国际交流和《日本研究》杂志；1996年任所长；1999年辽宁外语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辽阳）与辽大外语系合并后，调任新组建的辽大外国语学院院长。可以说，从就学到就职，我激情荡漾地选择了周总理指引的道路，在日本研究、中日学术交流的事业中无怨无悔地求索了47年。

一

初到日本研究所后，一面开展研究，一面为日本留学生讲授中日互译理论与实践课。当时来访的日本学者为数不多，但友好之船、友好之翼等各类访华团体络绎不绝，因此我常被省市涉外部门借调负责接待工作，不少由我接待过的日本友人后来成了辽大日本研究所的朋友。

1982年12月，我实现了日本留学的愿望。当时教育部下发的那份油印、右下方公章上衬有鲜红国徽的红头批件，至今仍为我视作文物珍藏，每每端详，倍感神圣，仿佛又沉浸在当年的幸福和激动之中。

亲历日本，耳目一新。学习之余，我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有目的地与日本学术团体、基金组织、大学教授们建立友谊，为归国后的日本研究和日本研究所的对外交流夯实基础。

我始终认为，作为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日本研究所，它的性质决定它的生命力和活力就在于与日本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在主持辽大日本所国际学术交流期间，我全心全意投入的交流途径之一是，扬长避短，寻求合作伙伴，扩大日本研究资金来源。为此，我们先后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财团、住友财团、国际语言文化振兴财团、万国博览会纪念协会、东方学术交流学会、日中友好会馆以及卡乐比日本研究基金、扶轮国际基金会等组织和团体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凭借自身实力、感召力和信誉度，不断拓宽互补互助、互利互惠的渠道，通过交流合作获取更多的科研经费。所谓扬长避短，就是避开地方研究所这个短，扬与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近水楼台这个长，积极密切与国际交流基金的合作。

当然，有收获就有付出，但付出未必不是快乐。1992年11月8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主办的“茶道与日本文化讲演会”在沈阳辽宁大厦举行，当日本茶道师发现茶艺表演是在高高的舞台上时，立即提出了异议，此时距开演仅有3小时。正当人们面面相觑时，我提出了一个应变方案，征得各方同意后，紧急调动日本研究所的年轻人从辽宁大学的教室里抬出4块讲台，用大卡车运到大厦。由于进不了电梯，我们只能肩扛手抬顺着楼梯将每块重达60多公斤的讲台抬上7楼，摆在会场中间，茶道师们再铺上日本带来的草席，安放好道具，一切就绪后，200多名观众始陆续入场。看到观众围坐在讲台周围开心地欣赏茶道表演的场面，中日双方人员都放下了悬着的心。

东方学术交流学会理事长隅谷三喜男（1916—2003）是日本著名学者。张香山先生在《当代日本名人丛书》（李廷江等主编）序言中写道：“中国人民能以隅谷先生为自己真挚的朋友而感到十分高兴。先生曾是灾难深重、生灵涂炭的旧中国的见证人；晚年，他重访中国，亲眼看到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决心在有生之年，用最大的精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无私的贡献。在当前坚持中日友好伟大事业正处于新老两代交替的关头，隅谷先生的可贵精神，不仅能鼓舞我国的人民和青年，也将激励日本的青年一代，把这一伟大事业担当起来。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隅谷先生1988年4月访问辽宁大学时，与冯玉忠校长签署协议，决定邀请日本研究所5名青年研究人员分批去早稻田大学进修一年。不仅如此，他还多次赠书、多次接待我所访日代表团，对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和我本人的工作给予了极大支持。隅谷先生早年在鞍钢工作过，与中国同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心中凝集着浓重的鞍山情结。我和我的同事们得知这一内情后，积极斡旋，1992年9月隅谷先生重访鞍山时，鞍山市人民政府授予他鞍山市名誉市民称号，了却了老人的一大心愿。

对日学术交流的又一途径是，注重与日本学者以心传心的感情交流，多一些人性关怀、情感关怀和人文关怀，交一批真朋友，好朋友。

1979年，以宫川澄为团长，大庭修为秘书长的日中学术恳谈会代表团访问了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我协助宋佑燮副所长负责接待工作，与日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宫川澄会长先后派出两批计4名学者来辽宁大学讲学，其中包括久保哲三、木伏良明等著名教授，除久保先生英年早逝外，其他朋友至今仍然情谊如初。

与大庭修（1927—2002）结识后，我成了他来华访问的偕行伴侣，他与夏鼐、徐苹芳、汪向荣等大家会面时也有我伴随身边。大庭对辽大的回报也是丰厚的，1983年3月促成辽宁大学与关西大学缔结姊妹学校，1985年促成我所张玉祥先生重访阔别40年的日本，1998年8月19日任皇学馆大学校长时访问沈阳并专程到辽阳看望了我。

2002年末，我正欲给大庭先生寄送贺年片时，惊悉先生仙逝。一年后，我收到了大庭夫人博子女士的信和大庭先生未完的绝笔著作《木片残留的文字——中国木简世界》，方知先生于2002年8月患急性白血病入院，11月27日辞世。身在病榻，先生仍强忍化疗的剧痛，在夜深人静时争分夺秒，奇迹般地写下495页、每页200字的遗稿。博子夫人在信中写道：“丈夫热爱中国，热爱辽宁大学，他在与病魔搏斗期间还不时回忆起与辽宁大学交往的趣事。今代为寄上遗作，谨表达对马先生所予友谊的感谢。”

遗作共6章，第五章仅两页（120—121页）。与其他章节不同，唯此两页是影印的先生手迹，其内容又恰恰是讲述与辽宁大学的交流。第五章的题目是“如何当皇帝”，其中有如下记述：“19××年，以交换教授身份到辽宁大学出差。某夜，应邀参加去过关西大学的某先生举行的招待会，不知何故扯起了皇帝的话题。‘我姓朱，是明朝的！’‘我姓刘，是汉朝的！’‘不对，你的刘是刘少奇的刘！’顿时引起哄堂大笑……”读着先生遗稿，眼眶不觉湿润。我十分怀念对日交流初期这些给予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及我本人大力支持的友人。于是，我把这本意义非凡的遗著连同自己的一封信交给时任辽宁大学图书馆长的杨教授，请他作为辽宁大学校史资料，妥为珍藏。

岁月无情，我在辽大工作期间结交的日本朋友大都古稀，有的已经驾鹤西去，但是，我们的友谊经久弥坚。木伏良明、杉谷寿郞与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交往30年，多次赴沈讲学，精心照顾辽大留日学人。2009年8月，在刘立善、崔新京两位领导的支持和细心安排下，我邀请并陪同两位老人重返日本研究所，与离退休的老先生们欢聚一堂，促膝交谈，然后一起去内蒙古旅游，了却了他们期盼已久的心愿。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发生大地震。木伏良明先生的家就在地震与海啸的重灾区宫城县石卷市，任教于神奈川大学的我和家人万分担心，几乎每天都给他的手机和座机打电话。20余天后座机打通，听到木伏先生熟悉的声音时，我顿时哽咽，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之后，我翻箱倒柜，把从国内带来的绿豆、小米、茶叶、白酒甚至老干妈辣酱塞了满满一大纸箱给他寄去。我在电话中对木伏先生说：“为什么寄的都是中国食品呢？就是让您和您家人及邻居们分享，告诉您和他们，您有中国朋友！中国朋友对日本发生的灾难感同身受。”

以上不过是我40年来广交朋友的片段回忆，井上清（1913—2001）、卫藤沈吉（1923—2007）、梅原猛、中西进、依田熹家、伊藤清司等都曾来我所访问或讲学。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这样一批日本朋友值得我们敬重，友情更需珍惜。

二

与途径和过程相比，国际交流更重视目标和结果。说到目标，首先是人员交流和人才的培养。

“百闻不如一见。”专业日本研究工作者不亲临对象国留学进修，不实地考察且掌握第一手资料，是很难搞好研究的。在我主持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国际交流期间，全所23名研究人员中去过日本的达48人次。访问学者们在日本积极开展各类学术活动，易显石教授1991年赴明治大学并做“九一八事变”研究的学术报告、金明善教授1994年参加京都日本研究会议及在日讲学等，均在日本引起反响。

在对日学术交流中，除派出一年以上的长期访问学者外，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藤泽西扶轮国际的邀请，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代表团以一个地方日本研究机构的身份连续4次访日，这在10年前的中国日本研究界是罕见的。

当时的辽大日本所是省日文书刊资料中心，拥有4万余册日文藏书和百余种杂志。在研究人员大批出国进修的情况下，为了使资料人员也走出国门，1993年7月21日至8月20日，我们组织了所资料人员访日研修团赴日考察图书馆管理状况；1995年5月12日至21日，我们又派出由办公室人员参加的访日代表团，拓宽了管理人员的国际视野。

其次是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构建国内外日本研究各学科学者相互学习和切磋的学术平台，促进学科之间的渗透融合，推动研究的纵深发展。改革开放后我所首次策划的国际会议是1985年8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战后日本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星新一（文学）、竹内良知（哲学）、木坂顺一郎（历史）、大岛卓（经济）等出席会议。此后，我们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合作，于1992年9月和1993年9月，在沈阳举办了两次“中国东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10月，与中华日本学会共同举办“中国日本研究杂志历史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则保持了3年开两会的频率，对外学术影响不断扩大。

再次是著书立说。在这方面，我们始终思考着3个现实问题。第一，要确定国内外学界所认可的具有领先意义的选题；第二，科研成果不仅在国内出版，而且要取得日本学界和出版社的认可，在日本及世界各国同行中引起反响；第三，一部好的日本研究著作是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财富，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共同成果，因而争取日本财界、学界和出版界的支持当在情理之中。

辽大日本所始终关注日本学界和出版界的动向，努力向日本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在国内出版的一些专著，已经在日本的报刊书评中得到回应；易显石、张玉祥、任鸿章、金明善及我本人的多部著作在日本的出版发行，则显示了我所日本研究的整体实力。(www.xing528.com)

1992年9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集全国百余名日本研究者的力量，刘德有先生和我共同主编了220万字的《中日文化交流事典》，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20年过去，我仍念念不忘名誉主编夏衍先生以及出任顾问的张香山、孙平化、肖向前、林林、赵朴初、周一良、钟敬文等一代大师对我的耳提面命；亦有感于严绍璗、王晓秋、杨曾文、汤重南、卞崇道、田桓诸先生兄长般的关爱。有评论称：“《事典》评说千秋历史，启迪后代子孙，实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项伟业。”作为主编之一，我则始终怀着一颗感激之心，我想说：这项“伟业”是20世纪90年代老中青三代日本研究者通力合作的成果，是日本学界团结友爱的结晶，是20年前研究成果的纪念性标志。

三

国际交流不是句空话，既需要博大精深的理论著述，也需要点点滴滴的日常积累。构筑高耸的大厦也好，做铺路的石子也罢，都是我们日本研究者的“分内”事。有些工作看似琐碎，但却往往是构筑宏伟大厦必不可少的第一块砖石。

1993年9月24日，由我发起，在徐平、崔新京等诸多归国留日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民政部门批准社团法人辽宁省留日同学会成立，我被推选为首届会长和法人代表。迄今为止，该会仍是我国唯一具有法人资格、由归国留日学人组成的民间团体。该会秘书处设在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崔新京所长为现任秘书长，留日同学会可谓日本研究所开展中日民间交流活动的一个补充，是集结社会各界力量的重要基地。凭借这个舞台，我们或召开专题研讨会，或主办日语讲演大赛，或筹办日本文化展，或开展中日企业家联谊活动。

我的脉管里流动着永不冷却的血液，从而也注定了我永不安分的跋涉。1996年3月，为纪念1897年清政府向日本国派出第一批13名留学生百周年，在我的策划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辽宁教育电视台在中日两国拍摄制作了电视专题片《东渡扶桑学子情》，先后在辽宁教育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专题片10集，除第一集综合评述百年日本留学史外，余下9集分别介绍学成归国后在辽宁省不同岗位上努力工作的9名留日学人的事迹。此片被介绍到日本后，1998年3月11日的《东京新闻》曾发表评介文章，题为“中国留学生努力报效祖国现代化”。

1998年1月，我在东京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NHK）的电视采访，谈及该片时，我真诚地表示：“日本留学是我踏上学问之途的一个重要转折。我想向所有支持、照顾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日本朋友们道一声感谢！”

对日交流是要付出心血和时间的，我在日本研究所任职期间，年均四分之一的时间用在了“交流”上，或陪同日本客人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各地访问，或去日本交流。对此，我十分感谢妻子和孩子对我的理解与支持。不管家里有什么事情，无论任何时候，我是说走便走。时至今日，每思至此，内疚不已。

日本大学的杉谷寿郎教授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有一次陪杉谷夫妇去四川省眉山县的三苏祠时，他竟流连忘返，甚至提出要在园内的内部招待所住上一夜，饮酒赏月，一品东坡心境。当时是外国人购物花外汇券、出门需通行证的年代，我为说服眉山县公安部门的应允费尽了脑筋。是夜，夜幕低垂，圆月初升，幽篁苍翠，蛙声啯然。面对荷花池畔的苏轼雕像，杉谷学着东坡的坐姿倚在披风榭的画柱上举杯畅饮，十分惬意。在江油县，我们到青莲坊采访李白故里，下火车傻了眼，没有出租车，步行又太远，坐马车时间来不及。我急中生智，向当地公共汽车公司租了一辆很大的旧客车，车跑得很快，门窗咔咔作响，清风透过缝隙呼呼扑入车内，我们三四个人独享此车，一路走走停停，观太白祠，看陇西院，好不威风得意！此后相见，每每言及这一话题。

1985年，经与海伦县和当地驻军反复协商，我陪同日本群马县桐生市一位原开拓团员去黑龙江省海伦县某偏远山村寻找旧址，当地政府干部凌晨到车站迎接。当我们的小车陷入泥泞的山路上时，农民用拖拉机和马车来帮助拖拽。那位原开拓团员感动得哭了，发誓一辈子为中日友好努力。8月17日，日本的《桐生时报》报道了这一消息。11月11日，桐山市市长小山利雄给我寄来感谢信，称赞“在中日友好的今日，您的努力将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2002年7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前夕，我获得了日本政府外务大臣奖。时任外务大臣的川口顺子在表彰状上写道：“您为促进日本与中国的相互理解而尽力，为我们与各国间的友好亲善作出了贡献，其功绩显著，在此深表敬意，并予表彰。”对此，我既高兴又淡然。我相信：通往希望的路总是靠信心和力量开拓的。

2004年7月，日本友人白浜洋子女士向我赠送了近百幅当代版画大师山田孝三郎复制的具有代表性的浮世绘作品。时值中日民间感情较为低落时期，为转达一位普通日本民众的友好情谊，我把这些版画带回国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装帧整理，并以辽宁省留日同学会和相关大学共同主办、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协办的名义，先后在沈阳师范大学、渤海大学和吉林省日本周举办了“日本浮世绘展”。作品现尚珍藏于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文化交流中心。我在展览的《后记》中写道：

“白浜女士将其先生之珍藏捐给曾对浮世绘发展以重大影响的中国，当她得知办展消息后，又真诚致信说：‘通过展览会，如能为中国的青年学生了解日本文化有所裨益，为中日文化交流发挥作用，将是我最大的喜悦。’”

“浮世绘无语，却在深情地见证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互勉互润的历史和现实，给观众以启迪。”

“愿中日两国人民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四

我无法忘掉隅谷三喜男先生对我的评价和鼓励。1998年2月，即我奉调回国到辽阳赴任前夕，我和家人在横滨举行告别宴会，中国驻日大使馆、外务省、国际交流基金官员以及来自东京、横滨、川崎、藤泽、大阪、奈良、仙台等各地社会名流约80多人出席，中日两国歌唱家表演了精彩的节目。隅谷先生致词称：“马先生首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正因为他深爱自己的祖国，他才能成为一位合格的日本研究者和中日友好使者。”

尽管先生有些过誉，但我坦言，在国际交流的健朗、潇洒和宽容的背后，我坚持着我的尊严，坚持着我的灵魂。尽管我可以像一只白鸽那样祥和地飞来飞去，但暴怒起来也绝不亚于一头咆哮的雄狮。

那是1995年8月，在东京大学访学的我应邀参加了9至12日于长野县饭田市举行的“饭田、下伊那‘满洲移民’和平集会”，即关于满蒙开拓团的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日本各大学教授多为我的旧故。然而，当一位颇熟的某国立大学教授在讲坛上反复强调日本军队是“进出”中国、开拓团对当地开发建设有贡献时，我再也按捺不住，接过话筒请他解释“进出”是什么意思？接着我坚定地说“那叫‘侵略’”，并逐一批驳他的“贡献论”。翌日，《信浓每日新闻》及时地报道了这一争论；18日，该报又以“单刀直入”的显赫题目，刊登了记者对我的访谈录。直至今日我也没搞明白“单刀直入”的主语在哪？执刀者是我还是谁？不过我的回答却白纸黑字地印在报纸上，留在了长野县，即：“毫无疑问，开拓团掠夺了中国农民的土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自明治维新以后就从未停止过，不单单是‘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夺取农民土地是日本长远国策。”“我的家乡平顶山村就曾有众多平民被无辜杀害，多数的日本民众并不了解这一事实！”

当然，更多场合我会娓娓而谈，平和地表明不同意见。1988年的一天，我赴广岛参观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参观后拜会资料馆主管部门广岛文化中心吉中康麻吕理事长。这是一位慈祥、真诚、有学者风范的老者。我坦率地向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介绍历史背景的图片资料中陈列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翌日日本各大报纸以显著位置刊发消息的剪报和图片，无疑都是攻击中国首先开枪开炮、中国挑衅引发日军还击的内容，标题醒目，极富煽动性。我诚恳地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宣传机器如此报道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历史。但是，在半个世纪后事件经过已大白于天下的今天，这些报道的内容就不是历史的真实。作为历史，它可以陈列；而作为历史的真实，对于这些报道应予说明和澄清，否则就会误导观众，特别是误导那些对这场战争毫无所知的青年人和孩子们。我还提议说，至少可以将卢沟桥事变翌日的中国报纸剪报，与日本的剪报并列陈列，让观众去对照识别，判断究竟是谁引发了这场灾难，这样才能展示资料馆建立的宗旨，确立它的权威地位。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资料馆东馆的三楼陈列的世界各国载有关于广岛原子弹爆炸内容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中国的课本似乎十分陈旧，很可能是“文革”期间或“文革”刚刚结束时期的出版物。我想，既然是一项十分严肃、具有国际影响的陈列，就应该陈列中国最新、最具权威的版本。

1999年秋，借访日之便，我顺访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专程送上我在国内选购的一册最新出版的中学历史课本。课本中印有广岛原子弹爆炸时的一帧彩色照片，图下的文字说明简洁、客观、公正。面对现场采访的新闻媒体，日方表示，将尽快地陈列这册新课本。

此后，我没有再访资料馆，也没有追问课本的结局，我期待刻在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慰灵碑上的一句誓言不会成为空话：

“安息吧，错误不会重演！”

沧海桑田，弹指47年。我依然深深地挚爱着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它培养了3位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金明善、易显石、马兴国；它推举了3任所长走上辽宁大学校领导岗位：冯玉忠校长、徐平副校长和我本人；它向全国日本学界输送了刘天纯、田桓、莽景石、高洪等一批优秀学者。

在调任辽阳的两年，我出版了66万字的国际交流基金项目《日本文学史》；在调回沈阳兼任国际交流处长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两年，我完成了住友财团亚洲日本研究项目、17万字的《日本岁时节日研究》。即将退休之前，我向学校提交报告：“百川归海，落叶归根，盼将我的组织关系落回日本研究所，我愿在辽大的经历，始于日本研究所，终于日本研究所。”

我的回忆很杂乱、肤浅，但绝无言过其实的非分之想。因为我讲述的只是遥远而传统的交流模式，或许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进步；因为继我之后的4位所长，一任更比一任优秀；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科研事业、国际交流事业今非昔比，如日中天。我只不过是想穿越岁月的云雾，用梦的手臂拥抱曾经的自己。

知己犹未报，鬓毛飒已苍。借此机会，谨向几十年来给我支持和力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和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朋友们（恕我不一一列举芳名）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新老同仁们表达我的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