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锤定音30年成果！

关于日本史研究的点滴体会

米庆余

历史研究是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科学地研究历史，可以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可以预测或展望未来。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日本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然而，实践表明，科学地研究历史，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也即“如何研究”和“研究什么”的问题。

关于“如何研究”，在下以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者要重视证据；另一个是研究者要学习理论，要树立并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应该同时并举。

所谓重视证据，是指研究者必须尽力充分地把握基本的资料。诸如档案记载、国家职能部门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及政要的意见书、当事者的日记或回忆录，国际条约、协定，乃至考古发掘的文物等等。关于把握基本资料的重要性，夏应元先生已经讲了，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没有基本资料也就没有历史研究。

所谓学习理论、树立和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是指研究者需要不断地学习前人的科学思想，特别是经典作家对人类社会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以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因为，在研究中，我们研究者个人的眼力往往不够，需要借助前人的智慧，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看得更远。

近年来，在我接触到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中，往往会写道：本文运用历史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或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来分析研究某某问题。然而，当阅读全文之后，又会令人感到：论者分析和认识问题的深刻程度仍有充实和提高的必要。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科学地研究历史，在把握原始依据的同时，还需要学习理论，树立和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www.xing528.com)

例如，近年来所谓经济全球化的风潮，人们似乎认为是一种新情况，其实早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便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而且明确地指出，不仅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面对危机与机遇，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能够应对危机才是真正的机遇。

又如，在当前的时代，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了。因为其中谈到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这种判断或与现实有所不同。但是，“帝国主义论”中所谈到的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资本输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以及银行资本的支配地位和帝国主义的本质等，时至今日，却依然存在。这些判断对于认识现今的世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不能苛求前人在理论上十全十美，而应该善于学习，善于思考，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

其次，关于“研究什么”的问题，就日本史而言，我觉得，应该着重研究本质性的或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的课题。诸如，日本是怎样的民族、是怎样的国家，其内政外交的发展趋势等等，文化思想的研究也应该探求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作用和影响等。比如研究日本的儒学或朱子学，应该追究它们对日本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同样，研究日本的社会思潮，也应如此。只罗列文化现象或思想表现，我觉得，还没有达到研究的境界。

最后，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谈点看法。有记载的中日关系不下2000年，自古以来，日本国家深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之惠，但是，近代以来，日本的政治家在思想上却显然是力图通过染指中国和周边国家，来实现其本国的独立和富强。如，日本明治政权成立的1868年，在政府的《外交布告》中便宣称：“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同年，日本政府设立外国官（外务省的前身）的宗旨之一便是“开拓疆土”；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飘流民被害事件而出兵台湾时，日本天皇下达的《诏谕》中便指令西乡从道（日军总督）“应明定境界”，也即力图强占中国台湾。进而1876年，时任驻俄大使榎本武扬在给政府的信件中，又明确地言称：“决定对支那逞志之勇气，乃是令欧人暗中敬畏之所在。”

上述种种，都是有案可查的历史事实（详见拙著：《日本近现代外交史》）。也正是这些决策和思想，酿成了近代以来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源。有些日本学者不从这些事实出发来研究历史，却纠缠于某些细枝末节，显然不是正确地、科学地研究历史的态度。

中日两国是近邻，我们希望两国能够友好相处、平等互利，但这不是我们单方面就能决定的。中日关系如何发展，更需要我们切实地研究日本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