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本历史的回忆及展望

学习日本历史的回忆

周启乾

我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历史的学习，及其后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都离不开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时代的大背景左右着学习与研究的方向。

首先，自50年代初期以来，举国上下弥漫在“中苏友好”的氛围中，在初、高中所学的外语只有俄文。进入大学的第三学年以后，开设有第二外语，遂开始选修日语。启蒙老师是留日多年归国不久的李约瑟先生，听说他在京都大学学习西洋哲学，不仅操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还精于英、德等语种，然而，给他的工作却是从五十音图开始讲授初级日语，今天看起来显然是大材小用了。

在50年代，只有少数日本学者的著作中译出版，例如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羽仁五郎《日本人民史》，伊豆公夫《日本小史》，井上清《日本历史——“国史”批判》、《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石母田正、松岛荣一《日本史概说·Ⅰ》，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等。在外文书店中，也能购得诸如服部之总监修《物语·日本的劳动运动》，井上清、深谷进监修《物语·日本的农民运动》等书籍。苏联学者日本史著作的中译本，诸如爱依杜斯《日本近代现代简明史》、茹科夫等执笔《日本现代史纲》等，都是当时必读的入门书。

在60年代初，我曾用相当多的力量阅读相关的俄文书籍。例如，通读加尔别林主编的《日本近代史纲》，并以新出版的该书中译本作为参照。该书由东北师大伊文成老师等集体翻译，通过此书得知伊老师大名，迨至80年代初次见面，真有些重见故人之感。除阅读外，作为练笔，还翻译了两篇苏联学者关于日本史的论文，即阿·阿·伊斯康捷洛夫《关于研究日本封建城市的几个问题》和伊·雅·别德涅克《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阶段与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性质》。原打算投给当时名为《史学译丛》的刊物，只是由于政治运动不断，至“文革”爆发，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现在看来，这种学习日本历史的方法，真是舍近而求远，走了很大的弯路。毋庸置疑，我们应该借鉴和参考当时苏联的日本研究经验和成果，但同时也应了解欧美学界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尤其更不应忽略日本本国的进展情况。眼下手边还留有一本当时阅读过的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编写的俄文《现代史·Ⅰ1917—1939》，从书上留下的痕迹看，那时由于基本知识的欠缺，一些专有名词并没有看懂，例如把Kenseikai（宪政会）错读作“建政会”；Watanabe Masanosuke也只识出“渡边”而未识“政之辅”。其实，如果先读日文的相关书籍，就绝不会出现这样的笑话，可以说，虽然是下了一些笨功夫，但所得却是事倍功半的结局。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显然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

1963年至1966年的研究生在读期间，本该对专业学习有所深入，但第一年中，“政治理论”课程占用时间甚多，随即又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及其“复查”，迨至从京郊农村返校时，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也就开始了。曾经考虑过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问题。其出发点在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宪兵，与日本反动派勾结，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所以就选择了这个题目。遗憾的是，在学期间也未及撰写。

“文革”中的武斗不止，校园成为“战场”。避往校外又居无定所，拖延两年之后，由于“双宣队”进校才得以离校。根据当时文件上的一句话，去向是“在职调干研究生原则上一律回原单位”。然而，办理离校手续时又出现尴尬，原因是，在校外漂泊期间，留存宿舍中的原从校图书馆借出的几册日文图书被窃，须按日元价格折算成人民币，再予以加倍赔偿，才能被放行。为了尽快离去，也只得从速筹集这笔多达百余元、相当两个多月收入的“巨资”（当时月入为在职时工资的80%）。差可自慰的是，“文革”前从东安市场旧书肆中所得却大致未受损失。尽管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月中无暇细读，但今天翻检，却也有几本值得一提。

在日文书中，有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上下卷二巨册（1907年和1908年初版本），此书近年在我国国内又有重印。黑板胜美《国史之研究》（东京文会堂1909年订正第五版），书上至今有我国早期留日学者、曾任北师大教授的“任邱 王桐龄藏书章”。战后日本进步学术团体“历研”（历史学研究会）和“民科”（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组织编写了八卷本《日本历史讲座》，于1953年由河出书房出版。其第七卷《现代篇》由井上清编集，首由周锡卿于“一九五四．元．九”收藏，此后又由周转赠给翦伯赞，题有“伯赞先生赐存 锡卿谨呈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这时新出版的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的译者正是周锡卿，可见也是一位译介日本学术书籍的前辈学人。得书后，我的题记是“一九六五年元月十三日购于东安市场，时在天竺参加四清运动”。至80年代，又在东京神田的书肆中访得该书的第五、六卷，即其《近代篇（一）》和《近代篇（二）》，分别由远山茂树和服部之总编集。

在中文书籍中，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为多。例如，植原悦二郎原著、黄文中译述的《日本民权发达史》，具体出版年月不详，但书前有黎元洪“观国之光”题字和江庸1921年1月序及译者1925年6月自序。王锺麒（伯祥）《中日战争》（1930年初版）有叶绍钧（圣陶）序。陈博文《中日外交史》（1929年10月初版本及1933年的“国难后第一版”）都批判了近代日本的对华侵略。木宫泰彦著、陈捷译《中日交通史》上下册，于“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1年5月出版，详述了两千年来的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4月，该馆又在重庆出版了田口卯吉著、余又荪译《日本开化小史》，书前有著名学者任鸿隽（叔永）以“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负责人身份撰写的序言，强调了该书对于“知己知彼”的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1969年，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有一项在国内并不多见的作法，即实行了“万名干部转工人”。以往干部到基层去叫做“下放”，并不改变干部身份，而这次则是将身份彻底“转变”成为工人。我成为这万分之一，在一个轧制无缝钢管工厂的冷拉车间，从事早、中、夜三班轮替的劳动。当时心情愉悦，简单地以为摘掉了知识分子帽子，以跻身工人阶级行列为荣，尽管成了工人后就失去了阅读《参考消息》的资格。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已把原来的专业抛到九霄云外而不再留恋，事实上是，在完成繁重体力劳动之后，也已无力再顾及其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总觉日文不应放弃，但在当时条件下完全看不到日文专业书籍，只能见到日文版《毛主席语录》，以及日共（左派）的报纸《人民之星》和《长周新闻》，以此温习日语。

1972年夏，受工厂的上级主管部门即冶金系统派遣，前往位于沈阳的东北工学院参加“日汉冶金辞典”的编纂工作。小组成员以该校教师为主，他们或出自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旅顺工大，或参加过伪满时期的高等文官考试，都精于日语，在“文革”中历经批斗之后，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组内气氛融洽，也为我提供了向这些前辈请益的良机。在此期间，作为恢复性练习，便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井上清《日本历史·下》（岩波书店1968年版）。迨至辞典工作结束时，翻译亦告完成。同年秋天，调入天津市历史研究所的日本史研究室工作，不期该所正组织人力，翻译井上《日本历史》的上、中两册。我将译稿献出，恰成完璧。记得当时家父曾戏称，这正是给新工作单位的“见面礼”。这部译稿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76年9月作为“内部读物”出版，署为“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形势下，研究所里组织力量，相继撰写出《古代中日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征求意见稿，1973年7月）和《中日友谊远流长》（征求意见稿，1974年2月），并依靠吴廷璆先生在学术界的影响，征询了不少这一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最后，于1976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以《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为题出版（内部发行），署“天津市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编写”。我有幸参与其事，得以略窥门径，成为个人涉猎中日关系史的开始。我在书后的“附记”中写道，“为配合现实斗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编写了这个材料。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工农兵群众、专业工作者和有关单位的指导和帮助……”，凡此种种，均可见时代的烙印。如果说，前一句套话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志向和追求的目标，那么后一句则更是那时惯用的套语了。

对于日本来说，同中国、俄国、美国的关系十分重要。在我国，50年代初的中苏蜜月关系早已不再，代之的是双方的严重对立，正在批判“苏修”和“新老沙皇”的对外侵略扩张活动。我不愿丢失多年来学习的俄语，便找来有关日俄关系的俄文书籍阅读，并进一步参以日文书籍，希能有所深入。然而，由于能够见到的俄文书籍太少，乃不得不多靠日文书籍。于1981年写出初稿后，1985年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以《日俄关系简史（1697—1917）》为题刊行。遗憾的是，由于个人能力所限，该书下限止于十月革命，未能延及日苏关系。

“文革”结束以后，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发展经济，推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经过国家考试，我有幸于1981—1983年间被派赴日本学习。然而，由于多年的隔绝，行前对那里的情况茫无所知，自己难以选择志愿学校，而是根据分配，去了一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科。当时考虑到，日本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或可提供一些借鉴，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这方面。

出乎当初意料的是，一桥的教师阵容相当强。为了较广泛地涉猎，也为了提高听力，除了参加佐佐木润之介教授主持的研讨班外，不仅选听了永原庆二、中村政则（日本经济史）、南亮进（日本经济）、藤原彰（日本政治史）、细谷千博（日本外交史）、安丸良夫（日本社会史）等知名教授的课程，也选听了一些比我年轻的副教授的课程，其中有的不免腼腆羞涩，但我这个“老”学生却处之泰然。由此，对于日本历史的学习也算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工作范围主要在日本近代社会经济史和中日关系史，并兼及史学著作的汉译。

纵观近30年来，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丰硕成果，国力日益增强，反映在日本历史的研究上，同样是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日益拓宽，研究成果在数量增加的基础上更有了质的提高。过去日本曾有学者轻视中国的日本研究，只承认黄遵宪（《日本国志》）和戴季陶（《日本论》），但这早已成为历史。

冷战时期的结束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使研究者更易于接触新材料、新观点。如果说，早期的研究由于条件限制，常常笼而统之，大而化之，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毛病，但时至今日，则已有可能改变这种情况。虽然不应像一些外国学者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作微观考察而无宏观把握，但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还是应首先作好深入的个案研究，即搞清楚一棵树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综合、归纳和概括，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研究成果的质量取决于研究者的素质，在强调正确的理论指导的同时，语言方面的功力也不应忽视。就日本史而言，只掌握日文就显得十分不够，很有局限，难以全面掌握世界最新的研究动向和水准。即使在日语中，也应该具有辨识古文书的能力。限于条件，上述这些我都没有做到。但是，伴随国家经济的发展，学习与研究的环境将不断得到改善，相信今后定将涌现出更多的优秀成果。

参见拙文：《忆念吴廷璆先生》，《吴廷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21—26页；《东瀛杂忆》，《留日归来忆扶桑——留日归国学人纪念中日复交二十周年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97—108页；《千曲川畔之行——日本农村史料调查侧记》，《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