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日本史研究

我的日本研究拓荒之路

田　桓

今年4月12日，有幸应邀参加了由北大、南开和复旦三大学日本史研究者联合举办的“新中国日本史研究拓荒者学术会议”。这对我来说，本来是渴望已久的事，老同行难得的聚会，无奈身患重度眼疾，视力模糊不清，难以完成参会文章，但又舍不得丢掉这与各位师兄弟重逢的好机会，于是带着白卷参加了会议。在会议的热烈讨论中，使我深深受感动。会议主持者，强调要出一本“文集”作为会议的纪念，我在这一强有力的号召鼓舞下决心克服老眼昏花的困难，手里握住放大镜，说什么也要把这篇纪念文章写出来，以报答会议主持者的热情关怀。

我出生于农家，7代前的祖辈从山东黄县逃荒闯关东来到了辽东半岛渤海岸边，母亲是纯文盲，父亲未念过书，略识一些字。儿童时期，由于家乡国共内战，小学最多读过3年书，中学阶段只读过初一，初二以后即转入农业中专读书。就在这个时期，母亲突患重病，农村缺医少药，不久母亲病故。这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在母亲病故的刺激下，使我产生了考医大、当医生的念头。1956年我尝试了考医大，结果因未学初、高中的数理化而名落孙山。事实告诉我，未来我没有当医生的条件，但我没放弃升学的念头，只好另找别的出路。1959年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辽宁大学历史系。1964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辽宁省日本研究所工作。从1964年毕业到1971年前后7年时间被“四清”“文革”和“干校”占用了，既未研究日本史，也未学日文，1971年回城工作时已经是35岁的中年人了。白白浪费了7年的青春时光。

下面我把自己的拓荒之路分成5个阶段向大家简要汇报。

第一阶段（1971—1978）：在辽大日本所起步，闯进科研之门

本来我上大学的时间就晚，大学毕业后，我又浪费了7年的时间，到了35岁才开始接触研究工作。既不懂专业，又不懂日语，纯粹是门外汉，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不过这也是好事。形势逼着我，必须急起直追，加倍努力，否则无法在这里工作。工作一开始，又要学日语，又要学专业（包括日本史和日本现状），又要看中文资料，又要写文章，整天忙得晕头转向。1972年春，新成立的辽大日本所决定出版所内刊物，领导又决定我参与编辑工作，强调在编辑工作中，提高研究水平。这是当时的“文革”后期全国第一家出的日本研究杂志。1972年5月《日本问题》创刊号出版。辽大日本所初创时，人数极少，我不但要编杂志而且必须写文章。1973年5月同所留苏副博士金明善同志邀我与他合写《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因素和存在的问题》，这篇文章写好后上报给中联部作为内部参考资料。这是我进入日本研究领域的开篇入门文章，是在不懂日文的情况下写的论文。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深感不懂日文是无法研究日本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所领导强烈要求给点专门学日语的时间。经领导批准，我于1975年夏天到1976年夏，赴大连外国语学院进修一年日语，这一年的进修，我的日语有些提高，在此前提下，后来我也参加了辽大日本所集体摘译的《日本经济的发展》一书的出版。从1971进入辽大日本所到1979年离开辽大日本所的第一阶段的8年中，我还发表了如下一些成果：

与本所平献明合写《战后日本经济危机简史》，1977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与本所邱生合写《日本国家机构概况》，1978年5月作为辽大外语系日语专业的教材（专题讲座）。

与全所合编译《日本经济的发展》，我承担石油工业部分，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辽大日本所，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为日本研究打下了相对稳固的基础，由于自己加倍的努力，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这8年当中，我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73年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一入党就是无预备期的正式党员。这是我经过14年的追求而获得的政治生命，这也是我从事科研事业的原动力。

第二阶段（1979—1986）：到中国社科院世政所、日本所后研究视野的扩大

在上一阶段8年工作中，我自认为有两个问题应该解决，一个是在地方搞外国问题研究，有诸多不便，能在首都北京搞就更好了，于是我开始注意寻找到北京工作的机会。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出现重大转折时期，从此中国社会开始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内的极“左”路线遭到了彻底的批判，整个国家和社会进入相对和平稳定时期，整个社会秩序处于稳定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走上正规。1978年年中当我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世界政治研究所需要研究人员时，我就毫不迟疑的向该所领导同志毛遂自荐，要求到该所工作。经该所领导和人事部门对我在辽大日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详细审查，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即1978年11月1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开幕），在辽宁省委机关报——《辽宁日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题为《日本的锁国与开国》的文章。

世政所领导同志看了我在辽大日本所的研究成果后，认为符合该所的要求，决定同意调来世政所工作，为此世政所人事干部王戈同志特意到沈阳辽宁省革委会政工组审查了我的档案，同时也审查了妻子唐景芸的档案，经档案审查无问题后，世政所向院领导和院政治部申报调我的情况。为了解决我的家属3人（妻和两个儿子），随我一同进京户口问题，中国社科院政治部又特意向民政部打报告，申请调我全家4人的户口，随后中国社科院政治部又向辽宁省革委会政工组发送商调我到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商调函。虽然辽宁省革委会同意我的调动，但辽大党委表示坚决不放人。于是中国社科院先借调我到世政所工作。我的人事关系在辽大搁浅了8个月后，因辽大校长换人，新的辽大领导才同意了我的调动。一直到1980年夏天，我全家4口人才在北京落户。

我到中国社科院世政所后不久，正好赶上院长胡乔木同志要世政所提供美、英、法、德、日五国政府的官吏制度相关资料，我到世政所第一项工作任务是撰写《日本现行官吏制度简介》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简报》第78期（1979年9月22日），报送党中央领导同志参考。这是我到中国社科院世政所后，参加的一项关系到国家官吏制度改革的重要研究工作。其后世政所日本组的5位同志，就在商量全组参与《日本政治概况》一书的编写工作。1980年2月和10月，世政所分别邀请东京大学社科研究所所长石田雄教授就日本近代化问题，东大菊地昌典副教授就苏联问题分别作了学术讲演。我对二位学者讲演内容分别作记录整理成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世政所刊出的《世界政治研究资料》上。从这里我也体会到中国社科院与地方大学比较，对外交流的层次和水平差别是很大的。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壮大起来。到1981年5月原来只有一家的世政所，这时像细胞分裂一样分裂出美国所、日本所、西欧所，另外还有些人根据原有的专业分别并入世经所，改称世经政所。另有一部分人并入了苏联东欧所。就这样我由1981年春解散的世政所转到日本所工作。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后，教育战线很快开始拨乱反正，在全国开始恢复高考。随后中央也发现经过10年动乱的中国，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1980年中央决定向发达国家选派留学生。

这里我想说的另一个体会是，研究外国问题，更应该到被研究的对象国去体验实践，防止“隔靴搔痒”，防止脱离实际。其实我这个出国留学深造的想法本来应该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但在十年浩劫的岁月里，谈到这个问题，也只能是白日做梦，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80年不但不是梦，而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据说这时期教育部给中国社科院出国90个派出名额，志愿报名的人数只有60多人，经过外语选考，60人当中只剩下40人左右符合条件。在社科院世政所内能选出符合条件的也只有我们5人。不久我们5人就分别派到英、美、法、德、日等5个国家，各自在自己研究的对象国，留学了两年。这对我来说，也是“天赐良机”，让我在45岁时，到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进修留学两年。自从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日本所，我就有了赴日留学的夙愿，没想到大学毕业16年后，终于圆了我的留学梦。

出国之前，教育部规定必须进行外语全国统考和政治培训，这两步骤完成后，1981年9月24日我与同一批赴日留学生离开祖国，来到日本列岛，开始为期两年的海外生活。

当天下午我们来到中国驻日大使馆，负责安排我们留学生生活的教育处的同志告诉我，“你的留学地址和指导教师都有变动”。经他说明我才知道，原定我的导师是东大社科研究所的石田雄教授，在我来日前夕，石田雄教授应邀赴德国讲学一年，我的指导教授出现空缺情况下，东大法学部坂本义和教授自告奋勇，愿意替石田教授指导我这个老留学生（45周岁）。

抵日3天后，我到东大法学部楼坂本研究室报到，坂本教授听了我的寒暄之后，就和蔼的对我说：听了你的日本语，感到有些不自由，但你不用担心，我替你请了一位日本语先生，教你一段，你也就会说了。头一次见导师本来就担心日语说不好，心里忐忑不安，听他这么亲切的安排，心里轻松多了。原来坂本教授找的日语老师，是他隔壁的村上教授的夫人村上真澄老师，她在东大教育学部念书时，就学会多种语言（包括梵文），她在高中教完英语课后，辞职回家生孩子，期间又学会了中文。听村上教授说，他夫人从台湾人那里学了中文之后，还想从我这里学点“大陆中文”，所以对教我日文这件事很积极。在村上老师的指教下，我自觉我的日语进步很快，第二年我就开始用日语写论文了。

通过村上老师对我一对一的教日语，我与村上教授来往自然的多了。在法学部内，以村上教授为首有4位年龄与我相仿的教授小团体，其中为首的村上教授（专攻德国法，1933年生，曾获德国国家一级骑士勋章。）其次是石井紫郎（专攻日本法制史，1935年生，曾任东大首任副学长，东大退休后曾任“日文研”常务副所长。）第三位是三谷太一郎教授，（专攻日本政治外交史，曾获日本国家文化功劳赏，平成天皇的相谈役，1936年9月29日生，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第四位是青山善充（专攻民事诉讼法，曾任东大副学长，现任日本法制审议会会长），前三位现都是日本学士院终身院士。这几位虽然年龄与我相仿，但他们资历却比我老的多。我刚到日本留学时，国内职称是助理研究员、讲师，而这时他们都有10年以上的教授资历了，他们虽然都没有博士学位，但他们带出的博士却是成群结队。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谦虚谨慎的品格。

东京大学是日本的最高学府，东大法学部也可以说是政治家和企业总裁的摇篮，我作为中国的农民子弟能够进入日本最有名的大学，最令人羡慕的法学部留学，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派到东大法学部第一名留学生。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不是我天资聪明，能力出众，而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把这个意外的好机会给了我这个农家子弟。如果让我参加正规考试，我做梦也不会考上这所东洋名门大学。所以我要诚心诚意的，感谢党组织对我的栽培。

在第二阶段中，除上述研究活动外尚有如下活动：

1984年8月由何倩（笔名赫赤）等集体撰写的《日本政治概况》一书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以耕夫的笔名参与了该书的撰写工作。

1983年1月在《日本展望》1月号上发表了《日本近代化的经验和教训》；1983年11月在东京大学出版会的《U·P》月刊上发表了《岩仓使节团与日本近代化》（日文）（该刊11月号），该两文都是为纪念留学而写的文章。

1985年7月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发表了《丰田公司的成功之路》。1985年12月在《历史研究》双月刊上发表了《战后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形成》。

1985年8月—1997年10月担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

第三阶段（1986—1990）：到世历所后集中精力写好一本书，为科研打好基础

在我从日本所向世历所调动的过程中，所以能顺利成功，其原因有二，据相关人士谈，一是刚退休的世历所老专家万峰同志提供了热心推荐；二是来世历所前夕，我在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战后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这篇在当时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文章，也是推动我调动成功的有利条件。

前面说过，我留学回国后，计划写一部有关日本战后改革的著作，在日本所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来到世历所后，终于有了实现这个愿望的条件。从1986年到1989年，我大约用了3年多的时间，终于撰写成了《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37万字的书稿，这部书稿完成后，交给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很快于1990年3月获得出版。在这部书稿的撰写过程中，不但获得本所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日本也获得意想不到的支持与协助。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日本的日中民间友好人士更加活跃。特别是1981年中国开始大批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以后，日中民间援助中国留学生的活动也日益增多。1987年原东大经济学部长，退休后改任东京女子大学学长的著名日中友好学者隅谷三喜男先生特意成立了东方学术交流协会，动员日中友好人士捐款，援助中国赴日留学生。当隅谷先生知道我要研究日本战后改革这个课题时，隅谷先生让协会事务局长李廷江告诉我：如果我打算来东大法学部驻在研究，从1988年1月开始，协会每月向我提供10万日元奖学金，说这是协会发放的第一份奖学金，让我尽快提交申请书。隅谷先生为了帮助我完成研究任务，还不辞年迈的辛苦，把自家藏的六卷本一套资料《战后20年史》赠送给我使用。我正是在这些日中友好人士，满腔热忱的支持下，顺利地完成了在东大一年的研究，顺利地完成了《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大部分书稿撰写任务。

1988年7月，在世历所我也晋升为副研究员。

《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出版后，受到中日双方学者的意外较好评价。

南开大学俞辛焞教授说：“《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是田桓同志积多年之力所写的一部专著，填补了我国在战后日本史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是一部有深度的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该书……结构和体例严谨，内容浩博精深，思路清晰，论述精当公允，笔墨流畅，显示了该同志把握重大历史事件的史学修养和能力。”“该书是国内少有的一部日本史专著，值得推崇的佳作。可作为大学日本史研究生教材。”

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评论说：“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研究日本战后体制改革的学者逐年增多，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其中，有影响者当首推田桓先生。”“该书是一部颇有特色的专著。作者对日本战后体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见解，提出‘改革’是不亚于明治维新的一次社会大变革，其动力来自内外两个方面，是内外两股力量合流的结果。”“国内人民群众和中产阶级是变革的基本动力”等等，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真知灼见。总之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它代表和反映了我国对日本战后改革研究的最新成果，相信读者会从这部著作中获得教益，得到启示。

东京大学法学部长石井紫郎教授评价该书说：这部著作“对改革的原委和历史性意义尤其是关于对其后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显示出连日本学者也不容易达到的水平”。石井教授还说：“作者田氏具有对学问充满诚实和真挚的人格以及出色的历史感觉，敏锐的分析力，才使大作得以诞生。”

此外，南开王振锁教授，世界历史所管宁研究员和《人民日报》群工部长李有存等同志就《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的出版，分别在《日本学刊》、《世界历史》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评论文章，基本上都给予了较积极的评价。

另外，1993年11月由中国留日学人活动站发起和组织的首届中国留日归国人员科技成果赴日展出。展览组织者从我国改革开放后到1993年为止。从8 000余名归国学员中选出40名在各条战线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参加优秀成果赴日展出。我的研究成果——《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被选入其中，为此，《人民日报》驻东京记者张国成于1993年11月9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说：“首届中国留日归国人员科技成果展览会，在东京开幕。”“展览会通过图片和文字介绍了40位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所取得的成就。田桓，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至1983年作为教育部派遣的留学生，在东京大学法学部留学，回国后他根据我国的国情和自己的专业，先后写出了《日本战后体制改革》《战后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形成》等许多著作，为我国的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我没想到我的一部研究成果能够成为8 000余名留日学人中40名当选的优秀成果之一，更没想到会受到《人民日报》如此高度的评价。当然，为了这部著作，我也付出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我还认为我的成果能获在日展出，不仅仅是个人的成绩，也是中国社科院党组织对我教育的结果，这份荣誉应归功于党组织。

1983年9月我赴日留学期满归国，仍回到日本所从事研究工作，刚回到所，所长让我写一些留日观感，我在他这句话的启发下，不但我自己，我还动员其他留日学人都来写留学观感，后来大家都来写，共写出46篇回忆文章，凑成了一本文集，取名《留日归来忆扶桑》。其中不但有新留学生，还有战时的老留学生孙平化和肖向前先生两人也都写了文章，文章内容多半是回忆，日中师生间和留学生与房东朋友之间的友好故事。1992年5月该书由社科文献社出版时，日本友人津山直一教授和友人根本安雄先生都慷慨解囊，给了出版社一些补贴。这是我和妻子唐景芸共同主编了这本书，也算是为中日友好事业做了一件小事。

1984年末日本所领导让我筹办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的学术刊物，说我在辽大日本所办过杂志，有经验，当时我根据院长马洪和院秘书长孙尚清的指示意图，给文化部打报告，申请在日本所建立杂志社，申请出版日本所的学术刊物，并为他俩写了《发刊词》和方针性文章。报告中注明为双月刊，暂用名《日本问题》（后改名为《日本学刊》）。报告中提出拟成立15人左右的编辑部，主编为所长何方，副主编戴有振，编辑部主任田桓。1985年初发行了创刊号。该刊在我经手共出刊到当年的第四期为止，我被停止了编辑部主任工作，后改任为经济研究室副主任。(www.xing528.com)

1985年冯昭奎要求我与他一起申请丰田基金会的研究资助，并让我出题目，我提了《日本经济的活力》，就以这个题目向丰田财团提出研究资助申请，不久丰田财团同意资助，并说暂付资助额，后尚有追加资助额。原有两人的课题组，后根据所长的意见改成4人课题组。丰田财团还邀课题组成员赴日考察，并参观了位于爱知县的丰田汽车总公司。这是丰田财团资助中国科研的第一个项目。该课题组分别赴日考察后，分头撰写研究报告，总体报告完成后，书稿交给航空工业出版社，于1988年2月出版发行。

1986年4月，我离开日本所前，抽空搞了一些翻译成果。1987年5月独自翻译出版了《日本的基金会》。1989年5月独自翻译出版的《日本政治舞台内幕》。1987年9月与唐家璇、周斌等共同翻译出版的《21世纪的日本与世界》；1987年8月与刘敬文、李廷江等合译出版的《东条英机——日本陆军兴亡史》等。

第四阶段（1990—1997）：在亚太所站好最后一班岗，再打一场科研仗

1986年，我从日本所调到本院世历所后，不久就发现世历所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心想到评职称恐怕又麻烦了，没想到1988年评职称时，该所领导主持正义公平，没有因我后来所而影响我的职称评定。1990年当我听说，新成立不久的亚太所，需要招聘副研以上的研究人员，我立即向世历所的领导申请调到缺人的亚太所工作。世历所领导以大局为重，同意我到缺人的亚太所工作。

1990年我来到亚太所时，正是我想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的时候。恰好肖向前这时是亚太所的学术委员，很关心亚太所的学术研究。当我向孙平化和肖向前两位先生探询外交部和中日友协是否要搞战后中日关系史时，孙先生说：“我早有此意。”肖先生说：“外交部没有人搞这件大事。”后来我把我刚刚出版的《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分别送给他们二位“审阅校正”。过了两周以后，肖先生找我谈话说：“我和老孙都看了你那本大部头，感到你写的还不错，很系统，很全面。没看你这本书之前，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大的学问，更不知你有多高的水平。看了你这本书，我和老孙一致认为，若有几个得力的帮手，你有能力完成编写战后中日关系史的任务。我和老孙商量：在目前外交部和友协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的情况下，正好你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借用你们社科院的力量来做这项工作，我和老孙都同意以你为核心，组织一个精干的课题组，我们给你做后盾、当参谋。你要争取院所领导的积极支持，要做好准备，一个是要找到几个笔杆子，先做个研究提纲，另一点是研究经费。当我听肖先生说：“自找经费搞研究”时，这时我的心里立刻凉了大半截，心想：我这个书呆子哪有“筹钱”的能力，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但这事是我提出来的，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只好硬着头皮试试看。

为了筹款，我在北京对“日商岩井”等日本五家大企业驻京事务所进行了走访，结果均遭拒绝，无人理会。筹集研究费的事令我感到气馁，感到失望，这时想到课题就此作罢到此为止？又有些不甘心，最后抱着再试试看的想法，访问了第六家大公司驻京事务所——松下驻中国公司。接待我的人是松下公司驻中国总代表青木俊一郎先生，他是一位对中国充满友情的日本的“中国通”。他不但告诉我向日本财团申请研究资助的渠道，还指点具体申请的方法。在青木先生的帮助下，我们课题组终于获得了松下国际财团的研究资助。

1992年6月，我们开始获得松下国际财团的资助后，就开始筹划课题组成员赴日考察。1992年12月至1993年1月以肖向前为团长的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课题组访日考察团一行5人在日本列岛进行了为期近1个月的考察，沿途搜集了很多有关中日关系资料。一路上还参观了很多孙平化和肖向前在日本进行友好交流活动的场所和陈迹。我们研究的战后中日关系史，很多内容是孙平化和肖向前当年在日本进行交流活动的内容，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有当事人参加的课题考察，具有可靠的真实性。

以上是我从事日本研究拓荒之路的第四阶段开始进行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这一阶段还有如下一些研究活动：

1992年3月，我在叶坦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一书中第3章发表了我写的《东亚文化的原生与转型》一文获亚太所优秀成果奖。

1993年8月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职称。

1993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2年9月由刘德有主编，我参与副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事典》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4年8月田桓主编的《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年—1993年战后中日关系史丛书·1》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

1995年7月由田桓和吕永和等同志合译的《冈崎嘉平太伝》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该书受日本冈山县役所委托翻译出版。

1991年1月——1994年1月应聘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

1991年8月——1996年10月受聘于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副会长。

1992年10月——1993年2月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招聘于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任客员研究员3个月。

1992年10月——1997年由中国国家社科基金和日本松下国际财团联合资助战后中日关系课题组代表和研究成果主编。

1993年8月于亚太所晋升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1994年11月——1995年11月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招聘于［日］成蹊大学法学部驻在客员研究员。

1995年4月——9月受聘于成蹊大学法学部特别教员，代替宇野重昭学长讲授《战后中日关系史》。

1995年6月——1996年10月当选为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

1996年5月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战后中日关系史丛书·2）》。

1997年8月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战后中日关系史丛书·3）》。

第五阶段（1998—2005）：在“日文研”和桐荫横滨大学发挥余热，体验日本教育生活本该1996年10月退休，亚太所返聘一年，延至1997年10月才真正退休回家。但这时，从东大退休的石井先生，转职到京都“日文研”又给我寄来申请书，让我到他那里做一年客座教授，无教课任务，也有工资。1998年1月至1999年1月我带着妻子在京都洛西的“日文研”。这个单位是中曾根任首相时，倡议建立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又名“日文研”，是文部省的大学共同利用机关。目的是扩大日本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每年都从全世界招聘研究日本的学者，同这里的日本学者共同研究日本文化。

作为文部省的特别研究机关，这里有最好的图书馆和文化设施，有优美的环境和便于读书的场所。这里的很多资料令你爱不释手。我在这里一年的滞留，很多时间用于查阅和复印资料，很怕以后离开这里就再也没有机会读这些宝贵的资料了。没来“日文研”之前，听说很多各国学者都想到这个读书的好地方，原来“日文研”不但图书资料多，可以随便复印，而且通过“日文研”图书馆，可以向日本全国几百所大学借阅图书资料，令学者们感到方便极了。

在京都滞留，除可以体验古都风貌外，因离奈良很近，到奈良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遗迹。

我在“日文研”的研究尚未结束，就收到了前面谈到的好友村上教授的来信。他告诉我，他现在的学校——桐荫横滨大学法学部决定从1999年4月起让我去他那里教书，身份是该大学专任教授，既是该校法学部的教授，又是该校大学院的教授，既可带修士生（硕士）又可带博士生，薪酬面议，有正当理由，可讨价还价，享受该校教员的同等待遇，按该校规定，一律满68岁定年退休，每年4月有提薪，每年6月和12月发奖金。这些待遇越优厚，我心里越打鼓。该校法学部给我安排的课程都是选修课，没有必修课，全校每周授课5天半（周六半日），每课时90分钟。学部生每周8节课，院生2节课（自己无院生，也要给其他教授的院生上课），每个学期都向学校提交成绩单，授课师生之间相互点评，教师要向学校提交自我点评报告书，先生对任课学生向学校提交每天出勤报告书，以考核学生的出勤状况。

到了我的科研人生第五阶段，本该颐养天年，在家休息，这回麻烦更大了，从科研又转到国外的教育领域，在国内我一生只搞科研，从未给大学正规上过课。当初我听到好友村上教授告诉我被他们学校聘用为法学部教授，我当时心情极为复杂，喜忧参半，喜的是退休后无事可干，心中经常烦恼，这次可有活干了，而且每月能领到比国内原工资多的报酬，这是到国外发挥余热，重新再就业，是向往而求之不得的，但一转念又忧心忡忡，喜事又转为忧患意识，一是我这半瓶醋的日语，日本学生能听懂我的话吗，原来一辈子搞研究的我，每天都埋头读书写字，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两句话，这回每天至少一节课，每节90分钟，要站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地讲个不停，哪有那么多可讲的话，如果原来当过大学老师就好了，本来没话说也能找到话谈。另外一个让我头痛的是，这选修课要人命，若是必修课，学生都必须按时来上课，不来上课你就领不到成绩，就毕不了业。这选修课可就不一样，你讲的课，容易听懂我就报你的课，你讲的课不易懂，听起来费劲，我就报其他先生的课，如果大家都不来报我的课，那时就不是我夹着课本去上课，就得夹着行李回家了。出现那种憋气又窝火的状态可就丢人了，远不如当初就不接受“洋教授”这顶桂冠。如果出现这种结果，不但我本人丢人现眼，就连推荐我的人也会感到丢脸，没有面子。后来仔细考虑，人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当初我是科研的门外汉，现在当上了社科院的研究员，在日本搞教育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考验；再说如果我怕困难打退堂鼓的话，在推荐人村上先生那里也不好交代，只能挺起胸膛再闯过这一难关。

1999年4月我鼓起勇气到大学报到。当4月初开学那天，在鹈川昇校长办公室，接受了校长发给我的两张“辞令”（教授任命令，学部一张，大学院一张），同时发给我两张任课通知书：

一张是担任法学部学部生的授业科目：国际政治论；政治学原论；外交史；法律基础演习1；法律基础演习2；每周共计7门课。

另一张是担当大学院生的授业科目：外交史特讲；外交史专攻指导；共两门课。

经过教务部长山城教授和法学部长村上教授的说明我明白了课程的情况，课程的名称是固定的，授业的内容是灵活的，由教授自己决定，可以按教授的专长熟悉的内容对学生讲课。这样一来，我就把日本明治维新后到二战结束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当做日本外交史讲给学生听。二战后中日由不正常到正常化的关系，本来就是当代国际关系，作为国际政治论的讲课内容，不但不会令人奇怪，而且是理所当然的。有关法律方面的课程，都是少数学生的课堂讨论，我主要给他们讲中国法律常识。

从这些授业内容来看基本都是我比较熟悉的内容。后来的实践证明，我没有必要担心学生不报我的课的问题，当我讲到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实行“三光政策”和“南京大屠杀”等内容，多数学生感到新鲜。这些日本学生从初中到大学，从来没听到过日本教员讲这些血和泪的历史。后来，听过这些课的学生当中，有几个有正义感的学生，不但对日军中的杀人刽子手表示愤怒地斥责，在他们写的课堂讨论报告中对战后的日本政府表示强烈不满，有的人在报告中写道：“战时日本军人杀了那么多中国人，直到今天他们既不赔款，又不道歉，现代日本政府官员怎么连一点儿人道主义都不讲呢？”

从在日本教学实践中，我相信那句老话，广大日本人民是好的。加害于中国人民的只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中日两国人民还是要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基于这种想法，我把自己教过的表示对中国友好的两个学生平川和渡边送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来留学，希望他们将来对中日友好事业作出贡献。

作为我的日本研究拓荒之路第五阶段，7年当中主要不是出成果，而是体验日本人的社会生活或完成退休前的遗留问题，该出而未出的成果，其中有：

2001年1月由世历所汤重南主编的《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一书，我参与部分编写工作。该书由国际交流基金资助课题组的研究与出版，由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2年3月在“日文研”公开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关于日本在中国境内传存的典籍和文物的调查报告——以大连、沈阳、青岛、北京为中心》（日文稿）。该报告发表于2002年3月29日国际研讨会上，后由“日文研”笠谷和比古编《日文研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7》刊载。

2002年6月由孙平化、肖向前、王效贤监修，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战后中日关系史丛书·4》，由中国社科基金和日本松下国际财团联合资助研究和出版，这是四卷本。“战后中日关系史丛书”的第四卷，这套书历经10年之久，是数十人参与者心血的结晶。

我的日本研究拓荒之路，从我35岁到今年（75岁），前后40年的岁月中，真正从事研究工作也只有25年的经历。在25年中，我经历了辽大日本所（8年）；中国社科院世政所（3年）、日本所（5年）、世历所（4年）、亚太所（6年），前后5个研究所。前后在日滞留11年半，其中包括一次两年公派留学，由“日文研”等3个单位各招聘1年的驻在课题研究（共3年），桐荫大招聘6年教课。另外有1个短期驻在研究，由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3个月。3个课题组短期赴日考察（丰田1个月，交流基金1个月，松下1个月）。虽然滞日10多年，写了一些书和文章，对日本这个国家仍然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由此我体会到研究外国是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没有长期的实践，是难以出好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