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日本史研究：五十载回顾与展望

结缘“日本历史”五十载

沈仁安

1954年我从华东公安部（在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1956年大三时划分专门化，我选择了亚洲史专门化（三个国别史：日本、印度、越南），跟随周一良先生学习“日本历史”。自那至今已过去了55年。1962年我研究生毕业，距今也已49年。在这50余年间我一直未离开“日本历史”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学生时代，学年论文是有关《大日本史》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德川幕府的组织与机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战后日本的农民运动”。毕业留校后讲授亚非现代史，日本、朝鲜、印度和非洲是重点，尤其对日本现代史花了更多的功夫。同时，周一良先生开设的“日本近代史”专题课，我承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专题。“文化大革命”中，正常的教学和研究中断，当时盛行编语录，我也主持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日本》（1974年2月内部刊行），同时利用井上清讲学提供的资料，主持翻译了《日本左派各党重要文件集》（1976年6月内部刊行）^[1]。70年代后半，教学科研逐步走向正轨。由于长期闭关，对国外情况一无所知，痛感了解国际学术界日本历史研究动态的迫切和必要，因此这时重点放在研究日本史学史、介绍日本和其他国家日本历史研究的动态、翻译和编辑“日本历史辞典”等打基础的工作上。这期间的成果集结为《日本的修史与史学》（1991年2月）和《日本历史辞典》（1988年4月）两部翻译作品，以及多期《国外史学动态（日本史专辑）》（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编），其中有关日本近代史学和历史界的研究动态的主要文章也收集在前一书中。此外，我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对组织国内日本历史研究群体，建立“中国日本史学会”，发挥了一定作用^[2]。1988年北京大学成立日本研究中心，我担任副主任，并兼任其机关刊物《日本学》的主编。在日本历史的研究方面，起初的重点是日本近代史，1981年开设了“日本近代史”的专题课。但很快就转到了日本古代历史的领域，这是因为考虑到北大日本历史研究的布局，使各段日本历史都有人研究。1982年我开设了“日本古代史”的专题课，自此以后一直到90年代中期，我的研究和教学领域集中在日本上古史。这十多年的研究成果集结为在日本出版的《倭国と東アジア》（1990年2月）一书和一系列的中文论文。1991年到1992年，我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约研究员，在日本东京国学院大学文学研究科研究一年。期间，在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专修大学、国学院大学以及国史学会等讲演，发表我有关日本古代历史的研究成果。2001年我的博士生们为了祝贺我65岁生日，集资出版了收集有我主要的代表性论文的论文集《日本史研究序说》（2001年7月）。这样，我有关日本古代历史的论文都收集在其中了。日本版《倭国と東アジア》一书因出版社倒闭已绝版。而《日本史研究序说》出版后又引起了日本学者和出版社的兴趣，其中的古代历史部分已由日本京都的ミネルヴア书房于2003年11月以《中国から見た日本の古代》为题出版。翻译者为藤田友治、美代子先生夫妇。全书近400页，由著者、正文、解说和译者后记构成。正文20章，《日本研究序说》中有关日本古代历史的19篇论文各为一章外，收入了《评“倭人非日本人论”》（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大史学9》，2003年1月）作为第20章。创立古田史学学派的日本著名历史家古田武彦先生对本书进行了解说。他说：“对日本古代史的研究来说，本书是一部贵重而必读的书。”中文论文也好，两个日本版书也好，都不是我最初的原稿。《倭国と東アジア》出版时删除原稿200字稿纸500页，许多重要观点被删除了。2004年，最初完整的原稿以书名《日本起源考》收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出版。从90年代后期，我又转回德川幕府时代的研究，将我讲授日本近代历史时的讲稿分别整理成文发表，于2003年8月结集出版，书名《德川时代史论》。这样，我50余年的研究成果，大体都有了一个交代。不敢说对日本历史的研究有多大贡献，对后人的研究有多大价值，但可以说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国日本历史研究的水平，作为一种史学史资料恐怕还是有价值的。

（2011年3月稿）(www.xing528.com)

【注释】

[1]1976年上半年，北京大学聘请著名的日本进步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来历史系讲学。为此，举办了一个日本近现代史专题研究班，由有关中央机关（如外贸部的研究所）、兄弟院校（东北、天津、北京的为主）和本校研究日本问题的同志数十人参加。我担任研究班班长和支部书记，负责此项工作。当时正是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而研究班几乎是不问政治，专注于学习和研究。于是，一面听井上清讲授日本近现代史，一面自己研究问题，完成了一批研究和翻译任务。《日本左派各党重要文件集》就是研究班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这次研究班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日本研究者的第一次聚合，为后来日本史学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2]中国日本史学会是1980年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也是第一次学术会议，在这以前经过了一个酝酿和筹备的过程。记得在这以前的一年夏天，吴廷璆先生大概是来北京开会，开完会后到北大，住在朗润园的专家招待所，我去看他。他又约了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万峰同志，一天傍晚，我们三人在招待所前面湖边的草坪上席地而坐，商量筹建日本研究会的事（当时还未称为史学会）。这可能是最早的酝酿吧。后来就有了在北大历史系会议室召开的由各地各方面代表参加的正式的筹备会议。因为周一良先生这时还没有回到历史系，所以期间的有关活动，都是由我代表北大参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