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参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成果

参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的回顾

孙仁宗

一

1986—1990年，“法西斯主义研究”列为“七五”国家社科重点研究项目。此后，这个课题再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研究活动持续到1995年，前后历时10年。

这个课题的主要发起者、牵头者，是世界史所的前所长朱庭光先生以及陈祥超先生，朱庭光任主编。课题组以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主义研究为重点。参与日本部分的研究、写作的，有吕永和、徐勇、侯振彤、金相春、杨宁一、戚印平等学者，笔者也参与写作并承担日本部分的通稿，吕永和先生也做了大量工作。这个课题组的建立，给我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为在当年杭州大学历史系，从事日本史研究和教学的，只有我一个人，孤掌难鸣。这个课题组让我和同行学者一起，才能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方面做一些事情。

课题组的主要成果，是《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和《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后来，陈祥超、郑寅达和笔者还写过一本《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我写《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兴亡》，兼有学术性和普及性，篇幅不大。对我来说，这是自己从事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的一个小结。

先后有3篇书评：杨玉生教授的《一部系统研究法西斯的力作——评〈法西斯新论〉》（《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刘绪贻先生的《〈法西斯体制研究〉的重要贡献》（《世界历史》1995年第6期）。徐蓝教授的《法西斯主义研究的重要进展——〈法西斯体制研究〉评价》（《首都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徐蓝还在《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以朱庭光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一直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步填补了我国史学的这一空白领域，出版了《法西斯新论》、《法西斯体制研究》、《法西斯运动与法西斯专政》、《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等专著。代表了我国史学工作者关于法西斯主义研究的水平（该文载《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

不过，早在1989年，万峰先生著的《日本ファシズムの興亡》在日本由六兴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学者研究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第一部有见解、有分量的著作，只是它是日文的，未能在国内读者中广为流传。

现在，《法西斯新论》、《法西斯体制研究》已经成了电子书，在网上供人下载，各有不同格式的两种版本，下载的人不少。看来法西斯主义问题还是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

我们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利用、吸取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研读了他们编辑的原始资料。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研究还没起步和刚起步的时候，日本已经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论著和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同时，我们也注意吸收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过当年这方面的成果不多。在上述基础上，我们也有自己的心得、见解，在一些方面，相比过去的认识，有重大提升。

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的历史背景；法西斯思想；法西斯运动和势力；法西斯统治和法西斯体制；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点；战时日本是否法西斯国家的争论。我们对这些方面的梳理、阐述比较清楚，有一定的深度。比较而言，我个人认为，对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研究、论述更为深入，有所突破。但是没有专门论及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

涉及面太广了，也不必面面赘述，下面简要谈几点：

（一）法西斯体制和季米特洛夫定义

法西斯体制研究是我们课题组的重点，《法西斯体制研究》一书，写了德、意、日三国，共54万字，日本部分18余万字。

讲到法西斯体制，首先要涉及如何看待季米特洛夫的定义：“执政的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所谓“执政的法西斯”，就是指法西斯政权、体制，认为其基本特征是“公开恐怖独裁”，加在前面的那些定语是指“公开恐怖独裁”的属性。在我国的法西斯主义论述中，这个定义曾经支配了30多年之久。随着对历史事实的全面深入了解，对这个定义我们越来越表示质疑，主要问题在于法西斯体制的基本特征。

季米特洛夫的定义，是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这时，意大利的法西斯体制仍在继续形成之中，而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体制尚未全面建立。因此，法西斯体制的基本特征尚未最终表现出来。到1938、1939年，德国纳粹体制已经全面确立，1940年日本也开始全面确立法西斯体制。至迟到1940年前后，把法西斯体制认定为极权主义，在西方学术界、舆论界已经开始流行。同时，有些人把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体制）与法西斯体制相提并论，都称之为极权主义。于是在苏联，在我国“文革”之前，讲到法西斯主义，基本上都不提“极权主义”。早些年曾在我国大为流行的井上清、铃木正四的《日本近代史》和井上清的《日本历史》，在讲到日本法西斯主义时，也只字未提“极权主义”。

其实，“极权主义”才更准确地概括、反映了法西斯体制的基本特征。“法西斯体制具有区别于其他体制的若干特征，它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极权主义统治。”（《新论》，第385页）法西斯国家存在公开恐怖，在纳粹德国尤其残暴，这是法西斯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但非最主要的特征。公开恐怖虽然具有广泛的压制、威慑作用，但主要是对部分人的，极权主义统治则是对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是“更大量、更常见、更普遍的”（《新论》，第387页）；公开恐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立、维护极权主义统治；公开恐怖不包含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必然伴随、包含着公开恐怖。另外，就当年德、意、日三国国内来看（仅指国内），公开恐怖的程度、情况也不一样，德国最厉害，意大利其次，日本就没有德意那么血腥凶残。对于日本，我们采用“全面高压统治”的提法，这时的高压统治更为变本加厉了，多次进行大逮捕；不仅政治犯被投入监狱，刑罚还扩大到所谓思想犯；有的政治犯在监狱里被严刑拷打或虐待致死。但是没有判决政治犯死刑，也没有集中营、流放地。

虽然如此，日本的极权主义体制却是极为严密、彻底的，相比于德意，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简要地说，采取种种强制手段，“对全部国家、社会生活，包括个人私生活，实行自上而下、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统制，这是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运动和专政》，第408页；参见：《新论》，第385—387页）。当年日本常用的词语是“一元化综合统制”，这是“极权主义”的同义语（“极权主义”的日文为“全体主義”，即把“全体”［国家，民族］绝对化、极端化，而完全无视个体权利）。总之，把一切都由国家统制起来，甚至力图统制到人们的头脑和心灵。正如墨索里尼所宣称的：“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国家拥有绝对权力，甚至拥有“毫无阻力地主宰人心的权力”（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政治和社会学说》，译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10期）。1941年日本官方编写的《臣民之道》则声称：“我们平日所谓的私生活，归根到底是在实践臣民之道……虽是游耍、睡眠，也并非与国家无关的私事，一切都与国家连接在一起。我们要在私生活中不可忘记尽忠天皇，为国效劳。”一切都要听由国家支配，连睡眠也要把尽忠报国牢记在心，苛刻、荒唐之极。

日本的这种极权主义体制，当年称之为“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主要是为了实施总体战，进行重分世界的侵略战争。

我们在著作中强调指出，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建立和维持，利用了多种手段，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思想文化统制——现代愚民政策：信息渠道单一化，舆论一边倒，国民长年累月受到千篇一律的思想灌输。从而剥夺了人们思考、判断是非的可能性，日本学者称此为“强制的同质化”（“同质化”来自德语“Gleichschaltung”，也译为“一体化”）。我们采用了这个提法，它点明了极权主义的要害，即用各种有形无形的强制手段，塑造、扭曲人心和人性，把人们变成有头脑但不能思辨的官方权力的驯服听从者。这种现代愚民政策凭借当局掌控的现代媒体，可以把谎言、谬论传遍各个角落，同时极力把真相、真理封锁、掩盖起来。这种现代愚民政策在日本这样有着从众心理、人云亦云的国家，更是大行其道。

对人的统制，对人心的统制，是法西斯极权统制的最大为害，是最可怕、可恶之处。

回想过去，对于法西斯主义，讲了、反了几十年，却不真正清楚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究竟为何物，实在有点可笑可悲。搞清这个问题，是参与研究的最大收获之一。这不仅是为了认识日本当年那段历史，也有助于划清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界限。

（二）体制改组与权势集团的结盟

1937年后，主要是1940年起，日本统治上层掀起了确立极权主义的“新体制”运动，过程纷繁复杂，其中心问题则是体制改组和各权势集团的相互结盟。这是我们研究、阐述中的着力点之一。

对于体制改组，《法西斯新论》称之为近代天皇制的结构性、功能性演变，也即权力结构、统治机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时，近代天皇制原有的两重性中，并非是以前大正民主主义时期那种两者比重强弱的变动，而是“一定的立宪、民主、自由的一面已经消失”，同时，专制、独裁的一面恶性发展，并且演变为有别于传统专制、独裁的极权主义体制，因此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参见：《新论》，第366、383—384页）。我们用了稍多的篇幅阐明了这一演变，这是判定当年日本国家体制的法西斯性质的立论基础。

实现体制改组，关键是军部与其他权势集团的联盟。因为体制改组包含着权力的再分配，必须获得权势集团的认同、支持。同时，“因为近代天皇制的基本结构不允许被完全突破，体制改组只能是部分的……因而权势集团的互相结盟和重新组合，成为确立极权主义权力结构的另一变通途径”（《体制研究》，第608页）。出于这样的考虑，《体制研究》一书专列节、目，探讨了权势集团的重新组合和结盟问题，揭示了日本权势集团结盟的特点和各种结盟对于确立极权体制所起的作用。

特别要指出的是，德、意、法西斯也与权势集团结成联盟，但是，当年日本存在着军部与政党（原政党人士）的某种结盟关系，这是日本法西斯很特殊之处，与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这种结盟是为了营造“举国一致”的氛围，是当局为了带动全体国民的“举国一致”所特别需要的。

（三）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历史文化传统

进行历史研究，要努力探索、揭示历史进程、历史现象所蕴含的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所依托的思想文化背景，其中主要是或者最重要的是历史文化传统。一个国家、民族有代表性的、主导的思想文化，体现了这个国家、民族的灵魂、精神境界，反映了这个国家、民族的特性。研究一个国家历史的重要使命，是要通过历史进程、历史现象，去认识这个国家的灵魂、精神境界和民族特性，其中的长处和短处，在历史进展中的作用和经验教训。

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渗透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运动、体制的方方面面。由于法西斯主义导致了广泛、深刻的历史变动，从而强烈地折射出深层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本尼迪克特曾指出：“战争这种异常的体验就好像是显微镜，它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文化和传统等放大，并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参见：《菊花与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这段话，把“战争”替换为“法西斯主义”，也是完全适合的。

《体制研究》日本这一编的引言提出：“日本法西斯体制不仅是一种政治、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属于体制文化的一种……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无形、潜在而又强韧、持久的，总会以不同的方式、程度和作用表现出来。因此，揭示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特点及其同历史文化传统的联系，也是本编力图完成的课题之一。”《法西斯新论》的日本部分也同样致力于此。揭示历史进程的思想文化背景，发掘历史变动的深层思想文化因素，可以更好地认知历史现象的深刻内涵。

比如，日本法西斯的国民统制，时称“一亿总组织化”。既有重重交错的行政、组织系统的统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是天皇权威和一国一家观念。从部落、町内，到市町村，再到道府县和全国，当局大力鼓吹要以“家的精神”，使“全体国民结成有机一体”，厉行内外国策。因此，我们着重指出：“日本极权制的国民统制网，是以官方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系统为经，以国民相互之间‘家国一致’观念为纬而编成的。”（《运动和专政》，第425—426页）这样，就把自上而下的被动统制和自下而上的主动支持相连接，使极权统制极为严密、彻底。

日本战时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举国一致”，主要也是历史文化传统的消极作用所导致的（见下述）。

（四）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点(www.xing528.com)

《新论》中“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点”一节，举了4点：以军部为核心力量、以先外后内和自上而下为主要方式、极权统治和政治权力的一定分散性、借助天皇制意识形态。第三点是我们的提法，既反映了特点，也表明了法西斯本质。在战前日本，这四项都是很重要的历史特点。但是，把它们放在发展、变化的历史长河中来看，都是已经过去的暂时性的现象，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加以探讨，但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

后来，研究法西斯体制，要搞清楚法西斯统治之下，各个阶级、阶层的动向，发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它的举国一致性，也就是法西斯的内外政策获得举国一致的接受、支持。这是当年德国、意大利所没有的，是日本人强烈的集团观念、国家观念所导致的（参见拙著：《日本战时“举国一致”与国民心态》，收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2》）。

集团观念、国家观念是日本思想文化的核心、是日本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核心，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在于，要从概念进到具体，要把思想文化概念与历史实际联系起来。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历史事变中，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通过不同的具体表现，才能更好地认识历史文化传统，认识一个国家、民族的面貌。透过战时举国一致，揭示日本人根深蒂固的集团观念、国家观念的消极作用，我们对于日本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感受更加具体深刻，更为真切了。同样，由于从历史变动中揭示了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也使历史阐述更有启示作用，更有现实感。

另外，多年以来，日本学术界一般不再使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这一术语，只称之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其实，“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概括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形态，只要澄清以前共产国际对天皇制的解释，还是可用的恰当的概念（参见：《新论》，第430—435页）。

三

由于时间、资料和个人水平、能力的限制，我们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有着不足和缺憾，有的是当时就感知的。举其大者简要说一下。

（一）总体战理论问题

日本军部走向法西斯主义主要是从准备、实行总体战出发的。从一次大战开始，战争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实行国家总动员，进行不分前方后方、举全国之力的总体战，已成为各大国军方的共同选择。总体战理论首先是法国的莱昂·杜德提出的，希特勒的密友鲁登道夫作过几次论述。日本军部一向以德国为榜样，总体战理论也主要向德国学习。那么为什么各大国都奉行总体战，但只有德日意走向极权主义呢？是总体战理论有区别呢，还是国情差异而有不同的做法？查了一番中日文书刊，没有找到答案。

（二）关于“战时体制”说

日本有学者认为，二次大战期间的日本不是法西斯国家，当年日本的国家体制只不过是适应战争形势的“战时体制”。大战期间，各参战国的国家体制都转向了战时体制，国家、政府的权力显著扩大，以便实施物力人力的总动员。但是，美英的战时体制和德意日的战时体制有什么不同呢？两者有着显著差异是肯定的，最重要的一条是美英依然保持着议会民主制。但具体情况就不太清楚了，比如，美英在战时的民主、自由状况究竟如何？在保持民主制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物力人力的总动员？美英的动员能力与德意日相比，谁优谁劣？搞清这些问题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回答不同意见，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是，查了能找到的中、日文书刊，没能解决问题。

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中，多处涉及历史比较；离开历史比较，或者不能较好地进行历史比较，就讲不清问题。日本史的其他方面也有类似情况。深感自己的知识面不足，特别是外语能力的不足，不能查阅日文以外的外文书刊。当然，有的问题也是需要整体的学术进展和学术协作来解决的。

（三）极权体制下的社会生活实态

日本法西斯极权体制对全部国家、社会生活，包括个人私生活，实行自上而下、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统制。那么国民的家庭生活、个人生活受到统制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举出了一些事例（参见：《运动和专政》，第405—408页），但是，有的事例虽然写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特别是当局利用邻组（10户左右一组），在居民之间进行相互督促，相互监视。如“太平洋战争期间，因为讲了厌战反军之类‘流言飞语’而被捕的人增多，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于邻居的检举揭发”。对于揭露极权制如何扭曲社会状态、人际关系，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事例，但在所看到的著作中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没有具体情况。

总之，所举事例都是从日文著作中收集起来的，没有接触到极权制下社会生活实态的资料，缺乏具体的情节、细节。因此，对于揭露极权制的危害，显得粗略笼统，不够深刻有力。历史叙述有时很需要某些情节、细节，需要深入收集、发掘史料，不然就无法真正揭示历史真相。

（四）关于日本法西斯思想

日本法西斯思想是我们的研究重点之一。对于日本法西斯的圣典、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对于军部法西斯的纲领性文件《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陆军小册子），作了比较认真深入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在《法西斯体制研究》中，专有一节“法西斯体制的构想”，共23页，比较详细地剖析了各种体制主张。

我们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研究第一手资料（著作、谈话等）少一些，采用第二手资料，转述、综述其他学者的成果多一些。历史研究必须重视第一手资料，而思想研究特别需要第一手资料，离开第一手资料，很难作深入分析，很难有自己的见解；因为拿不准，甚至缺乏自己的表述语言。

对于北一辉，我们认真研究了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我们的见解，但对他的其他著述很少阅读。日本学者研究北一辉的著作不少，我们读得不多。北一辉的一生，他的思想、行为，相当复杂，我们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绕开了，或者仅举了一些现象。

对于军部以统制派为代表的法西斯极权主义思想，主要依据陆军小册子，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但是，对其他的第一手资料接触不多。比如对于统制派的核心人物永田铁山，只找到他的二三篇著述，日本学者关于他的著作也不多。统制派形成过程中的法西斯幕僚军官组织“二叶会”、“木曜会”、“一夕会”，举行过多次集会，讨论政策、主张，但我们只看到一些二手资料。

对于大川周明、桔孝三郎、井上日召、高畠素之这些人，以及西田税、藤井齐等青年将校的法西斯思想，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依靠第一手资料的独立研究就更少了。

现在回头细想，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虑，即什么是法西斯思想？权藤成卿、安冈正笃从其思想主流来看，恐怕很难说是法西斯思想家。然而权藤成卿对民间法西斯和法西斯青年将校有很大影响，安冈正笃的金鸡学院、国维会则是具有法西斯倾向的新官僚的摇篮和结集处。受桔孝三郎农本主义影响的一些农民参与了五一五事件，桔孝三郎与权藤成卿有些不同，他的农本主义在什么含义上可以判定为法西斯主义，也需要研究。

法西斯主义是右翼、反动思想的大杂烩，如维基百科在“法西斯主义”条目中，列举了“核心宗旨”14个方面。法西斯思想有自己的若干特征，但在一般右翼思想与法西斯思想之间有时确实难以区分。为了克服面临的内外危机，挽救天皇制日本帝国，右翼思想家与同为右翼的法西斯必定会有思想、言论的相互交集、呼应。如同京都学派的某些人，虽然与当局唱和，为“大东亚战争”涂脂抹粉，但并不等同于法西斯。

（五）法西斯主义研究的理论探讨

欧美一些学者，对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如［德］莱因哈德·屈恩尔的《法西斯主义剖析》、［美］沃尔特·拉克尔的《法西斯主义——过去现在未来》、［英］马克·尼古拉斯的《法西斯主义》、［匈］乔治·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奥］威尔海姆·赖希的《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美］埃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等等。［法］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虽然早在19世纪末就已问世，也是有助于理解法西斯主义的重要著作。这些论著除了个别以外，都是1995年我们课题组完成任务以后翻译出版的。

这些著作的论述、观点不见得都可以接受，而且几乎都是以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为对象，与日本的情况有出入。但是，其中有些论述、观点，特别是有些研究的视角、提出的问题，还是很有见地，富有启发的，有助于打开思路，开阔视野。

比如，欧美学者重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和群众心理问题：认为有无群众运动是法西斯不同于其他政党、政权的特征之一，认为法西斯的力量，它能够猖獗一时，是因为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过去一般都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没有一个法西斯群众运动。也有学者因此而对当年日本是否属于法西斯表示质疑。应该说，有否法西斯群众运动，不是作出判断的主要标准。另外，1936年确立法西斯统治之前，日本确实没有法西斯群众运动，但是，此后的情况却可以商讨、研究。

比如，全国范围直达基层并且持久开展的大政翼赞会的活动、种种全国性职业团体和性别年龄团体的活动、多次掀起席卷全国的战争狂热，是不是法西斯群众运动呢？其规模和狂热不逊于同时期的德、意。我们在研究中，往往着眼于自上而下的统制，群众动向却容易被忽略。只有自上而下的强行统制、推行，而没有自下而上不同程度的认同、接受，法西斯极权体制的维持、运转是不可想象的。

关注群众心理问题，并非追究群众责任。重视剖析群众心理，是为了更好地吸取历史教训，深入解读法西斯现象。1937年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之后，著名作家永井荷风在《断肠亭日记》中记述了他所见到的国民心态：“对于军国政治毫无不安，对于战争更不恐惧，莫如说似乎是喜欢的状态。”对于当年日本各个民众阶层（包括非体制党派）的行为表现和心理状况，有一些值得研究的论题，比如各种人等究竟有些什么内心想法？受怎样的心理驱使？前后有无变化？又如当年日本左翼分子、知识阶层到后来也几乎全面支持战争，他们的具体表现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内心想法和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到目前为止，深入研究群众心理的相关著作似乎不多。当然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论题，主要困难在于在收集、发掘第一手史料。

（六）对于日本历史文化传统的把握

我们注意揭示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历史文化传统的联系，只是尽力而已，常感力不从心。我自己研究日本史是“文革”后中途出家的，因为一向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就把日本近现代史、特别是战前昭和史作为研究、教学的重点。对自古以来的日本历史文化传统，读过一些书，但学养很不够。在完成课题任务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研究日本现代史，也必须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较好的学养，对具有代表性的书籍最好读一读，可以把握得更真切一些，否则只好人云亦云，对别人讲的理解不深，自己写的也容易隔靴抓痒，浮于表面。

没有了赶任务的负担之后，有了较多的自由时间，曾打算更好地了解把握日本历史文化传统，如有可能再回头研究法西斯代表人物的思想。从《古事记》开始，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但是我这里一些重要的、基本的书籍都没有，而且自感一年比一年衰老，很难实现自己的打算，只好半途而废了。

法西斯统治时期的日本，或称战时日本，是日本近现代史上迄今为止三大历史转折之一，是一次负面的大历史转折；另两次是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属于正面的大历史转折。不论正面的或负面的，所蕴含的历史内容都是十分丰富多样的。不单从正面去认识，还要从负面去认识，才能把握日本历史的全貌，才能更好地认识日本及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因此，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或者战时日本的研究，是不可忽视、有待深入的课题。

近年来对日本史研究的新进展了解不多，有的记忆可能不确切了，失当之处请指正。为了写这篇文章，上网、去图书馆查了一下，很高兴看到，这些年来，一些年轻学者、后起之秀，对日本法西斯研究作出了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