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

我从事阎日关系史研究的一点体会

叶昌纲

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注意扬长避短，做学术研究工作也应当如此。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就我从事的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史研究工作，谈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的童年时代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度过的。我的家乡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是沦陷区。侵华日军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曾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后来，我常常在想：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我们中国？日本作为蕞尔小国为什么胆敢欺负我们偌大的中国？日本侵略者又为什么那样凶残、狠毒？如此等等。当我的年龄稍长之后，这一连串的疑问，更是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着，回荡着，总想弄个究竟。1958年夏，我有幸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这无疑为我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我在进入大学之后，除了如饥似渴地学习学校所规定的各门课程之外，对于日本历史，尤其是日本近现代史，更是倍加重视，刻苦攻读。大学毕业后的1963年秋，通过此前的考试，我又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为北大历史系周一良教授指导的日本研究生，跨进了日本史研究的殿堂。从此，我决心以自己毕生的精力，研究日本这个近代亚洲唯一的西方型国家的昨天和前天，并决心要在这一研究领域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我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后，除了同北大历史系63级的其他3名研究生一道，旁听北大哲学张恩慈先生给哲学系心理专业五年级学生讲授的《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等马列原著和东语系魏敷训老先生为某系本科生讲授的日本语之外，我更是孜孜不倦地阅读和钻研周一良先生为我们开列指定的日本史参考书，并未雨缪地前往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等处，查阅日本历史文献，搜集资料，抄写卡片，为以后研究生毕业论文做准备。然而，没有料到的是，就在我浮想联翩准备在日本史研究领域一展宏图之际，随着三年困难时期一度低迷的极“左”思潮重新抬头和“阶级斗争”之风越刮越猛，在我做研究生阶段的中期，我等研究生又再一次被卷入到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即旷日持久的“四清”运动之中。应该说，此次政治运动，虽然也曾在一定程度上使当年我们这些青年学子，经受了锻炼，增强了综合素质。但毋庸讳言，它也使我们学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或影响。特别是紧随其后爆发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的学业无法进行，直至彻底中断。以至于后来我们连研究生毕业论文都未做，就稀里糊涂地毕业了。对此，周一良先生在所著《钻石婚杂忆》一书中曾这样写道：“63年收了叶昌纲、周启乾两个日本史研究生。他们二人都具有相当能力，但那时‘文革’山雨欲来，他们未读多少书，连毕业论文也没作，就分配了工作，所以，我也没做什么指导。”“文革”不仅使我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半途而废，而且据说根据当年有关部门作出的凡“文革”中的高校毕业生一律不得留校工作的规定，使我这个1966年毕业的研究生，在1968年7月离开了北大，离开了日本史研究条件最好的北京，而被分配到了地处太原的山西大学。(www.xing528.com)

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执教之初，亦曾想利用课余时间，继续从事日本史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但后来的实践使我逐渐认识到山西是当代中国的能源和重化工基地，也是一个长期重理工轻文史的地方。在山西，除了山西省图书馆和山西大学图书馆等山西藏书较多的几个图书馆中，藏有三四十年代由日本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宣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史观的日本史书籍和介绍日本工矿、交通等方面的书籍之外，有关日本史研究的资料，尤其是日文原始资料，可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加之，在当时包括省城太原在内的山西比较闭塞，学术信息很不灵通等等，故在当年的山西，对日本研究者来说，困难和不利是可想而知的。与此同时，我还想，日本史在我国史学界的国别史研究中，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在北京、天津、上海和东北等地，在日本史研究方面，不仅研究工作的起步比较早，学术信息比较灵通，而且拥有的研究资料也比较丰富。而在山西，无论在哪一方面，与上述地区相比，显然都是有着很大差距的。因此，在当年乃至现在的山西，从事日本史研究是很难做出成绩的。即使是能做出一些成绩也往往是事倍而功半。有鉴于此，我觉得我的研究工作应该另辟蹊径，不应当一味地拘泥于单纯的日本史研究工作。但同时，我又曾想，自己毕竟是日本史研究生毕业，如果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完全与日本史风马牛不相及，对自己来说势必有前功尽弃之憾，即使是在别人的心目中，也可能会认为我有不务正业之嫌。权衡再三，我觉得自己还是搞一点中日关系史研究为宜。因为中日关系史，既是日本史的边缘学科，也是中国史的边缘学科。因此，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不但可以用得上自己原先掌握的一点日本知识，而且还可以避免那种完全或主要依赖日本的文献资料来搞研究的不利局面。而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我又因地制宜地选择了这样一个课题，即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史研究。我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课题，不仅因为阎日关系史研究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和近代中国军阀史的研究大有裨益，以及阎锡山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大有用武之地，更主要的也是因为作为身处山西的研究者，从事阎日关系史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这就是：第一，阎锡山是山西人氏，并长期统治着山西，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资料，亦多存留于山西，便于查阅和检索；第二，在当年阎锡山政权供职的一些上层军政人员依然健在，便于咨询、访问；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政协和山西省文史馆等所属的文史研究部门以及山西省档案馆，已经搜集和整理出不少有关阎日关系史方面的资料，可供使用或参考。

我在执教之余所从事的阎锡山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断断续续，历时约10余年。在此期间，我在充分利用课题的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或长处的同时，通过自己愚拙而不懈的努力，撰写和发表文章若干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阎日关系史或与此有关的文集两本。即《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史研究》和《中日关系史论集》。这些文章和文集所涉及的内容，主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早年阎锡山与日本互相利用，并依仗日本势力，拥兵自重，与国内其他军阀争权夺利；第二，30年代前半期，面对日本侵略势力威逼山西，阎锡山反日情绪日趋高涨，并主张“守土抗战”；第三，抗战时期，阎锡山为了“自存”与“自固”，而采取既抗日又联日的两面政策；第四，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为维护其军事独裁统治，勾结并利用战后残留山西的日军官兵，进行反共战争。在撰写并出版上述文章和文集的同时，我还翻译或与他人合译并出版有关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史的著作《日俘残留山西始末》、《岩松义雄对阎伯川工作的资料》等，约30余万字。此外，我还主编或参与主编并出版《近代世界重大问题理论探讨》、《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世界历史备览》等著作。当然，我所取得的这点成绩，与国内从事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些专家、学者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相比，是不值得一提的。如果说，我国日本史和与其相关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是一出有声有色的戏剧的话，那么，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充其量也不过是属于该戏剧中跑龙套的或敲边鼓的那种，是一个虽不能说是可有可无的，但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我说的这些话，并非谦虚，而是肺腑之言。

最后，我还想一提的是，在学术研究中注意扬长避短，并不是我的创见，而是我国学术界早已存在的优良传统。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之所以能写出我国最早的通史《史记》，是与他发挥其早年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以及他担任太史令之后得以大量阅读史官所藏图书等有利条件分不开的。北宋大臣、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之所以能写出《资治通鉴》，除其他种种因素之外，是与他在宋仁宗末年在北宋宫中藏书阁担任待制、并在谏院兼任侍讲等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分不开的。清朝末年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1794—1857），出生于我国内陆省份湖南，他在撰写《海国图志》时，也有着不少有利条件。例如，鸦片战争时，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江抗英战役，尤其是后来得以接触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等。清末福建巡抚、思想家徐继畬（1795—1873），出生于我国内陆省份山西，他之所以能写出旨在介绍海外形势和各国风土的《瀛寰志略》，则与他曾长期在福建、广东以及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担任官职，并曾一度“兼办通商事务”等有利条件密不可分的。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清末外交家、诗人黄遵宪（1848—1905），之所以能写出《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恐怕与他长期充当中国驻日使馆参赞，从而使他有可能广泛交结日本朋友，积极搜寻日本文献资料和日本社会情况也是大有关系的。即使是在当今中国，内蒙古的史学工作者热衷于蒙古史和元史的研究，山西的史学工作者热衷于晋国史和晋商史的研究，云南的史学工作者热衷于少数民族史的调查和研究等等，也无一不是从因地制宜的地域优势等一些有利条件出发而逐步形成的学术现象。总之，我觉得扬长避短，也是包括史学界在内的我国学术界的一个优良传统。今后，我们在日本史与其相关的中日关系的研究中，也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或长处，尽量避开不利的条件或短处。这样做，或许有助于将我们的研究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