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蒋立峰

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几十年来硕果累累，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以下结合我们正在进行的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谈几点看法。

2011年3月，我去广西考察。在桂林，我站在解放大桥上俯视漓江之水远去，在普陀山博望坪向三将军墓和八百壮士墓鞠躬致意，在七星岩洞内缅怀抗敌英烈时，胸中涌起无限感慨。1944年11月，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虽已成强弩之末，但困兽犹斗，日军为打通所谓的“大东亚交通线”而进犯桂林。英雄的桂林军民舍生忘死，奋起抗敌，进行了一场“最令日军胆寒”的、极为惨烈的桂林保卫战。桂林城边不算长的一段漓江，就有日军7 000余人浮尸江面。在漓江东岸的普陀山，凶残的日军向七星岩洞内施放毒气，我退守洞中坚持抵抗的800余官兵与敌人拼到最后一口气，全部壮烈牺牲。我守军师长阚维雍率部与敌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自杀殉国，履行了与桂林共存亡的誓言；军参谋长吕海蒙阵亡，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身负重伤，举枪殉国。这种誓死捍卫祖国山河的英雄气概怎不令人崇敬万分！我不禁联想起数年前去平型关考察的情景。在考察参观中得知，1937年9月中旬进行的平型关战役，我军投入10万余人，阵亡万余人，程继贤团近千人全部壮烈牺牲，梁鉴堂旅、姜玉贞旅大部牺牲，其顽强御敌的英雄气概垂范千秋。但多年来人们只知115师的平型关大捷而不知其他，令人遗憾。历史事实是，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开始的华北保卫战到1945年4月的湘西会战止，正面战场的几十次重要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削弱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严重地阻滞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为最终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保存实力”或“不暴露实力”而放弃正面战场，将有生力量全部撤至西部，则日军即使不能轻易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也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对大半个中国的占领。那样的话，中国的抗战必然会艰难许多倍。抗战能够坚持8年并最终获得胜利，坚持正面战场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否定敌后战场的重要作用。二者是相互支持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将正面战场的节节抗战概括为“节节败退”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现在，我国的抗日战争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写出一部全面客观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还在期待之中。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大陆和台湾学者进一步开展卓有成效的共同研究。

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相关的日本侵华史研究是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侵略中国、灭亡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最主要内容。从1874年制造借口兵犯台湾至1945年在南京无条件投降，日本没有一天不将中国置于其侵略扩张的最主要对象的位置上。但日本侵华史中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一个需要研究的实证性问题是，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的借口“琉球漂民被台湾生番所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据一些台湾学者介绍的资料看，简单地说“琉球漂民被台湾生番所杀”并不准确。所谓“台湾生番”即高士佛社土著居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杀人的念头，而是对漂民并无恶意，友好相待，给漂民以米饭、蔬菜等丰富的食物。但在索走漂民衣物以确认其身份是否可进行贸易时，漂民产生误解，因恐惧而逃跑藏匿，遂遭遇杀害。而且此误杀事件与日本毫无关系，但日本以此为借口兵犯台湾，却对抵抗其侵略的牡丹社等土著居民烧杀不止，早早暴露出其野蛮本性。对此类问题，不能“口口相传”，应厘清是非，纠正谬见。

疯狂、野蛮、侵略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东亚各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何止一个南京大屠杀，其制造的大大小小的惨案恐怕难以准确统计。1943年5月，日军在湖南南县厂窖地区制造大惨案，疯狂屠杀我同胞共30 000余人，其中当地百姓13 000余人，逃难百姓（包含少量公职人员和师生）12 000余人，官兵5 000余人。由于近代日本侵略扩张的范围很大，几达大半个东亚。其在东亚各国犯下的大量罪行罄竹难书，这方面更有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做。我们中国到现在仍难拿出抗日战争的准确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数字来，何况整个东亚。美国近年公开的历史档案中就有为数众多的这方面的史料，若要详细查阅、完全占有并充分利用这些史料需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财力，东亚各国同样会有很多这方面的史料需要去挖掘。因此，继续揭露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中的各种罪行，理所当然是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www.xing528.com)

即使对南京大屠杀，尽管我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者已编著出版了数十集的资料集，但仍有问题尚未解决。且不说大屠杀遇难人数尚难最终确认，近年我国媒体上有文章称，根据日本防卫厅1973年统计，攻占南京城的日军部队中朝韩人的比例最高甚至达到40%。战后远东法庭审判时，松井石根说在南京开始大屠杀的第一个部队就是带头强奸中国妇女的朝韩人，即1．5师团中的朝韩人联队。战后受到盟军战犯审判的朝韩人有1．48万人定为乙级战犯，其中23人被执行死刑。但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政策企划室研究员南相求撰文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流言和对历史的篡改，韩国人被征入日军是在1938年4月（陆军）和1943年（海军），而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当时韩国人分散在日军中，不可能有韩国人占40%的日军部队或者包括30 000名韩国人的部队参加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1925年至1938年4月，日本方面也没有所谓的松井石根15师团。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孰实孰虚，要解决恐怕并不十分困难。如果能够确认朝韩人在侵华日军中的作用，则对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和所谓“皇民化教育”的本质有重要意义。继续努力，不断深入，应是此领域研究者的座右铭。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有理论，有体制，有行动。其理论即天皇“国体”论、大和民族优秀论、武士道论、近代合理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论等，其体制即在国内建立的军事至上、军人左右或操纵国家权力、严格管控国计民生各个层面使一切为战争服务的体制，其行动则是通过无休止的侵略扩张战争扩大版图，攫取利益，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即不许美苏染指的日本的势力范围）。例如武士道论，这是我国学者近年研究日本思想、文化、精神的热门话题。宽而言之，武士道产生于贵族没落、武士出现的日本平安时代后期，此后渐成体系，成为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尤其在江户时代成为德川幕府维持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明治维新后虽一时后退，但很快又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为其富国强兵政策服务，并且由忠于将军和藩主变成忠于天皇。尽管如此，1891年出版的三宅雪岭的《日本人论》没有片言只语谈到武士道。1899年新渡户稻造在国外出版《武士道》受到外人瞩目。同时期拉夫卡迪奥·汗（小泉八云）1905年出版《神国日本》，以无比敬爱的笔调十分详细地描绘了世纪交替时代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完全没有涉及武士道。1907年出版的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将武士道精髓仅仅定格为对皇室的忠和对将军、藩主的主从关系，武士道是“士之操守，未及町人以下，不知何时扩展至一般国民”，但仍未像新渡户稻造那样将武士道视为一切优秀品德的集大成者。1926年出版的《日本国民性的解剖》中，藤冈作太郎将武士道归纳为武勇、忠君、清廉，基本予以肯定。20年代以后，津田左右吉对武士道论的批判亦值得注意，他认为日本的“以武立国论”毫无根据，所谓“以武摄文”毫无意义。他主张武士道产生于特殊的战国时代，由战争锤炼而成。但德川和平时期的武士风尚与战国武士道有所不同，在保持武士道精神的同时升华为人道，并为明治时代创建新文化作出了准备，但并未将武士道置于最高道德标准上加以吹捧。1928年戴季陶的《日本论》也对武士道有深刻的批判。就此观之，有观点认为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论是超越时代的架空的理论，是“发明传统”，这种认识不无道理。此外，对当时的大和民族优秀论的理论依据，除批判所谓“天皇子民”一条外，如何从人种生物学、进化论等角度展开批判，值得认真研究。这方面是我国日本史研究的弱项。不说其他，仅就日本人和中国人比较而言，中国人过去说“同文同种”，其意即中日两国史前期至古代（日本平安后期之前）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影响巨大。中国史书对此记载颇多，但日本方面从考古学、人种学领域进行了较多探索，其取得的成果弥补了过去仅有史书记载之不足。日本人种生物学学者画出的人类生命树中，中国人和日本人是最近的两枝。这或许也能成为中日“同文同种”的科学依据之一。所以说，世界各民族并无优等、劣等之分，只有发展先后之分，长处短处各有不同而已。日本人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从中产生出欲与中华民族争平等地位的渴望和努力，进而又逐渐滋生出傲慢的心理，这成为大和民族优秀论的心理支持。一生没有到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撰写出的《菊花与刀》着实地赞美了日本人，受到日本人大力推崇是必然的，奇怪的是中国人也是推崇备至。即以最近的事例而言，2006年藤原正彦的《国家的品格》一书，妄称过去千年世界各国之道德水准中，日本高居首位。“已融入日本人DNA的道德心垂范世界，这是对人类的贡献。”其结论是“世界正进入迷途。虽然需要时间，但最后能够真正拯救这个世界的只有日本人”。这样的书在日本竟然成为影响甚大的畅销书，正如作家五木宽之所言，这是日本人没有做好日本将会不可避免地“优雅地缩小”、“变成受世界尊敬的小国”的心理准备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在2005年出版了《日本军国主义论》，即从理论、体制、行动三方面剖析日本军国主义。此后进入相关史料的选择、翻译、编辑阶段。随着新史料不断出现，完成这项工作也需要相当的时间。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其原则与指导是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必须实事求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之所以能取得成果，首先因为两国学者一致确认实事求是是基本原则。当然，历史研究是科学研究，是学术研究，不是政治研究。但历史研究除厘清事实外，同时也为了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反思历史为现实和未来服务。所以，如何正确地反思历史，总结出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则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当前专门的日本军国主义研究，在日本已基本没有，在我国也不多。但日本军国主义研究，不仅是为了给日本军国主义盖棺定论，也应通过反思历史为当代和未来服务。我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日本侵略军野蛮残害我同胞的滔天罪行无比愤怒，对我受难同胞深感悲痛。我们后人应深刻反思，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为什么会发生？中国人民抗击外敌的侵略是完全正义的，丝毫不能成为日本侵略军屠杀的理由。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反抗日本侵略，日本就狂妄地叫嚣“膺惩支那”，似乎侵略有理，反抗有罪，这是百分之百的军国主义逻辑、杀人强盗的逻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应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凶残本质、鼓舞人们挺身抗敌的场所，但现在的主题成了“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和平洒满人间”。纪念馆后部矗立的抗日战士与和平女神两尊雕塑，前者矮小，后者高大，很不协调，令人遗憾。诚然，和平弥足珍贵，但反抗侵略更属重要。落后与软弱，得不到和平。中国人民热爱真正的和平，但怎能接受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的“和平”？这种“和平”的本质是什么，看一看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朝鲜和我国台湾就一清二楚了。纪念馆设置这样的主题，也许是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能够来参拜祭奠，接受教育，促其自省，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对匡正日本人的是非观、历史观，认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罪恶本质，其正面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经常有人说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受害者，这种说法含混不清，也可说是一种混淆是非。日本人民的受害与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奴役的人民的受害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为侵略的受害，后者是被侵略的受害，决不能同日而语。日本人民尽管为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而吃糠咽菜，抛尸战场，但他们绝大多数人没有恚恨，照样为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而热泪盈眶、游行庆祝，恐怕很少有人对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毫无人性的大屠杀提出异议。这样说并不是要向现在的日本人追究责任。现在的日本人对其前辈犯下的罪行是不应承担责任的，但应有正确认识，有深刻的批判。如果一时难以做到，我们可以等待。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应牢记历史教训，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影片《南京！南京！》中最“精彩”、“给力”的镜头不是揭露日本侵略军如何凶残屠杀，毫无人性，而是表现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击鼓行进庆祝胜利的震撼场面。南京大屠杀已过去70余年，时至今日，该影片还在为日本侵略军的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张目，告诫国人反抗会招致“恶果”，这种影片甚至受到许多人的吹捧，这样“反思历史”其目的何在，不得而知。而且这不是孤立现象，近年来为什么为汉奸张目的文学影视剧越来越多，并且能堂而皇之登上主流媒体，发人深省。“大讲阶级斗争”时期批判了人性论，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人性论又成了“香饽饽”。所以，日本侵略军的官兵一面杀害中国人，一面对自己的亲友大讲孝心、爱心。同样，汉奸一面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但其侍奉日本人是“被逼无奈”，“内有苦衷”，是“曲线爱国”，是“身在日营心在汉”等等，托词无数，另一方面对亲友也是大显孝心、爱心。在人性论的笼罩下，是非混沌，正义迷失。如果任其发展，将来则更难正本清流，民族的发展也难免受其危害。

其实，近些年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有一个原因是，在一些人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恋日”情结、“对日友好”情结。现在讲“中日友好”没有错，但不能过度，不能事事讲友好。搞日本史研究、中日关系史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更是如此。如果戴上“友好”的眼镜看古代史，则日本派出大批使者向中国学习是何等的友好，实际上日本的根本目的是类似于后人所讲的“以夷制夷”的“以华制华”，通过学习中国富强自己，实现与中国“并立”并最终超越中国。近代日本，从政界、军界到学者，无数次讲明要向大陆扩张，但我国人却昏昏然不知其所以。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但对战争的进行地中国而言，无疑是一场严重的侵略战争。战争表明，日本在扩张掠地方面与俄国比毫不逊色，甚至野心更大。但却有不少中国人为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打败俄国人叫好。日本全面侵华时期，日本讲“日中提携”，是与汪伪卖国集团的“提携”，对反抗其侵略者则是格杀勿论。战后一段时期，作为日本侵华的反动，“日中友好”一度在日本成为社会潮流，潮流过后则是日益浓重的中国怀疑论、“中国威胁论”。我们讲“中日友好”，反而被一些日本人曲解为“紧箍咒”，是“别有用心”。所以，搞日本史研究、中日关系史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必须不带成见，认清实际，这样才能拿出久立不倒的研究成果来。现在我们的研究条件越来越好，完全可以相信，在前辈的指导下，注意克服不足，后人经过努力一定能够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