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反思与希望——关于日本近现代史研究

吕万和

我于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哲学辅系），愧对师长，未好好学习，匆匆离校，当了“干部”。1950—1956年间，当过几年中国近现代史的兼职“讲师”和“理论教员”。1957年被划成“右派”，1962年“摘帽”后进入天津市历史研究所。1972年起参与《日本历史》、《战后日本史》、《日本外交史》、《日本政治史》等书的校译，边学、边译、边写。1978年，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并入天津市社会科学院，该所的日本史研究室扩大为日本研究所。我“改正”后任副所长、所长、研究员。1983年秋参加“国际明治维新会议”（东京）。1988年退休。1990年获国际交流基金资助，赴日访问3个月。

一、简略反思

从1962到1988年，长达26年。退休至今，又是20余年。今日回首，实在汗颜。动乱干扰，固可浩叹。自身的浮躁、浅薄、僵化、疏懒更应反思。今逢总结既往之会，理应略作检讨交代^[1]。

前记：“文革”开始后，天津市历史所全体人员编入干校。1971年，“干校”结束。我等“牛鬼蛇神”随同回所。幸赖“归属未定”，得以未被处理。其时，全国大学、科研机构仍在瘫痪。本所经费仍在，回所同志乃自动恢复工作，并乘可以不受外汇额度限制之良机，大批订购日文书刊。旋奉指示：迅速编译外国史地。我幸充助手。老专家聂长振先生（同属“牛鬼蛇神”）辛勤搜购书刊、讲授日本文语和候文，引领编译，特此铭记。

1．《简明日本近代史（1853—1945）》：1973—1982年间编写，1984年出版。周一良先生来函肯定两点：（1）“不囿于自来之定见”，把下限延长到1945年（从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迄至日本战败投降的“日本近代史”）；（2）“文化占相当的篇幅”。沈仁安先生在评论中多有过誉。略谓此书：篇幅不大，而知识面较宽，“堪称简明”，带有“通史”性质。对争议焦点，力求简介诸说、提出己见。注意吸收“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成果、并能联系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谭汝谦先生来函奖励，采为教学参考。日本学界亦较注意。另有评论称：此书章节简明、引注较详，所附年表、书目等比较合用。时逢此类教材缺乏，有关专业和研究生乃列为必读、参考，延续至今。

此书若有上述可取，应当归功于：（1）新进口的日文论著提供的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偏颇有所纠正；（2）“四人帮”倒台后的政治环境；（3）前辈学者和母校优良学风的影响；（4）“文革”后期时间比较从容。我本人未在高校工作，受“教学大纲”之类束缚较少。

此书乃边学边写、“闭门造车”的习作，充其量，“草创期一标志”（日本学者语）。总体而言，此书止于简介入门。偏重政治、军事、阶级斗争，略及经济、文化概况。对制度、思想、人物、社会（结构、风尚）等深层很少探述。写史理应重视典型人物和关键细节，此书有所着笔，远远不够。由于“论点明确”已成习惯，远不若从容讨论、启发思考。至于联系历史传统、扩及全球视野，则更无遑论及。凡此种种，理应改写。虽常怀此意而学力难及，蹉跎延宕，荒废时光。书中的刊误、笔误和文字概括等错误，虽曾摘其最主要者设法通知，远未周遍。近拟在“博客”发布“勘误”，欢迎纠补批评。

2．《明治维新与中国》：1986—1987年间编写（原稿为中文、经专家译成日文、本人校读），1988年出版（东京）。“前言”略云：唐山大地震后，我在地震棚中协校《日本外交史》，查阅有关史书，看到一条史料：1862年，日本的福泽谕吉在伦敦偶遇中国人（后知其名：唐学埙。生平不详），双方交谈之后，福泽慨叹：“清国无望矣！”我心有所感，乃写短文《读明治维新史的一则感想》投送《光明日报》，迅即刊出（1978年11月7日）。事后得知此文引起一些共鸣。我也不断思索：近代中日，一盛一衰，何以如此，孰令致之？1983年秋，联合国大学在东京召开“国际明治维新会议”，探讨“非西洋国家的近代化”。中日对比，国际瞩目，不容回避。我宣读短文《西学与明治维新》，似颇引起注意。今逢约写此书，乃试图综述前贤，表达己见。

此书主体是第二、三两章。史料图片，稍有深度。扉页《日本变政考》照片，乃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欧志培先生拍摄赠送。素不相识，未及拜谒，仅凭一函相求。1年后持书前往，斯人已逝，终未能相识，至今铭感！美国学者有指：书中某些评介辨析（如第四章）过于烦琐，所引经典语录是否必要、能否为据？日本学者有指：对两国经济水平研究不足、对“天皇制”批判不够。凡此等等，自应反思改进。

3．主要论文和短文：谨略举当时“稍有己见”者。既未必正确，或已为陈说。

①《简论明治维新》，收于《日本史论文集》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全文四节，其中2、3两节以《明治维新和明治政权性质的再探讨》为题，刊于《世界历史》1981年第4期）。此文搜集日本权威数据，加以补充测算，用数据论证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依此为据，对明治政权的性质、基本特征和内在隐忧等提出己见，全面评论明治维新。

②《左倾教条主义对日本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的危害》，《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7期。

③《试论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合写），《光明日报》1980年7月29日。

④《甲午海城之役与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此文据日本官方史料指出：日本甲午取胜，实属冒险，后果严重。研究中日战史、关系史不能只凭中国文献。

⑤《西学与明治维新》，收入《国际明治维新会议论文集》（英文、日文）。中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1983）。此文指出1720年后两国对西学态度的演变及其所导致的历史后果。

⑥《明治维新的两点启示》，《人民日报》1986年10月6日。此文首指：“只讲‘攘夷’是不够的。”

⑦《日本近代史上的三次民主高潮与中间势力》（与熊达云合写），收于《日本史论文集》第2集，1985年出版）。此文简论日本近代史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⑧《十九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社会诸因素之比较》，《日本学刊》1989年第1期。此文获该刊年度一等奖，尾语称：“十七史从何处说，百年债看后来还！”

⑨《坠落与飞跃——昭和时代的反思》（CRASH and TAKE－OFF），刊于“The Japan Times”（《日本时报》昭和天皇逝世专刊1989年1月9日）。经“China Daily”约写并由该报译成英文。

⑩《大日本主义乎？小日本主义乎？——战前日本立国路线的论争》，《日本学刊》1991年第1期。此文批判“大日本主义”，并指出：“小日本主义未必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日本应该成为“东方的瑞士”。

《关于日本人精神动力的几点思考》，此文系1990年“访日观感”。《人民中国》（日文版）约写、译载该刊1991年第6期《中国人的日本观》专栏。中文刊于《日本学刊》。(www.xing528.com)

《高桥财政与罗斯福新政》，《日本学刊》1993年第2期。此文比较日美两国应对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指出其历史背景和后果。

《简论近百年日本土地制度的改革》（《日本学》第10辑，2000年版）充分肯定“地税改革”和“农地改革”。指出地主经济（土地私有制）在近代化初期（资产阶级改革和工业化）有其积极作用。

二、几点希望

（一）“以史为鉴、完善变革”——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研究日本近现代史

1995年，中村政则先生在《日本战后史》中说：战后的日本人，通过自我批判，“维护、发展了和平宪法，实现了高速增长”，足以向全世界夸耀（中译本，2008年出版，第185页）。他严厉指责各种逆行活动。说：只有经过“自我批判”，才能“完善变革”。能否自觉如此（“自我批判、完善变革”），这是一个民族的“成熟度”的标志。

我认为：“自我批判、完善变革”，这八个字是对“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兴衰）”的新诠释，不仅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各民族。1999年，森岛通夫先生继《日本为什么成功》之后，又写了《日本将会衰亡》，结语无限担忧，说有些日本人不吸取历史教训，还在逆历史潮流而动。根据森岛先生的提议，两书合一，译成中文。出版社定名为：《透析日本》。笔者加了一个副题：“兴与衰的怪圈”，写了短序：《努力走出兴与衰的怪圈》，结语写道：此写的是日本。然而，反思我国历史，“不也是如遇梦魇，走不出这种‘怪圈’吗？”扩而言之，人类各民族，“又有谁能自豪，认为无需再思考这种怪圈？”

一部日本近现代史，方方面面，兴衰起落，提供了丰厚的研究资源。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史为鉴、完善变革”，提高各民族、首先是中日两大民族的“成熟度”，努力走出兴衰往复的怪圈，史学工作者应当为此贡献心力。

怎样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杨栋梁同志说：现代化既是“近代化的延续，也是对近代化的发展和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只不过是“现代化”的“前期阶段”（《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总序”）。我认为：这一论点足以打开思路、破除以往“近代化”、“现代化”、“两种现代化的关系”等纠缠不清的僵局。从全球五百年以来各种近现代化“兴衰起伏怪圈”的广阔视野出发，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紧密联系中国，纵横评比，敞开论说，这才是实事求是、开朗活泼的学风。央视大型纪录片《大国的崛起》应属可贵的尝试。但似乎还应该再编一部大型纪录片“大国之衰落”。

另据报道：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从2001年起每年发布研究报告。其研究领域，从经济、政治、社会，扩及文化、人本、生态等方面。研究对象已涵盖几百年间131个国家。在研究方法则运用“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综合现代化”等概念和国际通行的各种指标。这些概念和指标，反映了现代化的复杂性，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数据工具，应当充分重视。但也应当看到：由于某些指标的影响，当代社会已经出现各种盲目的过度化，导致物盛心亡、生态破坏等等严重弊端。拼命加速“追赶”，弊端更加严重。重视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类素质和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普遍强烈的呼声。日本是“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典型。史学工作者理应站在上述新的历史高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明治时代“壮丽的起飞”、战前昭和“悲惨的坠落”、战后的改革、追赶和当前赶超后的困境），“以史为鉴，完善变革”。

（二）史料、史学、扩大研究领域

第一，历史学是科学。史料（事实、数据）是基础。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基础不牢，一推就倒。约翰·W．道尔（J ohn W．Dower）：《拥护战败》（原著1999年出版，中译本，2006年出版），以550多页60多万字的篇幅，专写日本战败投降至麦克阿瑟被免职召回（1945．8．15—1951．4．11）五六年间的日本历史。大量使用当时的报纸、杂志、日记、信函、小说、诗歌、流行语、漫画以及GHQ的档案，描绘当时日本社会实况、改革实况、“战败文化”（各阶层心态），分析战后改革的“遗产”（革命、审判、民主、新宪法等）。史料之丰富令人羡慕，其基础则是日美两国公私机构和个人重视历史纪录的文化环境。回想当年访问远山茂树，他希望中国学者注意搜集整理中国国内报刊资料。近年，有关“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失”“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华北扫荡”等专题史料成果很大。但与日、美等国恐怕仍难相比。史料整理需要付出大量的辛劳、应当提高其地位，大力营造重视保存、出版史料的文化环境。

第二，史料、史实，数据、逻辑，体现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但历史学不是一般科学，或者说，不仅是科学。它属于人文学科。不仅要研究史实及其相互联系、前因后果，而且要进行价值判断。不仅要启迪思考、培育人的理性和智慧，而且要震撼心灵、培育人的道德和情操。一篇关于赞扬明治精英“雁奴精神”的短文^[2]，网上反应相当强烈，引起对启蒙思想和有关“社会精英”的种种议论，这是对史学界的精神渴求。《被忽视的南京条约第一条》^[3]一再追问为何长期忽视？这是对史学界思想水平的质询。典型人物、事件、歌谣、漫画、场景、图片、实物等等常能反映生动活泼的历史，经典史籍无不重视，自应搜罗、挖掘、发扬，包括实地考察和形象复制。

第三，20世纪80年代初，沈仁安同志呼吁：扩大研究领域、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我曾积极响应^[4]。而今，南开大学的《日本现代化丛书》可称实践，日前该丛书研讨会上呼声更高，认为应当扩及军事、科技、法制等方面。这表明：历史学应当是“百科全书派”。研究日本近现代史，应当吸取有关学科前沿成果，成为当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实际上，日本学界已经以“大系”形式编著各种专题、专史，有的已被编译成中文，如郑彭年先生所译《日本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等。

（三）问题意识

宋（成有）著《新编日本近代史》特设专章论述“幕府时代的遗产”，十分必要。近代中日盛衰，追根溯源，势必研究江户时代和明清王朝。稍加对比，一系列惶惑。我曾写及参观日本史迹、纪念物时的一些“惶惑”。而今浏览网页，“惶惑”之多、之深，远非肤浅僵化如我者可比。首先是社会制度：幕藩体制是封建制（“集权的武家封建领主制”）。清代无领主，何称“封建制”？说秦以后中国是皇权专制是否更符合实际？这当然是涉及许多方面的大问题。家族制度（长子继承与诸子析产）、身份制度（科举官僚与身份世袭）、政治体制（幕藩与郡县），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对于社会制度有联系。日本的下级武士、地主、商人能够在资产阶级改革中起领导作用和积极作用，中国情况如何？为何不能？与社会制度有无联系？他如：“锁国”与“海禁”。两国的“漂流民”状况和海外知识。两国市场体系培育程度。鸦片战争与黑船来航。江户无血开城的评价。伊藤博文为培理登陆纪念碑亲笔题词。涩泽荣一与张謇、福泽谕吉与蔡元培等。西乡隆盛败死碑立、伊藤博文功成碑倒。招商局与三菱公司。松方财政与清王朝的“官督商办”。晚清新政与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与五四运动。昭和法西斯与蒋介石法西斯。何谓“法西斯”？根源到底何在？农地改革与土地改革。战后改革的评价。麦克阿瑟与昭和天皇。“政府主导”与“中国模式”。两国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凡此等等，相信必能敞开思考，出现“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近写《孟浪平生》，内云：学力本浅，何堪荒疏！精力日衰，文思日钝，即有所感，望纸怯笔。可喜者，学界日趋活跃。新锐雄文，不断出现，自应勉力追随。虽云书生梦远，亦复载欣载欢！

（2011年4月12日稿，5月25日修改）

【注释】

[1]《天津社会科学院专家论文选》第一辑，2006年，第48—52页。

[2]大滨庆子：《日本近代化的雁奴》，《文化纵横》2008年第2期。

[3]作者洪振快，《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

[4]吕万和：《史学研究也要跟上时代》，《光明日报》1985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