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有恒先生：修身见于世谋善行

修身见于世独善之间谋兼善
——记邹有恒先生

周颂伦　杨孝臣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孟子·尽心篇》中的精彩句章。说的是，古时贤士，得意时布施恩泽于民众，失意时修炼个人品质以示世人。此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广济天下。由此可见，独善其身并非指在尽善尽美的处境中自我修炼以至孤芳自傲而言，实在是在穷蹙之境中坚守信念，内心不屈从，外在不合流，励志而已。与邹有恒师初谋面，于27年前的某夏日。先生执杖缓缓而来，布衫习习，眸光炯炯。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诸先生见邹师到会，纷纷起身以为恭敬。当时先生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后援历一年研究届满回国，在会议上有关于访日感观一席语。依稀记得先生话语寥寥，唯讲了两个意思：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要充分发掘利用中国方面的资料，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之路；日本某些人士若再不反省侵略罪行，我在日本当场表明：会建议在南湖公园修筑抗日纪念碑，乃为后世之警。话音未落，我等晚辈已感有正义和焦虑气息迎面袭来，感动与压力并重，不由肃然起敬。一月之前着手撰写纪念先生的文章，翻阅各类相关资料，梳理错综复杂的头绪，最后得到的总印象，乃是先生一生一世蹇蹇前行，谨慎处世，严以律己，跋涉风波险要，跨越时代鼎革，所追求的目标，唯在学问上要树中国之日本研究，在民族情感上要扬民族正义，与先生初谋面时给我等的教诲竟无二致。在穷蹙逼仄处境之下，独善其身之间，却仍怀有兼善事业的宽大胸怀。先生一生的作为乃至追求的目标，平凡而充实。

一

邹有恒（1912．1．4—2005．7．5）曾用名文，辽宁奉天城西南马头浪屯人，家世农耕。父邹士魁，幼年因家贫为人佣工，后在奉天城内学徒、经商。与人伙开益增庆银号，经营银钱汇兑，家道次第中实。母邹刘氏。三子一女中，先生是为长兄。自幼聪慧识事，颇得父亲厚爱。二弟三弟为职员，唯先生读书一生。1919年入奉天省立第四小学，1925年入奉天省立第一初级中学，1928年入辽宁省立第三高级中学。1929年高中未毕业时，因知晓京津地区近代教育发展颇好，有新的教育观念可感悟，有新的科学知识可纳收，先生决定转学京津。此时，历十数年小心经营，父士魁所营银号收益逐渐充沛，有力量可撑先生求学之用，于是出资助先生于当年7月入北平弘远私立中学读书。

正值弱冠之年的先生与1931年不期而遇。此前，有名曰《田中奏折》的小册子已在中国各地流布，经张学良外务秘书王家桢之手流出的这本“绝密”文件，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中国的步骤一一告白公众，南京的《时事日报》于1929年12月全文刊出了这份震惊寰宇的侵略计划揭发书。日本驻华公使向中华民国提出抗议，指“奏折”为伪件，尔后发生了松冈洋右和顾维钧在国联大会的讼辩，全世界正义人民无不为日帝野心痛恨，为中国人民的命运担忧。血气方刚的青年，怀忧国忧民之志，为求新知识而远赴北平天津，虽涉世未深，然国难当头岂能袖手旁观，应当做点什么呢？踌躇之间，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果然在家乡奉天爆发了。受事变牵连，益增庆银号因长年代理官银兑换而受日本在奉天的金融机关所忌，遭到封闭，且被强掠巨额现款，不得已而转投自行车行，商号益增源。

1928年，先生在省立第三高等学校时期，受青年会学生部的启发引导，首次参加了学生反帝反封建游行运动。青年会干事卢广绵的诲导，先生已朦胧觉识到科学落后、民众愚昧而军阀横行，是为中国落后之根由。教育救国论的感召下，喜读新文学作品的先生跃跃欲试，常以匹夫之责自勉自励，凭青年人的狂热躁动，又受到了革命同学真情相邀，在“九一八事变”国难家难双重刺激下，被选任学生会主席的先生，1931年由顾肇新（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时名刘德成）介绍加入了反帝同盟读书会。在此期间，先生了解到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所办教育，并初识马列主义。喊口号，刷标语，写壁报，做宣传，一时抛头露面，招致敌特关注。是年，更因积极参与反帝大同盟游行运动，遭学校当局开除。未几，国民党第三宪兵团又发出缉捕令，因事先得到消息而匆促逃脱，无奈间乃东返奉天，以为可避官宪。然抵家未几数日，沈阳高等法院即遣人送来传票，勒令出庭受审。先生惊恐出走天津，入商法学院暂避，由父亲代替到庭接受判罚，逃过一劫。然同学故友以为先生有前科在身，街角偶遇，皆以白眼相逼，视先生为危险人物，不敢相认相知。此等遭遇，对于尚未深谙世事的先生来说，不啻冷水泼面，一种无望的恐怖，主导了先生的思绪。

先生198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69岁。即便正当该年，亦未必是精通马列的共产主义者。按早年便与先生共事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寰先生的说法：“是一位正派的学者。”先生对马列主义的接纳，受时代变迁的牵引与人生劫波的推助，呈逐级递进样态，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所以，失落与失意以及反动政治叠加在一起的打击，对年方21岁的青年来说，竟是致命的。尽快逃离此恶劣凶险的环境，是先生当时唯一的念头：去日本求学吧，可做进退两全之谋。

1932年8月，先生东渡扶桑，先入东京东亚学校学习日语，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即东京帝国大学预备科预修，于1936年2月正式进入东大文学部。先生选修西洋史科，因当时渴求进步人士，皆以学习领会西洋文化为第一首任，以为能够执掌救国救民族之利器。1936年日本爆发“二二六事件”，举世震惊。法西斯势力对保守的元老重臣施以虐杀，令先生甚为担忧。日帝已是凶相毕露图穷匕见，急欲扩大对华侵略已成势然。恰逢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拘。先生在自传中写道：“日帝侵略日益苛烈之际，唯有团结统一自救途径。”祈念事变妥结。在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下，事变果然以第二次国共合作收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成，这令先生欣喜不已，遂与时任中央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金毓黻先生爱女、正在日本求学的金淑君女士结为夫妻。

金毓黻先生曾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省教育厅厅长，更是《渤海国志长编》和《东北通史》的著者，在学界负有盛名。将爱女许配先生，盖因青年邹文才学出众，在金先生心中早已默认乃可造之材。平日若有提携之举，想来亦是顺理成章。然先生东渡日本，学资全赖父亲接济。1939年4月，先生大学毕业，因不愿回国做事，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院修日本史。因成绩优秀，大学方面宣布给予全额奖学金。先生获悉此奖学金的本金来自庚子赔款，遂不情愿领受。先生知晓，庚子赔款乃帝国主义豪夺之不义之财，系中国积贫积弱的象征。但美国于1909年宣布归还之后，其他欧洲各国陆续相应仿效，先后宣布归还。中国政府以此为基金选送青年才俊出国留学。唯日本独独不还。“庚子赔款本应全部退还中国，日本贪此不义财，但又以伪善面孔，以些许之款措为对中国学生之奖学金。于是本人乃辞退奖学金，自费继续学习。”^[1]此般气节，可谓大义凛然。

1942年4月，先生归国。直至1946年4月整4年间，先生先在益增源自行车行当店员，又在四先公司任会计，大部分时间则赋闲在家。按说学成归国，理当任职某机构，施展有用之学。但当时，中国濒临亡国之危，回沈阳便落脚伪满洲国，去北京也是在敌伪统治下混事。“回到东北后，因不愿当汉奸，没有就伪职，这在当时也是不太容易的。”^[2]“留日的学生，伪满政府可以分配工作的，但邹有恒不愿意当伪官，这可以说他有民族气节。”^[3]既然不愿就职，先生便闲居在家，通览群书。读太平天国，深恨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内讧与腐化，对陈玉成和李秀成则有无限敬意，赞许曾国藩及其兄弟的谋略与气魄，视李鸿章卖国、深以为左宗棠则乃国家栋梁。有时，为《资本论》中的某些理论阐述而沉吟良久，有时则为黑格尔的机辩而颔首频频。

用读书的办法躲麻烦，偷清闲。所阅之书亦是五花八门，流派各异。这实际反映了那时的先生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但是到哪里去呢？重庆呢？还是延安呢？这是我委决不定的。”^[4]先生关注战事的进展，研究日本国内情况，断定日本已是败象显露，但因为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认识同样都是含糊不清的，所以一直未有决断。恍惚之间，受笃信佛教的父亲影响，竟着迷于谈虚和尚讲经，从中寻求慰藉。犹豫之中，虽没有追随蒋介石，却也失去了立即投身革命的好机会。

“八一五”带来的欣喜是短暂的，内战的混沌使长期醉心于书本的读书人更加沉浸在自我搭建的阁楼中，幸得金毓黻先生介绍，先生先暂时就任于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旋受聘于东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讲授世界史、美国史和日本史。憎恨帝国主义侵略，不满国民党统治的贪污腐败，却在投身革命洪流问题上有所犹豫。先生已习惯于从中间立场看待一切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终于迎来了教书育人的机会，抖擞精神，认真备课，专注于课堂讲授，在教育工作中寻求思想的寄所，埋首读书教书。本来摇曳左右，现在仿佛一下子觅到了出路。佛门四大皆空的教义同自由主义思想，成为孤傲索居性格逐渐成形的隐因。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3月先生随东北大学全校教职员回到东北，奉教育部令到长春本校任教。1950年任社会科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授世界古代史。1951年9月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2年任历史系副系主任，后又先后兼任亚洲史教研室主任、日本史研究室主任。当时，先生唱和日知先生亚洲城邦论，主张亚洲历史的独特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向在世界史领域长期居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说发出挑战，一时成为学界的一道风景，产生了很大反响。东北地区是最早获得解放的地区，政通人和，百废待兴，人民的高等教育也较早地兴办发展起来。东北师范大学是在东北大学一部基础上建设的，初期的学生思想觉悟高，文化素质好，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有在伪满和旧制学校、大学学习并从事革命运动的经历。他们在课堂上听教授讲授专门知识，下课后还关注于革命形势发展、革命事业增进，自然热衷于参加各类政治活动。而教授他们的老师，大部分却是旧制学堂或外国大学出身的旧知识分子，固然已经注意发表学术观点时的政治倾向，但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思想的因子不时地还会有所流露，教学双方的不相适应，偶尔会有所发生。先生讲授时尤其精通日本历史各阶段的发展、承接，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尊重。伊文成教授、杨孝臣教授、张声振教授、任洪章教授、郎维成教授等都从先生的授业中获益匪浅，后来都成为我国日本史研究的代表人物。赵德贵教授、刘明翰教授、王贵正教授、王魁喜教授等，亦都在各自的学问领域内著述丰硕、独树一帜。

据先生好友回忆，能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接着又入大学院，先生常自恃内喜。著名历史学者远山茂树是年长先生一届的先辈，井上清则是同学。林健太郎先生（日本著名西洋史学者。曾任众议院议员，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当时已经任教，“风华正茂，文采横溢”，是青年邹文的膜礼对象。西洋学科主任教授今井登志喜和国学史科的平田澄教授都是先生的导师。今井尤倡自由主义史观。对先生有影响的还有羽仁五郎先生。因此可以说，实证史观、唯物史观、自由史观、皇国史观和人民史观，集合成综合影响，支配着先生在东北师大的工作与研究。“在学习中我并没有获得正确史观，我以为人类历史车轮的进展，是出自于文化的推动力，而英雄、思想家、艺术家等等在历史上起着决定时代的作用。”^[5]

新中国起步伊始，国际反华反共势力利用“冷战”铁幕，封锁包围中国。在这种环境下，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亦是势所使然。政治运动如江海浪涛，一波高似一波。先生并没有彻底地从“文化推动”论中摆脱出来，每每会有不合时宜的发言。某某有曲解马克思观点的言论，受到批评，但先生仍主张对其说理，要尊重和照顾；“路线”斗争在自己身边发生时，先生往往采取调和态度，因而被诟病“思想右倾”；有人提出政治批评时，先生会感到自尊受损，当场反驳；更有甚者，恰逢大鸣大放，先生在某次会议上竟脱口而出“我校缺乏民主精神”。凡此种种，实际上都说明在日本求学时期接受的教育，使先生不能很迅速地“转向”，不能与时代环境相适应，犯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这自然会招致严厉批评。肃反、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先生变得越来越缄默寡语，不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日唯读书而已。“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是对“文化大革命”之前先生孤傲寂落背影最恰当的素描。在这种心境下，先生虽然仍努力致力于研究，然研究的心得却只能借助于深夜静寂的灯火，被写进了不可能发表的数十本笔记之中，有时则写一些内部参考意见。在一份思想汇报中，先生写道：“在这次学习中，我认识到，平素单纯地满足于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是远不符合党的要求的。”^[6]应当承认，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当先生需要有得力助手实践史学研究抱负时，并没有找到一位可托付全部内学的“内弟子”。

二

1955年，先生尚在历史系副主任任中。此前数年，十数万册伪满时期留下的日文书籍已经清理上架。先生倡议成立日本研究室，亲任室长。据调查，这是中国第一家日本研究的专门机构。学校拨给专款，日本研究室设有收藏规模颇大的资料室，订阅了几十种研究杂志和其他刊物，以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日本主要的新闻报刊。伊文成、杨孝臣、郎维成是研究室早期成员，后都成长为知名学者。随着研究深入，领域扩展，1975年学校决定将散在各系的日本研究力量归编集合，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国家教委特批40余编制。吕元明、梁忠义、孔凡静、那庚辰、王桂、李树藩、姜孝若、董璠舆、宋绍英、华国学、南昌龙、李明非等又先后加入，在各自领域担纲主持。这一年，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决定选择中国的5家学术机构为赠书机构，每年凡该书店出版的所有图书，都要寄赠，连年不辍。先生闻讯，亲赴北京申诉理由，遂使岩波书店决定将东北师范大学列入寄赠名单，是为东北地区独此一家。在国家外汇短缺的当时，能获此捐赠，盖因“邹先生的名气”（郎维成：《东师名人邹有恒》）。

斯时，“文化大革命”已呈强弩之末，不堪折腾的学人们终于在大字报大批判的逼人寒流中觅见了春天的微光。“春江水暖鸭先知”，先生在最后一份思想汇报的末尾，表示了要以“敢想、敢说、敢为的态度对待个人专业的改革工作”，要“锻炼身体”等一些打算。1978年，先生出任日本研究所所长；1979年大学恢复学衔职称制度，晋升教授；1980年被选为长春市先进工作者，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当选为长春市政协委员。可以这样说，日本东京大学9年历炼积蓄的学问力量和治学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举释放的好时机。

在1979年之前，先生公开发表的论文有《1837年日本大盐平八郎起义失败原因及历史意义》（《东北师范大学集刊》）和《日本长州藩天保改革的性质和意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2、3期）。译著有《大臣日记》，以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室名义由商务印书馆于1973年出版。但大量研究札记却记录在前述数十本日记中。先生还编撰了自1931年1月至1958年1月的《中日大事记》，手稿现存。

1980年，《世界经济》刊登了先生《战后日本经济学工作者对经济高速发展的贡献》，与当时大多数学者多关心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及成果有所不同，先生重点阐论了战后日本经济学者的理论贡献。在论文中，先生谈了三个论点：通过发表论文，直接呼吁或向政府提出建议，在政府的经济决策中大量地包含有学者们的建设性意见；有泽广巳的二重结构论，下村治的高速增长理论是为代表，但先生指出了下村治理论中忽视公害、污染和物价上涨等弊病；理论结合实践，引进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培养人才，形成了现代经济学派。论文的重要观点为《天津日报》（1980年7月15日）转载。将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结合加以考察，是先生根据当时学界倾向和国家需要所做的独特思考。

1981年，先生与井上清先生联名，在《东北师大学报》（第2、3期）连载《槙村浩和高知县的反帝革命斗争》一文。此文描述并阐论了日本思想界和政界、社会的少有“风景”，两位作者在审视“日本经济奇迹”现象时，表现了清醒而理性的冷峻思考。当年，井上清先生应先生之邀访问东北师大并做了学术报告。在先生陪同下参观日本史资料室时，情不自禁地称赞道：“在日本大学里如此规模的资料室，也难得一见。”^[7]还是同一年，受国家教委的委托，先生承担了日本史研修班的指导工作。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山西大学、杭州大学、苏州大学、广西师大和东北师大等各大院校共20名副教授、讲师汇聚东北师大，历30周的时间，从旧石器考古一直到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听先生授课，在先生指导下撰写论文。这次讲课，先生共写有30万字的讲稿。当时学界公认：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半数学者，都是从东北师大邹有恒的课堂中走出去的。

《外国问题研究》1981年第2期载《古代日本“邪马台国”所在争论浅见》一文，引起当时史学界普遍关注。关于“邪马台国”在大和还是在九州，日本学界和我国学界都有尖锐对立的两派，各执一端，难有定论。争论的关联性在于，不仅关系到从大陆文明与日本文明之间的地理距离而透视大陆文明影响的力度，更关系到日本社会的发展阶段。畿内大和说试图证明，公元3世纪时大和国家已经统一九州、四国和本州中国地方，日本初期国家已然形成；而九州说则强调了在大陆文明的辐射影响下，日本正处于初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邹先生在文章中，细致地梳理了两派观点各据之理由，对照《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对包括江户时代国学者本居宣长“熊袭僭伪”说在内的诸种论说一一加以点评，指出既然要使自己所持观点成立则必改动《倭人传》原文，就说明依靠文献立论似乎已到达尽头，非考古发掘有所发现，研究已难以深入。倘若考古发掘和研究对公元4世纪的历史记述空白的补白有所裨益，则会大大推进“邪马台国”所在地的研究，正确地结论有望从中引发出来。文章说理性强，涉及面宽泛，信息量大，乃先生积多年潜心研究心得于瞬间之闪示。这篇文章发表的另一个意义在于，以本文为起点，此后先生所发论文更侧重于学理性的阐发了。

1985年，《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先生《论战后农地改革》。作为基础性改革，农地改革在战后改革中的地位不容置疑。日本政府中一直有将农地改革的两次立法说成是两次改革的做法，我国学者中亦有人附和。日本政府所以持“两次改革”说，是力图说明在美国占领当局改革之前，日本政府已有“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改革”之举。而美国方面则强调“将佃农之国的日本变为自由独立的自耕农之国”的重要性，突出美国的作用。先生以农林省编修的《农地改革颠末概要》等一手资料为依据，对国际背景、日本国内具体困难情况、日本政府与占领当局在农地改革中既合作又独行的复杂关系，以及农民土地实际所有关系和种种改革构想、法令等诸多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人民的土地革命之路和日本自发改革之路被美国堵死，而美国的改革之路亦未必如美国占领当局所标榜那样，乃“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实验”。改革后，日本农业生产力、耕地利用率和粮食自给率不增反降，使第一部类生产与第二部类生产部门之间的距离扩大，因此必须对农地改革的局限性诸如山林地未纳入改革范畴、地价米价比率失调、农地零耕细佃情况加剧等等，置于对战后日本长距离考察的视域内，重新加以评价，不能以“民主化”而一言概之以所谓“进步性”。(www.xing528.com)

1983年先生从日本考察访学归国，计划利用在日本收集的大量史料，在原有日本史讲稿的基础上，用10年时间，写一部《日本通史》。不料长年伏案积劳成疾，突发脑血栓，令这一计划彻底搁置。有所恢复之后，先生意识到实行鸿篇巨制的研究计划已不现实，但还必须做点什么。于是，1987年《对蔡智恺取得田中奏章的质疑》、《田中奏折真伪论》（1994）、《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史上的这桩公案——再论“田中奏折”之真伪》（1995）在《外国问题研究》上发表了。可谓“十年磨一剑”。先生为何将余年的全部精力都投注到《田中奏折》这桩公案的真伪之辩上呢？窃以为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先生年轻时代的亲闻亲历，投身于反帝大同盟爱国运动的内在诱因；其二，先生治学，一贯讲重实事求是，立论结论一概从资料出发，疑问不可信，断不能当做历史真实来思考；其三，按先生眼力，《奏折》本身漏洞多多，不足信凭之处可信手拈来。不严肃指正可能成为笑柄，为人诟病；其四，《奏折》在当年揭露日帝侵略野心方面发挥过作用，但可供证实日帝侵略罪行的证据比比皆是，不必非抓住真实性不靠谱的东西说话。

求真识伪是学问层面的工作。正如1987年3月先生在致吴杰先生的信中提到：研究历史应实事求是。1945年第一次拿到《奏折》这个文件时，一看之下就感到不符合奏章体裁，文字语言均有问题。通过查阅资料认为此非出自于田中手笔。20世纪60年代初《辞海》征求意见时，提出不是真件，不宜列入，但未被采纳。《奏折》高度概括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起到过揭露和痛击日帝侵略阴谋的历史作用，曾使日本反动派有口难辩。但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做法，会让日本人笑话中国日本学界无人^[8]。正派学者的学问良心，天地可鉴。

1964年，稻生典太郎在《国际政治》上有《围绕田中上奏文之二、三问题》一文。文章发表的时间在稍晚于先生建议《辞海》删去“田中奏折”后约一年时间。稻生文章中所列《奏折》原件上的6处谬误，以及卫藤沈吉所指5处谬误和其他学者所列举的6处谬误，先生一概未予举证。按先生秉性，在学问上不能再嚼“隔夜饭”，须有主见。比照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和蔡智恺《我是怎样取得田中奏章》，先生指出两者间冲撞抵牾之处多多，或一人有虚言，或两人皆有虚言；蔡文称永井柳太郎是田中内阁外相，实际田中内阁外相是由田中本人兼任的；蔡文对床次竹二郎政治态度的判断与其所作所为不符合；蔡文称由一个叫山下勇的宫内省图书库馆员引入皇室书库，查当时职员录中并无叫此名的职员；《奏折》文件中所称上奏途径与宫内省法定程序明显不符；《奏折》称天皇密召山县有朋，而此时山县死去已有六年之久；《奏折》中所称日本欲建5条铁路，与事实上的“满铁五铁路案”只有3条相同；《奏折》所称日本建立拓殖省的理由同田中义一一向主张建立该省的理由大有出入，等等。在真伪辩证厘清事实方面，先生旁征博引，对照日本内部办事之种种规矩，有理有据地证实了《奏折》的诸多不实之处。若加上日本学者举证的《奏折》漏洞及混乱记述，《奏折》可谓“满身伤痕”，断不能一口咬死此件本身是真实存在的。重要的是，在此3篇文章中，先生驾驭精解日文，熟谙文献，了解日本军界、政界的派系分野以及重要人物的习性嗜好；精通法律规章及日本宫廷行文的格式。学问功力令人叹服。

在此期间，先生还有两部重要的译著。1980年先生与吕元明教授合作，翻译了《古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用的原著，系本居宣长校订的《古训古事记》、黑板胜美校订的《古事记》，以及仓野宪司校注的《古事记》，并参考了本居宣长著《古事记传》的注释，在《古事记》各版本中最具权威。比照此前已出版的和目前还有出版的版本或“故事”，这本译著的信凭性、达意性和严谨性是毋庸赘言的。1983年由先生牵头，翻译出版了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共著的《日本近现代史》。先生翻译第一部并校译全书。对比这套书，我国目前出版的一些日本近现代史著作，明显给人以力有不逮的感觉。

先生在许多场合都曾谦虚地表示过自己“眼高手低，难堪大任”。如果按先生成果出世的时间排序，似乎可以窥知他对日本历史研究的总体思路。以1980年《古事记》翻译的出版为起点，正与日本历史的起源相吻合。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亦是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热点。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日本历史中关键的改革时点上。《日本近现代史》的翻译是先生留给后辈的绝好参考文献，这部分断代史也是先生研究最为擅长的领域。关于《田中奏折》真伪论的3篇论文，则是先生对如何进行日本历史专题研究的典型示范。惜乎！先生因身体原因没有实现撰写《日本通史》的计划，但在后辈一代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先生研究高峰期所完成的诸多研究，已足以引导研究的精进了。更重要的是，以独善为本性的先生，通过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若干关于“兼善”的心路历程。自然，这些研究与先生内心的宏大计划可能相去甚远。

三

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日本所培养的日本问题研究者，遍布国内各大学，大多是各地各校的领导骨干和学科带头人。80年代初，由先生牵头联络各地学者成立了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先生任会长。接着又同京津地区学者一起创立了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更重要的是，他同周一良先生、吴廷璆先生一道创立了中国日本史研究会，任荣誉会长。他还是中华日本学会、中国古代世界史学会的顾问，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肩负着如此多的社会兼职，先生仍然告诫后辈远离名利、慎重研究、求真求实、宁缺毋滥。在先生心中，永远怀着对我国日本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兴盛的期待与焦虑。

1962年周一良先生发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时，有抽印本寄送先生，恳请指正；1964年吴廷璆先生发表《明治维新和维新政府》一文时，同样也寄赠先生求证。老一辈日本学者经常互通研究信息，期待推动研究。1987年3月，先生在给吴杰先生的回信中，对当时国内日本史研究的现状明确地表示了忧虑。他举例说，日本语功底薄导致史料甄别运用上出差头，行文文法不规范，发表文章后有自傲自满倾向，分析问题视角眼光不够大气等，阻碍了研究的提高。

1986年夏，中国日本史学会在安徽黄山召开会议，先生因身疾不能赴会。他给会议发去一封信，此信登载在《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4期上。文中谈到：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近现代史的研究，一直存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过去讲坏，现在讲好，自卑和崇洋并重。以明治维新研究为例，因接受苏联史学界的主张，片面强调“革命”一面，而忽视了维新政权的专制一面，因而并不能理解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苟合才造就了明治维新。研究要回答借鉴什么，如何借鉴，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所以如果偏颇一个侧面，人云亦云，就会将片面的意见当做真理传播，在实践中会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道路。

1987年3月，《世界历史》刊登了先生的一篇札记，题为：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文章提到，我国的日本史研究还有亟待改进之处。讲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多讲优点，不讲消极面，就不能准确地把外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介绍进来，蒙蔽了目光，养成了自傲情绪。研究者热衷于赶写“急就章”文章，为求评职称，导致成果质量欠佳。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要想打开局面，则必须建立中国特点，否则难以冲破苏联史学界和日本史学界观点的影响，很难取得发言权。而要搞中国特色，其前提是实事求是。要以中国的实际为依托，不迷信不盲从，才能建立自己的日本史研究体系。

年近80，先生为何屡发如此“危言”？稍长一辈的前辈熟悉当时的情况，理解先生内心的焦虑所在。“文革”后起步不久的日本史研究，同先生在东京大学求学时所接触到的课堂听课与研究实况相比，同先生每日在日文报章书海中遨游的所感所悟相比，差距着实很大。任何满足于现状的沾沾自喜，或为求得教授、副教授职称而赶编文章、著作，只会进一步拉大差距，害处不小。在两封公开信中讲同一个问题，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这个宏大的理想，每天都占据着先生的思绪，梦牵魂绕，挥之不去。先生曾经指导过许多学人研究日本历史，之所以在《世界历史》这样的大刊物上谈自己的想法，自然是面对全体状况有感而发。在先生的内心深处，还是东北人才有的秉直性不惜言的性格。

担忧研究不振，期待研究积厚而深入，求难求精，是晚年先生的心境。同国家各般事业日新月异的精进一般，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也要发展，也要精深，也要昂首挺胸取得话语权。这样的梦想，岂非先生在独善之间徘徊时兼善之所思所虑呢？

据友人亲属回忆，50年代，先生的月薪已逾两百，去世时先生所余存款却不足两万。“文革”时，某年，学生某某携妻儿从四川来长春探望故友老师，不料竟将盘缠用尽，狼狈不堪。于是向先生求援。先生未问缘由，立即奉旅资以助其归乡。不时也有先生解囊以助同事友邻一时之窘的传闻，然先生平素一贯以布衫长裤墨镜手杖形象示人，清瘦的身形留下的总是孤寂的背影。

修身见于世，独善之间谋兼善，可谓先生毕生之写照。

【注释】

[1]邹有恒：《自传》，东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邹有恒档案，1949年。

[2]《关于邹有恒》戴劭德证言，前揭邹有恒档案。

[3]《关于邹有恒同志的历史情况》张为先证言，前揭邹有恒档案。

[4]《自传》，前揭邹有恒档案。

[5]邹有恒：《思想自传》，前揭邹有恒档案。

[6]前揭邹有恒档案。

[7]郎维成：《东师名人邹有恒》。

[8]邹有恒致吴杰，复印件，198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