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周一良先生与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汤重南　宋成有

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学家。周先生在世界史、亚洲史、日本史、魏晋南北朝史、敦煌学和佛教史等领域均有卓越建树，更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造诣、求真精神、严谨学风与平实谦和的为人而深受海内外学人的赞誉和推崇。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绍周先生在中国日本史研究领域的业绩，倘有不足，敬请指教。

一、治学与人生

周一良先生祖籍安徽东至，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省青岛市。曾祖父周馥早年投军李鸿章幕下，后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晚年在其所著《负暄闲语》中，历数清季中国外交之艰难，自谓“我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1]。祖父周学海于光绪十八年（1892）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但他心不在仕途而性喜医学，临床医术高明，所著《脉学四种》、《脉义简摩》、《辨脉平脉章句》、《形色外诊简摩》、《伤寒补例》、《读医随笔》等医书均收入《周氏医学丛书》。父亲周叔弢（1891—1984）为著名的民族实业家、藏书家和文物鉴赏家，一生爱国利民，逝世前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高层次传统文化教养的熏陶，对其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从8岁起，在天津家塾苦读10年，饱读“四书”、“五经”、《古文辞类纂》，学作古文，研读清儒考据著作，所延塾师皆为有真才实学的名士。在其训导之下，周先生古文字学、古典文献、乾嘉朴学的基础坚实，国学根基深厚；兼练书法，工篆刻。自11岁起，随日本家庭教师二人学习日语4年；自15岁起，又随英国家庭教师学习英语3年，熟练掌握日语和英语两门语言，于其后的学术发展，功莫大焉。

1930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一年。1931年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作二年级的插班生，1935年毕业。在燕大读本科期间，受到一代史学大家邓之诚（文如）、洪叶（煨莲）诸先生启迪，对魏晋南北朝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复受考据学和史料学的严格训练，精学猛进。读本科期间，即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处女作《魏收之史学》，质疑定说；还发表了有关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译作，展现了科研实力。在邓之诚先生的指教下，以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就读燕京大学研究院。其间，到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感到眼前一亮，由衷佩服”^[2]，遂对陈先生执弟子礼，倾心听从指教。陈先生对“富而好学”的周先生印象颇佳，特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作助理员。周先生对史语所的一年流连难忘，说：“我饱尝到在书海中遨游，自由自在搞研究的乐趣，打下了我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础，也写出来几篇在这一尚少人耕耘的领域中还算有见地、有内容的文章。对外来说，这短短的一年确是很值得回忆的宝贵的一年。”^[3]文中提到的文章，即《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论宇文周之种族》等，为学术界所承认。

1939年周先生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入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名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兼修梵文等多种外语。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间，师事“东方日本学之父”叶理绥教授和梵文名学者柯拉克教授，学业大有长进。与此同时，担任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的日文助教，为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正义事业尽了一份力量。1944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毕业后，留哈佛任教2年，教授日文2年。

1946年回国，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讲授日语和佛教翻译文学。1947年，转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3所学校的日本史课程的讲授。这一期间，文思如泉涌，先后撰写了《乞货考》、《南齐书丘灵鞠传试译》、《能仁与能祠》、《杂抄考》等涉及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和敦煌学等领域有分量的论文，足以体现学术水平和专长所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马坚、金克木，清华大学的邵循正以及燕京大学的翁独健等著名学者，共同组建了学术沙龙东方学会，相互启迪，同求学术真谛。1951—1952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周先生调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先后担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等职；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2001年谢世，周先生在燕园渡过了49个春秋。历年来，在各校讲授的课程有：日文、佛典翻译文学、中国通史（宋代之前）、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历史文选等。历任《世界通史》（四卷本）主编之一、《东方文化丛书》主编之一、《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历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和名誉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会长等学术兼职。

周先生通晓英语、日语，亦学过梵文、法文、德文、俄文、朝鲜文等多种外语，自1955年与翦伯赞先生同行，出席在荷兰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大会，至1997年应邀前往日本接受山片蟠桃奖，先后访问荷兰、法国、摩洛哥、巴基斯坦、加纳、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日本、美国、韩国，促进友好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讲学多次。

自1966—1978年“文革”和“两个凡是”的12年间，周先生历尽人生的起伏坎坷。在1967—1968年北大两派激烈的派性争斗期间，曾经被红卫兵抄家、扣发工资，被戴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美国特务”、“老保翻天的急先锋”等一连串的大帽子，被迫接受“喷气式”的揪斗、“罚跪”和“游斗”，饱受人身侮辱。还被解送到历史系在昌平太平庄的教育革命基地或校内民主楼后身的“牛棚”中，遭受“群众专政”名义下的非法拘押和“劳动改造”。1973年服从党组织安排，参加“梁效”的注释组，解说《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的历史典故，发表《诸葛亮与法家路线》（《历史研究》），出版《读柳宗元〈封建论〉》。1973年8月，曾经作为中共“十大”代表，进入主席团。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名列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1976年“文革”结束后，被审查两年。在此期间，周先生并未虚度光阴，而是重拾停顿了30余年的魏晋南北朝研究，熟悉史料，考证物事典故，积累史料，写作札记。

1979年，周先生重新回到北大历史系，在中国古代史中古研究中心参加教学科研工作，在世界史研究室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此时，虽已年逾花甲，但以老骥伏枥的勤奋精神，埋头魏晋南北朝和日本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与文明发展史》第三卷编委会委员、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常务副主编，出访日本、法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1985年退休，愈加奋发有为，成就斐然。先后出版《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出版《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周一良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学术著述，发表论文多篇。出访美国、日本，搜集资料、开展研究。周先生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业绩显著，备受同行、晚学后辈的瞩目与尊敬。

1997年周先生患帕金森症，加之在北大燕东园43年居住背阴房屋，因缺少阳光而缺钙，导致多次骨折。虽备受病痛折磨，但依旧耕耘不止。着手翻译江户时代武士道代表作《叶隐》约三分之一篇幅，可惜天不增寿，未来得及完成全文，2001年10月23日夜，在居屋安寝中仙逝，享年88岁。有关周先生的家世和人生感悟著作，主要见于《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钻石婚杂忆》（三联书店2002年版）等著，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奠基新中国成立后的日本史研究

周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即进入日本史研究领域。早年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已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1934年，在燕大《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上，发表论文《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上之贡献》，汉译大谷胜真的《安西四镇之建置及其异同》（《禹贡》第1卷第11期）、内藤湖南的《都尔鼻考》（《禹贡》第2卷第3期），展示了专业研究的潜力和熟练掌握日语的语言优势，颇受好评。业师洪煨莲先生为给燕京大学培养日本史教师，为其指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周先生谨奉师命，即以《〈大日本史〉之史学》为题，撰成毕业论文，旋刊登于《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这篇学位论文分成引言、日本史学史沿革、《大日本史》的编纂、《大日本史》之史学、结论等五部分，重点探讨了《大日本史》编纂者德川光圀、史部及编撰次第、撰人、取材、编撰稽迟原因，及修史的史观、体裁、义例等问题，对“三大特笔及断限”、纪传之确定原则、书法及载文等项展开分析；还对这部史著中的“求是”、“存疑”、“抵触”、“脱误”、“纪传与志之比较”等项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对史著使用的古汉语，逐一作出评述。这篇学位论文用中国史的传统标准，评论《大日本史》，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加藤繁教授在其著作《日本史学史》中，“大段引用”周先生的评述。在回忆中，周先生说，“当时对这篇论文题目的意义认识不够”，但“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中国学者研究并评论日本重要历史著作的第一篇文章，而且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与重视，不宜妄自菲薄”。^[4]

1952年来北大历史系开创亚洲史新学科，首先着手日本古代史并兼涉朝鲜、越南的教学科研。原本以中国古代史为专攻领域且作出若干业绩，何以转行？在晚年的回忆中，周先生对其原委作出了解释：“50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准备开设亚洲史的必修课和建立亚洲史教研室。领导提出要我负责，我觉得责无旁贷，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史而承担下来，着手草拟亚洲史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培养青年教师。”^[5]1958年《亚洲各国古代史》出版，此著是在1956年周先生开设亚洲各国古代史课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堪称我国亚洲史起步的开篇之作。在《导论》中，周先生强调“亚洲各国史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无限的前途，是中国历史学工作者应该去开辟的广阔园地”^[6]。

《亚洲各国古代史》共计5章，日本、朝鲜上古、中世史各两章，越南古代史一章。每章的论述，史籍记述与考古资料并重，从3个国家的地理和居民说起，依次评述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的发展轨迹，直至16世纪末。日本古代史的篇幅约为全书的二分之一，提出有关日本古代史的若干观点。例如，认为日本虽然也是“由原始公社制进入奴隶制，但特殊的是日本奴隶制不发达”，原因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分工及交换不发达、奴隶来源枯竭、中国封建剥削方式的影响。作为贵族剥削的主要对象“部民”，与奴隶有着居住方式、管理方式、生产工具、人身所属等方面的区别，但对其社会属性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认为645年的“大化改新”标志着日本主要地区转入封建时期；七八世纪是日本模仿中国文化的时期，但主要流传在日本社会的上层；庄园的直接生产者都是处于农奴地位的庄民；独立的手工业者“座”和“问丸”等独立的商业机构的出现，使自然经济日趋瓦解；出于统一的需要，织田信长动用了武力和当时传入日本的天主教来打击佛教；天主教的扩张野心和佛教指责其“无父无君”，促使丰臣秀吉决心禁教；织丰时代日本对外贸易很发达，有很大可能刺激日本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也有推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等^[7]。勾勒了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古代史的论述框架。

除亚洲史之外，周先生还为高年级学生讲授《日本史》、《日本近现代史专题讲座》等选修课程，培养研究生。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年代和所谓“回潮”时期的1962年，撰写了《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以及为诺曼著《明治维新史》的引言、《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荣西与南宋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等多篇论文。此外，还在历史学会上宣读论文《日本近代史分期兼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原本拟撰写论文《明治维新前夕的对外关系》，因1966年“文革”骤至而搁笔。

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决定，周先生与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世界通史》上古、中古和近代部分共四卷及配套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这套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集体撰著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为各高校所使用。周先生撰写了近代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一章，将其定性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此说影响深远。周先生后来评议说：“这部书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教材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论观点，增加了亚非拉部分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许多观点采取了一般流行的说法，材料比较新鲜，一般来说，比苏联的教材更适合中国学生。”^[8]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运用了大量史料，循唯物史观和矛盾论的分析视角，从推翻幕府、促进维新变革、开展自由民权运动等方面，对明治维新之前30年的日本农民运动所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周先生认为，维新以后的“农民运动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而农民运动又推动了‘维新’以后的改革措施”。在这篇论文中，周先生明确指出：“明治维新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它是一场未完成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理由是：“‘明治维新’后，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中，无论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以及思想意识方面，都还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和渣滓，表现出‘明治维新’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未完成和不彻底，规定了明治以后日本之发展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9]

《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首先从主要矛盾分析入手，认为明治维新前夕的社会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日本人民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等矛盾的综合作用，为理解明治维新的性质，提供了认知基础。其次，集中研讨了明治维新的性质问题。论文通过论证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充当了维新运动的原动力、明治政府的政策措施等三方面的问题，强调明治维新是革命而非改良。同时，由于农民的土地要求完全未满足、主要投资方向之银行而非工业导致经济力量薄弱、维新政府中主要是武士和贵族而无资产阶级代表，得出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结论。此说虽然已过去半个世纪，却仍为国内学术界有关明治维新定性的主流观点之一。

论文还评介了有关明治维新论争的若干观点，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论文通过民族矛盾作用的分析，有助于破解关于幕末日本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水平偏高或偏低观点的纠结，对日本“讲座派”的明治政权“专制主义王权说”存在“忽略了经济基础”、“用欧洲的尺度来衡量东方”等问题，强调“日本专制王权的阶级基础是地主与工商业资本家”、“主观上要发展资本主义”等两点上，日本与西欧专制王权不同。论文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开端标志”，并就日本近代史的开端问题提出中国学者的看法，特别是对苏联学者的1640年开端说提出商榷意见。论文认为，“历史的分期决定于社会性质的改变”，但“1640年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丝毫无改变”；从资本原始积累、自由雇佣劳动者和国家统一等产生资本主义所需的条件来看，1640年开端说也未必恰当；强调“确定某一国家历史时期的划分，应当从这个国家具体历史发展中找寻标志”，日本近代史的开端，“也应当根据日本历史本身来确定标志”。论文还对明治维新起始于1837年大盐平八郎起义、1841年天保改革说、1853年美国柏利叩关说等三种上限观点，以及结束于1871年废藩置县说、1873年地税改革说、1877年西乡隆盛叛乱平定说、1889年宪法颁布等四种下限说，提出不同看法，得出明治维新的上下限应为1867年的“讨幕密诏”、“大政奉还”至1868年的鸟羽、伏见之战与《五条誓文》颁布之间^[10]。上述观点的提出，得益于周先生与日本史研究生沈仁安等开展课堂讨论时受到的启发。教学相长，是之谓也。至于观点的短长，则是见仁见智，能自由活泼、立论鲜明而自成一家之言，足矣。

《日本近代史分期兼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一文，强调“国别史分期不一定要与世界史分期吻合”的观点，从分析近代日本各基本矛盾的发展和转化入手，依据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阶级力量的消长，提出了日本近代史的上下限及5个小阶段的观点。周先生在日本帝国主义性质问题上，批驳了日本学者中的“双重帝国主义论”（即认为日本具有双重帝国主义：一重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另一重是资本帝国主义），指出这种理论强调了封建主义、天皇制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而忽略了两者的结合。事实上，两者早已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溶化、融合了，资本主义早已巧妙地利用封建因素来发展自身。因而这种把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割裂开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对于日本人民的斗争则是有害无益的。

三、改革开放后日本史研究的集大成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浪潮涌动，国内学术研究的环境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日本史研究春回大地，百业待兴、各兄弟院校和社科院学者竞相发表多年积累的成果之时，以沈仁安先生为首的北大历史系日本史组，按照周先生加强日本史研究基础性工作的建议，数年之间埋头翻译自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远山茂树《日本史入门》之后，被“文革”中断了的入门续编翻译工作，向国内同行介绍反映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研究动向，接连发表有关近代、战后日本史学史的论文，以致国内同行开玩笑地说，北大日本史组只会翻译资料，或者介绍日本学者的史观和流派，不会研究日本史本身的问题。多年过去，回过头来反思，应该说北大历史系日本史组在中国日本史研究热潮乍兴之初，做一些不乏奉献意义的基础性工作，还是值得的。毕竟，“四清”和“文革”耽误了中国日本史学界至少12年的研究时间。搞研究，又离不开对学术史的把握，需要尽快了解动向，尽量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至晚年，周先生犹笔耕不辍。在日本文化特性、日本民族性格、中日文化交流、古代和近代文化人物、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等方面，发表学术论文、访谈录或撰写序言近30篇。其中《围绕汉字的中日文化交流》、《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中日文化的异与同》、《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日本推理小说与明清的考据之学》、《入唐僧圆珍与唐朝史料》、《荣西与南宋时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个侧面》、《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与文化交流》、《扶桑四周》等15篇新作和此前所撰写的《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收录在《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周一良集》第四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之中，积累发表总字数60余万。其他如《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上之贡献》、《〈大日本史〉之史学》、《新井白石论》、《日本推理小说与明清考据之学》、《关于日本文化》等论文，以及多篇序文，均收入《周一良集》第四卷。

1995年《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出版，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退休以后着手于自己感兴趣的魏晋南北朝史、佛学研究、敦煌写本研究以及江户时代研究的论文多篇，包括前述之《新井白石论》、《新井白石——中日文化交流的身体力行者》等。收入《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中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以奈良时代日本学习中国唐代文化为例，分析、阐述了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选项问题。文章指出，“即使在奈良时代的日本，虽然近乎‘全盘唐化’，仍然并非完全照搬唐朝的办法，而是有所选择”。例如，在唐朝极为流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和宫廷宦官制度，日本就不曾模仿。由此，周先生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规律性的总结：“凡是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在接受的一方必然既有交流的需要，又有适宜的条件和环境，然后交流的成果才能在一段时间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接受的一方条件改变，失去土壤，交流的需要不复存在，则原有的交流成果也必然不能长久存在下去。”^[11]

在《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一文中，周先生以日本高木彬光的推理小说《成吉思汗的秘密》为例，指出高木颇费了一番脑筋，想方设法地论证日本镰仓时代的名将源义经兵败后并未被杀，而是经过虾夷地，逃往蒙古草原，成了闻名四海的成吉思汗，云云，虽“穿凿附会，歪曲解释”，却在使用形式逻辑来推理的路数上，与清代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推理小说与考据之学看来似不相干，实质却大有相通之处。从这两种文化现象的相通或实质相同，可以进一步推论考据之学流行的原因，同时也应该对它提出新的估价。”^[12]

在说到清代考据学盛行的原因时，周先生认为，“一般所举的文网严密，士人逃避现实问题，钻故纸堆，只是一方面”；指出：“中国古典文献年代久远，数量浩瀚，内容庞杂矛盾，考据之技大有需要，亦大有施展可能，是又一方面。”还指出：“自南宋以后，这个传统发展下来，再加以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反动，学术本身的进步也使考据方法因而盛行。”继而再进一步指出：“除上述可能的原因之外，我觉得知识分子智力发展，动脑筋成为他们的生产力，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支柱。知识分子有发挥运用推理能力以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必要”，也是“考据之学盛行的一个原因。”^[13]

收入《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的《说宛》一文，篇幅不过几千字，但凝练扎实，颇受业内同行专家们的好评。通过敦煌唐人卷子等文书的翔实考证，周先生将流传千余年但文义不明的日文动词“宛”字真义，以及之所以发生谬误的原因逐一说明，得出“宛”字是日本人对“充”字的“误认”，“‘宛’实为‘充’之谬种流传耳”的结论。在此文最后，周先生说：“陈寅恪先生精研唐史，张文成及圆仁之书皆所习用，频见引证。兹拈出其中充字宛字公案，试加以论述，以奉献于纪念先生之论文集”，祈愿“先生有知，倘亦为之莞尔乎？”在《附记》中，特别说明新井白石在日本正德年间（1711—1715）所著“《同文通考》卷四《误用门》已言及‘宛俗充字’”，感慨地说：“虽只一语，实先我二百七十余年矣。补记于此，以志与东邦先贤之文字因缘。”^[14]

《周一良集》第四卷中的《关于日本文化》一文，是周先生在第15届山片蟠桃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通过列举日本神话、宗教、文学作品、艺术表现手法、社会生活、习惯风习、文化教育、庭院设计、文化输入等方面的大量事例，指出“亲近自然”和“追求自然”、“素直”即“质素、朴素、简单、不夸张、不修饰”以及“包容性”等，均为日本民族性格和深义文化的几个特点，进一步丰富了日本“深义文化”或“深层的文化”概念的内涵。^[15]

收入《周一良集》第四卷的《新井白石论》，是周先生应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分析历史人物的一篇佳作。在这篇论文中，周先生从白石所置身的各种社会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外交政策中的矛盾分析出发，着重分析作为政治家的新井白石在处理不同矛盾时的行为特点。例如，白石虽然属于统治阶级，却往往站在反对幕府权势一边，弹劾鱼肉百姓、利用改铸货币而私饱中囊的贪官污吏或制止勘定所官僚无理侵吞农民田地住宅的暴举等，提出或采取有利于人民群众方面的措施；在处理江户幕府与京都天皇朝廷的矛盾过程中，白石以史为鉴，建议废止皇子皇女出家的规定，并被幕府采纳，使得日本皇族得以繁衍而不致灭绝，历史影响深远；在协调幕府与大名的矛盾时，白石出于幕府加重大名的负担，最终会转移到武士及百姓，民穷财尽，引起天下骚动，提出济世之策；在与林家权势幕臣的对抗中，白石敢于直言，援引中国典籍法律和欧洲王位继承的事例，排除林家在将军家宣丧事处理、正德年号颁布时的无理纠缠，据理力争，以贯彻其正确主张；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朝鲜通信使、查禁天主教等两个基本问题时，白石禁教但并不排斥西学，著《西洋纪闻》、《采览异言》，掌握300多个荷兰语单词，有开兰学风气之先的草创之功；对朝鲜的交往，则坚持平等相处的接待礼仪，维护国家体面。依据上述分析，论文概括出白石在处理内外政务和处事待人上的特立独行、不同凡响、遇事偏激、狷介自持等特点，并分析了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同时，对作为学者的新井白石在史学、语言学和文学等领域的贡献，也逐一列举。文章的结论强调：“作为政治家的新井白石，在江户前期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多姿多彩的角色，其特立独行令人折服。作为学者的新井白石，以他的渊博知识和敏锐的头脑，在历史、语言、文学各领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江户时代的学术巨星。”^[16]

《新井白石——中日文化交流的身体力行者》一文，阐述了白石很早就与汉字结缘，广泛涉猎汉籍，以及白石在汉诗领域中的成就。指出：“白石在中国儒家经典和历代史籍方面，都有湛深的修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的学习从不流于教条式、经院式，而是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的。他的政治活动中，也体现了他的经史学术修养，贯穿着儒学观点。他的史学著述，也可看出中国史学影响。他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通古今之变，使历史为现实服务。这些方面，都与中日文化交流不可分。”周先生还认为，白石“吸取中国文化之菁华，浸润其中，濡染消化，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他一生69年的事功、学术和文字创作之中。反过来，又用他写作的汉字，特别是汉诗，丰富了中国诗歌的宝藏，为中国诗人所学习欣赏”。他高度评价白石说：“在几千年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新井白石的贡献与作用是特殊卓越、难以匹敌的。”^[17]通过政治、经济、学术和中日文化交流等多种角度的论述，将新井白石的研究推向深入。

周先生的论著《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是在1986年退休后，再治日本史旧业的成果积累。此著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江户时期各种文化现象和人际交流等问题。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以下略称《史论》）收录论文18篇，论题涉及中外文化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关系和明治维新等研究领域。其中，《谈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篇为全书的总论；其余各篇，论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如鉴真、园珍、荣西、罗卧云、孙中山、宫崎寅藏等；以及中日民间节庆，如中秋节；书信往来格式，如尺牍；以及前述有关明治维新的学术论文。概括起来看，《史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建构文化关系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凡高水平的史论类的著作，必要求作者学术建构格局开阔，史学功底深厚而扎实，并能融古今中外史识于一炉，对研究对象无论巨细，皆应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而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阐明。在这方面，《史论》展示了其特色。例如，在100个人至少有100种答案的文化概念表述上，周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化，即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与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其层次分为三种：即相对政治、经济，以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宗教为主要内容的“狭义文化”；以典章制度、生产交换、社会习俗、生活用具等精神与物质成就为主要内容的“广义文化”；普遍存在于各领域的、反映各民族文化本质的“深义文化”，如蕴藏于日本文化深处的“苦涩”、“闲寂”精神。以上三种层次上的文化概念由窄而广，由浅入深，构成了全面而立体的文化定义和类型。特别是“深义文化”的概念，对研究文化史、民族精神史和文化交流史，不无重要的参考价值。

《史论》还以充分的史实为据，从多姿多彩的文化关系和文化交流现象中，归纳出（1）“通常的渠道”，例如“官方派遣使节、学生、舞乐团体，赠送各种礼物（包括手工艺品和动植物等）及书籍”。（2）“重要的途径”，包括“宗教与贸易”。因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宗教也起过正面的作用”。例如，“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富于思辨性的哲学、逻辑学、文学、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等，都随之而来，大大丰富充实了魏晋到隋唐这七百年的中国的思想学术与社会文化生活”；佛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唐朝建筑、雕塑、绘画等工艺技术和医药之学”；“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同时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算学、天文、地理等门学问和工艺技术”；另外，“在朝贡形式下的贸易互通有无，内容十分广泛”，例如，“以中国的输出而言，物质文化方面较高级物品，如丝绸、瓷器等固无论，明清时代铁器输出到菲律宾、缅甸、泰国，木制家具输出到菲律宾，也莫非文化交流”；与此同时，“精神文明的产品”，诸如诗歌、文章、小说印制成图书的大量出口并受到欢迎，等。（3）“意外的渠道”，“即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例如，“13世纪蒙古统治者向西扩张，为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唐代高仙芝与大食交战虽败，但“被俘走的唐朝工匠把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进而远播西方”；“中国开始与拉丁美洲的接触与交流，有赖于16世纪末叶以来西班牙殖民者占据马尼拉并控制它与墨西哥的海上商业往来”，等^[18]。三种文化交流的基本途径，显然是对表现在中外文化关系和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普遍性、必要性和偶然性的另一种高度概括。

第二，横向比较异同，纵向追根溯源，力求归纳出文化关系发展中的规律。在各国文化交流的全过程中，求同存异并加以分析比较，是《史论》研讨的一个主题。例如，在民间节庆方面，周先生注意到元旦、端午、七夕、重九等中国传统节日，自奈良朝传入日本，一直作为国家节日流传到近代明治维新时期，但唯独缺少中国人十分重视的中秋节。经过考证，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即唐代不曾将中秋节定为国家及社会公认的节日，从而也未传入奈良朝的日本，揭破了上述现象的谜底^[19]。再如，在典章制度方面，对奈良朝“全盘唐化”时期为何日本未引进唐朝的科举考试和宦官制度的现象，日本学者虽有谈及，但其解释不甚明了。对此，《史论》指出：日本皇权较弱，物部、苏我、藤原、平氏等豪门贵族先后专擅朝政，滥施淫威，他们不可能移植布衣人入相的科举取士制度而危及自身对政权的垄断。同样，宦官制未被日本采用的原因，也是由于日本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和土壤，即历史上未形成过发达的奴隶制度，最初的统治者中未产生阉人为宦的习俗和传统；奈良朝以来皇权衰微，天皇无能力也无必要利用宦官对付朝廷大臣；平安朝以后，宫廷所蓄女官与将军内府“大奥的女官”“女中”等实际上代替了宦官^[20]。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周先生认为，大凡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自然存在具有规律性的互动关系，同样适用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过程。

第三，考证精密翔实，充分利用了中日两方面的资料，并指出日本学者的错误。敦煌写本书仪，是周先生着力甚深的研究领域。在《唐代的书仪及中日文化关系》等论文中，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中日文化交流的论述与把握之中。书仪，即供写信人参照模仿的书信程式或尺牍范本。周先生通过考证《万叶集》、《古今和歌集》、《大日本古文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续群书类丛》、《明衡往来》、《异制庭训往来》、《释氏往来》、《蒙求往来》、《商家往来》、《百姓往来》等日本古籍中的书仪格式，均与中国的《大唐书仪》、《唐六典》、《唐令拾遗》、《宋仪注》、《十二月仪》、《九族书仪》等书仪著作的惯例有关，前者多广泛吸收与沿用后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奈良、平安诸朝至镰仓、室町、江户时代两国深厚的文化关系。同时，周先生又指出了同源的书仪中，存在若干异同之处。例如，季节问候套语等被日本人持久沿用，一是由于两国皆有大体分明的四季气候差异；二是日本人爱好自然并对季节变化敏感的民族性格使然，此两点概括入情合理。同时，也强调了“日本吸取中国文化以后的创造和发展”^[21]。

学者治学的乐趣之一，是寻觅事物真相，研讨学术真谛的所在。例如，书仪信札的结尾处常见“谨空”两字，日本学者对此的解释语义多歧，《大日本国语辞典》等解释成“为表敬意而留空白”、《广辞苑》释为“在纸末留空白以请求批评”、相田二郎的《日本之古文书》说“谨空”相当于结束全文的“以上”、小野胜年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研究》释“空”字为《周礼》九拜中的“空首拜”之“空”即义为谨致敬礼等。周先生经过比较和考证后，指出：日本学者的上述解释或者“未能说明原委”，或者释义本身就是错误的或不确切的；认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在信札“谨空”意为卑者有意为尊者留出空白，以备批答^[22]。

此外，周先生还与邓懿先生合译美国学者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独译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有生之年，已着手翻译江户时代武士道代表作《叶隐》约三分之一篇幅，可惜天不增寿，来不及完成。周先生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业绩显著，备受晚学后辈的尊敬。退休后，像吴廷璆、邹有恒先生一样，被推选为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相当于获得中国日本史研究终身成就奖的荣誉。

1997年，周先生以论著《中日文化关系史论》，获得当年日本山片蟠桃学术大奖。这个大奖相当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诺贝尔奖”，每年从世界各国的申报者中遴选一名。此前这个奖项已颁发14届，多半颁发给欧美学者，亚洲学者仅颁发过一位韩国学者。因此，周先生是中国学者获此国际学术奖项的第一人，为我国日本史研究终于争取了迟到的荣誉。

四、治史经验与人生感悟

周先生不仅学术著述丰厚，而且毫无保留地将治史的经验传诸学生，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以下多处提交的方法论，均以笔者之一汤重南在1993年7月专访周先生的笔录为据，作一介绍。(www.xing528.com)

周先生在谈到如何研究历史时，指出：“学习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时间、地点和人物。”他说：“在时、地、人这样的历史框架之外，还有类似骨骼的成分，这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这些方面的典章制度问题。”周先生认为，要先读通史中的有关部分，然后读有关这一时期的断代史，如果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就必须广泛掌握原始史料，同时还应该参考国内外学者的著述。谈到史料时，周先生完全赞成并引用了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的名言：“史料譬如一堆散乱在地上的大钱，必须用一根绳子才能把它们贯串起来，这根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23]周先生在谈治史的理论和方法时，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说：“若不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认真掌握并且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显然是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工作者的。”^[24]

周先生认为，治史的根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要写出真实的历史，反映历史的真相，必须端正态度，实事求是。不回避、不曲解、不臆断、不渲染，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再不能因某种政治原因而歪曲历史了，无论如何也不行。周先生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强调“四不”，是对自身，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研究所走过的坎坷道路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在1999年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国家学术讨论会上，周先生在书面发言中做出了真诚的自我批判：“至于写柳宗元《封建论》和诸葛亮法家思想等等，这些文章那就完全是曲其所学，阿谀世道了。而我当时还很自豪，以为用自己所学的古代文献为当时的无产阶级政治服了务。这真是参加造神运动，自己信神崇神的丑恶结果，完全违背了陈先生要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导之下来做研究的教导，是完全应该接受破门之罚的。”^[25]

周先生总结一生的治史体会时说：“早年进学，受的是乾嘉朴学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学阶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学的训练；新中国成立后，进而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辨证的，进入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阶段。我今天的看法是，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窜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鲜明的辨证观点，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辨证地发展。如果说五十年来我的学问多少有些进步的话，那就是由于初步建立了这些观点。”^[26]

谈到史学研究的方法时，周先生自谦说用的是“笨法子”。这个法子就是要下功夫从搜集原始史料入手，进而尽力将有关代表性著述逐一读过，然后才运用各种方法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周先生在讲课时，经常强调两个治学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西方人讲读书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即功夫在字里行间，从书本身的字里行间中探寻历史的真相，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换言之，读史书，必认真读懂，从字里行间发现问题，这是史学研究者必备的能力。第二个方法源自洪偎莲先生，即研究历史需要掌握5W：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处）、What（何事）、How（如何做）。周先生说：“解放之后，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于是感到这5个W不够了。因为只有这5个方面，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所以我给同学谈学习历史的方法时，在介绍这5个W之后，补充说，还有一个最大的W，洪先生当年没有提到，这就是Why——为什么。”周先生说：“只有对于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做出解释，说明它为什么如此，讲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说出个道理，解答了为什么，才能算真正抓住了历史。”^[27]这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几个基本要素，通过讲解6个W而得到了通俗易懂的说明。周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开展研究的。在《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新井白石论》、《说宛》等论文中，不难看出着眼6个W的研究要素，深入浅出，如层层剥笋、拨云观月，不仅阐释事件、人物乃至词语的变迁的经纬而知其然，亦揭示其内在逻辑关系，究明发展的原动力而知其所以然，或真实历史面目，或新说迭出，或正本清源或而独成一家之言。这或许就是周先生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来进行研究，学术成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的秘密所在。

周先生十分重视史学研究的借鉴作用。除了重视其学术上的价值外，还强调其现实意义。早在燕京大学读本科的毕业论文《〈大日本史学〉之史学》的结论中，周先生强调：“历史之学其究竟仍在于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述而已。唯其所以用之者代有不同，人有不同，自孔子作《春秋》之寓褒贬别善恶，至近世之唱唯物史论，一例也。”^[28]在不经意间，道出了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其中包括日本史研究的治学传统。

自《汉书·地理志》起，中国人开始记述日本，但真正摘下“外辩华裔之别”有色眼镜来认真看待和研究日本，却始于东汉之后1500年的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间（1465—1563）后期倭寇的猖獗，再兴于引发万历朝鲜之役的丰臣秀吉“借道伐明”的狂举。一时间，刻印出版了多种日本研究著作，以认识敌手，战而胜之。此后则再次沉湎于“华夏天朝”的旧梦，直至清季被甲午之败打痛，中国人方如梦初醒，再次相对客观、全面地研究日本。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国人重新睁眼看日本的代表作之一。此著计40卷，以5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日本的地理、职官、食货、兵备、刑法、物产、工艺等，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黄遵宪自言，编著此书的目的在于“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期适用也”^[29]。《日本国志》如此布局剪裁，盖因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之剧痛，痛彻国人骨髓之故也。败后而将学术研究与经邦济世的现实要求挂钩，无非古代资治通鉴的近代版。周先生的“历史之学其究竟仍在于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述而已”，与黄遵宪的“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期适用也”，可谓心心相印，见识相同。

毕竟是新中国世界史、日本史新兴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且数十年来风雨兼程，周先生对我国日本史、世界史发展的长短得失的评述，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再放眼世界来看，今天外国史学界流行着不少学派和观点，出版了不少著作，听说还时兴用社会学、民族学等方法研究历史。依我看来，方法和途径可以多种多样，最后用来解释历史的观点，还是两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我们的态度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以及涉及理论性问题的根本解释上，应当坚持历史唯物论。但在某些问题上，只要是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研究成果，都应该学习、吸收，为我所用。只有吸取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周先生总结说：“总之，我们在学术上要放眼世界，不能闭关自守，盲目自大，不能再满足于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只谈规律、意义等抽象的大问题，而不去脚踏实地从具体问题具体史料搞起。另一方面，也不能妄自菲薄，看见人家五花八门的学说观点，就目迷心眩，丢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道理。解放以后，为了纠正过去史学界只钻牛角尖，把史料当作史学，见木而不见林，因而强调理论、观点，强调大处着眼，强调观其会通，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对具体事件、人物、制度的细致深入的研究，因而慢慢地流入空疏，好为大言高论，变成了通病。”因此，周先生提议：“我们正应当总结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历史经验教训，把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推上正确的道路。”^[30]

周先生治学之造诣深厚，包括考据学功底之扎实，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他对考据学的理解和把握是：“其实，考据只是一种方法。梁启超把清儒治学概括为6个步骤：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虚己，第三曰立说，第四曰搜证，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这6个步骤确能代表清儒方法。胡适先生有名的8个大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际也是梁氏六个步骤的进一步浓缩概括，精神是一致的。”周先生在评介学习考据学的入门之书时说：“回忆我60年前在私塾中，最喜读王引之《经义述闻》和王国维《观堂集林》，对其中举证之详赡丰富，分析推理之细腻周到，极为折服。”^[31]

治史与为人关联密切。走过80余年的人生路，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种世道，咀嚼“文革”百味，周先生概括的人生感悟是：“我这个人，由于青少年时的教养，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我总觉得，他们的许多话指出了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因而包含一些起码的做人的道理。即使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因社会变化而有异，孔孟的某些教导依然照旧有其意义与作用。我最所服膺的，是孔子所自称的‘吾道一以贯之’。亦即曾参所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更明确：‘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在人际关系上，我曾自诩有知人之明，更有自知之明。我想这是我群众关系较好的原因，实际也是忠恕之道的推衍。忠与恕的信念之外，40年来，我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辨证的。我深深感到，有这四条信条‘垫底儿’，处顺境时不至于忘乎所以，处逆境时也没有疾首痛心。”周先生还说：“有一部小书名《袖中锦》，其中有‘四事不可久恃’一条云：‘世间有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热、老健、君宠。’我看这段话兼包自然规律及社会规律，既唯物，又辨证。80年代以来，渐渐感觉自己年纪老起来，也感觉自己头脑清醒、思想开阔起来，每每标举这段话告朋友，现再录于自传之末，既以自警，又以劝人。”^[32]周先生这些经历多次“折腾”而发出的上述感言，虽篇幅不长，但无一不是真情实感，可谓玑珠字字。今日读之，眼前不禁浮现出先生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令人感慨良多。

（原载周一良译，新井白石：《折焚柴记·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211页）

【注释】

[1]周一良：《钻石婚杂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页。

[2]周一良：《学术自述》，《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3]周一良：《史语所一年》，《郊叟曝言》，第86页。

[4]周一良：《郊叟曝言》，新世纪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5]周一良：《学术自述》，《郊叟曝言》，新世纪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6]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页。

[7]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第16、17、18、19、28、30、38、39、47、51页。

[8]周一良：《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三杰”》，《郊叟曝言》，第26页。

[9]周一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二期。

[10]周一良：《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一期。

[11]周一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页。

[12]周一良：《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76—578页。

[13]周一良：《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80页。

[14]周一良：《说宛》，《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492—497页。

[15]周一良：《关于日本文化》，《周一良集》第四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213页。

[16]周一良：《新井白石论》，《周一良集》第四卷，第424—447页。

[17]周一良：《新井白石——中日文化交流的身体力行者》，《周一良集》第四卷，第459、460、464、465页。

[18]周一良：《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几点看法》，《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3页。

[19]周一良：《从中秋节看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42—46页。

[20]周一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34—36页。

[21]周一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67页。

[22]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52—54页。

[23]周一良：《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8、182页。

[24]周一良：《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引自《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第27页。

[25]周一良：《钻石婚杂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0—131页。

[26]周一良：《学术自述》，《郊叟曝言》，第76—77页。

[27]周一良：《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第24、25页。

[28]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周一良集》第四卷，第86页。

[29]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上海书局1901年版。

[30]周一良：《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1页。

[31]周一良：《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80页。

[32]周一良：《自传》，《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620—6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