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郑和是个大航海家，奉使七下西洋，像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当然要被当做传说的箭垛，因之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2)（后简称《西洋记》）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西洋记》也非完全荒诞之书，有好些部分都是有根据的。向来中国史地一类的书要想纯粹是信史，那只是妄想；它里面总有一些五行或谶纬的话。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作者罗懋登是明万历间人，曾注释过邱浚的《投笔记》(3)，又曾替高明的《琵琶记》(4)、传施惠的《拜月亭》(5)和《西厢记》作过音释，自己也写过《香山记》传奇，可见是个喜欢小说戏曲的文人。他字登之(6)，号二南里人，里居不详。据向觉明的猜测，“《西洋记》里面所用的俗语如‘不作兴’、‘小娃娃’之类，都是现今南京一带通行的言语，似乎罗懋登不是明时应天府人，便是一位流寓南京的寓公。”但书中方言不仅只是一方面的，即如书中常见的“终生”一词（意云畜生）(7)，恐怕只有太湖系的语言里才有，南京话是只叫做“畜生”的。
《西洋记》叙：“宝船三十六号，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又：“雄兵勇士三万名有零。”（第十五回）大都与《明史》相合：“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正元帅当然是郑和，副元帅王尚书就是《明史》里的王景弘。至于张柏是否即张达，王良是否即朱良(8)，那就不得而知了。王尚书被形容作“身长九尺，腰大十围”（第十五回）。其实这应该归之于郑和，袁忠彻的《古今识鉴》就是拿这8个字来形容郑和的。
《西洋记》叙天妃红灯引路的事也有根据。第二十二回云：“只听得半空中，那位尊神说道：‘吾神天妃宫主是也。奉玉帝敕旨，永护大明国宝船。汝等日间瞻视太阳所行，夜来观看红灯所在，永无疏失，福国庇民。’”郑和自己在《通番记》里也说过这样的话：“值有险阻，一称神号，感应如响，即有神灯烛于杋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
鲁迅(9)和向觉明都据罗懋登的序文，断定他是眼见倭患甚殷，当局柔弱无能，才写出《西洋记》来，以讽喻当局。这话当然可信。他之所以要详细地注释那称道班超的《投笔记》，恐怕也是有些“兴抚髀之思”。
向觉明说：“《西洋记》一书，大半根据《瀛涯胜览》演述而成。”其实主要材料不仅来自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也是《西洋记》的依据。因为《瀛涯》所载仅20国，而《星槎》却有40个地方，比《瀛涯》要多一倍。《西洋记》讲到灵山、昆仑山、重迦罗、吉里地闷、麻逸冻、彭坑、东西竺、龙牙加貌、九州山、卜剌哇、竹步、木骨束等处，都是根据《星槎》，因为这十余处地方均为《瀛涯》所不载。赵景深把《西洋记》引用《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之处，一一作了比对，共找出29处。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西洋记》“所述战事，颇窃《西游记》、《封神传》”。向觉明也说：“《西洋记》的作者一定看过吴承恩的《西游记》，所以模仿的形迹很重。例如，《西洋记》卷十第四十六回说到右先锋刘荫在女儿国影身桥上照影有孕，误饮子母河水等等，这完全是袭取《西游记》第五十三回唐三藏师徒们在子母河受灾的故事。又《西游记》中滑稽的意味很丰富，而《西洋记》中也时常应用浅俗的笑话来插科打诨。这都可以见出承袭之迹。”除上举者外，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出。如，金角大仙、银角大仙是袭用《西游记》里的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羊角大仙是袭用《西游记》里的羊力大仙。《西洋记》第二十一回竟把魏征斩泾河老龙和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完全引了进去。惟师徒四众名称与《西游记》略异，猪八戒作朱八戒，沙和尚作淌来僧；这与引用八仙名一样，故意捏造出元壶子和风僧寿来，而把张果老和何仙姑删去。（此点俞樾在《春在堂随笔》和《茶香室丛钞》曾屡引之，(10)不曾考出其来源。）《西洋记》第二十八回里的吸魂瓶也是《西游记》里所常用的玩意儿。第八十八回到第九十三回里的崔钰判官也是《西游记》中的人物。其他如哪吒、韦驮等亦均见于《西游记》、《封神演义》，惟以前都说是白脸，而罗懋登却硬要写成“朱脸獠牙”的，大约他总爱偷袭，同时也爱改头换面来标新立异。第九十六回叙孙悟空把软水改成硬水，则是罗懋登自己的想象，犹之在《征西全传》里我们也能看见唐僧四众经过薛丁山的战场一样。又，《西洋记》里的马公公，相当于《西游记》里的猪八戒。猪八戒一遇危难，就要散伙，回到高老庄上去看他的老婆；马公公也是一样。第四十九回云：“马公公道：‘似此难征，不如收拾转去罢。’”第五十三回云：“马公公又没鞳靸说道：‘既是这等宝贝，不得赢他，不如回转南京去罢。’”
《西洋记》引用《西游记》之处，虽是不少，提到《三国演义》之处却更多。
向觉明曾提到《西洋记》里的谐趣，也是模拟《西游记》的。不过《西洋记》里的谐趣，实极笨拙，不及《西游记》远甚。大凡会说笑话的人，自己不笑，引别人笑。别人还不曾笑，自己先就笑了起来，其结果一定要失败。《西洋记》每逢插科打诨的时候，总好像警告似的说：“现在我说笑话了！”因此，第二十九回在说过几句笑话以后，来了一句“大家笑了一会”。第三十一回说笑以后，又来一句天师的回答：“不消取笑。”（第三十三回同此，例繁不备举。）并且，罗懋登的笑话大都生凑，喜欢用经史成语读别了音，引用出来，以引人笑，技巧极为拙劣。
鲁迅说《西洋记》“特颇有里巷传说，如‘五鬼闹判’‘五鼠闹东京’故事，皆于此可考见，则亦其所长矣”。按，《五鼠闹东京》见第九十五回，又《金鲤》见第九十四回。这两个故事又见于《包公案》。据现今所知，最早的包公小说专书是《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乃饶安完熙生所作，今存七十余回。此书刊于丁酉，即1597，与《西洋记》同年。究竟收有《玉面猫》（即《五鼠闹东京》故事）与《金鲤》与否，未见原书，不得而知。惟《包公案》中确有这两个故事，除文句不同外，情节完全相同。《包公案》写作年代不可知，仅知其较《包孝肃公百家公案》为晚出，当然也较《西洋记》为晚出，故知《包公案》里这两个故事是袭用《西洋记》的。到了清代，皮黄戏里的《双包案》情节更为简单，差不多五鼠变成一鼠，只剩下真假两老包了。（原来是五鼠变成秀才、丞相、皇帝、国母以及包公，弄成各有两个，近似《西游记》的二心之争。）
《西洋记》中除了以上三个传说以外，还有许多是可以考见的。最可注意的是第九十一回田洙遇薛涛的故事。这故事取之于李祯的《剪灯余话》，原名《田洙遇薛涛联句记》。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的入话也引用了这个故事，惟二人唱和，凌濛初取的是四时回文词的部分，罗懋登取的是联句的部分。罗作极少想象，只是等于把李祯的文言译成白话。
鲁迅说，《西洋记》“文词不工”。一翻开第一页的第一行，第一行的第一句，就是“粤自天开于子，便就有个金羊玉马”，这“便就”两字的连用，犹之“天地乃宇宙之乾坤”是一样的滑稽。还有“问说道”也是常见的。“问道”就行了，何必“问说道”呢？“说”不就是“道”么？“呢”“么”两字也弄不清楚，凡应该写作“呢”字的，都写作“么”字或“罢”字了。
至于排句的滥用也是使人生厌的。本来排句也是修辞格的一种，用得少而得当，未始不可以收到相当的效果。《西洋记》里的排句，每一排很长，至少有四五句，而各排又无变化，只是略改几个字，好像写童话一样的写下去。例如第七回叙碧峰长老与妖精斗法，妖精逃到哪里，他也追到哪里。他是这样写的：
“他两个就走到玉鹤峰上去，长老就打到玉鹤峰上去；他两个走到麻姑峰上去，长老也打到麻姑峰上去；他两个走到仙女峰上去，长老也打到仙女峰上去。”
这样一直写了二十几排，只把地名换上会真峰、会仙峰、锦绣峰、玳瑁峰、金沙洞、石臼洞、朱明洞、黄龙洞、朱陵洞、黄猿洞、水帘洞、蝴蝶洞、大石楼、小石楼、铁桥、铁柱、跳鱼石、伏虎石等。像这样的大排场，我们至少可以遇到十几次，看到这等地方，无法可想，只有跳过去不听他的唠叨。差幸这些排句只在前几卷里有，倘若全部都是如此，那真是不堪卒读了。
《西洋记》不是一部有艺术价值的书，但它能保存许多传说，又能容纳两种《胜览》里的文字，采用较早的版本，使后世得以校勘，其功却也未可尽没。(11)
二 其他涉海小说
明清小说中，中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要数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作品集。这些作品有些是据宋元话本改编而来，有些是拟作话本，其形式上的一大特色，就是保存了民间说话艺人的“说话”（说书）套路；其内容上的一大特色，就是讲说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由于宋元以降中国航海事业和中外海上交通有了更突出的发展，海外贸易在很长时期内更为繁荣，间有倭寇犯乱，海上多事，沿海民人也有往来其中者，所以中国涉海商人以及海外商人的生活形象，便更多地出现在了话本、拟话本所讲述的故事之中。翻翻《三言》《二拍》，有很多篇什涉及这样的内容。如冯梦龙《喻世明言》（《古今小说》）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依其《古今谭概》卷三十六“一日得二贵子”大加铺衍，叙杨八老原在福建漳浦做生意，于倭寇患乱中被掳掠而去，居十九年，从倭习，后与亲人相认团聚，故事生动，颇为感慨。另如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一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叙“国朝成化年间”苏州有一姓文名若虚者，通过航海贸易致富，很值得一读。这文若虚本为一介书生，下海做生意本不在行，每每赔本，人称“倒运汉”。谁知他后来时来运转，就因他跟海洋打上了交道的缘故。“一日，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合了伙将行。他晓得了，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于是跟他们说了，他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满口应允，这文若虚便拼凑得一两银子，买了一竹篓不值钱的“洞庭红”橘子装上海船，意在“有枣无枣打一竿”，即使赚不了钱也赔不了什么。于是开船，“出了海口”，“三五日间，随风飘去，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忽至一个地方，舟中望去，人烟凑聚，城郭巍峨，晓得是到了什么国都了”。泊了船，上了岸，知是“吉零国”（想必是“机灵国”的谐音了），“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这文若虚因“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没想到一竹篓橘子也换了好多银子，于是他和众人一齐上船，“烧了神福，吃了酒，开洋”。海路上遇见一个空旷荒芜的无人小岛，在岛上避风时，偶然发现了“床大的一个败龟壳”，便图个稀罕：“我自到海外一番，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今我带了此物去，也是一件稀罕的东西，与人看看，省得空口说着，道是苏州人会调谎。……”于是拖拉到船边，众人一边笑话他捡了一个不值得带上船的破龟壳子，大而无用，一边帮他将龟壳搬上了船。“当夜无词。次日风息了，开船一走，不数日，又到了一个去处，却是福建地方了。才住定了船，就有一伙惯伺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攒将拢来……众人到了一个波斯胡人店中坐定。”这波斯胡人叫玛哈宝，“专一与海客兑换珍宝货物，不知有多少万数本钱”。众人皆以为文若虚无货可换，文若虚也没想到有谁会买那只败龟壳，他只是想拿回家给人开开眼，算作他的确出过海、到过海外的“物证”，谁知那波斯胡却偏偏视其为巨宝，要出五万两银子买下，还怕他翻悔，竟然立了合同字据，最后索性把自己的绸缎店也让给了他。事后波斯胡才告诉他原委：这只大龟壳中有一颗巨大的夜明珠，“光彩夺目”，价值连城。文若虚也自此成了福建的巨富。因泛海而得转运发迹，这便成了形象的教材。
《二刻》卷三七还有一篇《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也是写泛海经商者的故事，只是这故事不是写其如何泛海发财，而是写他如何与女海神艳遇，从而得宠得福的情事，颇为出奇。至如《西游记》等长篇小说，虽非主以写海与海事，然穿插其中的一些涉海故事，也很值得把玩体味。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龙宫，哪吒闹海；《四游记》中的《东游记》写八仙闹海等等。明清的笔记小说，也有很多铺写海事和涉海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就有多篇。比如《罗刹海市》、《夜叉国》、《海公子》等都是。(12)
至今仍广为流传的长篇小说《镜花缘》，为清李汝珍（约1763—1830）所作。书前半部叙述唐敖等游历海外的见闻，充满了对海外传奇浪漫色彩的描绘。《镜花缘》中许许多多的故事，并非纯粹是作者杜撰，而是与唐、宋、元、明中国海外航行发展，不断传播有关海外航行和海外故事有关。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13)
三 蒲松龄笔下的海商故事：《罗刹海市》(14)
清初著名作家蒲松龄，虽聪明才高，每每赶考，却一直到老与科考进士无缘，只好做了一辈子教书先生，但其骨子里却依然具有重商主义色彩，这反映在他的《聊斋志异》的许多篇什之中，如《罗刹海市》、《夜叉国》、《海公子》等。尽管关于蒲松龄的先祖及其族属问题，学术界一度争论很大，有汉族、蒙古族、回族、女真族等多种说法，而说其先祖是阿拉伯人者，国内外学者大有人在：根据蒲松龄所撰蒲氏族谱，其淄川先祖为元代般阳路总管蒲鲁浑、蒲居仁，而蒲鲁浑、蒲居仁的祖上则是元代从阿拉伯来华经商贸易的大海商、世居泉州并被元朝政府任命为泉州海外贸易总管的蒲寿庚。蒲松龄的上辈人也不乏经商贸易者，其父蒲磐就曾经商发家。或许正是由于蒲松龄骨子里就有经商贸易的家族意识与传统的“基因”积淀，所以经商题材进入了其写作的视野。(www.xing528.com)
《罗刹海市》渊源于佛经故事《罗刹国》而又大异于《罗刹国》，其中深有内涵。
在佛教经典中，不乏“罗刹国”的故事，如《佛本行集经》卷第四九、卷第五十，《六度集经》卷四，《出曜经》等等，而故事情节又不尽相同，可知此类故事在印度民间流传极广。我国魏晋六朝、隋唐时已把这些佛教经典翻译了过来，通过隋唐的“俗讲”而广播于民众。到了清代蒲松龄生活的时期，这个起源于佛经的故事仍在民间口传，故而使蒲松龄得以写成具有独特意义的《罗刹海市》。
今试把两者的故事情节、人物、场景等，就相同或近似之处比较如下（前者佛经故事，后者聊斋故事）：
前者为马王；后者为马骥。均写其形貌美。
前者为“有五百商人”；后者说“仍继父贾”。按佛经故事中，“五百”形容量多，非特定意义。如《杂宝藏经》卷一有“王……语仙人言：与我此女！便即与之，而语王言：当生五百王子……五百彩女中……若生五百子……竖五百力士幢……”《贤愚经》卷第九有“有一国王，……领五百小国王，有五百夫人采女，……值五百头牛，……选五百人，奉侍太子。复令择取五百白象，……复令择取五百侍女……五百乘车。”
前者为“欲入大海”，“求觅珍宝”；后者为“从人浮海”。都写为海风吹去。
前者为“至罗刹国”；后者为“至一都会”，且在后面直陈：“曰：大罗刹国。”
“罗刹”是梵语（aksasa）的音译，指食人恶鬼。前者说“其国多有罗刹女”。后者中，说“其人皆奇丑”，与马骥互以为妖。前者说那些罗刹女“共彼商人，五欲自娱”；后者说“村人喜……共罗浆酒奉马（骥）”，“酒数行，出女乐十余人，更番歌舞”。
前者为罗刹女们主动向商人求爱；后者为龙王为女聘婿。
二者均叙商人心态：前者是“其心侧怆，举声啼哭”；后者是“离席愧荷，唯唯不已”。均写对故土、亲人之念。
前者为“诣罗刹城渐渐而行”；后者为“天明，始达一都会。”前者写罗刹城情景，后者写游海市后到了龙宫，但都形容了其富丽堂皇，都有花、鸟、树等铺张描写。
二者都写了五音歌舞之乐。
二者都写了限定某事之日期的问题，具有神秘的色彩。前者中，作“乃至四月欢乐会时”、“十五日满四月节”；后者中，竟也有“三年后四月八日”之约期。“四月八日”，相传乃佛之生日。
前者罗刹女哀求商人留下，眼见不成，又只好退一步说，让他们把孩子带走；后者是龙女主动说出“三年后四月八日……还君体胤”的话，并与之兑现。
以上所列，从人物、情节、场景到语言，足可以说明蒲松龄的《罗刹海市》所受佛经故事《罗刹国》影响的程度。我们从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导致佛经故事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变异的事实看，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题材来源既有志怪笔记，亦有民间传说来看，从蒲松龄本人复杂的思想以及他的创作原则和目的诸方面来看，可知都是十分自然的事。
佛教自汉东浸，佛经翻译于南北朝遂盛，佛家转经唱导，广宣佛理。如上举“四月八日”佛之生日，据今见史料，北齐高祖时已有斋会隆兴。敦煌卷子《启颜录·论难篇》载：
高祖又尝以四月八日斋会讲说，石动筒（北齐之优人——引者注）时在会中。有大德僧在高座上讲，道俗论难，不能相决。动筒后来，乃问僧曰：“今日何日？”僧答云：“是佛生日。”动筒即云：“日是佛儿？”僧即变云：“今日佛生。”动筒又云：“佛是日儿？”众皆大笑。
斋会、俗讲之举，资料甚多，兹不征引。后世至近，遗响犹广。随手翻翻明清各地方志，即可得到于四月八日设斋浴佛的记载若干。如明代所纂方志中有嘉靖《夏津县志》：“四月八日，僧家浴佛，愚民施财。”崇祯《历城县志》：“四月八日，佛浴日，俗作盂兰会。”蒲松龄同时代之方志如《海丰县志》：“孟夏之月（四月）八日为浴佛日，乡愚入寺作斋会。”《莱阳县志》：“四月八日，僧尼作浴佛会。”《日照县志》：“四月八日，好事者登山上香。”再晚些时候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所纂的山东各地方志中，有此项记载的还有商河、禹城、陵县、德干、临邑、平原、武城、滨州、乐安、新城、邹平、长山、无棣、临朐、寿光、高密、临沂、招远、黄县、蓬莱、泰安、济宁、滋阳、曲阜、邹县、曹县、濮州、茌平等州、县志。佛教之风靡与近世之遗响的广远，于此可见一斑。至于佛经故事，则必然会随着佛经之翻译、佛徒之俗讲、佛画、佛曲而流入民间，广衍远布，久历变传。关于《罗刹国》的流传情况，我们今天还能见到金代的史迹：据王伯敏著《中国绘画史》载，山西繁峙县岩上寺殿之金代壁画，“北壁画五百商人被风吹坠罗刹国故事”(15)，可举为一例。
蒲松龄是专向民间探囊取宝的作家。我们知道，《聊斋志异》近500篇，其题材、情节大部分并非蒲松龄的独创，而是依据许许多多的笔记野吏、佚闻传说和民间故事。他在《自序》中就说过：
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厂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
蒲松龄一方面是清初的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位乡间教书先生。他的经历及所处的环境造成了他思想的复杂性：激进的时代、新思想的萌芽与传统旧思想的束缚集于一身，而他毕竟是以一个伟大文学家的思想与眼力来思考社会现实和处理手中的“本事”题材的。因此，佛经故事《罗刹国》与蒲松龄《罗刹海市》就有了许多的不同点，反映了蒲松龄及其所处时代的思想。
由上面对两个故事所作的引述，我们看到，故事中的人物安排、情节结构、场景描写及人物语言，确如我们所举出的相同或相似。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前者只是后者的依据，换言之，我们只能从后者中发现前者的影子。在《罗刹国》里，马王是佛世尊的化身，是超度那些因入海经商求宝、又迷恋财色而沦遭苦厄的海商众生的；而在《罗刹海市》中，马骥却直接就是海商。没有超度众生的世尊出现，其实马骥也用不着什么超度，因为他入海后并非“受苦”，且倒比入海前要好得多。在罗刹国中的人物，前者是一些罗刹女鬼，后者则写了一个丑鬼群；前者写的是五百海商的“历险记”，后者则写了一个海商的“观光旅游记”；前者写罗刹女们争相向海商求爱，生男育女，后者写的是海龙君择婿招赘；前者写了一大段身陷铁城地狱的海商们在此被食、受厄的阴森可怖的惨景，后者则写了海市、龙宫——处处似乎是令人向往的世界。还有，前者写马王超度众生归还故土时，罗刹女们追来哭喊哀求他们留下，而后者则写龙女劝商人不必为分离伤心，说出了“两地同心，即伉俪也，何必旦夕相守”的话。这些既相似又相异的地方，都使我们窥见了蒲松龄及其所处时代的思想特色。
在佛教思想中，财、色是被鄙弃、被戒止的。在佛经《罗刹国》之类故事中，都宣扬了这样一种佛理：财、色不可贪婪，否则或为恶鬼所食，或头戴大火轮，受大苦难。而且，这些贪财爱色的人，都是些海上商人，因入海求宝而走进了罪恶的深渊，假如没有马王（即菩萨）的普度，就要永此不得超脱了。这反映了佛教中国之后的桑本商末思想。比如佛经的《罗刹国》故事中，让那些贪财入海而身陷厄难的商人说出了这样的话：“更莫发心向彼大海。乃至佣力，亦可存济。……宁住在彼，餐啖牛粪，用为活命，不为求财而来此也。”而这在蒲松龄的《罗刹海市》中，却恰恰相反。商人马骥，原可为读书之人，却继承了父之贾业，入海求宝，为大风引至罗刹国，经历了一场虚惊，然后是游海历宝、得财得色，娶了海龙王的女儿，做了驸马都尉，声“传诸海”，与龙女生男育女，享尽富贵荣华，还能安然得渡以回家省亲。这是很大的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从两个故事对待女色的态度上，关于情爱关系的处理上，如上所述，也具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开始，商品经济更加活跃，由此带来的思想也日趋近代化，尤其是在沿海城市。在山东，则无论是内陆也好，沿海、沿河也好，自明季始，工商业一直发达。山东沿海的盐业始终占全国要位，莱芜的冶铁业自明洪武初年就占全国总产的1／10—1／6，东昌、兖州的棉花，博山的陶瓷、琉璃行销全国。当时全国著名的大商业都市33个中北方9个，山东几乎占了一半。尤其是运河流域的临清、济宁，更是“五方商贾鸣棹转毂”，“百贾会集”，“号为冠带衣履天下”(16)。“兖东郡濒河招商……民习奢华……不贱商贾”(17)。至于蒲氏的家乡淄川，也不乏商贾之举，正如与蒲松龄同时代、并为《聊斋志异》做过评论的唐梦赉所撰《济南府志》所描述的那样，“商贾治丝帛，业香屑”，斯时之商业隆兴及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给人们思想带来的变化得以显见。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蒲松龄的父亲就从事过商贾，并由此从“操童子业”“不得售”而一跃“称为素封”。《蒲氏世谱·蒲磐小传》是这样说的：蒲磐（即蒲松龄之父）“字敏吾……公少力学而家苦贫，操童子业至二十余年，不得售，遂去贾，数年间，乡中称为素封”。又据《述刘氏行实》中称，“松龄父处士公敏吾，少慧肯研读，文效陶、邓，而操童子业，苦不售，家贫甚，遂去而学贾，积二十余年，称素封”。而后来其家境复至破落，则正是其罢贾弃商、教子习儒所致。“不忘经史……食指烦，家渐落。”(18)蒲松龄写《罗刹海市》，叙“父衰老，罢贾而归”，谓生曰：“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儿可仍继父贾。”并凸显了马骥行商探海得到好处的经历，其思想用意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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