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海神信仰与海洋贸易

第四节　明清时期的海神信仰与海洋贸易

海洋商人是继海洋渔民之后走向海洋，追求海洋商业利益的人群。海洋商人从事海洋商业贸易活动充满风险，不仅有商业风险，而且还有人身安全风险。海商把消除心理上对风险的担忧寄托在对神灵的种种祈祷之中。因此，海洋商人的整个商业活动过程也与海神信仰密切联系。⁽¹⁹⁰⁾

一　海洋商船的海上航行与海神祭祀

明清时期，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在出海前要举行祭海。据《漳州府志》记载：“海澄县天妃宫在港口，凡海上发舶者皆祷于此。”⁽¹⁹¹⁾琼州（即今海南岛）为海上南北交通要冲，其海口是往来舟楫必经之处。元代即于此处创建天后庙，“沿袭于明，而香火极盛于清”。凡“灵爽迭着，舟行者必请命于神，而后济者事也如之”⁽¹⁹²⁾。事实上，明清两代闽粤一带的海商下海出航前祭祀海神妈祖已成惯例。我国海商出海前举行祭祀的现象源于何时有待探讨。据记载，在唐宋时，福建南安延福寺的通远王“其灵之著为泉第一。每岁之春、之冬，商贾市于南海暨蕃者，必祈谢于此”⁽¹⁹³⁾。福清海口的林夫人庙“贾客入海，必祷求阴护”⁽¹⁹⁴⁾。莆田的罗隐庙“海商祈风，分帆南北”⁽¹⁹⁵⁾。宋代路允迪奉旨出使高丽国前也举行祭海，说明祭海在当时已是普遍的现象，其他地方的海商也不例外。

出海前如果没有祭祀神灵可能要遭遇不幸。福建莆田“显应侯”在五代时就灵验。据说，“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谋利于他郡外番者，未尝至祠下，往往不幸，有覆舟于风波，遇贼于蒲韦者”。而出海前祭祀神灵则可平安无事。泉州海商朱纺往三佛齐国从事海洋贸易，因临行前祭祀“显应侯”并请得香火，“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显应侯”甚至可化险为夷。兴化军海商“周尾商于两浙，告神以行。舟次鬼子门，风涛作恶，顷刻万变，舟人失色，泣涕相视。尾曰：‘吾仗神之灵，不应有此。’遂呼号以求助。虚空之中，若有应声。俄顷风恬浪息，舟卒无虞。”⁽¹⁹⁶⁾唐宋的海商已是如此信仰海神，流风所及，到了明清时代成为更普遍的风气。

此外，明清时期有的地方的海洋商人出海前还请道士做“安船科仪”，以祈福禳灾，求得诸神保佑商船以及船上人员平安。⁽¹⁹⁷⁾

海商对于神灵的祭祀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从事远洋贸易的海商在海船航行时也要举行祭祀。

从事海洋贸易的最大危险是在航行过程中。与远海捕鱼的渔船相比，不仅时间长，航程长，而且海况也更复杂，而从事远洋贸易就更不要说了。因此，海洋商人特别是从事远洋贸易的商人在整个航程中也要举行焚香祭祀。其焚香祭祀表现为，在出海前祭神时从神庙中请去香火并在船上继续焚香祭祀。如前述福建莆田的“显应侯”，宋时“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¹⁹⁸⁾。明清时期，此俗继续流行，并对商船上供奉的神灵偶像进行焚香祭祀，详见后述；而且还表现为商船航行至某地要祭祀当地管辖一方海域的神灵。据记载，大蚶光济王庙，在莆田府城东奉谷里大蚶山。据《泉南录》载：“昔尝海溢，有物如屋瓦乘潮而来，郡人异之，为立庙，凡商舟往来必祷焉。”⁽¹⁹⁹⁾又如广州城南五里有崇福无极夫人庙，商船往来，无不乞灵于此，“凡过庙祈祷者，无不各生敬心”⁽²⁰⁰⁾。这种状况延续到明清时期。山东庙岛即沙门岛，“岛间水深丈余，可泊数十艘，避北风，上有田地五顷六十亩及神妃显应宫，居民十余家，洋船往来于直沽者必于此湾泊，盖海道咽喉之地也”⁽²⁰¹⁾。庙岛在山东长岛县，它的周围有一列群岛困成一个塘湾，世称庙岛塘。过去是登州外港，所谓岛上有“神妃显应宫”就是“天后宫”，供奉海神娘娘。⁽²⁰²⁾这里是南北海上交通咽喉，过往的船只大都要在这里停靠汇集，同时祭祀海神妈祖。

内洋航路途中要举行焚香祭祀，外洋航路就更不要说了。七洲山附近的七洲洋，即今西沙群岛一带海域，为我国古代去南洋群岛乃至西洋各国的必经之险地。宋人吴自牧的《梦梁录》中就有“去怕七州，回怕昆”之说。明代的航海者中更是相传“上怕七洲，下怕昆，针迷舵失，人船莫存”⁽²⁰³⁾。在航海者看来，七洲洋之所以险象环生是由于海中的鬼神为祟。因此凡商“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²⁰⁴⁾。只有祭祀过“海厉”，海商才敢放心往来七洲洋。

从事远洋贸易的商船因航程长，途中往往要停靠一些地方补充薪米淡水之属，同时逢庙祭祀。事实上，凡是过往船舶中途停靠之处同时也是其汇集之处，必然要设庙宇以供海客焚香祭拜。如靠近占城附近的灵山不仅是往中南半岛船舶途中的停靠处，也是西洋航路上船舶中途的停靠处。据《星槎胜览》曰：“……山顶有一石块似佛头，故名灵山，往来贩舶于此樵汲，崇佛诵经，燃放水灯彩船，以禳人船之灾。”⁽²⁰⁵⁾“灵山石佛，头舟过者，必放彩船和歌，以祈神贶。”⁽²⁰⁶⁾可见，灵山是海上往来商舶中途“樵汲”之处，更是海商祭拜神佛之处，供其“崇佛诵经，燃放水灯彩船，以禳人船之灾”。

在途中停靠后重新起航同样要举行祭祀仪式。明代凌濛初在《拍案惊奇》中写道，明成化年间，苏州府长洲县海商40余人合伙乘船往海外经商，船至那国里停靠，“随同众人一齐上去，到了店家，交货明白，彼此兑换。约有半月光景，……众人事体完了，一齐上船。烧了神福，吃了酒，开洋”⁽²⁰⁷⁾。《拍案惊奇》中所写的虽是小说，但反映的是当时的事实。远洋航船在途中遇到神庙也并非都要停靠祭拜，有的则采取在船上遥望祭拜的形式。据记载，西洋针路中的乌猪山“上有都公庙，舶过海中，具仪遥拜，请其神祀之”⁽²⁰⁸⁾。又载，过“乌猪山……请都公上船”⁽²⁰⁹⁾。就是说，乌猪山上有“都公庙”，船舶途中经过其处采取遥望祭拜的形式，同时还“请其神祀之”于船上。那么，都公是何人呢？据记载，“都公者，相传为华人，从郑中贵抵海外归，卒于南亭门。后为水神，庙食其地。舟过南亭必遥请其神，祀之舟中”⁽²¹⁰⁾。显然都公原是华人，因往海外归来卒于途中，而成为管辖“南亭”亦即“乌猪山”附近海域的“水神”（即海神）。往来航船的海商船主都要“请都公上船”，以便一路保佑他们一帆风顺。⁽²¹¹⁾

海洋商人在海上航行中对神灵的祭祀并非单向，而是往返都要祭祀。如据《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载，“独猪山……往回献祭”⁽²¹²⁾。又《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亦载，独猪山，系海南万州山地方。“往来祭海宁伯庙。”⁽²¹³⁾福州五虎门是海商船只出入的门户，所以海商“往回献祭”。⁽²¹⁴⁾不仅如此，对于那些途中曾被请上船供奉的神灵，返程时则要举行仪式送神回去。如“都公”为南亭门的“水神”，海商南下经过该处时“遥请其神，祀之舟中”，“至舶归，遥送之去。”⁽²¹⁵⁾“回用彩船送神。”⁽²¹⁶⁾

此外，海商返航后要举行还愿祭祀仪式。据记载，宋代“泉州杨客在海外经商十几年，积累多金，每遇风暴袭击，必大叫神求，大许愿，及回全忘光，后得报应”⁽²¹⁷⁾。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子，不过对后来的其他海商具有警戒作用。当然绝大多数的海商在酬神这方面表现出十分虔诚。例如广州城南的崇福夫人庙，据元代无名氏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记载：“庙之后宫绘画夫人梳妆之像，如鸾镜、凤钗、龙巾、象栉、床帐、衣服、金银器皿、珠玉异宝、堆积满前、皆海商所献。”到了明清时期还愿酬神几成制度，而且十分奢侈。如《瀛壖杂志》载“海舶抵沪，例必斩牲演剧。香火之盛。甲于一方”⁽²¹⁸⁾。

从上述可知，海洋商人由于海上航行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而对神灵的祭拜显得十分虔诚，祭祀海神的活动伴随着整个航程。他们不仅祭祀妈祖等海神，凡是他们认为能够保佑其海上航行安全的神灵都予以祭祀，真是多多益善！⁽²¹⁹⁾

二　海洋商船神龛所供奉的海神偶像

海洋商人不仅出海从事海洋贸易之前要举行祭祀仪式，而且在商船上设置神龛供奉神灵，以便在整个航程都能拈香祭祀，保证与神明随时沟通。据说最初在商船上供奉神灵的是宋代福建人。宋咸淳以前，其他地方从事海运者即模仿福建人做法供奉“天后”，到了明清时期形成了这一行业的普遍习俗。那么，当时商船上供奉神灵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在此，我们以琉球国《历代宝案》所记载的有关中国遇难船只资料为主并结合其他资料，专门探讨明清时期海洋商船上所供奉的神灵及其信仰行为，以期进一步对海商的信仰活动有更全面的了解。

（一）神灵偶像类型

从《历代宝案》记载中，可查找到有供奉神灵偶像的中国遇难船只26艘。其供奉神灵的类型分类如下：

供奉一尊“天后”。乾隆三十年（1765年），福建漳州府龙溪县船户蔡永盛等23名海商驾坐地字50号商船，装载货物往江南贸易，又在当地装茶叶往西锦州发卖，再“装买豆子、瓜子要回本县，驶至山东洋面陡遭西北大风，失舵弃桅，任风漂荡，漂至琉球国德岛”，随带物件有“天后娘娘一位”⁽²²⁰⁾。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初四日，福建泉州府商人徐三贯率舵工水手23名去广东买双桅乌船并收买赤白糖等项，往天津发卖，又在当地“收买红枣、乌枣、核桃、梨子等物要回家为生理”。返程时，于山东外洋“不意飓风陡起，砍断大桅，随风漂流”。漂至琉球国八重山，随带物件中有“圣母像全座”⁽²²¹⁾。“圣母像全座”，全称应是“天上圣母像全座”。嘉庆十三年（1808年）八月十七日，江南省苏州府镇洋县海商俞富南等17人乘船往关东做生意，遇大风，漂到硫球国德之岛，随带物品有“所奉天上圣母”⁽²²²⁾。嘉庆十九年（1814年），广东潮州府澄海县船主吴利德率舵工水手36人，搭客22名，坐驾澄字149号船“装载赤白糖等项前到天津府发卖”，“转到西锦州置买黄姜、木耳、牛油、甘草、防风等件要回本籍”。在江南大洋陡遇风暴，漂至琉球国八重山，商船搁礁打破，“所有货物尽漂弃，惟剩所奉圣母神像全座”⁽²²³⁾，“圣母神像全座”其全称应是“天上圣母神像全座”⁽²²⁴⁾。道光二年（1822年），广东潮州府澄海县郑仁记等柁梢搭客共90名乘坐县字27号商船，“装载黄糖、苏木等货到江南上海县贸易，又在当地装载棉花、豆饼、布匹等货返回，因遇大风漂到琉球国八重山”，“通船人数共见船不坚固，将及沉覆坐驾杉板二只上岸活命”。随带物件中有“所奉天上圣母神像全座”⁽²²⁵⁾。道光四年（1824年）四月十五日，福建泉州同安县船户洪振利与通船柁梢29名、搭客9名，共38名，坐顺字96号关部照地字2号商船奉宪令启程到台湾府装载粮米往天津府交纳后转盛京奉天府南金州置买豆子，放洋要回本籍，途中遇大风，砍桅坏舵，货物丢弃，任风漂荡。后“船底破漏，将次沉没”，乃带衣包等物跳上舢板，随风漂流至琉球国山南府地方。⁽²²⁶⁾随身携带有“所奉天上圣母神像全座”⁽²²⁷⁾。道光四年（1824年）五月二十二日，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商民吕正等共32名，坐驾盛字338号商船去台湾装载大米往天津府贸易，在当地装载乌枣，又转到山东收买豆饼，要回本籍。不意在洋中沉船，吕正等6名（后饿死5名，仅存吕正）“坐落水柜”，随波漂荡，漂至琉球国北山府地方。随身携带物件有“所奉天上圣母神像全座”。道光四年（1824年）七月二十四日，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商人蔡高泰与舵梢15名、搭客7名，共22名，“驾坐澄字64号商船装载糖货到天津府发卖，在当地装载高粮（当为“粱”字）酒、乌枣等货转审（当为“沈”字）阳省宁远州装载姜货，于放洋回本籍途中遇风涛大作，漂至琉球国叶壁山”，船上随带物件中有“所奉天上圣母神像全座”⁽²²⁸⁾。

以上供奉“天后娘娘”1艘，属漳州府龙溪县；供奉“天上圣母”1艘，属苏州府镇洋县；供奉“天上圣母神像全座”6艘，其中属泉州府3艘（属同安县2艘，1艘未标明何县），属潮州府澄海县3艘。无论供奉1尊“天后娘娘”或“天上圣母”，还是“天上圣母神像全座”，事实上，这些海洋商船所供奉的都只是一尊“妈祖神像”。其总数8艘，占30．08%。

供奉“妈祖陪祀顺风耳千里眼”。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初一日，江南省通州船户崔长顺与海商共23人，乘坐一艘海船从通州吕四场出港，往胶州装载客货物等。后出胶州港往苏州交卸客货物。十一月二十三日忽遇飓风，“坏舵不能收拢，随风逐浪在大洋飘荡”，十二月八日又遇西北飓风，“砍断大桅，松去货物”，漂至琉球国八重山地方，“船被风浪打碎”，为当地民众救起，捞起物件中有“天后娘娘一件、千里眼将一位、顺风耳将一位”⁽²²⁹⁾。乾隆四十三年（1769年）十月二十四日，江南省通州商人、船户姚恒顺与海商共14人，乘坐“通字五甲四十四号商船”从太仓州镇洋县装载南货往山东胶州贸易，又在当地“揽装腌猪等货”，返回镇洋，不意于“洋中遇着飓风将舵子损折，任风飘行”至琉球国八重山，冲礁船破。随带物件中有“一、天后娘一位，一、千里眼将一位，一、顺风耳将一位”⁽²³⁰⁾。引文中的“天后娘”，应是“天后娘娘”。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九日，福建省闽县船户林攀荣与海商共33人，乘坐顺字34号商船，“装载纸货，由福州出口”，于八月二十四日到关东锦州府停泊，又在当地装载瓜子等物后“开洋回南贸易，仍回本省”，不意一月初十日五条沙洋面风波大起，船“失舵弃桅，任风飘流”至琉球国马齿山，乘舢板上岸。随带物件有“一、天后娘娘一位，一、千里眼将一位，一、顺风耳将一位”⁽²³¹⁾。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二十九日，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船户林长泰与商人共26人，驾驶海船一只，“装载红糖，本县开船到上海地方发卖，转到锦州府收买黄豆、瓜子、芝麻等项回到山东大西岛山放洋，要回本县”，十二月初三日“忽遇飓风打断桅舵，丢弃货物”，漂至琉球国大岛⁽²³²⁾，随带物件中有“一、天后娘娘一位，一、千里眼将一位，一、顺风耳将一位”⁽²³³⁾。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船户陈万金等38名海商乘坐澄字523号船“装载槟榔，本县开船前到天津府天津县兑换贸易”，后转到盛京省奉天府宁海县“置买黄豆”，放洋要回本县，不意西风大作，波浪猛起，砍弃桅蓬，任风漂流至琉球国叶壁山。随带对象中有“一、天后娘娘一位，一、千里眼将一位，一、顺风耳将一位”。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十六日，广东潮州府澄海县船户陈进利等50名商人、搭客坐驾海船一只，于本县出口到天津贸易，又到山东福山县“采买黄豆、小麦、豆饼等项”。十一月初五日放洋回籍，不意“初八日陡遇西北大风，失舵砍桅，任风飘流四十余日”，至琉球国山北府。随带对象中有“一、奉敬天上圣母一座，一、顺风爷二座”⁽²³⁴⁾。引文中的“天上圣母”，即“天后娘娘”；“顺风爷二座”应是“顺风爷一座，千里眼爷一座”，可能是记录的人未加细察所致。(www.xing528.com)

供奉“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二十日，江苏苏州府长洲县嘉会铜局坐商杨嗣亨奉旨遣发东洋采办红铜，共101名坐金得泰商船“在本县装载药材、糖货以及呢羽缎哔吱等件”从乍浦出口放洋要往东洋，一路遭风，漂到琉球国奇界岛，船撞礁击碎。随带物件中有“一、敬奉天上圣母一座，一、顺风耳一座，一、千里眼一座，一、总管爷一座”⁽²³⁵⁾。乾隆十四年（1749年）四月二十二日，福建省福州府闽县船户蒋长兴等27名海商驾乌船“往厦门装糖”，五月初十日至上海县发卖，后在当地装茶叶运往锦州发卖。又在彼地装瓜子、黄豆等项。十月十五日出锦州港到江南外洋陡遭西北大风，漂至琉球国麻姑山，冲礁船破，随带物品中有“天后娘娘并将军三位”⁽²³⁶⁾。这里的“将军三位”其中二位似应是“顺风耳将与千里眼将”，另一位应是“总管爷”，因清代湄洲祖庙中神像有此组合。

以上供奉“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6艘，其中属苏州通州2艘，属福州府闽县l艘，属漳州府龙溪县1艘，属潮州府澄海县2艘。供奉“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2艘，其中属苏州府长洲县1艘，属福州府闽县1艘。二者共8艘，占30．77%，前者占7．69%，后者占23．08%。，供奉“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与供奉“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相比较，后者只多了“总管爷”，事实上，在神灵偶像组合方面基本相近。

在商船上，还有将妈祖与其他神灵合祀。供奉“天后、观音合祀，陪祀顺风耳千里眼”。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二十八日，福建漳州府龙溪县船户金乾泰与商人共26人驾坐海船“往福州买纸货到天津府贸易，转西锦州购买黄豆回，到山东大石岛放洋要回本县”，陡遇西北大风，打断桅舵，漂到琉球国德岛。随带有“一、天后娘娘一座，一、观音菩萨一位，一、千里眼将一位，一、顺风耳将一位”⁽²³⁷⁾。供奉“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宫娥彩女”与“关帝、水官大帝合祀”。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闰三月二十二日，江南省苏州府元和县船户蒋隆顺等为本省镇江府黄姓客人所催，装载生姜往直隶天津府交卸。后又屡次为人运载粮米。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月二十三日，因福建莆田商人游华利之雇往山东定武府海丰县装载枣子，要到浙江宁波府交卸，不意在洋中忽遇狂风，失舵砍桅，任风漂荡至琉球国太平山。随带有“一、关圣帝君一位，一、三官大帝一位，一、千里眼将一位，一、顺风耳将一位，一、宫娥一位，一、彩女一位”⁽²³⁸⁾。顺风耳千里眼为妈祖的属将，未见关帝陪祀此二神，宫娥彩女当为天后亦即妈祖的陪祀神。“关圣帝君”与“三官大帝”陪祀宫娥彩女则不合情理。所以，引文中应少了“天上圣母”，很可能是该船在海中遇难时失落。引文中的“三官大帝一位”也有误。“三官大帝”是指天官、地官、水官三位神灵，应为“水官大帝一位”。因为在明清时期即有独立的“天官赐福”画像，说明民间会根据需要分开供奉。（此组“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宫娥彩女”神像应是莆田商人所供奉。“关帝、水官大帝”神像则为苏州府元和县船户所供奉。）供奉“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与“关帝陪祀关平周仓”。道光六年八月三十日，江南省松江府上海县舵工王群芳等海商14人驾坐海船装载货物要到山东交卸，不意在洋中连遭大风，船几沉覆幸漂至琉球国，随带物品中有“一、所奉关圣帝君一位，周仓一位；一、顺风耳一位，千里眼一位”⁽²³⁹⁾。这种格局似乎不合情理，引文中有关海洋商船上所供奉的神灵中似乎少了一位“关平”、一位“天上圣母”，很可能是商船遇难时遗失于海中。供奉“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与“关帝陪祀关平周仓”。道光六年（1826年）十一月初六日，江南省苏州府昆山县船工陈志贵等共20人在上海县装载货物要到山东胶州口交卸，十六日在崇明放洋，不意在洋中屡次遭风，砍桅失舵，任风漂至琉球国⁽²⁴⁰⁾，随带物品中有“一、奉敬关圣帝君一座，关平一位，周仓一位；一、奉敬天上圣母一位，千里眼一位，总管公一位，顺风耳一位”⁽²⁴¹⁾。

以上供奉“天后、观音合祀，陪祀顺风耳千里眼”1艘，属漳州府龙溪县；供奉“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宫娥彩女”与“关帝、水官大帝合祀”、供奉“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与“关帝陪祀关平周仓”、供奉“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与“关帝陪祀关平周仓”各1艘，分别为苏州府长洲县与元和县、松江府上海县占。这里共计4艘，每种组合占3．85%。后三种比较接近，占11．54%。

天后与地方上的守护神合祀。其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供奉“天后、圣公爷合祀”。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间，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商人船户林顺泰等23名坐驾乌船一艘装糖往天津发卖，转到山东胶州买绿豆、粉干、紫草欲回厦门，行至半洋，陡遭暴风，失舵弃桅，随风飘至琉球国大岛地方，冲礁破坏。⁽²⁴²⁾随带物件中有“一、天后娘娘一座，一、圣公爷一尊”⁽²⁴³⁾。有的供奉“天后、天恩公公合祀”。道光十年（1830年）五月十五日，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商人杨传顺等23人，坐驾澄字159号商船在琼州府陵水县装载黄、白糖等货往天津发卖。又转奉天府宁远州收买黄豆，开船要回本籍，不意在洋遭风，砍桅失舵，任风漂流到琉球国大岛地方，随带物品中有“一、所奉天恩公公，一、所奉天后娘娘一座”⁽²⁴⁴⁾。可见，上述供奉“天后、圣公爷合祀”1艘，属龙溪县；供奉“天后、天恩公公”合祀1艘，属澄海县。前者以妈祖与圣公爷合祀，后者则以妈祖与天恩公公合祀，这一类共计2艘，占7．69%。“圣恩公公”与“圣公爷”应为漳州与潮州的地方神灵。

有的商船不供奉妈祖，而是供奉“菩萨”。在供奉菩萨的商船中，有的供奉“观音菩萨”。嘉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直隶省天津府天津县海商陈百顺与舵梢17人、搭客3人，共20人驾坐商字43号商船，到辽东买黄豆、苏油、豆饼等项，转江南省上海发卖，途中遇飓风，伤舵断桅，随风漂流至琉球国，随带物件中有“所奉观音菩萨”⁽²⁴⁵⁾。有的供奉其他菩萨。乾隆八年（1743年），江南苏州府吴县海商游仲谋等83人，驾坐本县贸字第3号商船往日本长崎贸易，兑换条铜、海参、鲍鱼、海带等件。返程行至洋中，陡遭暴风，漂至琉球国大岛。随带物件中有“菩萨七尊”⁽²⁴⁶⁾。乾隆十四年（1749年），直隶顺天府天津卫船户田圣思等20名海商，驾坐商船在锦州府置买元豆、瓜子等物要往山东胶州贸易，不意半洋陡遭西北大风，桅篷锚舵舢板俱失，任风漂至琉球国大岛。⁽²⁴⁷⁾随带物件只有“九圣菩萨一幅”⁽²⁴⁸⁾。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二月间，琉球国大岛地方救起一艘中国遇难商船，船户王源利系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人。王一行26人在山东胜州装载青白绿豆、核桃、柿饼等物要往浙江乍浦，行至洋忽遇飓风，失去桅舵，漂至琉球国。随带对象中有“菩萨四位”⁽²⁴⁹⁾。上述供奉菩萨4艘，其中属于天津2艘，属于苏州吴县1艘，属于晋江县1艘。这一类占15．38%。明清时期，“菩萨”这个称呼在民间不再单纯指佛教中的“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菩提萨埵”。天津的“九圣菩萨”很可能就是民间诸神。“观音”也是佛教民间化、世俗化的产物，即民间诸神。福建民众通常称“观音”为“观音妈”，属于民间民众亲昵的称呼。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26艘遇难商船中，只有4艘没有供奉妈祖，占15．38%。供奉妈祖的有22艘，占84．62%。这说明“海神妈祖”在海洋商船上所供奉的神灵中占绝对优势。海商们以妈祖为主神再加其他神灵供奉。其一，加陪祀神。如“顺风耳千里眼”，“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顺风耳千里眼宫娥彩女”。其二，加“菩萨”构成合祀。如与“观音”合祀。其三，以妈祖为主，以其属下为陪祀神的组合与其他神灵组合构成并祀。如“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与“关帝陪祀关平周仓”，“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与“关帝陪祀关平周仓”等。其四，与地方神灵构成合祀。如分别与“圣公爷”、“天恩公公”等构成合祀。⁽²⁵⁰⁾

（二）神灵偶像的年代、区域分布分析

根据遇难船只所供奉神灵偶像类型的年代顺序进行考察可知：

乾隆朝海洋商船上所供奉的神灵偶像有“天后（一尊）”、“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天后、观音陪祀顺风耳千里眼”、“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宫娥彩女”与“关圣、水官合祀”、“天后、圣公爷合祀”几种类型。

嘉庆朝海洋商船上所供奉的神灵偶像有“天后（一尊）”、“观音菩萨”两种类型。

道光朝海洋商船上供奉的神灵偶像有“天后（一尊）”、“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与“关帝陪祀关平周仓”、“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与“关帝陪祀关平周仓”、“天后、天恩公公合祀”类型。

纵观清乾隆年间至道光年间琉球国救起的26艘中国遇难商船可知，这些海洋商船上所供奉的神灵偶像的组合未见有明显的变化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其一，道光朝泉州府同安县、潮州府澄海县商船出现供奉“天上圣母（神）像全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供奉神灵偶像的变化或神灵偶像组合的变化。事实上，这只是神像的雕造形式发生变化，实际供奉的只是一尊“天后”神像。其二，上述统计，嘉庆朝海洋商船上所供奉的神灵偶像只有“天后（一尊）”与“观音菩萨”两种类型，并不意味着当时海洋商船上只供奉这两种类型，或者海洋商船上所供奉的神灵偶像类型出现变化。从《历代宝案》中有关遇难船只的记载看，乾隆朝13起，道光朝9起，嘉庆朝只有4起。嘉庆、道光两朝的年数都比乾隆朝短，把这两朝的年数相加，正好与乾隆朝的年数相近，同样把琉球国救起的清朝嘉庆、道光两朝的遇难船只数量相加，正好与乾隆朝相当，都是13起，其神灵偶像类型数也基本接近。这表明，当时我国沿海海商所信仰的诸神结构具有比较大的稳定性。⁽²⁵¹⁾

根据遇难船只上所供奉的神灵偶像的区域分布进行考察发现：

江苏、福建、广东海洋商船都普遍供奉“妈祖”，天津、浙江未见这方面的记载，不过天津在元代就建有天后宫，其海洋商船理应有供奉“妈祖”的。而清咸丰年间往返于日本长崎与浙江乍浦之间进行海洋贸易的“丰利船”上就供奉“妈祖”（详见后述），这是清代浙江海洋商船上供奉“妈祖”的实例。可以说，妈祖是我国沿海海洋商船上普遍供奉的神灵。但必须指出，并非所有的商船都供奉“妈祖”。单纯供奉妈祖或妈祖及其陪祀神“顺风耳千里眼”或“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等的，共有16艘，占61．54%。有一部分则是妈祖或妈祖及其陪祀神与其他神灵并祀，如“天后、观音合祀，陪祀顺风耳千里眼”，“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宫娥彩女”与“关帝、水官大帝合祀”并祀，“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与“关帝陪祀关平周仓”并祀，“天后陪祀顺风耳千里眼”与“关帝陪祀关平周仓”并祀，还有妈祖分别与地方神“圣公爷”、“天恩公公”合祀，共有6艘，占23．08%。在天津、江苏有少数海洋商船单一供奉“菩萨”，即便在福建也同样如此，共有4艘，占15．38%。

众所周知，妈祖原是福建沿海民间信仰的神灵。后来，一方面随着闽粤特别是闽中渔民与海商的足迹而传向沿海各地；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认可而纳入祀典和历代王朝的加封神号，使得妈祖信仰在全国迅速传播并成了全国航海者普遍信仰的神灵。但以上所述显示，各地尚有少数单纯供奉“菩萨”以及“妈祖”或“妈祖及其陪祀神”与其他神灵并祀的信仰文化现象。这种信仰文化现象透露出一个历史事实：我国沿海各地的航海者原来都有自己的保护神，随着妈祖成为全国性的海神，有的地方性保护神的神格失落了。当地的人们有的供奉“妈祖”外，还供奉自己本地的保护神，即便“妈祖”故乡的福建沿海也概莫能外，有的供奉“菩萨”，有的“妈祖”与“观音菩萨”或“圣公爷”合祀。此外，据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记载：“海船敬奉天妃外，有尚书、拿公二神。按尚书姓陈名文龙，福建兴化人，宋咸淳五年廷试第一，官参知政事，宋史有传。明永乐中以救护海舟封水部尚书。拿公，闽之拿口村人，姓卜名偃，唐末书生，因晨起恍惚，见二竖投蛇蝎于井，因阻止汲者，自饮井水以救一乡，因而成神，五代时即着灵异。二神亦海舟所最敬者。”⁽²⁵²⁾就是说，海船除了供奉“妈祖”外，还合祀“尚书”、“拿公”。一般说来，供奉“尚书”、“拿公”的商船是福建的海商。

这些商船大都是往来于国内航线，只有一艘开往日本。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苏州府长洲县嘉会铜局坐商杨嗣亨等101人奉旨乘坐金得泰商船往东洋采办红铜，装载药材、糖货等从乍浦出口放洋，一路遭风，漂到琉球国奇界岛，撞礁船碎。⁽²⁵³⁾船上携带有“天上圣母”、“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各一尊。至于远洋航线的情况，据明代张燮《东西洋考》载可知，当时的往西洋航线的海洋商船大都供奉“协天大帝（关帝）”、“天妃”、“舟神（‘不知创自何年，然舶人皆祀之’）”。⁽²⁵⁴⁾

那么，海洋商船上所设置的“神龛”又是怎样的呢？《李朝实录》保存有一则相关的记载。嘉庆三年（1798年），海澄县船户陈嘉瑞驾金宝发号商舶出海从事海洋贸易，遇风暴漂至朝鲜，被救起。据《李朝实录》记载，其船上“设窗棂，以金涂之，施锦帐，帐幅金书‘天后圣母’字，中供金佛三躯”⁽²⁵⁵⁾。引文中的“窗棂”指神龛，而所谓“设窗棂，金涂之，施锦帐，帐幅金书‘天后圣母’字”，意思是设置涂饰金碧辉煌并施设锦帐的神龛，神龛横帐上书“天后圣母”金字。依神龛帐幅上金书“天后圣母”字样来判断，“金佛三躯”当指“天后及其配祀之神”。因为到了明清时期所谓“佛”与“菩萨”一样都被民众用于泛指“民间信仰的诸神”。可见海洋商船上所设置的“神龛”装饰之豪华铺张。神龛终日香烟缭绕。正如有首竹枝词描述道：“天后娘娘小像传，中堂虔供一炉烟。扬风旗出高檐外，知是伊家放海船。”⁽²⁵⁶⁾据张燮《东西洋考》记载，关帝、妈祖、船神，“以上三神，凡舶中来往，俱昼夜香火不绝。特命一人为司香，不事他事。舶主每晓起，率众顶礼”⁽²⁵⁷⁾。

在神龛供奉神灵偶像组合方面，渔船似乎更侧重于地方性的保护神，特别是本村的护境神，这是海洋商船所少有的。此外，对妈祖的信仰不如商人普遍。神灵偶像是一种象征符号，不同的神灵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妈祖”是海上保护神，“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都是妈祖手下的属将，眼观千里，耳听八方，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得渔商船遇难的信息，以便迅速救护，保护海上航行安全。“观音”在民间是一位“救苦救难”的“大慈大悲”之神。“水官”解厄，供奉水官可消灾免祸。关帝既是守护神又是武财神，供奉关帝既可保平安又可保佑生意发财。“圣公爷”是熟识港道的引航神，泉漳舟人大多奉祀，这种信仰也传到台湾，在台湾其庙宇称“圣公庙”⁽²⁵⁸⁾。“天恩公公”可能是潮州一带民众供奉的守护神。在海洋商船神龛中所供奉的神灵，有的为一尊，有的则数尊组合在一起。不同的神灵组合构成不同的象征符号系统，其象征意义不尽相同。而妈祖与“顺风耳千里眼”或“顺风耳千里眼总管爷”的组合则最常见，这表明身家性命的平安是第一位的。妈祖与“观音”或“圣公爷”组合也与前者具有同样的意义。总的看来，保佑平安仍是海商的最大心愿，这正体现出普遍的社会心理与中国文化关注现世的人文精神。⁽²⁵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