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海神信仰与海洋渔业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海神信仰与海洋渔业

海洋渔民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走向海洋的人群。海洋捕捞是人类最早的经济活动与产业。由于大海浩瀚、风涛莫测与渔业生产的丰歉所具有的偶然性，从而决定了海洋生产与生活中更多地和海神信仰发生联系。⁽¹⁰⁴⁾

一　海神信仰与渔业生产过程

明清时期海洋渔民的海洋神灵信仰与海上渔业生产捕捞紧密地联系着，几乎贯穿着海洋渔业生产的整个过程。现分述如下。

渔汛期的首航日子多由海神确定。海洋渔民往海上捕鱼要受渔汛支配，这就决定了海洋渔业生产具有季节性，亦即周期性。在渔民眼里，每个捕鱼周期何时出海，对于捕鱼生产的丰歉至关重要。因此，古代渔民重视出海日子的选择，特别是每年第一个渔汛期的首航日子。为此，渔民往往要到海神庙焚香祭拜并以占卜确定。据《福建省民俗志》记载，福建沿海古代渔民于“每年春节过后，第一次出海要占卜择日，一般是到妈祖庙（又叫天后宫）进香，求问时机良辰，由神意定夺出海佳期”⁽¹⁰⁵⁾。此俗至今犹存。这种习俗在我国沿海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澳门渔民每年首次出海的日期也是通过占卜由神明决定的。⁽¹⁰⁶⁾事实上，通过占卜决定出航时间的习俗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据唐朝段公路的《北户录·鸡骨卜》记载：“南方逐除夜，及将发船，皆杀鸡择其骨为卜，传古法也。”⁽¹⁰⁷⁾又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武帝时，“既灭两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嫚；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¹⁰⁸⁾。这则引文中的“粤”同“越”，亦即指“古越族”，说明“鸡卜”这种习俗原先流行于生活在我国东南以及南部沿海的古越族中。明清以来我国东南以及南部沿海渔民出海以占卜择定日子的习俗与上古生活在这一带的古越族的“鸡卜”习俗存在某种承继关系。

出海捕鱼前要祭祀海神，祈求海神保佑平安。早在先秦，我国沿海渔民已远航深海捕鱼。前引《管子》一书记载揭示，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沿海渔民已远航深海进行捕鱼作业，为了谋取海洋经济利益而“宿夜不出”。到了明代我国远海渔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以福建为例，明代福建沿海一带的渔民已多往浙江海域捕鱼。明代万历年间，闽人董应举在其《护渔末议》一文中说：“鱼自北而南，冬则先至浙江凤尾。凤尾在浙直外洋，故福、兴、泉三郡之渔船，无虑数千艘，悉从外洋趋势而北。至春，渔乃渐南，闽船亦渐归钓。”⁽¹⁰⁹⁾据此可知，当时福建的福州、兴化、泉州三个府的沿海渔民大都往浙江凤尾洋面捕鱼。《明季北略》载，明崇祯朝浙江巡抚张延登的《请申海禁疏》一文说：“闽船之为害于浙者……一曰钓带船，台之大陈山，昌之韭山，宁之普陀山等处出产带鱼。闽之莆田、福清县人善钓。每至八九月，联船入钓，动经数百，蚁结蜂聚，正月方归。”由此文可知，浙江台州府的大陈山、宁波府的普陀山、昌国卫的韭山等附近洋面出产带鱼。每年八九月间，福建的莆田、福清等县出动数以百计的渔船前往钓带鱼。从福建沿海到浙江海域需要多日时间，而且一路风涛莫测，捕鱼作业的安危与产量的丰歉亦难以预料。所以，沿海渔民很重视渔汛期出航前对海神的祭祀。据《福建省民俗志》记载，福建沿海渔民在择定出海日期后，“要到神庙（即妈祖庙）中将香火带到船上”的神龛中，而且“渔家要备三牲、带香烛、金箔、鞭炮等到海滩上设位祭神，由船主点香跪拜，祷告神灵恩泽广被，顺风顺水，满载而归。接着焚烧纸钱，鸣炮喧天……渔船缓缓驶向大海”⁽¹¹⁰⁾。不过，这种风俗在不同的地方有所差别。晋江渔民在祭典之后，“还要驾船只到土地庙或妈祖庙前的海面上绕道一圈，才正式扬帆出海”⁽¹¹¹⁾。惠安沙格渔村的渔船出海远航前，则必须到供奉妈祖的灵慈宫祭祀。⁽¹¹²⁾厦门港口原先建有“金王爷宫”，一般称为“海口宫”。渔民出海前必须先向“金王爷”抽签，求得获准并在一张神符盖上大印后，才能扬帆举棹。⁽¹¹³⁾除了春汛外，福建沿海渔村的渔民于夏、秋、冬汛出海前也要举行祭典活动，其“祭礼仪式与第一次基本相同”⁽¹¹⁴⁾。

浙江沿海及其岛屿的渔民将一年分为四个渔汛期，即“四水”。每水首次出海前都要祭祀海神，其做法亦因地而异。宁波沿海渔船出海前，渔民先要上香拜菩萨，再以水酒供请菩萨。船老大向娘娘菩萨参拜许愿，祈求捕鱼丰收，并许以演戏之愿。鄞县“大对船”出海前，先要在“龙王堂”演戏敬龙王，然后请菩萨上船。经过事先更衣沐浴的渔民边走边敲锣，手捧佛袋上船并将之钉在船舱中，出海时鞭炮齐鸣。⁽¹¹⁵⁾舟山群岛每一渔汛期首次出航都要举行隆重的祭海仪式。祭海时渔民备三牲礼品，“或在船头供祭龙王，或在船尾的圣堂舱供祭菩萨，点起香烛、三敬酒，跪拜祈祷……望龙王和菩萨保佑，一汛中平安无事，获得丰收”⁽¹¹⁶⁾。广东沿海渔民中亦有此俗。据清代屈大钧的《广东新语》记载：“天妃神灵尤异……其祠在新安赤湾，背南山，面大洋……凡济者必祷，谓之辞沙。以祠在沙上故云。”⁽¹¹⁷⁾引文中的“济者必祷，谓之辞沙”，当然包括渔民在内。明清时期汕头渔民离岸出海打鱼前要先拜妈祖，当渔船行驶至外海口妈屿时，还要到岛上的天后宫祭拜，同时放生一只鸡。⁽¹¹⁸⁾

祭海仪式若进展顺利，则被渔民视为好兆头。相反，一旦出现不顺，就必须采取补救措施。如舟山群岛“旧时，渔船离港出海先要点烛、焚香祷告，若烛火被风吹熄，即为风大不能开船，若三次点火被风吹熄，认为开船不利，不仅不能按期开船，还要再次举行祭海活动，误以为得罪海神，请龙王宽恕”⁽¹¹⁹⁾。

下海捕鱼前有很多事务，其处理妥当与否，关系到捕鱼生产作业能否顺利进行。

首先，海上渔业生产相关的人事安排，渔民们多请海神决定。船老大人选的确定通常要到海神庙“卜筊”，由神明决定。船老大是船上的掌舵人，是关系到船上渔民生命财产的安危与海上渔业捕捞丰歉的关键性人物。渔船出海前必须选定船老大，出远海尤其如此。船老大的选择除了渔民自家独资造船自家人充任船老大外，一般还有两种情况：一是几家合资造船，船老大由大家推举产生；二是船主备船，船老大雇人充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要求充任者必须有丰富的海上生活与渔业生产经验以及临时应变的能力。具备这些条件后，进行“卜筊”，请海神决定。人类学田野调查表明，福建惠安崇武小岞村渔船的船老大一般要选有丰富的海上渔业生产经验、有一定威信者，如遇数人条件相当，就要到妈祖庙“卜杯”求神明决定，以连续两次卜得“信杯”者当选。如果渔业产量长期不高，渔民们也会去妈祖庙“卜杯”，重新改选船老大。⁽¹²⁰⁾小岞渔村的渔民出海前还有举行“消度”的习俗。在举行“消度”前，不仅举行仪式的时辰要由海神妈祖确定，而且仪式中一些事务的参与人选，如持油锅者、撒盐米者、倒用油者以及油中的黄表纸球的数目等，都得到妈祖庙通过占卜请海神妈祖决定。⁽¹²¹⁾

其次，遇到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的事，渔民们也请海神决定。如福建惠安大岞渔村的渔民在祭海之后将要出航，但由哪一艘船“开头只”，则必须请海神妈祖决定。⁽¹²²⁾又如福建九龙江口的“疍民”信仰“水仙王”，每年农历十月初十日为“水仙王”的诞辰日，这一天渔民们要汇合庆祝，并抽签分配网位，免得为争夺网位而发生冲突。谁抽到哪一处网位的签枝，就必须绝对遵从神意的安排。⁽¹²³⁾这一信仰民俗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上述海神信仰的诸种祭祀仪式都是在渔民出海之前举行的，这是由于前程充满危险并存在着无数的不可知，渔民们希望通过祭海仪式祈求海神保佑，并请海神择定出海日子，确定船老大人选以及处理其他相关的人事安排，从而消除心理上的紧张与不安，坚定走向海洋的信心与勇气。

二　下网捕鱼与祭神

海上捕鱼具有偶然性，时而满舱而返，时而空载而归，给人一种在冥冥之中有神灵支配的感觉。明代以前，我国沿海渔民中就流行以祭祀祈求神灵保佑获鱼的习俗。据《吴地记》载：“阖庐十年（公元前505年），东夷侵，吴王入海逐之，据沙洲上，相守有余。届时风涛，粮不得渡，王焚香祷之，言讫，东风大震，水上见金色逼海而来，绕吴王沙洲百匝，所司捞漉，得鱼，食之美。……鱼作金色，为知其名，见脑中有骨如白石，号为石首鱼。”⁽¹²⁴⁾引文中的“石首鱼”，今名“黄花鱼”。这则记载表明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的渔民中流行此俗：捕鱼前要焚香祷祝以祈求神明保佑，不仅能获鱼而且能获取更多的鱼。吴王只是袭用了当时沿海渔民中普遍采用的为获鱼而举行的祀神仪式以捕“石首鱼”，即“焚香祷之，言讫，东风大震，水上见金色逼海而来”。所谓“金色逼海而来”就是指金黄色的石首鱼（黄花鱼）群逼海而来，似乎暗中有海神应吴王的祈求驱赶黄花鱼群前来。又据宋朝人的《稽神录》载：“东州静海军姚氏率其徒捕海鱼，以充岁贡。时已将晚，而得鱼殊少。方忧之，忽网中获一人，黑色，举身长毛，拱手而立。问之不应。……姚曰：‘此神物也……’乃释而祝之曰：‘尔能为我致群鱼，以免阙职之罪，信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数步而没。明日，鱼乃大获，倍于常岁矣。”⁽¹²⁵⁾引文中的“静海军”建置于五代末的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治在今江苏南通市一带，而“东州”则是古人对东方的泛称。可见唐宋时期东南沿海以捕鱼为生的人们也认为，鱼群是由神灵主宰的，想要获鱼可通过祷祝，祈求神灵以“致群鱼”。到了明清时期，举行祭祀海神仪式，希冀通过焚香祷祝以祈求捕到更多鱼的做法是渔业生产中不可少的“功课”。浙江宁波沿海渔民于下网捕鱼前要烧金箔，用黄糖水遍洒全船，也往自己身上洒以示干净，并用盐掺米洒在网上和海面上。⁽¹²⁶⁾这种仪式既是驱邪，也是向神灵祈求。浙江舟山渔民在采集淡菜、海螺前也祭祀海神，特别是每年八九月采集旺季，要举行“开金秋”仪式，在礁盘上摆上香烛供品，祈祷海神保佑，同时口中还轻声唱念相应的仪式歌。⁽¹²⁷⁾在辽东湾，渔民崇拜海龟即元鱼，称之为“元神”。渔民们在海上捕鱼时，追踪鱼群主要是靠“元神领航”。为此渔船的桅杆上要吊一个大筐，人坐其中以瞭望元神的行踪。当海面上有元鱼挥动双鳍，拍打出水花来，表明元鱼混入鱼群中。渔船下网时，先要避开元鱼并往海里投些猪头、寿桃、米糕等，同时口唱颂歌。等元鱼过后，开始撒网，边撒边喊讨彩和吉祥的号子。⁽¹²⁸⁾福建沿海渔民在捕鱼作业前也要祭祀海神。清朝张曲楼的《官井捕鱼说》载：“吾乡渔利，以马鲛为最……每小满前数日，群鱼相率由外洋卵育，以水暖浪小，鱼苗可保也。吾乡人于是早预，傍晚开艚。先于本洋放，每潮收放二三次，夜出晨归，洋头四五日，俟潮大则驶往官井捕取，名曰‘下洋’。先以香烛往天后宫延接香火，祀于艚之中仓，后备薪米及一切用物。黄昏炊烟横斜，各艚驶至天后宫前，焚烧楮帛，鸣金放爆，庙祝亦鸣鼓以送之。然后转舵张帆，直驶而下，五十余艚同时并发……及到官井，先寄碇仙人瓦待潮，早后放……月轮满天，鱼帜飘扬……收网停泊，得鱼盈舱……”⁽¹²⁹⁾张曲楼是霞浦竹江人，其《官井捕鱼说》描写的是当时其家乡渔民往官井洋捕鱼的情景。通常渔民往远海即下洋捕鱼前要祭祀海神，但官井洋在霞浦，属近海，从竹江到官井洋仅40里水程，当地渔民却称之为“下洋”。“下洋”前先往天后宫祭祀妈祖，并从天后宫“延接香火，祀于艚之中仓”，其目的在于在海上能够随时向海神妈祖祈求保佑下网多捕鱼，平安捕鱼。

明清时期，沿海渔民不但通过祭祀仪式祈求海神保佑获鱼，而且还以焚香占卜了解鱼群的信息，并请求神灵明示可否捕捉。据清朝人的《咫闻录》记载：“渤海有鱼，厥名曰鳅。鳅之大，不知其几千丈也。逆而来水击数十里，怒而去潮吸数十丈……其来也无形，其去也无踪者，从何以窥，客曰：子不见沿滨海若，灵于内地神祇乎。当春夏之交，渔民猬集于庙，焚香祷祝，掷筊而知其来，又必筊卜可捕，以为神之许也，则捕之。”⁽¹³⁰⁾可见，由于鳅（即鲸鱼）“其来也无形，其去也无踪”，捕捉难度大，捕鳅前渔民往往要在海神庙“焚香祷祝”，祈求神明启示，通过卜筊了解鳅是否会来。鳅来后，又通过卜筊请示神明是否可捕，神许以“可捕”，则捕之。

上述祭祀所涉及的海神主要有天后娘娘、龙王、船菩萨等。明清以来我国沿海渔民还有将鲸鱼视为海神而加以祭祀的。到了明清时期鲸鱼已成了渔民捕捉的对象。但由于鲸庞大凶猛，往往会危害渔船的安全，因此，古代有些地方的渔民以为鱼群是由鲸鱼主管的，从而对鲸鱼产生崇拜心理并进行祭祀。如山东沿海渔民称鲸鱼为“赶鱼郎”，就是因为尾随其后必获丰收的缘故。渔民见鲸鱼游行于海中，视为吉兆，往往焚香烧纸，遥望祝拜。长岛渔民中至今流行这样的歌谣：“赶鱼郎，黑又光，帮助我们找渔场。”“赶鱼郎，四面窜，当央撒网鱼满船。”⁽¹³¹⁾因此，渔民又将鲸鱼视同“财神”、赵公元帅。⁽¹³²⁾山东桑岛的渔民称鲸鱼为“老爷子”，无论是在岸上还是在海里，见鲸鱼就烧香纸。据说，渔船跟随鲸鱼之后能网到大量的黄花鱼。因此，渤海湾里打鱼的船只在渔汛期若见到鲸鱼追食鱼群，称之为“过龙兵”，船只不敢靠前，只在其后烧纸钱祷告，等鲸鱼过后尾随其后捕鱼，可获得丰收。

出海前要祭海，下网捕鱼作业前要祭祀海神等，所有这些仪式，仅仅是表达渔民们的愿望而已，但捕鱼作业过程中不顺利的事还是在所难免。在捕鱼中一旦出现不如意的事，渔民们立即举行仪式进行补救。如吴越渔民洒盐米于海上，并点燃稻草把，待冒出青烟，举之于船的四周挥舞，以驱赶邪气。⁽¹³³⁾

显然，在古代，由于渔民们的科学知识贫乏，无法解释渔业生产中出现丰歉的原因。他们无法准确地把握鱼群的行踪，而把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海神，相信海神是神通广大的，它能够主宰海洋鱼类，能为自己驱赶来鱼群。⁽¹³⁴⁾

三　渔船神龛及诸神合祀

渔船神龛中的诸神合祀是指在船上某一部位设置神龛以供奉几尊神偶。这种现象至宋代尚未成形，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给事中路允迪奉命出使高丽，使船在途中遇大风，8舟7溺，只有路允迪所乘的海船得神灵保佑而幸免于难。因随船人员以及水手多来自浙闽等沿海一带，他们各自带去家乡供奉的神灵偶像以便随时保佑。回国后，路允迪将所了解的有关神灵保佑的事上奏，并请求赐额、加封。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金兵进攻淮甸，福建兴化军“遣戍兵，载神（即妈祖神像）香火以行：一战花黡镇，再战紫金山，三战解合肥之围。神以身现云中，着旗帜，军士勇张，凯奏以还”⁽¹³⁵⁾，表明在两宋时期海船上还未专设神龛以供奉神灵偶像。到了明清时期，我国海船已大都在船中设置神龛以供奉海神，渔船亦然。渔民在渔船上设神龛，其用意在于方便处于流动状态的海上渔业生产中的诸多祭祀活动。

海洋渔业生产特别是远海渔业生产充满危险，渔民出海前往往要将香火请入渔船的神龛中供奉着。如浙江舟山群岛渔船的神龛亦即“圣堂舱内香烟缭绕，火烟不断”⁽¹³⁶⁾。福建惠安大岞渔村的渔民“在海上捕鱼时，每条船上都供有妈祖，日日有人烧香供奉”⁽¹³⁷⁾。这显然是为了保证整个航程香火不绝，希冀海神保佑海上航行与捕鱼作业的安全。

远海捕鱼生产过程的时间相当长，或半月或数月，其间必然要遇到所信仰的神灵的诞辰日、成道日以及牙祭日等。浙江舟山群岛渔船上的渔民在海上同样要按岸上的习惯举行各种祭祀。福建沿海渔船上设有神龛，渔民出海时“带些香烛、纸钱上船，以备途中祭日使用”。“下海捕鱼期间，每逢初二、十六的日子，在船上还要‘做牙’祭神。而东山县等地是初一、十五祭祀。”⁽¹³⁸⁾渔船上的渔民在海上每逢这些日子都要“祭祀妈祖、关帝、海龙王”。⁽¹³⁹⁾

海洋气候变化无常。在突遇大风时，渔民们即在船上的神龛前祭拜神明，烧香化纸钱，以祈求神明保佑平安。江苏海州湾一带的渔船在海上遇风险时，全船的人都跪倒在海神娘娘的神龛前烧香磕头，齐声祷告：“天后圣母娘娘显灵，保佑弟子平安。”⁽¹⁴⁰⁾福建惠安沙格渔村的渔民在海上遇险情时，人们总是虔诚地跪拜在妈祖龛前祈求庇护。⁽¹⁴¹⁾

前已述及，渔民下网捕鱼作业前要祭祀海神，希冀海神送来更多的鱼，其祭祀大都在神龛前举行。神龛前也是渔民进行酬神祭祀的场所。浙江宁波沿海的渔民凡捕到第一条大黄花鱼，首先用于供祭船菩萨。⁽¹⁴²⁾舟山群岛的渔民捕到第一网鲜鱼，也要先取去供奉船菩萨。⁽¹⁴³⁾江苏海州湾一带的渔民出海捕到的第一网鱼要取去孝敬龙王与天后娘娘。⁽¹⁴⁴⁾福建沿海渔民在海上捕到的第一网鱼，先要挑选一条大鱼献祭于船上的神龛前。把捕到的第一条大黄鱼或从第一网中挑选最大的鱼献祭于海神，不仅仅以此表达渔民的“酬神”敬意，更重要的是以此祈求海神能够为他们送来更大的鱼群，捕获更多的鱼，获取更大的海洋经济利益。渔民在海上的祭祀活动大都在神龛前进行，那么，渔船神龛中供奉的主要有哪些神，这些神与渔村信仰的神以及海上渔业生产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据《福建民俗志》载，福建沿海渔船普遍供奉妈祖。⁽¹⁴⁵⁾惠安沙格渔村规模较大的渔船大都设有神龛，较小的渔船至少也要供奉一个香炉，将一条写着“天上圣母”的红布条贴在香炉存放处，表示妈祖与船同在。⁽¹⁴⁶⁾惠安大岞渔村每条渔船上都供有妈祖。⁽¹⁴⁷⁾不过，惠安其他渔村的渔船也有供龙王或王爷的。漳“疍民”的连家船供“水仙王”。⁽¹⁴⁸⁾浙江沿海及其岛屿的渔民将渔船神龛中供奉的海神称为“船菩萨”、“船关老爷”，其情况较复杂，有男女之分。男性船菩萨有的供关公，有的供鲁班，有的供杨甫老大等⁽¹⁴⁹⁾；女性船菩萨有的供观音，有的供寇承御，有的供妈祖。⁽¹⁵⁰⁾广东、香港、澳门的渔船大都供妈祖，江苏海州湾一带的渔船亦多供奉妈祖。⁽¹⁵¹⁾事实上，前述渔船上神龛供奉的海神大都是渔村中信仰的神明。渔民们相信本村的神明能够保佑自己远航捕鱼顺风顺水，吉利发财。因此，每当出海捕鱼时就将本村信仰的神明请到船上去，安置于神龛中。一般说来，沿海渔村的渔船上供奉的都是本村的护境神，如福建惠安沙格渔村，其妈祖信仰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存在。此外，还有观音妈、土地公、盘古爷等⁽¹⁵²⁾，但以妈祖为最高神，渔民出海捕鱼时于渔船上供奉妈祖。对于海岛渔村来说，渔船上所供奉的为其护岛神。以浙江舟山群岛为例，在有人居住的岛屿中，“岛岛有岛神，有的一岛一庙，有的一岛数庙，所供祭的岛神有各岛相同的，也有某个小岛所独有的”⁽¹⁵³⁾。如其中的嵊泗列岛，天后既是护岛神，也是护船神。“渔民不仅在岛上建天后宫供祀天后娘娘，而且在船上也供奉天后，尊为船菩萨。”关帝与天后一样既是护岛神，也是护船神。渔民在岛岸上建“关圣殿”、“关帝庙”供祀关公，在船上供奉则称为“船菩萨”，俗称“船关老爷”。⁽¹⁵⁴⁾(www.xing528.com)

神明偶像是人们信仰心理的外化与象征，渔船上供奉的海神偶像反映了渔民在海上渔业生产过程中信仰心理的需求。

其一，渔民在海上讨生计，希望海神能够保佑他们航行与捕鱼作业的安全。妈祖是航海守护神，能保佑渔民航海与捕鱼平安；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能救渔民的苦难；关公生前是位刚烈勇猛的武将，在渔民眼里能威镇海域；鲁班是木工的祖师爷，也是造船的祖师爷，渔民供奉他不仅出于感激，而且希望他能够保佑渔船不受风浪的损害。在渔民眼里，海上捕鱼实际上是在龙王的疆域里讨生计，捕捉龙王的鱼兵虾将，因而担心龙王震怒，因此供奉龙王实际上是为了讨好龙王，免得其兴风作浪，危及捕鱼生产与渔民生命安全。

其二，渔民在海上捕鱼作业条件极为艰难，需要群体的团结协作。“一人难以背船过海”，这是渔民中代代流行的一句俗话，它反映了海上捕鱼生产受自然环境的限制，从而需要群体性与协调性。渔民群体的团结协作需要彼此讲义气，因而重义气的关公则为渔民所敬重；而寇承御狸猫换太子救了宋仁宗皇帝，至死不吐真情，被视为烈女，其“义气”同样为渔民所敬重。因此渔民供奉关公、寇承御等，是希望这些神灵能保佑同一渔船上的人能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地投入渔业生产。

其三，海洋中的鱼群具有极大的流动性，捕鱼是否能获得丰收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富有经验的渔师或船老大能通过观察水色、听水下声音，辨别鱼的种类、鱼群的去向以及鱼的数量。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记载，浙江“每岁一大渔汛，在五月石首发时，即今之所称鲞者。宁、台、温人相率以巨舰捕之，其鱼发于苏州之洋山，以下子故浮水面，每岁三水，每水有期，每期鱼如山排列而至，皆有声。渔师则以篙筒下水听之，鱼声向上则下网，下则不，是鱼命司之也”⁽¹⁵⁵⁾。“海鱼以四五月间散子，群拥而来，谓之黄鱼，因其色也。渔人以筒侧之，其声如雷，初至者为头一水，声凶且猛，不可捕。须让过一水，方下网。簇起泼以淡水，即定，举之如山，不能尽，水族之利，无大于此。”⁽¹⁵⁶⁾这二则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渔师经验之丰富。这类渔师或船老大死后往往为渔民所崇拜并加以神化。船菩萨中的杨甫老大生前就属于捕鱼技术高超与经验丰富者。相传他为福建一位寡妇捕鱼，捕来一船梅童鱼，进港“过鲜”时却变成一船大黄鱼，使寡妇发了财。寡妇前往舟山致谢时发现杨甫老大生前竟是定海岑港老白龙化身。此后，渔民便尊他为船菩萨。⁽¹⁵⁷⁾广东潮汕的“长年公”⁽¹⁵⁸⁾生前因为有丰富的捕鱼经验与技术，死后受渔民的崇拜与信仰。江苏海州湾的“楚太”生前亦富有捕鱼经验，死后专门保佑渔民多捕鱼与安全捕鱼。⁽¹⁵⁹⁾应该说，对杨甫老大、长年公、楚太等渔业的专业神，渔民供奉的目的在于祈求保佑捕鱼丰收。

必须指出，渔船神龛中供奉的海神并不定于一尊，许多远海捕鱼的大船往往供奉多尊神灵偶像。如浙江舟山群岛的渔船神龛中的船菩萨偶像两旁还供奉顺风耳、千里眼两个小神偶。⁽¹⁶⁰⁾福建沿海的渔船除了供奉妈祖或龙王、王爷外，也同时供奉关帝⁽¹⁶¹⁾等。渔船神龛中的这种诸神合祀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一般说，合祀数量越多，亦即海神偶像的种类越多，在海上渔业生产过程中的保佑功能也就越多，越齐全。这种合祀现象是漂泊于大海之上讨生计的渔民复杂的信仰心理需求的表征。显然，渔船设置神龛供奉海神是渔民出海远航前海神信仰活动的延续。渔船供奉海神偶像使海神信仰活动能最直接地贴近海上渔业生产，方便了渔民在海上的祭祀活动，使所供奉的海神能伴随、保佑整个航程和渔业生产过程，随呼随到，保佑周到。

四　船老大：海上祭祀的司祭者

渔民们在海上的整个捕鱼作业过程既是经济活动过程，也是生活过程，这实际上是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种种关系的互动过程。同时为了和谐地完成其互动必须构成一定数量规模的人员组合。这种组合亦即“人与海洋、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邦关系的组合”⁽¹⁶²⁾，是一种“船上社会”⁽¹⁶³⁾，亦即“特殊的海上社会”，是海洋社会中最小的社会群体和最基层的组织。这种“船上社会”在某种情况下会发生解体与重组。据民俗学田野调查，浙江舟山一带的渔民在渔汛结束后要举行大规模的祭海，俗称“谢洋”，又称“谢龙王”。“不论丰收歉收都得谢龙王，渔民们也趁机最后欢聚一餐，饱饮一顿，第二天走散，另行搭班捕鱼，投入新的渔汛。”⁽¹⁶⁴⁾虽然如此，但大部分“船上社会”还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是渔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特殊的构成细胞。船老大在这种“船上社会”中有着特殊的身份与重要的地位。海神信仰的祭祀活动几乎贯穿着海洋渔业生产的终始，而船老大在其祭祀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渔船在出海前要举行祭祀，通常船老大要组织与主持祭祀。江苏海州湾一带每年春季第一次出海（无论近海或远海）前要举行隆重而又严肃的“照财神路”或称“照船”、“照网”的仪式。“在出海之前，不随便上船或往船上装东西，先把要装船的网具食物等全部物资准备好，整齐地排在靠近船的海滩上，由船老大点燃用花皮（桦树皮）和芦苇捆成的火把，俗叫财神把子，把所有船上的人、网具、食物等一应物资，以及船头船尾、舱里舱外，通通照一遍，在照太平舱时，还要特意放鞭炮驱‘恶气’。认为一切晦气恶气经过财神把子一照，都被赶跑了，又能添上喜气财气。”⁽¹⁶⁵⁾“全年第一次出海这一天，全庄老少都敲锣打鼓放鞭炮到海边送行，在一片锣鼓鞭炮声中，船老大捧着猪头带着全体出海人祭船敬龙王……先到龙王庙神坛前摆供祭品，点烛烧香烧纸马放鞭炮磕头，祈祷龙王垂恩保佑，海上平安，取彩满载。这是祭龙王，是祖祖辈辈出海前必行的一次大型的祭祀活动。然后将祭龙王的供品，摆在出海的船头前烧香放鞭炮祭船。”⁽¹⁶⁶⁾浙江宁波沿海渔船出海前，要先上香参拜菩萨并供祭酒菜，船老大向娘娘菩萨即海神参拜许愿，祈求“给我打第一对（意即产量最高）”，并许以演戏酬谢之意。⁽¹⁶⁷⁾可见，在江苏海州湾一带，渔民出海打鱼之前，无论是举行“照财神路”的仪式，还是这一仪式后出海当天举行“祭龙王”、“祭船”仪式，都是由船老大主持祭祀的。浙江宁波沿海渔船出海前的祭神祈愿仪式也是由船老大主持的。

有的渔船的船老大是船主雇的，渔船出海前的祭祀仪式是由船主或船老大主持。如浙江舟山群岛渔汛期渔船出海前要举行祭海（或在船头祭龙王，或在船尾圣堂舱祭船菩萨），“祀祷者一般是船主或船老大，祷词均是吉利之语，大意是望龙王和船菩萨保佑，一汛中平安无事，获得丰收。祭毕，船老大把供祭中的一杯酒和少量碎肉、糖、盐、鱼等抛入海中，以谢龙王和船菩萨，俗称‘行文书’，或叫‘酬游魂’；然后，全船人围坐一起，举杯痛饮。船主和渔民家属在岸上鸣放爆仗，渔民在船上鸣锣，船上挂起大红彩旗，渔船乘风破浪出海了……这是渔汛开始第一次出海的大规模的海祭，舟山各小岛均很盛行。解放后曾一度绝迹……最近，此风又有抬头……”⁽¹⁶⁸⁾可见，在舟山群岛，即使船老大不主持祭海仪式而由船主主持，船老大在祭祀中也扮演主要角色。

渔船在海上也要经常举行各种祭祀、祈祷仪式。如江苏海州湾一带的渔船船头放一根最大的铁锚叫“太平锚”，不到万分危急时不动用它。平时不准对它有丝毫触动，不准从它上面跨过去，更不准在它面前做犯忌的事，说犯忌的话。如有人不注意在太平锚面前做错事说错话，除了遭耳光之外，船老大要到太平锚前烧香磕头，口念“老锚老锚不见怪，小人做事要担待”，或者说“老锚老锚没生气，刚才小狗放个屁”⁽¹⁶⁹⁾。这些仪式大都由船老大主持。

渔汛结束后还要举行一些相关的仪式。如江苏海州湾“农历腊月三十中午，船老大要带领全体船上人员捧着猪头到船前，面向大海，烧香磕头，祭船敬龙王敬天后娘娘。猪头要煮熟放在椭圆形的元宝桶内……祭祀之后，船老大用石刀在猪头上横竖各剁一刀，成十字形口。十谐音实，表示祭船敬龙王天后都是实心实意……祭船之后，船老大要亲手杀一只公鸡，把鸡血淋在船头两侧，驱邪赶恶气壮喜，这叫‘挂红’……这些项目完成之后，全体船上人员在船老大的带领下吃猪头，喝团圆酒互相道喜说彩祝愿明年‘大发财源’，‘开门大吉’，‘财神到家’，‘合家团圆’，等等”⁽¹⁷⁰⁾。必须指出的是，船老大是海洋渔业生产中的关键性人物，除了要有丰富的海上渔业生产经验与技术，还要懂得海神祭祀仪式的一整套规矩与祭祀所应掌握的技艺。如前所述，江苏海州湾的渔船出海前要举行“照财神路”仪式。“船老大在照之前，先照自己尤其是两只手要轮换多照几下，先把自己身上的晦气赶走再添财气，边照边说彩话：‘花皮（桦树皮）燎燎手，银钱动笆斗’。然后开始照船，边照边说彩话：‘吉星高照，招财进宝。太平无事，一本万利。大发财源，事事如意。’一切照完之后，火把必须剩下一尺多长，把它扔到海里，边扔边说：‘所有晦气都送给大老爷（鲨鱼）’。扔火把要有技术，必须使燃火的一头向上，火把在海面上边烧边随风浪飘向远方，把晦气送到很远的地方，这是最吉利的。如果火把扔在自己的船边就被海水漫熄，预示不吉利，船老大也丢了脸，可能下次人们就不请他当老大了。”同样，农历腊月三十的“挂红”仪式，“能干的船老大能把鸡血淋成一条一直线，从船帮一直淋到船底，这叫‘挂满红’，是吉兆。凡挂满红的，围观群众齐声叫好，还要连说几遍‘生意抱了’的彩话。蹩脚的船老大，鸡血淋不成直线又淋不到底，预示不吉利，众人虽然也叫好，内心总是不满意，第二年出海时心里总是有疑虑。凡不能挂满红的船老大，人们都不要他下次再挂红了”⁽¹⁷¹⁾。就族群而言，以上是汉族。同样疍民族群也颇信海神的。疍民一家一船俗称“连家船”，男人则是船上的掌舵人亦即“船老大”。其海神祭祀活动也是由“船老大”安排的。如澳门的疍家“一条渔船上的妈祖崇拜活动中，男主人也居主导地位，仪式从起始到终结的整个过程都是按他发出的指令进行。但是男主人必须掌舵，所以仪式的操作乃交给主妇。从街上购买祭品到船上仪式的具体进行，均由主妇负责。不过，某些重要的程序则必须由男性亲自动手，如燃放鞭炮。⁽¹⁷²⁾可见，“连家船”男主人是实质上祭神仪式的主持者。显然，渔船上的船老大不仅是渔业生产的指挥者，而且也是为了渔业生产而举行的各种祭祀海神仪式的重要参与者乃至组织者、主持者。因为渔民的海神信仰是与渔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祭神的目的乃在于渔业生产的丰收。

五　渔村的神灵信仰与祭祀

海洋区域的渔村可称之为海洋性渔村。⁽¹⁷³⁾海洋性渔村是海洋渔民最小的固定性的聚居群落，分布于海岸带陆域及其岛屿，亦即包括沿海渔村与海岛渔村。由于海洋渔业经济活动存在，从而使渔村的诸神信仰及其祭祀活动浸染上海洋性色彩。在海洋区域，直接或间接的海洋活动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种种联系，从而构成海洋社会。⁽¹⁷⁴⁾

在海洋区域中，渔村属于基层的海洋社会。在从事海洋捕鱼生产的渔村中，由于海上捕鱼生产作业的缘故而形成作业组，每个作业组就是一个“特殊的海上社会”。作业组有大有小，其大小视捕鱼航程的远近与所捕鱼种对象而定。由此而组成的特殊的海上社会亦有大小之分。渔村亦有大小之分，一个小的渔村就是一个作业组，有的渔村往往有几个作业组，因此而出现渔村中不同的祭祀类型。

（一）整个渔村的祭祀

这种祭祀基本上是制度化的。它源于渔村中民间约定俗成的相对固定的祭祀日期与祭祀仪式。例如广东南澳后宅靠海有座关帝庙，过去从庙前到海边是一片沙滩地。关帝圣诞（农历五月十三日）和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日）要举行祭海。家家用供桌摆出满满的祭品，上面插着彩旗。远看旌旗招展，香烟缭绕，加上鞭炮的响声，十分热烈。其祭祀除了祭拜关帝和海神外，还祭奠客死海中的亲人。⁽¹⁷⁵⁾又如，据《福建民俗志》载，闽南地区“渔民们相约在七月二十九日，带上供品到海边祭祀神灵。这天渔家各户挑着满满的祭品从四面八方汇集在海滩上，各家都摆出祭品，主要有猪头、鸡、鸭三牲，还有清酒12杯，以及五花八门的山珍海味，满满一桌。祭祀时间定在申时，时辰一到，由主持人焚香祷告，期望海神保佑风顺、满载，然后男女老少一齐跪拜大海，八拜九叩，拜毕焚烧纸箔，最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供品”⁽¹⁷⁶⁾。山东亦然，据《威海卫志》载：“海神庙，俗名龙王庙，有二：一在庙前，一在祭台。清明，渔人祭以豕酒。”⁽¹⁷⁷⁾清明节是传统的节日，参加这种节日祭祀活动的大都是举家而出，“渔人”自然也不例外，这从民俗学田野调查的民俗事项中得到反映。山东蓬莱县大季家镇沿海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日或十四日举行“渔灯节”。在流行这一习俗的6个渔村中，初旺、孙家、季家在农历正月十三日，陈家、顾家、芦洋在正月十四日。节日当天，家家往船上送灯并在船头设祭拜船、放鞭炮、办游乐，日以继夜，夜间又往海边送灯，且向海上放“船灯”。⁽¹⁷⁸⁾前述祭祀活动或与传统的节日联系在一起，或有固定的日子，它有着约定俗成、自然而然形成的一套规矩，具有无形的导向性与规范性，渔民家家户户很自然地要参与祭祀。不仅如此，还揭示了其祭祀日期与仪式同被祭祀的特定的神灵有密切联系。渤海辽东湾二界沟渔村是清乾隆年间形成的。这个渔村过去要举行“五月十三樯”与“状告海蜇”的祭祀。毛虾在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前后性腺成熟，普遍背上挂梃，个体肥大，是动风樯张网捕捞的黄金时节，村里要举行祭祀海神的活动，故名“五月十三樯”；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左右，海蜇出得太多，混迹到渔网兜中污染鱼虾，撑破网具，所以要举行祭祀状告海蜇，祈求海神绝此恶种⁽¹⁷⁹⁾，故名。每逢举行“五月十三樯”与“状告海蜇”的祭祀日，全村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村内的广场，由渔会出面主持，敬请九沟八叉的神灵到场，请上、中、下三路八仙光临，然后上猪头、寿桃、面糕、米糕等贡品，向海神上香祈求多出毛虾、让海蜇绝种，同时向海神许愿演戏酬报等。⁽¹⁸⁰⁾显然，无论是“五月十三樯”还是“状告海蜇”都是全村举家参与的。当然，其还愿祭神也是如此。

（二）渔业作业组的祭祀

尽管渔业的作业组亦即“特殊的海上社会”只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人群集合体，它会由于种种原因产生解体并重新组合。但由于这种“特殊的海上社会”是针对海上的捕鱼生产作业而形成的，因此在这个特定的海上社会中，所有成员有着相同的命运与一致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祀神活动，前述出海捕鱼前的祭海活动、渔船在海上的祭祀活动，大都是在这个特定的海上社会内举行的。某个特定的海上社会也会出于身家性命的安全或希冀渔业丰收的考虑向神灵进行祈求、许愿方面的祭祀。而当愿望实现、平安返航归来后，往往要举行还愿祭祀。如福建惠安崇武渔村的渔民平安返航的当天，要备上供品到邻村大岞的妈祖宫去酬谢，顶礼膜拜。又如，惠安大岞渔村，“当渔船丰收归航后，到天妃宫向妈祖还愿是获得好收成的渔船必需的礼节”⁽¹⁸¹⁾。嵊泗列岛的渔民普遍信仰观音，如果在海上遇险时，通常“口念观音”，并许愿只要菩萨保佑逢凶化吉，就到灵音寺烧香做佛事。平安无事返航归来后，就必须还愿兑现，否则要遭到惩罚。因此，无论有多大困难，渔民们都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在“观音香期”，渔民或者其家族要三步一拜前往还愿。⁽¹⁸²⁾显然这类祭神大多是兑现渔民“特殊的海上社会”出海前或在海上捕鱼中许下的愿，因而基本上也是以“特殊的社会”名义进行的。福建沿海流行“牙祭”习俗。每逢农历初二、十六日（或初一、十五日），渔民要举行做“牙祭”，祭祀妈祖、关帝、海龙王。漳州地方渔民还有的供奉开漳圣王陈元光等。“‘牙祭’礼仪比较简单，三四盘肉菜，点上香烛祈祷几句就行了。莆田县沿海‘牙祭’只用斋菜、果品祭拜。”⁽¹⁸³⁾这种牙祭在渔村大多是以海上作业组为单位进行的。

此外，在渔村中，各渔民家庭也会因某种原因而独自进行许愿与还愿祭祀。

海洋渔业生产是一种充满风险的重体力劳动，由于男女性别的不同，导致体力与身体素质的不同，因此捕鱼通常是男人们的事。不过有些地方也有妇女出海参加捕鱼作业。渔妇参加捕鱼的有两类：其一是疍妇，水上疍民因世世代代生活在“连家船”中，其妇女自然要参加海上捕鱼。据《广东新语》载：“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益都孙氏云：南海素封之家，水陆两登，贫者浮家泛海……舟人妇子，一手把舵筒，一手煮鱼。橐中儿女在背上，日垂垂如负瓜瓠，扳罾摇橹，批竹纵绳。”⁽¹⁸⁴⁾这种情况在福建的福州、厦门沿海一带都有。在福州的疍民称为“伙题”。厦门的渔港是明末清初形成的，其渔民绝大部分是从九龙江流域转移而来的“夫妻船”，或称“连家船”，实际上就是疍民。由于受到歧视，渔家女很少上岸，只能生活在渔船上，因而渔家女参加渔业生产就成为祖辈相传的风俗。⁽¹⁸⁵⁾其二是疍家之外的汉族妇女。据民国《莆田县志》卷一记载：“惟莆则男妇并重。田野妇女皆能躬耕，深山妇女皆能樵采，沿海妇女皆能捕鱼，家喻户晓，不烦督促，此全国所未有也。”可见，除了疍妇外，沿海汉族妇女下海捕鱼是很少见的。因此可以说在渔村的经济生活中男人居主导地位。

那么，在渔村的祭祀活动中，渔家男女各自又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明末史璇《蚕沙口天妃诗》：“年年三月赛天妃，晒网新从海上归。阿妇拈香郎酹酒，风波无恙水田肥。”诗中描写的是渔农兼营的沿海渔村祭祀海神妈祖的情景。“风波无恙水田肥”，正是阳春三月溶田插秧时节，男人们从海上打鱼归来亦即“晒网新从海上归”，“年年三月赛天妃，……阿妇拈香郎酹酒”，说的是举家参加渔村每年农历三月海神妈祖神祀的信仰活动，妻子“拈香”，丈夫“酹酒”，说明在这个渔村中家庭主妇是主持祭祀者，丈夫则作为参与者。事实上，在沿海绝大多数汉族渔村中，出海捕鱼是男人的事，在家中的女人所能做的事就是拜神以祈求在海上的男人平安与捕鱼丰收。福建惠安沿海诸多渔村的妇女在祭神中扮演主角最为典型。据当代民俗学田野调查表明：“惠安崇武渔民，平安到家当天，船老大的妻子依俗要挑上猪头、黄花鱼、鸭蛋和糖果、糕点、柑橘等，到邻村大岞的妈祖宫去顶礼膜拜。祀神之后，这些供品便成了船老大聚会船员，共庆丰收的菜肴。”⁽¹⁸⁶⁾惠安沙格是一个以捕鱼为生的渔业村。村里的祭祀活动大都围绕着“海”展开。沙格渔村几乎家家都供奉妈祖神位，当男人出海时，在家的妇女天天烧香拜妈祖，祈望出海的家人一帆风顺，平安归家。⁽¹⁸⁷⁾惠安崇武海边靖海庵有一通石碑，碑文称，过去崇武渔民出海打鱼，遇狂风大作时，在家的渔妇们自发聚集到海边，面对大海祈求神佛保佑出海的家人平安无事，后来在该处建了一座靖海庵以供渔民祈拜之用。在大岞渔村的天妃宫，不是节会的时间，庙内仍是香烟缭绕，不少人在烧香卜筊，而烧香的绝大多数是妇女亦即渔妇。在港，平时到土地庙里烧香的也是渔妇。渔汛期出海，渔船在海上行至何处应烧香祭拜神明，都是按照家中女人所交代的去办。舟山渔场一年有四个渔汛期，每个汛期首航是否吉利关系到整个渔汛是否顺利。因此，出海前一天要举行十分严肃而隆重的祭祀仪式。在这一祭祀活动中，渔家主妇主要充任洗涤祭祀用器与用品的角色。为此必须事前沐浴身子，然后先洗净放供品的礼盘，再把三牲礼品放入盘内，端到船上，或在船头供祭龙王，或在船尾的圣堂舱供祭船菩萨。⁽¹⁸⁸⁾显然，妇女在祭神活动中所充当的角色，与她们在渔村中乃至渔家中的性别角色分工相关。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渔村中渔妇是祭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过，当男人在海上捕鱼作业时，渔妇们在拜神与祭神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当男人捕鱼归来后，渔村中举行具有全民性的祭神活动中，渔妇们则居于辅助地位。这是由于渔妇们在家庭中充当基本类似的角色以及处于相同的地位决定的。渔村的祭神活动基本上是举家参与的。渔家是参与渔民村落祭祀的最小单位。这种以家为单位参与渔民村落的祭神仪式，不仅增强了渔村中渔家与渔家之间的凝聚力，而且也增强了渔民个体之间的凝聚力，从而增加彼此之间征服海洋的信心与力量。海上渔业生产需要协作精神。渔村群体性祭祀的举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本身就是海上渔业生产群体协作精神的体现。这种群体性的祭祀活动的举行反过来加强了群体合作精神进一步的培养。⁽¹⁸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