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生物资源评价与开发：海洋文化史明清卷

第四节　海洋生物资源评价与开发

明清时期人们对于我国海洋生物资源的特点和变化，有了更全面的记述与评价，并在人工养殖业上取得了迅速的发展。⁽²⁸⁹⁾

一　海洋生物资源评价

海洋生物资源的评价，是为适应和促进开发这种资源而产生的。评价的内容和水平是不断发展的。

至明朝，珍珠资源的保护问题，已出现了理论上的评述。

明宋应星（1587—？）评论：“凡珠生止有此数，采取太频，则其生不继。经数十年不采，则蚌乃安其身，繁其子孙而广孕宝质。”⁽²⁹⁰⁾他正确地指出了人为过度采取，就会造成资源枯竭，提出了有利于珠母贝繁殖的措施。清初屈大均也有论述：“今天下人，……皆尚珠……有‘金子不如珠子之语’”，“买珠之人千百，产珠之池一隅，而用珠之国，极于东西南朔”，由此造成过度捕捞；“往总制林富有疏，请罢采珠，谓‘珠一采之后，数年始生，又数年始长，又数年始老，故禁私采，禁数采，所以生长之。今经数采，即以人命易珠，有不能多得者’。言甚恺切”。此外，他还认为由于捕捞过度，导致历史上“多产珠”的珠池变成“无”产；“雷州之对乐池、高州石城之麻水池”是如此，“东莞之大步海媚珠池”，“又县之后海龙岐、青蠃角、荔支庄一十三处”也是这样。⁽²⁹¹⁾林富之疏和屈氏之论，对于注意保护珍珠资源是值得借鉴的。

明清时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有了较大发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捕杀大型海兽——鲸有新的发展。这不仅说明了资源利用技术的进步，也说明对古代鲸资源的评价思想会有较大影响。明顾《海槎余录》载：“（海鳅）俟风日晴暖，则有小海鳅浮水面。眼未启，身赤色，随波荡漾而来。土人用舴艋装载绳，举枪中其身，纵任其去向。稍定时，复以前法施射一二次，毕则掉船并岸，创置沙滩，徐徐收。此物初生，眼合无所见，且忽枪痛，轻样（漾）随波而至，渐登浅处，潮落，阁置沙滩，不能动，举家脔其肉，作煎油用，大矣哉。”康熙《雷州府志》也有捕鲸记载：“疍户聚船十，用长绳系标枪掷击之，谓之下标，三下标乃得之。次标最险，盖首未知痛也，末标后犹负痛行。数日船而尾之，俟其困毙，连船曳绳至水浅处，始屠。”⁽²⁹²⁾这两种记载指出，由于鲸属大型动物，有大量的油和肉可资利用。此外还说明，即使捕捞幼鲸也非易事，而要靠集体力量，且要有必要的渔船和特制工具。

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明清时期对于捕捞黄鱼和采捞鲍鱼之类的难易性，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关于深水捞采珍珠的工具和艰难，也有生动的描述。除了这些评价的进展之外，关于河鲀有毒部分，明黄省曾《鱼经》和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记，都比以前记载为详。综合而论，增记了鱼卵、眼及血液有毒。这些与王充所记鱼肝有毒，都已为现代研究所肯定。从唐至明清，还对烹调加料和解毒药物作了研究，提出了多种用料和药物。这对于有效地利用味质极佳的河鲀肉，具有重要作用。关于海洋生物本身的药用价值问题，从汉朝记载始，及至明清，经历着不断发展的过程。南北朝陶弘景（456—536）的《名医别录》和《神农本草经注》所载，已经利用了鱼类、软体动物、爬行类、节肢动物和藻类等，唐朝又增记了兽类和鸟类。至明朝，李时珍总结了历史上的成就，并有发明。以石决明为例，《名医别录》记它主治“目障、翳痛、青盲，久服益精轻身”⁽²⁹³⁾。唐李珣说它主治“肝肺风热、青盲内障、骨蒸劳极”⁽²⁹⁴⁾。而李时珍指出它还可“通五淋”⁽²⁹⁵⁾，扩大了主治范围。

屈大均对海南岛的海藻资源作了新的评价。他写道，海南岛有“菜厂”，加工琼枝和草珊瑚，“味甚脆美，一名石花，以作海藻酒，治瘿气，以作琥珀糖，去上焦浮热。大抵琼之利，槟榔、椰为上，海菜次之。海菜岁售万金”⁽²⁹⁶⁾。此外，还评述了当地人利用其他海藻为菜食的情况。评论表明，海藻被制成新产品，开辟了海藻的新用途，从而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商品。

随着海洋生物类别和分布知识的积累，概括地评述这种资源的组成和海区异同性，已经成为可能和必要。明屠本畯就已作了这种评述。

屠本畯，生卒年月不明，字田叔，浙江明州（宁波）人，明朝海洋生物学家。自述“本畯生长明州。盖波臣之国，而海客与居，海物惟错，类能谈之”⁽²⁹⁷⁾。担任鹾丞期间，应余君房要他介绍闽中海错的请求，很注意研究当地海洋生物。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写成专著《闽中海错疏》。全书共分三卷，较简要地记述了259种生物的名称、形态和习性，还有一些食用质量的评价。所记绝大多数为海产，且以无脊椎动物和鱼类为多。虽然是记述闽中海产，但还附带地记载了某些外省“海错”。此外，他还在书序中写道，海洋鱼类，“多而不可算数，穷推大则难以寻常量度。是惟海客谈之，波臣辨之，习之甘（即）之，否则疑而骇骇而弃矣……海镜江珧，虎头龟脚，冯虾寄蟹，变蛤化凫，奇形异质，总总林林。闽故神仙奥区，天府之国也；並海而东，与浙通波；遵海而南，与广接壤。其间，彼有此无，十而二三耳”。他既指出了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又指出了闽、浙、粤海区生物资源的同异性。⁽²⁹⁸⁾

二　海洋生物的人工养殖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渔业生产力水平不高、海洋捕捞能力有限，面对着取之不尽的海洋渔业资源，我国古代渔民似乎难以切身地感觉到藉海水养殖以增加渔业资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直至宋代，海水养殖的萌芽才稀疏地出现。⁽²⁹⁹⁾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进明代时，海洋环境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海还是那样的海，渔业资源还依然是那样丰富，但由于森严的渔禁令强制性地缩小了渔业的生产空间，故对于渔民来说，便等于直接减少了渔业的生产资源。与此同时，随着渔业生产力的进步，海洋捕捞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近海的渔业生产资源就更显得不足。在此海洋社会背景下，既能增加渔业的生产资源又不致触犯海禁令的两全之策就非发展海水养殖业莫属了，这也就是海水养殖业兴起和发展于明清的根本原因。⁽³⁰⁰⁾

（一）人工养殖的海洋生物种类

据明朝《蛎蜅考》记载，福建福宁县人于15世纪创造了插竹养殖法。明福宁沿海地区，“田少海多，往往藉海为活”。尤其是“竹屿孤岛无田可耕，无山可垦，宣顺（1426—1464年）以前，渔箔为生。成弘（1465—1505年）而后，箔废而蛎业兴。肇自先民取深水牡蛎之壳，布之沙泥，天时和暖，水花孕结，而蛎生壳中，次年取所生残壳而遍布之，利稍蕃。然蛎产多鲜，巨鱼逐群馋食无厌，众心胥戚，取石块团围，稍无害。但石块不过三五，波浪风倾，害复如前。乃聚议：扈以竹枝水中摇动，鱼惊不入。哀我人斯百计经营……竹枝生蛎。乡人郑姓者遂斫竹三尺许，植之泥中。其年丛生，蛎比前更蕃。因名曰竺。以竹三只故名也。乡人转相慕效，竺蛎遂传……竺竹生蛎，仅百余年”⁽³⁰¹⁾。这“百余年”是嘉靖年间（1522—1566年）写《蛎蜅考》时上推的时间。当时竹屿人之所以也能独立地创造插竹养殖法，是由于注意总结实践经验而加以改革的结果。当地人民“慕效”先进生产技术的精神是很宝贵的，也是出现“蛎业兴”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考证，从明成化间（1465—1487年）始，除竹屿有养殖外，邻近涵江、沙江和武岐一带居民，也有养蛎为业。⁽³⁰²⁾

古代浙江和广东也有养蚝业。屈大均较早地记述了广东的养蚝。屈大均是清初学者。他不仅擅长文学，而且对海洋生物有较多研究。对南海海生兽类、鱼类、禽类、介类及藻类等，都有探讨；既注意天然海产，也关注人工养殖。他写道：“东莞新安有蚝田……种蚝。又以生于水者为天蚝，生于火者为人蚝……其地妇女皆能打蚝，有打蚝歌。予尝效为之，有曰：一岁蚝田两种蚝，蚝田片片在波涛。蚝生每每因阳火，相叠成山十丈高。”又曰：在“冬月真珠蚝更多，渔姑争唱打蚝歌。纷纷龙穴洲边去，半湿云鬟白波”⁽³⁰³⁾。这里“蚝生于火者”，是指烧石投水，蚝生长其上。这是一种不同于插竹养殖的投石养殖法。清李调元（1734—？）对这种方法有较详细的记述：“以石烧红散投之，蚝生其上；取石得蚝，仍烧红石投海中。岁凡两投两取，谓之种蚝。”⁽³⁰⁴⁾嘉庆《东莞县志》亦有类似记载。

养蚶业在明朝见诸著作的就更多了，清朝也不乏记载。李时珍较早记载了浙东的养蚶业：“今浙东以近海田种之，谓之蚶田。”⁽³⁰⁵⁾李时珍是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所著《本草纲目》52卷，全书收录历代诸家医药之书所载药物1518种，新增药物374种，纠正了古籍中药名、品种、产地的某些错误，其中包括许多海洋生物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古代医药学和动植物学的重要文献。此书记载养殖蚶的前面，尚有这样一段记载：“《临海异物志》云：蚶之大者，径四寸……肉味极佳。”这被清朝成书的《格物镜原》和《渊鉴类函》所引。此两书且将此与浙东养蚶历史联系，认为三国时《临海异物志》记载了浙东养蚶。这是对《本草纲目》所记的一种误解。唐朝才有浙东和浙西之分，故认为三国时浙东已有养蚶，当误。

明王世懋的《闽部疏》记载，闽中海错，“蚶不四明”；“蚶大而不种，故不佳”。这是说宁波种蚶，这蚶质量比闽中天然所产的大蚶还好。这种评论可能合乎实际，因为宁波可能选择了较好的蚶种和环境进行养殖。稍后的《闽中海错疏》也引述了以上的记载，并明确“四明蚶有二种：一种人家水田中种而生者，一种海涂中不种而生者，曰野蚶”⁽³⁰⁶⁾。从以上两书的记载看，闽中养蚶较宁波为晚，可能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尚未出现。至于广东的养蚶业，清康熙时已有记载：“惠，潮多蚶田”⁽³⁰⁷⁾。粤东近现代养蚶业，当从古代发展而来。

人工养殖蛏类，明朝已广及闽、粤。当时的《本草纲目》、《正字通》及《异鱼图赞补》等书均有记载。“时珍曰：蛏乃海中小蚌也，其形长短大小不一……其类甚多。闽粤人以田种之，候潮泥壅沃，谓之蛏田。”⁽³⁰⁸⁾此后，养殖方法已有较详记载。以养竹蛏为例，明何乔远《闽书》记道：“耘海泥若田亩然，浃杂咸淡水乃湿生如苗，移种之他处乃大。”据此书记载，在福建的蛏田，以“福州、连江、福宁州最大”⁽³⁰⁹⁾。

我国古代人工养殖的海生软体动物，其种类不局限于牡蛎、蚶、江珧及蛏类，据清初著作所记，广东沿海还养殖“白蚬、蛳”等类。⁽³¹⁰⁾应提到的是还有人工养殖珍珠贝，通过人工措施，促使它产珠。从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记载可知，这种方法最迟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到清朝屈大均又作了较详细的记载，他写道：“凡珠有生珠、有养珠。生珠者以蚌晒之日中，其响开则珠光莹，谓之生珠……养珠者以大蚌浸水盆中，而以蚌质车作圆珠，俟大蚌口开而投之，频易清水，乘夜置月中，大蚌采玩月华，数月即成真珠，是为养珠。养成与生珠如一蚌，不知其出于人也。”⁽³¹¹⁾虽未言明属海产珠母贝，但可能包括此类。这种养殖方法，还不属大面积水域生产，而是在盆缸中，且催产珍珠方法，与现代用珠媒殖入它的内套膜珍珠层中有别。虽然如此，但毕竟是人工养殖珠母贝，且催产珍珠方法也是一种创造。

海洋鱼类是海洋生物资源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个别种类，在我国古代已有人工养殖。黄省曾较早地记述了这种养殖：“鲻鱼，松之人于潮泥地凿池，仲春潮水中捕盈寸之者养之，秋而盈尺，腹背皆腴，为池鱼之最，是食泥，与百药无忌。”⁽³¹²⁾这里的“松”，指松江地区，即今上海地区。“与百药无忌”，是对鲻的食用质量的评价，意为食鲻鱼对服百药无副作用。黄省曾是明朝前期吴郡（今苏州市）人，对动物及其人工养殖有一定的研究，著有《兽经》和《养鱼经》。⁽³¹³⁾其中，后者对前人的《养鱼经》⁽³¹⁴⁾有较大发展，分鱼种（种苗）、养殖方法及江海鱼类三部分，对鱼池规格、养殖鱼类的选择、鱼饲料、防他鱼及水兽为害及其他注意事项作了总结，还描述和评价了多种海鱼。所载养殖鲻鱼为后人著作所引用。明胡世安的《异鱼图赞补》也有援引。此书所附的《异鱼赞闰集》又较详细地记述了鱼苗的选择问题。他写道：“流鱼如水中花，喘喘而至，视之几不辨，乃鱼苗也。谚云：‘正乌二鲈’，正月收而放之池，皆为鲻鱼，过二月则鲈半之。鲈食鱼，畜鱼者呼为鱼虎，故多于正月收种。其细似海虾，如谷苗，植之而大。流鱼正苗时也。”胡世安作出如此宝贵的补充，说明他也很重视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殖。他是明后期四川安县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写成《异鱼图赞补》一书。全书3卷，另附“闰集”。此书主要是对明杨慎（1488—1559）的《异鱼图赞》作补充，征引文献甚多，共作赞110首。所赞230多种动物中，多数为海产，除鱼类外，还有海兽、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及棘皮动物等，着重描述它们形态和习性的奇异性，还有分类与命名及资源评价等内容。它是我国古代较集中记述海洋动物的一部重要文献。

乾隆《香山县志》记载：“乌头鲚……可畜于池”；“鲻鱼，产于池中。头颇黑者乌头鲻，尤美，及冬益肥”。据近人研究，其鱼苗是由南海县九江乡人贩卖供应。此乡在明末清初已有发达的鱼苗业，贩卖各地⁽³¹⁵⁾。据此可以推论，养殖乌头鲚和鲻鱼，当不局限于香山县；广东沿海养殖海鱼也在乾隆以前已经出现。我国古代养殖海鱼的地方，除上海和广东以外，据研究还有福建、浙江和河北沿海一些地区。⁽³¹⁶⁾

（二）人工养殖海洋生物的规模

明清时代因是将海水养殖业看做弥补因渔禁造成的渔场面积过小和渔业生产资源不足的战略高度而加以发展的，所以在发展规模上较之前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这里所指的“规模”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地域分布规模。宋元时代的海水养殖业就目前所见的史料来看，只出现在极少数沿海地区的少数渔村，而明清时代则几乎覆盖了中国沿海的所有省区，尤其是闽、粤、浙等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规模更大。必须指出的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主要是因为东南沿海受渔禁的实际冲击力要大于其他沿海省份，兼之这一沿海区域是中国海洋渔业的重要生产区，人口与耕地紧张的矛盾又甚于其他省份，剩余渔业人口在难以向农耕之路大规模分流时，便自然而然地要在海水养殖上努力寻找出路。“规模”的第二个内容是指生产规模。兴盛发展起来的明清海水养殖业已不是处于做试验田的阶段，而是大面积推广。⁽³¹⁷⁾“规模”的第三个内容是指养殖品种的数量规模。宋元以前海水养殖的品种只有牡蛎等为数极少的几种，而到了明清时代，海水养殖品种数量激增，有牡蛎、泥蚶、缢蛏、、、海蛤、虾、蟹、紫菜、海兔、鲻鱼等几十个品种，涉及贝类、鱼类和海藻类三大门类，其中以贝类养殖品种最多，鱼类次之。⁽³¹⁸⁾

在渔禁政策高压下兴起的明清海水养殖业无论是在养殖规模上，还是在养殖技术上，抑或是在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上，均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一产业的兴起不仅为其时沿海的部分剩余渔业人口找到了一条“衣食之源”，更积极地驱动了中国传统的“采捕型”海洋渔业缓慢地朝着现代“生产型”海洋渔业方向发展。我们认为，就像从采集转向农业，从狩猎转向饲养家畜一样，明清中国海洋渔业由天然捕捞向人工养殖发展也应该可以看做中华文明的一次重大转折和中国海洋社会的一场“蓝色革命”。虽然在明清时代海水养殖业还没有实力与海洋捕捞抗衡，虽然与现代海水养殖业相比明清海水养殖还显得幼小、原始和落后，虽然它的发展速度还较缓慢，发展步伐也不大，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无法抹杀它在中国海洋渔业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划时代的转变意义。它缓慢前进的方向不仅代表了现代海洋渔业的重要发展方向，而且也代表了未来海洋渔业的发展方向，因为“水产养殖业将成为世界未来十大热门行业之一”，“渔业的未来是养殖业”。⁽³¹⁹⁾

【注释】

(1)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对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有专深系统的研究。本章主要引见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

(2)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3)《西洋番国志·自序》。

(4)《舟师绳墨·舵工事宜》（天一阁藏）。

(5)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史学》，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6)（清）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魏源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9页。

(7)（清）姜宸英：《海防总论》。

(8)（清）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魏源集》。

(9)（清）魏源：《筹海篇》，《魏源集》。

(1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五。

(11)《古今图书集成·方舆编·山川典》卷三○九，引《福建通志·台湾府》。

(12)《古今图书集成·方舆编·山川典》卷三○九，引《琼州府志》。

(13)乾隆《漳州府志》卷四四《余士前传》。

(14)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98—99页。

(1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16)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17)参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7页。

(18)《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7—138页。

(19)《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7页。

(20)（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沃气”条。

(21)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107页。

(22)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

(23)（明）崔且伯：《海运编》。

(24)（明）胡宗宪：《海防图论·山东预备论》。

(25)（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天下沿海形势》。

(2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

(2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

(28)（明）宣昭：《浙江潮候说》，《海塘录》卷二○。

(29)（明）胡宗宪：《海防图论·浙直福兵船会哨论》。

(3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九。

(31)《清高宗（乾隆）实录》卷一五六。

(32)《清史稿》卷一三八。

(33)《指南正法》、《两种海道图经》，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5页。

(34)（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天下沿海形势》。

(35)（清）《海纪辑要》。

(36)《福建通志》卷一五《山川》。

(37)乾隆《台湾县志》卷二。

(38)乾隆《台湾县志》卷二。

(39)康熙《台湾府志》卷一二。

(40)（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天下沿海形势》。

(41)康熙《台湾府志》卷一二。

(42)（清）陈国瑛等：《台湾采访册》第27—28页。

(43)（清）朱仕玠：《小流球漫志》卷二。

(44)雍正《台湾府志》卷四。

(45)（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

(46)乾隆《台湾志略·山川景物》。

(47)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112页。

(48)（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天下沿海形势》。

(49)（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天下沿海形势》。

(50)《清史稿》卷一三八。

(51)（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天下沿海形势》。

(52)《清史稿》卷一三八。

(53)（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二。

(54)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55)（清）顾玠：《海槎余录》。

(56)（明）章潢：《古今图书编》卷五九；明罗曰褧《咸宾录》卷六。

(57)（清）屈太均：《广东新语》卷四。

(58)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59)（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

(60)（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

(61)（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

(62)（清）李元春：《台湾志略》卷一。

(63)（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占验》。

(64)（明）周景一：《山洋指迷》卷三《过峡》。

(65)《顺风相送·序》。

(66)（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

(67)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118页。

(68)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问题》，1978年第3期。

(69)（清）王鸿绪：《明史稿·外国传·鸡笼山》。

(70)（清）郁永河：《裨海纪游》卷上。

(71)（清）陈寿祺：道光《福建通志·海防》。

(72)（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九，其另一篇为《福建使往日本针路》。

(73)（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占城国”。

(74)（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南洋记》。

(75)（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

(76)（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

(77)（清）释大汕：《海外纪事》卷三。

(78)朱鉴秋：《我国古代海上计程单位“更”的长度考证》，《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5辑。

(79)向达：《两种海道针经序言》，《两种海道针经》。

(80)《郑和航海图》虽已以“更”计程，因尚难确定出自郑和同时代人的手笔，在这里暂不作为论据。

(81)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127页。

(82)（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

(83)这两书原藏英国牛津大学的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都是旧抄本，是传教士从中国带到英国去的。1961年向达先生以《两种海道针经》为名刊布于世。

(84)《顺风相送序》，《两种海道图经》。

(85)参见郭永芳：《〈顺风相送〉最初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质疑》，《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6年第3—4期。

(86)参考赵泉澄：《清代地理沿革表》，中华书局1955年版。

(87)向达：《两种海道针经序言》，《两种海道针经》。

(88)参见郭永芳：《〈顺风相送〉最初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质疑》，《文献》1987年。

(89)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132页。

(90)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134页。

(91)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92)（明）茅元仪辑《武备志》卷二四○。

(93)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页。

(94)朱鉴秋：《郑和航海图之基本特点》，《中国航海》1984年1期，第85—97页。

(95)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61年版，附录第33页。

(96)周钰森：《郑和航路考》，中国台北海运出版社1959年版，第161页。

(97)（明）吴学俨等编：《地图综要》外卷。

(98)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61年版，附录第10页。

(99)J．V．G．Mills：Ying YaiSheng Lan（The Overall Study of the Ocean’s Shores）by Ma Huan．London，1970，p．219．

(100)（明）慎樊赏辑：《海国广记》，《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01册，1947年影印。

(101)李万权、朱鉴秋：《〈郑和航海图〉的综合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263页。

(102)《西洋朝贡典录》曾以《针位篇》与《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并举。

(103)（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宝船厂》。但《明史·刘大夏传》：“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弗予。”

(104)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140页。

(105)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106)明《西洋番国志》自序。

(107)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

(108)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

(109)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

(110)洪世年、陈文言：《中国气象史》，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111)《白猿献三光图·序》，洪世年、陈文言：《中国气象史》，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引。

(112)《舟师绳墨·舵工事宜》（天一阁藏书）。

(113)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156页。

(114)（清）吴震方：《岭南杂记》。

(115)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116)（清）郁永河：《采硫日记》卷上。

(117)康熙《台湾府志》卷七《风信》：“过洋以四月……为稳，盖四月少飓日……”

(118)（清）周煌：《硫球国志略》卷五《风信》。

(119)同治《福建通志》卷八七《风信潮汐》。

(120)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164页。

(121)《升庵全集》卷七四。

(122)《田家五行·论风》。

(123)《舟师绳墨·舵工事宜》。

(124)康熙《台湾府志》卷七《风信》。

(125)（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赤嵌笔谈·原始》：“明万历间，海寇颜思齐踞有其地，始称台湾”。

(126)《台海使槎录》卷一《潮》。

(127)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167页。

(128)《珍珠船》卷二。

(129)此指苏过，苏过字叔党。

(130)《香祖笔记》卷二。

(131)《东西洋考》卷九《占验》。

(132)《采硫日记》卷上。

(133)《舟师绳墨·舵工事宜》。

(134)《采硫日记》卷上。

(135)《舟师绳墨·舵工事宜》。

(136)《舟师绳墨·舵工事宜》。

(137)《天文占验·占海》。

(138)《舟师绳墨·舵工事宜》。

(139)《台湾记略·天时》。

(140)《本草纲目》卷四四《鳞部》。

(141)同治《福建通志》卷八七《风信潮汐》引。

(142)《采硫日记》卷上。

(143)《顺风相送·逐月恶风法》，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版。

(144)（清）毛祥麟《墨余录》卷三《海鸟占风》。

(145)《唐国史外》卷下。

(146)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江湖间唯畏大风。冬月风作冬渐，船行可以为备。唯盛夏风起于顾盼间，往往罹难。曾闻江国贾人有一术，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风景须作于后。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至于巳时即止。为此，无复与暴风遇矣，国子博士李元规平生游江湖，未尝遇风，用此术。”

(147)《海运篇》卷上。(www.xing528.com)

(148)乾隆《台湾府志》卷一三《风信》。

(149)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172页。

(150)《七修类稿》卷四四《见龙》。

(151)《台湾采访册》，刘昭民《中华气象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9页。

(152)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174页。

(153)《七修类稿》卷四一《海市》。

(154)《两山墨谈》卷一一。

(155)《物理小识》卷二《海市山市》。

(156)《物理小识》卷二《阳炎水影旱浪》。

(157)《物理小识》卷二《海市山市》，揭暄注。

(158)道光《蓬莱县志》卷一中的“神山现市”图也明确表示海市蜃楼是远处景物反映。

(159)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213页。

(160)潮汐词义在中国古代一直有三种解说：（1）海水涨为潮，落为汐。持此说的有五代丘光庭《海潮论》、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明张燮《东西洋考》、清陈良弼《乾隆台澎水师辑要》、嘉庆《三水县志》等。（2）海水上涨。朝至曰潮，夕至曰汐。持此说的有汉许慎《说文解字》、晋糜氏（糜豹？）的潮论，南宋马子严《潮汐说》、朱中有《潮赜》。（3）潮汐通指日潮、夜潮。持此说者不多，有清毛先舒《答潮问》。

(161)古人认为靠海生活的人不了解潮候是奇怪的事。清周春《悔潮说》下篇：“客问于余曰：‘山人习于山，海人习于海。今我辈生于海国而不明潮侯，如之何？’”

(162)（元）吴亨泰：《答高起岩论潮书》，《海塘录》卷一九。

(163)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地理下·山水》：“宋元时，凡东南泽国潮汐之候，官榜于亭以便民。”（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五《潮候歌》：“浙江潮候四季不同，今官府榜于亭。”

(164)中国古潮汐资料整研组：《中国古潮汐资料汇编》（潮谚）油印本，中国古潮汐整研组1978年版。

(165)陈宗镛、甘子钧、金庆祥：《海洋潮汐》，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166)陈宗镛、甘子钧、金庆祥：《海节潮汐》，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167)（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潮汐》。

(168)中国古潮汐资料整研组：《中国古潮汐资料汇编》（潮谚）（油印本），中国古潮汐整研组1978年版。

(169)中国古潮汐资料整研组：《中国古潮汐资料汇编》（潮谚）（油印本），中国古潮汐整研组1978年版。

(170)中国古潮汐资料整研组：《中国古潮汐资料汇编》（潮谚）（油印本），中国古潮汐整研组1978年版。

(171)张君房：《潮说》中篇。

(172)李文渭：《我国古代一种推算潮时的方法——指掌定位算潮法》，《海洋科学》1979年第1期。

(173)《岭外代答》卷一《潮》。

(174)陈宗镛、甘子钧、金庆祥：《海洋潮汐》，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页。

(175)陈宗镛、甘子钧、金庆祥：《海洋潮汐》，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8页。

(176)咸丰《琼山县志》卷一一《海黎》。

(177)王佐：《潮候论》，《中国古代潮汐论著选译》，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78)王佐：《潮候论》，《中国古代潮汐论著选译》，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79)《岭外代答》卷一《潮》。

(180)稚潮为初生的小潮。

(18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四，《中国古代潮汐论著选译》，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82)《南越笔记》卷三《琼州潮》。

(183)《南越笔记》卷三《琼州潮》。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四。

(184)《南越笔记》卷三《琼州潮》。

(185)《南越笔记》卷三《琼州潮》。

(186)《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七《海部》。

(187)（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潮汐”。

(188)（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洋》。

(189)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286页。

(190)（清）《舟师绳墨·舵工事宜》。

(191)（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形势》。

(192)陈国强：《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7—71页，第78页。

(193)《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八。

(194)乾隆《敕封天后志》（莆田县文化馆藏）。

(195)《筹海图编》卷一二。

(196)（清）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一下《禀抚院刘遵饬勘办梅墟钉事宜》。

(197)《海潮辑说》卷下。

(198)李文渭、徐瑜：《蓬莱水城与潮汐利用》，《海洋战线》1978年第6期。

(199)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290页。

(200)《元史》卷五一《志第三下·五行二》。

(201)嘉靖《宁波府志》卷四四，《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202)康熙《台州府志》卷一四，《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203)康熙《苏州府志》卷二《祥异志》，《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204)乾隆《诸城县志》卷三《总记下》，《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页。

(205)光绪《慈溪县志》卷五五，《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

(206)嘉庆《东台县志》卷七《祥异》，《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页。

(207)清稿本《海昌续载》丙卷四，《中国历代灾害性潮灾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208)《明史》卷二八《五行一·水·水潦》。

(209)乾隆《如皋县志》卷四《河渠》，《中国历代灾害性潮灾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

(210)嘉庆《方太志》卷三，《中国历代灾害性潮灾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211)崇祯《海昌外志》册八《丛谈志·祥异》，《中国历代灾害性潮灾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212)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一六，《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213)嘉庆《嘉兴府志》卷三五《祥异》，《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214)光绪《台州府志》卷三一《大事略五》，《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215)清董含《三冈识略续》。

(216)高建国：《略论地震震级分级b值规律的普遍意义》，《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第3卷（1982年）第3期。

(217)《明史》卷三八《五行一·水·水潦》。

(218)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八，《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219)乾隆《杭州府志》卷三八《海塘》，《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220)嘉庆《东台县志》卷七《祥异》，《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221)嘉庆《松江府志》卷八○《祥异》，《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222)《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一九《海部》。

(223)1960年编《威海新志》卷一《自然灾害》，《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

(224)东轩主人：《述异记》卷中。

(225)（清）丁虞：《甲寅海溢记》，民国喻长霖纂《台州府志》卷一三六。

(226)康熙《胶州志》卷二，《中国历代灾害性潮灾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页。

(227)光绪《阜宁县志》卷二一《祥祲》。

(228)嘉庆《东台县志》卷三八《艺文》，《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229)（清）董含：《三冈识略·续》。

(230)康熙《绍兴府志》卷三一，《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23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八七。

(232)道光重刻·顺治《招远县志》卷一《灾祥》，《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

(233)嘉靖《海门县志》卷三《建置》，《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

(234)《升庵全集》卷七四。

(235)崇祯《太仓州志》卷一五《灾详》，《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236)《田家五行·论风》。

(237)康熙《历年记》续第133页，《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238)光绪《阜宁县志》卷二一《祥祲》。《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页。

(239)《广东新语》卷四。

(240)《广东新语》卷一。

(241)《广东新语》卷一。

(242)（清）丁虞：《甲寅海溢记》，民国《台州府志》卷一三六。

(243)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297—302页。

(244)另一个杰出成果是在许多出海河口建筑了潮闸。

(245)陈吉余：《我国围海工程的经验与今后意见》：“在全国海塘工程中，以浙江海塘自然条件最复杂，工程措施最艰巨，工程建筑最宏伟，它能代表我国各个时期海塘工程水平。”《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地质、地理、气象），试刊第1期（1964年）。

(246)乾隆《盐城县志》卷一五。

(247)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304页。

(248)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307页。

(249)《梦梁录》卷一二《江海船舰》。

(250)《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黄水洋》。

(251)《三鱼堂日记》卷六。

(252)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312页。

(253)（清）郁永河：《采硫日记》卷上。

(254)（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洋》。

(255)（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形势》。

(256)同治《重纂福建通志》卷一五《山水·台湾》。

(257)（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洋》。

(258)同治《重纂福建通志》卷一五《山水·台湾》。

(259)陈侃：《使琉球录》（《丛书集成》），第53页。

(260)陈侃：《使琉球录》（《丛书集成》），第50页。

(261)（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形势》。

(262)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316页。

(263)《农政全书》卷一三。

(264)《履园丛话》四《水学·建闸》。

(265)《履园丛话》四《水学·建闸》。

(266)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九《水利志》。

(267)《濒海潮田议》，乾隆《乐亭县志》卷一三。

(268)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九《水利志》。

(269)《汉唐地理书钞》。

(270)《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九《海部三》引。

(271)《濒海潮田议》，乾隆《乐亭县志》卷一三。

(272)凉时阚纂清代张澍辑《十三州志》。

(273)《濒海潮田议》，乾隆《乐亭县志》卷一三。

(274)《农政全书》卷一六。

(275)《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八《海口》引。

(276)《海塘录》卷一九。

(277)崔嘉祥：《崔鸣吾纪事》（《丛书集成》）。

(278)（汉）宋衷注：《世本》（《丛书集成》）。

(279)《盐铁论·非鞅》。

(280)《史记·吴王濞列传》：“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煎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281)邢润川：《长芦晒法制盐起源考》，《海盐与化工》1981年第1期。

(282)（元）陈椿：《熬波图泳·坝堰蓄水》。

(283)《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二○八《海部》。

(284)姚士粦：《见只二编》，光绪《海盐县志》卷八《舆地考·风土》。

(285)《菽园杂记》卷一二。

(286)《广东新语》卷一四。

(287)《广东新语》卷一四。

(288)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326页。

(289)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页。

(290)宋应星：《天工开物·珍玉》。

(291)《广东新语》卷一五。

(292)康熙《雷州府志》卷二。

(293)《本草纲目·介部》卷四六。

(294)《本草纲目·介部》卷四六。

(295)《本草纲目·介部》卷四六。

(296)《广东新语》卷二七。

(297)屠本畯：《闽中海错疏》序。

(298)宋正海、郭永芳、陈瑞平：《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338页。

(299)参见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

(300)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301)郑鸿图：《蛎蜅考》。

(302)民国《霞浦县志》卷一八。

(303)《广东新语》卷二三。

(304)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三。

(305)《本草纲目·介部》卷四六。

(306)《闽中海错疏》卷三《介部》。

(307)《广东新语》卷二七。

(308)《本草纲目·介部》卷四六。

(309)《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一五八。

(310)《广东新语》卷二七《介部》。

(311)《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

(312)黄省曾：《养鱼经·一之种》。

(313)黄省曾的《养鱼经》书名，见明隆庆、万历初王文禄辑刊《百陵学山》“岁号”。万历间周履靖辑刊的《夷门广牍》卷七二中，将它记为《鱼经》。

(314)黄省曾的《养鱼经》引有春秋末陶朱公范蠡养鱼论。有的古籍记载为陶朱公《养鱼经》。

(315)佛山地区《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编写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第3册，1976年铅印本，第21页，第39页。

(316)张震乐、杨全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229页。

(317)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318)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319)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技情报研究所编：《国外渔业概况》，北京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