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地貌：古代航海中的地文导航

第一节　海洋地貌探索

中国古代航海，主要采用地文导航，海上及大陆边缘海区的一切地貌形态，其导航意义最为重大，这首先被渔民、水手所重视，因而调查清楚，铭记在心或记录在案。而海底地貌亦因关系到海舶的安全，并也有一定导航意义，亦要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如丈量或通过水文辨认，来获得足够的认识，使驾驶的海舶避险就安。总之，认识地貌是为了航行的需要，关系到生命财产的现实安全。

一　海洋地貌探索

（一）海上地貌

海上地貌的探索与航海是密不可分的。岛屿、港湾本身就是航线经过或到达的地方。因此，渔民、水手需要了解这些地物的名称和正确位置。⁽²⁾

明巩珍：“海中之山屿形状非一，但见于前，或在左右，视为准则，转向而往。要在更数起止，记算无差，必达其所。”⁽³⁾清《舟师绳墨》：“倘到薄暮行舟，必认一山为重，尖而高者耸立易识。……小而平者，急却难辨，须记得此山的山嘴系何形象，左右有无小山屿，如看见小山屿则知应山，始可认定。”⁽⁴⁾岛屿在航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指导航海的海图与书籍无不一一为之详细描述。如《郑和航海图》中载有我国岛屿多达532个，外国岛屿314个。其地貌类型，分出岛、屿、沙、线、石塘、港、礁、硖、石、门、洲等12种。⁽⁵⁾这比《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航道上的山、门、州、石、海峡等要丰富得多。

我国有广袤的海区，有众多的岛屿，“辽海东吴若咫尺，朝洋暮海如内地”⁽⁶⁾，“（登莱），其外岛屿环抱，迤逦以及辽阳”⁽⁷⁾，“闽、浙、南洋（指广东）水深多岛”⁽⁸⁾，“浙海岛屿林立”⁽⁹⁾，“（福建）海中岛屿，东南错列，以百十计”⁽¹⁰⁾。岛屿不仅是陆标，也是躲风候潮的“安乐窝”，“海翁堀线在府治西北海洋中，浮有沙线一条，线南有一港，港口有大澳，甚深，名为海翁堀。凡过洋之船，多泊此候潮汎，或避台焉”⁽¹¹⁾！此外，也有作为汲淡水、采柴火的中间站，“文昌县七星山在县北一百五十里大海中，峰连有七，一名七洲洋，山下出淡泉，航海者必于此汲水、采薪，其东七星泉，昼夜混混不涸”⁽¹²⁾。甚至海舶视为畏途的我国南海诸岛，也曾是救生渡死的地方。清初福建龙溪人余士前带二弟从望加饧回国，船遇飓风沉没，有17人“扳缘匍匐上海屿”，“有人插一斧留于腰间者，拾泊崖断竹削之，磨戛得火，龟屿上巨鸟成群，张口欲吞人，共搏击之，水浅处多巨蚶，可数人舁。乃煽竹，火炮二物之肉以充腹，……忽大雨如注，舁巨蚶壳承雨水以救渴。在屿中历九日夜，计不得活，合力杀藤，捞坏板作槎，裹鸟肉，贮水于筒，乘槎纵所之”⁽¹³⁾，在海上漂泊了九日夜，遇海舶得救。⁽¹⁴⁾

我国沿海某些地段海蚀现象严重。为了保护农田，防止海蚀现象发展，更为了抵御强大的海啸，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我国很早就开始建造海塘，直至清代，我国海塘蜿蜒屹立于海滨，长达数千公里。明清时我国出现的海塘志或地方志中有着不少海塘图。这些海塘图是能充分反映河口海岸地貌的，如1751年方观承《敕修两浙海塘通志》和清翟均廉《海塘录》中的图。李约瑟（J．Needham）称《两浙海塘通志》等海塘志的书为“一类专门论述中国海岸的地理著作”⁽¹⁵⁾。从这类海塘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海塘的建筑是因地制宜的，海塘是不连续的，时断时续，这由海岸地貌而定。在平坦的滩涂之处，则筑之；在海边山地则不需建筑。从海塘图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河口地貌和海岸地貌的形态。这样的图其山形又是立体画法，不用图例，更显逼真。⁽¹⁶⁾

海岸地貌，在我国沿海省份的地方志中，记载极为丰富，不备述。而明清时期关于岛屿沙洲的地貌记载，除见于地方志之外，更多地见之于“针经”和海上交通的文献。

成书于16世纪的《两种海道针经》所记海上地貌的资料很多，如《顺风相送》所记国内地貌达19处，国外74处，书中提到的地貌类型，有：石牌（排）——礁石；古老浅——岸礁；坤身——沙堤；泥尾——水下泥滩；拖尾一水下沙滩等。⁽¹⁷⁾而《指南正法》所记的“山形水势”34条，如《东洋山形水势》一节中，说“澎湖，暗澳有妈祖宫，山无尖峰，屿多”，“下打狗仔，西北有湾，看石佛不可抛船，东南边亦湾，东去有淡水，亦名放索番子。远看沙湾样，近有港坤身，有树木”⁽¹⁸⁾。而《大明唐山並东西二洋山屿水势》一节，内容极其精彩，“外罗山——东高西低，内有椰子塘，近山有老古，打水四十五托，贪东恐见万里石塘，丙午七更取交杯，内打水十八托，外打水念五托，俱可过舡，南边有礁出水。若是马陵桥神洲港口，打水八九托，鼻头二三托打水进港，有塔，可抛舡”，“羊角屿——内打水十七八托，外打水二十托，内外俱可过舡。南有羊角出水中，尖有门，门中有礁。丙午五更取灵山大佛”⁽¹⁹⁾。

海上交通的书籍，如清雍正八年（1730年）成书的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在描述我国南海诸岛的地貌形势时说：“南澳气居南澳之东南，屿小而平，四面挂脚，皆古石。底生水草（即珊瑚），长丈余。湾有沙洲，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入溜则吸阁（搁）不能返。隔南水程七更，古为落漈。北浮、沉皆沙垠，约长二百里，计水程三更余。尽北处有两山，名曰东狮象，与台湾沙马崎头对峙，隔洋阔四更，洋名沙马峙头门。气悬海中，南续沙垠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沙之南，又生古石至七洲洋，名曰千里石塘。长沙一门，西北与南澳，西南与平海之大星，鼎足三崎。长沙门，南北约阔五更。”⁽²⁰⁾在陈伦炯的书里还有一些海上地貌学的专有名词：沙栏——沙堤；沙仑——水下沙堤；沙坛——沙滩。这说明，对海洋地貌的认识至陈伦炯时代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化。陈伦炯对全国海岸地貌有一段总的论述，我们认为他在海下地貌的描述上更为精彩。⁽²¹⁾

（二）海底地貌

海底地貌，包括浅海的大陆架与深海的大陆坡、大洋盆地等类型。古代对海下地貌的了解，一般局限于大陆架地貌即浅海地貌上，而对深海地貌不可能进行探索，即便有星星点点的知识，亦属猜测与想象。⁽²²⁾

关于黄海的暗沙等海底地貌的论述，明崔旦伯说：“登莱故道，风涛万里，洋礁蝟集，势之险易殆悬绝矣。”⁽²³⁾明胡宗宪说：“登莱之海，危礁暗沙不可胜测，非谙练之至，则舟且不保，何以迎敌。”他还指出浅滩之具体所在“若白蓬头、槐子口、桥鸡、鸣屿、夫人屿、金嘴石、仓庙，浅滩乱矶，乃贼所必避，而我之所当远焉者也”⁽²⁴⁾。海军军官出身的陈伦炯说：“登莱淮海稍宽海防者，职由五条沙为保障也”，“庙岛南，自如皋、通州而至洋（扬）子江口，内狼山，外崇明，锁钥长江，沙坂急潮”，而苏北海域，“庙湾而上，则黄河出海之口，河浊海清，沙泥入海则沉实，支条缕结，东向纡长，潮满则没，潮后或浅或沉，名曰五条沙，中间深处，呼曰沙行”⁽²⁵⁾。清顾祖禹说：“吴淞而南，虽有港汊，每多砂碛”，“海州之东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远，且沙碛甚多，掘港、新插港之东，亦有北海，沙碛亦多，不堪重载”⁽²⁶⁾。而登州的“成山以东白蓬头诸处，危礁乱矶，伏沙险湍，不可胜纪”⁽²⁷⁾。对黄渤海海底地貌的论述，还有一批文人官吏，除杜臻曾以侍郎身份考察过沿海地区，写下了《海防述略》外，其他如姜宸英的《海防总论》、韩奕的《海防集要》都是没有什么实践的经历下写成的。这说明至清初，该海区的地貌知识已经较为普及了。

今天，东海钱塘江口的两侧海区潜伏着暗沙，明宣昭正确地认识到钱塘江怒潮是由海下地貌和喇叭形河口地形所造成的，“下有沙跨江西三百余里”⁽²⁸⁾，“考海中山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断或续，暗沙连伏，易于搁浅”⁽²⁹⁾。此外的浙江海区则是“苏洋以南，海道通快”⁽³⁰⁾，“浙洋宽深无沙”⁽³¹⁾，“自浙洋而北，海滨淤沙多而岛屿少，其海岸径直”，“自浙洋而南，岛屿多而淤沙少，其海岸纡曲”⁽³²⁾。东海从总体上看，是航海的理想海区，但是在小区域里，海下地貌还是很复杂的，如在呼应山有“沉礁打浪”，福州五虎门“打水一丈八尺，过浅”⁽³³⁾等。对各个小海区的海底地貌，各个沿海地方的地方志里一般均有详尽记载，甚至如《武备志》这样的文献里也有记载，如其卷二一○的《福建沿海山沙图》等。

台湾海峡的海洋地貌，主要是澎湖与台湾周围海区的地貌情形。陈伦炯说：“（澎湖）岛二十有六，而要在妈宫、两屿头、北港、八罩、四澳，北风可以泊舟”，“北之吉屿，沉礁一线，直生东北，一目未了，内皆暗礁布满，仅存一港蜿蜒，非熟习深谙者，不敢棹至”⁽³⁴⁾。“八罩流水湍急，岛下有老古石，刚利胜铁”⁽³⁵⁾。澎湖“为西渡之标准”，其中的东吉屿和西吉屿系要路，“渡海者必由二吉以入，盖入台之指南”⁽³⁶⁾。从台湾海峡的水色来了解其海下地貌则是航海者长期经验的总结，“鹿耳门外，初出洋时，水色皆白。东顾台山，烟云竹树，缀翠浮蓝，自南抵北，罗列一片，绝似屏障画图。已而渐远，水色变为淡蓝。台山犹隐现于海面。旋见水色皆黑，则小洋之黑水沟也。过沟，黑水转淡，继而深碧，澎湖诸岛，在指顾间矣。自澎湖放洋，近处水皆碧色，渐远则或苍或赤，苍者若靛绿，赤者若红。再过，深黑如墨，即大洋之黑水沟，横流迅驶，乃渡台极险处。既过，水色依然苍赤，有纯赤处，是名红水沟，不甚险。比见水皆碧色，则青水洋也。顷刻上白水，而内地两太武山，屹然挺出于首矣”⁽³⁷⁾。从水色来辨认海上地貌（当然包括海下地貌），虽无潜海测量之力，却有由表及里之功，不能简单地以粗疏谓之。为了理解上面一段话，引文前面还有介绍台湾海峡小海区的划分：“台厦往来，横流而渡，号曰横洋。自台抵澎为小洋，自澎抵厦为大洋，故亦称重洋。”另还解释了航海学的专业名词“放洋”，意思是“舟人转舵扬帆而出海曰‘放洋’”。

“环台皆海也”⁽³⁸⁾，海岸地形总的来看“沿路内山外海，多巨石巉岩”⁽³⁹⁾。其海下地貌决定着作为港口的海岸只有鹿耳门（今台南安平港北，今已淤）、鸡笼（今基隆）、淡水（台湾西北，淡水河口北岸，今亦淤塞），“台湾北自鸡笼山对峙福州之白犬洋，南自沙马崎对峙琼之铜山，延绵二千八百里。……而港之可以入巨艘，惟鹿耳门与鸡笼、淡水港，其余港汊虽多，大船不能入”⁽⁴⁰⁾。台湾的海岸地貌，东北至西北多岩岸，南嵌以下至中部为沙岸，“巨石多生于鸡笼、淡水之间，突怒偃蹇，奇不可状”，“南嵌以下，渐无石质，亦不坚”⁽⁴¹⁾。海岸地貌影响着海下地貌，当时的良港都位于岩岸线上。但地貌在不断运动中变迁无常，良港鹿耳门，百余年之后，“海边一片尽变为埔，通连嘉邑地界，横宽不啻数里”，“有出示招垦，虽未成业，亦可谓沧海桑田之望也”⁽⁴²⁾。鸡笼港的岩岸无刻不在海水的冲击浸蚀中，“海流日砰訇，海巘长屼”⁽⁴³⁾，而台湾府（今台南市）的“海翁堀线”则是海中的一条“浮线”，线南的港口是“候潮避风”的地方。⁽⁴⁴⁾台湾海上、海下地貌都较复杂，变化大，所以对台湾海岸地貌不甚了然的英国侵略者在道光二十年（1841年）八月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遭到了失败，“洋船两窥台湾。一在淡水港，遭风触礁；一在大安港，为渔舟诱引搁浅”⁽⁴⁵⁾。

台湾的南端沙马崎头，是往返吕宋的陆标，其海岸特征如同严光垂钓的钓鱼台，“邑之南曰沙马崎头山，西南临海若严陵钓（鱼）台状，凡往来吕宋之船，以此山为定向”⁽⁴⁶⁾。沙马崎头又是东海与南海的分界线。

南海是我国海上活动频繁的海区，也是中外海上交通的必经之路。⁽⁴⁷⁾

陈伦炯说：“自廉之冠头岭而东，白龙、调埠、川江、永安山口、乌免，处处沉沙，难以名载；自冠头岭而西，至于城防，有龙门七十二径，径径相通。径者，岛门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岛屿悬杂，而水道皆通。廉多沙，钦多岛。”⁽⁴⁸⁾不仅记载了海下地貌，也描述了海上地貌，尤其对分割台地下沉后形成溺谷的“龙门七十二径”，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描述。廉钦的东面海区，“高郡之电白，外有大小放鸡，吴川外有（）州，下邻雷州白鸽、锦囊，南至海安。自放鸡而南，至于海安，中悬州，暗礁暗沙，难以悉载，非深谙者莫敢内行”⁽⁴⁹⁾。《清史稿》总结为：“广州境，其海湾深广，自新安折而北，又折而南，至香山，走为内海，群岛环罗”，“又西为高州海，多暗礁暗沙”，“廉州多沙，钦州多岛，襟山带海”⁽⁵⁰⁾。对海南岛，东路除文昌的潭门港、乐会的新潭那乐港、万州的东澳港、陵水的黎庵港、崖州的大疍港之外，西路除澄迈的鸟袅港、儋州的新英港、昌化的新潮港、感化的北黎港之外，“其余港汊虽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沉沙，行舟实为艰险”⁽⁵¹⁾。海南岛“沿海多沉沙，行舟至险”⁽⁵²⁾。

航行的谚语“上怕七洲，下怕昆仑”⁽⁵³⁾所指的地方，都在今南海海域。七洲，即七洲洋，指今我国的西沙群岛周围海面；昆仑，即昆仑洋，指今越南南端昆仑岛周围海面，都位于中国往返南洋（东南以远）和印度洋的航线上。⁽⁵⁴⁾

先人们对珊瑚岛屿的不断成长亦有所认识，“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传此石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舶必远避而行，一堕即不能出矣”⁽⁵⁵⁾。明清两代，援引顾玠此说者颇众，如明黄佐《广东通志》卷七○，清邓淳《岭南丛述》卷七，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五，温汝能《方舆类纂》卷二五，严如熤《洋防辑要》卷八。而清人的地方志援引此说者更超过上举各书的数量，可谓影响深远。因为是珊瑚礁岛，海拔很低，故亦有“潮至则没，潮退方现”⁽⁵⁶⁾的现象。正因为时现时没，给人一种“善溢”的假象，故名南海为“涨海”，“万州城，外洋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盖天地所以堤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涨海”，“或曰涨海多瘴，饮其水者腹胀，故入涨海者必慎其所养”⁽⁵⁷⁾。

关于“东洋”与“西洋”的地貌，其认识范围只限于航道沿线，《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及其他“针经”都有较详的记录。⁽⁵⁸⁾

我国古代测量海下地貌的方法是重锤测深法。《顺风相送》称作“掏”，“《指南正法》称作“”；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则称作“绳驼”。它系绳用以测量水的深浅，名为打水，单位称为“托”。“托”是俗语，“谓长如两手分开者为一托”⁽⁵⁹⁾，合今天的1．5米左右。铅锤系在绳的尾端，不致使绳漂斜，用此测量，故有“以托避礁浅”⁽⁶⁰⁾的说法。郑和船队也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测量海的深浅，从而了解海底地貌。这种重锤测深法不仅我国使用它，也长期为世界各国所使用，直到20世纪声呐（超声波回声测深仪）的发明和推广使用，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国古代的重锤测深法还有另外的重要用途。铅锤（或称掏，，绳驼）底涂以腊油或牛油，可以粘起沙泥，探知海底土色。因海洋各处的底质是不同的，可以因不同的底质区别来确定船舶所在的海区，从而指导航线和航向。同时，了解底质还可以知道能否放碇停泊。“铅锤之法，涂以牛油，沾起沙泥，舵师辄能辨至某处”⁽⁶¹⁾，“所至地方，……如无岛屿可望，则用绵沙为绳，长六七十丈，系铅锤，涂以牛油，坠入海底，粘起泥沙，辨其土色，可知舟至某处；其洋中寄碇候风，亦依此法。倘铅锤粘不起泥沙，非甚深，即石底，不可寄泊矣”⁽⁶²⁾。这些文献的记载证明了重锤测深法在探索海底地貌的重要地位，所以张燮形容它是“走花落矴，神鬼惊散。要知矴地，大洪泥硬”⁽⁶³⁾。

把海上地貌与海底地貌当做一个整体来认识，是我国古代探索海洋地貌时的优良传统。陆上山脉的伸展，形成了海下的礁带；岛屿附近多暗礁，珊瑚生长的附近多浅滩，河口附近有大面积的暗沙等，就是在这一整体认识的基础上抽象提高出来的。这种陆海地貌共生的地貌现象，古代名之曰“崩洪”。“崩洪峡者，穿江过河之石脉也。石脉从水中过，是山与水为朋，水与山为共，故曰崩洪”，“石骨过处，水分两份，但水面不能见耳”⁽⁶⁴⁾。

为了达到最大的安全度，水手们往往不是单一地依赖于了解海下地貌或海上地貌，而是两者互相补充。因为需要综合判断，所以我国一直要求“舟师”是有丰富经验知识的人，“行路难者有径可寻，有人可问。若行船难者海水连接于天，虽有山屿，莫能识认。其路全凭周公之法，《罗经针簿》为准。倘遇风波，或逢礁浅，其可忌之皆在地罗经中取之。其主掌人观看针路，行船高低，风汛急缓，流水顺急，机变增减，或更数针位，或山屿远近，水色浅深，的实无差。又以牵星为准，保得宝舟安稳”⁽⁶⁵⁾。只有具备航海知识与经验的“舟师”，自然胸有成竹，临危不惊，遇险不乱，“约行几更，可到某处，又沈绳水底，打量某处水深浅几托，赖此暗中摸索，可周知某洋岛所在，或某处礁险宜防，或风涛所遭，容多易位；至风净涛落，驾转犹故，循习既久，如走平原，盖目中有成算也”。此书（其实各本“针经”都如此）就逐条航线上的海上、海底地貌作了经验性的记录，如由小昆仑到真屿的航线识别，是“（小昆仑）两边有礁出水，用庚酉及单酉，八更取真屿”，而真屿的地貌识别，“看成三山，内过，打水四十托，泥地，外过，打水十八托，沙地。远过只七八托便是假屿，水浅，不可行。只从真屿东北边出水，礁南边过船，用庚戌针，五更取大横山”⁽⁶⁶⁾。总之，充分利用世代相传的经验之上，加上自己的不断实践，采用综合分析、判断方法，乃是我国舟师水手的优良传统。⁽⁶⁷⁾

二　导航手册和海图

现代海图是记载舰船航行或停泊时都需要了解的海洋深度、海底性质、暗礁、沉船、海岸形状、山和岛顶的海拔高度、灯塔和浮标的位置以及水质、海流、潮流的流向和速度等内容的图面资料。十分明显，海洋地貌是海图的主要地理要素。海图上记载的资料是根据航海的需要摄取的，也是长期航海和从事海洋活动不断累积的成果。

我国沿海人民用他们特有的方式，世代相传，不断补充，笔之于簿册，成为航海秘本，这就是更路簿，而针经、海图则是在它的基础上提高而成的。

（一）更路簿

海图的产生和发展与更路簿（或称水路簿）密切相关。古代海图既与更路簿有继承关系，但又共生并存，互相促进。所以要研究海图的历史，必须从简陋的更路簿谈起。海图如果是流，那么其源则是更路簿。原因很简单，这些被我们称为更路簿的“作品”，大都是“祖传秘方”，只有口头相传，即便有文字记录，也要靠记忆来帮助丰富它，况且这些出自渔民、水手之手的更路簿都是音同字讹，纸粗簿陋，难入经传之林，不登大雅之堂。因此，被刊刻成书的更路簿在我国几乎根本没有。我们的论断只是从现在发现的手抄本的分析中得出的。

现在能见到的更路簿实物是清末的传抄本。这些抄本，根据代代相传，只能追溯到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这比文献上的记载海图的时间要晚得多。即便如此，仍可以说更路簿是源而不是流。因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和实践也同样遵循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规律。

我们认为，从“山顶洞人”有成串贝壳的“项链”、徐巿采长生不老药至汉使航行印度洋，从市舶司的建立至郑和下西洋，无不在航海实践的继承上开始，再把新的实践添加到整个航海经验中去，并把累积起来的知识传给下一代。代代相传，叠加积累，才建立起今天对海洋的了解。

这种世代传递对海洋认识的载体是什么呢？除口头传授外，我们认为其载体乃“更路簿”一类“著作”，其名称可能不叫“更路簿”或“水路簿”。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更路簿”一类“作品”中，我们找到了代代传递海洋知识的最原始的载体。这当然不排除初始的口头相传，口头相传和简单的文字相结合，然后形成文字记载，这正是我们祖先传递“信息”的方法。

为了认识更路簿，不妨举几份南海“更路簿”为例。

几份南海《更路簿》都没有始初作者或迭次增补者的姓名，只有抄写者或保存者姓名。像《更路簿》这种用于导航的航海针经一类书，在每条南海地区的出海渔船上都存有一本。但是，在海南岛文昌、琼海等县渔民中间流传着的各种抄本，都是大同小异且各具特色，只不过详简不同，这是因为最初有人写成稿本，后来在互相传抄过程中，渔民们又根据各自的航海实践不断进行补充修改，而最终形成现在看到的这类大同小异、繁简不同的抄本。这些“更路簿”最初的形成时间，可以追溯到五六百年前。如1977年已年过93岁的老渔民蒙全洲说，他家的“更路簿”是从他的曾祖父蒙宾文那里传下来的，至今已近200年，据他了解，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是郑和下西洋后传下来的。所以，考究这些“更路簿”形成的时间上限，一般都可以追溯到清初年、明中叶甚至明初。从这里可以看到，“更路簿”都是积累了许多代人航海实践经验，由集体创作而成的。譬如现存广东省博物馆的苏德柳父亲于1921年抄的《更路簿》，用棉纸抄写，长22厘米，宽14厘米，对折双面，共47页，有8000余字。书分8篇，第一篇《立东海更路》，共29条，讲渔船从大潭（今琼海县潭门港）开航到东海（即今西沙群岛），以及在西沙群岛各地之间的航行更路；第二篇《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共116条，讲渔船从三圹（今西沙群岛的蓬勃礁）开航到北海（即今南沙群岛）的双峙（即双子礁），以及在南沙群岛各地之间的航行更路；第三篇《驶船更路定例》，记载了自外罗（今越南广东群岛主岛）至广东东莞县内的南亭门的线路；第四篇，无篇名，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叙述从潭门港往广东沿岸、海南岛沿岸、西沙群岛、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等地的更路。第五、六两篇，系正在积累的素材，看不出连续的航向；第七篇《自星洲去吧里更路》，星洲即今新加坡，吧里即今印尼的峇厘。

各《更路簿》的更路条文写法基本一致，都有起点、终点、针位（方向）和距离（用航行时间“更”来表示）四个要点。第一篇《立东海更路》如下：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使到十二时（更），使（驶）半转回乾巽己亥。

自三峙下干豆，南风甲庚（北风乙辛），三庚（更）收。对西使（驶）。

自三峙下石塘，用艮坤寅申，三更半收。对西南。

自三峙下二圈，用癸丁丑未平，二更半收。……

自三峙上三圈，用壬丙己亥平，四更收。对……

自猫注去干豆，乙辛兼辰戌，四更半收。对西北、北风。

自猫注去下峙曲手，用坤申，四更收。对西南。

自猫注去二圈，用丁未，三更半收．。对南。

自二圈下下峙，用辰戌，一更收。对西北。

自石塘上二圈，用乙辛辰戌。二更。对东南。

自石塘四江门出，上猫注，用甲庚，六更收。对东。

自四江去大圈，用乾巽过头，约半更。对东南。

自银峙去干豆，用壬丙，三更半收。对北。

自猫兴上三圈，用癸丁丁未平，三更半收。对南。

自猫注上三圈，用壬丙平，四更。对南。

自大圈下去半路，用艮坤加二线丑未，三更。对南。

自二圈去干豆，用乾巽，四更半收。对西北。

自尾峙去半路，用癸丁，三更半收。对西南。

自三圈去半路，用甲庚，六更半收。对西南。

自二圹去白峙仔，用丑未，更半收。对南。

自大圈头下白峙仔，用子午，一更收。对南。

自红草门上双帆，用乾巽，二更收。对东南。

自红草门上猫兴，用乙辛，二更收。对东南。

自白峙仔去半路，用寅申，三更收。对西南。

自半路去外罗，用甲庚寅申，十五更收。对西南。

自二圈下大圈，用寅申，一更收。对西。(www.xing528.com)

自三圈下白峙仔，用甲庚卯酉，五更收。对西。

自白峙仔上三圈，用卯酉，五更收。对东。

自船岩尾往干豆，用乙卯，四更收。⁽⁶⁸⁾

上面提的乾巽（135°）、甲庚（255°）、乙辛（285°），都是罗盘针位，也就是船的航向。罗盘一周分为24分，以天干、地支和八卦的24字表示，每一字占15°。“更”是时间单位，用以计算航程距离。每天（昼夜）十更，“海道不可以里计，舟人分一昼夜为十更，故以‘更’计道里”⁽⁶⁹⁾，“海洋无道里可稽，惟计以‘更’——分昼夜为十更。向谓厦门至台湾，水程十一更半；自大旦门七更至澎湖，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门。风顺则然；否则，十日行一更，未易期也”⁽⁷⁰⁾。“旧志，舟人渡洋，不辨里程，一日夜以十更为准。”⁽⁷¹⁾顾炎武（1613—1682）《天下郡国利病书》里收录两篇“针路”，在《太仓使往日本针路（原注：见渡海方程及海道针经）》里说：“更者，每一昼夜分为十更，以焚香枝数为度，以木片投海中，人从船面行，验风之迅缓，定更数多寡，可知航至某山洋界。”⁽⁷²⁾古代一昼夜分为十更，众说一词，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但是也有人认为一更就等于六十里，“海行之法，六十里为一更”⁽⁷³⁾，然而，船舶的航速受到风向、风速、潮流、洋流等的影响，既然一昼夜分为十更，又把每更固定出里数，显然不科学。陈伦炯说：“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每更约水程六十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朝顶风逆则减退。”⁽⁷⁴⁾如何校正“更”的里数，清黄叔璥：“水程难辨，以木片于船首投海中，人从船首速行至尾，木片与人行齐至，则更数方准，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则为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则为过更，皆不合更也。”⁽⁷⁵⁾只有“准”，一更才是“六十里”，所谓“准一昼夜风利所至为十更”⁽⁷⁶⁾。至于清释大汕说“去大越七更路。七更，约七百里”⁽⁷⁷⁾，一更等于100里，就太离谱了。近人有认为一更为40里⁽⁷⁸⁾或者更少一些，都是值得注意的说法。“中国古代航海上计里程的单位是更”，“大致为一昼夜分成十更，一更又合六十里”。这里的一更合60里可能不大正确。如澎湖至台南市，旧作五更，今为52海里，1海里合旧3里，即澎湖与台南之间的距离为156里，一更不过31里左右。厦门至澎湖旧作七更，合220里左右，行程一天。如一更为60里，则厦门澎湖之间当为420里，澎湖台南之间为300里，帆船一天航行，就有点问题了。这些问题，都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去解决。⁽⁷⁹⁾

关于“更”的起源问题。元朝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明初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⁸⁰⁾及《西洋番国志》里都是用“日”来计程的，只有到了《西洋朝贡典录》（约成书于1520年间）和《东西洋考》（1618年刻印出版）才用“更”计里程。我们以为它先由直接参加驾驶者所“发明”，后才被大家所接受。目前记载“更”计程的“民间”文献，最早的则是《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研究一下它们可以提供一些“更”起源于民间的蛛丝马迹。⁽⁸¹⁾

（二）针经

《更路簿》，即属于我国文献中称为“洋更”的著作，“舟子各洋皆有秘本，名曰洋更”⁽⁸²⁾。这一类“洋更”经过排比，条理化，集众家之长，使其成为一部整体性的“导航手册”，这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所谓“针经”。

“针经”这类书，见于各家称引的有《渡海方程》、《海道经书》、《四海指南》、《海航秘诀》、《航海全书》、《针谱》（见《日本一鉴》及《桴海图经》）、《航海针经》（见《东西洋考》）、《针位篇》（见《西洋朝贡典录》）、《罗经针簿》（见《指南正法》）。《筹海图编》、《日本一鉴》曾根据《渡海方程》一书外，还参考过《海道针经》。在《郑开阳杂著》、《筹海图编》、《日本一鉴》中关于江苏“太仓使往日本针路”及“福建使往日本针路”各节就是根据《渡海方程》、《海道针经》及《四海指南》这类针经撰写的，可见这类针经提供的素材是多么重要。明南海总兵官邓钟的《安南图志》中著录了“福建往安南图针路”。乾隆《福州府志》卷一三“海防”中著录了一篇无名氏的《针经》，记载的是往返福宁与湄州之间的一段针路。可见明清间的一些著者在编纂海上交通的图书时并没有轻视它们，也并不罕见，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参考书了。但现在我们除了通过上面一些文献的转述外，提及的“针经”本身却再也找不到了。

不过，在清嘉庆（1796—1820年）年间张海鹏编刻的《借月山房汇钞》中有一种叫《海道经》的书应该算作“针经”。《海道经》，明初无名氏撰，是记载元代粮食海运的黄渤海航道“针经”。我们说它是专供漕船使用的“针经”，不仅从“海道”上一目了然，就是与针路没什么关系的“占潮”里，还特别提醒船长水手们：“漕船之患，最怕船密。”

分析这部“针经”，并与上面提到的“更路簿”作一番比较，立见“更路簿”的粗糙。同时比较之后，还可以窥见持“更路簿”的渔民，除“更路”外，其记忆里还装着怎样的经验知识。

《海道经》分类：准备缓急、海道、海道指南图、占天门、占云门、占日月门、占虹门、占雾门、占电门、占海门、占潮门、北海地方。

从文字上看，它是由“更路簿”与经验韵语编集修改而成的，两种痕迹都很明显。譬如“占天门”的“朝看东南，有黑云堆起，东风势急，午前必有雨；暮看西北有黑云，半夜必有风雨。……”“占云门”的“秋冬东南风，雨不相逢；春夏西北风，下来雨不从……”“占海门”的“蝼蛄放洋，大飓难当；……海泛沙尘，大飓难禁；……鸟弄波，风雨必起；……”“占潮门”的“北海（指黄渤海）之潮，终日滔滔；高丽涨来，一日一遭，莱州洋水，南北长落，……”等等，都给人一些明快的谚语感觉。

继《海道经》之后，现在传世的“针经”，是《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两书。⁽⁸³⁾《顺风相送》据向达推测，它成书于16世纪。我们从《顺风相送序》分析，作者的名字应该叫“山”。我国古人写文章，自称名，他人称字（或号），姓省略。向达的标点是“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簿”。这里“山为”与上面的文字连读，极难理解，假如“山”乃作者自称其名，“为”字作编写讲，“微簿”是对《顺风相送》的自谦语，全文就豁然贯通了。重新标点为“……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簿”。这位名叫“山”的作者，在永乐元年（1403年）就“奉差前往西洋”，这比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永乐三年（1405年）还要早两年。以后郑和下西洋，他也是随从人员，否则不能有“累次较正针路”的机会。序言中下面一段话，表明这位名“山”的人，参考遴选航海技术人员的工作，“务要取选能谙针深浅更筹，能观牵星、山屿，探打水色浅深之人在船。深要宜用心，反复仔细推详，莫作泛常，必不误也”⁽⁸⁴⁾。在挑选技术人员中，标准是很高的，只要技高艺精，航行时才不会出差错，假如本事“泛常”，难保不误事。

假如我们的理解不错，这部《顺风相送》正是郑和七次下西洋时使用的“针经”之一。这是否系原本，抑或经过了后人的转抄、润色或重新编排，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不过，我们初步估计，“山”撰的原书落入走洋下番人手里，他们根据航海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也删去了一些旧文字。所以看到的这部《顺风相送》已是新旧杂陈的混合体了。但无论如何，它包含了“山”这位曾追随郑和下西洋的技术人员的经验真髓则是毋庸置疑的。⁽⁸⁵⁾

《指南正法》，向达认为成书于康熙末年即18世纪初期。我们认为它系明末的作品。其序文中说，此书“指定手法乃漳郡波吴氏，氏寓澳，择日闲暇，稽考校正。自天朝南直隶至大仓，……”“南直隶”乃明朝对南京所在地省份的称谓，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为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年）分设江苏，安徽省。⁽⁸⁶⁾在清代文字狱的阴影笼罩下，即使不要求出版的书，也不会公然在“南直隶”之前还堂而皇之冠上“天朝”的恭敬称谓，此其一；其二，在《两种海道针经》第114页，有一“大明唐山並东南二洋山屿水势”的大标题。“唐山”，指中国、“大明”，乃是明朝的国号无疑，所以，我们认为这部《指南正法》最基本的内容编成于明朝。然而在“定罗经中针祝文”中有“伏念大清国某省某……”又当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指南正法》是下蕃舶主的行船指南，而每一次行船都是要念一次“祝文”的，都要进天妃庙烧香叩头，所以此书如传家宝一样传到清代的某舶主手里时，他要念“祝文”，在大庭广众面前自然不能照最初的本子念“大明”二字。这二字是后来改的。这部书最初的整理编纂者是谁？我们认为是“漳郡”的“吴波”。序文作者称作者一般称字或号，如直呼其名，名后再加姓氏，所以“漳郡波吴氏”，即漳郡吴波，他是最初的整理编纂者，且是明代人。“寓澳”，估计是葡萄牙向明廷租借澳门之后。如在前，应称作“壕镜澳”，大概是万历（1573—1620年）之后人。至于因它“附在清初卢承恩和吕磻辑的《兵钤》一书后面”，“钤有‘曾存定府行有耻堂’的图书”⁽⁸⁷⁾，因而认定它是康熙八年（1635年）何良栋为《兵钤》作序之后，不甚恰当，因为线装书的装订有时是由收藏者自己决定（断线再订更如此）的，所以不足为据。也有可能是借抄之后，合二为一。至于“日清”（类似航海日记）提到的“乙丑年”、“己丑年”、“辛卯年”，所记月建大小与康熙廿四、四十八、五十年合，又如何解释？因为“针经”一类书，它在成书时是搜集前人经验而成的；成书后，传抄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又可以补充、修改。因此，“日清”有可能是后人补充的。但向达先生“合”月建是在“康熙八年以后”这一前提下去“合”的，其实乙丑年的月建也与嘉靖四十四年（1709年）合，己丑年的月建也与万历十七年（1589年）合，辛卯年的月建又与顺治八年（1651年）合。顺治八年也就是永历五年，这个时间正是郑成功积极开展海外贸易的时候，证以该书第170页“用丑艮七更取太武，收入思明”一句。“思明”是郑成功改厦门为思明的，康熙二十五年清廷改为“厦门厅”，所以“思明”一名仅在郑成功政权范围内使用。再联系说朝鲜的“人物衣冠似大明一样”一句话，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是明朝（清未入关）人，一般会说“似天朝”、“似吾大明”；假如在清政权下的作者见此，一般会说“似故明”、“似胜国”。“似大明”一语，只有中原已非大明衣冠，自己又奉明朝正朔者才用这种语气，这正符合郑成功政权下作者的身份。所以，此书下限可以断为康熙统一台湾之后，吴波流落在澳门之时，大概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之后的几年里。吴波曾为郑成功政权效过劳。⁽⁸⁸⁾

《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书的内容大致相似，总括起来有以下三部分：

一是气象方面，如太阳月亮出入时刻、逐月恶风、潮水消长、雷电、观看星辰，以及罗经下针、定船更数和禁忌迷信。

二是航道沿线的山形水势。

三是各处往返针路（包括“日清”），对往返各地的罗经方向、路程远近（更数）、礁石隐显（地貌）、打水深浅（若干“托”）、能否抛船（停泊）等都有详细记载，比起“更路簿”来，确有长足的进步。

总之，“针经”是在“更路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路簿”是渔民水手的产物，航海时仍更多地依赖经验，“针经”则集诸家“更路簿”之长，经民间航海家的“稽考校正”而成，属于高一层次，它更像今天的《航海通书》。但两则都不失为我国古代航海知识的珍贵史料。又因流传下来的成品不多，就更值得我们珍惜。⁽⁸⁹⁾

（三）海图

古代的正规海图也是在“更路簿”和古代渔民水手自绘自用的“海图”的基础上绘制的。海图和“更路簿”、“针经”相辅而用，前者直观，后者记录详尽，并行不悖，相互补充，均是航海不可缺少的工具。

海图是航海中必备的，尤其远航不能没有它。因此，我们可以说，它的产生和历史同航海史一样悠久。进行航海活动，积累实践的经验并记录下来，是同步的。但是，明清之前的“更路簿”和“针经”已经遗失殆尽，而海图更甚于此。⁽⁹⁰⁾

明代海图保留至今的较多，如胡宗宪《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登莱辽海图》，郑若曾《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海运全图》，茅元仪《武备志》中的《海防图》、《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等。《郑和航海图》是现存最早最珍贵的“针路图”。⁽⁹¹⁾

1．《郑和航海图》的特点

《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最早载于明代茅元仪1621年所辑的《武备志》。⁽⁹²⁾因为它是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地图，所以一般简称为《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原来是手卷式的，收入《武备志》时改成了书本式，按现在的计页方法，图共44页，其中航行图40页，过洋牵星图4页。

据明代《顺风相送》记载：“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航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⁹³⁾可知郑和下西洋前已有航海图。这些图可能不系统，不完整，但它们是《郑和航海图》的前身，郑和船队在远航过程中，对原先的航海图进行修订、补充，后来又经过加工整理，成为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郑和航海图》。其成图时间约为15世纪初期。

《郑和航海图》是我国最早不依附于航路说明，而能独立指导航海的地图。从航海学和地图学的观点来分析，它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点。⁽⁹⁴⁾

首先，《郑和航海图》突出表明了与航海有关的要素。航行图所表示的内容主要有：大陆和岛屿岸线，浅滩，礁石，港口，江河口；沿海的城镇、山峰；陆地上可作航行目标的宝塔、寺庙、桥梁、旗杆等地物；各种名称注记；航线及其方位、距离等说明注记。这些内容都是与航行关系十分密切的。

其次，不同区域的图幅表示内容有差异，体现出区域的不同航行特点。例如，南京至长江口是沿江航行，船只需顺着江岸不断改变航向，故图上不注航路说明；同时在这区域航行时，主要是根据两岸的山形、地物来确定航行的位置，因而图上对这些要素表示得特别详细。自长江口至马六甲海峡的航段，基本上是沿海岸航行，当时主要用罗经导航，故图上对方位、航程的注记比较详细。横渡印度洋的航行是罗经导航与天文导航相结合，故其图幅内容除一般的航线说明外，还注有天体高度。

第三，图幅的排列配置以航线为中心，各图幅的方位是不统一的。《郑和航海图》所表示的航行范围是从中国南京至今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总的航线在图上自右至左连贯绘出，且大致居图幅中部，因而造成了图幅方位的不统一。例如，南京至长江口的图幅方位是上方为南；长江口至马六甲海峡的图幅方位是上方为北或西北。

第四，航线注记详细而相当精确。《郑和航海图》的航线注记包括航向、航程以及有关航道深度、礁石分布等说明。航向以24个方位表示，与现代罗经相比较，一个方位相当于15°，且可以精确表示到7．5°。航程以“更”表示，一更合今12．5—18千米。深度以“托”表示，一托约合今1．7米。《郑和航海图》共表示了100余条航线的注记，经过推算，这些航线注记是相当精确的。

第五，配置有天文导航专用的“过洋牵星图”。各种图共4幅，每幅中央是帆船的图，其四周绘有天文导航用的星座，并注记星座的名称、方位及高度。天体的高度以“指”为单位，一指约合今1．9°。

2．《郑和航海图》地名的考释

《郑和航海图》共标有地名540多个，涉及中国、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包括非洲东岸）等地。其中既有地理名称，如山名、水域名、港湾名、城镇名等；又有地物名称，如宫殿名、寺庙名、桥梁名等。近百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郑和航海图》的地名进行考证、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一些地名未曾考定今名，已考证的也还有疏漏和失误。近几年我们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对《郑和航海图》的地名进行了全面考释。既利用传统的方法，根据各种历史文献进行查对，又应用大量现代地图集、航海图及航路指南等资料，根据地理位置及航行特点仔细校核；既考虑地名的译音，又根据航行针路推算位置来验证，对540多个地名一一作了说明，使《郑和航海图》地名的研究迈进了一大步。下面几种考证方法分别举例作一说明。

（1）利用历史文献考证地名

《郑和航海图》的地名中虽然好多古名现已不用，但从古代史书、图志和历史遗迹中仍可找到根据，只要史料运用得当，可以得出正确结论。如原图长江航段在仪真（今仪征市）以西有斩龙庙，向达注为：“据图，斩龙庙在长江北岸，仪征附近，今地无考。”⁽⁹⁵⁾台湾学者周钰森列举了数个龙王庙，而认为该庙是岩山的龙王庙。⁽⁹⁶⁾我们查阅各种历史文献，在明代《地图综要·江防图》中找到了斩龙庙，其位置与原图相符，而斩龙庙具体位置绘在青山墩上，并注记：“青山至仪真二十里”⁽⁹⁷⁾。今虽然斩龙庙已无存，但青山仍在，从而确切地定出了斩龙庙的今地。又如“大灵胡山”，向达注为：“据图，大灵胡山在交趾境，与钦州隔北仑河相望，今地无考。”⁽⁹⁸⁾英人米尔斯则认为是越南北部之Hui Amyap（21°07′N，107°08′E）。⁽⁹⁹⁾均误。因为《海图广记·暹罗往交趾针路》记载，自外罗山（今李山岛）“用单亥针五更取占毕罗山，用单亥针五更取大琅瑚山”⁽¹⁰⁰⁾。大琅瑚山为大灵胡山的异译。根据这项记载进行航程推算，可以确定大灵胡山即今越南岘港东侧的山茶半岛上之山峰，高693米，晴朗天气时从远处即可见到，半岛东端岬角今名岘港角（Mui Da Nang，16°07′N，108°17′E）。

（2）根据地理特征考证地名

《郑和航海图》中有些地名是按地理特征命名的，这些地名不仅当时可作为舰船海上航行的显著目标，即使现在沿岸航行时也仍有意义，故在现代航海图书资料中也详加描述，可据其考定今名。如原图在暹罗国笔架山附近河口的犀角山，呈犄角形式，右角无名，左角注犀角山。查核现代航海图，在泰国湾今勃兰河河口有一对各高30．5米的小岛，其岛形与原图所绘相似，名赛岛、基诺岛，可考定犀角山即今基诺角。又如原图苏门答腊岛上有赤角山，据现代航路指南记载，苏门答腊岛西岸明古鲁以北，岸势陡高，为红色崖岸，距岸较近的显著高山为帕利克山，高2493米，可考定赤角山即此山。

（3）根据针路和牵星数据推算位置来考证地名

前述例子中大灵胡山的考证，既利用了历史文献，也采用了根据针路推算位置的方法。根据牵星数据推算位置的例子如关于吴实记落的考证。《郑和航海图》印度西部的针路注记：“觜头也有十指，在十指山势去到十二指吴实记落。”在前人著述中未见有关吴实记落的考证。我们认为，按原图“十指山势”，当在西部卡提阿瓦半岛南端第乌角（Diu Point），循此沿岸北去，据航路指南记载，在印度河口东南10海里处有皮蒂亚罗河（Bhitiaro Creek）。该地为北辰十二指。故吴实记落即皮蒂亚罗河口。

（4）根据译音考证外国地名

对外国地名的考证，考虑译音是必须的。《郑和航海图》中的外国地名有300多个，大多是按当时的读音译写的，前人对此已有较多的研究，我们在考释地名时，略作补充，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古今译音大致相同或文异音近，这种地名结合地理位置较易判明，如满剌加即今马六甲，答那思里即今丹那沙林等。二是有的古地名省略了音节，这在印度地区较多。如古里即今卡里卡特。三是地理专名与地理通名或冠词合译，如古里由不洞即今马来西亚半岛西岸海中的布坦群岛（Butang Group），“古里由”为马来语Culao的译音，其义即“岛”；又如那里寅上，即今里扬（Ar Riyan），“那里”为Ar的译音，实为阿语冠词。

以上几种考证地名的方法虽分别举例说明，实际考证过程中往往是几种联合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比较准确、可靠。⁽¹⁰¹⁾

郑和的“航海图”赖《武备志》的转载得以保存下来（虽然不一定是原图），但根据航行实践不断修订而成的《针位篇》一书⁽¹⁰²⁾却亡佚了。大概这与明季倭寇肆虐沿海地区因而导致实行海禁政策有关，而且郑和七次下西洋所费甚巨，下西洋的目的并非扩大贸易，朝野上下颇有得不偿失的舆论，怕旧事重提，竟把郑和航海的科学成果付之一炬。“旧传册在兵部职方（司），成化（1465—1487年）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¹⁰³⁾不管刘大夏是否烧毁了案牍，而《针路篇》等科学的结晶遗失掉却是事实。

在清初，属于针路图系统的海图，要特别提到《西南洋各藩针路方向图》与《东洋南洋海道图》。这两幅图都是统一台湾之后彩绘呈进给康熙帝的。

《西南洋各藩针路方向图》，签题觉罗满保绘进。满保，正黄旗人，字九如，又字凫山，康熙进士，累官浙闽总督，因镇压台湾农民起义领袖朱一贵有功，加兵部尚书衔。曾奉旨巡海，故能熟悉海国形势。这幅图大概即其官闽浙时所绘，时间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全图为一立方幅，设色彩绘。图绘了我国南部诸海，自上海海口起，经浙江、福建、广东诸省重要海埠，凡与暹罗（今泰国）、缅甸、越南及“南洋”各岛航海往返线路、方向、转折，且注记道里远近、土产贸易情况。有意思的是，此图不仅有通常海图体现出的海上的地貌，且凡渐近海处，设色都逐渐加深，这正表明出海水的深浅，是我国海图绘制上的进步。缺点是地名标注过分简略，有些只绘出岛屿而未标注出地名。

《东洋南洋海道图》，施世骠进呈。施世骠（1669—1721），字文秉，福建晋江人，施琅子。这幅图大概是他官福建提督时绘进的，即在康熙五十一年至六十年（1712—1721年）之间。图中绘琉球、安南、暹罗、南掌、港口、柬埔寨、缅甸、广南、柔佛、亚齐、大呢、吉兰丹、丁佳奴、麻六甲、澎亨、旧港，过西文来，蚊阁、马辰、单绒系腊、甘马力、陈宋大港、红豆屿、邦仔、系兰、猫羌、文武楼、班爱、淑务、屋党、芒加风、土山、万丹、井里阁、三把龙、二泊涝、灰蛙等地的航海针路及海上地貌，并各注明其方向、道里远近的数字，以及各地物产种类贸易情况。施世骠一直在沿海带领海军，对海道形势比较熟悉，且要经常巡海，所以此图颇能反映出当时海军将领对海洋知识了解的程度。

上面两幅海图代表了清康熙时代的海洋知识与制图技术的水平，也是了解周围海区与海外交通的参考书。⁽¹⁰⁴⁾

在鸦片战争前的明清之间，除上述海图外，还应提到下面一些海图：

明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1554—1557年）罗洪先《广舆图》中的《东南海夷总图》；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天复《皇舆考》中的《东南海夷图》；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王在晋《海防纂要》卷首附图《东南海夷图》；

明万历元年至四十八年（1573—1620年）章潢《古今图书编》卷五九的《东南海图》；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吴学俨《地图综要》卷四的《东南海夷图》，其绘法沿袭《广舆图》；

明末（1644年前）朱约淳《阅史津逮》中的《东南海国图》，其绘法亦沿袭《广舆图》；

清初（1680年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的《东南海夷图》；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七省沿海图》中的《环海全图》；

嘉庆十三年（1808年）温汝能《方舆类纂》中的《东南海夷图》；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严如熤《海防辑要》中的《东南海夷图》与《广东海图》。

上举各图都是鸦片战争前绘制的海图，虽不属于针路图，但它能反映出我国古代人民对海洋的了解程度。⁽¹⁰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