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对西方的海路输出和影响

第二节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对西方的海路输出和影响

以悠久、丰富和灿烂见称于世的中国文化在欧洲国家的传播和影响源远流长。但大规模和初具近代意义的传播和影响，则在明清时期。明中叶（16世纪中叶）以后，虽然明清封建政府实行过海禁政策，但仍然开放广州口岸，准许中外商人在广州进出口贸易。贸易航道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通道。明中叶以后，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商人来中国广州通商和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大批的耶稣会士也纷纷随商船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耶稣会士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古典经籍，努力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因发生“礼仪之争”，使他们重视研究中国儒家哲理思想，对中国的经籍进行翻译和诠释，并向他们自己的祖国传播。他们在欧洲掀起研究汉学（Sinology）的热潮，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各国广为传播，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

一　儒家哲学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

著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等经澳门进入广州，到肇庆、韶关、南京、北京等地传教时，为传教需要，十分注意研究儒教、道教和佛教，崇拜儒家哲学的自然神观。他们研究孔子的思想，翻译儒家的经籍，撰写解释儒家思想的专著，向欧洲国家介绍儒家的哲学思想。如比利时会士柏应理（Phillppus Couplet）于1681年著《中国之哲学家孔子》（Conf 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共分四大部：第一，柏应理上法王路易十四书；第二，论原书之历史及要旨；第三，孔子传；第四，《大学》、《中庸》、《论语》译文。本书既向西欧国家介绍了儒家的经籍，又略举其重要注疏，便于欧洲人民接受。接着比利时会士卫方济（Franciscus Noel）著《中国哲学》（Philosophus Sinica）和翻译《四书》、《孝经》、《幼学》，向法国介绍了他研究儒家哲学的心得。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勃尼兹（Gofuried Wilhelm Leibniz），于1687—1690年，在罗马邂逅结识意大利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等一批从中国传教回去的耶稣会士，并从他们手中得到中国儒家经籍资料，从此发奋研究中国哲学，于1697年写成《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书，全面地向欧洲国家介绍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高度称赞中国文化之伟大，说：“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在书中又指出，中国儒家哲学是超过欧洲哲学的，说：“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于是，他向欧洲国家的有识之士呼吁：“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出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与实践。”⁽¹⁰⁾莱勃尼兹汲取了中国儒家的哲学思想，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后来又传授给他的学生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沃尔夫把思辨哲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首次将哲学分为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自然神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七部分，认为哲学的一切原理皆可用数学或演绎的方法建立起来。沃尔夫的思辨哲学为他的学生康德（Immanuel Kant）所接受，从而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以后的菲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Hegel）等人在莱勃尼兹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下，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这就说明，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是受到中国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的。法国“百科全书派”（Malebranche）的部分思想家如荷尔巴旭（d’Holbach）、波勿尔（Poivre）、魁斯奈（Francois Quesnay）等人，经常在耶稣会士的报告、书札中探讨中国儒家哲学的实质，从而受到中国无神论、唯物论和自然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而成为法国大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

二　中国的重农主义对法、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中国以农立国，历代君主提倡以农为本，实行重视农业的政策。这种经济思想传至欧洲后，为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重农学派（Physiocartis）学说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斯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他从传至欧洲的中国古籍中，研究伏羲氏、尧、舜和孔子的思想，于1767年出版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以七章的篇幅系统介绍了中国文化。在第八章列举了24条道理呼吁欧洲国家向中国学习，说：“中国的法律是以自然律为依据的，无论从物质或道德方面看来，都是十分有益于人类的”，中国“在自然法上达到了最高的成就”。他高度赞扬中国的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要求法国政府改变轻视农业和束缚农业发展的现状，倡导“中国化”。他利用充任御医的方便，极力鼓动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藉田”的仪式。他深受《周礼》一书均田贡赋法的启示，主张法国应像中国一样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以提供国家所必需的赋税。⁽¹¹⁾可见中国重农思想和政策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形成影响之深。重农学派的改革家、法国财政大臣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继承和发展了魁斯奈的思想，认为农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是其他各种劳动所以能够独立经营的自然基础和前提。为了更充分了解中国的重农思想，他委托在法国留学的两名中国籍学生（也是耶稣会士）杨德望、高类思回中国后，为他收集中国的土地、劳动、资本、地租、赋税等农业经济的资料30条；造纸、印刷、纺织等工艺资料15条；自然地理、物产资料7条，以便为法国进行财政改革作参考。杨、高回国后，汇编了《北京教士报告》出版，为杜氏改革法国财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杜氏最后写成《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专著，系统地阐明重农主义的学说，第一次在农业劳动领域内正确回答了剩余价值问题。耶稣会士还根据重农学派的要求，在中国收集有关中国的水稻、桑树、茶叶等农作物栽培技术等资料寄回法国。钱德明（Joan Joseph－Maria Amiot）还写了《中国乾隆帝和靼鞑权贵的农业观》一书，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给重农学派极深的影响。而此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法国旅游，认识了魁奈斯和杜尔哥，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中国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有关资料，吸收了中国的重农思想并运用了颇多的中国资料，于1776年写成和发表了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抨击欧洲流行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对英国的经济政策起过重大的作用。

三　中国古典经籍的西传和影响

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攻读中国古典经籍，并把中国经籍翻译成西文出版发行，使之在欧洲各国得以传播。1593年，利玛窦率先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书名为F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这是中国经籍最早的西文译本。1626年，比利时会士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译“五经”为拉丁文，在杭州印行。意大利会士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和葡萄牙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Sinica）两人合译《四书》，把《大学》译名为《中国之智慧》（Sapientia Sinica），于1662年在建昌出版。后殷铎泽又译《中庸》，名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于1667和1669年分别在广州及印度果阿出版。1711年，卫方济以拉丁文翻译《四书》、《孝经》和《幼学》，由布拉格（Prague）大学图书馆印行。康熙末年，法国会士马若瑟（Jos－Maria de premare）节译《书经》、《诗经》出版。1752年左右，法国会士孙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翻译《礼记》出版。1770年，法国会士宋君荣（Antonius Goubil）翻译《书经》在巴黎出版。1834年，法国会士雷孝思（Joan－Bapt Regis）翻译《易经》，由莫尔（Mohl）出版第一册，1839年出版第二册，名曰《中国最古之书〈易经〉》（l－King，antiquissimus Sinarum Liber），全书分三卷，第一卷用11章的篇幅讨论《易经》的作者、《易经》之价值及其内容、伏羲所创之卦、与五经之价值；第二卷为《易经》原名及注疏之翻译，第三卷为《易经》之批评。此外，还有雷氏拉丁文《易经》注疏第一卷《评论》（Dissertrationes et notae Griticae in p rimam partem Commentarii），现在梵蒂冈图书馆还藏有关于耶稣会士研究《易经》的中文稿本14种，名曰：《易考》、《易稿》、《易引原稿》、《易经一》、《易学外篇》、《总论布列类洛书等方图法》、《据古经考天象齐》、《天象不均齐考古经籍解》、《大易原义内篇》、《易钥》、《释先天未变》、《易经总说稿》、《易考》（重）、《太极略说》等。

在16—18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国家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其最重要的体现为耶稣会士所译、编、著的中国书籍传至欧洲各国。据不完全统计，在明中叶以后的200年间，耶稣会士译著中国书籍不下七八十种。这些著作至今仍然保存在欧洲国家各大图书馆中，继续发挥着中国文化传播和影响的作用。

四　中国语言文字与古典文学的西传和影响

耶稣会士为了研读中国的古典经籍和学习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以拉丁文编写了中国的文法书籍和字典，寄回欧洲国家出版，为欧洲国家的学者学习中国文化提供方便。例如意大利会士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编写的《中国文法》（Grammatica Sinica），开了中国文法西传的先河，现仍保存于格里斯哥大学亨得尔（Hunter）博物馆。1681年，比利时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回国时，曾以此书指导德国医生闵采尔（Christian Mentzel）研读中国语文。闵氏又据此编写一本《汉文入门》（Clavis Sinica）在德国印行，为德国人学习中文提供方便。1728年，法国会士马若瑟在广州编著成《中文概说》（Notitia Lignuae Sinica）一书，对于汉字之构造和性质进行详细的论列，举例达13000余条，成为西欧国家研究中国文字学的鼻祖。马氏以其书寄给法国学者傅尔孟（E．Fourmont）校阅，傅氏又据此自编《中国文典》一书，于麻六甲英华书院印行，1894年香港纳匝肋书局重印发行。其书博大缜密，后有各国译本，至今仍流行于欧洲各国。1685年，闵采尔还在德国出版《拉丁汉字小字汇》（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on－Sinico Characteristici）和《中国字汇式例与文法之建立》（Specimen Lexici et Grammatica Institution），至今仍藏柏林国家图书馆。1813年，法国驻广州领事德经（Christian L Joseph de Guignes），奉拿破仑之命编成《中法拉丁字典》，由巴黎王家印刷所出版，1853年重印于香港。1762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出版奥斯定会士P．Horatius della perma和Cassia us Beligatti di Macerata两人合著的《藏文字母》，以拉丁字母注藏音。1773年，Beligatti又以拉丁文著西藏文法研究，编著《唐古文及西藏之初学》（Alphabetum Tangutanum Sive Tibetanum）一书，为欧洲国家学者学习中国藏族文化开辟了道路。乾隆时，法国会士钱德明（Joan Joseph－Maria Amiot）编著《满洲语文法》，孙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编著《汉蒙对照字典》，为欧洲国家的学者学习和研究中国满、蒙文化提供了工具。

中国文学也随着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而向欧洲传播。1719年，在广州经商和居住多年的英国商人魏金森（James Wilkinson），将中国小说《好逑传》翻译成英文（其中有1／4译成葡萄牙文，后经英国文人汤姆士·潘塞改译成英文），于1761年在英国出版发行，书末附录《中国戏提要》、《中文谚语集》和《中国诗选》共四册，向英国介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成就。1766年由署名M的一位法国人译成法文，慕尔（Marr）译成德文，使《好逑传》传播更为广泛，并被评为“十才子书”中的第二才子书。1732年，马若瑟将元初纪君祥著的元北曲《赵氏孤儿大报仇》一书译成法文，取名《中国悲剧赵氏孤儿》（Tchao－Chi－Coueuih，ou L’Or phel in de La Maison de Tchao，Tragedie Chinoise），于1734年在巴黎《法兰西时报》（Mercure de France）杂志刊登了一部分，第二年，译本收入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著《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gique，politique et physlque de L’Enc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ratarie）的第三卷，《赵氏孤儿》由于《中华帝国全志》的英译本（1736年）、德译本（1747年）和俄译本（1744年）相继出版而流行欧洲并风行一时。1753年，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伏尔泰（F．de Voltaire）将《赵氏孤儿》改编成新剧本《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于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上演。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Goethe）亦将《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译编成剧本《埃尔彭罗》（Elpenor）在德国上演，轰动一时，备受各界人士的赞扬。歌德还十分喜欢《好逑传》，高度评价中国像《好逑传》这样好的小说还不少，说：“中国人有千万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¹²⁾歌德还于1827年开始将中国抒情诗移植到德国，根据中国的一些诗意写成《中德季日即景》，诗中沉浸着他对孔子、老子哲理思想的仰慕，产生了中西文学在19世纪初的共鸣。(www.xing528.com)

五　中国医学的西传和影响

耶稣会士对中医学和中草药感到神奇而纷纷加以研究，并把中医学书翻译或编译传回欧洲（1671年），在广州居住的一名法国人将晋朝名医王叔和的著作《脉经》翻译成法文，名为《中国脉诀》寄回格莱诺布尔出版。1658年，波兰医生卜弥格（Miehael Boym）写成《中医津要》（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一书，内容包括翻译《脉经》和介绍中医以舌苔、气色诊病法，并列有中药289味。这本书于1688年出版后，译成欧洲各国文字相继出版，流传极广。从此，中医学成了欧洲人的一种新知识，风靡一时。上述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便是中医专辑，共译出《脉经》、《脉诀》、《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名医必录》、《医药汇录》等著作和许多中医处方，介绍了中国医学的独特医术。从此，欧洲人掀起学习中医知识的热潮，给西欧近代医学、动物、植物学和进化论以深刻的影响。19世纪英国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Darwin）著《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时，就引用了清初翻译成德、法、英、拉丁、俄文译本的《本草纲目》一书中关于金鱼颜色形成的资料来说明动物有人工选择问题。他在另一本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的第二章《人工选择》中，也一再提到“上一世纪耶稣会士出版的那部主要是辑自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伟大著作”（指《本草纲目》）⁽¹³⁾。据统计，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提到中国中医学和植物学的达104处之多⁽¹⁴⁾，说明中国医学和植物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甚大。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来广东和北京后，很留意中国的实用植物学，他潜心研究靛青和用槐花做黄色染料，并于1747年把资料寄回法国。韩国英（Martialus Cibot）在中国曾注意研究中国的动物、植物，积极采集中国植物标本，其中在澳门采集144种，在内地采集149种，于1780年寄回法国，现在仍保存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约瑟夫最早把广东的荔枝引进到法国去种植。中国的柑橘树亦由葡萄牙耶稣会士移植到里斯本圣洛伦（St·Laurent）公爵邸宅种植。中国的植物嫁接技术资料也在这个时期传到欧洲，使18世纪欧洲园圃面貌焕然一新。

六　中国工艺美术的西传和影响

16世纪至18世纪，经广州起航点至印度果亚（Goa）到里斯本航线贸易运往欧洲的中国丝织品、瓷器、漆器等货物，既是精湛的高级消费品，又是优美绝伦的工艺品，深受欧洲各国的欢迎和称赞。特别是各国君主均酷爱中国的瓷器，法王路易十四命令其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派人到广州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在凡尔赛宫设专室陈列展览。德国一些洛可可（Rococo）式的宫殿也以收藏华瓷炫耀一时。英国女王玛丽二世更醉心于中国瓷器，在宫内专设玻璃橱陈列各式华瓷。有鉴于此，欧洲各国纷纷掀起仿造中国瓷器的热潮，并有专家对瓷器进行分析研究，撰著专书加以阐释和宣扬，使中国的工艺美术得以在欧洲广为传播，深有影响。1677年法国人查尔定（Chardin）在希撒诺（Pierre Chicaneau）开设瓷厂，仿照中国瓷器工艺，制造出青花软质瓷。1717年，在江西传教的耶稣会神父殷宏绪（Pierre d’Entrecolles），将景德镇的高岭土标本寄回法国，1750年，杜尔列昂公爵下令在法国勘察和开发瓷土，1768年发现了类似景德镇高岭土的瓷土层，即设塞夫勒瓷厂制造出硬质瓷器。英国于1750年在斯特拉福设立鲍瓷厂，生产出第一批软瓷。1768年又在博屋（Bow）设立“新广州瓷厂”，招收工匠300人，利用从广州运去的制瓷设备，仿制出中国硬质瓷器。这批瓷器把崇尚超脱、纯朴的中国彩色花纹工艺和洛可可工艺风格结合起来，浑然一体。此后，广州还特制了具有中西工艺风格的瓷盘外销，周缘按等分绘四种不同的五彩图案，供欧洲国家主顾挑选确定加工样式。所绘题材有纹章瓷、神话、宗教和风俗画中的人物画、船舶图和花卉等。1974年英国出版的《中国纹章瓷》一书，便收集了2000多件纹章瓷图片，供英国以至欧洲国家的军团、贵族受勋、喜庆典礼之用。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不断仿制中国漆器。例如1730年，法国人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独家仿制中国漆器，以蓝、红、绿和金色为底色，以中国妇女、中式栏杆、房舍和牡丹花为图案，深受法国人酷爱。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邸宅的漆制家具全用此种有中国工艺特征的作品。耶稣会士汤执中十分注意研究中国漆器工艺美术，于1760年发表了《中国漆考》论文（载《法国考古文献学院集刊》第15集），附有中国精美漆器图片。中国漆器（特别是福建的漆器）在英国也十分流行而时麾。商人在广州将大块漆板贩运至英国后，改制成屏风，甚受欢迎，甚至有将家具从英国运到广州上漆的。18世纪的英国上层妇女以学绘工艺美术为时尚，绘漆竟成为女子学校的一门美工课程。1680年后，英国家具制造商开始仿造中国漆器家具的色彩和图案，制造出一批中国式的家具。著名家具设计师汤姆·齐本达尔（Tom Chippendale）和海普尔·华特（Heppel White）设计和制造的橱、台、椅等家具，全部模仿中国式样，采用上等的福建漆，绘刻龙、塔、佛像和花草等图案。齐本达尔于1700年引进福建漆檀木椅，后又模仿中国竹节家具，设计和制造出雅致的屏风。⁽¹⁵⁾18世纪英国的家具被称为齐本达尔时代，直至今天，还可以看到英国家具保存着中国风格的痕迹。英国建筑师威廉·查布斯（William Chambers）到中国考察后，于1757年写成和出版了《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集》（Designs’o f Chinese Building，Furniture，Dresses，Machins and Utensils）一书，向西欧国家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中国建筑、家具、衣饰等的工艺美术。中国的壁纸（墙纸）亦于16世纪中叶由西班牙、荷兰的商人从广州贩运到欧洲。这种每幅通高12尺、阔4尺的墙纸上有花鸟、山水和人物图案，甚受英、法等国家顾客的欢迎。不久欧洲也仿制各种中国墙纸，生产大批中英、中法混合式的墙纸。1688年，法国仿制中国墙纸成功。1734年，英国出版了一本新法制造墙纸的专著，系统介绍中国墙纸的工艺美术水平。英国虽然能生产墙纸，但工艺仍逊色于中国。所以直至1766年，英国还从广州、厦门等地贩运大批中国墙纸供应英国需要。今天伦敦古斯银行客厅内还保存着英使马卡特尼觐见乾隆皇帝后带回去的花墙纸，上面绘有302个各不相同的栩栩如生的人物，表现了中国极高的传统工艺美术。中国丝绸的工艺美术更为欧洲国家的妇女所艳羡。特别是刺绣工艺在洛可可风行时期，竟取著名的科布林花毡而代之。直到18世纪，里昂生产的丝绸仍保持着强烈的中国工艺美术风格。

七　中国绘画和建筑艺术的西传

中国绘画和建筑艺术对西欧国家的影响远远超过工艺美术。明清时期中国的山水、人物画成为欧洲著名画家的摹本。例如法国最杰出的画家华托（Jean Antoine Watteau）的作品，常常仿照中国画那种黯淡的流云和纯朴的山景构成画面中烟雾迷蒙的韵致，被人誉为深得中国作画六法之佳作。他所作《孤岛帆阴》，陈列在卢浮美术馆，更是一派中国绘画风格。其他具有中国画情调的画家还有倍伦（Berain）、基洛（Gillo）、彼里门（Pillement）等。英国著名画家柯仁（John Robert Cozen）的水彩画亦深受中国画风的影响，他的设色山水，与中国画毫无二致，常常用棕灰为底色，再涂上红、蓝二色烘托。他作画时还仿中国画家好用毛刷蘸色和墨，以墨草图，使水彩画在欧洲初期发展时，显出了特色。其学生特涅（Turner）等人的人物水彩画，亦继承了他的笔法。另一位著名画家康斯保罗的作品也深受中国画之影响。其杰作《绿野长桥》，洒脱而出，一如中国江南风光。直到19世纪，法国的印象派画家仍然受到中国画风的感染，常用中国的泼墨法作画。其中莫里斯（Malisse）尤其以模仿中国瓷器工艺美术画见长。

中国的建筑艺术和风格在西欧国家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特别是中国的庭园艺术匠心独运、迎合自然的风格，更使欧洲的布置呆板、单调的园囿建筑大为逊色，因而欧洲国家仿照中国建筑艺术和风格建设房屋和园囿，蔚然成风。德国华肯巴特河旁边的费尔尼茨宫（pillnitz），开了按照中国式屋顶建筑的先河，以后德国波茨坦和荷兰、法国、瑞士等国家也多竞相修筑中国式的钟楼、假山、石桥和亭榭。上述英国建筑师威廉·查布斯在他所著《东方园艺》（A Disertation of Oriental Gardening，1772）一书中，高度赞美“中国人设计园林的艺术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像对太阳一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1750年，他为丘城（Kew）设计一座中国式庭园——丘园，园内有湖，湖中有亭，湖旁有耸高163尺的十层四角形塔，角端悬以口含银铃的龙。塔旁建有孔子楼，图绘孔子事迹，一派中国建筑风格。1763年，他把丘园的建筑撰写成专书《丘园设计图》（Plans，Elevation，Section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 and Build－ing at Kew in Survey）出版。另一建筑师哈夫佩尼（W．Halfpenny）也出版了《中国庙宇、穹门、庭园设施图》（New Designs for Chinese Temples，Triumphal Arches，Gardenseats，Palings，1750），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庭园建筑艺术，使中国庭园建筑在英国日臻完善，被誉为“中英式花园”⁽¹⁶⁾。1773年，德国派出园林设计家西克尔（F．L．Sekell）亲到英国研究中国庭园后，于同年出版了温塞（Ludaig A．Unzer）所著《中国庭园论》（Uber die Ghinesischen Gartten），以示德国对英国新兴的中国式建筑应迎头赶上之意。此后，卡赛尔（Kassel）伯爵即在威廉索痕（Wilhelm－Shohe）建筑木兰村（Moulang），村旁小溪起用中国名字吴江（Hu－Kiang）。村中一切建筑风格和艺术均模仿中国，俨然江南苏州园林。中国庭园建筑艺术对德国的影响跃然可见。

八　中国风俗的西传和影响

随着中国茶叶从广州出口贩运至欧洲国家后，中国饮茶的风气也传至欧洲。1610年，荷兰首先兴起饮茶的风气，1636年普及至法国巴黎，1650年在英国伦敦成为社会习惯，1659年传到莫斯科。1685年，海牙有一位医生编写了一本《奇妙草药——茶叶》专书，向欧洲国家介绍喝茶的方法和好处。到了17、18世纪，饮茶成为英国人的生活习惯，每年从广州运去茶叶达2万磅，19世纪初增至2000万磅。茶已成为英国人不可缺少的日常饮料，而取代了巧克力。

由于中国轿子贩运至欧洲，乘轿也成为欧洲人的习惯。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贵族官吏出行均兴乘轿。轿顶围帔的质料和色泽，按等级严格规定，以示身份、官职的高低；轿身均以漆绘，流行图案为中国牡丹、芍药等中国花卉。乘轿者多是贵妇人。与中国不同的是，抬轿夫不用肩荷，而以手举，法语说是“抬椅”（Chaise a porter）。“抬椅”习惯还搬上舞台，1659年出版的莫里哀（Mollere）的喜剧《风流妇女》（Les precieuses ridienles）即为例子。抬椅一直在德国、奥地利流行，直至1861年，德国还保存有禁止仆役乘轿的法令，可见中国乘轿之风影响至深。⁽¹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