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海洋文化的西方输入

第一节　明清时期西方文化的海路输入

15世纪的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和航海技术的发展，西方殖民者为寻找新的殖民地，使东西方在海上的交通逐渐地发达起来。欧洲耶稣会士于16、17世纪之交，远涉重洋，联翩来华，一股异质文化通过海路被导入中国文化系统，从而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的序幕。

一　科学技术⁽¹⁾

（一）天文历法

在传教士输入的90种西学（不包括神学著作）图籍中，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达43种，其中有21种收入《崇祯历书》，因此，《崇祯历书》基本上代表了传教士输入的西方天文历法的水平，而与中国传统历法相比，《崇祯历书》进步之处甚多，如明确指出七曜与地球距离不等，并且提供了七曜距地的具体数值。中国古代虽然也曾有人提出过七曜距地远近不等的思想，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七曜附着在距地相等的天球上；提供了蒙气差的改正数值。中国古代虽有蒙气差的认识，但从未作过具体计算；在推步技术上引进了几何学、三角学的方法，对于中国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新的数学理论，它既简化了计算手续，提高了计算精度，又扩充了解题范围；以定气注历，虽然隋朝的刘焯已提出定气概念，但民用节气仍用平气；提出日月有高卑行度，即日月的近地点和远地点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中国古时却将太阳的近地点固定在冬至；采用了一套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度量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包括分圆周为360°，一日96刻，60进位制，改变了我国的圆周365．25°，一象限91．3°的古度。至今，我国的天文历法，仍遵循新度量制度。

（二）数学、地理学

西洋数学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前六卷）。该书介绍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学。它所涉及的平面几何图形比中国传统几何学要丰富得多，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公理体系是只具有理论片断的中国传统几何学所不可比拟的。

此外，《同文算指》介绍了西方算术笔算法。这种方法比中国传统的筹算和珠算更为简捷，《比例规解》介绍了伽利略发明的比例规；清人薛凤祚根据穆尼阁传授的知识，编成《历学会通》，其中数学部分介绍了西方近代数学的一些重要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数学来说，这些都是新鲜的知识。

耶稣会士向中国学术界介绍的地理学，使中国士人耳目一新。《坤舆万国全图》引进了明确的地圆概念，并以经纬度划分球面。这不但对于破除中国旧有的天圆地方或地平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比传统的“浑天说”以“鸡中黄”来比附地球的形状更为科学；介绍了五大洲、三大洋的地理位置，这些知识是地理大发现的产物，而在当时中国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世界仅限于中国本土，本土周围全是海水，其间散有几座小岛，“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²⁾。

《职方外纪》、《西方问答》亦是当时在中国士人中流行的地理书。前者介绍了各国山川形势，风土民情；后者介绍了西洋海陆通路，物产风俗。这些知识有助于中国人形成比较开阔的世界观念。

（三）物理学、机械工程学与火炮制造术

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其中也记载了若干机械工程技术（如舟车制造）。《天工开物》是中国古典科技的高水平总结，但是，它仍囿于重经验、重实用的中国科技传统，因而无法在科学总结上导出数理科学。宋应星对自己的缺陷颇为知晓。《天工开物》一书原有《观象》、《乐律》两卷，后经作者删去，其原因据其自序说是：“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传教士邓玉涵在《奇器图说》的“导言”中就提出，治机械学必须先修“重学、借资、穷理格物之学、度数之学、视学、吕律学”。该书第一卷讲解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如重、重心、重容、比例等问题；第二卷讲机械学基本知识，如天平、杠杆、滑轮、斜面等；第三卷才是各种“奇器”的具体制造方法，显示出近代科学理论思维的严密逻辑过程。

此外，熊三拔所介绍的《泰西水法》，汤若望《远镜说》所介绍的望远镜的制作技术及其使用方法，均引起士人们的浓厚兴趣。

中国发明的火药及火器制造术经阿拉伯传至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兵器革命。至14世纪中叶，欧洲的火器制造术已比中国先进。明人所获火器，均是在平交趾、败佛郎机的战争中夺得。万历时，西洋火炮制造术再次由传教士传入，所制大炮“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二三十里内折巨木，透坚城，攻无不摧，其余铅铁之力，可及五六十里”⁽³⁾。清初汤若望分别作《火攻揭要》、《神威图说》，详细介绍西洋制炮技术和炮战技术。然而，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军队的主战兵器仍然是冷兵器。

（四）医药学

西方医药学于明朝末年传入中国，而首先传入的，是西方解剖学。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书人身图说后》称：“西洋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所译其国《人身图说》二卷。”这里所说的《人身图说》，即现在的解剖学。欧洲解剖学，虽经邓玉函、罗雅谷介绍传入中国，但对中国医学尚未产生影响。因为此时的中国医学，自成体系，还不能接受这种学理。俞正燮生当乾、嘉之世，博览群籍，对于西方传教士的著述，也很留意，但从《癸巳类稿·书人身图说后》中可知，他对西洋解剖学还不能真正了解，误认为西洋人的身体构造，与中国人不同，因身体构造不同，所以信仰宗教也异其趣。中国与西方接触之初，事事多有误解，这是最显著的一例。

康熙年间，西洋医术继续传入中国。康熙皇帝尊重、信任传教士，西方科学多被采用，医学属其中之一。西方典籍称康熙爱好西洋医学与解剖学，应属事实。这可以当时宫中任用西洋御医一事来证明。1941年4月15日桂林《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八期《嘉乐来朝补志》一文，载有阎宗临辑存梵蒂冈图书馆所存康熙六十年（1721年）正月初五日文书，称：

标下千总陈东志抚标千总袁良栋同谨禀大老爷台前。禀者：二十九日旨意，叫嘉乐进朝内见，皇上问嘉乐许多话，赏衣食。皇上望西洋内科乌尔达说玩话：“你治死了多少人，想是尔治死的人，比我杀的人还多了。”皇上大笑甚欢。……

据此可知，嘉乐来朝时，康熙已用西洋乌尔达为内科医生。《周刊》第四期又有阎氏《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一文，称：

允祁废立后，康熙沉入“深痛中，心脏弱，跳得很快，卧病几死”。罗德先进药痊愈，遂荣任内廷御医。

可见充任内廷御医的西洋人，还有罗德先（Rhodes）。康熙如此信任西洋医生，其对于西洋医学的提倡，便可想而知了。

康熙时既然有西洋医生在内廷供职，那么西洋药物想必于此时传入中国。《周刊》第五期阎氏《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附录》中说：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奉上谕：西洋人自从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徐日升等在内廷效力，俱勉力公事，未尝有错。……前者朕体违和，尔等跪奏，西洋上好葡萄酒，乃高年人大补之物，即如童子饮乳之力，谆谆泣奏，求皇上进葡萄酒，或者有益。朕即准其所奏，每日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好。今每日竟进数次，朕体已经大安。念尔为朕之诚心，不可不晓谕，今将众西洋人传在养心殿，都叫知道。钦此。

这里所说的葡萄酒，虽属日常用品，但因病使用，等于一种药剂。有种说法称康熙曾患疟疾，服用西洋金鸡纳霜而治愈，此说也较可信。西方传教士传教，往往利用医术，所以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洋药物应该不少。可惜中西书籍记载极少，不能详考。

二　艺术⁽⁴⁾

（一）绘画艺术(www.xing528.com)

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艺术中，绘画最为重要，其传入时间，始自耶稣会士东来。就如佛教东来，佛像雕造绘制艺术也随之而来一样。万历年间罗明坚教士初至澳门传教时，即携有天主耶稣及圣母玛利亚像，这是传入中国最早的西洋艺术品。其后，利玛窦宣教于肇庆、南雄、韶州、南昌等地，无论教堂的构造形式，还是教堂内装饰点缀的物品，均是西洋宗教艺术风格，但尚未被中国艺林注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利玛窦因入京朝贡被阻，居住在南京，在洪武岗建教堂，聚众传教。他携来的西洋艺术品，渐渐为中国人所注意。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利玛窦入京朝觐，他为神宗带来的圣像令士人大感惊奇。此后，随着教会日渐发展，传入的西洋艺术品日渐增多。

写真是最早受到西洋艺术影响的绘画艺术，代表画家有丁瑜父女和莽鹄立等。除写真外，一般绘画也略受到西洋画风的影响，如吴历渔山氏的画作等。清康乾年间，中西绘画彼此产生影响的，以画院派最为显著。清制仿明代画院，在启祥宫南设如意馆，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装潢帖轴均召入内。开始类似工匠，没有官秩，后来渐渐引用士流，由大臣引荐或献画称旨召入，与词臣供奉体制不同。康乾间，在这里从事绘画的，除中国人外，还有传教士，如郎世宁、王致诚、安德义、艾启蒙、潘廷章等，所以中西画法容易互相产生影响。嘉庆中，编修胡敬撰《国朝院画录》，记载了80余人。其作品精美可存的，编入《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二书，清初各派画风，以及中西艺术彼此间的影响，由此可以窥其大概。清朝初年，传教士中精于绘画的，未必都供职于画院，而供职于画院的，也未必仅此数人。这些传教士将西洋画法介绍到中国，使中国绘画风格产生了些微的变化，而他们自身也深受中国绘画技法的影响，逐渐改变了固有的画风。

明清之际在中国的传教士很多，他们或长期直接从事传教事业，或供职于朝廷的钦天监、画院等。由于人数众多，其对中国艺术各方面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绘画，其他如在建筑、器物制作等方面，都有大小不等的影响。此时最集中、最典型的西洋建筑当属澳门的各式教堂和公共建筑（第六章已有详论），其他如广州十三行的居所、扬州一带的民居以及北京规模宏丽的圆明园等，均受到了西方建筑艺术的影响。器物制作受西方的影响，以瓷器最为显著。瓷器制作的原料，因出自中国，不可假借。然而瓷器的花纹，则可依各人所好而绘制。西方人多依各人所爱，在瓷器坯胎上绘以西洋花彩，而后烧造。明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来华者日众，常有不少传教士以宗教绘画制作瓷器。当时商人投其所好，大量制作。这种风气到康熙时大盛，著名的“广窑”，便是这种制作形式。通常西商来中国，先到澳门，然后趋集广州。至清代中叶，广州海舶云集，商务繁荣。为投西方人所好，我国商人在景德镇烧造白器，运到广东，再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开炉烘染，制成彩陶售给西方商人。乾隆时有名的唐英，曾一度在景德镇监督窑务，也曾依此法制作瓷器，其所著《陶冶图说》称：

……圆琢白器，白彩绘画仿西洋曰洋彩，选画作高手，调合各种颜色，先画白器片烧试，以验色性火候，然后由粗入细，熟中取巧，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

这是唐英在景德镇直接制造西洋彩色瓷器。总之，明清之际的瓷器制作，也先后受到了西方艺术不同的影响。

（二）音乐⁽⁵⁾

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始自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述澳门事迹，称有西洋乐器一种：

男女日夕赴寺礼拜，听僧演说。寺有风乐藏革柜中，不可见。内排牙管百余，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呜呜自柜出。音繁节促，若八音然，宜以合经呗，甚可听。

这里所说的风乐，近似现在的风琴，常在教堂中配以歌诗颂神。此种乐器传入中国，当比屈氏所记为时更早。在西方海商聚集的地方，往往有传教士活动其间，并建立教堂。明嘉靖末年，葡萄牙人已定居澳门，并建立起教堂，风乐成为教堂中的常用乐器，所以说西乐传入中国，始自葡萄牙人定居澳门。

此后，随着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开展，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内部。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迹》中称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入京朝觐时献有铁弦琴一张，神宗十分喜爱，命内臣学习，并问“西曲之意”，利玛窦译出了八章进献皇帝。冯承均译赖费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利玛窦传》称：《畸人十篇》后附有《西琴八曲》一卷，利玛窦的献品中有小瑟，由于庞迪我神甫擅长音乐，便命其教授中官曲意八章。由是知利玛窦所献铁弦琴，即西洋之epintte，而教授中官者，为庞迪我神甫。

康熙时，对西洋乐理的研究更加心切。陈垣先生辑《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六件《德理格马国贤启》有此数语：

……至于律吕一学，大皇帝犹彻其根源，命臣德理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修造新书，此书不日告成。此律吕新书内，凡中国外国钟磬丝竹之乐器，分别其比例，查筭其根源，改正其错讹，无一不备美。

这里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西洋乐理已在宫廷讲授；一是律吕新书的编订。关于德理格教授皇子乐理的事，1941年5月18日桂林《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十三期《康熙与德理格》所录罗马传信部东方档案也有记载：

六月二十二日（指康熙五十三年即公元一七一四年事言）首领张起麟传旨：西洋人德理格教的徒弟，不是为他们光学弹琴，为的是要教律吕根源，若是要会弹琴的人，朕什么样会弹的人没有呢？如今这几个孩子，连乌、勒、明、法、朔、拉六七个字的音都不清楚，教的是什么？你们可以明明白白说与德理格，着他用心好生教，必然教他们懂得音律要紧的根源。再亦着六十一管教道他们。

此档案所言与《文书》第六件所载相符合。德理格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奉召入都，供职宫廷五年，对于西洋乐理的传授，贡献很大。档案中所记载的，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六月间的事，《文书》第六件，据陈垣先生所考，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事，以时间而论，德理格供职宫廷教授乐理的时间，当不为短。所谓“乌、勒、明、法、朔、拉”六字，是当时所用的六音。此时半音只用“法”，而无“t”音，故仅言六音。今乐中的七音“d、r、m、f、s、l、t”即沿此六音而来。

自西洋乐理传入中国，国人便开始思考如何对旧乐加以整理，在礼乐上考订斟酌成一代大典以淑天下。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诏令纂辑律吕等书。《文书》第六件称修造律吕新书，即指此事。《律吕正义》是御定“律历渊源”中的第三部著作，全书分上篇、下篇及续篇（乾隆十一年又撰有后篇）。上篇和下篇是谈中国乐律古今尺制及其自定的律制，续篇总名“协均度曲”，是由徐日升和德理格合编的，属纯粹的西洋乐理，着重于五线谱的编制及用法，《续编总说》云：

……我朝定鼎以来，四海尽入版图，远人慕化而来者渐多。有西洋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者，精于音乐，其法专以舷音清浊二均递转和声为本。其书之大要有二：一则论管律舷度生声之由，声字相合不相合之故；一则定审音合度之规，用刚柔二记以辨阴阳二调之异，用长短迟速等号，以节声字之分。从此法入门，实为简径。后相继又有壹大里呀国人德礼格者，亦精律学，与徐日升所传源流无二。以其所讲声律节奏，核之经史所载律吕宫调，实相表里。故取其条例形号，分配于阴阳二均高低字谱，编集成图，使谈理者有实据，而入用者亦有所持循云。

可知当时所论，一为乐音谐和之理；一为曲调编排之用。《律吕正义》续篇大概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介绍过来的一本较系统的西方乐学。上面每一页都绘有五线谱的谱例，来配合汉文的讲解说明。我们知道现在所使用的五线谱，在欧洲是经过很长时期（约10—15世纪）才逐步形成的。可是就在16世纪到17世纪初，它的写谱方法和今天通行的写法，还有许多不同，五线谱还没有普及到音乐领域的各个方面。如在某些器乐中还流行着手法谱（Tablature）⁽⁶⁾，这表示直到这时候的五线谱还没有完善到取代手法谱的地位。在《律吕正义》续篇中，徐日升和德理格等所讲绘的西方乐理及五线谱就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迹象。从康熙学习西方音乐的年代来看，正是西方音乐从1600年以后开始进入现代记谱方法的重要时期。

西洋乐理，简易明了，今天稍习音乐的人，即能按谱歌唱弹奏。然而在当时，则属新奇可异，所以令西士讲授宫廷。明清时期，在传入中国的西方学术中，音乐一项当居重要地位。

三　哲学与宗教思想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始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冯承钧译赖费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高一志传》，称高一志著有《斐录汇答》二卷。“斐录”是西文哲学的音译。还有《空际格致》一书，《四库提要》曾为其著录说：“明西洋人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为非。一志因作此书，以畅其说。”在高一志的介绍下，这种希腊哲学思想得以流传中国。高一志之后，介绍西方哲学的是傅汛际，他与李之藻共译了《名理探》一书，将西方逻辑学传入中国。希腊哲学传入中国后，并未产生深远影响。实际上，传教士介绍希腊哲学，有矫正当时理学冥想之弊的目的。希腊哲学，重在求知；理学所谈，重自觉、顿悟。两者相去甚远，不易调和。李之藻等虽想利用希腊哲学以矫时弊，但积习已深，不能遽变，所以希腊哲学随即消灭无闻，影响不深。

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后，曾一度在中国发生争辩，使中国沉寂的思想界产生波澜的，是基督教的宗教哲学思想。自利玛窦传教于中国，皈依者固然不少，而反对者更多。当时反对天主教的，或出于爱国观念，或出于卫道观念，起而辩论。晚明之际，代表中国思想界的，唯有理学一派，其所论心性之学，体系严密，与基督教思想迥异。理学与基督教思想虽然相差很大，但在探索宇宙本体、辨明真理至善以及教人类如何修行已达至善方面，其目的是一致的，都有一种宗教意味的理想。正因为如此，理学家对基督教思想从各个方面掀起了辩证与反诘。由于利玛窦在传教之初即采取“迎儒排释”的态度，所以当即便引起了佛教徒的反诘，加上两教思想大前提不同，所以佛教教徒也加入了这次辩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宇宙本体问题上。

颇让人深思的是，上述理佛与西方宗教神学的争辩在偃旗息鼓之后，便沉寂无声了，未尝互相发生影响，这与中国以往的历史不同。儒道两家，在春秋战国时，已形成两派最大势力，彼此攻击诋毁，较之明清间理佛耶之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东来之后，也曾激起一大波澜，凡是儒生，无不辟佛自重。这些笔墨官司，载在史册，班班可考。但积久之后，儒道佛竟能相得益彰、兼容并包，汇成三教合一的新学说。⁽⁷⁾基督教传入中国也经过了这种激烈的论争，却为何不能与理佛思想彼此影响互容呢？“尝谓中国人之根性，重视理论之探讨，不重宗教形式之成立。……因其不重视宗教形式，故无确定之教条。既无确定之宗教信条，自无深固门户之见。既无深固门户之见，固凡理相通说相合者，均可兼容并收。儒道佛三家，其在中国能互生影响者，此其最大原因。基督教传入中国时，宗教之形式已成立，教条已确定，不易容纳外来意见，固不易受其他理论之影响。因其为超然的教派，固始终走不到中国社会里层去。中国固有之文化，在此方面亦始终不能受其影响。”⁽⁸⁾

科学发展既是世界近代文化的特征，也是国家富强的必备条件。明清时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科学知识已粗具大体，然而尽管有徐光启、李之藻、康熙等奋发倡导于前，却终未能畅达其学，以致乾隆之后渐渐衰没无闻，犹如涓涓之泉，不出百里而涸竭中途。“自来中国一般人之思想，多偏重于‘人’的方面，而不注意于‘物’的方面，换言之，即专在社会科学上用功夫，而不在自然科学上用功夫也。晚明之际，学人喜谈心性；乾嘉之际，学人喜谈经术。学问正宗，自中国人视之，大抵不外乎此。至若天文、历算、物理之学，均属末技，不为学人所重视也。在此种空气中，自西方传入之所谓西学，其不能发扬广大，乃为自然之趋势。西方学术，原对科学颇为重视，在其传入中国之后，尚不足见重当时，则与科学俱来之其他学问，自又不在中国人眼目中矣。凡一国民，俱有其传统之思想习惯，合于此种思想习惯之学术，易于滋育生长，不合于此种思想习惯之学术，必至中途夭折。西来之学乃中国所不欲讲说者也。鸦片战争而后，西人以巨舰利炮打进中国之边疆，而侵及内部，国家生命，危如累卵，国人始知空言经术，不足以救国，而注意于西方各国所以致富致强之原因，于是有维新之运动。自清末同光以迄于今，忧国之士，未尝一日不念及此。……由是知徐、李等辈之提倡西学，乃具有超时代之目光，而国人之不知理会，实乃有所蔽也。”⁽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