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应天（今南京），洪武元年（1368年），遣大将军徐达北伐。徐达率马步舟师25万人，沿大运河水陆两路北上到直沽，获元海船7艘，作浮桥渡军。元朝派将领兵守直沽，闻明军赶到，望风从海口奔逃。(335)徐达军攻克直沽，继而占领漕运储粮重镇河西务，攻入大都。元朝灭亡，残余势力逃往塞外。洪武四年（1371年），镇海侯吴祯镇守辽东，总舟师万人，由登莱转运，岁以为常(336)，其军需粮饷之一部，由直沽港海运供给。元末明初，直沽成为双方战争攻守的前哨和转运兵员物资的重要港口。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燕王朱棣为夺取皇位，在北平（今北京）起兵。建文二年（1400年）十一月十三日，率兵从直沽通过先期密造的浮桥渡河南下，直奔沧州，破城，擒守将都督徐凯等，缴获大量辎重器械。随后从直沽港派船到沧州，将辎重和徐凯载回北平。(337)燕王朱棣由直沽渡河，攻下沧州。回师后，将海津镇命名为“天津”（天子之津梁，天子经由之渡口）。建文四年（1402年），明辽东总兵官杨文奉建文帝命，率兵10万争夺天津，被燕王朱棣部将宋贵等所击溃。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因直沽是海运、商船往来要冲，令在此处筑天津城，设卫；又因海口田土肥沃，命调沿海诸军士屯守。永乐三年（1405年），明廷又决定设立天津左卫，次年改青州左护为天津右卫，天津及其港口的军事地位更为重要。(338)
明弘治三年（1490年），为维护朝廷统治，在天津增设山东按察司副使，从天津到德州沿运河一带的军政衙门，归其管辖，并过问练兵、修城、浚河、港口漕粮转运等事项。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朝北面边防吃紧，朝廷再次决定从天津由海道运粮至纪各庄，再以出船溯滦河转运至永平府城。
日本丰臣秀吉当权时，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发兵13万侵入朝鲜，攻占王京（今首尔）和平壤。明朝政府决定派大兵援助朝鲜，天津成为援朝的兵站基地，明廷调保定总兵倪尚志移往天津，总管保定和天津兵马；调山西副使梁梦龙任天津兵备道；同时由浙江、江苏调来大批水军，防守天津；浙江调沙船、唬船80艘、士兵1500余人；江苏调来沙船、唬船60艘、士兵900余名，器械齐全，由运河水运天津。明政府同时拨款下令在天津开局制造军火(339)，并同意截留漕粮六七万石，备足粮饷，为留军募兵之用。将遮阳船400余艘尽数留用，以充战守。(340)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援朝大军和朝鲜军民一道，打败日军。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本再次派兵侵入朝鲜，天津再次成为驻军基地和舰船集结之港口。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东北女真族酋长叛明建立金国。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攻占了抚顺城，辽东吃紧，天津增军1万余人，成为防金的兵站海口。从山东、河南、江浙、福建等省调军88000余人，集中天津，经陆路和水路运到东北。同时还在天津制造军器、车船，天津港又成为转运士兵、供给前方军器、服装的后方基地港口。
明军大败后，为加强防御，建造炮台7座，天津由后方变成了防金的前哨阵地。
清朝初年，为镇压人民的起义，平定战乱，对天津地方的行政组织和军事建制相继进行调整。顺治九年（1652年）将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合并为天津卫。天津已成为重要的水路咽喉。凡大兵南下乘舟过津，强征纤夫动辄数千名。顺治十二年（1655年），兵船过津，复派民夫多至四五千名不等(341)，直沽港口军运频繁。康熙四十年（1701年），清政府调浙江定海总兵官兰理为天津总兵。雍正三年（1725年），世宗皇帝以天津之海口为京师重地，设立水师营（海军）驻大沽海口卢家嘴，分拨八旗满洲兵驻防操练。次年，设水师营都统1人，水师凡两千，专防海口，天津改卫为州。雍正九年（1731年），天津又升州为府。浙江闽粤四省承造天津水师营战船。(342)乾隆八年（1743年）增设水师营副都统1人，水师千人，大出赶缯船24艘。(343)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复设水师，补造大出战船各4艘，天津港口在军事运输上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二 天津港漕运功能的发挥
明成祖朱棣即位，建元永乐，迁都北京。京城皇粮和边防军饷，继续仰给于江南。由于需要量的增多，南粮北调频繁，使天津港的漕粮运输有了新的发展。
明朝初年，海上运输由官方统一控制，并派军队护送，不受海禁所限。(344)到直沽港的海船基本沿袭了元代海运的航线。两浙自浙入于海；吴会自三江入于海；淮北、河南自河、淮入于海；山东各滨海州县入于海。(345)各条海运航线皆通直沽港。(346)自直沽入渤海经蓟运河可输北方军需；自直沽经渤海上溯滦河达于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自直沽航渤海可抵辽东；直沽至北京航路如故。直沽港是海、河漕运航线十分发达的港口。
永乐元年（1403年），因海运路险，户部尚书郁新建议“海陆兼运”。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征集山东、徐州、应天、镇江各州县民工30万，疏凿会通河，历时200天工成。(347)由济宁到临清较元代旧河航道缩短70余里。疏浚后的会通河，通航能力提高10余倍，对天津港漕粮转输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永乐十年（1412年），自淮安城西管家湖至淮河鸭陈口，新挖河道20余里，湖水入淮，避盘坝陆运之劳，至此自江淮至天津的运河航道大畅。天津港的河漕转输量剧增。由于运河大畅，天津港成为漕粮转运最繁忙的港口，漕粮转运连岁充溢，入京师的粮食无处可存。宣德六年（1431年），通州增置粮仓。宣德七年（1432年）北京再增仓廒，天津港的转运量创最高数额，达6742854石。
泰昌、天启、崇祯时期，由于漕粮“折银渐多”，抵京城漕米减少，战乱、灾荒交相发生，“岁供愈不足支”，天津港的漕粮转运量有减无增，年只约200余万石。(348)
清朝，仍建都于北京，皇室贵族、王公大臣以及驻扎北京一带的八旗军队，每年所需漕粮有增无减，漕运为各代皇帝所重视。在实行海禁情况下，天津港的河漕运量，每年保持明代400余万石的数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放宽，允许船只出海，辽东粮豆开始由民间输入天津贩卖。
乾隆四年（1739年），河北、山东、河南大灾，辽东农业丰收，天津沿海船户从东北贩运粮食。天津港成为粮商集散、贩运粮食之地。
道光五年（1825年），清政府创行官督商运新法，于上海设立海运总局，天津置收兑局，调山东巡抚琦善、安徽巡抚陶澍为总办，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为验米大臣，会同直隶总督验收漕米，令沿海各口岸驻军分程巡逻监护。是年，天津港共接卸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一州的商运漕粮160万石，平底沙船1562艘。清政府对官督商运责任明确，运费、杂费、粮食折耗等方面注意照顾船商的利益。从1825年以后，江南到天津的商船遂以为常。漕运季节，自上海海口进入天津的漕船络绎不绝。
三 天津港的杂货运输及其仓储与驳运
（一）天津港的杂货运输
明成祖于北京大建宫殿，其所用物料仰给于各地，天津港除漕粮转运之外，建筑材料和百货运输逐年增多。
永乐五年（1407年），成祖与近侍大臣密议迁都北京，并派大臣宋礼到各地采木，征调工匠23万、民夫上百万投入施工。(349)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的木材及各种建筑材料源源不断地从天津转运至北京。正德十四年（1519年），北京修建迎翠、昭和、崇智、光霁等殿，天津港再次出现木材转运的繁忙景象，港口拽运大木的官兵达6100多人。(350)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天津转运湖广的巨大木材折银390余万两。万历年，湖广、四川、贵州的楠杉诸木，折银930余万两，天津港的木材转运量增加1倍多。宫廷所用之琉璃砖瓦，多于临清烧制，经天津转输。
永乐年间，宫廷设快船780余艘，专为运输宫廷用品。广东的珍珠、云南的宝石、苏州的织棉、浙江的丝罗绢帛，以及各地的鲜蛋、水果、笋、茶、禽类、竹木器具等，也多由运河经天津输入北京。天顺八年（1464年），天津港仅转运苏杭织锦就有7万匹。万历年间，除苏、杭、嘉、湖等府织造外，浙、福、徽、宁、扬、广诸府增加1万匹，运抵京城。明代宫廷用品的运输在天津港占有重要地位。
明朝漕运，准许运军附载私物，漕船捎带的私物不征税收，促进了民间贸易的繁盛。大量的土特产品和南方私物，经港口进入天津市场，天津的商业有了新的发展，天津港初步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商港。
清袭明制，漕船可挟带私货沿途贸易，商船可载免税货物两成。随着漕船、商船来到港口，各种杂货倾入天津和北京市场。船舶返回时，北方的土特产品又从港口运到南方各地。天津盛产的长芦盐，上裕饷需，下应民食，运销长城以北，黄河以南。直、豫两省180余州县所需民盐，都由天津供应输运。清代天津港的盐运地区，比明代增加了宣化、开封、怀庆三府及所属州县。(351)
乾隆年间，开放“海禁”，江、浙、闽、广商船，装运粮食及南方的瓷器，玉器、烤绸云纱、藤织品、草席、赤糖、橙柑、香蕉、红木、杉板、药品等进入天津，外国的“洋货”也随船开始流入。靠近港口的北门外、东门外，出现了“洋货街”、“针市街”，专销南方及外地百货。天津港口商船往返不绝，呈现一片繁华景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天津随着漕运、商业的发展，沿海河、运河一线，港口附近商业繁荣，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天津已初步发展成以海河为轴线的经济中心城市。城市人口增加到20万人。天津港不仅是京都的水路门户，而且已成为沟通江南、连接北方各地的运输枢纽。
（二）天津港口的仓库设施
明朝海陆兼用时期，天津转运漕粮的目的地，已由洪武时期的辽东转向北京。这样就加大了天津港口的转运压力。“永乐元年，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粮四十九万石，饷北京、辽东。二年，以海运但抵直沽，别用出船转运到京。命于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广储蓄。四年，定海陆兼运，瑄每岁运粮百万，建百万仓于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352)又据《大明会典·漕运》记载，永乐“二年……于出直沽起盖芦囤二百八座，约收粮一十万四千石；河西务起盖仓囤一百六十间，约收粮一十四万五千石，转运北京”。出直沽芦囤，位于三岔口附近，其地势较高，既适于船只停泊，又可避免水患，装卸方便，装卸劳力也易于解决。另有露囤1400所，建于天津城北(353)地势较高的运河畔。尹儿湾百万仓（在今天津北仓以北），占地面积较大，原属武清县境。清雍正年间，始划归天津(354)，约可储粮100万石，派兵万人驻守。
以上的仓库均建于永乐六年（1408年）以前，当时海船停泊地在海河沿岸至天津东门外。河船多泊于北门外、三岔口、尹儿湾、河西务一带。地处海漕、河漕交汇处的出直沽天妃宫（西庙），运军、船工祈祷活动非常活跃。
明朝“罢海运”后，以河运漕粮为主，保留有河西务仓和尹儿湾仓。河西务隶武清卫仓，由副使二员管辖；尹儿湾百万仓，到正德五年仍继续派官员管理，“主事仍旧三年一更替”(355)。
改河道漕运以后，用浅船运粮，可进入潞河，以达通州。天津港口的仓库规模较海陆兼运时期减出。露囤、芦囤等临时性建筑，已废置不用。“迨会通河成，始设仓于徐州、淮安、德州，而临清因洪武之旧，并天津仓凡五。谓之水次仓，以资转运。”(356)此外，天津地区性的仓库还有天津卫三仓，也可以储运漕粮。
天津卫大运仓计30间，官厅3间，门楼1座；天津左卫大盈仓九廒计45间，土地祠1所，门楼1座；天津右卫广备仓计35间，关王庙1所，门楼1座。三卫仓皆设于天津城内，派正六品户部主事一员监督，以“岁储所漕之粟”，供给官军食用。(357)天津卫三仓于明崇祯年间因火被焚。
清朝时期，天津港口最大的仓库是尹儿湾仓附近的北仓。北仓建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共有仓库48座，每座15间，计720间，总库容为40万石。(358)漕粮到天津港口以后，有的驳运去通州、北京，有的入北仓。清康熙年间，又在天津建立公字廒6间，聚粟廒5间，日字廒5间，共21间，作为储存漕粮及本地军饷之用。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天津城东北建仓10间，可以存粮3538石。(359)还有常平仓及义仓等，可储粮14000余石，以备灾荒补歉之用。
（三）天津港的驳运
1．驳运的发展
唐代到达军粮城的海运船只，每船荷载可达千石，必须换成出船入北运河，驳于范阳（今北京），这是天津港口驳运的初期阶段。元朝延祜年间，进出直沽港口的海船大者八九千石，出的也有千石，需要用出船转运。明朝初年，仍需要用出船转运。永乐二年（1404年），“令海运粮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装运至通州等处交卸”。“命都督宣信副平江伯海运江西粮百万石，上议粮船抵直沽，且置仓储粮，别以出船转运北京．部议便复请天津等卫多置露囤，从之。”(360)用舢板划船转运，效率太低，造成海船等待，所以在港口建立仓库。其后，由舢板划船发展到出船转驳，驳运效率有了提高。罢海运以后，明朝政府加强了河道的治理，漕船可以直达北京，天津港的驳运一度衰落。由于北运河淤浅，明政府自通州至天津丁字沽增设“浅铺”、置“总甲”和“出甲”等管理人员，率领夫役在“粮完水涸、逐浅挑浚。春夏之间，粮运盛行，又以堤浅夫役，随船扒浅”，并负责招呼船只避浅航行。明万历四年（1576年），武清卫浅铺有11处，设出甲11名，夫役110名；天津卫浅铺12处，设出甲12名，夫役80名；天津左卫浅铺24处，设出甲24名，夫役28名；天津右卫浅铺出甲10名，夫役70名，专管修堤、扒浅之事。
到了清朝，北运河继续淤浅，河船通过不便。清政府采取增加驳船的办法来解决天津港口的转运。清初设红驳船600艘，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驳船已发展到1500艘。道光年间，经常进出天津港的驳船“直隶旧设二千五百艘，二百艘分拨故城等处，八百艘留杨村，余千五百艘集天津备用”，并雇用号称载粮250石的“民船五百艘。以备装载。商船首次抵津，府县仓廒庙宇拨卸三十万石”(361)，其余令驳船径运通州。天津仓廒庙宇所储漕粮再分批运往通州。驳船每160艘在一起，“由经纪自派人分起押运交仓，押运员役禀报仓场，复驰回续押后起米船。经纪等止须带领斛手到船起卸，如有藉端刁难需索，交地方官从严治罪”。清代天津港的驳运达到繁盛时期，驳运的发展给“船夫”、“斛手”等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清人汪辑在《驳粮船》诗中写“漕船噬人猛于虎”，反映了船民的悲惨生活。(362)
2．驳运的管理与制度
清朝时期，漕船在天津港起驳。不及百石的出船由民自便；百石以上者由天津地方官负责办理驳运。当时的驳船，大的负荷100石，出的二三十石。每只驳船由清政府招募船户1名，给腰牌一面，上镇姓名、年貌、住址、驳船号，并造花名册备查。驳船上的水手、舵工由船户自行雇募。(363)由于漕船、货船数量很多，各种船只互相争道。清嘉庆五年（1800年），清政府严格规定各种船只在天津港的航行顺序：漕船先行，织造物及运船、木排等排尾在后，如有违犯，严惩押解人员。这对漕运、驳运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元代规定，海船与河船换装过驳时，以海船上的装载数为准，不加损耗。明朝初年，基本上维持了这个制度。永乐“二年令海运粮到直沽，用舢板划船至通州等处交卸，海船回还又以水路搁浅迟误”(364)，海船上的粮食驳运到通州等地交卸，入库的粮数由海船负责。由于北运河水浅，驳运耽误了时间，影响海船回航，待入库粮数计算出以后，方准海船南还。
由于天津港口驳运的发展，驳运的码头也相应增加。除京津航道上的丁字沽、杨村、蔡村、河西务诸处的码头以外，还有去蓟州的航道，设有专用驳船150艘。起驳码头在直沽新河口（今塘沽）。三岔口附近是漕船停靠的码头，也是天津繁华的过驳之地。道光年间开海运以后，海船进入天津港在葛沽办理驳运手续。天津港口的驳运码头遍布于海河两岸的新河口、葛沽、东门外、东北角一带，丁字沽、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以及南运河线上的杨柳青、北大关都是繁盛的驳运之区。明清时期天津港的驳运码头比元代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
【注释】
(1)此部分内容参见邓端本编著：《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2)周玄
：《泾林续记》。
(3)《明史》卷三二五。
(4)斐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转引自胡代聪：《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5)《澳门纪略》下卷。
(6)《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7)参见《世宗实录》、《明史·佛郎机传》、《澳门纪略》、《（嘉庆）新安县志》等及后人的众多研究。如《世宗实录》嘉庆二年三月记：“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寇广东，守臣擒之。初，都卢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思率思师截海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兵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获其二舟。余贼米儿丁甫思多减儿等复率三舟接战，火焚先所获舟。百户王应思死之，余贼亦遁。巡抚都御史张顶、巡抚御史涂敬以闻，都御史覆奏，上命就彼诛戮枭示。”（卷二四，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8)“葡人至屯门、双屿、语屿、月港、上川和白浪等处居停贸易，皆旋居旋弃，时间短暂，只能算作临时居留地。”（章文钦：《龙思泰与〈早期澳门史〉》，见〔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一书中文版，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9)于此史载甚多，随目顺举一二：明人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条引《广东通志》载：“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1517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抚按查无会典旧例，不行。乃退泊东莞南头……”嘉庆《新安县志》卷二三“艺文”二载祁郏《重建汪公生祠记》中云：“正德丁丑（十二年，1517），西蕃佛郎机假以修贡，扰我边围……”
(10)如明人严从简《珠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条所记：“其（佛郎机）党类更附诸蕃舶杂至交易。”《明史·佛郎机传》卷三二五所记：“嘉靖十四年（1535年）……佛郎机遂得混入。”
(11)〔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12)葡人对中国官员所行的贿赂，这方面的史料不胜枚举，后人的研究认定也不胜枚举，姑不再赘列。
(13)《澳门纪略》上卷所记：“三十二年（1553年）蕃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境曝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相同相类的史籍记载很多。
(14)引见〔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15)〔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书前章文钦文“《早期澳门史》述论”，第28页。
(16)〔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书前章文钦文“《早期澳门史》述论”，第28页。
(17)〔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第95页。
(18)〔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书前章文钦文，第28—29页。
(19)〔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并校注。
(20)〔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页、19—20页及相关校注。
(21)系据澳门大学郑炜明统计，引见陈衍德：《妈祖信仰与经济文化的互动：澳门与闽南的比较》，《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2)参见陈衍德：《妈祖信仰与经济文化的互动：澳门与闽南的比较》，《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以及其所参阅郁龙余文：《妈祖崇拜与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杂志》第13、14期合刊。
(23)杨仁飞：《从澳门四百年来的建筑风格看中西文化的交流》，《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4)刘廷元：《南海县志》卷十二。引见陈衍德：《妈祖信仰与经济文化的互动：澳门与闽南的比较》，《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5)王临亨：《粤剑篇》卷三。引见陈衍德：《妈祖信仰与经济文化的互动：澳门与闽南的比较》，《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6)《（康熙）香山县志》卷十《外志·澳彝》。引见陈衍德：《妈祖信仰与经济文化的互动：澳门与闽南的比较》，《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7)参见〔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校注。
(28)〔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29)见采九德：《倭变事略》附录。引见并请参见徐明德：《论十四至十九世纪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
(30)徐光启：《徐文定公集》四《海防迂说》，载《明经世文编》卷四九一。引见陈炎：《澳门港在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1)具体参见陈炎：《澳门港在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2)〔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3)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向明朝政府的上书，见黄伯禄的《正教奉褒》。转引自徐明德前揭文。
(34)如耶稣会士艾儒略，后来到福建传教，“艾神父在福建传教，先后23年，共建大堂22座，小堂不计其数，授洗1万余人，勤劳丰著，可谓此省之宗徒。”（肖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引见并请参见何绵山：《略论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播》，《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据肖文，仅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到福建传教的葡萄牙人，就有阳玛诺、罗纳爵、李范济等等。
(35)〔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176页。
(36)陈炎：《澳门港在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7)对此的阐述及有关引文，均参见陈炎：《澳门港在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8)引见曲金良：《葡萄牙东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其当代启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194页。
(39)此部分内容参见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3—247页。
(40)（明）郭棐：《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
(41)（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42)（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一五《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
(43)（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
(44)（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一《抚处濠镜澳夷疏》。
(45)平托（Femāo Mendes Pinto）：《游记》第二二一章，1614年版，转引自普塔克（Roderich Ptak）《葡萄牙人在中国——葡中关系及澳门历史概述》，Klemmerberg Verlag Bad Boll，BRD．1980．
(46)（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一《抚处濠镜澳夷疏》。
(47)（明）叶权：《贤博编》附《游岭南记》。
(48)〔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之《十六世纪的澳门》（中文版），澳门基金会1995年。
(49)〔葡〕博卡罗（Antonio Bocarro）：《1635年的澳门》，载C．R．博克塞：《17世纪澳门》14—38页，1984年香港版。
(50)〔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之《十六世纪的澳门》（中文版），澳门基金会1995年。
(51)（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一《抚处濠镜澳夷疏》。
(52)（明）吴桂芳：《议阻澳夷进贡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二。
(53)〔葡〕博卡罗（Antonio Bocarro）：《1635年的澳门》，C．R．博克塞：《17世纪澳门》14—38页，1984年香港版。
(54)（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55)（明）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一《防澳防黎疏》。
(56)〔葡〕白乐嘉（J．M．Braga）：《西方开拓者及他们对澳门的发现》，1949年香港版。
(57)（明）郭棐：《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
(58)谭世宾：《澳门妈阁庙的历史考古研究新发现》，《文化杂志》第29期，1996年。
(59)林家骏：《澳门教区历史掌故文摘》之《澳门圣堂史略》（打印本）。
(60)（明）王以宁：《东粤疏草》卷一《请蠲税疏》。
(61)〔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之《十六世纪的澳门》（中文版），澳门基金会，1995年。
(62)〔葡〕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门的日本人》，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
(63)〔葡〕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门的日本人》，《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
(64)章憎命：《澳门掌故》之一《大三巴牌坊详考》，《澳门日报》1959年9月1—5日。
(65)〔英〕C．R．博克塞：《16—17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转港之作用》，《东方学》第46辑1—37页，中文译本，《中外关系史译丛》第5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66)〔葡〕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门的日本人》，《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
(67)〔英〕C．R．博克塞：《16—17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转港之作用》，《东方学》第46辑1—37页，中文译本，《中外关系史译丛》第5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68)〔葡〕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十一章《地租》中介绍了市政厅内保存的1689年的5本交租人员登记册。
(69)〔葡〕雷曾德（P．Barreto de Resende）：《17世纪澳门图》。
(70)〔葡〕爱雷迪：《澳门平面图》，载《文化杂志》第29期，1996年。
(71)〔葡〕阿尔杰门·里卡契夫：《早期澳门地图（1665年）》，原载《约翰·文彭士地图集》之手绘图，见《文化杂志》第13、14期合刊，1993年。
(72)〔葡〕博卡罗（Antonio Bocarro）：《1635年的澳门》，载C．R．博克塞《17世纪澳门》1984年香港版，第14—38页。
(73)（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74)〔葡〕博卡罗：《1635年的澳门》，载C．R．博克塞《17世纪澳门》1984年香港版，第14—38页。
(75)林家骏：《澳门教区历史掌故文摘》之《日渐茁壮的澳门华人地方教会》。又《崇祯长编》卷二四：“（崇祯三年五月）礼科给事中卢兆龙言：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粤之盗贼亡命，投倚为患者，不可数。”崇桢三年为1630年，当时聚居澳门的闽粤之人就有如此之数，可证所言不虚。
(76)（乾隆）《重修三街会馆碑记》，载章憎命《澳门掌故》之十一《会馆谈往》甲《三街会馆》，载《澳门日报》1962年9月11日。
(77)（明）陈吾德：《谢山楼存稿》卷一《条陈东粤疏》。
(78)乾隆《重修三街会馆碑记》，载章憎命《澳门掌故》之十一《会馆谈往》甲《三街会馆》，载《澳门日报》1962年9月11日。
(79)〔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之《十六世纪的澳门》（中文版），澳门基金会，1995年。
(80)〔英〕C．R．博克塞：《佛郎机东来》，《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81)〔荷〕狄奥多·德·布里（Theodore de Bry）：《早期澳门全图》，载《文化杂志》第26期，1996年。又参见徐新：《荷兰画家笔下的澳门——16至17世纪两幅铜版画考证》，载《澳门日报》1997年10月12日。
(82)（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
(83)〔英〕博克塞（C．R．Boxer）：《佛郎机东来》，《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84)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第五章《澳门早期教堂》。
(85)（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
(86)（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
(87)（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
(88)章憎命：《澳门掌故》之一《大三巴牌坊详考》，载《澳门日报》1959年9月1—5日。
(89)（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
(90)参见章文钦：《澳门舆明清时代的中国天主教徒》135页，载《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黄启臣书采《澳门纪略》康熙十八年（1679年）说。
(91)东西望洋山炮台与教堂兴建同时。据文德泉书引首任澳督马士加路也信函称，1623年到澳门时，东西望洋山炮台都已具备雏形，而西望洋炮台葡文碑铭称该台原建于1622年。文德泉神父则认为，西望洋炮台1620年时即已存在，1622年4月29日是举行开放仪式的日子。转引自郭永亮前揭书。
(92)《澳门界务说帖》，载《澳门专档》第四册81—82页。成书于嘉靖末年的《日本一鉴》亦称：“又闻（佛郎机夷）市铜铸造大铳。”可证1557年建厂说不虚。
(93)布衣：《澳门掌故》，广角镜出版社1979年。〔葡〕科斯塔（Maria de Lourdes Rodrigues Costa）：《澳门建筑史》，载《文化杂志》第35期1998年。
(94)〔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之《17世纪澳门》中文版，澳门基金会，1995年。
(95)霍景荣：《为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广有工匠曾在嶴中打造者，亦调二十余人，星夜赴京。”载《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附录。又徐光启：《闻风愤激直献刍尧疏》：“缘澳中火器日与红毛火器相斗，是以讲究愈精。”载《徐光启集》卷六《守城制器疏稿》。
(96)参阅科斯塔：《澳门建筑史》、文德泉《澳门四百年印刷业》，载《文化杂志》第六一七期；《巴达维亚城日志》中译本第2册；屈大均：《广东新语》；《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李瑞祥：《澳门美术发展的四个时期》，载《濠镜》创刊号，1986年。
(97)（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澳门》。
(98)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第五章《澳门早期教堂》。
(99)〔澳〕文德泉（M．Texeira）：《耶稣会士于澳门开教四百周年》中译本11页，1964年澳门版。
(100)〔澳〕文德泉（M．Texeira）：《耶稣会士于澳门开教四百周年》中译本11页，1964年澳门版。
(101)刘羡冰：《澳门圣保禄学院历史价值初探》（单行本），澳门文化司署，1994年。
(102)〔葡〕科斯塔：《澳门建筑史》，载《文化杂志》第35期，1998年。
(103)〔荷〕狄奥多·德·布里：《早期澳门全图》，载《文化杂志》第26期，1996年。
(104)〔葡〕雷曾德（P．Barreto de Resende）：《17世纪澳门图》，载《文化杂志》第10期，1992年。白乐嘉（J．M．Braga）：Hong Kong and Macao—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第29页认为，该图成于1632年，当以图中已建起的圣保禄教堂前尚未见完成于1637年的大三巴牌坊之故。1960年香港版。
(105)（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106)（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澳门》。
(107)（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形势篇》。
(108)（清）祝淮：《香山县志》卷四《海防》。
(109)（明）叶权：《贤博编》附《游岭南记》。
(110)〔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之《十六世纪的澳门》（中文版），澳门基金会，1995年。
(111)〔荷〕包乐史（L．Blusse）：《中荷交往史》第三章《前往中国》（中译本），路口店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葡〕科斯塔《澳门建筑史》载《文化杂志》第35期，1998年。
(112)《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七，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条。
(113)〔葡〕路易斯·达·席瓦尔：《十七世纪前半叶的澳门》，载《卡里勃莱地图集》，见〔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之附图。
(11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香山嶴》。
(115)（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
(116)〔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之《17世纪澳门》称三巴炮台动工于1617年，郑炜明上揭书称动工于1612年。
(117)〔瑞〕龙思泰（A．Ljungstedt）：《葡萄牙在华居留地史纲》，波士顿，1836年版，第22—23页。
(118)马士加路也信函称：“我们在1623年抵达澳门时，三巴炮台、东望洋炮台、噶斯兰炮台、西望洋炮台、妈阁炮台及烧灰炉炮台都已有了雏形。”见郭永亮前揭书。
(119)〔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之《17世纪澳门》中文版，澳门基金会，1995年。
(120)（清）祝淮：《香山县志》卷四《海防》。
(121)〔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之《17世纪澳门》中文版，澳门基金会，1995年。
(122)〔葡〕博卡罗（Antonio Bocarro）：《1635年的澳门》，载C．R．博克塞《17世纪澳门》，1984年香港版，第14—38页。
(123)〔葡〕雷曾德（P．Barreto de Resende）：《17世纪澳门图》，载《文化杂志》第10期，1992年。白乐嘉（J．M．Braga）：Hong Kong and Macao—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 P．29认为，该图成于1632年，当以图中已建起的圣保禄教堂前尚未见完成于1637年的大三巴牌坊之故。1960年香港版。
(124)（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
(125)（清）祝淮：《香山县志》卷四《海防》。
(126)邓端本编著：《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127)转引自〔日〕百濑弘：《明代中国之外国贸易》，《食货》半月刊四卷一期。
(128)转引自〔日〕百濑弘：《明代中国之外国贸易》，《食货》半月刊四卷一期。
(129)转引自〔日〕百濑弘：《明代中国之外国贸易》，《食货》半月刊四卷一期。
(130)此话是当时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在一份报告中所说的。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09页。
(131)王之甫：《粤剑篇》卷三。
(13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
(133)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
(134)王临亨：《粤剑篇》卷三。
(135)参见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36)《洋防辑要》卷一五。
(137)邓端本编著：《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154页。
(13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三○。
(139)邓端本编著：《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62页。
(140)邓端本编著：《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141)见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广州分会编辑的《广州》一书。
(142)见曾昭璇：《广州城址的历史地理研究》，徐俊鸣：《历史时期广州水陆变迁》，原载于《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1期。
(143)参见徐俊鸣：《广州史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
(144)《粤海关志》卷二五。
(145)参见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46)见《皇清通考·四裔门》。
(147)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148)参见冯佐哲、王晓秋：《从吾妻镜补谈到清代中日贸易》，载《文史》第15辑。
(149)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50)见《粤海关志》卷一七。
(151)见《海国图志》卷二。
(152)见《粤海关志》卷二三。
(153)《粤海关志》卷一八。
(154)见李侍尧：《奏准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不准其出口疏》。
(155)参见《南海县志》卷一。
(156)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57)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158)见黄菩生：《清代广东贸易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上之意义》，载《岭南学报》第3卷第4期。
(159)〔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四章，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160)见《历史研究》，中国科学院1954年版。
(161)邓端本编著：《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196页。(www.xing528.com)
(162)邓端本编著：《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163)《福州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年版，第72—75页。
(164)《后汉书》卷三三《郑弘传》。
(165)《文苑英华》卷二七一，并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
(166)谢必震：《中国与琉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167)蓝达居：《喧闹的海市——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
(168)《福州地方志》上册，第144页。
(169)蓝达居：《喧闹的海市——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3页。
(170)光绪《闽县乡土志·商务杂述四》，第345页。
(171)万历《福州府志》卷一二《街市》，抄本。
(172)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九《津梁》。
(173)孟超然：《瓶庵居士诗抄》卷四，《亦园亭全集》，嘉庆二十五年刊本。
(174)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九《津梁》。
(175)蓝达居：《喧闹的海市——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
(176)孟昭涵：《长乐县志》卷五。
(177)孟昭涵：《长乐县志》卷一。
(178)道光《长乐梅花志》。
(179)道光《长乐梅花志》。
(180)孟昭涵：《长乐县志》卷十九《祠祀》。
(181)彭光藻、杨希闵：《长乐县志》卷三《山川》。
(182)孟昭涵：《长乐县志》卷三《山川》。
(183)邱景雍：《连江县志》卷四《山川》。
(184)何乔远：《闽书》。
(185)王应山：《闽都记》卷一九。
(186)乾隆《福建通志》卷三《山川》。
(187)吴振臣：《闽游倡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188)此部分内容主要参见蓝达居：《喧闹的海市——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4页，第156—160页。
(189)《明史》卷八一《食贷志五》。
(190)《安海志》卷一二《海港·附文》。
(191)《明经世文编》卷二○五。
(192)傅衣凌：《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所引资料，《泉州文史》1981年第5期。
(19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一《郑芝龙小传》。
(194)林时对：《荷丛谈·下册》卷四。
(195)道光《厦门志》卷一六《旧事》。
(196)连横：《台湾通史》卷二五《商务志》。
(197)董应举：《崇相集》第2册《米禁》。
(198)《台湾省通志》卷三。
(199)〔日〕山胁悌二郎：《长崎的唐人贸易》，吉川弘文馆1954年版，第30页。
(200)《第崎才广二夕”商馆日记》，第1辑。
(201)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一。
(202)李言恭、郝杰：《日本考》卷一《倭奴》。
(203)〔日〕木宫泰彦：《参考新日本史》第4编第3章。
(204)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六，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
(205)蔡新：《辑齐文集》卷四。
(206)《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九《户政》；卷二四《曹一士·盐法论》。
(207)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及卷八，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
(208)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及卷八，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
(209)此部分内容参见蓝达居：《喧闹的海市——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0页，第117—130页。
(210)道光《厦门志》卷三。
(211)《东西洋考》卷九。
(212)〔西班牙〕德·拉达：《拉达出使福建记》，何高济、杨钦章译，《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13)《清文献通考》卷三三。
(214)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见《鹿洲全集》，蒋炳钊、王钿点校本，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15)道光《厦门志》卷七。
(21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卷一。
(21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卷九。
(218)（清）薛起凤：《鹭江志》卷一。
(219)周凯：《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页。
(220)《鹭江志·廖飞鹏序》。
(221)《鹭江志·廖飞鹏序》。
(222)《鹭江志·嘉禾里序》。
(223)《鹭江志·黄名香·鹭岛志引》。
(224)杨国春：《鹭江山水形势记》。
(225)薛起凤：《鹭江志·总论》。
(226)《鹭江志》卷一《厦门城》。
(227)《鹭江志·嘉禾里序》。
(228)《鹭江志·廖飞鹏序》。
(229)《鹭江志》卷一《厦门城》。
(230)《鹭江志》卷一《保甲》。
(231)《鹭江志》卷一《保甲》。
(232)《鹭江志》卷一《关津》。
(233)《厦门志》卷六《台运略》。
(234)《厦门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235)《厦门志》卷四。
(236)《厦门志》卷五。
(237)《鹭江志》卷一《庙宇》。
(238)《鹭江志》。
(239)《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
(240)《鹭江志》卷一《嘉禾里序》。
(241)陈嘉平等：《厦门地志》，鹭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242)《鹭江志》卷一《街市》。
(243)《鹭江志·鹭江山水形势记》。
(244)《厦门志》卷二。
(245)郭士立：《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246)《厦门志》卷七。
(247)《厦门志》卷五。
(248)《厦门志》卷五。
(249)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8—220页。
(250)《厦门志》卷五。
(251)《厦门志》卷五。
(252)《厦门志》卷五。
(25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四，第5册，第2538页。
(254)此部分内容参见李金明：《漳州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第27—39页，第54—61页，第69—75页，第85—91页，第96—101页，第124—132页。
(255)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卷八七《海禁》。
(256)李金明：《漳州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257)李金明：《漳州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6页。
(258)李金明：《漳州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259)《巡抚都御史袁一骥奏疏》，载《东西洋考》卷七。
(260)此部分内容参见蓝达居：《喧闹的海市——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185页。
(261)谢必震：《中国与琉球》，第241页。
(262)康熙《福建通志》卷五六《土风》。
(263)〔罗〕尼·斯·米列斯库：《中国漫记》，蒋本良、柳凤运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7—150页。
(264)〔罗〕尼·斯·米列斯库：《中国漫记》，蒋本良、柳凤运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7—150页。
(265)《海澄县志》卷二一《艺文志》；光绪《漳州府志》卷四一《艺文》。
(266)《闽海纪要·康熙十四年》。
(267)《厦门志》卷七。
(268)《鹭江志·风俗》。
(269)《厦门志》卷二《分域略二》。
(270)郭士立：《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71)《鹭江志》卷一《街市》。
(272)《厦门志》卷九《艺文略·鹭门纪概》。
(273)此部分内容参见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81—120页。
(274)《明史》卷八一。
(275)应仁之乱（1467—1477年）是日本大名（封建领主）大内氏和细川氏的一次争权夺利的内战。因始于应仁元年，故名。
(276)《光绪鄞县志》卷七○。
(277)夏燮：《明通鉴》卷五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标点本，第2248—2249页；王世祯《枲州史料》卷三。
(278)傅维麟：《明书》卷一六。
(279)《朱中丞甓余集》“双屿填港完工事”。
(280)雍正《浙江通志》。
(281)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
(282)民国《镇海县志》载康熙二十七年，改舟山昌国为定海县，改原定海县为镇海县。
(283)《清史稿·食货六》。
(284)〔美〕马士：《中华帝国国际关系·清代关税制度》，上海书籍出版社2000年版。
(285)〔日〕大庭脩：《日清贸易概观》，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1期；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0页。
(28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九。
(287)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0页。
(288)《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七。
(289)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
(290)《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三。
(29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
(292)《登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239页。
(293)（明）宋应昌：《重修蓬莱阁记》碑文。
(294)（明）陈钟盛：《蓬莱阁记》。
(295)（清）豫山：《重修蓬莱阁阅记》。
(296)《蓬莱县志》卷四《武备·营制》。
(297)《登州府志》卷三《城池》。
(298)《蓬莱县续志》卷二《地理》。
(299)《登州府志》卷三《城池》。
(300)据载，小海的岸壁大多用当地褐色岩石板筑成，建有平台码头，建有系缆柱。还建有多处通下小海的石砌台级（宽约3米），便于上下船舶。因小海非成于一时，疑为清代所建。
(301)《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
(302)《明成祖实录》卷六○。
(303)增修《登州府志》卷一三《兵事》。
(304)（明）戚继光：《韬钤深处》，《蓬莱县志·艺文志》。
(305)百国，指日本，隐指倭患。《汉书》有倭有百国之说，似源于此。
(306)戚继光：《过文登营》，《蓬莱县志·艺文志》。
(307)徐绩：《蓬莱阁阅水操记》碑刻。
(308)《吴晗辑稿》（上）卷四四《宣祖实录二十》。
(309)《明史》卷八六《河渠四》。
(310)《蓬莱县志》卷四《武备》。
(311)《山东通志》卷一七《兵防》，雍正本。
(312)《天工开物》卷中《海舟》。
(313)《登州府志》卷二二《海运》，光绪本。
(314)《明太宗实录》卷六二。
(315)《明神宗实录》卷六。
(316)（明）徐应元：《辽船运粮议》，光绪《登州府志》卷一九《艺文志·上·议》；《蓬莱县续志》卷一二《艺文志·上》。
(317)《明会要》卷五六《食货四》。
(318)《今言》卷三第207条。
(319)《吴晗辑稿》（上）卷五一《光海君日记五》。
(320)《吴晗辑稿》（上）卷五四《仁祖实录三》。
(321)《登州府志》卷二二《海运》，光绪本。
(322)《明穆宗实录》卷六一。
(323)《清史稿》卷一三一《兵二》。
(324)（清）徐可先：《增置天桥铁栅记》，《蓬莱县志·艺文志》。
(32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六。
(326)（清）谢继科：《蓬莱曲》，《蓬莱县志·艺文志》。
(327)《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3页。
(328)《栖霞县志》卷九《艺文志》。
(329)《清圣祖实录》卷二三○。
(330)《登州府志》卷三《山川》。
(331)《厦门志》卷一五《风俗》，道光本。
(332)〔日〕松浦章：《乾隆年间海上贸易商人的几件史料》，载《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133—134页。
(333)《鹿洲初集》卷一二《奏疏》。
(334)此部分内容参见《天津港史》编辑委员会编：《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8页。
(335)天津历史研究所地方史研究室编：《天津史大事记》上册，1973年12月。
(336)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1年版。
(337)天津历史研究所地方史研究室编：《天津史大事记》上册，1973年12月。
(338)天津历史研究所地方史研究室编：《天津史大事记》上册，1973年12月。
(339)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天津简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73年8月。
(340)天津历史研究所地方史研究室编：《天津史大事记》上册，1973年12月。
(341)《新校·天津卫志》卷四。
(342)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天津简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73年8月。
(343)《明史·兵志·海防》卷九一。
(344)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1年版。
(345)《明史·食货三》卷七九。
(346)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1年版。
(347)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历史纪年》编写组编：《北京历史纪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48)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1年版。
(349)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历史纪年》编写组编：《北京历史纪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50)天津历史研究所地方史研究室编：《天津史大事记》上册，1973年12月。
(351)清光绪十年《津门杂记》第一册《盐坨》。
(352)《明史·河渠四》卷八六。
(353)《文稿与资料》第三期。
(354)民国《天津县新志》。
(355)《明实录·正德实录》。
(356)《明史·食货三》卷七九，第1917页。
(357)民国《天津县新志》。
(358)《续文献通考》卷七七。
(359)民国《天津县新志》。
(360)《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一六三《漕运部》。
(361)《清史稿·食货三》卷一二二。
(362)《天津日报》，1983年6月26日。
(363)《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三二。
(364)《明史·河渠四》卷八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