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登州港(292)
一 海防重镇：明代的登州港
（一）登州港空前的海防建设
1．登州卫所的初建
登州地处要津，所谓“东扼岛夷，北控辽左，南通吴会，西翼燕云，艘运之所达，可以济咽喉，备倭之所据，可以崇保障”(293)，“实南、北关钥”(294)，“一方之藩篱”(295)。
终明之世，边旁甚重，对登州的陆、水军事建设，均极为重视。明设卫所，山东都司辖18卫，登州卫居重要位置。洪武九年（1376年），升登州为登州府，将登州由守御千户所升格为登州卫。建制如下：登州卫，置指挥19，经历1，镇抚2；卫下设左、右、中、前、后千户所及中左、中右千户所计7，所置正、副千户30，百户70，所镇抚2。常备军有京操军春戍1276名，秋戍733名，捕倭军820名，守城军余250名，种屯军余114名，守墩军余18名。(296)后来登州建制、设官和驻兵等虽有变化，但均以海防重镇为前提条件，和登州的地位是相称的。
此外，登州的寨城建设，亦堪称道。如解宋寨，该寨遗址1985年已在蓬莱县五十堡乡解宋营村发现。寨城建在西山之间的低洼之处，呈四方形，周长约800米，城墙的残垣高约7米，宽达9米，城外尚有一段长约200米、宽约4米的护城河遗址。这座城堡北面对着大海，南面筑有砖砌的城门，并有完整无损的顶门城楼。同时，还发现城堡的东西山冈上，各建有高达7米的烽火台，一东二西，遥遥相对，成为解宋城堡军事设施的一部分，从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军事实体，为研究明代堡寨建设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遗址提供的资料虽和史载不同，但可两相参照，进行比较研究。
登州的城寨，计有蓬莱城、水城、田横寨、刘家旺寨、黄河寨、解宋寨、芦洋寨、栾家口备倭城等。
2．登州水城的兴建
洪武九年（1376年）五月，为海上防守和海运之需，驻蓬莱的指挥谢观向上奏疏，要求对画河入海处“挑浚绕以土地，北砌水门，引海入城”(297)，以扩建港口。谢观的建议受到了重视，于是在蓬莱城北，南联城墙，兴修了水城，曰蓬莱水城或登州水城，这是我国北方颇具规模的人工港口和海上要塞。后因备倭，设帅府于此，亦称“备倭城”(298)。
水城选址，即宋代所建、元代继续使用的刀鱼寨址。史称“水城在城北，与大城相连，即宋之刀鱼寨”(299)。其负山控海，形势险要，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依山（丹崖山）、靠城（蓬莱县城）、通河（画河）、傍海（渤、黄海），堪为建港良址。首先，水城港域自丹崖山向北即为大海，与沙门岛、长山岛隔海相望，可互为犄角，形成天然的内、外港区。由沙门岛向北即为传统的登州水道，直通辽东；西去可至天津直沽，往东是山东沿海诸港，确是海上要冲。其次，建筑的条件好。丹崖山伸进海中的一部分，可谓天然的防波堤，丹崖山下的画河稍一改道，可为天然的护城河。其三，水城港址在丹崖山内侧，宽阔隐蔽，适宜军用民需，船舶进出海口方便、通畅、安全。其四，水城所依的丹崖山，在军事上堪称天然的瞭望台，可以看到数十里以外的陆域，对几十里洋面更是一览无余，又是船舶航行的天然标识。白天可以山为标志，航行进港，夜晚，丹崖山上的灯火，即可为船舶导航。
水城的建设，以刀鱼寨为基础，可分为陆域和水域两大部分，选址合理，设计新颖，特点显著，堪称城中港、港上城。水城的形状为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较长，约计655米，其南面靠陆地较为宽阔，北面通海处则较狭窄，两边只有城墙，没有城门，不能出入。出入口在南北两边，并各有一门，南门为陆门，曰振扬门，系用石砖筑成，门洞约3米宽，与陆路相通。从南门入城，唯一的道路是通向水门内平浪台的南北干路。中部靠北边有一条出路，横跨出海腰间，通往丹崖山。北门就是水门，其位置在水城东北隅的平浪台对面，13米外即是东城垣。水门的两边是由砖石砌起来的高大门垛，与两侧城墙相接。上面架有巨桥以供通行，所以又称“天桥口”。口门曾安设过栅栏，可以起落，用以阻、放船，也称“关门口”。这是由水城通往大海的唯一航道。
陆域部分。充分利用了宋元代刀鱼寨址，在南部加筑了城墙，截断海湾，将海湾环城“出海”。城墙随地势高低形成西面和西北两面高，东、南两面低的倾斜状。北墙临丹崖山修建，崖高30余米，以悬崖为墙，只建有1．4米的垛墙。西墙建于丘陵脊背，虽不高亦较险峻。东、南两墙因地势低洼，筑得较高，平均高度约7米。城墙周长2200余米，墙内外均用砖石包砌。城顶设有外垛墙，下端每隔1．35米有一方孔，顶端每隔1．55米有凹形垛口，垛口下方每隔1．47米有方孔一，城顶近垛墙处，有宽2米的用砖铺砌的“海墁”。水城设有一座陆门，即其南门，原为土门，即振扬门，此门通陆地，供车马行人之用。城内为驻兵营地与署衙、寺、庙等。陆域部分还设有敌台和炮台，敌台俗称箭楼，为防御敌人攻城而筑；炮台共有2座，分别设在水门口外的东西两面，东西炮台相距80余米，呈犄角形势，封锁着水门外海面，是护卫水城的重要设施。
水域部分。水城的港池，即出海，是由画河口疏浚扩大后整修成的。出海总面积约为65000平方米，其状犹似一只卡腰的葫芦。在其中部卡腰处，有一条东西走向通道，横贯水上，有活动桥板，以利船只进出。由于出海港岸，大部为顺岸岸壁码头，可以同时靠泊上百只木帆船。(300)水域部分有水门，又名天桥口，俗称关门口，为水城北门，和南陆门遥相对立，是船舰由出海通往外海的唯一通道，东、西两侧筑有高大的门垛与城墙衔接。水门外之左侧，为丹崖山靠海的陡坡，右侧是海滩，没有屏障，为了抵御东北风和涌浪的力度，并阻挡泥沙侵入，避免造成严重回淤，抛石修筑了一道防波堤。防波堤沿东北炮台向北伸出，涨潮时尽淹没，落潮则部分露出水面。正迎水门而立有一处平浪台，系以沙土石块填筑而成，其东北角有一斜坡道下达码头，东侧有敌台一，台北端有平浪宫面对大海。平浪台原系丹崖山伸出的土丘，宋修刀鱼寨时，将其加高加宽，防止东北风浪侵入港池。金元时利用此港驻水师，并因此修建“平浪宫”，俗称“出圣庙”，以祈神平浪。
3．登州水师的创建
前已备述，登州甚重海防建设。登州卫7个千户所，共有船70只，实际并不止此数。特别是驻于水城的水师，其建制凡几变，地位十分重要。嘉靖二十五至三十五年（1546—1556年），水城水师营分为水左营、水右营、水前营、水后营、水中营。水师编制，以福船2艘、海苍1艘、艟矫2艘编为1哨，设哨官1人，2哨为1营，设领兵官1人。即水师共为5营10哨，拥有战舰50艘，约有官兵3000人。平时，以水左、水右、水前、水后4营舰船，各以1哨出海巡察，各以1哨在港休整训练，也即有4哨20艘战舰在登州海疆巡防，水中营则严守水城大门，即严守天桥口。
登州水师的编队堪称科学，其哨、其营均有相当实力。时人多有盛赞水师的文墨。黄克缵《东牟（指登州）观兵夜宴蓬莱阁》碑刻诗曰：“天光海色春相映，叠鼓鸣笳夜急催。鳌首三山含雾动，潮头万马拍空来。”反映了登州水师的风采。
（二）登州港的海上军事活动
登州港在明代的军事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均超越以前各代。隋唐时期虽伐高丽十余次，战事繁忙，但并无长驻水师。北宋代建刀鱼寨，宋元水师规模也有限，实际上并未在战争中发挥过多少作用。明代不同，登州是北方抗倭的前哨，是援朝抗日的桥头堡，是援辽抗清的基地，在保卫明代北方海疆，反对侵略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业绩是彪炳史册的。
由于倭警时起，来去飘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山东沿海频受其害，登州的地位受到重视，立卫设所，修建水城，强化水师，使登州成为抗倭重镇。从已有记载看，北方的几次打击倭寇，几乎都和登州有关。如永乐元年（1403年），平江伯陈瑄在运输饷辽物资途中，“会倭寇沙门岛，追击至金州白山岛，焚其舟殆尽”(301)。永乐六年（1408年），倭寇成山卫等后，明成祖即“命本城侯李影充总兵官，都督费瓛充副总兵，率官军自淮安抵沙门岛，缘海地方剿捕倭寇”(302)。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又“命安远伯柳升、平江伯陈瑄率舟师于沿海捕倭，升败之于灵山，瑄追至白石岛（蓬莱海中），百户唐锭等追至朝鲜界”(303)。朝廷遣舰队加上登州水师的努力，给倭寇以沉重打击，使之气焰不得不稍敛。
抗倭斗争中的登州港离不开抗倭名将戚继光。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继光年方17，就承袭了登州指挥佥事之职。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他被任命在登州卫管理屯务；整理卫所，操练士兵，整修战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六月置都指挥佥事，督率山东登州、文登、即墨3营25卫所。戚继光在登州不仅编练了营、哨、战舰，使水城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海上堡垒，而且为了海疆安宁，身先士卒，亲率船队巡航。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如前记登州水师5营10哨，正是在戚继光的统帅组织之下。登州水师战斗素质很高，声威远播。据史载，在戚继光驻登州期间，登州一带几无倭寇，这和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戚继光还在登州留下了若干诗篇，形象地表现了他当时的活动，以及一代名将的情操和志向。如：“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304)；“冉冉双帆渡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遥知百国(305)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306)。情真意浓，读之令人敬仰。
在中朝抗日战争中，登州港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在日本发动侵朝战争的第二年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登州派了一个“中营”，到长岛驻防，以为登州卫的前哨战所。时登州港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清乾隆朝山东巡抚徐绩的话来概括：“明季倭犯朝鲜，登州外接重洋，距朝鲜不远，故御倭之制为特备。”(307)登州在加强防卫的同时，积极参战。“山东之民劳于转输征发”(308)，“自登州运粮给朝鲜军”(309)；登州的主要军事长官亦纷纷率兵赴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已60余岁的登州总兵李承勋也奉调赴朝鲜为提督，李带领的登州部队均英勇善战，驱军直至釜山。战胜撤兵时，李承勋及其所部3600余名官兵还被朝鲜方面要求留驻。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起，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在辽宁一带建立了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即与明朝交战，战事频繁，旷日持久。登州港便成为调运军队、供应粮食和军事物资的前哨基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登州已设总兵署都督佥事，“兼加海运，凡济、青濒海州县悉隶焉”(310)。天启元年（1621年），更“设登、莱巡抚赞理军务。二年（1622年）设登、莱总兵”(311)。战争期间登州源源不断地运输兵员和粮食诸物资到朝鲜去，时驻朝鲜明军和朝鲜军队结成掎角之势，共同抗御后金，由于“通路（陆）遽断”，登州成为明朝和朝鲜间的主要交通口岸。
（三）登州港的海上漕运
明代登州港的海漕，虽不及元代，但登州港在其中的地位要超过元代，因为登州除作为通过港、寄泊港外，更多的是以始发港面目出现的，关于海漕运输，登州港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明代海运，由于越渤海航行多，南北航行少，登州港的地位更显突出。仅从以登州港为起点的北部航线计，大致有如下几条：
登州——天津线。从登州港入海，经桑岛、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仓口、淮河海口、鱼儿铺、侯镇店、唐头塞、大清河、出清河口、乞沟河入直沽，抵天津卫。
登州——蓟州线。从登州入海，经莱州大洋，至直沽口，偏东北向行驶，入蓟运河口，再溯至蓟州。
登州——金州、旅顺口线。自登州港入海，渡庙岛海峡，经沙门岛、砣矶岛、北隍城岛，入乌湖海，可分别驶向旅顺口（约500里）、金州（约700里）。
登州——盖州线。自登州港入海，望铁山西北口至牛头凹，历中岛、长行岛抵北信口，又历兔儿岛至深井达盖州。
登州——宁远（辽宁兴城）线。从登州港入海，经庙岛群岛，入乌湖海，取中行西北向，贯渤海而至宁远。
登州——朝鲜线。大致同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道”。
登州——盛京线。经登州盖州线，陆行至娘娘宫、广宁、辽阳至盛京（系海陆联运）。
登州既为饷辽及供应北京的基地港，运艘所集，蔚为壮观。洪武初“舟师数万，由登莱转运”，正统中有运船100艘，亦算可观。进出港口的船种，有“遮洋浅船……钻风船（海鳅船）”(312)，“有淮船、有辽船、有鱼船、有塘头船、有太仓船，有瓜洲船”(313)。
明代漕粮之海运，一般由官方组织。有军队守护和押运，亦适应倭寇形势。据载，其运役有千总、有把总、有旗牌、有书记、有家丁、有押船夫（一曰旗民）、有水手、有向导、有加衔至守备者，可见船队组织之规模。
漕海的运制为南北通运，一般同元代，一年两运。至于登州开洋者，则按需要，随时征集发运。“海运粮舟，发时必会合”，结队而行，“令以兵护”(314)，以防倭寇海贼，以策航行安全。后发展到按程护航，隆庆中，“将沿海地方分为四段，淮安兵船出哨至即墨，即墨至文登，文登至武定，武定至天津。每哨船二十只，每船兵十五名，月粮旧额外，量加一钱。以出满日始，至立秋日止，循环会哨，以销奸萌”(315)。
（四）登州港的国内外交通贸易
1．登州港的粮船挟私贸易和民间贸易
在海禁政策的影响下，“僻居东隅”的登州，“阻山环海，地瘠民稀，贸易不通，商贾罕至”(316)。至于倭寇，则使人民生命财产时遭侵袭，不敢入海“营求刀锥之利”。然禁亦有弛，对倭寇的反击剿捕，亦使之气焰稍敛，实际上，登州港的海上贸易并未中断。
明朝政府为了鼓励海运漕粮，刺激海运者的积极性，曾允许运粮船挟带私货，进行贸易。这是半官半民的贸易，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贸易活动。南北海运，特别是登莱饷辽，这种粮船挟私贸易对登州港的贸易曾起了不小的作用。
民间的沿海贸易，即便海禁、罢海运期间，也“未尝乏绝”。海禁开，海运复始，其况当更盛。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侯汝谅（时辽东巡抚）复请开登、莱海道，诏弛海禁。几未，辽商利之，私载货物往来”(317)。特别是，“辽东之不隶山东，先朝有深意。辽山多，苦无布。山东登、莱宜木棉，少五谷，又海道至辽一日耳。故今登、莱诸田赋，止从海运。运布辽东，无水陆舟车之劳，辽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返辽货，两便之”(318)。天启初任登莱巡抚的陶朗先论及登辽间的通商贸易云：“登辽两地，通者其常也，不通者其变也。”可见其关系十分密切。(www.xing528.com)
除史籍记载以外，考古发掘亦为当时的海上贸易提供了新资料。登州水城港池，曾出土大量陶瓷器。这些陶、瓷器，据国家文物局鉴定，除个别质地较好外，大多数质量并不高，但却涉及南北名窑的产品，如明代的有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福建省建阳窑、河北省磁州窑、河南省诸窑口的产品，甚至还有远至陕西耀州窑的印花青磁出现，这足以说明登州也是明代陶瓷器的重要集散地和进出口港。关于登州港民间贸易的情况，史载不乏，但鉴于海禁时举时弛，海运时兴时罢，似不至于盛极。
2．登州港的兵员运输和旅客运输
明代，登州港除货运（饷辽物资的运输）之外，客运（兵员和旅客运输）也是很重要的。时客运有规模者，大抵有四种情况。
（1）役夫运输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明开国伊始，从登、莱港口运往辽东的役夫就有8万人之多。
（2）兵员调动
据《春明梦余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置辽东，即发兵五万戍辽”，也是舟师“由登、莱转运”的。同年，明太祖尚遣军由登州港乘船渡海，在辽东半岛的狮子口登陆，收复了辽东，设金、复、盖、海四州卫。传因这次旅途顺利，把狮子口改名为旅顺，这就是旅顺一名的由来。至于援朝抗日、卫辽抗清战争中的兵员调动运输，更是往返频繁，源源不绝。
（3）探亲往返
洪武九年（1376年），由江淮地区选调军兵戍辽，其兵员运输自不待言，随之而来的家属探亲访友，使得登莱港的客运盛极一时。
（4）辽民南迁
自清兵扰边乃至袭辽，辽民趋避，纷纷南迁，由海路来登州。登州为运输辽民，不得不到朝鲜买船，这在朝鲜《李朝实录》中多有记载，说明南下辽民之众。
3．登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
明代登州主要是与朝鲜交通贸易。关于交使路线，高丽使明，其线路有如五代时期和金陵航海往来者，有旱路来的，但不多。明太祖曾诏谕“高丽使臣，止教海道朝京”。有经登州海道，从登州登岸的。而且无论高丽还是明太祖都倾心于经登州这一传统路线。明太祖曾说：“旱路里来了，他可要海路里回去……正意看我山东一带船只军马动静。”登州港从明初起即为高丽使臣往返的主要港口。
洪武如此，后朝大抵亦如此。永乐迁都北京后，登州港使用价值更高，使臣往来，商贾交属更为频繁。而当辽东发生战事，陆路不通之际，这种情况更为显著。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朝鲜陈慰使奏上：“天使及臣等一行，六月十六日到登州。”(319)明天启八年（1628年）正月，朝鲜奏闻使权帖等从北京回朝鲜，奏朝鲜王曰“臣去时或见阻于毛将，或久留于登州，八月始到北京”(320)等等，均是证明。
关于贸易和贸易方式，本书第八章有论述，不再赘述。
（五）登州港航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1．港航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长期的港航活动，使人们对登州海域的潮汛有了较为正确和科学的认识。登州海域的潮汛是：“一日之内，凡子午时壮，则卯酉时衰；丑未时壮，则辰戌时衰；寅申时壮，则己亥时衰。又以初一日何时壮，越三日而更进一时，越五日而更进二时。下半月与上半月等以此推测……大约每月十三日起汛潮，日壮一日，十七、十八日愈壮。二十日始衰，至二十六日而衰止也。又自廿七日起汛潮，日壮一日，初一日、初二日愈壮，初五日始衰，至十二而衰止也。”(321)《登州府志》关于潮汛的记载，是明人总结一代代航海者长期实践的结果，显示了明代港航活动的成熟和进步，对港航活动有重要意义。
关于登州海域的风候，府志亦作了明确的记载，即“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之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巳时则止，必无暴风。若中道忽见云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旧处。大约每岁五月以前，风顺而柔，过此稍劲。至七月以后则劲矣”。隆庆时王宗沐、梁梦龙力主海运，已经正确地认识到，对于风候，要“以风柔之时，出滨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万橹可保不患”(322)。事实的确如此，登州海域大风频次较多，随季节变化，时南时北，对港航活动带来危害。
明代漕粮海运，由于时行时罢，所以有探索航道的课题。隆庆朝王宗沐和梁梦龙重开海道，为了保证海运安全，在船上普遍使用了指南针，将从淮安至直沽的航线，划分为13个运程，登州水域内5程，每一个运程都标明了起止距离，对重要航行区段，均有明确的要求，对航行参照物、航行障碍物、航行回避处，对所经岛、岸、湾的泊船处、泊船艘数、所避风向、水深、海底地质等，都有较精确的认识，甚至对航行避风应取航向、应泊港口、航行时刻均有翔实的纪录。
2．港口建设和管理的发展
古代的所谓“海口”或“口”，一般情况下，实为今之港口。发展到明代，登州（蓬莱县）一域（不计庙岛群岛），亦已形成一批港口，在内外交通和漕粮海运中，如众星拱月，围绕着水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港口建设，主要是水城的建设。与之相应，船舶进出港口、进出海自有一套制度，从管理的内容和深度而言，亦不同于前代，较前代更为严密和科学。此外，为别于军商，紧靠水城东侧，另辟了新港，即新开海口，新开海口的建设，主要是将画河改造，使其在水城东侧入海。民船既可以在此锚泊，又可折南而去，泊于紫荆山麓的河渠里。后来，允许民船入水城出海，为了保持港口水深，保证港口畅通，明代还有清淤出海的一套严格制度，据史料记载，当时规定，凡进入出海避风的船只，再出海时必须携带一船淤泥运往外海。这无疑是港方和船方互利之举，对保持港池水深亦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 军商并行：清代的登州港
（一）登州港的军事建设
清代登州的海防仍很重要，登州水师同明代一样具有较好的素质和战斗力。但其水师规模不及明代鼎盛时期，不过也有其特色。清代登州水师的编列，较明代有所进步。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战船如赶缯船等的船首和船尾，均明令“刊捕盗各营镇船名，以次编列”(323)，以便识别，亦便于联络和调动。嘉庆间，曾从广州调出两艘舰船，补入水师营，编为“登州1号”、“登州2号”。造船和修船方面，水师船舰的制造已有定式，对船身大出、木板厚薄等均有初步规定；在船舰届修之年，对其增津贴银，待修船到厂后，承修官须于次月兴工，如期修竣，违则惩之。关于汛地，清代因地制宜，设险防守，较明代更有发展，登州等口岸分别划分为险、要、冲、会、闲、散、迂、僻等汛，相机布置防汛。
蓬莱阁是水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登州水城建后，蓬莱阁亦经多次整修。修阁，使港口周遭环境不断改善，知名度不断提高，而港口的整修则更适应战舰和民船泊驻、装卸、启离的需要。入明以后，蓬莱阁曾有四大三出七次修葺。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再次重修，经过此修，其规模已与今相当。蓬莱阁在水城中的地位是重要的，不能仅以游览、祀神概之，“抚时、察变、度材、观要”，乃是建阁和修阁之宗旨。
水城建成后，其港口也曾多次增修。入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登州地方官徐可先，从实际出发，组织了天桥铁栅工程，对水城作了创造性的贡献。水城虽“塞以门关，风涛之喷薄可畏；甃以砖石，舟师之作业难窥”，但还可以更严密，即“疏其罅，通潮汐之往返；密其棂，杜奸宄之任窃，无事则悬之，而舟行不阻，有事则下之，而保卫克定；外施铁叶，攻击无虞；内所坚材，久长可恃”。该工程“始于己亥（顺治十六年）之秋，竣于庚子（1660年）之夏”，同时进行的还有“郡城水门闸板三座”，亦以铁叶固之，“计费共一千五百有奇”。上至督抚，下至县令县丞约20名官员，皆“裁俸赞襄”(324)。后朝亦曾多次修葺。
此外，自明以来，疏浚港池亦成为经常的事。蓬莱阁有记载挑沙的碑刻，碑文曰：“舟楫之利出入顺利，亦以去淤为第一义。”可见对清淤的重视。当时淤积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历示商船带沙外运”。从1984年出海的清淤观之，出土的清代遗存相对不多，说明清代的出海清淤工作的频繁，以致即便有遗存亦被商船随沙带出，扔于外海了。
登州海防，在清初主要为地方安定和追剿“海贼”，镇压人民起义，其实力已不及明代，但其作用仍很重要。在清代漕粮海运中，山东洋面是要道，登州镇辖南、东、北三汛，为护运粮船的中心，责任重大，登州海防对运程的“出哨”、“弹压”等均有较明确的分工，可确保运粮海道的畅通；嘉庆以后，为防范西方国家的入侵，登州加强水师防务，以阻截来犯之“夷”，还组织“驰往驱逐”雇船堵“截口门”，一经发现，即“檄沿海口岸，严杜奸民接济”。
（二）登州港的港航活动
有清一代（鸦片战争前），登州的港航活动受海禁的影响极为严重。虽然顺治朝颁行海禁令并不禁绝一切船只，“至单桅出船，准民人领给执照，于沿海附近捕鱼取薪，营汛官员不许扰累”(325)。从商业而言，港航已很衰败。从军事而论，虽不及明代，却也尚具规模。登州历来航商不多，大商不多。
地处东隅边镇，面临大海，本应港航发达，但明末至康熙约半世纪，一因战乱，一因海禁，商贸遂绝，甚至于空岛，连庙岛群岛和登州、庙岛群岛岛际的航运活动都没有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虽说开海，鼓励岛民返岛，但开禁是有限的，恢复亦需要时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知登州任璇曾写道：“为听《蓬莱曲》，于今更可嗟。旷原耕石碛，走卒就京华。商贾东隅绝，鱼盐一市哗。”《蓬莱曲》亦为康熙时人谢继科所作，其云：“蓬莱曲，蓬莱曲，我今为歌蓬莱曲。蓬莱山，山不生草木；蓬莱地，地不生五谷；蓬莱村，村不见瓦屋，蓬莱民，民不见饶足。呜呼！呜呼！水既涸兮山又秃，商不通兮土不沃，生理难兮衣食促，赋役繁兮官府督。逃亡多，男女鬻，人昼稀，鬼夜哭。”(326)可见当时登州由于海禁，民不聊生的景象。
北方不同于南方，南方商通南洋、西洋，而洋商亦历重洋而来，北方则少，“重本抑末”之桎梏甚重。当南方为开禁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北方则相对沉闷。至嘉庆时，虽经康乾盛世，开海已百余年，登州仍处于商贸落后、港航活动停滞的状况。
清代，和元明代一样，也有南粮北运及京城物资供应的课题。但清代长期执行的是河运政策，一直到道光五年（1825年），因运河难行，才正式提出并实行海运，即使到鸦片战争爆发的道光十五年（1840年），充其量也不过15年。但是，这短时间的海漕运输，较前代有很大进步，颇具特色。一是变官运为商运；二是比前代更为坚定地确立了海漕的地位。
为了搞好商运漕粮，清廷采取了若干措施，特地抽调时任山东巡抚琦善和安徽巡抚陶澍，负责总办。设立了上海海运总局，并设置接收和验货机构，责成重臣领办。官督商办海运，是一项新生事物，朝廷很为重视，商人非常欢迎。据载：“各商闻风鼓舞，争效子来。”(327)其程序大致是：一是集粮和运船至上海港，官、商签订合同，等候装船。二是海运监兑官按序领商船和缴米船接头，官方、船（商）方、货主共同核实后，过秤装船，并特封样米一斗，由商船至天津港呈验。三是择吉日起航，航前行告祭“天后”仪式。四是船至天津港，验货卸船。从刺激商船的积极性考虑，还“优给运价，视民雇有加”，特别准许商船捎带载运免税货物二成到目的港进行贸易。
重开海运，其海漕航线，大抵如明代的沿岸航行，在航线上并没有什么突破。但陶澍请行海运时，附有一份详备的航路指南，继承了前代沿岸航行的传统，采取陆上、海上目标为航行参照物与罗盘定向相结合航法，对沿途陆情水情纪录详备。此外，登州港为了配合海漕，搞好运粮船的导航，保证船舶和港口的安全，不仅在众船必经的庙岛港设置了航标，而且还增设了若干门雾炮。每遇浓雾天气，即施放雾炮，以指示庙岛所在的方位，供航船参酌。雾炮的出现和应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运粮船队的安全，也提高了船舶的周转，显示了港口设施和导航技术的重大进步。
海漕时间虽短，但运量不出。由商承运，又利贸易，船行登州海域必泊庙岛，对登州港航贸易有重要意义。史实表明，登州港在一定程度上的景气与之不无关系。因为运粮船队入登州港域寄泊避风，官方允准粮船自带货物，在港口贸易，这是和前代相同的。由于经过山东的运程最长，山东沿海港口，也是停靠装船的主要港口。所以登州等港附近的农民，在农业破产，无以为生之际，大批劳动力投入搬运装卸。方志记载：“沿海贫民以搬运粮食生活者，不下数万人。”(328)
在清代，登州还是山东人民闯关东的主要口岸。清廷发布“开海令”后，山东流民即纷纷由登州、莱州等港口，乘船渡海闯关东。康熙年间，是山东人民北上闯关东的活跃时期，据记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七月，“今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329)。至嘉庆、道光朝，山东地区灾荒频仍，经由登州港逃荒关东者，为数更众。在人口北流的同时，闯关东略有出成者，有的回乡探亲携妻带子，有的带了乡亲好友同去，使闯关东成为一时无可阻遏的潮流。在山东人口外流中，登州港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客货运输似乎略有起色。
尽管登州港深受禁海之害，商贸活动近于停滞，但康熙开禁以后，仍略有复苏。有赖于登州港的中枢地位，其与南、北方港口的交往，不绝于载。《登州府志》载：“民多逐利于四方，或远适京师，或险涉重洋，奉天、吉林、绝塞万里，皆有登人。富者或当为商，或挟重资南抵江苏，北赴辽沈，舟航之利，便于他郡。”(330)说明了登州航商由登州港北上南下贸易通商的状况。《厦门志》载，福建船至“天津、登莱、锦州贸易”，“来往以为常”(331)。另据载，宁波有个叫信公兴的海商，康熙开禁以后，“因从事与山东登州的沿海贸易和咬昭吧等地的海外贸易而致富，并因此而闻名宁波”(332)。《鹿洲初集》也载，从广州潮州出发，“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333)。南北方各港如广州、福州、宁波、天津等，都与登州保持着通航贸易。但考当时形势，山东诸港的航运地位并不高，实力也不强，登州港的海上交通贸易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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