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宁波港的发展与变迁

第四节　明清时期的宁波港⁽²⁷³⁾

一　明代宁波港的缓慢发展

明代是宁波港口发展极为艰难缓慢的时期。明朝初年，由于厉行“海禁”，合法的民间贸易事实上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官方贸易也只限于宁波通日本。所以，宁波港内除了几年来一次的日本“贡船”外，几乎没有别的商船靠泊。宁波港内一改宋元时代千樯万楫的盛况，而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

（一）宁波港对日本的贸易

永乐二年（1404年），明、日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明朝与日本之间开始了“勘合贸易”，宁波港被指定为接待日本“贡船”的唯一港口。明、日间通过宁波港的勘合贸易，大体可分为两期。第一期又称“永乐条约”期，自永乐二年（1404年）至永乐十七年（1418年），其间日本共派遣勘合贸易船6次，船只38艘，明使赴日7次。第二期为“宣德条约”期，自宣德七年（1432年）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计115年。在此期间日本派遣勘合贸易船11次，船只51艘，明使去日仅1次。由于两期贸易的条约不同，其具体规定也有所不同。如：“永乐条约”规定10年1贡，每贡人员100人、船只2艘；“宣德条约”则规定10年1贡，每贡人员300人、船只3艘。⁽²⁷⁴⁾从两期“勘合贸易”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日本急于获得贸易上的利益，上述规定往往被突破。

明代日本勘合贸易船到宁波的航线有两条。一是南路，即唐宋以来的传统航线，一般是在春秋两季，乘东北季风，从日本的兵库通过濑户内海，在博多暂停；然后经过五岛，横渡中国东海到宁波。第一期的六次勘合船和第二期的第一、二次勘合船都是走这条航线的。从第二期的第三次起，出发港就改在日本的博多了。二是南海路。这是由于日本幕府在应仁之乱⁽²⁷⁵⁾时，为了避开大内氏的劫掠而开辟的一条新航线。它是以日本堺港为起点，经过四国岛南部，在萨摩的津坊暂停，然后横渡东中国海或南中国海到达宁波。

日本派遣勘合贸易船的目的是为了贸易，但名义还是进贡。所以明朝政府对他们的接待优礼有加，十分隆重，不过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他们的严格控制。除贡期、船只数、人数等有明确规定之外，对贸易货品及贸易方式也有一系列的禁限。规定金、银、钢铁、缎匹、兵器等为违禁品，禁止贩运出国；勘合船运来的刀、剑武器类必须交明朝政府统一收购，不准私下买卖。日本来贡人员不准携带武器，违者以盗寇论处。禁止他们在没有明朝官府监督的情况下进行任何交易活动。从局部经济利益来看，由于勘合贸易主要是在北京进行的官方贸易，所以宁波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利益，反而却因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明代由宁波港输入的日本货物，以刀剑、硫磺、铜、苏方木、扇、描金器、屏风、砚等为主，数量是相当惊人的。自永乐至嘉靖年间，两期共17次勘合贸易，从日本输入的刀剑总数当在25万到30万把之间，输入的硫磺大概在150万到200万斤之间，输入的铜总量超过150万斤。明朝政府对此主要用铜钱来给价。⁽²⁷⁶⁾

明朝通过宁波港输往日本的物资以铜钱为第一。这是由于明朝对于使臣自进物和国王附搭品的给价，大都是用铜钱支付的。其次是书籍和名画的输出。每次贡使入明，都以日本国王的名义请求明朝赐给书籍。因此日本勘合贸易船返日时，往往带有大量的中国书籍。此外他们还多方搜求中国名画，日本国内保存的中国名画中有不少是在勘合贸易时期带去的。

综观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在勘合贸易中获益较大。除了明显的经济上的利益外，明朝铜钱的大量输入，增加了日本国内的钱币流通量，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大量的中国书籍、古画及丝织品、工艺品的输入，必然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日本学术和工艺美术的发展，丰富日本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容。尽管明朝在勘合贸易中没有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但日本某些特产，如硫磺、苏方木、铜等的输入，对明朝的造币业、军工业、染织业、冶炼业及其他手工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民间的海上“非法”贸易

宁波港的官方贸易虽然逐步衰落，但海外各国到沿海来贸易的“私舶”却在不断增加，也为海上非官方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民间的海外贸易开始发展起来。由于国家明令禁止私人出海贸易，故私人的民间海上贸易实际上是“非法”的走私贸易。

明代中期，宁波沿海的民间“非法”海外贸易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当时集结在走私贸易基地双屿港的常有中外商人万余人，停靠船舶千余艘。⁽²⁷⁷⁾

据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当时浙人通蕃，皆自宁波定海（镇海）出洋”。可见，当时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并不是从宁波港起航的，而是从镇海县沿海的几个偏僻小港出发前往双屿港等地进行走私贸易的。

双屿港现名双峙港，位于宁波市东南约50千米，是舟山群岛的六横岛与佛渡岛之间的一个港湾。港面上因有呈八字形对峙的两小岛而得名“双屿”。其地北依梅山港，东邻桃花洋，形势险要，位置优越，为中国南北海上交通的要道。其与镇海县的郭巨、鄞县的合岙来去不过半潮航程。

双屿港原先为海盗出没之所。据记载，先是安徽人许二（许楠）下海为盗咨寇，住在双屿，势最强。又有陈思盼据六横与许二纠成掎角之势。不久王直（即五峰船主）入伙，任管柜。⁽²⁷⁸⁾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市舶司因“争贡事件”而罢废，非法的走私贸易随即进一步发展起来。于是双屿港就成为重要的走私贸易港了。

嘉靖五年（1526年），福建囚犯邓獠自按察司监狱越狱亡命海上，招引葡萄牙人到双屿港交易，每年夏季来，冬季去，是以为常。这是葡萄牙殖民者侵入双屿港的开始。

嘉靖十九年（1540年），又有许一（许松）、许二（许楠）、许三（许栋）、许四（许梓）勾引葡萄牙人，络绎至双屿、大猫等港进行大规模走私贸易活动，一部分葡萄牙人开始在六横岛定居，双屿港逐渐成为葡萄牙殖民者的海上走私据点。其时，双屿港的走私贸易活动，除了海上有基地、陆上有地方豪强作为窝主和靠山外，还有海盗及葡萄牙人的武装保护。这种以武装走私来对抗明朝政府海禁政策的做法，往往使明朝官府束手无策。小规模的围剿与缉私，无法奈何那些武装的走私船队；而进一步严厉海禁又会触动地方豪强的利益。走私贸易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

由于双屿港走私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再加上盘踞在六横岛上的葡人、倭寇和海盗不时劫掠浙东沿海地方，明朝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命令浙江巡抚朱纨发兵进攻双屿港。经过一番激战，五月，官军用木石筑塞了双屿港的南北水口，彻底平毁了这个走私基地，盘踞了22年的葡萄牙殖民势力也随之被彻底清除。⁽²⁷⁹⁾自此，宁波沿海非法的民间海上贸易转入低潮，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武装走私活动也就销声匿迹了。

（三）“开海”之后宁波港的复苏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正式宣布开“海禁”，允许民间去海外贸易。“海禁”开放后，一度沉寂的宁波港的海外贸易开始复苏，但是直接的对外贸易占的比重很小。这是因为作为宁波港传统的对日贸易，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害怕“倭患”）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万历年间在宁波就有“郡禁不得与倭夷互市，且悬赏格捕下海者”的禁令。而对东、西洋各国的贸易，比较起来，南方诸港如泉州、广州等要比宁波港条件好得多。凡此种种，使宁波港在贸易上很难发挥在前朝所起过的作用。即使如此，由于宁波港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很快成为中国南北货物转运枢纽，自元代以来就有的“南北”商号又开始重新发展起来了。

宁波人称为“南帮”或“南号”的长江以南地区港口的商业船帮，专门经营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的贸易运输。他们运来木材、铁、铜、麻布、染料、药材、纸、糖、干果、香料和杂货，把来自长江中下游的丝绸、棉花、纺织品、陶瓷、海货等运往南方诸港。南号商人主要来自闽广一带。被宁波人称为“北帮”或“北号”的北方商业船帮则专门经营长江以北各港口的贸易运输。他们从北方运来大豆、豆饼、牛骨、猪油、药材、染料、干鱼、干果，从宁波运出大米、糖、药材、棉织品、纸、竹、木材和杂货。北号商人主要是山东人和安徽人。这些商业船帮，除了有自己的商业运输船外，还拥有商店、货栈、仓库甚至钱庄等一系列运输和销售系统，实力较强，在宁波港的贸易运输中占了主导地位。而宁波本地的船主，尽管实力较弱，但两边生意都做，因此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商业船帮的雏形早在南宋时就已经有了。如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福建船主沈法询，在宁波立了一尊天后神龛，拥有不少信徒。这实际上是一种结帮形式。它通过信奉天后女神这个福建船民的保护神，把福建船主们联合起来。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定海县（镇海）城关的甬江口边也建造了一座天后庙。

如上所述，明末“海禁”开放后，活跃于宁波港的是“南北”号商业船帮和一些宁波船主，他们为宁波港的复苏，扩大全国的南北物资交流，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海禁”是有限开放，对日贸易没有恢复等原因，宁波港基本停留在转口贸易港的地位上。其繁荣程度也就远逊于宋元时代的宁波港了。

二　清代前期：宁波港的全盛时期

入清，在清初40年的“禁海”与“迁界”期间，宁波港的民间海上贸易乃至渔业生产，尽被窒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弛“海禁”，颁“展海令”。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在宁波设浙海关⁽²⁸⁰⁾，此后的100多年间，由于社会长期安定，生产力较前有了大的发展，加上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宁波港的转运功能和港口贸易发展到了可能条件下的最高点，进入古代宁波港的全盛时期。

（一）浙海关的设立

浙海关的行署在府治南董庙的西边⁽²⁸¹⁾（今公安局所在地），关口则设在甬东七图，就是现在江东的包家道头。因商船往来均在此验税，故俗称税关。浙海关设满汉海税监督1员，笔贴式1员。海关笔贴式署设在原督粮馆，即府治西察院内署左边。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在宁波和定海⁽²⁸²⁾分别设立浙海关分关⁽²⁸³⁾，自此，外国商船既可以在定海验税，也可以在府治宁波验税交易。同年在定海县城外道头街西新建红毛馆一处，以为外国商人及船员馆宿之地。在定海增设分关，是因为浙海关初设宁波。其中在宁波沿海的计有7处：

大关口：在宁波江东，离关署2里。

古窑口：在慈溪县，离关署150里。

镇海口：在镇海县，离关署60里，另有蟹浦和邱洋两旁口。

湖头渡：在鄞县，离关署150里。

出港口：在镇海县，离关署90里，另有穿山、大矸两个旁口。(www.xing528.com)

象山口：在象山县，离关署360里，另有泗州一个旁口。

白峤口：在宁海县，离关署220里，另有健跳一个旁口。

海关仓库，俗称海仓库，仍在灵桥门内，地点是宋市舶务和明市舶库的旧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为限制英国等西方国家来华商船，只允许他们在广州一处收泊交易，不许一船入浙，同时撤销了定海红毛馆，宁波港停止了对西方国家商船的开放。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宁波海关的主要任务是对进出宁波港的本国商船进行“稽征”。

宁波海关的“稽征”，具体来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

1．制发和检验进出宁波港船只的执照

经核实无误，登记入册后放行。

2．缉私

船到宁波港或其他有关口址时，海关负责检查有否夹带违禁品，并和守口官兵一起缉拿走私船只。对走私罪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例如，私运大米出口超过50石的即没收；超过100石的，除船货变价充公外，还要受到流放充军的重罚。

3．征税

宁波海关主要征两种税，即船钞（船税，也叫梁头税、货税（正税）和规例（附加杂税）⁽²⁸⁴⁾。税金是根据所载货物的总值按一定的税率来征收的。初时，国货的税率为4．6%，洋货为14%—16%。船税则是按船的梁头尺寸，即船的大小来征收的。规例（附加杂税），有放关入口税、放关出口税、签押人员规银等，名目繁多。实际上，宁波海关所征收的税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规定税则外的附加杂税中收取的。宁波海关的税收从一开始就采取包干的办法。初期，定为“正额”（不包括附加税）2．2万多两；设红毛馆后又增加10030两。嘉庆二年（1797年）增加到3．9万两，嘉庆九年（1804年）又增至4．4万两。

（二）港口贸易的发展

1．对日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时，正值日本锁国，严禁其本国船只出国，对外开放的港口仅限于长崎一港。所以，这个时期来往于中日两国间的均为中国商船。初期，日本对中国商船的数量和贸易额都未加限制，所以赴日的中国商船逐年增加。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国往长崎的商船73艘。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增加到194艘，也是中国去长崎商船最多的一年；到达长崎的中国商人多达9128人次。这一年宁波港去的商船有37艘（其中普陀5艘），占19%。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日本方面为防止金银外流，实施“割符仕法”（也叫信牌），限定中国船的总贸易额为白银6000贯，船只数每年为70艘，并规定期限与起锚地点。此后，宁波港每年去日本的商船为春船7艘（其中普陀2艘），夏船5艘（其中普陀1艘），秋船1艘，合计13艘，占19%弱。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日本修改对外贸易法，限定去日的中国商船为30艘。其中宁波、南京、福建三地合为2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此后船数越来越少，乾隆三年（1783年）为20艘，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10艘。道光十年（1830年），对日贸易仅限于宁波一港，船只为10艘。⁽²⁸⁵⁾

凡是中国去日本的商船，不论在何地起锚，一般先停泊在普陀山，等候顺风，然后驶往长崎。

贸易品，出口的主要是丝和丝织品。有白丝、绉绸、绫子、绫织、纱绫、南京缎子、锦、金丝布、绵、罗、南京绡，此外还有葛布、毛毡、茶，纸、竹纸、扇子、笔墨、砚石、瓷器，茶碗、药、漆、胭脂、方竹、冬笋、南枣、黄精、芡实，竹鸡、红花、木樨（丹桂，药用）、附子等。

输入品，最重要的是铜和金、银。后来日本铜的产量减少，就以海参、干鲍鱼、鱼翅、海带等海产品来抵补。曾是日本最主要的输出品的刀剑和硫磺，当时的日本是严禁出口的。铜是清廷铸钱必需之原料。还在海禁时期的顺治朝，就在浙江和江苏设置官额船，每年赴日本采办铜数百万斤。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日本为控制铜的出口，规定每年出口铜以300万斤为限。是时宁波船为11艘，约占总船数的37%。每年由宁波进口日本铜在100万斤以上。乾隆以后，清廷每年向日本买铜200万斤，由江浙督抚招商出洋采购，回船之日，官为收买，或者收买一部分，其余听凭商人自行货卖。⁽²⁸⁶⁾从清代前期宁波港对日贸易情况来看，宁波港与前朝一样，仍为中国对日贸易的最重要港口。

2．对南洋贸易的发展

雍正年间（1723—1735年），为了得到外国的铜和米，清政府允许商人向南洋和东洋贩运少量生丝。当时，宁波港在南洋方面的通商范围以菲律宾群岛、安南（今越南）、柬埔寨、暹罗为限。⁽²⁸⁷⁾后来，因为赴日商船受到日本方面的限制，宁波驶往南洋的船只增加了。在18世纪，宁波港的情况与其他港一样，是“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²⁸⁸⁾。那时从宁波港出海走南洋线的船只每年约585艘次⁽²⁸⁹⁾，其中应有相当一部分从事海外贸易。这是因为宁波商人往往假借前往广州、南海的名义在中途改变航向，去南洋方面进行贸易。他们从南洋方面输入大米、木材、糖、象牙、珍珠、药材以及机制毛、棉织品和其他机制品；向南洋输出丝、茶、瓷品、海产品、干果、药材和各种土产。暹罗商人运来的主要是大米。⁽²⁹⁰⁾从宁波驶往暹罗的中国商船主要以白银、丝、茶、土布，换取暹罗的蔗糖、苏木、海参、燕窝、鱼翅、藤黄、象牙等物⁽²⁹¹⁾。此外，宁波港与新加坡、苏禄群岛、西利伯群岛、巴达维亚等地也有过贸易往来。

3．沿海南北贸易与内河转运贸易的发展

宁波港在清朝（鸦片战争前）与国内沿海诸港的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内河为港口货物的集疏而形成的转运贸易亦随之更加活跃。《镇海县志》载：“宁郡……外省通直隶、山东，本地通杭、绍、嘉、台、温、处（州）各处。如南船（按指闽、广船）常运糖、靛、板、果、白糖、胡椒、苏木……如北船常运蜀，楚、山东，南直棉花、牛骨、桃、枣诸果、坑沙等货……”当时宁波港的沿海贸易，北至关东、河北、山东，中至江苏，且溯长江深入四川兼走湘、鄂，南到台、温、闽、广，都有船只直接往来，而且相当频繁；与省内的杭、嘉、绍、定海、象山等地，或以海上或自内河，货物集疏，更是往来不断。

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宁波港虽然停止了对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船只的开放，国内沿海贸易和本国商人经营的海外贸易，却在稳步发展。到嘉、道年间（1820年前后），港口出现了新的繁荣势头。由于海运的发展与贸易的增加，码头已不够用，许多商户纷纷在对江开辟新的码头，并且在昔日冷落的江岸边购地置产建新房屋，开设商号，致使江东沿江一带地价猛涨。昔日荒凉的江东地区，不仅成为“桅楼簇簇”的百帆停泊之所，而且随着商店的不断增加，迅速发展成为宁波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

随着海上贸易的复兴，水上运输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水运和捕鱼原是宁波地区最重要的行业，明朝有所衰落。但到18世纪恢复很快，到19世纪上半叶，鄞县一带从事这项职业的人数（包括捕鱼业有时兼搞运输的）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5。《光绪鄞县志》卷二《风俗》载：“乡民力田者十之六七，渔于海者二三，江北岸、梅墟一带，或操海舟往来南北洋。”“野有荒土而人习风涛”是当地的民俗。

自宋朝以来，先是南方的福建、广东，而后又有北方的山东、江苏等地的商人陆续来宁波，分别经营闽、广及北方诸港与宁波港之间的贸易。他们在宁波定居后，开设商号，打造船只，既搞运输，又搞销售，逐渐形成地域观念很强的商业船帮，他们供奉天后为保护神。1191年，福建商业船帮在宁波首建天后神龛。以后别地来的商业船帮也各自在宁波建造天后宫（也叫天妃宫）。在宁波，南方的贸易商叫做“南号”或“南帮”，北方的贸易商叫做“北号”或“北帮”。宁波本地的贸易商发展也很快，他们两方面生意都做，所以也分成“南号”和“北号”。

宁波的商业船帮往来于中国北方（营口、烟台、青岛为主）、南方（福州、广州、厦门、泉州为主）诸港，还有的致力于东洋（日本）、南洋（吕宋、新加坡等地）、西洋（苏门答腊、锡兰等地）的远洋贸易。他们从北方运来各种干果、大豆、豆饼、牛骨、食用油、药材、海味，又从宁波港运去棉花、竹、大米、木材、各种海产品、纸和杂货；从南方运来糖、木材、各种干果、铁、麻布，又从宁波运去丝绸、纺织品、陶瓷、海产品；从海外运来进口木材、白藤、苏木、胡椒、铜、大米、糖、香料等，把丝、丝织品、瓷器、海产品、干果、土布和各种土产运往海外各国。此外，北号商业船帮还担负了清廷的漕粮海运和汇兑饷银的任务。

19世纪30年代，宁波商业船帮进入黄金时期，南北号总数不下六七十家；其中实力较大的有福建帮15家，宁波北号9家，南号10余家，加上山东帮数家，计30余家；最盛时共有大出海船约400艘。当时的商业船帮，是宁波港海上贸易运输的主要力量。

（三）全盛时期的“江夏码头”

随着贸易的发展，宁波的市区范围扩大了。明朝中叶以前，城内仍只有3个商场，与宋元时期一样，都位于东大路的北面，就是大市、中市和后市。大市在县衙和中央大街之间的广场上，中市在中央大街后面东首的两段街上，后市在更东面靠近东北城墙的边上；附设的尚有城外五个集市。这些集市每旬定期开市，西门外是初八、十八、廿八；南门外是初七、十七、廿七；灵桥门外是初四、十四、廿四；东渡门外是初九、十九、廿九；还有灵桥以东约五里处的甬东集市不定期开市。这些城外集市均位于水道上或水道附近，并设有码头或埠头，以供四郊村庄来的舢板船停靠。1566年以后，新设东津市（在灵桥以东约二里处），同时关闭东渡门外和灵桥门外的两个集市。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城内又增设了5个商场。

除了定期商场外，城内和城外都有固定的商业区。东大路及其向西延伸至西大路的地段构成了主要商业区的轴线。它的各段以及通向它的出巷开设有交易布匹、食物、帽子、家具、竹、丝织品和药材的商店，还有饭店和当铺。这些商店大多按行业聚集，并以诸如竹行巷、药局巷、饼店弄等街巷名称作为标志。东渡门内是最忙碌的商业区之一。这里主要是木器商、竹器商和印刷商聚集区。灵桥门内是另一主要的商业区。这里以药材商、木器商、篾器商和漆器商为主。附近的药行街是药材商聚集的一条街。东门外奉化江边地区——江厦，是城外最繁忙的商场。沿着河岸是停靠航海帆船、航船和舢板的码头。钱庄集中在这个地区，并设有卖海货、糖、木材、麻和谷物的商店。这里还集中了分别专营南、北沿海贸易的商行（南号和北号）。造船厂、福建会馆、天后宫和庆安会馆（船运业会馆）也都设在这里。像鱼鲞弄、糖行街、钱行街，这些地名标志了这些商店聚集于此。

除以上商业区外，江东码头内侧，在嘉道年间已发展成为新的重要商业区，为全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沿江岸是停靠各种海船的码头。往里纵深处，各种商号如雨后春笋竞相建房开业。那里有“南号”，也有“北号”，还有贩卖海味、木材和谷物的商号及出售石板、铁器、柴炭、纸张、蜡烛、染料、杂货、牛羊、蔬菜、水果、其他食品等的商店。诸如米行街、木行街、卖席桥、羊市街、卖饭桥等地名，就标志了这些商号的聚集地。另一些地名则反映了各种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地，如打铁街、铸冶巷、笔厂弄、作锚弄以及船坊巷等。江厦一带确实是发展到了帆船码头的全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