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州港口与城市的发展及影响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广州港口与城市

一　明代的广州：转型与发展

（一）澳门崛起后广州港口贸易的转型与发展

广州在明太祖时期便已设立市舶司，而且是朝廷指定贡使登岸最多的一个口岸。永乐三年（1405年），为了做好招待贡使的工作，又在广州设置怀远驿。因此，广州的海外交通和贸易一直处于非常繁荣的状态。嘉靖年间（1522—1566年），朝廷在全国撤销了浙江、福建两个口岸，独留广州一个，因此，广州在全国的对外贸易中，长时期处于垄断的地位。广州又是与欧洲殖民者最早接触的地方，葡萄牙人的舰队最早抵达广州“叩关索市”。葡人的“叩关索市”导致澳门被占，自此，原来分布在珠江口一带的贸易地点都冷落了下来，作为广州的外港，澳门成了一个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主要湾泊和贸易场所。⁽¹²⁶⁾因此，它对广州港口的海外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广州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已为葡人所垄断。

葡人占据澳门后，即开辟欧洲、印度果亚、爱琴、马六甲、澳门、日本航线。据儒塞斯记叙：“欧洲与东洋的贸易，全归我国独占。我们每年以大帆船与圆形船结成舰队而航行至里斯本，满载上毛织物、绯衣、玻璃精制品、英国及富朗德儿出的钟表以及葡萄牙的葡萄酒而到各地的海港上换取其他的物品。船从哥亚（果亚）航行至爱琴得到香料与宝石，又从爱琴至嘛喇甲（马六甲）更得香料与宋大岛的白檀。其次，再把此等物品，在澳门换取绢加入为船货。最后，又把以上的货物到日本换取金银块，可得到投下资本的二三倍利润。然后，再在澳门滞留数日，则又可满载金、绢、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工木器、漆器以及陶器而返回欧洲。”⁽¹²⁷⁾也就是说，葡人把欧洲工业品运至南洋群岛，换取香料、白檀、宝石等物品，然后通过澳门这个贸易港，取得中国的丝织品，转运到日本，换取金银，再以金银换取中国的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木器以及陶器，运回欧洲，获取暴利。为了换取更多的中国货物，他们从墨西哥进口白银，运来中国，作为商品交换时支付的硬通货。据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墨西哥官员的统计，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有百万以上。⁽¹²⁸⁾他们每年在贩卖中国丝织品给日本的贸易中，“获得的银年额达到二百三十万两”⁽¹²⁹⁾。

万历以后，广州每年夏冬两季举行定期的市集贸易，每次开市数星期至数月不等。葡萄牙商人“每年两次到广州去买货（那边每年举行两次盛大的市集）。他们的确从这种通商中获得了比马尼拉商人或我们更多的利润”⁽¹³⁰⁾。由于广州市场商品丰富，以致葡萄牙商人带来的资金明显不足。

在这期间，广州的对外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表现在外省商人前来广州贸易的人数不断增加。清代著名十三行行商中的潘同文、伍怡和、叶成义、潘丽泉、谢东裕、黎资元等人的祖先，都是在这个时期入粤经商的，发展到后来广州的许多买办资产阶级都是闽、徽等地的商人。林希元在《与翁见愚别驾书》中亦提到：“佛朗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虽然林希元为其自身利益出发，要求开放海禁，思想上是倾向于葡萄牙人的，但从这段文字中，亦反映了当时广州与澳门间贸易活跃的情况。另外，在广东巡抚林富于嘉靖初年请求通市的奏疏中，曾谈道“旧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在库香货，旬月可得银数万两。”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王之甫来广州阅狱办理案件时却说：“西洋古里，其国乃西洋诸番之会，三四月间入中国市杂物，转市日本诸国以觅利，满载皆阿陼物也。余驻省时，见有三舟至，舟各赍白金三十万投税司纳税，听其入城与百姓交易。”⁽¹³¹⁾从这则史料中，可以看到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广州抽分所得的番货，每月价值只有“数万金”，而万历后，葡萄牙人前来贸易，一次就交纳船税30万金，可见其贸易额已不知增长多少倍了。

葡人在澳门，更进一步勾结中国商人进行“走私”活动。本来沿海的商人早就在海外贸易活动中有“走私”的传统，有了葡人相助，这种活动当然更为活跃了，广州城外的“游鱼洲快艇多掠小口往卖之。所在恶少与市”⁽¹³²⁾。他们窝藏夷货，接引夷人，“夷货之至，各有接引之家，先将重价者，私相交易，或去一半，或去六七，而后牙人以货报官，……则其所存以为官市者，又几何哉？”⁽¹³³⁾《广东新语》卷二《澳门条》中亦说，葡人“每舶载白金巨万，闽人为之揽头者分领之。散于百工，作为服食器用诸淫巧以易瑰货，岁得饶益”。可见葡萄牙人与“走私”商人关系的密切。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未发迹时，曾与其弟弟芝虎、芝豹来广东，投靠他在澳门经商的母舅黄程。天启三年（1623年），郑芝龙代他舅父押货至日本，乘搭的是李旦的船。李旦是当时有名的“走私”海商，这说明郑芝龙和他的舅父在这一时期亦在广东海外贸易中进行“走私”活动。万历时，明朝政府虽然屡申通澳之禁，“然夷人金钱甚伙，一往而利数十倍，法虽严不能禁也。今聚澳中者，闻可万家，已十余万众矣”⁽¹³⁴⁾。

此外，葡人为了垄断广州的对外贸易，还坚决反对其他国家与中国通商。据外国文献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广东官吏准备同意西班牙商人来广东通商，但葡人坚决反对。凡自吕宋至中国的商船，概行阻绝，并派出官员从果亚至广东，请求中国官吏将西班牙商人逐出，或由葡人自行逐出。⁽¹³⁵⁾外国文献也说荷兰于1601年、1604年、1607年、1622年、1627年共5次至澳门要求通商，均为葡人所拒。我国古籍《野获篇》也记载荷人侵犯澳门共2次，一次是万历二十九年冬，即外国文献所说的1601年。一次为万历三十三年，即外国文献所说的1605年。葡人还使用了武装力量。崇祯十一年（1638年），英国人的武装舰队想以武力威胁葡人，与澳门互市，亦遭同样命运，可见葡人是不能允许其他国家插手广州海外贸易的。

由于牙商、牙行的不断增多，广州还出现了依附殖民主义者的买办经济。

明朝很早便有牙行之设，但由于海禁森严，牙商经济一直没有什么发展。据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的记载，福建市舶司原属有牙行24名，后改为19名。嘉靖末，则仅有5名。但是自葡人占领澳门后，由于广州的对外贸易有所发展，这些牙商又活跃起来。嘉靖三十五年（1638年），为了加强对外贸易中与外商的联系，“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¹³⁶⁾。这种“客纲”，便是专门为外商服务，承销外国商船进出口商品的团体。这些牙行商人至万历以后，发展为“三十六行”。其性质与后来著名的十三行商相似。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说：“广东有所谓三十六行者出，代市舶提举盘验纳税，是为十三行之权舆。”到了明朝末年，这种商人已由我国传统的牙行商人转化而为专门代理外商的买办商人了。这就是在澳门被占之后，广州与葡萄牙对外贸易中滋生出来的买办资产阶级萌芽，也是清朝时垄断广州对外贸易的十三行商前身。⁽¹³⁷⁾

明代禁止外国人进广州城，故对外贸易的地点均设在城外。清人严如煜《洋防辑要》载：“洪武初，令番商止集（广州）舶所，不许入城。”另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载，永乐年间“置怀远驿于广州城蚬子步”，广人称“步”为码头，怀远驿也就是建在码头的旁边。怀远驿是贡舶停泊和贸易之所。葡萄牙人初来时，其舶亦抵怀远驿旁靠泊，使节皮来资则招待至怀远驿留宿。

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海禁极严，广州曾一度被封锁，大概就是此期间，禁止外国商船进入广州。陈澧《香山县志》引张甄陶《澳门图说》云：“……先是海舶皆直泊广州城下，至前明备倭迁于高州府电白县。”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庞尚鹏的《抚处濠镜澳夷疏》说：“每年夏秋间，夷帕乘风而至，……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浪，水土甚恶，难于久驻，守澳官权令搭篷栖息，待舶出洋即撤去。”《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亦云：“浪白澳在香山之南，为番舶等候接济之所。”《天下郡国利病书》更进一步指出：“各国夷舰、或湾泊新宁广海望峒，或勒金奇潭、香山浪白、濠镜十字门，或屯门虎头等海澳，湾泊不一，抽分有则例。”⁽¹³⁸⁾据此，除浪白澳外，在珠江口一带，外商贸易的地点还有新宁之广海等地。在这些海澳中，浪白当最为繁盛。后来又移至濠镜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卷中说：“闽由海澄（漳州）开洋，广由香山澳。”至此，澳门作为广州的外港，也就成为当时对外贸易最主要的地点。⁽¹³⁹⁾

广州的对外贸易，促进了广东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对外贸易改变了广州附近地区农业生产的结构。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由过去以生产粮食为主，转变为多种作物同时经营。桑基鱼塘便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此外甘蔗种植和果木、花卉种植面积的增加，都为海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出口商品。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冶铁业、纺织业、陶瓷业、造船业和食品加工业的繁荣，使广州及其附近的市镇，成为全国主要手工业产地之一。⁽¹⁴⁰⁾

（二）明代广州的城市建设

明代广州的海外交通与贸易对城市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代，广州的城墙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扩建。第一次扩建的时间为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前后⁽¹⁴¹⁾，把宋朝的三城联合为一，并把城区向东面和北面扩展。东面扩展到今越秀路，西面扩展到越秀山的后面，周长21里余。还凿象山，开了正东、正西、正南、出北、大北、定海、归德7个城门。越秀山的镇海楼也是在这一次扩建中建立起来的。第二次扩建是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左右⁽¹⁴²⁾，主要是向南扩展。在城南加筑外城。据《阮通志》记载，“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东南角楼，以固防御，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高二丈八尺，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为门八：其东曰永安，西曰太平，南曰水南、曰永清，曰五仙，曰靖海，曰油栏、曰竹栏”。也就是说，利用宋南城雁翊角楼为起点，临江兴建至永安门一带，没有城壕，叫新城。过去的城区称为老城。新城的南界在今一德路和万福路。老城的范围大概东到越秀路，西到丰宁路，南到大德路和文明路一带。⁽¹⁴³⁾明代建筑新城，是为了保护新发展起来的商业区，即濠畔街一带。而这些商业区正好又是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所以新城的扩建与广州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关系。

二　清代广州港的繁荣

（一）唯一的通商口岸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改广州一口通商后，广州成了全国唯一合法的通商口岸，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因此，从1759年起至鸦片战争爆发为止，是清代广州海外贸易的繁盛时期。

根据《粤海关志》卷二四的记载，这一时期船舶进口数是逐年增加的，其中最高的一年是1836年，达199艘。最少的1757年也有7艘。这与“国朝设关之初，番船入市者，仅二十余柁”⁽¹⁴⁴⁾比较起来，相差不知多少倍。而船舶的吨位数亦由每年的4万吨增加到7万吨。⁽¹⁴⁵⁾

关于进口船舶的规模，按《广东新语》卷十八所载：“洋舶之大者，曰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一婆兰三百斤，番语也。次牛头舶，于独樯得三之一；次三木舶，于牛头得三之二；次料河舶，于三木得三之一。底二重，皆以铁力木厚三四尺者为之，锢以沥青、石脑油、泥油。……桅凡三，……桅长者十四五丈或二三接。……凡上舶客人千余，中者数百。”有一种贺兰舶，“崇如山岳，有楼橹百十重”，还配备有大炮等武器。船舱里面有甜水井，菜畦等。清人赵翼所撰的《檐曝杂记》亦提到西洋船，谓此种船“桅高数十丈，大十余抱，一桅之费数千金。……西洋帆则上阔下窄，如摺扇展开之状，远而望之几如垂天之云，盖阔处几及百丈云”。该书还说：“红毛番舶，每一船数十帆，更能使横风、逆风皆作顺风云。”

美国也加入了各国的贸易行列，1784年美国在取得独立后的第二年，便派遣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广州。这只船在黄埔停留了4个月，在它停留期间，又有一艘“潘拉斯”号来到。这两艘船共运走茶叶88万磅，获得了很大的利润。从1786年起至1833年止，48年间，美国到达广州的船只有1104艘，仅次于英国，其发展速度比其他国家都快。

至于通过广州出口的本国船舶，也有蓬勃的发展，而且多往来于越南、暹罗、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吕宋等地，仅新加坡一地，每年便有90余艘中国船往来贸易。《海国闻见录》记载当时葛喇巴（即雅加达）盛况说：“葛喇巴盛甲诸岛，洋舶云集，中国大小西洋白头乌鬼无来由各番珍宝物食，无所不有……中国人口浩盛，住此地何啻十余万。”因此，康熙年间广东道监察御史李清芳在上皇帝的奏折中也说：“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¹⁴⁶⁾田汝康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¹⁴⁷⁾一文中也说，19世纪20年代，每年行驶暹罗、中国，由华侨集资经营的船舶有82艘；由中国驶往越南西贡的有30艘，吨位6500吨；驶往福发的有16艘，3000吨；驶往顺化的12艘，2500吨；加上驶往越南其他港口的船舶，总计有116只，约2万多吨。该文还引克劳佛特《印度半岛史》第三卷的资料说，当时“行驶马来海面的中国船有加里曼丹十只，五千六百吨；爪哇七只，五千三百吨；望加锡二只，五百吨或一千吨的一只；安汶一只，五百吨，马六甲一只，一千吨；林牙群岛以及附近岛屿三只，二千一百吨；丁加奴一只，八百吨；吉连丹一只，八百吨，总计二十六只，一万七千一百吨”。当然这些船也有从福建出发的，但从广东和广州出发的，当不会少于一半。此外，广州至日本也有航线。据日本史料记载，1715年曾有规定，广东每年可以派出两艘海船往日本贸易，每船贸易额为银27000两，并记有广州港至长崎的里程为870日里，航行天数为16—25天。⁽¹⁴⁸⁾

根据史料记载，1792年，中国对英、法、美、荷兰、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进出口贸易是：

进口总额5069653两，出口总额5490524两。合计进出口总额为12560177两。⁽¹⁴⁹⁾

1812年进口总额1270万余两，出口总额1510万余两，合计进出口总额2700万余两。(www.xing528.com)

1813年，进口总额1263万余两，出口总额1293万余两，合计进出口总额2556万余两。⁽¹⁵⁰⁾

1837年，进口总额2014万余元，出口总额3509万余元，合计进出口总额5523万余元。⁽¹⁵¹⁾

如果按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贸易额与道光十七年（1837年）相比，则在短短的26年中，贸易额已增至一倍以上。

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正处在经济上升时期，急需扩大商品的交换市场。中国当时是一个富庶的国家，是西欧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因此这些国家的商人都希望通过政府的关系，打开中国这扇紧闭的门户。

1787年，英国政府派加茨喀特为使节，出使中国，但他在航行途中死亡。1792年，又派马戛尔尼为使节，继续东来。1793年，马戛尔尼抵达中国，由天津河口的大沽进入北京，在热河觐见了乾隆皇帝，提出开放舟山、宁波、天津诸港，并要求通商特权，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绝。为此，乾隆皇帝还特地下谕说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霑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¹⁵²⁾马戛尔尼的外交完全失败。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阿美士德出使中国，因觐见礼节问题未能达成协议，被中国政府驱逐回国。1795年荷兰也曾派德胜和范罢览为使节，提出进一步通商的要求，同样也没有达到目的。

当时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丝绸、棉布、铜、黄金等。

茶叶是18世纪最主要的出口物资，为英、法、荷、葡、西班牙等国商人所抢购。每年约有45万担茶叶从广州输出。在英国，清朝初年，茶已是一种名贵饮料。1684年东印度公司通知在印度的英商说：“现在茶叶已渐通行，公司要把茶赠送友朋，望每年购买上好的新茶五六箱运来。”在该公司的宣传下，茶逐渐成为英国流行的嗜好品。从1701年起，至1761年止，从广州输入英国的茶叶逐年增加。据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引密尔蓬恩的资料，1701年，通过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输入英国的茶叶为66738磅，1711年为156236磅，1721年为282861磅，1731年为971128磅，1741年为1309294万磅，1751年为2710819磅，1761年为2862772磅。平均每10年增加1倍以上。由于英、法、葡、西、荷等国，都要通过广州进口茶叶，因此茶叶的价格一直在上涨。例如武夷茶雍正十年（1732年）每担价才13—14两，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年），却上涨至19两一担。虽然英国政府对茶叶课以重税，但销路仍然日益增多。从1781年至1793年的12年间，中国对英国输入茶叶的价值便达96267833元（银元）。

丝绸在广州的商品出口额中占第二位。外国从广州进口的丝绸中，有生丝和绸缎两种。虽然中国方面对丝绸的输出经常加以限制，“每船准其配买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以示加惠外洋之意，其蚕头湖丝及绸绫缎匹仍如旧禁止，不得影射取戾”⁽¹⁵³⁾，但英商为了垄断广州的丝茶市场，仍然与法、荷等国竞相争购。故每担丝价亦由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137两上涨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142两。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则再涨至150—222两。乾隆年间，平均每年出口湖丝并绸缎等商品，有20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¹⁵⁴⁾

在这期间棉布也有大量的输出，1741年15699匹，1794年增至598000匹，1796年（嘉庆元年）再增至82万匹，1798年（嘉庆三年）突破了2125000匹。自嘉庆五年至九年，每年平均出口1353400匹。当时中国的棉布从质量和配色都胜过英国，并且价钱比较低廉，故英商特别想在广州获得这种商品。东印度公司也特许当时的港脚船输入这些商品。

铜的出口也曾盛极一时，主要是铜制品。当时中国的工艺技术比较先进，欧洲还不能仿造。由广州出口的铜多为滇铜。后来因铜价过贵，出口量逐渐减少。

黄金的输出主要是与欧洲的差价较大，外商有利可图。康熙年间，中国的黄金比当时欧洲的价格要低2／3，所以外国人都做黄金买卖。1736年东印度公司到舟山、宁波来的船便运走黄金26000多两。雍正十一年（1733年）起，中国金价上涨，金子也就停止了出口。

铁锅的出口量也很大，雍正年间，外国船只来广州贸易的百分之八九十都要购买铁锅，“少者一百至三、二百连不等，多者买至五百连并有一千连者”⁽¹⁵⁵⁾。按每连约重20斤计，一千连重则2万斤，故海船购买铁锅少者2000—4000斤，多则达20000斤以上。在这期间，外国向中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白银、棉花、铅、毛织品、香料等。

白银是充当购买中国商品的支付手段而输入的。各国商人为了到广州市场抢购丝、茶等商品，只好用白银支付。而中国在当时正好缺少白银，因此欢迎白银输入。各国商人带来的银子除纹银外，还有英国的双烛洋、墨西哥的鹰洋、威尼斯的杜加通币等。进口银与货物比例，在康熙年间英国船，平均是银50000镑对商品5000镑，而在乾隆年间，平均是银73000镑对商品58000镑。

输入的棉花主要是印度棉花，它质量好，大受欢迎。当时中国生产的棉花供不应求。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英国运进棉花1116担后，又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运进605担。到了乾隆五十年已增至48000余担，次年更增至93000余担，再次年则在187000担以上了。据彭泽益在《鸦片战争前广州新兴的轻纺工业》⁽¹⁵⁶⁾一文称，嘉庆十九年至二十年（1814—1815年）的贸易数字表明，从广州进口的商货值银约3252480两，其中棉花约值银1051708两，占进口货值的32%。

铅由英船从欧洲直航中国，每次进口40—60吨。

香料是从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运来的，本是传统的进口商品，此时改由欧洲商人代替东南亚和印度等国的商人运来中国。

至于欧洲制造的毛织品，在中国市场却找不到销路，但英国国会硬性规定本国商船东航，至少要在输出的商品总额中携带1／10的土产或制造品，东印度公司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削价向中国推销毛呢制品。

总之，这一时期广州港的海外贸易，仍然处于出超的地位，外国商人处于入超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狡猾的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便转而向中国输出鸦片以弥补他们对华贸易的差额，这样就出现了罪恶的鸦片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获得鸦片的专卖权后，便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1778年至1800年共输入鸦片4133箱。1833年后，竟增至21985箱。至鸦片战争前夕已达40000余箱。英国在鸦片贸易中获利3亿元以上。美国也获利数百万元之多。清朝大臣黄爵滋奏折谓：“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广东海口，共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至十四年，共漏银二千余万两。十四年至十六年共漏银三千万两。”⁽¹⁵⁷⁾出现银根枯竭的现象。从道光六年（1826年）起，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便从出超的地位变为入超的地位，而英、美、法等国通过鸦片贸易由入超变为出超，摆脱了在对外贸易中的被动地位。鸦片贸易最终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二）广州的外港——黄埔港的兴盛

广州的外港波罗庙，历唐、宋、元、明以来，因地理的变迁，码头的淤浅，已不能再担负外港的任务。因此，进入清初，位于波罗庙上游的黄埔港，作为清朝政府指定的外船碇泊之所，便逐渐地兴盛起来。

清朝政府在颁发管理十三行外商条例中，明文规定：“凡载洋货入口之外商船，不得沿江湾舶，必须下锚于黄埔，并不得在别地秘密将商品贩卖。”⁽¹⁵⁸⁾当时外国商船携带铜炮前来贸易者，亦明令规定“于黄埔地方起其所带炮位，然后交易”。按照武育干《中国国际贸易史》统计，1817年广东对外贸易的进口总值中，通过黄埔进口的达19717444元，而当时全省的进口总额才达23488440元。可见大部分物资都是通过黄埔进口的。

另据马士、宓亨利所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称，外国船来中国贸易，都先驶入澳门，在澳门聘用一名引水，再雇请一名通事（翻译）和买办，领到粤海关颁发的红牌后，才准驶往虎门。在那里经过丈量并缴清各项费用后，再开到黄埔，不得进入省河。该书还列举1789年，“停泊在黄埔的有英国船六十一艘（其中东印度公司船二十一艘，港脚船四十艘），美国船十五艘，荷兰船五艘，法国船一艘，丹麦船一艘，葡萄牙船三艘，共计八十六艘”⁽¹⁵⁹⁾。

丁则良在《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与中国》一文中，记述俄船“希望”号和“瓦涅”号于1803年8月7日，由克隆斯达启行，横越大西洋，进入太平洋，取道夏威夷群岛，经过日本抵达中国时，也是先到澳门，然后进入黄埔碇泊的。⁽¹⁶⁰⁾

当时粤海关设总口7处，黄埔属驻在广州的省城大关管辖。所以，当时外国商船碇泊地点虽在黄埔，但一切的对外贸易活动仍在广州进行。⁽¹⁶¹⁾

清代广州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商品性农业的比重，经济作物得到很大的发展，农业商品性的成分增加，必然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因此，从明末清初开始，邻近广州的佛山，手工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冶铁、纺织、陶瓷行业蓬勃兴起，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手工业城市。手工业的发达又带动了商业资本的活跃，使我国古代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成分更为明显了。⁽¹⁶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