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明清卷》成果

第二节　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²⁴⁴⁾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停止海禁。第二年，宣布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并分别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等四个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²⁴⁵⁾至此，清初的海禁宣告结束，中国的海外贸易进入一个开海设关管理的时期，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长达156年，整个海外贸易获得长足发展。

一　贸易港口的扩大和贸易国的增多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贸易后，“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²⁴⁶⁾；福建、浙江、江苏沿海也是“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²⁴⁷⁾，山东、河北、辽宁的港口“轻舟”贩运也十分活跃。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大大小小的港口计有100多处，它们是：

广东的佛山口、黄埔口、虎门口，紫坭口、市桥口、镇口口、澳门总口、乌坎总口、神泉口、甲子口、碣石口、汕尾口、长沙口，鲘门口、平海口、稔山口、湖东口、墩头口，庵埠口、双溪口、溪东口、汕头口、潮阳口、后溪口、江门口、海门口、达濠户、澄海口、卡路口、南洋口、府馆口、东陇口，障林口、黄岗口、乌塘口、北炮台早、梅菉总口、对楼小口、水东口、州口、芷芎口、暗辅口、两家滩口、阳江口、海安总口、东西乡口、白沙小口、徐博小口、南樵小口、田头小口，锦囊小口、雷州口、赤坎口、沙老口、乐民口、山口小口、钦州口、海口总口、铺前口、廉州口、青润口、束会口、禹州口、儋州口、北黎口、陆水口、崖州口，共五大总口及43处小口。⁽²⁴⁸⁾

福建的厦门口、同安口、海澄口、福州口、安镇口、漳州口、泉州口、南台口、青城口、汀州口、台湾口等20余处⁽²⁴⁹⁾。

浙江的大关口、古窑口、镇海口、湖头渡、小港口、象山口、乍浦口、头围口（澉浦口）、沥海口、白峤口、海门口、江下埠、温州口、瑞安口、平阳口等15处。⁽²⁵⁰⁾

江苏的常州口、扬州口、镇江口、刘河口、松江口、施翘河口、黄田澜港口、任家港口、吴淞口、七丫口、白茆口、孟河口、黄家港口、小海口、石庄口、吕四口、徐六淫口、福山口、新开河口、当沙头等22处。⁽²⁵¹⁾

北方以天津口为盛，其次是山东的登州、辽东的牛庄等港口。由此可知，当时虽然政府规定是广州、泉州、宁波、松江四口通商，但实际上中国整个沿海的大小港口都是开放贸易的。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了泉州、宁波和松江三海关，开放港口有所减少，但广东沿海各大小港口以及宁波、厦门等港口也仍然准许往南洋贸易，而且就其贸易量而言，还超过了以前（后文详述）。

如此之多的港口进行海外贸易，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纷至沓来。东洋有日本、朝鲜；南洋有吕宋（菲律宾）群岛、苏禄群岛、西里伯群岛、马六甲群岛、新加坡、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马来亚、暹罗、琉球、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欧洲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普鲁士、意大利、俄国等国；美洲有美国、秘鲁、墨西哥等国，印度洋有印度等国。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的贸易关系。特别是美国与中国发生直接贸易关系是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开始的。而我国宋代与欧、美各国贸易主要是间接贸易，明代海外贸易则主要限于南洋各国。

二　商船数量的增加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穿梭往来的中外商船数量逐渐增多。康熙五年（1666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有35艘，九年（1670年）增至36艘。⁽²⁵²⁾特别是开海贸易后，中国与日本的通商进入了正式缔约贸易时期，到日本贸易的商船大增。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有85艘；二十五年（1686年）102艘；二十六年（1687年）115艘；二十七年（1688年）更增至193艘，随船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达9128人次。⁽²⁵³⁾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67年间，中国开往日本贸易的商船总数达到3017艘⁽²⁵⁴⁾，平均每年41．4艘。商船的吨位也很可观，一般的小船能载重100吨，中船可载重150吨，大船可载重250吨到300吨，最大的可载重600吨到1000吨，而宋代船的载重量为110吨左右。⁽²⁵⁵⁾中国的商船还从事东南亚各国与日本的转口贸易，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从广东、南京、宁波、厦门、台湾开往长崎的商船就有6艘是转运咬留吧（巴达维亚）等地商品的。⁽²⁵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由于日本江户政权进一步实行锁国政策，对中国贸易有所限制，商船数量有所下降，但由于船的吨位增加，贸易数量总额却是增加了（后文详述）。

中国与南洋诸国商船来往贸易，在海禁期间，清政府准其在一定时期内来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开海贸易后，来往商船更多。就是在南洋海禁的10年中，来往互市的商船也没有绝迹。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从福州、厦门等地开往雅加达的商船有10余艘。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有50多艘⁽²⁵⁷⁾。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多至千余”⁽²⁵⁸⁾。乾隆以后，到南洋去贸易的商船更多。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前后驶往东南亚的帆船共295艘，总吨位达85200吨。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国到南洋各国贸易的商船达到275艘，吨位一般在120吨至900吨之间，平均为300吨。⁽²⁵⁹⁾

欧、美各国来中国贸易的商船数量也不断增加。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72年中，到中国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²⁶⁰⁾，而且船的吨位也不小。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至六十一年（1722年）到广州的英国货船，最小者为140吨，最大者达到480吨，一般者也达到300吨，多数为410吨。清政府撤销了闽、浙、江三关后，欧美各国来中国贸易的商船仍然不断增加。据统计，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到粤海关贸易的商船共5107艘⁽²⁶¹⁾，平均每年为63．8艘。其中，以英国的商船最多，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为58艘，占外商船总数的67%；道光六年（1826年）为85艘，占外船总数的82%，道光十三年（1833年）为107艘，占外船数的80%。⁽²⁶²⁾

三　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繁多

清代前期，中国海外贸易的进出口货物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是空前的。请看当时出口和进口的商品状况。

（一）出口商品的种类及数量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当时整体生产水平较高。在海外贸易中，中国货物纷纷出口。当时输往日本的商品有：

江苏的书籍、白丝、绫子、绉绸、绫、罗纱、闪缎、南京绡、锦、金缎、五丝、柳条、绢绸、棉布、丝棉、皮棉布、丝线、纸、信纸、墨、笔、扇子、砚石、茶、茶瓶、瓷器、铸器、锡器、漆器、明矾、绿矾、红豆、药材、绘画等。

福建的书籍、墨迹、绘画、墨、纸、布、葛布、白丝、绫子、绉、纱、纱绫、八丝、五丝、柳条、绫、纱、罗捻、绒绸、绢绸、闪缎、天鹅、丝线、棉布、绫条布、砂糖、甘蔗、佛手柑、橄榄、龙眼、荔枝、天门冬、明矾、绿矾、花文石、鹿角菜、紫菜、牛筋、天蚕丝、瓷器、美人蕉、线香、铸器、漆器、古董、扇子、栉蓖、针、蜡、降真香、藕粉、鱼胶、丝棉、茶、茴香、蜜饯、花生、药物、生活用品等。

广东的白丝、黄丝、锦、金缎、二彩、五丝、七丝、八丝、天鹅绒、闪缎、锁服、柳条，绫子、绉绸、纱绫，绢绸、、、绸、漆器、陶器、铜器、锡器、马口铁、针、眼镜、龙眼、荔枝、沉香、乌木、木棉、玳瑁、槟榔子、龙脑、麝香、珍珠英石、漆、椰子、波罗蜜、蚺蛇胆、水银、锅、天蚕丝、端砚、车渠（石）、花黎木、藤、翡翠鸟、鹦鹉、五色雀、碧鸡孔雀、药种、蜡药等。

浙江的白丝、绉绸、绫子、绫、纱绫、云绡、锦、金丝布、葛布、毛毡、绵、罗、茶、纸、竹纸、扇子、笔墨、砚石、瓷器、茶碗、药、漆、胭脂、方竹、冬笋、南枣、黄精、黄实、竹鸡（鹑类）、红花木（即丹桂，药用）、附子、药种、化妆用具等。⁽²⁶³⁾

其中，主要是丝、丝织物、药材、糖、纸张和书籍。这些商品输入日本的数量“逐年增加，不但供上流社会，且为一般民众广泛使用和爱好。因此，对于日本人民的生活直接间接起了颇大的影响”⁽²⁶⁴⁾。大量商品输往日本贸易，对中国十分有利，因为这些货物“大抵内地价一，至倭（日本）可得五，及日货，则又一得二”⁽²⁶⁵⁾。

输往东南亚各国的商品主要是丝、茶、糖、药材、瓷器和中国的土特产。例如道光九年（1829年）由厦门输往新加坡的货物有陶器、砖瓦、花岗岩石板、纸伞、粉条、干果、线香、纸钱、烟草以及一些土布、生丝之类，值“三万元至六万元之谱”。当时与南洋贸易，“利可十倍”⁽²⁶⁶⁾。

输往欧、美各国的商品主要是生丝、丝织品、茶叶、瓷器、土布、麝香、朱砂、明矾、铜、水银、甘草、生锌、大黄、桂子、糖、冰糖、薑黄、樟脑、绸缎、丝绒等。其中以生丝、丝织品、茶叶、南京土布为大宗。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贸易后，数量大幅度增加。例如生丝，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年）为1833担，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年），为19200担，增加10倍多；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1780—1790年）增至27128担，又增加29%；到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1829年）增至51662担，再增长90%。茶叶，康熙六十一年至乾隆四年（1722—1739年）为102795担，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年）增至807193担，增加7倍多；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四年（1780—1789年）增至1885443担，又增长1倍多；嘉庆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10—1829年）增至3242874担，再增长近1倍。土布，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四年（1790—1799年）为7627300匹，到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1829年）为12209534匹，增长51%。⁽²⁶⁷⁾

（二）进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

在与外国的贸易中，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有黄铜、“表物”（即海参、鲍鱼、鱼翅、海带）及白银等，其中以黄铜最为重要。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从日本进口的黄铜达到3．207亿斤⁽²⁶⁸⁾，平均每年进口195．1万斤。其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为1．2亿斤，康熙五十五至乾隆十九年（1716—1754年）为1．0亿斤，乾隆二十年至道光十九年（1755—1839年）为1．0亿斤。此外金、银输入亦不少，顺治五年至康熙四十七年（1648—1708年）的61年间，从日本输入金239．76万余两，银37．422万贯目。⁽²⁶⁹⁾

南洋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相当多。例如从康熙六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年（1722—1840年），由暹罗、越南、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国家运到福建、浙江、广州各港口贸易的有米、石、象牙、沉香、速香、布、槟榔、砂仁、苏木、铅、锡、珀、玉、棉花、牙鱼、盐、角、燕窝、玳瑁、沙藤、打火石、水牛皮、鱼翅、海参、欧洲羽缎、毛织品、粗哔叽、印花布、竹布、海菜、胡椒、槟榔膏、鹿茸、鱼肚、鸦片等30多种⁽²⁷⁰⁾。其中以米为最大宗，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于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各运米十万石来此贸易”⁽²⁷¹⁾。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有暹罗商人方永利一船，载米六千五百石余。又蔡文浩一船，自报载米七千石”⁽²⁷²⁾，来华贸易。

欧美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种类、数量也很多。其中西欧各国的商品有香料、药材、鱼翅、紫檀、黑铅、棉花、沙藤、檀香、苏合香、乳香、没药、西谷米、丁香、降香、胡椒、藤子、白藤、黄蜡、哔叽缎、哆啰呢、羽毛布、自鸣钟、小玻璃器皿、玻璃镜、哆啰绒哔叽、银元、珊瑚、玛瑙、洋参等数十种⁽²⁷³⁾，美国输入的商品有皮货、粗棉、铅、人参、水银、檀香水、银元等。在19世纪前，欧美各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以银元为最多，其次是毛织品和棉花。因为当时欧美各国的货物很难在中国找到市场，所以“夷船”来时“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²⁷⁴⁾。“在1830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²⁷⁵⁾。例如，英国从1708年到1712年，对华直接出口贸易每年的平均数字。在商品方面不到5000英镑，在金银方面超过50000英镑。……1762年到1768年的数字是：商品58000英镑，金银73000英镑。⁽²⁷⁶⁾在18世纪，英国因购买中国货物而输入中国的银元达到208900000元。⁽²⁷⁷⁾又据统计，从康熙三十九年至乾隆十六年（1700—1757年）的58年间，西欧各国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68073182两，平均每年为1308401两。⁽²⁷⁸⁾18世纪中期后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一般均在450000两，最高达到1500000两。⁽²⁷⁹⁾但是从18世纪末以后，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果，英国纺织工业生产力空前提高，棉布、棉纱生产突增，于是英国“没有向中国直接输出金银”了⁽²⁸⁰⁾，而棉布、棉纱输入中国的数量骤然增加。至鸦片战争前夕，西欧国家输入中国的商品中棉花占首位，每年平均输入棉花达500000担，价值5000000元，棉布占第2位，每年进口530000匹，价值1380000元；呢绒占第3位，每年输入价值1030000元；棉纱棉线占第4位，每年进口价值为625000元。⁽²⁸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欧美各国把鸦片输入中国，进行走私贸易。雍正七年（1729年）开始，葡萄牙人从印度的果亚和达曼贩运鸦片到澳门，大约每年为200箱。以后英、美等国为了扭转其对华贸易的逆差，把鸦片作为扩大中国市场的敲门砖。据统计，雍正七年至道光十九年（1729—1839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达648246箱⁽²⁸²⁾，平均每年3889箱。这么一来，大大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由出超变为入超，严重破坏了中国政府国库的收支平衡和市场的货币流通，从嘉庆五年（1800年）开始，中国白银由内流变为外流。据统计，嘉庆五年至道光十四年（1800—1834年）外流白银6亿两。⁽²⁸³⁾海外贸易的这种变化，明显地反映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性质，使中国与西欧国家的正常贸易遭到严重的破坏。

四　贸易商品流通量值的增加

最能说明清代前期海外贸易获得长足发展的，莫过于当时整个海外贸易的商品流通量值的不断增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开海设关贸易后百多年的关税收入中，推算出其贸易值逐年增加的情况。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29—1756年）四海关贸易的商品流通量，请见表5－1。⁽²⁸⁴⁾

表5－1　雍正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29－1756）各海关贸易总值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梁廷柟《粤海关志》卷十、彭泽益《清初四榷关地点及贸易量的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的数字推算编制。

从该表看，除了江海关因只有两年的数字，表现下降外，其他三海关贸易总值均呈增长趋势。以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各海关的贸易总值而言，粤海关比雍正七年（1729年）增长44%；闽海关比乾隆五年（1740年）增长29%；浙海关比乾隆元年（1736年）增长22%。这大体上可以反映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趋势。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虽然欧美各国的商船主要是到粤海关贸易，但整个海外贸易总值还是比四海关时期大幅度地增长了。我们可以从粤海关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的关税收入，推算其变化情况，如表5－2。

表5－2　粤海关贸易总值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梁廷柟《粤海关志》卷一○的数字累计编制。

从上表可以看出，粤海关在80年间贸易总额是不断增长的，总值约计为4227168950两，比乾隆二十二年（1758年）以前四海关贸易的总值408215787两，增长10倍以上。如果把厦门、宁波等港口的贸易额也统计在内，增长的还要多。

以上四个方面的事实说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实行开海设关、严格管理海外贸易的政策之后，虽有十年的“南洋海禁”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销闽、浙、江三海关贸易的阻碍和影响，中国的海外贸易并未因此停顿或萎缩，而是以不可抗拒的势头向前发展，其规模和贸易总值远远超越前代，达到了新的高度。明代隆庆年间以后，海禁松弛，对外贸易获得较快发展。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是全国海外贸易税饷收入最高的年份，共29000余两，按当时的税率为1两征税2分推算⁽²⁸⁵⁾，这一年海外贸易商品总值约为1000000两。而乾隆十年（1745年）四港贸易总值达到36571777两，比明代贸易总值最高年份增加35．5倍。就以粤海关一处的贸易值而言，雍正七年（1729年）贸易值为11105800两，比明代贸易值最高的年份也增长10．1倍。如果与宋代比较，清朝海外贸易的总值也是大为增加的。宋代海外贸易商品总值未见统计，南宋赵构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²⁸⁶⁾，那么，南宋的海外贸易商品总值也不过500万两⁽²⁸⁷⁾而已。这还达不到雍正七年（1729年）粤海关贸易值的一半，不足道光七年（1827年）粤海关贸易值的1／10。

【注释】

(1)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导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2)此部分内容参见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徐启恒：《两汉至鸦片战争期间的中泰关系》，《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江西1984年版，第82页。

(4)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市籴考》。

(5)日本学者臼井信义认为，“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见臼井信义：《足利义满》（吉川弘文馆1960年版，第178页）。引自田中健夫：《东亚国际交往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6)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传·暹罗》。

(7)《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九月甲午。

(8)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太祖高皇帝宝训·却贡献》。

(9)《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七，成化十四年四月己酉。

(10)龙文彬：《明会要》卷七七《外蕃一·琉球》。

(11)《明宪宗实录》卷一四○，成化十一年四月戊子。

(12)《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七，成化十四年四月己酉。

(13)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七《礼部五·朝贡》。

(14)《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丙辰。

(15)《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元年五月戊午。

(16)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二《倭奴朝贡事略》。

(17)〔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明宜宗实录》卷一○二，宣德八年五月丙子；《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六，景泰四年十二月甲申。

(18)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五《东南夷·日本国》。

(19)《明世宗实录》卷三三○，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丁酉；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51页。

(20)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五《东南夷·日本国》。

(21)诸葛元声：《三朝平攘录》卷五《日本上》。

(22)〔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

(23)诸葛元声：《三朝平攘录》卷五《日本上》。

(24)王建民：《日中文化交流史》，外研社2009年版，第564—565页。

(25)如嘉靖十三年（1534年）奉命前往琉球册封的使者陈侃就是从福州造船，由琉球派来的一名看针通事和30名善驾舟者导航，五月初八日经长乐出海，二十五日至那霸港，其间仅用了17天时间；返航是九月二十日出那霸，二十八日至定海，其间用了8天时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奉命册封的使者郭汝霖也是从福州造船，五月二十二日出海，闰五月初九日至那霸港，其间用了17天时间；返航是十月十八日出那霸港，二十九日至五虎门，其间用了11天时间。见陈侃：《使事纪略》，《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6册；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26)郭造卿：《闽中兵食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六》。

(27)《明神宗实录》卷四三八，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己亥。

(28)张学礼：《使琉球纪·中山纪略》，《丛书集成初编》。

(29)见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宾贡》。

(30)《明会典》卷一○五《朝贡·东南夷》。

(3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澳门》。

(32)《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三，正统十一年七月己巳。

(33)《明太宗实录》卷五五，永乐四年六月丙子。

(34)《皇明世法录》卷八一《东夷·朝鲜》。

(35)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七《礼部五·朝贡》；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二○《四夷·朝鲜》。

(36)见《明宪宗实录》卷一七六，成化十四年三月辛未；卷一七八，成化十四年五月甲子。

(37)《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洪武十七年五月癸丑。

(38)《明会要》卷一五《宾礼·蕃使入贡》。

(39)《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三，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己丑。

(40)《明孝宗实录》卷一七○，弘治十四年正月壬甲，《国朝典汇》卷一○七《礼部五·朝贡》。

(41)《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九，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己巳。

(42)《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九，弘治十三年二月癸巳。

(43)《明孝宗实录》卷一七○，弘治十四年正月壬申。

(44)陈文石：《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上册，第376页。

(45)王建民：《日中文化交流史》，外研社2009年版，第582页。

(46)《皇明世法录》卷四六《户律·把持行市》；《明会典》卷一○八《朝贡四·朝贡通例》。

(47)《明孝宗实录》卷三五，弘治三年二月己亥；卷一五九，弘治十三年二月己亥。

(48)如洪武九年（1376年）五月，日本商人藤八郎到南京献弓、马、刀、甲、硫黄等物，明太祖命令去其献，赐白金遣之。（《明太祖实录》卷一○六，洪武九年五月壬午）。

(49)如洪武七年（1347年）三月，暹罗亦称暹罗斛国人沙里拨自称是本国派遣来朝贡，船至乌诸洋遭风损坏，漂到海南，以收获漂余苏木、降香、兜罗绵等物来献。明太祖认为他没有表状，既称舟覆，而方物乃存，怀疑必定是外商假冒，命令却之。（《明太祖实录》卷八八，洪武七年三月癸巳）。

(50)《国朝典汇》卷一○七《礼部五·朝贡》；《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三，洪武十六年四月乙未。

(51)《明会典》卷一○八《朝贡四·朝贡通例》，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在《日中交流二千年》一书中，称勘合“实际上曾颁发给五十九个国家”（见该书第163页）。这可能是误解了郑舜功所说的，发给勘合的有暹罗、占城、琉球等国59处（见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七《勘合》），这“五十九处”并非“五十九国”。

(52)〔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53)《明会典》卷一○八《朝贡四·朝贡通例》。

(54)参阅《日中文化交流史》，外研社2009年版，第542页。

(55)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51页。

(56)王建民：《日中文化交流史》，外研社2009年版，第543页。

(57)〔日〕滕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58)见《允澎入唐记》，引自〔日〕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81页。

(59)见《明宣宗实录》卷六七，宣德五年六月庚午。

(60)《明会典》卷一○八《朝贡四·朝贡通例》。

(61)《明会典》卷一一一《给赐二》。

(62)见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宾贡》。

(63)《日本一鉴·穷河话梅》卷七《使馆》。

(64)《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七，洪武二十年十一月戊戌。

(65)见王建民：《中日文化交流史》，外研社2009年版，第585页。

(66)《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正月乙未。

(67)《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三，洪武二十年七月乙巳。

(68)《明宣宗实录》卷十九，宣德元年七月乙巳。

(69)《明英宗实录》卷二五一，景秦六年三月庚戌。

(70)《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八，弘治十六年四月丁未。

(71)马欢著，冯承钧校注：《赢涯胜览》，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9页，第41页。

(72)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73)《明仁宗实录》卷二下，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庚子。

(74)《明仁宗实录》卷九，洪熙元年九月癸丑。

(75)黄瑜：《双槐岁钞》卷九《京官折俸》。

(76)《明宪宗实录》卷九七，成化十年十月丁丑。

(77)《广东新语》卷一六《器语·刀》。

(78)张燮：《东西洋考》卷六《外纪考·日本》。

(79)指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时的价值，见王建民：《日中文化交流史》，外研社2009年版，第577页。

(80)《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六，景泰四年十二月甲申。

(81)《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七《贡物》。

(82)王建民：《日中文化交流史》，外研社2009年版，第575页。

(83)黄佐：《南雍志》卷二《事纪二》。

(84)弘治三年（1490年），据监察御史武清说，当时进贡狮子、驼马诸类，到京可赏赉白银1000多两。见《明孝宗实录》卷三八，弘治三年五月丁丑。

(85)《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一，洪武十一年十二月丁未；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辛巳；卷一五五，洪武十六年六月壬午。

(86)见周积明：《略论明代初、中期的“朝贡”与“赐赉”》，《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5期。

(87)《弇山堂别集》卷七七《赏赉考下·四夷来朝之赏》。

(88)《弇山堂别集》卷十四《皇明异典述九·夷王赏功之优》。

(89)郑学稼：《日本史》第2册，中国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23页。

(90)《善邻国宝记》，引自〔日〕藤家礼之助：《中国货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79页。

(91)〔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页。

(92)王建民：《日中文化交流史》，外研社2009年版，第580页。

(93)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0页。

(94)杨翰球：《十五至十七世纪中叶中西航海贸易势力的兴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95)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96)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

(97)印鸾草校注：《明鉴纲目》卷一○《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倭寇浙东》。

(98)《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七《贡物》。

(99)《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六，景泰四年十二月甲申。

(100)《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六，景泰四年十二月甲申。

(101)《明宜宗实录》卷一一四，宣德九年十一月丁丑。

(102)《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七，景泰五年正月乙丑。

(103)《明会典》卷一○八《朝贡四·朝贡通例》。

(104)《明会典》卷一○八《朝贡四·朝贡通例》。

(105)〔日〕小叶田淳：《日本货币流通史》（修订增补版）第394页，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0页。

(10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0页。

(107)王建民：《日中文化交流史》，外研社2009年版，第577页。

(108)引自郝毓楠：《明代倭变端委考》，《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09)《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七《贡物》。

(1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819页。

(111)《明仁宗实录》卷五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丙午。

(112)《明宣宗实录》卷六七，宣德九年六月庚午。

(113)《明太宗实录》卷二三六，永乐十九年四月甲辰。

(114)《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八年八月庚寅。

(115)《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七《贡物》。

(116)《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

(117)《明孝宗实录》卷三八，弘治三年五月丁丑。

(118)《明宪宗实录》卷七八，成化六年四月乙丑。

(119)《明宪宗实录》卷一二○，成化九年九月癸丑。(www.xing528.com)

(120)《明孝宗实录》卷三八，弘治三年五月丁丑。

(121)《明孝宗实录》卷三九，弘治三年六月己丑。

(122)《明宪宗实录》卷六十三，成化五年二月甲午。

(123)见彭泽益：《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生产的性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第316页。

(124)王建民：《日中文化交流史》，外研社2009年版，第586页。

(125)郑若曾：《开互市辨》，中华书局2007年版。

(126)《筹海图编》卷一一《经略二·开互市》。

(127)王忬：《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王司马奏疏》。

(128)朱纨：《双屿填港工完事》。

(129)《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二，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乙亥。

(130)此部分内容参见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1)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

(132)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卷八七《海禁》。

(133)《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

(134)《明世宗实录》卷三二一，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

(135)《明世宗实录》卷二九三，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

(136)《宪章外史续编》卷三《嘉靖注略》。

(137)《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福建三·洋税》。

(138)《筹海图编》卷七《山东事宜》。

(139)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上。

(140)史澄：《广州府志》卷一五《舆地略七》。

(141)《兵科抄出浙江巡抚张延登题本》，《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

(142)《筹海图编》卷一二《开互市》。

(143)《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己亥。

(144)严嵩：《硫球国解送通番人犯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一九《南宫奏议》。

(145)《筹海图编》卷一二《经略二·勤会哨》。

(146)《明太祖实录》卷七○，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

(147)《明宜宗实录》卷一○九，宣德九年三月辛卯。

(148)《明英宗实录》卷四一，正统三年四月丁卯。

(149)《明英宗实录》卷七四，正统五年八月癸酉。

(150)《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一，景泰四年七月癸未。

(151)《明宪宗实录》卷一三六，成化十年十二月乙未。

(152)《明宪宗实录》卷二二○，成化十七年十月癸卯。

(153)《筹海图编》卷一二《经略二·行保甲》。

(154)胡宗宪：《广福浙兵船当会哨论》，《明经世文编》卷二六七《胡少保海防论》。

(155)《广东通志》卷一二三《海防略一》。

(15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福建三·南澳副总兵》。

(157)朱纨：《双屿填港工完事》，《明经世文编》卷二○五《朱中丞甓余集一》。

(158)《虔台倭纂》下卷《倭绩》。

(159)朱纨：《双屿填港工完事》。

(160)胡宗宪：《福洋要害论》，《明经世文编》卷二六七《胡少保海防论》。

(161)《（万历）漳州府志》卷二九《诏安县·兵防志》。

(162)《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三，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壬子。

(163)《筹海图编》卷三《广东事宜》。

(164)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5—90页。

(165)此部分参见李金明：《漳州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6)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卷八七《海禁》。

(167)此部分内容参见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8)萧基：《恤商厘弊十三事》，《东西洋考》卷七。

(169)《广州府志》卷七四《经政略五·海防》。

(170)钮琇：《觚賸续编》卷三《海天行》。

(171)陈佩：《使琉球录》，《使事纪略》。

(172)《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

(173)〔荷兰〕范·勒尔（J．C．Van Leur）：《印度尼西亚贸易与社会》，1955，海牙，第198页。

(174)王胜时：《漫游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175)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商贩》。

(176)《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万历十七年四月丙申。

(177)《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178)《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六，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庚戌。

(179)据《燕·彼得逊·昆东印度之商务文件集》记载：1615年中国帆船从南中国到达万丹的航程分别为16、17、18或20天；1622年从南中国到巴达维亚的航程是43天（第一卷，第68页；第4卷，第726页）。

(180)《天启红本实录残叶》，《明清史料》戊编第1本。

(181)王胜时：《闽游纪略》。

(182)《燕·彼得逊·昆东印度之商务文件集》，第1卷，第33页。

(183)〔美〕威廉·L·舒尔兹：《马尼拉大帆船》，第71页。

(184)〔美〕威廉·L·舒尔兹：《马尼拉大帆船》，第71页。

(185)此部分内容参见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186)见《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187)《亚洲贸易与欧洲人的影响》，第76页。

(188)〔荷兰〕范·勒尔（J．C．Van Leur）：《印度尼西亚贸易与社会》，1955，海牙，第125页。

(189)鲍乐史：《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

(190)《燕·彼得逊·昆东印度之商务文件集》，第1卷，第77页。

(191)〔美〕威廉·L·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63页。

(192)〔美〕布莱尔、罗伯逊主编：《菲律宾群岛》第6卷，第269页。

(193)〔美〕布莱尔、罗伯逊主编：《菲律宾群岛》第10卷，第179页。

(194)原文的单位为萄元（cruzado），因当时1葡元约等于银1两，故改用两计算。见全汉升：《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

(195)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

(196)〔美〕威廉·L·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73—74页。

(197)《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198)王世懋：《闽部疏》。

(199)王胜时：《闽游纪略》。

(200)《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纱缎》。

(201)《亚洲贸易与欧洲人的影响》，第263页。

(202)《亚洲贸易与欧洲人的影响》，第263页。

(203)《菲律宾群岛》第1卷，第62页。

(204)《马尼拉大帆船》，第72页。

(205)《荷亚贸易》，第113页。

(206)《17世纪荷兰海外贸易概述》，第59页。

(207)《荷亚贸易》，第114页。

(208)《荷亚贸易》，第135页。

(209)〔荷兰〕范·勒尔（J．C．Van Leur）：《印度尼西亚贸易与社会》，第226页。

(210)《葡萄牙绅士在远东》，第6页。

(211)《东方海上霸权的背景》，1948，伦敦，第89页。

(212)〔日〕山胁悌二郎：《长崎的唐人贸易》，吉川弘文馆1954年版，第30页。

(213)《马尼拉大帆船》，第365页。

(214)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载《纪录汇编》卷二○六。

(215)萧近高：《参内监疏》，赵之谦：《江西通志》卷四九。

(216)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中国的瓷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年版，第175页。

(217)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218)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中国的瓷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年版，第202页。

(219)《广东新语》卷一六《器语·锡铁器》。

(220)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128页。

(221)此部分内容参见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222)《崇祯长编》卷四一，崇祯三年十二月乙巳。

(223)王在晋：《越镌》卷二十一《通番》。

(224)〔荷兰〕范·勒尔（J．C．Van Leur）：《印度尼西亚贸易与社会》，第204页。

(225)〔荷兰〕范·勒尔（J．C．Van Leur）：《印度尼西亚贸易与社会》，第204页。

(226)《燕·彼得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第1卷，第167页。

(227)《燕·彼得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第2卷，第7—8页。

(228)〔荷兰〕范·勒尔（J．C．Van Leur）：《印度尼西亚贸易与社会》，第376页。

(229)〔荷兰〕范·勒尔（J．C．Van Leur）：《印度尼西亚贸易与社会》，第202页。

(230)《觚賸续编》卷三《海天行》。

(231)《燕·彼得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第3卷，第930页。

(232)〔荷兰〕范·勒尔（J．C．Van Leur）：《印度尼西亚贸易与社会》，第203、226页。

(233)《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第48—49页。

(234)周玄：《泾林续记》。

(235)《越镌》卷二一《通番》。

(236)《燕·彼得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第1卷，第167页。

(237)〔荷兰〕范·勒尔（J．C．Van Leur）：《印度尼西亚贸易与社会》，第384页。

(238)《燕·彼得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第1卷，第798页。

(239)《越镌》，卷二一《通番》。

(240)《闽书》卷三八《风俗志》。

(241)《越镌》卷二一《通番》。

(242)此部分内容参见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138页。

(2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9—370页。

(244)此部分内容参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45)关于清朝初设四海关的地址，一般史书记载为云台山、宁波、漳州和澳门，今据李士桢《抚奥政略》卷一《议复粤东增豁税饷疏》所记，为“江南驻松江，浙江驻宁波，福建驻泉州，广东驻广州次固镇”。

(246)《粤海关》卷五《口岸一》。

(247)嵇曾筠：《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六《榷税》。

(248)《粤海关志》卷一一；档案，《军机录副》卷一六至一七。

(249)档案，《户部史书》，《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七日户部尚书科尔坤题》。

(250)《浙江通志》卷八六《榷税》。

(251)《江南通志》卷七九《食货志·关税》。

(252)〔日〕大庭修：《日清贸易概观》，《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1期。

(253)〔日〕大庭修：《日清贸易概观》，《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1期。

(254)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下册，陈捷译，商务印书馆民国1931年版，第327—334页所列数字统计。

(255)郑学檬等：《简明中国经济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256)《唐船进港回棹录》，转引自《辽宁大学学术论文选编》，辽宁大学科研处1983年版，第168页。

(257)杨余练：《试论康熙从“开禁”到“海禁”的政策演变》，1981年1月13日《光明日报》。

(258)《清圣祖实录》卷二七○。

(259)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3页。

(260)根据《粤海关志》卷二四，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附录》及吕坚《谈康熙时期与西欧的贸易》（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所提供的数字统计。

(261)根据《粤海关志》卷二四，第34—40页的数字统计。

(262)《粤海关志》卷二四。张天护：《清代法国对华贸易问题之研究》，《外交月报》第8卷第6期。

(263)〔日〕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73—675页；《中日交通史》下册，陈捷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64—367页。

(264)〔日〕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73—675页；《中日交通史》下册，陈捷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64—367页。

(265)转引自《华夷变态》，浦廉一：《华夷变态题说》。

(266)《乾隆海澄县志》卷一五。

(267)根据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Ⅰ，Chap7－28；VolⅡ，Chap　30－60；VolⅢ，Chap　61－77；VolⅣ，Chap78－89的数字统计。

(268)根据《日本和世界的历史》第15卷，第70页及丰田武《交通史》第300页的数字统计。

(269)〔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下册，陈捷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36页。

(270)《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一○；徐正旭：《越南辑略》卷二；《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三；《清高宗实录》卷八○八；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7页，第70页。

(27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第5页。

(272)档案，《军机录副》卷号二四《财政》，乾隆十一年。

(273)档案，《军机录副》卷号十九，《关税》乾隆五十六年，《宫中档》康熙五十六、五十七、五十九年两广总督杨琳奏折；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1页。

(274)《文献丛编》第176辑，《福建巡抚常赉奏折》。

(27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

(27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7页，第268页。

(277)千家驹：《东印度公司的解散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37卷第9—10期。

(278)余捷琼：《1700—1937年中国银货输出入的一个估计》，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32—34页。

(279)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册，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2页。

(28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28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9页。

(282)根据《Chinese Repository》Vol V，P547；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Chinese Empire》Vol I，P173、209－210；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所载数字统计。

(283)引见刘鉴唐：《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的考察》，《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

(284)按清朝2%的从价税测算。

(285)张燮：《东西洋考》卷七《税饷考》。

(286)《粤海关志》卷三《前代史实二》引《宋会要》。

(287)按《朱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一”记“凡番货之来，十税其一”；又《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市舶互市》记“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今十抽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