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化史：郑和下西洋详解

第一节　旷世之举：郑和下西洋⁽¹⁾

郑和下西洋为明代对外关系和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中国海外交通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至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船队经东南亚、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与非洲东海岸，遍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至国家和地方之多，其地理范围之广，所用船舶之大、之多，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郑和使团所创造的这一辉煌的惊世业绩，使中华民族的声望远播于海外，不断地激发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示外番，故俗称三宝太监下西洋，为明世盛事云。”⁽²⁾

一　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与性质

郑和（1371—1433），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县）人，回族。本姓马，小名三宝。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攻云南时被俘入宫，后拨在燕王朱棣府中听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抢夺皇位，郑和立下了功劳。永乐二年（1404年），赐姓郑，始名郑和。永乐三年（1405年），他以内官监太监的身份，率领将士水手以及其他人员共27000余人，乘坐各式海船200余艘，首次远航，取得了成功。自此以后，又连续进行了六次远航，直到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领导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才告结束。宋、元时期，人们将我国以南的海洋区分为东、西洋，郑和每次航行，都以西洋为目的地，因此民间习惯称为“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初期大力发展海外交通的产物。中国是一个海岸线很长的国家，海域非常辽阔。通过海路交通海外各民族，恢复和建立与亚非诸国的邦交，成为明初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郑和下西洋就是为适应明初发展海外交通的需要，出现于15世纪初的历史舞台上的壮举。因此，明代初期，尤其是永乐大帝朱棣执政期间，明朝政府对海外诸国所奉行的方针政策，决定了郑和下西洋的性质。明王朝是由明太祖朱元璋创立的，但最终使朱明政权得到巩固，得以世袭相传的，则是明成祖朱棣。朱元璋和朱棣针对明初国内外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比较明智的对外政策。所不同的是，明成祖“锐意通四夷”，向往在临御之年，中国出现一种为前代所未曾有过的天下太平、万国咸宾的盛世。因此，与明太祖朱元璋相比，明成祖朱棣更加重视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相应地在对外方针政策上又有新的突破。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忠实地执行了明初对外的方针政策，使之成为指导郑和使团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明初国内政治经济总的发展趋势，以对明初对外方针和对外政策产生的社会基础，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明朝建国以后，以朱元璋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吸取了元朝灭亡的一些历史教训，励精图治，力求国家富强，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扶植工商、发展经济的措施。经过元末农民战争之后，土地集中的趋势得到缓和，自耕农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为恢复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明初又以各种积极措施，如把农奴和奴婢解放为自由民，限制官私奴婢的数目，大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移民屯田，注意改良土壤及革新农具，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减轻田赋与徭役，严惩贪污等等，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统计，洪武元年全国垦田数字为180多万顷，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就翻了几番，激增至850多万顷，农村出现“骎骎无弃土”⁽³⁾的兴旺景象。

手工业方面，明初规定工匠在应役之外，允许个人自由从事商品生产，刺激了手工业者努力提高生产技术。工业方面，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矿冶、纺织、陶瓷、造船等工业部门都有了较大发展。官方在铜、铁产地设立冶炼所，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同时奖励民间开采冶炼。全国一些大城市建立起很多丝织厂，招收大批工人，使用提花机和其他机器进行生产。陶瓷业迅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出现了景德镇这样的瓷器生产中心——拥有官窑、民窑3000多所，年产精美瓷器数以百万计。造船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南京龙湾建立了大规模的龙江造船厂，能造载重千吨以上的远洋巨舶。

商业方面，明初针对元代弊政，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裁撤了全国的税课司局354所，改由各府州县直接征税，税率很低，规定“凡商税三十取一，违者以违令论”⁽⁴⁾。农具以及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全部免税。⁽⁵⁾由于农业、工业与手工业生产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货源充足，加以对商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性的措施，商业经济也很快繁荣起来。明初，不仅一些大城市“以是薪桀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属”⁽⁶⁾就是一些中小城镇，也都成为“商贾往来兴贩”的场所。永乐时，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等地，“四方百货，倍于往时”⁽⁷⁾。作为全国工商业集散中心的33个大城市也形成了，商业贸易日趋繁荣。

明初农、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是时（指洪武、永乐间——引者）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⁸⁾。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汉朝有过“文景之治”，为封建社会初期的盛世；唐朝曾出现“贞观之治”，为封建社会中期的盛世，到了明朝“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⁹⁾，“仓廪充积，天下太平”⁽¹⁰⁾，又出现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盛世。“衣食足而知礼义”，当时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¹¹⁾，“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拈起视，恐污践，更置阶圯高，直不取也”⁽¹²⁾。在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国中，出现这样的太平盛世，这在中外历史上还是罕见的。虽然，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还存在着比较尖锐的矛盾，以致出现了建文时的“靖难之役”，但这对国家大局并无严重影响。总的来看，从洪武至宣德年间，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还是比较好的，阶级矛盾较为缓和，因此在对外方针上，封建统治者既不必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又用不着靠掠夺别国来增加财富。相反地，国内升平日久，封建皇权进一步强化，又使封建统治者能凭借着政治经济的强大实力，努力发展邦交方面。

与洪、永、熙、宣之际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明初对海外各国采取了以和平外交手段广为联络，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和平局势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之下，明初于全国平定之后，除“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尔，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防之”⁽¹³⁾，对各方海外国家，则大力开展和平外交活动，这主要是通过郑和使团七下西洋来付诸实现的。永历七年（1653年）三月，朱棣命郑和再下西洋，“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¹⁴⁾。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宣宗朱瞻基“遣太监郑和等赉诏往谕诸番国，诏曰：……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¹⁵⁾。由明太祖制定，而由明成祖和明宣宗继承下来的中国对海外国家的总方针，实际上又成为郑和下西洋的终极目标，即要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努力建立起一种国际和平环境，使中国免受外患的威胁，并发展与亚非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友好关系，以使国内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在对外关系上也充分表现出来。对明朝政府而言，这样做符合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对巩固封建统治也是有利的。

为了实现明初对外的总方针，自始至终，郑和下西洋对海外诸国都执行传统的怀柔政策。郑和使团每到一国，首先晓以明朝政府的怀柔之意。这种怀柔政策的由来，据《礼记》上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中第八经“怀诸侯”，第九经“柔远人”，就是怀柔政策的根据。所谓“怀诸侯”，主要指“治乱扶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体现了中央政府希望与诸侯国之间，在政治上形成对中央政府的依附关系，在经济方面形成臣属关系。所谓“柔远人”，主要表现为“送往迎来，嘉喜而矜不能”⁽¹⁶⁾。重在提高边远落后的诸侯国的知识与技能，体现了文明程度较高的宗主国在文化上对诸侯国的影响。这本是我国春秋时代的产物，其后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诸候制度消灭，封建统治者就把邻国当诸侯看待，而把远方国家则当做远人看待；把“怀诸侯，柔远人”合为一体，成为用以处理对外关系的怀柔政策。这种怀柔政策的作用，就是要在远近的国家中，树立起中国的崇高的威望，使诸国对中国敬畏而向往，以对巩固封建统治发挥重要作用，所谓“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要对外实行怀柔政策，其指导思想就是如此。

明初在对外实行怀柔政策方面，较之前历代封建王朝又进了一步，不仅以具体的外交实践，将历代在这方面的政治理想去付诸实现，而且表现出尤为宏大的气度，具体运用上也更为灵活周全。明初实行这一政策时，虽然也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却绝不一味以大国兵威去欺侮奴役海外国家，主要通过事实的感化，以和平的方式，让各国做中国的“属国”，即“臣服”于中国。“不服，则耀武以慑之。”⁽¹⁷⁾这种“臣服”的关系，或者说藩属关系，并不是全凭宗主国对藩属国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压力而建立的，而是宗主国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作为后盾，主要通过“宣德化而招徕之”的方式，与藩属国之间保持的一种若断若续、时强时弱、并不牢固的政治外交关系。建立这种关系，藩属国并不丧失领土主权的完整，经济上也不蒙受任何损失，只是要对中国表示“臣服”而已。这种关系满足了中国封建皇帝“唯我独尊”的虚荣心，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但它是以中国在经济上吃亏，而在政治上得到虚名来实现的，所以，这种关系与近代殖民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也截然不同。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对礼部诸臣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¹⁸⁾这是以优厚的物质利益，来酬报远方国家慕中国之心，诸国受此厚遇，自生感激，则其尊敬中国之意愈诚，对中国自然悦服。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朱元璋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¹⁹⁾可见在对外贸易中实行怀柔政策，就不着眼于中国在经济上获利，而宁愿让海外国家在经济上多获厚利，借此以招徕之。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说：“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²⁰⁾这是明初实行怀柔政策，对待海外国家的朝贡的基本立场。“厚往薄来”，是不计较海外诸国贡物的好坏多寡与进贡次数的，回礼一律从丰，以奖励海外国家远来中华的诚心。虽然这样做使明朝在经济上付出一定代价，但在政治上的深远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

朱棣初即位，在论及外事时，首先对朱元璋所奉行的怀柔政策给予肯定。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朱棣对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意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²¹⁾朱棣是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识见与气度，自始至终，对海外国家实行了怀柔政策。永乐元年（1368）十月，朱棣又一次对礼部大臣说：“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²²⁾由于明成祖朱棣在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上，颇有一番抱负，不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多少还有些保守，因此，朱棣在对外关系上实行怀柔政策，比明太祖朱元璋更有气魄。郑和及其随行人员，正是以这种政治上的魄力与策略，在下西洋的数十年中，激流勇进，所向无阻，为实现明初对外的总方针，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问礼部诸臣：“四夷之情何如？”礼部诸臣回答说：“蛮夷之情，由来叛服不常，数年陛下怀柔之恩，待之以礼，今皆悦服，无反侧之意。”⁽²³⁾作为怀柔政策的实际执行者，郑和使团在这其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在总结以往下西洋的历史时，开宗明义，道出了下西洋的性质：“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赉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²⁴⁾14世纪末、15世纪初，一个强盛的封建大帝国——明王朝在东方崛起。缔造和巩固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明太祖朱元璋和永乐大帝朱棣，不仅是有明一代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两个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比较明智而有作为的皇帝。尤其是永乐大帝朱棣，具有雄才大略，政治上的伟大抱负，就是要在一生中建树四海安宁，万邦来朝，与中国“共享太平之福”，“超三代而轶汉唐”的政绩。在这种政治理想的指导和鼓舞之下，郑和数次奉命下西洋，“宣德化而柔远人”，为明王朝在海外建立超越前代的功绩，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二　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与分期

郑和七下西洋，前后历时近30年之久。又可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郑和下西洋所处的历史背景，其奉使各国的主要目的，所着重要完成的任务，都是各不相同的。在以前对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对此没有加以区分，而往往依照《明史·郑和传》的说法，把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笼统地概括为“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辉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是不够正确的。

郑和自明成祖朱棣永乐三年（1405年）第一次奉命下西洋，至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八年（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归来，这七次航海，前三次可划归为郑和下西洋的前期，后四次可归结为郑和下西洋的后期。郑和下西洋的前期，从永乐三年起，至永乐九年（1411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止。在这一历史时期中，郑和使团的活动范围，不出东南亚和南亚，而主要往来于东南亚各国之间。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东南亚、南亚各国相互之间，都存在着许多矛盾需要解决，所谓“疑惠帝亡海外”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着的。这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不加以解决，郑和使团不可能超越东南亚和南亚的范围，向着更远大的目标前进。

在郑和下西洋的前期，东南亚的局势动乱不安，最突出的问题，是安南奉行侵略扩张政策，严重地危及邻国的安全。安南自宋朝以来，陈氏为王，世代称番于中国。明建国之初，洪武二年（1369）六月，安南国王陈日煃即遣大臣来朝贡，并请封爵。明太祖于是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谕以“克恭臣职，以永世封”；“法尔前人之训，以安遐壤之民”⁽²⁵⁾。直到洪武末年，陈氏各王都能恪守祖训，归顺于中国，中国与安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建文二年（1400年），安南国相黎季犛在握有兵权之后，一举夺取安南国政权，自立为王。黎氏上台后，大杀陈氏宗族，对内“暴征横敛，酷法淫行，百姓愁怨，如蹈水火”，对外“攻扰城方，杀人掠畜”，“攻劫占城，欲使臣属。又侵掠思明府”，“此乃中国所疆……夺而齐之，肆无忌惮”⁽²⁶⁾。明朝政府对安南的侵略行径极为愤怒，永乐二年（1404年）八月，朱棣遣使指责安南“越礼肆虐，有加无已”，严正警告安南王胡（黎季犛之子）“所为如此，盖速亡者也”⁽²⁷⁾。但安南黎氏政权对此置若罔闻，侵略凶焰更加嚣张，“占婆之阿摩罗波月氏（Amaravati）全土尽失，北方膏腴可耕之地，皆入于越（即安南——引者），所保存者广义以南山岳贫瘠之地而已”⁽²⁸⁾。在南侵的同时，其对北方的中国，除继续侵占广西思明府土官之地，又进而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云南。永乐三年正月，云南宁远州土官同知刀吉罕就安南大规模入侵，进京告急：“臣所辖猛慢等七寨，本臣祖宗故地，近被安南攻夺。又掳掠臣婿及女并人民畜产，征纳差发，驱使百端……横被虐害，实所不堪。”⁽²⁹⁾此时正值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前夕，由于安南对外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造成了中印半岛以及中国西南边疆严重的紧张局势。

当时，东南沿海以至南海、南洋群岛一带，局势也颇不稳定。在东南沿海及南海诸岛屿，各种反明势力活动十分猖獗。这些反明势力，有元朝的余孽，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地主。这一部分反明的武装力量，人数不多，能量很大。“诸豪亡命，往往纠岛入寇”⁽³⁰⁾，不时窜上大陆，骚扰捣乱。有的则以沿海岛屿为据点，“私自下番，交通外国”⁽³¹⁾，“因而为寇”⁽³²⁾。此外，一些犯事亡命之徒，出走海外，纠众滋事。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因犯事全家逃亡海外，占据通往西洋诸国海上交通孔道的旧港，接着不断有“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陈祖义“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³³⁾。陈祖义“为监海上”，不仅掠夺商旅，阻挠中外贸易，而且劫持西洋诸国来华使节，“梗我声教”，“贡使往来者苦之”⁽³⁴⁾。在占城沿海，又有海寇张汝厚、林福等，“自称元帅，劫掠海上”⁽³⁵⁾。在兰玉案中株连被害者卢江何某，其第四子逃亡出海、“集舶为寇”，势力甚强。⁽³⁶⁾凡此种种，对明朝统治者来说，不啻是郁积在心中的一块病。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生。胡惟庸及其党徒，为了颠覆朱明政权，不仅与蒙私通，而且通倭，企图“借兵助己”⁽³⁷⁾，搞一个里应外合的政变。“初胡惟庸之通倭也，倭人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旦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胡惟庸已败，计不行。然上是时尚不知也。越数年，而其事始著。”⁽³⁸⁾“胡党”勾结外国发动叛乱，其阴谋竟如此险恶。这足以使明朝最高统治者闻之惊心，深感与海外国家的关系实际如何，对皇权统治的安危，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如此，在东南亚地区，因“胡惟庸谋乱，三佛齐遂生异心，给我信使，肆行巧诈”⁽³⁹⁾，使明朝政府在处理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方面，遭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影响所及，此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一直不能正常发展。

在南洋群岛，元时命将史弼、高兴征伐爪哇，给中国与爪哇之间的传统友谊带来很大损害。明朝建立以后，明朝政府又没有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恢复中国与爪哇之间的友好关系。明王朝没有及时地在爪哇建立起威信，以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朝政府“遣使赐三佛齐王印绶，爪哇诱而杀之”⁽⁴⁰⁾，大明“天子亦不能问罪”⁽⁴¹⁾。这样，爪哇更不把明帝国放在眼里。这种状况，直至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仍未改变，以至永乐四年（1406年）爪哇在内讧中杀死郑和部卒170人。明朝使者在南洋国家中遭遇的种种厄运，与明初按既定对外方针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去甚远，不啻天渊，这不能不引起明朝统治者的严重关切和注意。

洪武至永乐初年，海商勾结“诸番夷”，武装走私的问题，也很严重。唐宋以来，福建、广东沿海人民，以及部分沿海守军，纷纷靠经营海外贸易谋生，豪富者更以海外经商为发财致富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海外诸国商贩与中国海商贸易，赢利也是很可观的。洪武以来对中外的民间贸易加以各种限制，又实行海禁以防内外勾结，遂断海民衣食之源，又绝豪富外商发财之机。中外海商被迫联合武装走私，有些恶徒甚至勾结倭贼或海盗，“遂同为劫掠”⁽⁴²⁾。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九月，“使臣有还自东南夷者言，诸番夷多遁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潜与相结为寇”⁽⁴³⁾。消息传来，又在明朝统治者的心头增添了一层忧虑。

在郑和下西洋的前夕，不仅在东南亚，就是在南亚，明朝政府也遭遇到各种困境，有失明帝国的威信。据锡兰（今斯里兰卡）史籍记载：“1405年（永乐三年），有中国佛教徒一队，来锡兰献香火于佛齿圣坛，为国王维哲耶巴虎六世（King WijayabahuⅥ）所虐待。”⁽⁴⁴⁾在永乐大帝朱棣执政前夕，洪武时厉行海禁和忽视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日益明显。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沿海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渐削弱，外交活动瘫痪，中国的国际地位随之降低，以至洪武末年颇有“诸番久缺贡”⁽⁴⁵⁾之感。这种状况的存在和继续，不仅有损于明朝统治者的声望，也不利于明帝国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尤其是明代最雄心勃勃的君主永乐大帝朱棣登基以后，高踞于“临御天下”⁽⁴⁶⁾大国帝位之上，“居中夏而治四方”⁽⁴⁷⁾，在实现既定的对外方针上，自有一番抱负，就更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为此，郑和奉命出使，在第一阶段的航海中，即前三次下西洋，行踪不出东南亚和南亚沿海诸国范围之外，主要为解决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树立起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中间的威信，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锡兰史籍称，永乐三年（1405年）中国佛教徒在锡兰受维哲耶巴虎六世虐待后，“明成祖怒王之暴行，欲重振已坠之国威，故遣和率舟师远征也”⁽⁴⁸⁾。应该说，在郑和下西洋的前期，“重振已坠之国威”，的确是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之一。郑和下西洋前夕的国际形势，决定了郑和第一阶段的航海活动的方针，关键是要缓解中国与海外诸国的紧张关系，建立东南亚和南亚沿海国家间之区域和平局势，还不是要一举实现明初对外的终极目标。为了最终实现明初对海外诸国的总方计，明王朝和郑和使团是棋分两步来走的：只有先在东南亚和南亚打开局面，才能走第二步棋，开始郑和使团第二阶段的航海活动，以在海外建立新的功绩。

明王朝要在东南亚和南亚打开局面，建立威信，除了要克服中国发展海外交通在这一地区遇到的各种障碍以外，还必须要解决当时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存在的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有各国之间或历史遗留下来的，或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宗教、民族、经济等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姑且不论，就国与国之间比较尖锐的矛盾而言，主要有：其一，安南与占城之间的矛盾。这是由于安南对占城屡次大规模入侵而造成的，前面已有介绍，兹不赘述。其二，满剌加与暹罗之间的矛盾。当时，满剌加名五屿，“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一向受暹罗控制、欺凌，“令其岁输金四十两（一说四千两——引者注），否则差人征伐”⁽⁴⁹⁾。这是满剌加所不堪忍受的。其三，爪哇与三佛齐之间的矛盾。当时，在南洋诸岛国中，“爪哇强，已威服三佛齐而役属之”。但三佛齐并不甘心受爪哇奴役，遣使来中国，寻求明王朝的庇护，以摆脱爪哇的控制，争取独立。明王朝因是封三佛齐酋长为国王，使三佛齐与爪哇处于平等地位。爪哇“闻天朝封为国王，与已埒，则大怒，遣人诱朝使邀杀之”⁽⁵⁰⁾。这样一来，爪哇与三佛齐旧有的矛盾没有解决，反因明的封王而变得更加尖锐了。其四，锡兰（今斯里兰卡）与诸邻国之间的矛盾。当时，锡兰为东南亚和南亚的强国之一，国王亚烈苦奈儿“暴虐凶悖，縻恤国人”⁽⁵¹⁾，“又不辑睦邻国，屡邀劫其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⁵²⁾，成为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海道不靖、局势紧张的祸源之一。

明帝国建立起来之后，要发展海外交通，要恢复和建立中国与亚非各国的邦交，上述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是亟待解决的。明朝统治者当然明白，单靠往这些国家派遣几个使节，凭几道文书，是无济于事的。永乐大帝朱棣凭借着明朝政治经济的强大实力，委命郑和统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载着27000多人的精锐部队，三次开赴西洋，历时数年，才使这一系列问题得以解决。

安南问题。明成祖朱棣即位以来，屡次遣使切责胡，令其归还所有侵地，与占城修好，胡皆不予理会。永乐二年（1404年）八月，陈氏宗属中唯一幸存者陈天平潜至明廷告难，明成祖因以向胡问罪，胡假意请迎陈天平归国为王，“复奏誓无二心”⁽⁵³⁾。成祖不知是计，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派遣广西左付将军都督佥事黄中、右付将军都督佥事吕毅等，统兵5000，护送陈天平回国复位。永乐四年三月，明军入鸡陵关，“将至芹站，山路险峻，林木蒙密，军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发，大呼劫天平，远近相应，鼓噪动山谷，寇且十余万。中等亟整兵击之，寇已斩绝桥道，不得前”⁽⁵⁴⁾。结果陈天平当场惨遭杀害，黄中等战败溃还。此事出乎意外，使明成祖痛感“以至辱国”，为之“大怒”，遂“决意兴师”⁽⁵⁵⁾。永乐四年五月，明成祖朱棣下令成国公朱能、新成侯张辅率大军讨伐胡。此前，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朱棣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船队“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⁵⁶⁾，等候冬季信风到来，于永乐三年（1405年）十二月或永乐四年（1406年）初“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到达占城”⁽⁵⁷⁾。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出航时间、船队动向来看，与当时明成祖要着手解决安南问题的意图，是完全相符的。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负有从海路配合解决安南问题的使命，永乐五年（1407年）四月，“征安南官军获贼首黎季犛及其子澄……安南平”⁽⁵⁸⁾，郑和也于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二日自西洋返京，这与安南平定，船队理应首航返国，在时间上也是相符的。但是此后还有胡余孽不时叛乱，明军又连年讨伐，直至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时（永乐九年），黎氏残余势力才算肃清。

海盗陈祖义问题。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即予以解决。郑和初至旧港，先是派人招谕，“祖义诈降而潜谋发兵邀劫”，这一阴谋为郑和所觉察，预先已作好防备，待陈祖义率众来偷袭时，“官军力战，贼大败，生擒祖义，馘其众五千”⁽⁵⁹⁾。旧港一带于是平定。

爪哇问题。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至爪哇，因部卒170人无辜被杀，欲兴师问罪，爪哇“西王惧，遣使谢罪。帝赐敕切责之，命输黄金六万两以赎”⁽⁶⁰⁾。可是郑和一旦回国，爪哇西王都马板看已避过风头，对交纳赎金一事即不予理睬。明成祖朱棣见爪哇还是顽固不服罪，命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再至爪哇交涉，都马板这才畏服，“献黄金万两谢罪”。礼部臣以尚欠五万两，请法司治爪哇使者罪，明成祖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过，所负金悉免之。”⁽⁶¹⁾郑和数使爪哇施加影响，并以武力威慑，迫使其畏罪，加以明成祖宽大为怀，实行怀柔政策，爪哇“自后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⁶²⁾。对中国怀德畏威，心悦诚服。

满剌加问题。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明成祖朱棣封满剌加酋长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赐以印诰，使其取得与暹罗平等的地位。“暹罗强暴，发兵夺其受朝廷印诰，国人惊骇，不能安生。”⁽⁶³⁾为此，郑和在永乐七年（1409年）再次来到暹罗和满剌加，一面对暹罗的强暴行径进行谴责，告诫其不得再对满剌加肆行欺凌；一面为满剌加头目正式举行封王仪式。“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国。”“是后暹罗莫敢侵扰。”⁽⁶⁴⁾在郑和这次访问之后，满剌加国在中国的支持下，获得独立发展达117年之久。⁽⁶⁵⁾

锡兰（今斯里兰卡）问题。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来到锡兰，即针对国王亚烈苦奈儿“崇祀外道（外道，谓不信吠陀中的哲学，而别树一帜者。——引者注），不敬佛法，暴虐凶悖，縻恤国人，亵慢佛牙”，劝其“敬崇佛教，远离外道”，改邪归正，做一国贤明的君主。可是事与愿违，郑和好心的劝告非但没有奏效，“王怒，即欲加害。郑和知其谋，遂去”⁽⁶⁶⁾。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再至锡兰山，“王益慢不恭，欲图害使者。用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⁶⁷⁾。郑和临危不惧，以智取胜，“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子官属”⁽⁶⁸⁾。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郑和献俘于朝。明成祖朱棣宽大为怀，以亚烈苦奈儿无知，予以赦免，“命礼部议择其属之贤者，立为王，以承国祀”⁽⁶⁹⁾。锡兰岛上以前即多海盗在郑和航海时代，亚烈苦奈儿“近处海岛，素蓄祸心”⁽⁷⁰⁾，称霸海上，海盗由是极为横行。郑和在生擒陈祖义之后，继之又俘获亚烈苦奈儿，“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⁷¹⁾。于是“海外诸邦，益服中国威德。是时交趾（即安南——引者注）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⁷²⁾。

郑和下西洋前期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东南亚和南亚沿海各国之间，通过建立一种国际和平安宁的局面，树立起明王朝的声威。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为下一步向南亚以西更远的地方航行，建立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古代帆船航海，如要从中国到达南亚以西更远的地方，或者说，要往返于中国与阿拉伯诸国之间，一次季风，仅能达于半途，必待第二年之又一季风来临，始继续乘风航行，以达终点。其间所不同者，在中途的候风地点，自中国而往阿拉伯诸国的船只，约停泊于爪哇或马来海峡一带，而自阿拉伯诸国返回的船只，约停泊在印度南部，如此互相配合，往返适为两年。所以，郑和船队若想在下西洋的后期，远航阿拉伯诸国，或到更远的地方，事先就要在爪哇或马来海峡一带，以及印度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中途候风转航的交通中心站。在马来海峡，由于郑和帮助满剌加赢得独立，“其头目蒙恩为王”⁽⁷³⁾，对中国万分感激，自然情愿郑和在满剌加建立据点，“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⁷⁴⁾开洋回国。在印度南部沿海地区，郑和船队选择古里作为中途候风地点，在此建立了交通、贸易中心转运站。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赍诅剌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非常重视同古里国建立友好关系。为了纪念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访问，郑和使团还特地在古里起建碑庭，立石刻碑，以志永久。

郑和经过三下西洋，前期航海的任务已圆满完成，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所谓“纵迹建文”的事也进行过了。在郑和三下西洋的同时，明成祖朱棣亲征漠北，北边由是安宁。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国时，永乐朝已进入鼎盛时代，政治经济实力更为强大，加以南北均无后顾之忧，郑和进行第二阶段的航海的时机，便完全成熟了。郑和下西洋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的后期，包括了郑和第四次到第七次的航行。在郑和撰写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与《天妃之神灵应记》中，“记诸番往回之岁月”，概述历次下西洋经过，前三次均以古里为限，不出东南亚和南亚的范围；从第四次出使开始，每次均往忽鲁谟斯以远西域诸国。在郑和撰文之时，第七次“往诸番国，开读赏赐”，尚未离国。但这次航海目标仍在“诸番国远者”，“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⁷⁵⁾。由此看来，郑和下西洋前三次与后四次可划为两个阶段，与郑和本人对下西洋历史所作的总结，也是相符合的。郑和后期航海的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以远地方，向未知世界前进，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于中国。正如《明史》所说：“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⁷⁶⁾“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⁷⁷⁾在郑和下西洋的后期，郑和船队经过南洋群岛，横渡印度洋，取道波斯湾，穿越红海，沿东非之滨南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部沿岸诸国及马达加斯加岛一带。郑和在后期航海的过程中，除了重访东南亚及南亚诸国之外，通过发现新航路，又新访问了许多阿拉伯及东非沿岸国家，与之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使明王朝声威远播，为历代所未有，“联数中国，翕然而归拱，可谓盛焉”⁽⁷⁸⁾。

郑和从第四次下西洋开始，每次都远至阿拉伯及东非遥远之国，以当时对世界地理的知识水平，这似乎囊括了极远的海外国家。这些远方国家纷纷随郑和船队来中国朝贡，被看做体现了“际天极地，罔不臣妾”⁽⁷⁹⁾，似乎实现了明初对外的终极目标。马欢曾这样记述郑和第二阶段的航海历程：“弱水南滨溜山国，去路茫茫更险艰。欲投西域遥凝目，但见波光接天绿。舟人矫首混西东，惟指星辰定南北。忽鲁谟斯近海傍，大宛米息通行商。曾闻博望（即张骞——引者注）使绝域，何如当代覃恩光。……俯仰堪舆无有垠，际天极地皆王臣。圣明一统混华夏，旷古于今孰可伦。”⁽⁸⁰⁾郑和使团的广大成员们，正是这样在发展中国海外交通，以及实现明初对外的总方针上，怀有如此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才能不畏艰险，在郑和下西洋的后期，远航“际天极地”的海外，在航海事业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郑和在下西洋的后期，对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那些位于“绝域”的远方国家，出自对中国的敬慕，沿着郑和所开辟的航路，不远万里，纷纷来宾，向明王朝进呈珍贵的献礼。诸国王多有亲自携带妻子亲戚与陪臣一同入朝者，表达宾服中国的热忱。“旷古于今”，历代帝王均未能在海外获得如此的成就，明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抱负和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因而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也就更加赏识郑和，更加支持郑和使团的航海事业。正如佚名《明史稿》上所说，永乐大帝“命和及其同官王景弘等通使西洋，……以次遍历诸番，所至颁天子诏，宣示威德，因给赐其君长及诸大臣，不服，则耀武以慑之。……自是蛮邦绝域，前代所不宾者，亦皆奉表献琛，接踵中国；或躬率妻孥，梯航数万里，面谒阙庭。殊方珍异之宝，麒麟、狮、犀、天马、神鹿、白象、火鸡诸奇畜，咸充廷实。天子顾而乐之，益泛海通使不绝”⁽⁸¹⁾。

郑和下西洋的后期，中国既已在东南亚和南亚打开局面，就着重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谊，相互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因此，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以后，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九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归来，“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阿丹、祖法儿、刺撤、不刺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⁸²⁾。亚非各国同时派遣多达1200余人的使节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这在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实为一代之盛事。永乐二十一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至奉天门朝贺群臣，时亚非各国使节一千数百人咸集阙下。文武群臣为这种盛况所感动，纷纷上表庆贺，成祖亦深有所感地说：“四夷顺则中国宁……四海万民家给人足，然后朕与卿等共享治平之福。”⁽⁸³⁾在永乐朝的后期，随着郑和航海进入第二阶段，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亦获得进一步发展，这使明朝统治者更加体会到，发展海外交通，努力去实现对海外国家既定的和平外交方针，促进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不仅有利于本民族的繁荣昌盛，同时也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在永乐、宣德二朝，经过郑和在下西洋的后期所作出的努力，亚非海外远国纷纷来中国访问，以种种方式，表达了仰慕中华的诚意，影响所及，对提高明成祖和明宣宗的威望，对巩固明王朝的皇权统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永乐十三年（1415年）十月，麻林等国进献麒麟、天马、神鹿等物，文武群臣纷纷向明成祖称贺：“陛下圣德广大，被及远夷。故致此嘉瑞。”⁽⁸⁴⁾在一些喜庆节日，如元旦、郊祀、万寿、冬至四大节日以及端午节等，明朝政府都正式邀请亚非各国贵宾和使节参加宴会和庆祝活动。这不只为节日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还自然点缀出一种“天下治平，万国咸宾”的盛世场景，又为明朝统治者即兴在臣民面前提高自己的威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如永乐十一年（1413年）五月端午节，明成祖朱棣至东苑观击毬射柳，邀请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俱往参观。在击射活动进入高潮时，朱棣即对皇太孙朱瞻基说：“今华夷之人毕集，朕有一言，尔当思对之。曰：‘万方玉帛风云会’。”朱瞻基即成对说：“一统山河日月明。”⁽⁸⁵⁾事后，翰林学士金幼孜作《重午日侍从内苑观击毬射柳应制诗》，歌颂当日中外同乐的盛况。诗中有“大明丽天圣人作，弘宣治化昭礼乐。华夷向风四海清，人和岁丰物咸若”之句，生动地反映了在郑和下西洋的后期，随着中国海外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明初对海外国家的总方针也在逐步实现，“四夷顺则中国宁”，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了不同于永乐初年时的新变化。⁽⁸⁶⁾

三　郑和七下西洋的航路及其联结的中外海上网络

明初郑和下西洋，不仅在中国航海史上创造了空前的奇迹，而且是世界航海史上伟大的壮举。明代黄省曾说：“西洋之迹，著自郑和。”⁽⁸⁷⁾一语道出郑和下西洋对丰富中国人民对于海外的地理知识，包括对海上航路的掌握，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郑和下西洋在航海事业上取得的伟大成就，集前代航海事业之大成，在海上航路方面亦是如此。

郑和船队每次航海的总里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和《福建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中，都记为“涉沧溟十万余里”⁽⁸⁸⁾。郑和船队在漫长的远航中，往往穿插进行短暂而距离不等的航行，其航行的日程，自二三日至二三月不等；其航行的路线，有一二条至五六条不等。在郑和下西洋的航路中，既有大船队的航路，又有分船队的航路；有大致不变的航路，也有不时开辟的新航路。新的航路一旦开辟，逐渐就成为船队惯行的航路。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新航路，而且在整个航程中，向着印度洋和南洋沿岸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开辟了多种多样的新航路。郑和船队近30年的航海活动中，东西线与南北线的航路纵横交错，大与分船队的航路同时并用，传统航路与新开辟的航路相互配合，使郑和下西洋的航路显得非常曲折繁复而又机动便利。这与郑和船队每次远航历时久，所到国家和地区众多，以及船队适航能力较强，都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郑和航海图》、《东西洋考》、《西洋朝贡典录》以及《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两种海道针经的记载，郑和下西洋主要的航路，仅就重要的出航地点而言，已有20余处，主要航线有42条之多。兹列举如下：

（一）以南京为起点，有下列一单线

南京、太仓线——自南京龙湾出发，经徐山、附子门至太仓刘家港。

（二）以太仓为起点，有下列二线

1．太仑、长乐线——自太仓刘家港至福建长乐太平港。

2．太仓、南京线——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二十一日回洋进太仓，七月六日至南京。

（三）以长乐为起点，有下列一单线

长乐、占城线——自长乐太平港出发，至五虎门张帆，顺风10昼夜可至占城国。

（四）以占城为起点，有下列六线

1．占城、交栏山线——自占城灵山顺风10昼夜，可至交栏山。

2．占城、暹罗线——自占城顺风10昼夜，可至暹罗国。

3．占城、爪哇线——自占城顺风20昼夜，可至爪哇国。

4．占城、满剌加线——自占城向正南行，好风8日至龙牙门，往西行2日至满剌加国。

5．占城、真腊线——自占城顺风3昼夜，可至真腊国。

6．占城、外罗山线——宣德八年六月一日，自占城回洋，3日至外罗山。

（五）以爪哇为起点，有下列一单线

爪哇、旧港线——自爪哇顺风8昼夜，可至旧港。

（六）以旧港为起点，有下列一单线

旧港、满剌加线——自旧港顺风8昼夜，可至满刺加国。

（七）以满剌加为起点，有下列二线

1．满剌加、苏门答腊线——自满剌加顺风9昼夜，可至苏门答剌。

2．满剌加、阿鲁线——自满剌加顺风3昼夜，可至阿鲁国。

（八）以苏门答剌为起点，有下列六线

1．苏门答剌、龙涎屿线——自苏门答剌西去1昼夜，可至龙涎屿。

2．苏门答剌、锡兰线——自苏门答剌顺风12昼夜，可至锡兰山港口。

3．苏门答剌、榜葛剌线——自苏门答剌顺风20昼夜，可至榜葛剌国。

4．苏门答剌、溜山线——自苏门答剌过帽山，西南好风行10日，可至溜山国。

5．苏门答剌、南浡里线——自苏门答剌往正西，好风3昼夜可至南滓里国。

6．苏门答剌、满剌加线——宣德八年四月十二日，自苏门答剌回洋，二十日至满剌加国。

（九）以淡洋为起点，有下列一单线

淡洋、满剌加线——自淡洋3日可至满剌加。

（十）以龙涎屿为起点，有下列一单线

龙涎屿、翠兰屿线——自龙涎屿西北行5昼夜，可至翠兰屿。

（十一）以帽山为起点，有下列一单线

帽山、锡兰线——自帽山好风向东北，行3日见翠兰山，西行7日见鹦歌咀山，再二三日到锡兰别罗里。

（十二）以锡兰为起点，有下列四线

1．锡兰、古里线——自锡兰山国顺风10昼夜，可至古里国。

2．锡兰、溜洋（即溜山）线——自锡兰山国顺风7昼夜，可至溜洋国。

3．锡兰、卜剌哇线——自锡兰山国南去21昼夜，可至卜剌哇国。

4．锡兰、小葛兰线——自锡兰国往西北好风6昼夜，可至小葛兰国。

（十三）以古里为起点，有下列六线(www.xing528.com)

1．古里、忽鲁谟斯线——自古里国顺风10昼夜，可至忽鲁谟斯国。

2．古里、剌撒（在今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卡马尔湾以西，亚丁以东之Ras Sharwein。或谓即非洲东部Massawa东南之Rasa之对音）线——自古里国顺风20昼夜，可至剌撒国。

3．古里、阿丹（今阿拉伯半岛南也门之亚丁）线——自古里国顺风20昼夜，可至剌撒国。

4．古里、佐法儿（即祖法儿，在阿拉伯半岛南岸之哈得拉毛［Hadramaaut］地方，临卡姆尔湾）线——自古里国顺风20昼夜，可至佐法儿。

5．古里、天方线——自古里国西行三个月，可至天方国。

6．古里、苏门答剌线——宣德八年三月二十日自古里回洋，四月六日至苏门答剌。

（十四）以小葛兰为起点，有下列二线

1．小葛兰、木骨都束线——自小葛兰国顺风20昼夜，可至木骨都束国。

2．小葛兰、柯枝线——自小葛兰国西北行，好风1昼夜，可至柯枝国。

（十五）以忽鲁谟斯为起点，有下列二线

1．忽鲁谟斯、天方线——自忽鲁谟斯行40昼夜，可至天方国。

2．忽鲁谟斯、古里线——宣德八年二月十八日自忽鲁谟斯回洋，三月十一日至古里国。

（十六）以昆仑洋（指今越南南部东面海上昆仑岛附近洋面）为起点，有下列一单线

昆仑洋、赤坎线——宣德八年五月十一日回国至昆仑洋，二十三日至亦坎。

（十七）以赤坎为起点，有下列一单线

亦坎、占城线——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回国至赤坎，二十六日至占城国。

（十八）以外罗山为起点，有下列一单线

外罗山、崎头洋线——宣德八年六月三日回国至外罗山，六月十四日至崎头洋。

（十九）以崎头洋为起点，有下列一单线

崎头洋、碗碟屿线——宣德八年六月十四日回国至崎头洋，十五日至碗碟屿。

（二十）以碗碟屿为起点，有下列一单线

碗碟屿、太仓线——宣德八年六月十五日回国至碗碟屿，二十日过大小赤，二十一日进太仓。

以上所举综合的航路，有重要的出航地点，有驶完一段航程所需的具体时间，而略去了沿途所经的若干地点。这仅仅是由历次航行概括出的一种虚拟的航路总线，并不是说郑和船队每次航行，都要循此42线而进行。至于郑和船队的实际航路，每一次出使都是不相同的，这是因为每一次下西洋的经过都不一样，其航路随之而各异。

现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路及其各自不同之处和特点，简略叙述如下：

（一）第一次下西洋的航路

其去程航路简化为：南京宝船厂→福建五虎门→占城国→爪哇国→旧港→满剌加国→苏门答剌国→南渤里国→锡兰山国→小葛兰国→柯枝国→古里国。

第一次下西洋返回的航路可简化为：古里→柯枝→小葛兰→甘巴里→锡兰山→伽貌山→苏门答剌→满剌加→旧港→杜板（爪哇）→苎麻山→昆仑山→独猪山（国内航程与《郑和航海图》中所记宝船沿粤、闽、浙、江北上的返程相同，此不赘述）。

（二）第二次下西洋的航路

郑和第二次出使，自江苏太仓刘家港开船至锡兰山一段航路，与第一次出使相同。但在印度半岛西岸的航程，与第一次有所不同，所经航程为：锡兰山→小葛兰→甘巴里（在今印度西部沿岸之甘巴湾［Cambay］）→阿拔把丹（与甘巴里相邻）→柯枝→古里。

这次出使自古里返回满剌加的一段航程，与第一次相同。船队到满剌加后，于回国途中访问了暹罗国。在访问了暹罗国之后，船队由暹罗港口开船，途经占腊（柬埔寨），径航福建省五虎门，此后国内航程与第一次返程相同。

（三）第三次下西洋的航路

郑和第三次出使的航路较为复杂。大船队仍遵循第二次出使的路线，但在这条线上曾穿插航至一些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如船队在航经满剌加国时，曾航至与其相邻、四面环海的九洲山，并“差官兵入山采香”⁽⁸⁹⁾。在这次航行中，据费信《星槎胜览》记录，航路有23条线。

（四）第四次下西洋的航路

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明朝政府已在东南亚和南亚打开局面，建立了威信。在海路方面，经过郑和三次出使，从南海、南洋群岛到南印度一带，完全打通，没有阻滞；在陆路方面，安南对中国和占城的威胁已解除，明朝在海外的声威大振。郑和在海陆两方均无后顾之忧，加之当时永乐朝已进入鼎盛时代，政治经济实力更为强大，郑和船队经过三下西洋，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于是郑和遵照明成祖朱棣的意图，进一步去访问南亚以西的远方国家。其访问西亚及东非沿岸各国，则是开辟了一些新的航路。据马欢《瀛涯胜览》记录，这次航路有17线。

与前三次出使航路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自占城至暹罗，比第二次缩短了3昼夜。二是自占城至爪哇，不是取道交阑山而往，而是走的以下线路：占城→龙牙门→旧港（三佛齐）→爪哇。三是开辟了自苏门答剌经溜山直航木骨都束的新航线，这段航程只需25天，便可由苏门答剌驶至木骨都束，即苏门答剌→溜山→木骨都束。船队沿着这条横渡印度洋的新航线由中国到东非索马里诸地，较之沿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海岸而行，经忽鲁谟斯至东非沿岸，航程由10万余里缩短到3万余里。郑和船队这次出使返回的航路如同去程一样，是从不同的需要出发，分别走的循印度洋沿岸曲折而行和横渡印度洋直达的多条航线。

（五）第五次下西洋的航路

郑和第五次出使，不像以前那样，“历东南诸番，以通西洋”⁽⁹⁰⁾，而是反过来，先历西洋诸国，而后通东南诸番。原因是这次出使的任务，是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利、卜剌哇、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司使臣辞还⁽⁹¹⁾，所以船队要先驶往这些国家；送毕西洋诸国使臣之后，又访问了渤泥、苏禄、吕宋等东南诸国，其往返航路与第四次出使基本相同。

（六）第六次下西洋的航路

这次出使航路最为复杂。这次奉命远航，是乘护送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等16国使臣返回他们国家之便，而往西洋诸国访问。⁽⁹²⁾但这次出使航路与前5次不同，大宝船到满剌加、苏门答剌后，分前往各国。此时，郑和船队经过五下西洋的航海实践，已熟知印度洋、南洋蛛网交错的航路，分航行又具有较充分的海上行动的自由，所以船队采用由苏门答剌西南向印度洋乃至大西洋，以及由满剌加东南向南印度洋乃至太平洋，往各远方国家和地区作扇面形远航的航路，比之前都有较大的发展。

这次赴非洲出使的船队，已自索马里、肯尼亚继续南下，其分则从拉克代夫和马尔代夫群岛，向西通过奔巴岛和桑给巴尔岛，然后折向西南，与从索马里、肯尼亚南下的船队先后取道绿色群岛，穿越莫桑比克海峡，航经马达加斯加岛、莫桑比克、南非沿海；分则继续南下进行海上探险，绕过厄加勒斯角、好望角，进入大西洋，深入西南非洲沿岸。这两方面的船队的远航，确实把郑和下西洋的航路向着印度洋西南方，延伸到“去中华绝远”的地方。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所经历的爪哇岛东南海域的航路，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

在这次出使中，郑和与各位副使率领的船队，主要周游了36个国家，其航路大致为：

太仓刘家港→占城→满剌加→苏门答剌→黎代→南浡里→榜葛剌→西洋琐里→锡兰山→小葛兰→甘巴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大葛兰→柯枝→古里→忽鲁谟斯→祖法儿→剌撒→阿丹→木骨都束→卜都哇→竹步→麻林地→慢八撒→比剌→孙刺→溜山→阿鲁→旧港→爪哇→吉里地闷→渤泥→假里马打→彭亨→暹罗→真腊。

在船队周游36国的航路中，郑和率领的大与各位副使统领的分，既有共同遵循的部分，也有各自独特的部分，这两方面两部分的航路蛛网交错，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在这次出使中，郑和与各位副使，由中国或中途转航地启程的时间既不一致，而返回年月又不相同；在航海活动中又各独树一帜，其各自所到国家和地区也有差别，它们经历的航路自然就各不相同。郑和使团第六次下西洋，由于着重发挥了分的作用，给予其独立行动的自由，使有的分海上航行达4年之久，得以有时间在整个印度洋，尤其是在赤道以南印度洋广大海域进行海上探索，西行深入大西洋，抵达西南非海岸，东行深入太平洋，抵达爪哇岛东南海域，将郑和船队的东西洋航路延伸到“去中华绝远”的海域。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返回的航路为，其西行船队返苏门答剌汇齐，自苏门答剌回洋，经满剌加、淡马锡（新加坡）、昆仑山、占城，沿《郑和航海图》所示返程归国。其东行船队一部分已先自西航至马达加斯加乃至东非沿岸，然后沿西行船队返程归国；一部分回航爪哇后，经旧港、淡马锡、昆仑山、占城回国。其至渤泥、苏禄等国的船队，则回航彭亨，又航至暹罗，又经真腊、占城返国。

（七）第七次下西洋的航路

这次出使，基本上是重复了第三、四次出使的航路。不同之处是：大船队在开赴忽鲁谟斯的途中，不断地派遣分分头前往各国访问。这是这次出使的特点。

郑和这次出使，除了访问上述各国外，还带有完成明宣宗朱瞻基交给的敕谕暹罗国王的使命：即调解暹罗与满剌加两国之间的关系。于是，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初八郑和到达满剌加后，又要根据与满剌加国王商谈的情况，再至暹罗国交涉，然后返回满剌加。郑和这样忙了一个月，直到八月八日才离开满剌加。在大船队暂驻满剌加期间，郑和率少数使船往返于满剌加、暹罗之间，其航路应取一种捷径，即绕过淡马锡（新加坡）北上，直趋暹罗；其返程亦南下绕过淡马锡，西北行而至满剌加。郑和下西洋的航路之所以比较复杂，与船队在下西洋的过程中，要完成明朝政府交给的各种外交使命，有很大关系。

郑和下西洋航路之远之繁复，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各种局限性，地理大发现的历史使命未能由郑和船队来完成，但船队所经历的航路，在那么广大的范围内，发展起了亚非各个沿海国家和地区之间纵横交错的海上交通，沟通和加强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各国之间的联系，不仅在航海史上划了一个时代，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成就

郑和是世界上率领庞大船队远航的伟大先驱，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拟着重论述一下郑和下西洋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概括地讲，郑和下西洋在历史上的成就，政治上主要是建立了亚非国家国际的和平局势，经济上发展了亚非诸国间的国际贸易，文化方面主要在于向亚非各国敷宣了中国的教化，以及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亚非国家的认识和了解。

（一）中国主导的亚非国际和平局势的建立

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历史。自秦汉以来，除隋、元两朝曾一度征伐琉球、爪哇，用兵海外，历代王朝对海外国家都奉行“和平共处”的方针。明朝建国之初，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朱元璋即根据历史经验，告诫省府诸臣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诛；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其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⁹³⁾对明代诸帝来说，这是一个必须恪守的祖训。明朝政府在处理与海外国家的关系方面，也以此为既定的国策。有明一代，基本上都执行了这一国策，凡将命海表者，成为受到海外诸国欢迎的和平使者，而郑和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为解决东南亚及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郑和使团给各国人民带来福音，理所当然地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慕义摅忠诚。”⁽⁹⁴⁾这生动地反映出海外人民热爱和平，衷心感激郑和使团为他们创造了国际和平安宁的环境。

在郑和下西洋以前，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尤其是南洋群岛一带众多小国，随着彼此势力的消长，以及宗教信仰不同，相互间常起冲突，不时发生纠纷。郑和来到南洋以后，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告诫那些喜战好斗的岛国：“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⁹⁵⁾“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⁹⁶⁾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得不偃兵息武了。与此同时，郑和又从统一宗教信仰着手，谋求诸国间和平局势的建立。据英国马礼逊《外国史略》记载：“众岛（指南洋群岛——引者注）之中，牙瓦最贵，古名小爪哇。……明永乐三年，有回回教师（指郑和——引者注）领太军强服其土民，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⁹⁷⁾这里记载了中国古籍中未著录的一件重要史实，即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至爪哇时，曾劝服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在这次出使至锡兰时，郑和又“劝国王阿烈苦奈儿敬崇佛教，远离外道”⁽⁹⁸⁾。这说明郑和初下西洋，即很注意各国的宗教信仰问题，当发现有崇祀不宜信奉的“偶像”时，即力劝其放弃旧时的信仰，接受比较纯正的宗教，敬崇比较适宜的教主。郑和这样做，对于平衡各国之间的关系，缓解因为宗教信仰等问题而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郑和还通过扶助弱小民族，抑止强暴，促成了各国间和平局势的建立。

（二）中国主导的亚非国际贸易的发展

亚非各国，尤其是南洋国家，物产丰富，具有发展国际贸易的有利条件。薛福成曾赞美道：“南洋诸岛国，皆在赤道下，其物产丰饶。如再熟之嘉谷，千寻之名材，暨夫沉香、檀香、荔枝、豆蔻、肉桂、金银、铅锡、水银、丹砂、明珠、美玉、宝石、珊瑚、琥珀、金刚钻、驯象、文犀、孔雀、翡翠、锦鸡、大贝、玳瑁之族，往往挺秀孕珍，以供天下不竭之用。”⁽⁹⁹⁾自汉唐以迄宋元，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贸易已很发达，南洋群岛诸国更是中外商旅的荟萃之地。在刘宋时代，“通犀翠羽之珍，蛇珠夏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为世主所虚心”。由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¹⁰⁰⁾。赵宋时代也曾“遣内使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番”⁽¹⁰¹⁾。如此等等，都为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作出了贡献。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海上“丝瓷之路”，更使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郑和访问亚非诸国，在与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之后，即与之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在郑和使团重要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中，这方面的记载是很多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在国家之间的外事活动结束以后，“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在阿丹国，郑和使团分船队“宝船数只到彼，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敕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谨感伏。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¹⁰²⁾。郑和使团与亚非诸国发展贸易，总是与奉行明王朝对海外国家的怀柔政策，相辅相成的，于是就能得到各国国王、酋长头目的倾心相助，通过他们“遍谕国人”，而能与各国人民进行最广泛的贸易活动。

郑和使团具有雄厚的物质储备，以强大的国力做后盾，所至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诸国，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商业中心区，郑和使团在那里设有贸易据点。宝船一到，倾国轰动，纷纷前往交易。此种盛况，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因此郑和使团在与亚非国家发展国际贸易方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黄省曾说：“太宗皇帝……将长驭远驾，通道于乖蛮革夷，乃大赍西洋，贸采琛异，命郑和为使，贰以侯显，妙择译人马欢辈从之行。”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混之美，皆充舶而归”⁽¹⁰³⁾。应当说明的是，郑和船队“充舶而归”的货物，不尽是奇珍异宝，大部分是五金、香料、布匹、药品等日常用品。这些货物，有的经过变卖，可供国家开支各项经费。如正德五年（1510年）就曾将海外货物“粗重如苏木等物，估价该银万一千二百两有奇，留变卖以充军饷”⁽¹⁰⁴⁾。有些则直接充作官吏的俸禄，为明朝政府节省了一大笔开支。如宣德九年（1434年）十一月，“行在户部奏：‘宣德八年京司文武官俸米折钞，请给与胡椒苏木。胡椒每斤准钞一百贯，苏木每斤准钞五十贯。南北二京官各于南北京库支给’，从之”⁽¹⁰⁵⁾。如郑和船队不是大量地买进这些日常用品，是不可能采取这项措施的。至于少量的贵重物品，如黄金、宝石、珍珠诸物，也是国用所需，郑和下西洋进行采办，也是有必要的。所以，当郑和船队停航30余年后，明朝政府即为之库藏空虚，感到有再下西洋的需要。例如，天顺二年（1458年）司礼监太监福安奏：“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¹⁰⁶⁾天顺三年（1459年）又奏：“永乐间差内官下西洋……故国用充足。今久不采，府库空虚。”⁽¹⁰⁷⁾“内外衙门，屡年成造各王府宝册仪仗关用黄金数多，官库收贮缺乏，乞照永乐、宣德年间差内外官员往西洋等处采买……进库应用。”⁽¹⁰⁸⁾可见中国与亚非国家间能否充分开展国际贸易，对国用是否充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郑和下西洋之时，不仅明朝政府从发展海外贸易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多因此致富。正如严从简所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¹⁰⁹⁾由此看来，刘大夏所谓“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¹¹⁰⁾，不能不算是一种偏激的说法了。

（三）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中国人海外知识的增长

在15世纪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文明程度较高、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郑和在亚非各国进行访问时，本着“王者无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视同仁”⁽¹¹¹⁾的精神，努力宣扬文教，向亚非国家敷宣中国的教化，以提高其文明的程度。明成祖朱棣说：“朕丕承鸿基，勉绍先志，罔敢或怠。抚辑内外，悉俾生遂，夙夜兢惕，惟恐弗逮。恒遣使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¹¹²⁾可见作为一代雄主的永乐大帝，数遣郑和等大规模出使西洋，对“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一事，是极为重视的。郑和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忠实地执行了永乐大帝朱棣的意图，以睦邻为宗旨，“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俾天子生灵，旁达于无外”⁽¹¹³⁾。所谓“颁中华正朔”，就是颁给出使国本朝的历法，要求海外诸国承认明王朝为“正朔所在”。明朝政府颁给亚非国家的历本，有“王历”与“民历”两种，都有历注，记载上至国家大事、下至民间生活的各项应行的事宜，达62事之多⁽¹¹⁴⁾，内容包括了中国政治、社会生活、封建礼俗的各个方面，用以作为让海外诸国“变其夷习”的依据。

郑和在海外努力“宣敷文教”，使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交往空前密切，史称“永乐时，郑和遍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¹¹⁵⁾。除了各国使臣之外，满剌加、渤泥、苏禄、麻剌等国国王还携妻带子，亲自率领众多的亲戚僚臣来华访问。他们在中国，所到之处，都受到明朝政府和中国官员的礼遇。明朝政府专门定下番王朝贡礼、番国遣使朝贡礼、番国进贺表笺礼等⁽¹¹⁶⁾，按照一定的规格，对亚非国家的国王和使节进行仪式颇为隆重的接待。各国贵宾在中国生活期间，赐给其仪仗及宫庭所用贵重生活用品，“自王以下，衣服之制如中国”⁽¹¹⁷⁾。“礼乐明备，祯祥毕集。”⁽¹¹⁸⁾至于招待他们的大小宴会，亦办得十分丰盛。明宣宗朱瞻基曾指示礼部说：“四夷宾服，世所贵也。其使臣今不远万里而来者，皆有慕于中国饩廪，宴赐必丰，庶照朝廷优待之意。”⁽¹¹⁹⁾明成祖和明宣宗正是这样刻意于“四夷宾服”，派遣郑和邀请亚非诸国国王和使臣来宾，使他们在中国受到优厚的礼遇、盛情的款待，亲见中国文物典章之美，军容仪威之盛，享受到中国先进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以“生居绝域，习见僻陋”，得“获睹天朝太平乐事之盛”，感到“死且有光”⁽¹²⁰⁾，在经过对中国的访问后，为中华文教的魅力所吸引，“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¹²¹⁾。

郑和宣教化于海外诸国，正是为实现明初对亚非国家既定的总方针而采取的重要措施。马敬说：“二帝（指明成祖与明宣宗——引者注）之心岂真欲夸多斗靡于远方哉！盖声名施及番貊，使普天之下，含灵蠢动，悉沾德化，莫不知其有君而尊亲焉。”⁽¹²²⁾撇开马敬的封建士大夫立场不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和下西洋传播了中国先进的文化教育，为改变海外国家较为落后的“夷习”作出了贡献，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郑和使团在海洋上活动了近30年，既使亚非各国人民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又使中国人民对亚非国家的认识方面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中国人民对于海外的地理知识。中国与亚非国家虽然很早就发生了关系，但没有全面的文字记录，对亚非国家的认识，大都出于传闻。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一些亚非国家的真实情况，缺乏具体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到了宋元之际，中国对海外许多亚非国家，还是可想而不可即，大有望洋兴叹之慨。周去非著《岭外代答》时，常困惑于海外“西南诸国，浩乎不可穷”。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对“三佛齐之南”，只好说“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屿万余，人莫居之，愈南不可通矣”。对“阇婆之东”，只好说“东大洋海也，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愈东，则尾闾之所泄，非复人世”。对阇婆之西，只好说“其西有海，名曰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在西班牙南部——引者注）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¹²³⁾。像这种对亚非沿海国家模模糊糊的概念，反映出当时中国对西洋诸国的地理认识，是相当简陋的。元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虽较为可信，仍嫌简略。这些问题，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才进一步得到解决。郑和船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纵横驰骋几十年，不仅开辟了从中国往返于东非沿岸的新航路，而且在各个局部区域和内海，又分别开辟了多种多样的新航线，从而使船队遍历东西洋各国。在郑和使团对所至各地实地进行勘探和调查之后，才把许多未知的海外国家和地方弄清楚了。黄省曾说：“西洋之迹，著自郑和。”⁽¹²⁴⁾一语道出郑和下西洋在丰富中国人民对海外国家的知识方面，在发展中国的海外交通方面，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在增进中国人民对亚非诸国的认识与了解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郑和使团重要成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费信所著《星槎胜览》以及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中，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这三部书以简洁的文字，对郑和下西洋所访问的主要国家的位置、沿革、港湾都会、形胜名迹、山川地理形势、气候历法、生产经济与物质资源、商业贸易、政教刑法、人民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与语言文字，都作了翔实而生动的记述。在同时代人当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没有谁撰写过可以与这三本书相比的同类著。这三本书不仅为后世研究15世纪初亚非诸国的基本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我们研究郑和使团在各国的经历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郑和船队在向非洲东部赤道以南沿海的航行中，曾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岛，那儿离好望角已经不远了。1487年，一支葡萄牙舰队在巴托罗缪·迪亚士率领下，从红海南下始到达马达加斯加岛对岸，“发现”了好望角，这比郑和船队要晚70余年。郑和船队首次到达非洲东部沿海诸国，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之前79年，在葡萄牙人发现欧、非、亚三洲航道（1497年）之前84年。标志着郑和的航海成就、引导郑和船队胜利航抵东非之滨的，是《郑和航海图》。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撤（今肯尼亚的蒙巴萨），分别绘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以及航行的方向；对何处有礁石，何处有浅滩，也都一一标明。郑和船队每经一地，都给予一定的命名。在约500个地名中，外国地名约有300个，多为马来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沿岸地名。图中还于一些无名的偏僻去处，注明“有人家”的字样，可见当年郑和船队活动范围之广。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一书，总结了唐宋以来中国对海外诸国的地理认识，但它所收的外国地名，只有《郑和航海图》的1／3。《郑和航海图》不仅是15世纪以前我国关于亚非两洲的一部最详尽的地理图，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载亚非两洲的航海图。

五　郑和下西洋的国内与国际影响

明初，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矿冶、纺织、陶瓷、造船等工业，以及民间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为郑和下西洋大规模地开展海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随着郑和船队航海范围的逐渐扩大，在南洋、印度洋沿岸，开拓了愈来愈多的海外市场。海外贸易的数量激增，货源供给要得到保障，必然又会刺激国内官私工业和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当时，中国的青花瓷器、各色纻丝、绫绢、纱罗、锦缎、文绮、袭衣、布匹、铜铁用具、铜钱、烧珠、漆器、麝香、樟脑、干鲜果品等等，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如在占城国，“中国青瓷盘碗等品，纻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爪哇国“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并麝香、销金纻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在锡兰国“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磁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¹²⁵⁾。就一般而论，“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绘。……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¹²⁶⁾。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业，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以松江为中心的棉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漂染业等等，都有了较快的发展，这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郑和在国内的影响

作为中国人民与亚非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历史上的一桩空前的盛举，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不仅中国赴海外的使节和人员乐于称道，在国内也是广为流传。钱曾说：“三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评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¹²⁷⁾自明代起，以郑和下西洋为题材的戏剧和评话，老百姓喜闻乐见，官吏们愿意看喜欢听，就是皇帝也很乐于欣赏。据明朝太监刘若愚《酌中志余》一书记载：“上（指明熹宗朱由校——引者注）创演水傀儡，所演有方朔偷桃、三保太监下西洋诸事。”⁽¹²⁸⁾流传至今的明代以郑和下西洋为题材的剧本有《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小说（评话）有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以下简称《西洋记》）。《西洋记》写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77年），嘉靖以来的倭患，至万历年间仍严重危及中国沿海地区的安全。纪念郑和，宣扬郑和，振兴国威，乃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抗倭图强的强烈愿望，为时代所需要。罗懋登在《西洋记》一书序言中说：“今日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郑二公见，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明朝后期，海上力量削弱，以致倭寇为患深重。回首话当年，郑和扬国威于海上，东西洋上“海道清宁”⁽¹²⁹⁾，中外人民皆得安居乐业，那是多么振奋人心！抚今追昔，盛衰变迁，又怎么不令人感慨！在这种心理影响之下，明代后期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戏剧、评话、小说、诗词等纷纷问世，自上而下引起共鸣，大受欢迎，就是情理中事了。清俞樾说：“此书（指《西洋记》——引者注）之作，盖以嘉靖以后，倭患方殷，故作此书寓思古伤今之意，抒忧时感事之忱。三复其文，可为长太息矣！”⁽¹³⁰⁾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能在国内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首先在于它能激发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鼓舞人们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这是已为历史的经验所证实了的。

郑和在国内有许多遗迹和遗物，数百年间，始终为人们所纪念。如云南晋宁县昆阳镇郑和故里祖墓、南京马府街郑和故居、南京净觉寺、南京天妃宫、南京龙江湾宝船厂遗址、太仓刘家港、太仓天妃宫、长乐太平港、长乐天妃宫、长乐三清宝殿、长乐三宝岩、郑和下西洋所用铁锚和铁釜等等。在福建，人们对郑和甚为推崇，“呼和三宝大人，不敢名”。在福建三山地方，“间蓄异器，或发自地下伏藏，侈曰：‘此三宝大人物。’遗烈可知”⁽¹³¹⁾。此外，南海诸岛中的永乐群岛、宣德群岛、郑和群礁、景宏岛、马欢岛、费信岛，都是为了永久纪念郑和下西洋对我国开拓和经营南海诸岛的功绩而命名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郑和下西洋在加强祖国大陆与台湾岛的联系方面，在历史上曾发生过重要的影响。据清龚柴《台湾小志》记载，郑和使团“遍历诸邦，采风问俗。宣宗宣德五年，三宝回行，近闽海，为大风所吹，飘至台湾，是为华人入岛之始。越数旬，三宝取药草数种，扬帆返国”⁽¹³²⁾。又据清吴振臣《闽游偶记》记载：“澎湖为台湾门户，有三十六屿，各屿俱在海洋中。……曾闻明永乐丁亥（永乐五年，1407年——引者注）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郑和旧名三保，故云三保太监下西洋，因风过此。”⁽¹³³⁾在历史上也流传着一些有关郑和在台湾的传说。据张燮《东西洋考》一书记载：“永乐初，郑中贵航海谕诸夷，东番（今台湾基隆一带——引者注）独远窜不听约。家贻一铜铃……至今犹传为宝，富者至缀数枚，曰：‘是祖宗所贻’云。”⁽¹³⁴⁾其他的记载，如“台湾凤山县有姜名三宝姜，传明初三宝太监所植，可疗百病”⁽¹³⁵⁾。此外清初郁永河《稗海纪游》中，也说郑和曾到“赤嵌汲水”，赤嵌即台湾南部的安平。郑和不仅是历史上明确记载的由海路从中国到达东非的第一人，也是历史上明确记载的代表祖国中央政府进驻台湾的第一人，在这种意义上，史称郑和使团在下西洋途中进驻台湾相当一段时间，“为华人入岛之始”，在台湾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在郑和之后，也就是说，继两万多“华人”（应理解为汉族人），多次到台湾居住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者逐渐增多，为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奠定了基础。

（二）郑和在国外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为亚非国际和平局势的建立，为促进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为发展中国与亚非诸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郑和使团在亚非各国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友谊的花朵开放在亚非人民的心田，历久而不衰败。在郑和下西洋以后的岁月里，一些郑和使团访问过的国家，如渤泥国，“凡见唐人至其国，甚有爱敬”⁽¹³⁶⁾。在真腊国，“其见唐人，亦颇加敬畏，呼之曰‘佛’云”。“观通典、通考、各代史异域志，诸书所载，未有如此之异者。”⁽¹³⁷⁾时至今日，在郑和使团访问过的亚非国家，尤其是在东南亚，还保留着纪念郑和的各种遗迹，流传着许多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传说，并且也还在进行着各种纪念郑和的活动。如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有三宝垅、三宝港、三宝洞、三保井、三保墩、三宝公庙，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也有三宝庙，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城、三宝井，在泰国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宝寺塔，在北婆罗洲有中国河、中国寡妇峰等。郑和使团访问各国时所遗留的一些物品，在这些国家中很受尊重，成为人们纪念郑和的信物。如泰国的锡门，为“华人出入必经之处，郑和为建卓楔，扁曰天竺国”⁽¹³⁸⁾。在满剌加“王居前屋用瓦，乃永乐中太监郑和所遗者”⁽¹³⁹⁾。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古称顺塔），有“石椗，相传是郑和所遗者”⁽¹⁴⁰⁾。如此等等。东南亚有些国家，甚至由于受到郑和的影响，形成了新的风俗，如爪哇的禁食，泰国的水浴等等。南洋一带相传阴历六月三十日为郑和在爪哇三宝垅登陆的日子，今三宝垅有三宝洞，那里有三宝公庙供奉郑和，每年此日各地人民必前往进香。此外，在各国许多建有郑和庙宇、寺院的地方，每逢年过节，当地人民竞相抬着郑和的舆像，举行赛神一般的盛会，影响所及，使世界各地来东南亚的游客也深为之感动。如1928年，日人中目觉“从非洲回国的时候，道经爪哇三宝垅，下榻台湾银行分行，离行约六十余丈，就是六觉寺，寺中有三保大人像，香火很盛，每年舆像出巡各一、二次”。在目睹当地人民如此崇敬郑和之后，他深感南洋一带“对于郑和一事，很是重视，有若神明”⁽¹⁴¹⁾。直至1981年我国古代陶瓷研究代表团在东南亚参观访问，同样深感“郑和在东南亚影响相当大，马六甲的郑和庙也很多，但曼谷的三宝公庙香火最盛。……三宝公庙有个对联，上联是：‘七度下邻邦，有名胜迹传异域。’下联是：‘三宝驾度航，万国衣冠邦故都。’反映当地华侨对郑和的崇敬”。在南洋国家中，人们还撰写了大部头的郑和传记，从而更扩大了郑和在海外的影响。这些传记，有马来文的《郑和传》15册，《三保大人传》3册等等。自古代乃至近代的世界历史上，凡属强国统帅领大军出国远征，多数是对所至各国实行侵略和奴役，给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像郑和下西洋这样实行和平外交方针，以睦邻为宗旨，其远航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又都给各国人民带来福音，在历史上实属罕见。所以，郑和在海外受到崇敬，历时500余年，至今不衰，这种奇特的现象，仔细考究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开发南洋的影响

华侨开发南洋的历史，并不是从郑和下西洋时代开始的。早在两汉、魏晋之际，中国人民已与南洋有了联系。在元朝时，有不少南宋遗臣及东南沿海人民，为了反抗元朝的残暴统治，纷纷奔向南洋，成为南洋群岛最早的开发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无论在所到地区、移民人数以及经营规模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加以他们难以同祖国大陆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人力物力都少来源，就不可能对南洋的开发造成什么重大影响。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的新时期，也开创了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郑和七下西洋，完全打通了往南洋各国的海上交通，在海外建立起中国的威望，为华侨开发南洋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移民到南洋去。在15—17世纪，南洋华侨人数的增多，分布范围之广，是历代所不能相比的。清徐继畲说：“中国之南洋，万岛环列，星罗棋布。……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益众。……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¹⁴²⁾当时，南洋许多国家还处于部落状态，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移民，带去了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和封建文化，往南洋贸易的商人，又源源输进中国内地各种先进的制造品。华侨在南洋谋生，摆脱了国内封建专制势力的束缚，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用以促进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这样，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二三百年间，由于“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愈来愈多的华侨献身于开发南洋的各项事业中，对南洋各国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长期在南洋工作的张相文，曾著有《华侨中心之南洋》一书，以大量事实和统计数字说明：马来半岛“自昔已有马来人及暹罗人之从事采锡者，然使联邦成为锡产国而享盛名者则华人也”⁽¹⁴³⁾。“徵诸马来古史，马来人自昔即知渔鱼，然其发达则在中国人移民增加之后。今马来半岛西海岸之渔业，盖尽在华人掌中也。”⁽¹⁴⁴⁾“树胶虽为暹罗新兴之农业，然历年以来，进步甚速，主要植胶地在马来半岛方面，经营之者多中国人。”⁽¹⁴⁵⁾“凡属南洋土产，或为输入新加坡及其他马来商港之外国商品，莫不由华商采买贩卖也。”⁽¹⁴⁶⁾“婆罗洲华侨之社会组织较苏岛爪哇方面尤优，故其势力亦大，大都小埠之商业几尽为中国人所掌握。”⁽¹⁴⁷⁾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饮水思源，南洋华侨之所以尤其敬崇郑和，正是不忘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开发南洋所作出的历史性的贡献。

郑和下西洋之后，华侨在南洋的势力逐渐雄厚，在此基础之上，南洋各地曾出现过若干由侨民建立的政权，也产生过不少的华侨领袖人物。有些华侨领袖，曾对侨居国的治理起了重要作用，有的甚至成为该国的国王。有些华侨领袖，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领导了反抗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斗争，取得重大的胜利。他们在带领华侨开发南洋方面，都各自作出了贡献。这些华侨领袖人物，其姓名事迹流传至今的，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有开辟旧港的华侨首领广东人梁道民、施进卿，有旧港番舶长广东人张琏。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有新村主广东人某氏。在马来半岛，有开辟柔佛槟榔屿的华侨首领广东人叶来（一作叶阿来）。在泰国有暹罗国王广东人郑昭。在越南有广南国王阮潢，港口（即《明史》之宾童龙国）国王郑天赐。在加里曼丹岛，有开辟渤泥边地的华侨首领、福建人林道乾，婆罗国王、郑和使团某成员（福建人）的后裔某氏，戴燕国王广东人吴元盛，昆甸国客长广东人罗芳伯，昆甸王广东人陈兰芳，安班澜华侨首领广东人张杰诸。⁽¹⁴⁸⁾

但是，郑和船队下西洋，是一项开支浩大的活动，对于明朝政府的财政，是沉重的负担。下西洋所得的宝货、香料，主要只能供上层统治集团消费，不能为国家增加收入。宣宗朱瞻基组织了第七次下西洋活动。此后，英宗朱祁镇天顺元年（1457年）准备派人去西洋，宪宗朱见深成化九年（1473年）又有意此事，都遭大臣劝阻，未能实现。随着明朝社会矛盾加深，财政困难严重，再也没有哪一位皇帝敢于继续这一事业了。

郑和的航行，发生在15世纪前期。再过几十年，在15、16世纪之交，便发生了世界史上著名的“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首先是新航路的发现，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他们的船队规模都比郑和小得多，例如哥伦布远征队第一次出发时，只有3艘船，90人。但是，新航路的发现，给欧洲以巨大的刺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虽然壮观，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很大的影响。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在15、16世纪已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而在中国，封建的生产关系仍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两种航行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航行是为了建立、发展与海外诸国的联系，主要是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进行的。航行的结果并没有引起中国和海外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西方冒险家的船队则相反，他们远航探险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财富，并把“发现”的地区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资本主义正是依靠掠夺殖民地才得以勃兴。⁽¹⁴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