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针对“禁海”的筹海思想论争(172)
“禁海”是明朝政府经常采取的政治措施和军事手段。从明代“禁海”到“开海”的政策历史演变中，我们了解到，“禁海”是一种政治军事手段，只能短时期推行，不可长期坚持。这种措施与军事上的“坚壁清野”战术类似，只能在某一时期实施，若作为一种长期政策，必然适得其反，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清初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仿照明代“禁海”的方法以对付郑成功，作为一种暂时性措施，未尝不可，而作为一种长期政策，势必同明朝一样，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禁海迁界令”下达以后，清廷委派四名满大臣到江、浙、闽、粤四省监督执行，奉使者仁暴有异，宽严有别。大抵江、浙稍宽，福建较严，广东最严。最初以距海二十里为界，又认为太近，再缩二十里，仍认为太近，又迁十里，凡三迁而界始定。据屈大均记载：“岁壬寅（1662年）二月，忽有迁民之令，满洲科尔坤、介山二大人者，亲行边徼，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资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明年癸卯（1663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其八月，伊、吕二大人复来巡界。明年甲辰三月，特大人又来巡界，遑遑然以海防为事，民未尽空为虑，皆以台湾未平故也。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漂流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离，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辗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173)迁界之地，毁坏田舍、村镇，居民限日搬出，违者以军法论处。挖界沟，筑界墙，设烟墩，严禁任何人进入界内，越界者死。沿海人民被强行赶出家园，一迁再迁，数十万群众流离失所，“携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界外所弃，若县，若卫所，城廓故址，颓垣断础，髑髅枯骨，隐现草间，粤俗乡村曰墟，惟存瓦铄；盐场曰漏，化为沮洳，水绝桥梁，深厉浅揭，行者病之。其山皆丛莽黑菁，豺虎伏焉。田多膏腴，沟塍久废，一望污莱。”(174)守界兵弁横行，贿之者，纵其出入不问；有睚眦者，拖出界墙外杀之。官不问，民含冤莫诉。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十分凄惨。诗曰：“堂空野鹤呼群立，门塌城狐引子蹲。坠钿莫思悲妇女，路隅何处泣王孙？”(175)这是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数十里宽数千里长的荒无人烟区域。试图以此为隔离带，实现对郑成功的“不攻自灭”的军事计划。
清朝政府实施“禁海”令，按照计划，只需半年时间，就能困死郑成功。但这个计划完全落空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准备长期抗清，一面积极推动海上贸易，一面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鼓励垦种，“勤稼穑，务蓄积”，促进经济发展，安定社会秩序，在台湾牢牢站稳了脚跟。“禁海”、“迁界”令既未达到消灭郑氏的目的，又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引起社会强烈不满。统治集团内部接二连三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一）李之芳：开海利渔的安民主义筹海观
最早对“禁海”、“迁界”令表示反对意见的是湖广道御史李之芳。李之芳，字邺园，山东武定人。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授金华府推官，累迁刑部主事、广西道御史、山西巡按，康熙初裁巡按，复授湖广道御史。擢左都御史，迁吏部侍郎。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兵部侍郎总督浙江军务，后以平定三藩之乱，加兵部尚书衔。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授文华殿大学士(176)。他一听说清廷派遣苏纳海等前往各地监督“迁界”、“禁海”，就立即上疏表示反对。在李之芳看来，“自古养兵原以卫疆土，未闻弃疆土以避贼”。在他看来，“禁海”、“迁界”不是积极的军事对策。他上疏列举了八条反对意见。第一、二、三条略谓，郑成功兵败江南，胆破心寒，今已远遁台湾，应派大兵乘胜追击，救民于水火，完成统一大业，不该“禁海”、“迁界”，导致居民流离失所，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沿海皆我赤子，一旦迁之，鸿雁兴嗟，室家靡定，或浮海而遁，去此归彼，是以民予敌”。第四、五两条说，政府移民并未做好安插移民的准备，只是一味强调“迁界”日期，当道者未有处置，惟催赶日促，使民逃亡。离开家园之后，无家可依，无粮可食，饱受流离之苦，走投无路，势必铤而走险。他说，迁移沿海居民，官方出示，“谕限数日。官兵一到，遂弃田宅，撇家产，别坟墓，号泣而去，是委民于沟洫也”。“不为海寇，即为山贼，一夫持竿，四方响应”，后果不堪设想。第六、七条说，江、浙、闽、粤滨海地区以鱼盐为富强之资，鱼是日用之需，盐为五谷之辅，实施“禁海”，片板不许下海，是自弃鱼盐之利。而断绝海外贸易，等于抛舍东西洋船饷数万。“禁海”、“迁界”不利于国计民生。最后他强调说，滨海地区是内地天然藩篱，兵不守沿海，尽迁其民于内地，是自撤藩篱。李之芳一开始就对这种消极的“禁海”、“迁界”措施的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郑氏可以与东西洋各国贸易，断其接济是不可能的。可惜，李之芳的奏议未受重视，疏上，留中不议。清政府失去一次纠正错误政策的机会。(177)
“禁海”、“迁界”令推行之后，正如李之芳预料，对沿海居民造成了巨大侵扰，沿海农业生产、渔盐采集以及贸易均受到巨大破坏，而郑成功以台湾为根据地，鼓励军民垦荒种粮，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北通日本，南达吕宋、安南等国，火药军器之需，布帛服用之物，应有尽有，加之台湾林木茂盛，造舟之材并不缺乏，“故海上之威曾不为之稍减”。又有一些地方督抚认识到“禁海”、“迁界”过于荒诞，纷纷提出异议。1668年，广东巡抚王来任视察沿海地区时看到流民颠沛失所，几次想上疏要求撤销“迁界”令，苦无同心应援。迨其病危，自叹说：“此衷未尽，不但负吾民，且深负吾君。”于是写下遗疏。他在遗疏中提出了三条建议，其中第二条是“粤东边界急宜展也”。他认为广东负山面海，山多地少，人口密集，沿海居民原来以海为田，养家糊口，迁界之后，数十万人迁入内地，抛弃了大量良田，地丁银粮损失30余万两，大量流民无家可归，死亡频闻。又设重兵以守其界，筑墩台，树桩栅，每年需用大批人力修整，动用不资，未迁之民日苦于派差。他建议立即撤消“弃门户而守堂奥”的错误“禁海”政策，“急弛其禁”，招徕迁民，复业耕种与煎晒盐斤；将外港内河撤去桩栅，听民采捕；将腹里之兵移驻沿海，以防外患。如此这般，“于国用不无可补，而祖宗之地又不轻弃，更于民大有裨益”。王来任的第三条建议是，撤去横石矶口子，准许商人与澳门自由贸易，同时要求在澳门设兵，以防接济海盗。从这些建议看，王来任只是感到“禁海”、“迁界”造成了民生困苦，需要开界复业、发展生产、稳定生活。但他没有论及如何完成统一，如何消灭敌对政权，因此不可能被清廷采纳。他毕竟不是一个军事家。
是时，郑经集中精力于台湾的生产和巩固，沿海无战事。清军在施琅统帅下经过准备，试图渡海消灭郑氏集团，但在海上遭受大风袭击，师船溃散。清廷感到渡海作战没有必胜把握，将施琅召回京城，裁去水师提督之缺，将战船焚毁，准备通过和谈，与郑氏保持和平状态。统治者阅王来任遗疏，得知沿海居民流离困苦，随差人前往调查巡视，准备开界。两广总督周有德得知清廷意图，立即巡行界外，所过地方宣布开界，“蠲其租赋，给以牛种”，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所过郡邑，黄童白叟无不焚香顶祝，迁民千百成群，欢呼载道”，如庆更生。(178)1669年，江、浙、闽、粤四省同时接到复界命令，而广东先一年开界复业，群众感谢周有德的政绩，建祠祭祀。(179)各省奉令开界，由于认识不同，开界情况有较大差异。有的虽提请开复，而台堡之禁未除，百姓仍不能自由从事渔业生产，更不敢出海贸易；有的使者惮于渡海，继续严禁居民回岛耕种。浙江巡抚范承谟调任福建总督后，见福建台堡高筑，依然严禁，虽云展界垦田，其实不及1／10。遂于1673年上疏，请求完全解除禁令。他说，福建老百姓非耕即渔，自“禁海”、“迁界”以来，民田荒废2万余顷，亏减正供约计20余万两，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沿海居民辗转沟壑，逃亡四方，所余孑遗，无业可操，颠沛流离，至此已极，迩来人心惶惶，米价日贵，若不立即妥善安插，一旦饥寒逼迫而生盗心，后果不堪设想。“我皇上停止海界之禁，正万民苏生之会，而闽地仍以台寨为界，虽云展界垦田，其实不及1／10。且台寨离海尚远，与其弃为盗薮，何如复为民业。如虑接济透越，而此等迁民从前飘流忍死，尚不肯为非。今若予以恒产，断无舍活计而自取死亡之理。即钉麻、油铁、丝绸、布帛皆奸商、巨贾、势豪、土棍有力者之所办，穷民亦无此资本，何由而济？如虑逼近沿海，难免寇艐侵掠，夫海贼可以登岸之处不过数所，余皆海潮涌入之小港，时涌时退，不能停泊。若设防兵，守御要害，则寇亦无隙可乘。设立水师，原为控扼岩疆，未有弃门户而反守堂奥之理。……兵既卫民，民不失所，此捍外安内之要者也。”(180)此处，他重点批驳了迁界令的错误和危害，“设立水师，原为控扼岩疆，未有弃门户而反守堂奥之理！”在他看来，从来富国强兵莫过于重视鱼盐之利，福建自禁海以后，“利孔既塞，是以兵穷民困”。因此，他主张开放海禁，允许百姓入海采捕，而加以适当控制，“每十筏联一甲，行以稽查连坐之法”。开船之时，只许携带干粮，不许多带米谷。其采捕之鱼，十取其一，以充国课。此项钱粮可以接济兵饷，用于战船修造，“一举而数善备”(181)。这一建议未及讨论，福建便置于“三藩之乱”的战火中了。
（二）慕天颜：开海富国的重商主义筹海观
以上诸人反对“禁海”、“迁界”的观点，都是着眼于解决“迁界”造成的沿海居民流离失所的痛苦，安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这些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对发展海上贸易以增强国力缺乏深刻认识，或者不提海外贸易，或者重视不够。在我们研究各位筹海人士的观点时，发现慕天颜提出的观点十分珍贵，值得史家重视。
慕天颜，字拱极，甘肃静宁人，顺治十三年（1656年）进士，授浙江钱塘县知县，迁广西南宁同知，再迁福建兴化知府。康熙九年（1670年）擢湖广荆南道，调福建兴泉道，擢布政使，升江宁巡抚。由于长期在江浙、福建任官，对于沿海贸易情况比较了解。1676年，清军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仍在进行，筹集军饷困难，所在告急，“每患不敷”。如何解决兵饷成为清廷讨论的重要议题。论者或请加赋，或曰节流，找不到新的出路。这时，慕天颜上疏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说，自两税之推行，国家财政以金银为重，上下相寻，“惟乏金之是患也，久矣”。明清以来，以银为贵。白银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开矿生产，二是番舶之银。“自开采既停，而坑冶不当复问矣。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矣，生银之两途并绝。”而今流通的白银有定数，凡官司收支，商贾贸易，人民生活所恃以变通者，总不出此，而且消耗者去其一，堙没者去其一，埋藏制造者又去其一，银日用而日亏，别无补益之路，“用既亏而愈急，终无生息之期，如是求财之裕，求用之舒，何异塞水之源，而望其流之溢也。岂惟舒裕为难，而匮诎之忧日甚一日，将有不可胜言者矣”(182)。这是说，国家的财富是白银等货币，断绝了来源的货币，越来越少，流通越来越紧张。
“由今天下之势，即使岁岁顺成，在在丰稔，犹苦于谷贱伤农，点金兀术，何况流亡迭见，灾歉频仍，于此思穷变通久之道，不必求之天降地出，惟一破目前之成例，曰开海禁而已。”(183)在他看来，货币的增加靠节流不行，必须开源。开矿生产白银是困难的，唯有发展海外贸易，大力吸引外国白银，才是民富国强的正确途径。“盖矿砾之开，事繁而难成，工费而不可必，所取有限，所伤必多，其事未可骤论也。”中国是银矿比较贫乏的国家，开采银矿的确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这个分析是正确的。“惟番舶之往来，以吾岁出之货，而易其岁入之财；岁有所出，则于我毫无所损，而殖产交易，愈足以鼓艺业之勤；岁有所入，则在我日见其赢，而货贿会通，立可以去贫寡之患。银两既以充溢，课饷赖为转输，数年之间，富强可以坐致，较之株守故局，议节议捐，其得失轻重，有不啻径庭者矣。”(184)这些议论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观点。
重商主义在欧洲盛行三个多世纪，萌芽于14世纪末，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大约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和晚期重商主义（大约从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两个发展阶段。无论是早期或晚期，都把货币看做财富的唯一形态，并把货币数量作为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尺度，都把以输入金银货币的对外贸易作为国家致富的主要途径，进而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采取限制、保护、奖励等措施，以促进国家生产贸易发展。它们的差别只是表现在如何增加货币财富的方式上。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在贸易上应多卖少买，以保证金银货币的流入。例如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采取一系列措施，甚至颁布法规，禁止金银货币输出国外。有的规定外国商人必须交出全部货币用于购买当地商品。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主张鼓励输出，实现出超，并主张国家实行保护关税，保护本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重商主义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对于促进商品发展以及货币资本的积累有着积极作用，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成长提供了重要理论条件。(185)
对照西方重商主义的观点，可以发现慕天颜的思想观点与欧洲晚期重商主义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慕氏主张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的贵金属，进而刺激国内工商业的发展，“鼓艺业之勤”，坐致国家富强，观点十分明确。这种观点在重农抑商思想笼罩下的中国出现十分宝贵，很有创见，即使与同一时期欧洲的晚期重商主义者相比，也并不逊色。慕氏的重商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应占有重要位置。
在倡导重商的同时，慕氏也批驳了关于“禁海”的种种观点。当时盛行一种说法，认为通商贸易，利欲熏心，会引起海盗抢劫之患，明朝倭寇之乱即起因于此。慕氏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明代允许中外市舶往来，行之累朝，深得其利，后来出现“倭患”，原非起因通商，海盗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出现海盗不必害怕，派遣军队剿除而已。针对“海氛未靖”方事剿除，若一通洋，势多扞格的顾虑，他指出，清朝建立以来，荷兰、琉球等国“贡船”继续到来，“贡舶本外夷所来，犹且无碍；商舶由内地所出，翻谓可虞，又事理之必不然者矣”。禁止中国商船出海，是自己断绝财源，势必使中国越来越穷。“犹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见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银钱绝迹不见一文。即此而言，是塞财源之明验也。可知未禁之日，岁进若干之银，既禁之后，岁减若干之利。揆此二十年来，坐弃之金钱不可以亿万计，真重可惜也。”(186)此处，他进一步表达了重商的观点，激烈批评对国家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因循守旧的观念。
慕天颜针对“禁海”造成的社会灾难，批评道：“今之言者，明知此禁之当开，乃瞻顾而不敢轻言。即言矣，亦明知此言之可行，又因循不敢决断，则财终从何裕？而用终从何出乎？”在他看来，节约经费与加派税饷均是“微利轻财”，行之不足以补军需之孔亟。“致财之源，生财之大”在于开“海禁”。海舶通商利在天下，利在久远。为此他提出开“海禁”，加强外贸管理，制定统一的外贸管理章程，建立统一的外贸管理体制。“惟是出海之途各省有一定之口，税赋之入各口有一定之规，诚画一口岸之处，籍算其人船之数，严稽其违禁之货，察惩其犯令之奸，而督率巡防，并资文武，统以兼辖，责之以专汛，弹压之以道官，总理之以郡佐，一切给票、稽查、抽分、报纳诸例，皆俟定议之日，可逐一妥酌举行也。”(187)这些思想主张在当时都是正确的，都是珍贵的，如被当局采纳，中国在走向商品经济发展之路时，不会远远落后于西方。可惜这一建议又石沉大海，毫无结果。中国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面前又一次失误。这里我们高度评价慕氏的观点，这是一种在当时最为先进的海洋观、海防观。
（三）蓝鼎元的《论南洋事宜书》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于对海外华侨华人和移民的错误认识，以及对出海商人的成见，又误认为米粮的出口与海船出售是个危险信号，为了防止海外反清力量与内地建立联系，为了防止海患的发生，清廷下令禁止往贩南洋，全面体现出清王朝“以禁为防”、“重防其出”的观念。对于禁贩南洋这项错误政策，有识之士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蓝鼎元在其《论南洋事宜书》中予以尖锐批判，主张“宜大开禁网，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1724年他在文章中一开始就指出，禁止南洋贸易是坐井观天之见。他说：“昔闽抚密陈，疑洋商卖船与番，或载米接济异域，恐将来为中国患。又虑洋船盗劫，请禁艘舶出洋，以省盗案。以坐井观天之见，自谓经国远猷，居然入告。乃当时九卿议者，即未身历海疆，无能熟悉情形。土人下士知情形者又不能自达朝宁。故此事始终莫言，而南洋之禁起焉。”(188)
在蓝鼎元看来，清廷对海外的局势缺乏了解，不懂得真正的威胁在哪里，防海的对象搞错了。他说，海外诸番星罗棋布，东洋以日本为强大，而朝鲜、琉球皆尾间。南洋以吕宋、噶喇吧为大，文莱、苏禄、马六甲、丁机宜、亚齐、柔佛等数十国从未对中国造成危害，安南、柬埔寨、暹罗等国从未侵扰中国。“极西则红毛、西洋矣。红毛乃西岛番统名，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腊、佛兰西、荷兰、大西洋、小西洋诸国，皆凶悍异常。其舟坚固，不畏飓风，炮火军械精于中土，性情阴险叵测，到处窥觇，图谋人国。统计天下海岛诸番，惟红毛、西洋、日本三者可虑耳。”(189)今日本不禁，红毛不禁，西洋不禁，而独于柔顺、寡弱，有利无害之南洋，必严禁而遏绝之，完全是错误的。这种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正确的，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
蓝鼎元描述了禁止南洋贸易给沿海人民带来的社会灾难和生产生活破坏。他说，闽广地区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依海谋生者十居五六，内地无足轻重的货物载运到海外，“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甚大。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驾驶则大而无当，求价则沽而莫售，拆造易小如削栋梁以为杙，裂锦绣以为缕，于心有所不甘，又冀日丽云开，或有弛禁复通之候。一船之敝，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邪！”“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海禁”(190)，一语中的。
他进一步指出，社会生产遭受破坏，引起社会动荡，海盗如毛。唯有开禁，才能安定民生，而致民富国强。“天下利国利民之事，虽小必为。妨民病国之事虽微必去。今禁南洋有害而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闽地不生银矿，皆需番钱，日久禁密，无以为继，必将取给于楮币皮钞，以为泉府权宜之用，此其害匪甚微也。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其利甚为不小。”(191)这种通过发展海外贸易吸收“番钱”、增强国力的主张与前述慕天颜的重商思想同样先进。蓝鼎元认为开洋禁“有利而无害”，不必担心米粮出口，不必担心民船卖给外国。他说：“若夫卖船与番，载米接济，被盗劫掠之疑，则从来无此事。何者？商家一船造起，便为致富之业，欲世世传之子孙。即他年厌倦，不自出，尚岁收无穷之租赁，谁肯卖人？况番山材木，比内地更坚，商人每购而用之。如鼎麻桅一条在番不过一二百两，至内地则直千金。番人造船比中国更固。中国数寸之板，彼用全木；数寸之钉，彼用尺余。即以我船赠彼，尚非所乐。况令出重价以卖邪。闽广产米无多，福建不敷尤甚。每岁民食，半藉台湾，或佐以江浙。南洋未禁之先，吕宋米时常至厦。番地出米最饶，原不待仰食中国。洋商皆有身家，谁自甘法网尝试。而洋船所载货物一石之外收船租银四五两，一石之米所值几何，舍其利而犯法，虽至愚者，不为也。”(192)蓝鼎元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批驳相当有力。
对于清政府的移民政策和南洋贸易禁令，庄亨阳也表示反对。他认为福建居民以贩洋为生者居多，上以输正供，下以济民生。“我民兴贩到彼，多得厚利以归，其未归者或在彼处为甲必丹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赡家，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资衣食，给本钱为生，多致巨富，故有久而未归者，利之所存，不能遽舍也。”他主张对于海外华侨华人采取“去来自便”的移民政策。他说：“自海禁严，年久者不听归，又有在限内归而官吏私行勒索，无所控告者，皆禁之弊也。夫不听其归不可，若必促使尽归，令岛夷生疑惑，尽逐吾民，则自绝利源，夺民生而亏国计，尤不可也。”他同时建议撤销关于海船的禁令。“听其自便，不给照，不挂号，永弛前禁”(193)。在这种呼声下，原来支持禁海的一些地方大臣（如两广总督杨琳与闽浙总督满保）逐渐改变了立场，以不同方式提出了开海建议。清廷在1727年春天根据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建议，讨论决定撤销历时十年的南洋贸易禁令。
二 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根源(194)
清代海疆政策的首要目标或称低层次目标，就是清帝在上谕中反复强调的宁谧海疆，保卫海疆。但还有一个高层次的发展目标，虽然它不是封建统治者既定和追求的目标，但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那就是不断地开发海疆，发展海洋经济，通过海洋发展对外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以达到富国强兵、提高综合国力的目的。但纵观整个清政府的海疆政策，既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防力量，保卫住海疆的宁静，也没有积极地开发海疆，广泛地发展对外贸易与科技文化交流；其对外采取的一系列以禁、防为主的限制政策，不但没有限制住资本主义野蛮侵华的步伐，反而限制和封闭了自己，扩大了中国与当时先进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
那么，造成清政府这种海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呢？
首先，清朝历代君主与明中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他们在继承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同时，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例如即使是禁教最严厉的雍正一朝，清廷对于驱逐外国传教士的做法也是非常有分寸的。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当两广总督孔毓珣奏称，各省除通晓天文算学的西洋人送京师效力外，其余“暂令在广州省城天主教堂居住，不许外出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遇有各本国洋船到粤，陆续搭回。此外，各府州县天主堂，尽行改为公所，不许潜往居住”。雍正皇帝谕曰：“朕于西洋教法，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念于我中国圣人之道无甚裨益，不过聊从众议耳。尔其详加酌量，若果无害，则异域远人自应一切从宽，尔或不达朕意，绳之过严，则又不是矣！”(195)翌年（1725年）八月，罗马教皇的使者返回时，雍正帝又赐谕曰：“使臣远来，朕已加礼优待。至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时时教以谨饬安静，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亏，朕自推爱抚恤。”(196)考察雍正一朝，清统治者对西洋传教士及其贸易之人所采取的政策，与治理周边少数民族一样均是“施恩布教，令其心悦诚服，永无变更，方不愧柔远之道”(197)。
乾隆皇帝更是以天下共主自居，不论是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周边属国，以至于东洋、西洋诸国，其所治理的政策方针是完全一样的，即所谓“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正经”。虚骄自傲的嘉庆皇帝则把当时独一无二的海洋霸主，所谓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看成与暹罗一样的弱小属邦，是需要天朝的“宠灵”和“体恤”的。同时，愚昧的清朝统治者不仅把当时资本主义的第一强国与周边的属国视为一体，而且对二者所采取的政策亦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知道，允许周边属国在进贡中央王朝的同时彼此互市贸易，是宗主国对属国厚往薄来的一种恩赐，所以清廷可用断绝贸易往来的非常措施，对不恭顺的海外诸国加以制裁。这种制裁手段，清廷也同样施行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道光十四年（1334年）七月，因英国首任对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违反清方惯例，径往广州要求直接会见两广总督卢坤，并以公函的方式通知广州当局。为此，中英冲突加剧。七月二十九日，卢坤下令封舱，停止中英一切贸易，得到道光皇帝的支持和认可。谕曰：“该弁目（指律劳卑）既执拗顽梗，不遵法度，自当照例封舱，稍示惩抑，俾知畏惧。如该弁目及早改悔，照常恭顺，恳求贸易，即准奏请开舱，只期以情理之真诚化远人之桀骛。”(198)其后，道咸两朝将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谕旨和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谕旨专档，统称为“剿捕档”也就不足为怪了。(199)
其次，清朝统治者虽然意识不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也不会知道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意味着什么，但他们却敏感地察觉到西力东渐的大潮在与日俱增，所以在严竣的海疆形势面前，清廷的治边政策便由相对宽松而变得日趋严厉。尽管以天下共主自居的清朝统治者，他们对国内藩部和域外属国，以及葡、荷、英、法等海外诸国的统治思想与应对之策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残酷的事实却不断地提示天朝的君主们，用传统的治边政策对待周边弱小的藩部属国，尚可勉强维持，但以之对付日趋成熟的资本主义列强的侵扰，则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在中外冲突和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清廷不断强化海疆治理的力度，其治边政策也由宽严相济、偏之以宽而逐步发展为宽严相济、偏之以严，其具体表现则主要是不断加强海疆的防范与限制措施。
其三，在海疆政策方面，突出了“天子守在四夷”的“守”字。清朝的海疆治理实际上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朝鲜、琉球、安南等沿海属国；二是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台湾、海南、崇明、南澳等沿海岛屿。前者的交往对象主要是毗连中国的弱小邻邦，与之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后者的治理对象除台湾和海南等少数土著民族外，绝大多数是汉人和部分来自世界各地的洋人。这两部分人又有侧重，在乾隆朝以前，清廷以防内为主，即防备不法之人潜聚台湾，为害清廷，或商民出海与外勾结，图谋不轨。乾隆朝以后，则主要是限制不法洋商和防备欧美等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早期来华的殖民主义者人数虽然不多，但对清廷的压力却很大，他们给中国人留下的最初印象更多的是可恶又可惧。这些会驾大舶，会制造和使用先进火炮，通晓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制图学、医学、生物学、解剖学等各种科学知识的西洋人；这些贪婪、凶狠、机敏、狡诈、聪明、自负的异教徒；这些或潜聚于内地，或丛集于海口，不知来自何方的异言异貌的殖民主义者，不能不给天朝的统治者们一种强烈的与日俱增的潜在压力。所以说，康熙皇帝预言“海外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因而提醒国人，“海防为要”，“务须安不忘危”，就绝不是无根之语。其后，雍正皇帝更明确言道：“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乾隆皇帝继位以后，对东南海防亦十分关注，多次诏谕沿海督抚整顿海防，革除积弊，“未雨绸缪”，“防患在于未形”(200)。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对西洋各国是一口通商还是多口通商的问题上，乾隆皇帝最终还是以海防为重，坚决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所以，清廷在海疆方面为什么以守为主，推行一系列闭关自守的政策，原因其实很简单，除了传统治边思想的束缚以外，主要是天朝海防力量的不足，没有一支可以与西方海上力量争雄称霸的军事力量。
毫无疑问，在殖民主义者横行世界的时代，清政府的海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抵制和延缓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但同时也与西方世界相对隔离，拉开了中国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造成了后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三 海防地理学的功绩与局限(201)
所谓海防地理学，是指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领海安全，为防备外来侵略而建立的一种研究海岸、海岛和海域等地理军事利用价值的学科。海防地理学是军事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应属部门军事地理学的范畴。它的研究任务主要是揭示国家沿海地区、海洋、海岛地理环境对于海防安全的影响，分析评价海防地理要素对于海防建设的利弊关系，为海防建设、要塞守卫、军队布防和海洋作战提供理论依据。
（一）清代海防地理学的崛起
由于海防建设的需要，清代前期的学者和军事家总结、继承了明代抗倭海防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沿海的地理军事价值进行了认真分析。他们讨论的内容已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海区地理形势（包括位置、范围和战略地位）进行了初步分析；第二，对于海岸地理特点、岛屿位置在战略战术上的利用价值进行了认真评析；第三，研究了海洋水文要素（海潮）和海洋气候要素（风向、风力）对海洋作战的影响；第四，研究了海口、海港、海道等问题；第五，提出了军事要塞建设的建议；第六，分析了海防战斗主、客形势的变化条件。这些研究成绩成为近现代海防地理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二三百年前关于海防地理的这些认识，尽管比较粗浅，但直到现在读来还感到很有启发性。
清代第一个从事海防地理研究的学者是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顾炎武（1616—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今昆山市）人。他出身于江南望族，青年时期曾加入激烈抨击明末弊政的知识分子社团组织——“复社”，提倡读书务实，留心经世之学。后来他积极参加了归庄领导的抗清军事斗争，失败之后，“其心耿耿未下”，决心“从一而终”，游历北方各省，结交志士，试图恢复明王朝的统治。他认为：“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数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202)，遂隐居华阴。顾炎武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特别擅长经学、音韵学、历史学和地理学。针对明末士大夫空疏不切实际的学风，他强调“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以明道救世为职志，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相结合，树起经世致用旗帜，“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不足为也”(203)。
顾氏治学有一套颇为严谨的考证法，就是“普遍归纳证据，反复批评证据；证据来源一一指出；证据之组合，费尽心思，又参用纸上以外的证据”(204)。顾炎武提倡独创精神，反对盲从和剽窃。他编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就是上述治学宗旨和方法的范例，全祖望对其治学态度和方法给予很高评价。(205)《天下郡国利病书》共120卷，是一部尚未最后定稿便被社会传抄的作品。全书首为舆地山川总论，次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分区，对各地建置、赋役、屯田、水利、军事、边防、海防、关隘等均有较详细的论述。它编辑于明朝灭亡之后，士大夫痛定思痛，内容取舍有一定针对性。该书通行本有三种，一为收入《四部丛刊》三编的顾氏原稿影印本，不分卷；一为四川成都龙万育的道光三年（1823年）刊本，分为120卷，此本错误较多；又有1901年上海图书集成局线装铅印本。
海防是顾炎武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他在沿海各省分卷中辑录了许多明代海防资料，大量珍贵资料得以保存。例如，周弘祖的《海防总论》在其他文献中已很难找到(206)，由于《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收录，才在清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文不仅是清初海防部署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且是清代前期海防地理研究的重要基础。《海防总论》对于杜臻、顾祖禹、陈伦炯等人都有影响，在鸦片战争前后又被辑入严如煜《洋防辑要》卷一和俞昌会的《防海辑要》卷一二之中。杜臻是明朝海防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杜臻，字肇余，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累迁内阁学士，擢吏部侍郎，工部尚书。清军统一台湾后，奉命与内阁学士席柱前往广东、福建巡视，主持开海展界事宜。(207)杜臻与席柱于1683年启程南下广东，自钦州、防城始，沿海由西而东，而北，历7府、3州、29县、6卫、17所、16巡检司、21台城堡寨，还民田28192顷，复业丁口31300；复入福建，自福宁州西分水关开始，遵海以北，历4府、1州、24县、4卫、5所、3巡检司、55关城镇寨，还民田21018顷，复业丁口40800，于次年夏天竣事。“因述其经理大略为《粤闽巡视纪略》，首沿海总图，次粤略三卷，次闽略三卷，次附记台湾、澎湖合为一卷。”(208)在这本书中，杜臻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次巡视活动。这本书收入《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编者评论说：“书中排日记载，凡沿海形势及营伍制度、兵数多寡，缕列甚详。于诸洋列戍控制事宜俱能得其要领。其山水古迹及前人题咏，间为考证，亦可以资博览。盖据所见言之，与摭拾舆记者迥别，颇有合于周爰咨诹之义焉。”(209)巡视粤闽之后，杜臻结合工部侍郎金世鉴、左都御史呀思哈在浙江、江苏巡视情况，写成《海防述略》。“是书胪列沿海险要形势及往来策应诸地，于诸洋列戍哨探事宜亦并及之。”(210)《海防述略》有浙江天一阁藏本，有道光八年（1828年）《学海类编》活字本，有光绪三年（1877年）上海著易堂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铅印本以及《丛书集成初编》本（1991年）。此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廷的海防政策。
从《海防述略》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许多观点与明朝人周弘祖《海防总论》中的思想是一致的，继承关系非常明显。杜氏书中有很多地方袭用了周氏的作品语言。我们把这两种作品放在一起加以对照，发现《海防述略》中的最后一节即《沿海全境》，除了一小段关于季风气候的文字外，其余部分与《海防总论》的开头部分几乎完全一样。可以肯定，杜氏参考了周氏的《海防总论》。此外，《海防述略》与明朝人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同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例如《海防述略》中“广东”一节文字，与郑若曾著《郑开阳杂著》卷一《广东要害论》很近似，“登莱”一节更是脱胎于卷二《登州营守御论》，可以断言，杜臻在写作《海防述略》时，也参考了郑氏之书。(211)这个结论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周氏的《海防总论》与《郑开阳杂著》同样是清初海防布置的重要参考依据。我们指出杜臻海防思想的来源，并不否定《海防述略》本身的思想价值，它仍然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对象。
还要指出的是，周弘祖的《海防总论》与杜臻的《海防述略》中相重复的这段话，又出现在第三位作者名下。在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中有一篇文章，名为《海防篇》，作者署名蔡方炳。蔡方炳，字九霞，号息关，与顾炎武同乡，昆山人。其父蔡懋德是明朝官员，死于明末战乱。蔡方炳“性嗜学，尤留心政治心理，工诗文，兼善篆草，韬晦穷居，尝绘著书图，一时名流，题咏殆遍”(212)。著有《增订广舆记》24卷，《四库全书》存其目。《海防篇》似选自《增订广舆记》，著作年代失考。而从《海防篇》的最后一句话看，写作年代又迟于杜臻的《海防述略》。究竟孰先孰后，存疑待考。
继顾炎武之后，清代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著名学者是顾祖禹。顾祖禹（1631—1692），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宛溪人，学者尊称为宛溪先生。其高祖大栋，明嘉靖年间为光禄丞，为许论捉刀撰《九边图论》。曾祖文耀，万历年间曾奉使九边，父柔谦，著《山居赘论》，认为《明一统志》疏漏，尝思从全国山川形势论述古今战守攻取得失利弊，怀志未就。逝世前嘱祖禹完成其未竟之业。祖禹少承家学，熟谙经史、舆地。明亡之后，隐居著述，终身不仕。从1659年开始，历30余年撰成《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经世致用思想贯彻始终。顾氏十分强调地理研究的军事利用价值。他说：“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其间大经大猷，创守之规，再造之续，孰合孰分，谁强谁弱，帝王卿相之谟谋，奸雄权术之拟议，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无不备载。”(213)因此，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将其列入兵家论著。梁启超也说此书“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而据史迹推论得失成败之故，其性质盖偏于军事地理”(214)。清初福建巡抚吴兴祚对于《读史方舆纪要》及其作者推崇备至，称“宛溪顾子，博洽人也。叹史学之蓁芜，闵经生之固陋，于是方舆纪要作焉。昭时代则稽历史之言，备文学则集百家之说，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215)。顾氏海防地理思想散见于沿海各省论述之中。《读史方舆纪要》130卷刊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龙万育敷文阁本），后有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本，又有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本。
康熙中期还有一位大儒对于明代的海防政策进行过研究，他就是姜宸英（1628—1699）。姜氏，字西溟，号湛园，浙江慈溪（今慈溪市）人。姜氏能诗词，工书法，闳博雅健，与朱彝尊、严绳孙齐名，人称“三布衣”。1689年中进士，授编修，年已70，后因科场案牵连，卒于狱中。(216)姜氏有两篇文章论及他的海防思想，一是《海防总论》，二是《江防总论》，均收入《湛园集》卷四，后来被辑入曹溶的《学海类编》、严如煜的《洋防辑要》、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以及《丛书集成初编》中。
与姜氏同时，粤籍学者屈大均在著作中也谈及广东的海防地理。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又字介子，号莱圃，广东番禺人。清军破广州时遁入空门，行游南北，结交遗民，不久又弃禅归儒。魏耕与郑成功联络，大均与谋。吴三桂反，又一度从其军于湖南，旋以不合辞归，隐居著书。述作甚富，诗名颇盛。《广东新语》是他晚年的笔记作品。是书共有28卷，每卷述一类事物，凡广东之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人物风俗，无不记载。其所以名《广东新语》者，是由于“是书乃广东外志也”。可见该书是《广东通志》的补充作品。作者有反清复明的思想，故书中有借古讽今之寓意。及其去世七八十年后，又受文字狱之难，清廷谕令将其所有著述书版一概焚毁。该书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刻本，有乾隆翻刻本，有中华书局1983年校点本。书中《地语》、《水语》、《舟语》等部分表达了屈大均对广东海防问题的看法。
在清朝前期的海防地理学研究方面，蓝鼎元也是一位重要学者。蓝鼎元（1675—1733），字玉霖，福建漳浦县人，蓝氏少年力学，泛览诸子百家，有志经世，慷慨多大略。1721年随从兄蓝廷珍赴台湾镇压朱一贵起义，“佐廷珍招降、殄孽、绥番黎、抚流民，经营岁余，而举郡平”(217)。鼎元尝论台湾治乱之局，建议增设县治，加强台湾海防建设，以防“日本、荷兰之患”，大吏采以入告，“卒如鼎元议”。后以知县分发广东普宁，对潮州的海防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著有《鹿洲初集》等多种，《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说：“鼎元喜讲学，又喜讲经济，于时事最为留心。集中如论闽粤黔诸省形势及攻剿台湾事宜，皆言之凿凿，得诸阅历，非纸上空谈之比。”(218)关于海防地理的研究，主要有《潮州海防图说》、《论南洋事宜书》等文。
康熙、雍正之际，武英殿大学士张鹏翮也参与了江南海防问题的讨论。张鹏翮（1649—1725），字运青，湖北麻城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由庶吉士改主事，累迁郎中，出任苏州知府，迁河东运使，擢通政使。1689年由大理寺少卿出任浙江巡抚，寻以兵部侍郎视察江南，升迁尚书、两江总督等。1723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卒时，以边防、江防、海防三事遗奏。著有《奉使俄罗斯行程录》、《河防志》等。(219)他的海防思想见于《江防述略》等文。
清代海防地理研究由顾炎武开其端，杜臻、顾祖禹、姜宸英、蓝鼎元、张鹏翮等人继其后，至陈伦炯又有重要发展。陈伦炯（？—1751），字资斋，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其父陈昂（1649—1718），字英士，青年时期是个海商，非常熟悉沿海的岛屿形势和海上气候。1682年曾跟随施琅进攻澎湖、台湾，因功受苏州城守营游击。(220)施琅担心郑氏后人逃亡海外，为消除不安定因素，派遣陈昂出海查访郑氏后人踪迹。陈伦炯随父在海外游历了5年，虽未查访到郑氏后人踪迹，却意外地掌握了海国的许多情报，目睹了世界正经历的重大变化。归国之后，陈昂升为碣石镇总兵，旋擢广东右翼副都统。他在病危时仍念念不忘祖国海防安全，令其子伦炯代上遗折，提醒清廷警惕以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为代表的殖民强盗的入侵。他说：“红毛一种奸宄莫测，其中有英圭黎（英国）、干丝腊（西班牙）、和兰西（法国）、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唯有和兰西一族凶狠异常，且澳门一种是其同派，熟悉广省情形。请敕督、抚、关差诸臣设法防备，或于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入口，或另设一所，关束彝人，每年不许多船并集，只许轮流贸易。”(221)又说，“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立坛）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饬早为禁绝”(222)。陈昂提出的防御措施尽管比较消极，而要求清政府“设法防备”，“早为禁绝”，可谓未雨绸缪，不失为先见之明。清廷虽下令查禁天主教，但对加强军事防御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但令沿海将吏昼夜防卫，寝昂议”(223)。中国丧失了一次主动了解外国，走向世界的宝贵机会。
陈伦炯在其父亲直接影响下，十分关心祖国的海防安全，“尤留心外国夷情土俗及洋面针更、港道”(224)。青年时期鉴于明朝中后期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曾跟随其父到日本进行调查研究。陈昂死后，伦炯袭荫，得充三等侍卫，受到康熙帝的赏识，“尝召询互市诸国事，对悉与图籍合”(225)。1721年特别授予台湾南路参将，雍正初擢台湾总兵，移镇高、雷、廉等海防要塞，坐事降台湾副将，复授总兵，历江南苏、淞、狼山诸镇，擢浙江提督。由于受其父亲和康熙皇帝的影响，伦炯一生关心海防安全，研究沿海地理，收集海国情报。每遇西方商人，“询其国俗，考其图籍，合诸先帝所图示指画，毫发不爽，乃按中国沿海形势，外洋诸国疆域相错，人风物产，商贾贸迁之所，备为图志”，撰成《海国闻见录》一书。著述目的十分明确，“盖所以志圣祖仁皇帝及先公之教于不忘，又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扼塞，经商者知备风潮，警寇掠，亦所以广我皇上保民恤商之德意也”(226)。
《海国闻见录》成书于1730年，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篇目为：《天下沿海形势录》，主要记述我国沿海地理形势；《东洋记》，记述日本、朝鲜和琉球；《东南洋记》，主要记述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及巽他群岛；《小西洋记》，主要记述南亚、西亚和中亚诸国地理风情；《大西洋记》，记非洲、欧洲的主要国家；《昆仑》，记南海之昆仑岛。下卷6幅地图为：《四海总图》（东半球图）、《沿海全图》（中国沿海地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书中记录了丰富的人文、自然地理资料。《四库全书》的编者对它有比较公允的评价。“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番民风、物产，一一备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证，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227)此书有乾隆刻本，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选入《昭代丛书·戊集》、《艺海珠尘·石集》以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书，部分内容被编入《海国图志》、《防海辑要》，近人李长傅对此书进行了校注整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
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威胁越来越大，面对西方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留心观察海外形势，他们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印光任、张汝霖、王大海、谢清高、杨炳南、萧令裕等。
印光任，江苏宝山县人。雍正时期举孝廉方正，发广东以知县用。初署高州石城县，实授广宁，再调东莞，妥当处理了英国兵船进入澳门事件，受到清廷器重，以其为首任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驻扎前山寨。前山寨距澳门三里许，筑城凿池，成为重镇。在任时处理了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中国海域互相劫夺商船事件。后来升任南澳军民同知。他对澳门周围的地理形势颇有研究，“于诸夷种类支派，某弱某强，某狡某愚”较为了解。草创《澳门记略》，由继任张汝霖加以增损完成。张汝霖，江苏宣城人，由知县升任澳门同知。“霖以他族逼处也，蒿目忧之，时时见诸吟咏。”《澳门记略》凡2卷，上卷2篇，即《形势篇》与《官守篇》；下卷为《澳蕃篇》。该书辑入《四库全书》，后来有各种刻本。
王大海，字碧卿，福建漳州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应试落第，灰心仕途，漫游南洋，周历荷兰属地爪哇等处，数年之后，返归故里，著《海岛逸志》，刊于1806年。此后有多种翻刻本，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有英译本在上海刊行。该书共6卷，书中对爪哇及其附近岛屿的山川形势、物产名胜及华侨生活情况作了较详细记载，同时论及英国、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入该地区的状况。作者亲历之地似乎没有超越南洋群岛，对欧洲国家的介绍几乎全系耳闻。书中比较珍贵的地方是介绍了西方科技情况，诸如关于火轮船、兵船、千里镜的介绍，令人耳目一新，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进了一步。《海岛逸志》在鸦片战争后引起社会重视，被辑入《海国图志》、《海外番夷录》等书中。
谢清高（1765—1821）系广东嘉应（今梅州）人。早岁随商家走海南，不幸遇到风暴袭击，船沉于海，被路过的外国商船救起，遂跟随外商在东西洋漂泊了14年，31岁时患眼疾而瞽，“不能复治生产，流寓澳门，为通译以自给”。1820年春，杨炳南等二人在澳门遇见谢清高。谢氏谈及在海外的游历，请炳南笔录，“以为平生阅历得借以传，死且不朽”(228)。杨氏遂根据谢氏口述，逐条记录而成《海录》。此书不分卷，约有2．4万字，大致以国名为条目，刊刻于1824年。“徐松龛中丞作《瀛环志略》，魏默深刺史作《海国图志》，多采其说。”(229)王蕴香亦将其辑入《海外番夷录》，后来又被收入《舟车所至》、《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以及《丛书集成》。此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将口述者亲历之地的政治、宗教、风俗、物产比较详细地记录下来，文化资料价值颇高。《海录》对英、法、普、奥、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美利坚等国均有记述，虽因其知识限制，内容简略，也不具有《海国闻见录》作者那样的战略眼光，但毕竟为嘉庆、道光时期国人最早本于实地见闻的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其列入海防史参考资料。
在此附带指出的是，谢清高的口述，又有嘉应名士吴兰修的笔录，名为《海国纪闻》。著名的舆地学者李兆洛为之序(230)，他说：“清高所言与古籍所载或合或不合，或影响相似，古来著书者大抵得之于传闻，未必如清高之身历，而清高不知书，同乎古者不能证也，异乎古者不能辨也。”因检诸史册有关海国记载，辑录下来，请吴兰修邀请谢氏予以核正。而清高遽死，“欲求如清高者而问之则不复可得也”(231)。在这种情况下，李兆洛于船中只作了一些文字修改，题名曰《海国纪闻》，交给吴兰修。这一记录本似已刊刻，流传不多。
萧令裕，字枚生，亦作楳生，江苏清河人。好经世之学，与包世臣、魏源、姚莹是好友。曾为两广总督阮元幕宾，兼办粤海关事务。萧令裕对英国殖民者在东南亚的侵略以及广州外商不断滋事，深怀隐忧。道光六年致书友人，谓“十年之后，患必及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于今日”(232)。眼光之犀利，由此可见。著有《记英吉利》及《粤东市舶论》，均被辑入《海国图志》。他是道光前期专门研究英国文化知识的重要学者之一。
（二）海防地理研究的功绩与局限
综而言之，在清代前期，我国出现了一批关心海防安危、潜心研究海防地理的著名学者。他们不仅详细分析了海岸、海岛以及海区的地理形势，而且重点讨论了海口、海港、海道的军事、经济利用价值。他们不仅关注着祖国的海上航线和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国际交通，而且初步探讨了海洋气候、海洋水文对海洋作战的影响。他们不仅关心着祖国海疆的安危，而且观察到了世界形势的变化，感受到了西方的冲击，呼吁人们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保持警惕。他们研究的内容已经涉及当代海防地理学的各个方面。这些讨论内容，为当时的海防军队的部署与调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有些认识在今天看来还很有参考价值。
首先，他们非常重视沿海岛屿在国家海防地理中的战略位置，一致认识到了台湾、海南、崇明、南澳、澎湖群岛、舟山群岛、庙岛群岛对祖国大陆所起的“门户”、“屏翰”、“外护”以及交通枢纽作用，与明朝人“弃海岛而不守”的海防线内缩方案相比，清代加强了海岛防御，这是一个历史进步。他们强调主要河流入海口的军事价值，一致认识到了珠江、钱塘江、长江入海口的“咽喉”、“锁钥”地位，要求重兵设防，保护内河航运以及出海安全，这是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第二，他们在讨论海防地理形势时，从不同角度接触到了对中国海域实行战略控制的问题。例如，蓝鼎元的海运与海防相结合的思想十分珍贵，他主张发展我国的海洋运输能力，以解决南粮北调困难，减缓漕运压力，并通过保护海洋运输船队，巡航海上交通要道，控制海面安全，以提高水师的海洋作战能力，建立一支“甲于天下”的“海督水师”，“使京东有万里金汤之势”的设想，很有创见。另外，张鹏翮要求建立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主张通过主动攻击把来犯之敌合围消灭在海上，与单纯强调岸防相比，这是比较积极的海防思想。
第三，他们对沿海地理形势进行的分析，基本适应了帆船时代维持沿海治安的需要，为守兵的合理布防，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理论根据。清代前期大多数年代沿海社会秩序相对比较安定，与清军对于要塞的有效控制有着紧密联系。
清代前期关于海防地理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和很大局限性。
第一，他们多数人的视野、观念局限于中国海岸海岛，一直把海盗或外国小股武装作为海防的主要对象，对于周边岛国以外的世界了解很少，缺乏研究兴趣。另外，他们对于保护海外贸易和交通要道安全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这些思想局限性，不能不影响到国家的海洋政策和海防战略，从而又影响到海防军事力量的配置结构以及发展方向等一系列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政策。
第二，他们强调每一个要塞的战略价值，要求分兵把守，相对忽视了建立强大的海军，实施大规模海上机动作战的军事意义。著名的海权理论家马汉曾经指出：“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233)清代前期水师力量的分散布置与其重点海防对象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海防地理研究者强调处处设防有关。这种兵力分散布置的弱点在鸦片战争时充分暴露出来。
第三，清代前期海防地理学者看到了东南亚国家被侵略、被奴役的情况，有人已经敏锐意识到西方殖民侵略的危险正在逼近，呼吁加强海防建设。多数论者对于来自西方的威胁认识还相当模糊，有的感觉甚至是错误的。他们虽看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优势，但认为大型海船利于海面，而不利于陆地，只要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使敌舰失其所长，完全可以打败西方侵略者。正确估价敌我力量优劣对比，分析地理条件利弊得失，都是必要的。而过于迷信地利优势，模糊了对敌方的认识，不利于自身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反击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清军将领在鸦片战争前的盲目自信与战后迷惘愧悔在此似乎可以得到部分诠释。
【注释】
(1)此部分内容参见黄顺力：《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58—140页。
(2)《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
(3)参见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4)《元史·本纪第十·世祖七》，第204页。
(5)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二《土贡考》。
(6)《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7)《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
(8)张彬村：《十六——十八世纪中国海贸思想的演进》，《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二辑，台北中研院1987年版，第39页。
(9)《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记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渔。”
(10)《福建通志》（乾隆朝）卷六六《杂记》。
(11)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12)《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一月甲子。
(13)《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
(14)《皇明世法录》卷三《明太祖高皇帝宝训》，第43页。
(15)周忱：《舆行在户部诸公书》，见《昭代经济言》卷二。
(16)《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17)《明史·志》第六七《兵三》，第2243页。
(18)《皇明世法录》卷六《明太祖高皇帝宝训》，第30—31页。
(19)《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20)《明史·列传》第九三《朱纨》，第5403页。
(21)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八《刘平章神道碑》。
(22)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五六《劫诱穷黩之失》。
(23)《元史·志》第四二《食货一》，第2364页。
(24)《元史·志》第四一下《百官八》，第2337页。
(25)《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第843页。
(26)《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辛未。
(27)《明太祖实录》卷三四。
(28)《明太祖实录》卷一○五，洪武九年四月甲申。
(29)《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四，洪武十三年十一月丙戌。
(30)《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八，洪武十四年七月戊戌。
(31)《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八，洪武十四年七月戊戌。
(32)《明史·志》第五五《食货三》，第1915页。
(33)《明史·志》第六一《河渠三》，第2077页。
(34)《明史·本纪》第六《成祖二》，第79—80页。
(35)《明史·列传》第一八《张赫》，第3832页。
(36)参见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7)《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第839页。
(38)《明史·志》第六七《兵三》，第2243页。
(39)《宋史·本纪》第二四《高宗一》，第448页。
(40)《宋史·本纪》第二六《高宗三》，第481页。
(41)《宋史·本纪》第三三《孝宗一》，第629页。
(42)《元史·本纪》第一五《世祖十二》，第320页。
(43)《元史·志》第四七《兵二》，第2544页。
(44)《明史·志》第六五《兵一》，第2175页。
(45)《明史·志》第六六《兵二》，第2193页。
(46)《明史·志》第六六《兵二》，第2196页。
(47)《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48)《明史·志》第六七《兵三》，第2243页。
(49)《明史·志》第六七《兵三》，第2243页。
(5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一。
(51)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市籴考》。
(5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三》。
(5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三》。
(54)《明太祖实录》卷五七，洪武三年冬十月丁巳。
(55)《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秋七月辛未。
(56)《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洪武十七年正月丁巳。
(57)《明成祖实录》卷二四，永乐元年十月甲戌。
(58)《明成祖实录》卷一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
(59)《明成祖实录》卷二二。
(60)《明宪宗实录》卷一二○。
(61)邹缉：《奉天殿灾疏》，《皇明文衡·卷六·奏议》。
(6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
(63)《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九月辛未。
(64)《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月甲子。
(65)《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66)《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五，洪武十二年闰五月甲戌。
(67)《明皇祖训·箴戒章》。
(68)《明皇祖训·四夷》
(69)《明史·西域传四》卷三三二《列传》，第220页。
(70)《明成祖实录》卷一二七。
(71)《明成祖实录》卷十上。
(72)《明仁宗实录》卷五下。
(73)《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
(74)《明成祖实录》卷十上。
(75)参见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六》。
(76)《明史·志》第五四《食货二》，第1895页。
(77)《明成祖实录》卷二四。
(7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第1443页。
(79)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老卒回易》。
(80)苏轼：《东坡奏议》卷六《论高丽进奉状》。
(81)参阅李金明、廖大珂著：《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82)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83)《宋史》卷四七《瀛国公本纪》，第942页。
(84)《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第4566页。(www.xing528.com)
(85)《明宣宗实录》卷八三，宣德六年九月王申。
(86)《明宣宗实录》卷七八。
(8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五《福建五》。
(88)《明宣宗实录》卷八七，宣宗七年二月庚寅。
(89)《明史·列传》第九三《朱纨》，第5404页。
(90)《明史·列传》第九三《朱纨》，第5405页。
(91)参见《福宁府志·艺文记》卷三九。
(92)（嘉庆）《同安县志·征抚》卷九。
(93)《明史·列传》第一○○《戚继光》，第5611页。
(94)俞大猷为福建晋江人，戚继光为山东蓬莱人。他们的故乡均濒海。
(95)俞大猷：《正气堂集》卷首《功行纪》。
(96)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七《请多备兵铳》。
(97)戚继光：《纪效新书》卷一。
(98)《俞大猷年谱》，第二册，泉州历史研究会1984年版，第17页。
(99)俞大猷：《正气堂集》卷首《功行纪》。
(100)俞大猷：《洗海近事》卷三下《又与熊镜湖书》。
(101)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五《议以福建楼船击倭》。
(102)俞大猷：《正气堂集》卷首《功行记》。
(103)俞大猷：《正气堂集》卷六《上张冬沙书》。
(104)《俞大猷年谱》，第二册，泉州历史研究会1984年版，第17页。
(105)《筹海图编》卷一二《经略·御海洋》。
(106)《筹海图编》卷一二《御海洋》。
(107)《筹海图编》卷一二《御海洋》。
(108)《筹海图编》卷六《直隶事宜》。
(109)《俞大猷年谱》第二册，泉州历史研究会1984年版，第39页。
(110)《筹海图编》卷一二《御海洋》。
(111)《俞大猷年谱》第二册，泉州历史研究会1984年版，第39页。
(112)《筹海图编》卷一二《经略·固海岸》。
(113)《筹海图编》卷一二《经略·固海岸》。
(114)《筹海图编》卷一二《经略·固海岸》。
(115)郑若曾：《筹海图编·序》。
(116)《明经世文编》卷二七○《御倭杂著》。
(117)《筹海图编》卷一二《御海洋》。
(118)《筹海图编》卷一二《御海洋》。
(119)《明经世文编》卷二七○《御倭杂著》。
(120)《明经世文编》卷二六七《胡少保海防论》。
(121)《筹海图编》卷一二《御海洋》。
(122)《筹海图编》卷一二《御海洋》。
(123)《筹海图编》卷一二《御海洋》。
(124)《筹海图编》卷一二《御海洋》。
(125)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126)《筹海图编》卷一一《叙寇原》。
(127)《明史·武备志·海防七》。
(128)唐顺之：《唐荆川家藏集二》，《明经世文编》卷二六○。
(129)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73页。
(130)参见马精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0页。
(131)熊禾：《勿轩集》卷七《上致用院李同知书》。
(132)吴海：《闻过斋集》卷三○《知止轩记》。
(13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5页。
(134)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135)《筹海图编》卷一一《叙寇原》。
(136)《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二《屠侍御奏疏》。
(137)《筹海图编》卷一一《叙寇原》。
(138)明代“海寇”，大体有海商因“禁海”被逼为寇者，也有受官府欺压，冤抑难伸，愤而下海为寇者，还有功名未成，失志而沦为寇者……但就总体而言，因走私犯禁而被视为“海寇”的民间海商当不在少数。关于此问题可参阅林仁川著《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王守稼著《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39)《明成祖实录》卷二六。
(1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8页。
(14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五·福建五》。
(142)《明宪宗实录》卷七八，成化六年四月乙丑。
(143)《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八年八月庚寅。
(144)《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福建》。
(145)《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福建》。
(14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福建》。
(147)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四。
(148)许孚远：《敬和堂集》，《明经世文编》卷四○○。
(149)许孚远：《敬和堂集》，《明经世文编》卷四○○。
(150)范表：《玩鹿亭稿》卷五。
(151)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四。
(152)沈云：《台湾郑氏始末》。
(153)连横：《台湾通史》卷二九《颜思齐、郑芝龙列传》。
(154)彭孙贻：《靖海志》卷一。
(155)乾隆《海澄县志》卷一五《风土》。
(15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广东》。
(157)洪朝选：《洪芳洲先生摘稿》卷四《瓶台潭侯平寇碑》。
(158)董毂：《碧里杂存》下卷《盐邑志林·卷三九》，第8—10页。
(159)王忬：《王司马奏疏·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
(160)《谭襄敏公奏议》卷二。
(161)许孚远：《敬和堂集》，《明经世文编》卷四○○。
(162)《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二，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乙亥。
(163)《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二，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乙亥。
(164)徐光启：《徐文定公集》，《明经世文编》卷四九一。
(165)连横：《台湾通史》卷二九《颜思齐、郑芝龙列传》。
(166)《海寇刘香残稿》，见《明清史料》，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本。
(167)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二。
(168)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二。
(169)“福建巡抚许世昌残题本”，《明清史料》已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本。
(170)《从征实录》，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87页。
(171)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前言），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72)此部分内容参见王宏斌：《清代前期的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6页。
(17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
(174)王胜时：《漫游纪略》卷三，进步书局，《粤游》。
(175)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
(176)《清史稿》卷二五二《李之芳传》，第9715—9719页。
(177)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178)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167页。
(179)周有德，汉军镶红旗人。史载其在两广总督任上，不惮为民请命，要求开海禁，“于是百姓咸乐更生”。见《碑传集》卷六三《周有德传》。
(180)范承谟：《条陈闽省利害疏》，《范忠贞（承谟）集》（见《四库全书》集部二五三，第1314册）卷三，第54—55页。又见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212页。
(181)范承谟，字觐公，汉军镶黄旗人，清大学士范文程次子。顺治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弘文院编修，官至福建总督。“三藩之乱”时，被耿精忠囚杀。范承谟的《条陈闽省利害疏》写于1673年8月。戴震在《范忠贞（承谟）传》中说：“福建边疆重地，海氛未靖，加承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福建军务。……时康熙十二年七月也。承谟至闽疏言，闽人活计非耕即渔，自禁海以来，徙边海之民居内，以台寨为界，民田废弃二万余顷，亏减正供至二十余万，请听民沿边采捕，十取一以充渔课，其所入接军饷。”（《碑传集》卷一一九）
(182)慕天颜：《请开海禁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户政》一《理财》上，第39—41页。
(183)慕天颜：《请开海禁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户政》一《理财》上，第39—41页。
(184)参阅成少森、叶川主编：《西方文化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792页。
(185)参阅成少森、叶川主编：《西方文化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792页。
(186)慕天颜：《请开海禁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户政》一《理财》上，第39—41页。
(187)慕天颜：《请开海禁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户政》一《理财》上，第39—41页。
(188)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初集》卷三。
(189)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初集》卷三。
(190)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初集》卷三。
(191)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初集》卷三。
(192)庄亨阳：《禁洋私议》，《重纂福建通志》卷八七《海禁》。
(193)《闽浙总督满保奏陈严禁商船出洋贸易折》，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朱批汉文奏折汇编》第5册，第298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94)此部分内容参见何瑜：《清代海疆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博士论文，第91—96页。
(195)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9—60页。
(196)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页。
(197)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页。
(198)《清宣宗实录》卷一四九。
(199)《清宣宗实录》卷二五五。
(200)《海防备览》卷五，《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三。
(201)此部分内容参见王宏斌：《清代前期的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191页，第265—267页。
(202)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嘉庆九年刻本，《亭林先生神道表》，参见汪兆镛《碑传集三编》卷一三○《顾先生炎武神道表》。
(203)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嘉庆九年刻本，《亭林先生神道表》，参见汪兆镛《碑传集三编》卷一三○《顾先生炎武神道表》。
(204)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页。
(205)全祖望评论说：“（顾炎武）于书无所不窥，尤留心经世之学，其时四国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致败坏。自崇祯己卯（1639年）后，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钞之类，有关于民生之利害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国利病书》。”又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隘塞，即呼老兵退卒询问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顾先生炎武神道表》，《碑传集》卷一三○）
(206)周弘祖，湖北麻城人，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曾任福建提学使，官至南京光禄寺卿，坐朱衣谒陵，免官。事迹详见《明史》卷二一五《列传》一○三。
(207)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一，孔氏岳雪楼钞本，无刊刻时间。
(208)《清史稿》卷二六八《杜臻传》，第9984—9985页。
(20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八《史部·传记类》，第1294页。
(210)《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五《史部·地理类》，第593页。
(211)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江苏昆山人，明嘉靖初贡生，曾师事魏校、王守仁，与归有光、唐顺之过从甚密，互相切磋学问。为胡宗宪幕僚，佐平倭寇，对于沿海地理军事形势有深入研究。《四库全书》编者在提要中评论《郑开阳杂著》说：“江防、海防形势皆所目击，日本诸考皆咨访考究，得其实据，非剽掇史传以成书，与书生纸上之谈，固有殊焉。”（《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郑开阳杂著提要》）
(212)《清史列传》卷七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96页。
(21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凡例，中华书局1955年版。
(21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94页。
(215)吴兴祚：《读史方舆纪要序》，《读史方舆纪要》卷首。
(216)全祖望：《翰林院编修姜先生宸英墓表》；方苞：《记姜西溟遗言》。这两篇文章均载于《碑传集》卷四七，第1—3页。
(217)陈梦林：《蓝鼎元传》，《碑传集》卷一○○，第6—8页。
(218)《四库全书》集部七，别集六，第1327册。
(219)彭端淑：《张文端公鹏翮传》，《碑传集》卷二二，第2—5页。
(220)“施琅统诸军进战，求习于海道者，公（陈昂）入见，时制府（姚启圣）以水战宜乘上风。公独谓，北风剽劲，非人力可挽，船不得成艘，不若南风解散，或按队而进，施意合，遂参机密”。（方苞：《广东副都统陈公昂墓志铭》，《碑传集》卷一五）
(221)《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
(222)蒋良骥：《东华录》卷二三，第374页。
(223)《清史稿》卷二八四《陈昂传》。
(224)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自序》，《昭代丛书》本。
(225)《清史稿》卷二八四《陈伦炯传》。
(226)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自序》。
(2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一《史部·地理类》，第1550—1551页。
(228)杨炳南：《海录·序》，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29)谢云龙：《重刻海录序》，《嘉应州志》卷二九《艺文》。按：《海录》按其著述性质不能归类为海防史地著作，但由于它提供的海外地理资料引起了关心海防建设人士的高度重视，此处予以收录。
(230)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号养一老人，江苏阳湖人。1805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出知安徽风台，前后七载。丁忧归里，以著书讲学自娱。著有《西洋奇器述》、《养一斋文集》、《大清一统舆地图》等；辑有《海国集览》，未见刊本。
(231)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一，第23—24页。
(232)包世臣：《答萧枚生书》，《安吴四种》卷三五，光绪十四年（1888年）刻本，《齐民四术》卷一一，第1—2页。
(233)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Sampson Low London，1890，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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