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从建立之初，便遇到了倭寇来自海上的入侵。15世纪以后，随着倭寇大规模窜犯中国东南沿海，江、浙、闽、粤各省不断发生大规模海盗抢劫和烧杀事件。七八年间破城池10余座，掠子女财帛数百万，官军吏民战死者不下10余万。一时间天下骚动，百姓惊恐。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也在此前后开始向东方大肆扩张，占据各岛口岸，建立码头，控制海上贸易。葡萄牙、荷兰殖民者还占领了珠江口的屯门、双屿、月港、澳门、台湾等地，与中国军队数次交战，海疆危机日趋严重。明朝的边防政策不得不由主要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变为同时要对付来自海上和陆上的双重威胁，对万里海疆的防卫日益显示出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令人遗憾的是，明朝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却没有及时改变自己的落后观念，采取积极的海疆经营政策，因而使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逐渐落伍，最终给海疆防卫造成无可挽回的消极影响。
一 明代海上安全与海防体制的建设
明朝初年，中国虽然遇到来自倭寇的骚扰，但其侵扰尚未构成严重的海防危机，朱元璋为此所采取的种种“海禁”措施以及因此所建立的明代海防体制，主要是为了维护以闭关自守为核心的封建国家战略目标。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一方面仍继承了太祖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另一方面却派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由军队唱主角，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经营海外的远洋航行。但这一带有积极进取倾向的海上大规模行动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流星般转瞬即逝。到明代嘉靖年间，当小股倭寇与沿海“盗贼”相结合的袭扰活动已经演变成大规模的海上武装劫掠和走私活动，西方殖民者也开始叩响中国大门的时候，明朝君臣的思想却大都停留在执行祖宗之法，强调“海禁”上面，而明初所建立的沿海防御体系至此已是千疮百孔，难以抵御侵略者的进攻。俞大猷、郑若曾、胡宗宪和戚继光等人在进行激烈的抗倭斗争的同时，对重建明代海防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
（一）明初海防体制的建立
在明朝统治者看来，其海上安全形势从开国伊始就十分严重。当时日本正处于封建诸侯割据混战时期，许多溃兵败将逃往海上，伙同不法商人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被朱元璋击灭的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部的残余分子则与他们勾结起来。其侵扰地区从山东沿海扩展到南直隶的苏州、崇明以及浙江、福建、广东的一些沿海州县，所到之处，杀掠居民，劫夺财货，“沿海之地患之”(15)。为此，朱元璋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对日本宣示睦邻相处的良好意愿，同时在外交上对倭寇袭扰中国沿海提出警告。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朱元璋派行人杨载携诏书前往日本，告知其建明称帝之事，同时也向日本王室说明，近年来倭寇数次掠夺中国山东沿海，如果这种情形继续延续下去，明朝“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16)。
二是在中国沿海实行“海禁”。朱元璋在位时期，曾多次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7)；同时又在国内市场上禁止出售外国商品，“禁民间用番香、番货”，从货物来源和销售渠道上彻底禁绝海外商品交易，并特别指出这是因为“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18)的缘故。为了严格执行“海禁”，还下令迁徙沿海岛屿上的居民到大陆，禁止渔民下海捕鱼；对擅自打造三桅以上的航海大船，卖于外国人图利者，为首的要处斩，从犯发往边卫充军。
三是在北起鸭绿江，南至与越南交界处的辽阔海疆，建立起一个“陆聚步兵，水具战舰”(19)的陆上坚守与近海巡剿相结合的海防体系。这是朱元璋应对当时海上安全形势所采取的最有效措施，其工程量也相当浩大。它主要包括以下4项措施：
其一，在沿海地区设置卫所，修筑城寨及烽堠、墩台。朱元璋先后派李文忠、汤和、周德兴等人到沿海地区分别筑城设卫。如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李文忠奏请在浙江设立了钱塘、海宁、杭州、严州、崇德、德清、金华7卫及衢州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九年（1386年），汤和又到浙江筑城59座。洪武二十年（1387年）四月，周德兴在福建增建卫所，到第二年的冬天，已建成的卫所有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等5个，千户所有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六鳌、铜山、玄钟等12个。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一月，明朝又在山东沿海设立莱州卫、宁海卫，分别统辖8个海防总寨和5个海防总寨。总计在洪武年间共设立57卫、89个千户所。其中辽东8卫，千户所1；北直隶千户所1；山东10卫，千户所5；南直隶（含沿江卫所）9卫，千户所10；浙江11卫，千户所30；福建11卫，千户所13；广东8卫，千户所29。另有巡检司200余，防海城、堡、寨及烽堠、墩台等1000余处。这些卫所分布在中国沿海各大小海口、岛屿的要点上，连绵而成明代的海防长城。
其二，充实沿海卫、所兵力。为了充实沿海各地星罗棋布的海防据点，明朝统治者采取各种办法增加其兵力员额。一种办法是把战败的方国珍、张士诚部降众编入沿海卫所，将曾经反抗过朱元璋的兰秀山之民编配到各个沿海卫所充军。另一种办法就是在沿海百姓中“籍民为军”。如赵庸把广州城附近海岛上居无定所的蜑户万余人编到卫所里当水军。周德兴在福建时，以当地百姓“三丁抽一”的方式，为沿海各大小水寨征集兵员。
其三，增造战船。为了把沿海各海防据点连成一道海防线，就需要组建能够出海巡剿的水军力量，造船则成为建立沿海水军的当务之急。朱元璋最初设立24卫水军时，就为其配备各类战船1200艘。海上倭患加剧后，他又命浙江、福建濒海9卫增造海舟660艘，以后频频下令建造多橹快船。到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沿海各卫每百户所和巡检司基本上配备有战船两艘。
其四，建立统一指挥与分区守备、机动巡剿与近岸歼敌相结合的海防体制。明初在沿海卫所屯聚兵力，但其卫所并不一定位于海防作战的最佳地点。为此，朱元璋根据汤和、周德兴等人的建议，在沿海岛屿和海岸线的突出部建立水寨，作为监视海面和停泊巡逻战船之地。以福建为例，周德兴先后在泉州的浯屿、兴化的南日岛、福宁州的烽火门、福州的小埕、漳州的铜山（今东山岛）建立5座水寨。每寨拥有一队或几队战船，每艘战船编配100名旗军。由于水寨只是作战、巡逻基地，没有固定员额编制，其兵力、战船都要由附近的卫所派出。以福建南日岛水寨为例，它的战船由兴化卫派来9艘，平海卫派出10艘，泉州卫派出10艘，总计29艘。至于上述水寨战船如何加强联防，时人建议：“铜山而北至担屿，以会浯屿；浯屿会南日于平海；南日会小埕于南交；小埕会烽火于西洋；烽火出北浦门以会温之金盘，而南下亦如之，此其大势也。视寇之所在而总兵赴之——贼在温而镇烽火，贼在潮而镇铜山，御不使入，此定策也。”(20)福建各水寨战船的巡逻海区北至浙江平阳嘴，南至广东南澳岛，并定期与浙江、广东水军会哨，演练阵法。在此基础上，朱元璋还指定了统一指挥沿海各卫所的将领，并且组建了一支机动的巡海水军。洪武七年（1374年），他任命吴祯为总兵、于显为副总兵，统领广洋、江阴、横海、水军等4卫水军，并节制沿海各卫所军队。其远洋船队追击倭寇于琉球大洋，缴获许多倭船。随后将春季水军舟师出海，分路防倭，秋季返回各卫所作为一种制度稳定下来。
明初海防体制的建立对抑制倭患的蔓延产生了较明显的效果。
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对朱元璋历经数十年建立起来的海防体制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一方面，他将洪武年间主要是在南直隶、江浙、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建立的海防线向北方延伸。为此，他在山东半岛沿海设立即墨（永乐二年即1404年设）、登州（永乐七年即1409年设）等海防守备营，下属24个卫所，统归备倭都司管辖；又在渤海湾沿岸设立抚宁、天津等卫（宣德年间增设广宁中、右等千户所）；任命辽东总兵官指挥沿海卫所加强辽东半岛的防守；在黑龙江下游设立奴儿干都司，管辖日本海沿岸、库页岛及其他沿海岛屿的防务。至此，一个完整绵密的明代海疆防御体系基本形成。另一方面，朱棣下令在沿海各地增筑烟墩城堡，增配火铳战船。比如永乐二年（1404年）七月，在浙江定海卫的新塘增筑烟墩，第二年又在霩衢修千户所城；永乐十年（1412年）在位于长江口的嘉定青浦堆土建烽堠；永乐十四年（1416年）在旅顺的望海埚、左眼、右眼、三手山、西少州、山头、爪牙山等地修建敌台、营垒；永乐十五年（1417年）十二月，在浙江的海宁、金乡、松门、海门、昌国、定海等卫，增建72处烽堠。此外，还建造了大量战船，配备给沿海沿江卫所，以满足近海巡逻及出海剿捕倭寇的需要。在兵力配备上，先是以李彬统兵赴广东等处镇守；又任命王友、郭义率“师往海道巡哨，如遇寇贼，就行剿捕”(21)。永乐六年（1408年）进一步充实南方沿海兵力，以李彬统兵负责淮安（今属江苏）至沙门岛（即长岛庙岛，今山东长岛县）沿海防务，罗文等率兵至苏州备倭，姜清、张真、李珪、杨衍等各率兵5000人、海船50艘在广东、福建海域备倭，上述各部统归李彬节制。
明朝水军把积极出海巡捕与坚守沿海卫所结合起来，并派使者赴日本，联合日本政府剿捕倭寇、海盗，很快见效。经过白山岛，青州中灵山，浙江的松门、金乡、平阳以及旅顺望海埚等几次大小战役，严惩了来犯的倭寇，震慑了敌人。史载：“自是倭大惧，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朝廷阅数年一令大臣巡警而已。”(22)
不过，朱棣在海防方面最激动人心之举，却是组建大规模远洋舰队，由郑和率领多次远赴西洋。虽然这些航海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对外关系和海外朝贡贸易，但它是由军队唱主角，在战略上有建威销萌的威慑作用，提高了明朝在南洋诸国的威望。同时，在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歼灭了盘踞巨港（即邻巴旁）的海盗集团头目陈祖义，维护了南海交通枢纽巨港的安定，明朝还在该港设立了宣慰使司；击败了宽纵海盗、袭击宝船又与邻国不和的锡兰国王亚烈若奈儿；擒获了阴谋篡位并发兵袭击宝船的苏门答腊的苏干剌等，铲除这些作乱势力，实际上起到了维护海上交通线的重要作用。郑和率领的各舰上水手和用于陆战的士兵是严格按照作战需要配备的，工匠、医官等后勤保障人员也一应俱全，此外各船上还配备了大发
、大佛朗机、碗口铳、喷筒、鸟嘴铳等火器及砍刀、标枪、藤牌等冷兵器，在漫长的航海及海外作战过程中，舰队官兵的航行、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三）明中后期海防体制的变化
从14世纪中期开始的抗倭海防战争，直至“自是倭大惧，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23)，来之不易。14世纪中期，明朝承平日久，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昔日较为完备的海防体制逐渐荒废。沿海卫所同内地一样，军卒多有逃亡者。“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仅存千人”，“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24)。而“一卫不满千余，一所不满百余”(25)的现象在沿海地区并不是少数。海防卫所的将领，此时也早已不是明初那些久经战阵的宿将，而多为门荫世袭的军官子弟，“纨绔习深，英雄气少，虽驰马弯弓有未能者，况望其谙韬略乎？”(26)而14世纪的日本恰好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一部分武士、浪人和商人与中国走私海商勾结起来，对中国沿海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因而才造成了严重的“倭患”。
为了有效地抵御倭寇入侵，明朝在进行御倭战争的同时，着手整顿海防体制，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打破过去卫所防御区划，形成沿海划区防守的新体制。明初军队编制设卫、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各级，此时基本上改为适于作战需要的营、总、哨、队、什各级。原先的总兵、副总兵多是临时设立的官职，事毕即撤；此时总兵、参将为常设之职，统管一段海疆的防务。在总兵、参将之上，各地区设有兵巡道（即整饬海防兵备副使），一省设有总督（或巡抚、巡按、巡视等），有时数省设一总督。上述海防编制体制的变化，更有利于协调相邻地区的海防力量，强化沿海防务的整体性。
经过整顿以后的沿海各卫情况如下：
辽东海防设镇守总兵官、广宁参将、左游击将军，下辖广宁前卫（今辽宁绥中西南）、广宁中屯卫（今辽宁锦州）、广宁左屯卫（同前）、广宁右屯卫（今辽宁锦县东南）、金州卫（今辽宁金州）、复州卫（今辽宁复县西北）、盖州卫（今辽宁盖州）、义州卫（今辽宁义县）、宁远卫（今辽宁兴城），每卫设卫备御都指挥。
北直隶海防设山海卫（今河北山海关）、抚宁卫（今河北抚宁北）、卢龙卫（今河北卢龙）、天津卫（今天津）、天津左卫（同前）、天津右卫（同前）。
山东海防设管领民兵参将，总督登莱沿海兵马备倭都指挥和登州营、文登营、即墨营把总，下辖安东卫（今山东日照南）、灵山卫（今青岛胶南）、鳌山卫（今青岛即墨）、大嵩卫（今山东海阳东南）、靖海卫（今山东荣成西南）、成山卫（今山东荣成东北）、宁海卫（今山东牟平）、威海卫（今山东威海）、登州卫（今山东蓬莱）、莱州卫（今山东莱州东）、青州左卫（今山东益都东）。
南直隶海防分为江南、江北两个防守区。江南设镇守浙直地方总兵官（驻浙江）、协守浙直地方副总兵官（驻金山），下辖苏松常镇参将、游击将军和刘家河、吴淞江、南汇、青村、柘林、川沙、福山、镇江、京口、圌山把总。江北设总督漕运总兵官和提督狼山等处副总兵官，下辖扬州、盐城参将，统领兵勇游击将军，仪真、掘港守备，大河口、周家桥、东海把总，狼山水兵把总，管领漕濮民兵把总和管领沂州民兵把总，并设有金山卫（今上海金山东南）、太仓卫（今江苏太仓）、镇海卫（今江苏太仓）、镇江卫（今江苏镇江）、扬州卫（今江苏扬州）、高邮卫（今江苏高邮）、仪真卫（今江苏仪征）、大河卫（今江苏淮安）、淮安卫（今江苏淮安）及海州千户所（今江苏连云港西南）。
浙江海防区分设4位参将和6位把总，由总兵官统辖。其中金乡卫（今浙江平阳南）、盘石卫（今浙江乐清西南）由把总一员管辖，隶属于温处参将；松门卫（今浙江温岭东）、海门卫（今浙江黄岩东）由把总一员管辖，隶属于台金严参将；昌国卫（今浙江象山南）及钱仓（今浙江象山东）、爵溪千户所（今浙江象山东北）设把总一员，观海卫（今浙江慈溪东）、临山卫（今浙江余姚西北）设一把总，定海卫（今浙江镇海）及霩衢（今浙江镇海东南）、大嵩（今浙江宁波东南）等千户所设一把总，隶属于宁绍参将；在海宁卫（今浙江海盐）设一把总，隶属于杭嘉湖参将。
福建海防区分为5寨3路，归总兵官统辖。明初在福建设立的5个水寨曾一度废弛，后根据谭纶的建议予以恢复。每寨设兵船40艘，兵13000人，由把总统领；遇敌警，则以烽火门、南日、浯屿寨为正兵，铜山、小埕寨为游兵，相互配合作战。3路是嘉靖年间为了抗击倭寇、加强守备而划分福建为3路防区。以福宁州、兴化府为一路，置参将一员（驻福宁），防守自流江（今福建福鼎）至南日岛；漳州府、泉州府为一路，置参将一员（驻今福建诏安），防守自南日岛至走马溪（今福建诏安东南海滨）安边馆；在南、北两路之间，以福州为一路，亦置参将。在3路之下，设有镇海卫（今福建龙海东南）、泉州卫（今福建泉州）、福州左卫（今福州）、福州中卫（同前）、福州右卫（同前）、永宁卫（今福建晋江东南）、平海卫（今福建莆田东南）、镇东卫（今福建福清东）、福宁卫（今福建霞浦）、漳州卫（今福建漳州）、兴化卫（今福建莆田）。
广东海防区亦分为3路。东路为惠、潮诸府，特设潮州总兵官、整饬惠潮兵备佥事、惠潮参将。中路为广州、肇州、韶州等地，设有整饬高肇兵备佥事、高肇韶广参将。西路为高、雷、廉诸府，设有整饬雷廉兵备佥事等官职。下辖廉州卫（今广西合浦）、雷州卫（今广东海康）、神电卫（今广东电白东）、广海卫（今广东台山南）、肇庆卫（今广东肇庆）、南海卫（今广东东莞）、碣石卫（今广东陆丰东南）、潮州卫（今广东潮安）、海南卫（今海南海口）。
这种由多个卫所组成的划区防守体系，比起原先一卫一所的防区更加扩大，各级指挥系统也更加严密，不同卫所部队也能相互支援，适于对付倭寇的大范围流窜袭扰。
第二，推行募兵制，摆脱明初沿海卫所“寓兵于农”的传统，建立一支精于作战的常备机动之师。明初实行的卫所屯田之制，是为了有利于巩固边、海防，减轻民众负担。但随着明朝政治、军制败坏，“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27)，卫所军士衣食无以自给，又限于世代为兵，不得脱离军籍的规定，遂大量逃亡，剩下的老弱之兵也大都缺乏训练，斗志全无。在抗倭战争中，许多将领曾考虑到调遣客军（外地军队），或组织乡兵。但张经等将领调来的两广兵、湖广兵、羌土兵、辽东虎头枪手、河南毛葫芦兵等或者是强悍难驯，或者是骚扰抢夺百姓，并不能有效抗击倭寇。沿海各地编练的乡兵在保家卫里的战斗中倒是发挥了作用，但对他们不能像明朝正规军队那样远调他处，也不能成为抗倭斗争的主力。嘉靖年间，谭纶、戚继光等人先后招募了大量的勇士当兵。如谭纶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募壮士千余人，“教以荆楚剑法及方圆行阵”，几个月内，就训练成一支“进止先后有节，厉诛信赏，部士皆欲争命效死”(28)的敢战之师。戚继光则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浙江义乌招募义乌矿工和农民4000余人。这些精选出来的士兵从军完全出于个人的意愿，经过严格训练成为技战术娴熟的职业军人，且与将领之间稔熟相知，可以根据作战任务调往他处，是一支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都很强的部队，在抗倭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嘉靖以后，募兵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成为沿海地区乃至全国主要实行的兵役制度。
第三，形成了海上、海岸和城池多重防御体系。戚继光等抗倭将领在战争中不断改进沿海水军的海上作战能力。他负责浙江台州、金华、严州一带的海防，浙江沿海调集的战船有横江船、鸟尾船200余艘，改造后的福清船400余艘，还有苍山船、沙船等数百艘，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以前朱纨负责浙江海防时的船数。而且，这些战船特别增加了火器数量。比如戚继光的一艘水军主力战舰福船上，要配备大发熕1门、大佛朗机6架、碗口铳3具、飞天喷筒10个、鸟嘴铳10支、火砖100块、火箭300支等。作战时，则要将不同类型的战船组织在一起，以发挥它们各自的特长。比如戚氏将福船2艘、海沧船1艘、艟
2只编为一哨。作战时各类船相互配合，福船发火炮击敌，遇敌舟小则犁沉之。海沧比福船船体小，也更灵活，艟
船最小，但吃水浅，风息时也可以划橹行驶，是追击倭寇小船的良好船型。
在提高海上作战能力的基础上，戚继光实施多层次的海防部署。他派水师远哨至他省洋面，要求各哨水师严格执行会哨和巡逻制度，从而可以较早发现敌情，甚至及时地将小股倭寇歼灭在海上。在海岸线上，则划分严格的防区，在各哨之间规定会哨的地界标志，既各负其责，又密切配合，形成了整个沿岸地区的严密防线。鉴于江南沿海地区“县多无城，府虽有城而弛斥不堪御寇。况承平日久，骤加倭警，非惟乡民奔窜不自保，凡城中居民亦无固志”(29)，各地官府、百姓在抗倭斗争中加紧修筑城池。在此期间，浙江曾筑县城20座，修复县城8座，沿海各县全都建起县城。还有一些沿海重要据点，有的如山东蓬莱的水城，系明军修建的北方重要军港；有的如浙江温州的永昌堡，则是当地绅民自动集资修建起来的。密布在沿海的府、县城池与海防水寨城堡，构成了抗击海上入侵之敌的第三道防线，对加大沿海防御纵深力度，增强防御的稳定性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应当看到，经过抗倭将领们的改造，明代的海防体系更加完备，其抗击倭寇来自海上入侵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但这种海口与海岛相维、岛屿与海岸并重的海防体制，即使从陆岸要点设防的角度看，也明显存在着许多致命的缺陷。一是明朝统治者很少把沿海各省组织起来，实行联防。明初虽然任命吴祯统管沿海防务，但在仅靠风帆战舰和驿马传递信息的条件下，实际上吴祯并不能对辽阔的海区进行有效管理。在抗倭战争中，明朝统治者曾一度认识到诸省联防的重要性，派浙江巡抚朱纨兼管福建沿海军务，首次尝试统一闽、浙两省海防指挥权。其后，兵部尚书张经又奉命总督浙江、福建、江南、江北军务。但这都属临时应急性措施，事缓则撤，仅适用于战时，平时各省的巡防、操练都单独进行，虽然一卫一所单独防卫的弊病得以克服，各省间的相互配合和指挥协调却无法实现。二是这一体制本身的“重陆轻海”色彩，必然使沿海驻防官兵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陆路防卫上，而忽视海岛防卫和海上巡逻。明朝在沿海地区设置的军镇、总兵府大都设在位于内陆的府城之中，将领们贪图享受，不愿出海巡察，经历海上风涛之苦。驻守于海防前线的部队则因“百年以来，海烽久息，人情怠玩，因而堕废。国初海岛便近去处，皆设水寨，以据险伺敌，后来将士惮于过海，水寨之名虽在，而皆自海岛移置海岸”(30)。
明代海防体制最致命的缺陷，是缺乏争雄海上的气魄，缺少组建强大海军的胆略，只实行陆岸要点设防，而不御之于海，只能是被动接仗，处处设防，防不胜防。在明代早期，中国在造船技术、航海能力等许多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并拥有一支“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涛，若履通衢”的强大远洋舰队。当时郑和率领的宝船吨位远远大于西方海船，航行距离、舰队规模也远非他国所能企及。可惜的是，对航海事业实行限制政策的明王朝并没有保持住这一海上优势，在西方航海事业飞速发展、西方殖民者大举东侵之际，对获利丰厚且对繁荣中国海疆经济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海外贸易和海上运输给予沉重打击，或以实行海禁、迁海政策，或以严刑酷法、保甲连坐等方式禁绝人们私自出海，限制出海船只的数量、行程，限制海船携带粮食、武器的数量，限制海商经销丝、茶、铜等紧俏商品的数量，把海外贸易限制在少数几个港口，还把正常的海上贸易纳入封贡制度的礼仪交往之中，对打着朝贡旗号的外国商人给予种种免税优待，使中国商人处于极不利的不平等地位。上述措施直接导致了中国沿海地区航海业的极度萎缩，导致了一度较为先进的航海技术停滞落后，导致作为一个国家海上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商船商帮式微凋零，而一个国家缺少来自海上贸易利润的巨额资金，缺少先进的航海技术，缺少庞大的民间船队的有力支持，它的海上军事力量必然趋于衰落。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就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走向衰落的。
二 抗击倭寇的沿海与海上战争
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袭扰，并非始于明初。早在元朝末年，山东一带沿海已有倭寇出没。明朝初年，一些在日本国内斗争中失意的武士、浪人与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及沿海盗贼勾结起来劫掠中国沿海，其活动范围从山东蔓延至辽东、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地。朱元璋、朱棣等人加强海防建设，积极联络日本政府共同捕捉倭寇，所以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辽东望海埚（今辽宁金县东北）大捷之后，海警渐息。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日本诸岛正处于战国时期，各地诸侯武装割据，争夺领地，战火长燃不息。其四国、九州岛及本岛西南部因为临近中国，许多生活在这里的溃兵、败将和武士、浪人乘明朝军备废弛之际，挂帆西来，在中国沿海进行规模更大的劫掠活动。其势力与中国沿海的海盗及从事武装走私的海商集团相结合，致使倭患日益猖獗，从辽东到广东的万里海岸线上烽火频燃，中国海疆第一次面临全面入侵。对此，明朝不得不将国防的主要方向转到东南沿海上来，历经数十年的艰苦作战，剿灭各路倭寇势力，终于使中国沿海出现相对的平静。
明代抗倭战争大体上可分为明朝前期抗倭，朱纨、张经、胡宗宪主持的抗倭斗争，戚继光、俞大猷抗倭3个阶段。
（一）明朝前期的抗倭
明代的倭寇入侵，最早是在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当时倭寇侵扰山东沿海，“离人妻子，损伤物命”(31)，随后其烧杀劫掠的强盗行径迅速蔓延到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当时明朝海防体制远未建立起来，沿海地区城池、寨堡都没有修缮完整，特别是沿海卫、所缺少强大的水师舰队，“官军逐捕往往乏舟，不能追击”(32)，眼睁睁地看着倭寇掠夺中国财物及百姓后啸然入海，扬长而去。所以这一时期，明军的抗倭作战主要依托陆岸要点，在近海海域对倭寇捕剿。比如洪武二年（1369年）夏，倭寇袭扰崇明岛，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闻讯后，带领战船出海追剿，在海门（今江苏南通东南部）附近与敌人遭遇。翁德先发制人，趁敌人尚未将战船列成阵势，即指挥手下士兵鼓帆摇橹冲向敌船，倭寇猝不及防，数百人被擒，倭船及船上众多武器被缴获。
洪武三年（1370年）以后，朱元璋一方面加强沿海兵力，修筑卫、所城池和水寨，另一方面也抓紧打造巡海战船，操练水军。当时位于今南京的龙江船厂曾专门负责建造战船，其中大部分是供沿海水军使用的。据史料记载，其主力战船有100料、150料、200料、400料数种，平时“操练以观其进退之常，巡逻以习其应变之略，奇正并用，缓急从宜”(33)。还有一种配备多橹，航速较快，适于水上机动作战的快船，也是沿海水军的辅助战船。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建立的巡海水军已形成远海机动作战的能力，朱元璋任命吴祯统领这支水军，采取更积极的巡剿行动，出海追捕倭寇至琉球大洋，取得了重大战果，并把俘虏的倭寇送到都城南京处置。(www.xing528.com)
明成祖朱棣继位后，进一步完善了朱元璋所建立的沿海防御体系，并特别弥补了原先相当空虚的山东至辽东海岸防务，加强了在渤海和黄海海面的巡逻。永乐四年（1406年），陈瑄督明军驾海舟从南方运饷粮至辽东，返航时途经沙门岛，正遇上倭寇劫掠该岛。他指挥明军攻击倭寇。倭寇不敌，向东逃窜。明军乘胜追击至金州（今辽宁金州区）附近的白山岛，全歼残敌，尽焚其舟。三年后，柳升率水师巡海时，在青州海中灵山（位于今青岛胶南海中）附近水面发现倭寇，柳升指挥水师击败倭寇，并与陈瑄领兵追至白山岛一带。对于那些在沿海一带锚泊或上岸劫掠的倭寇，明王朝则调动沿海卫、所兵力坚决打击。如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军歼灭锚泊于靖海卫（在今山东靖海）杨村岛的倭寇。次年浙江明军击退倭寇对松门、金乡、平阳等地的侵扰。但对倭寇最具震撼力的还是辽东的望海埚之战。
望海埚位于辽东金州金线岛西北，历来为滨海襟喉要地，也是倭寇入侵辽东金州的必经之地。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奉命负责沿海抗倭备战之后，巡视海疆，在此以山石修筑多座城堡、敌台，设置烟墩瞭望，做好了抗击倭寇入侵的准备。永乐十七年（1419年）四月，朝廷通知沿海各卫所，倭寇可能前来劫掠，各地应当严谨防备，“如有机可乘，即尽力剿捕，无遗民患”(34)。刘江为此特地给沿海城堡内增配了铳炮。六月，有人瞭望到东北方向海中王家岛上夜有灯光。由于明朝执行“海禁”政策时，已将岛上居民尽迁内地，渔民亦不得下海，所以刘江判断岛上住有倭寇，且将登岸抢劫，遂于六月十五日令部下官兵进驻望海埚各小堡中。他制定的作战计划是：指挥徐刚率兵伏于山下，百户江隆待倭寇上岸后，率壮士潜烧敌人海船，断其归路。最后刘江严令部下“旗举伏起，鸣炮奋击，不用命者，以军法从事”(35)。次日，倭船31艘从马雄岛驶来，2000余名倭寇登岸劫掠。刘江下令堡中守军发炮，埋伏在山下的明军也应声而出，猛击倭寇。倭寇死伤惨重，余众纷纷奔向樱桃园内的空堡躲避。明军将该堡包围，独留下西面的道路。当堡内倭寇夺路向西逃窜时，从两翼夹击，生擒倭寇110余名，消灭千余人。剩下的倭寇逃回登陆点，企图乘船返回海上，但船只早已被江隆等人焚烧，至此敌人全部被歼，无一漏网。
（二）朱纨、张经、胡宗宪主持的抗倭斗争
望海埚大捷的胜利，对倭寇是一个沉重打击，加上当时明王朝与日本方面进行合作，联手捕倭，中国沿海倭患暂时平息下来。可惜好景不长，15世纪中叶日本列岛进入军阀混战的战国时代，一些失意武士和浪人、海盗商人贪图中国财货和经商厚利，在中国沿海大肆进行劫掠和走私贸易。而此时明朝内部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迫使一些农民出逃成为流民，相当一部分人私自下海谋生，有些人成为海盗；中国沿海的一些豪强大户也因不满朝廷对海外通商的禁令，依仗权势进行走私贸易。这些海上流民、沿海豪强和一些多年从事武装走私的大海商往往与倭寇势力勾结在一起，乘明朝海防废弛之机，在中国沿海的侵扰日益猖獗。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开始，倭寇连犯浙江宁波、台州、黄岩、象山、定海，江苏太仓以及吴淞、上海等地，随后又骚扰广东、福建，所过之地，掠财物，焚城镇，甚至挖坟掘尸，又“随处掠劫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前驱，妇女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36)，东南沿海民众备受侵略者摧残。
由于浙江、福建两省防海之兵互不统属，双方军政大员意见不能统一，明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有效剿捕倭寇，致使其盘踞沿海岛屿，不时窜扰大陆，势力日渐坐大。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廷任命巡抚南赣汀漳等处的左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等于是给予他实际指挥抗倭战争的权力。朱纨性格峭直，勇于任事，他受命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海防的措施。
首先，他认为，当时浙、闽两省倭寇活动猖獗，是由于沿海豪姓大族及汉奸与倭寇相勾结，所以着手切断汉奸、窝主与倭寇的联系，下令禁止船只出海，杜绝与倭寇往来，严格保甲制度，搜捕交通倭寇之人。“旬月之间，虽月港、云霄、诏安、梅岭等处，素称难制，俱就约束。府、县各官，交口称赞。”(37)其次，他整顿久已疲弱的沿海水军，添置新船，增筑水寨，派福建都指挥使卢镗率兵船泊福宁州，海道副使翁学渊统陆兵亦驻福宁州；海道副使柯乔驻守漳州；佥事余爌驻泉州；备倭黎秀驻金门所（今福建金门岛），把总孙敖驻流江（今福建福鼎东南），各人分守要地，独当一面。在扼制倭寇侵扰势头的同时，朱纨选择了位于今浙江象山港外的双屿作为自己的首要进攻目标。
双屿是汉奸李光头（又名李七）、许栋等人勾结倭寇和葡萄牙人进行走私贸易和海盗劫掠的巢穴。其地两山对峙，中间水道相通，是一个避风泊船的天然良港。许栋等人在南北入口处修营房、泊战舰，防守相当严密。朱纨制定了合闽、浙二省之兵，协力夹攻，待时而动的作战方针。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初，福建都指挥使卢镗奉命指挥此役，与备倭指挥刘恩至、张四维、张汉等封堵港外水道。一开始，李光头等倚仗当地易守难攻的形势，坚壁不出。至四月初七夜，李光头等人忍不住了，乘风雨交加，海雾弥漫，倾巢而出。明军将士发现后，不顾海况恶劣，操橹出击，俘斩溺死敌人数百，擒获数名倭寇头目和大窝主。卢镗率兵突入港内，焚毁了敌人战舰，捣毁双屿港码头。朱纨得知原先盘踞双屿的倭寇已逃往福建浯屿（今金门岛）后，又命卢镗等乘胜追击。卢镗分兵追击在浙江、福建沿海的双屿残敌。四月，败倭寇于九洋大山（在今浙江象山东南韭山列岛附近），俘斩倭酋稽天新四郎等55人；六月，再败倭寇于沙头岙和北茭（今福建罗源东）；七月，击败汉奸许栋和倭寇联合势力，俘斩80多人，赴水死者上千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李光头勾引葡萄牙人流窜到诏安一带活动。朱纨令海道副使柯乔、福建都司卢镗领兵战于走马溪（今福建诏安海滨），生擒李光头等96人。经过一年多的战斗，李光头、许栋势力基本上被清除，与之相勾结的倭寇、葡萄牙殖民者也受到一定的打击。
朱纨发动的双屿之战虽然取得很大战果，却深深地触动了福建沿海专营走私的豪姓大族的利益。他们四处散布谣言，制造舆论，不惜挑动日本贡使与朱纨作对，还收买了言官上奏攻击朱纨。明军取得诏安走马溪大捷后，更有御史上书指责朱纨擅杀。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四月，就在走马溪大捷的捷报传出后不久，明朝廷下令撤销朱纨巡视浙江、福建海疆之职，迫使他含冤饮药而死，作战有功的将领柯乔、卢镗也被捕问罪，一度大有起色的浙、闽海防再度废弛。
朱纨之死，对明朝抗倭斗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明世宗“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38)，浙江海道副使丁湛更把朱纨苦心营建的海防破坏殆尽。“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朱）纨招福清捕盗船四十余，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门卫者十有四，为黄岩外障，副使丁湛尽散遣之，撤备弛禁”(39)。
明世宗昏聩之举的恶果很快显示出来。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患大炽，原李光头的部下王直纠合倭寇入侵，台州、宁波、嘉兴、湖州、苏州、松江、淮北各地同时报警。明朝统治者这才感到海防问题的严重，于当年七月恢复浙江巡视（后改巡抚），派王忬出任此职并兼管福、兴、漳、泉等地。王忬上任后，以俞大猷、汤克宽出任分守浙江、南直隶参将，又将被诬陷入狱的抗倭官员尹凤、卢镗释放出来，招募温州、台州民壮加强海防。无奈这时王直的势力已经坐大，拥有诸多战舰和党羽，并与倭寇门多次郎、田助四郎相勾结，流窜沿海各地掠夺烧杀，“吴中村落市井，故称殷富者，半成丘墟”，死者数十万。俞大猷、汤克宽、卢镗等虽领兵力战，终不能阻止倭寇进犯。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六月，王忬调任大同巡抚，以张经为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总督南直隶、浙江、山东、两广、福建等处军务”(40)，在明代历史上第一次将沿海主要地区的防务统管起来。
张经到任后，把整顿海防队伍，进一步加强沿海地区的兵力作为首要大事。他在苏州、松江增设防海同知，在福山港（今江苏常熟东北）、青村增设把总，又下令修复沿海城池，勾捕逃亡军士，编组当地耆民、沙民、盐徒、矿徒为兵，远调外地尚有战斗力的狼兵、土兵等参加抗倭。他认为当时海防作战最大的弊病是明军既不能各守防区，又不能相互支援，所以特别重视游兵（机动部队）的建设。规定每总兵船以一半为游兵，一半为守兵，“贼入本总则并力截杀，入它总则守兵回守信地，而令游兵追捕，与他部相互策应”(41)。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春，猬集在柘林、川沙的倭寇已达到2万余人，而更多的倭寇还在乘顺风船相继到来，张经决定调集来自广西的狼兵、湖广的土兵等对其进行围剿。三月，他命俞大猷统狼兵4000余人驻金山（今上海金山东南），邹继芳统狼兵约2000人驻闵行（今上海县东南），汤克宽统广东东莞打手等驻乍浦，从西、北方向围堵倭寇，单等更强悍的永顺、保靖州二宣慰司之兵到来后，诸军分进合击。这时，奸相严嵩的党羽、兵部尚书赵文华前来祭奠海神。他来到松江后，就催促张经立刻出兵进剿柘林、川沙的倭寇，并上疏诬告张经养寇糜财，张经坚持厚集兵力，直到永顺、保靖等地狼兵5000余人抵达后，才郑重决定于四月二十一日进剿敌巢。
盘踞在柘林的倭寇头目徐海打探到明军大兵压境，便先期派兵四出，以牵制明军。四月十九日，倭寇3000余人离开柘林老巢，先攻金山卫，又窜入浙江乍浦、海盐，进犯嘉兴。张经及时命令卢镗督保靖兵增援嘉兴；倭寇分兵两路向北流窜后，又令俞大猷在平望（今吴江南）堵截，派汤克宽率水师从中进击。五月初一，倭寇在平望、胜墩（在今吴江南）受到沉重打击，被歼灭数百人，两股势力合聚窜至江南名镇王江泾（在今江苏吴江盛泽东南）一带。此时，卢镗督率的保靖兵、俞大猷督率的永顺兵以及汤克宽率领的水师战船已成三面包围之势，遂合围攻倭，歼敌1980人，还有许多倭寇焚溺而死，只剩下几百人逃回柘林老巢。
王江泾大捷是明代抗倭以来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但主持此役的张经却因功罹祸，受赵文华诬告而被捕入狱，最终被杀。此后，严嵩与赵文华更肆无忌惮，操纵沿海抗倭之事，先后罢去继张经之职的周珫、浙江巡抚李天宠等人，倚仗胡宗宪等人“颠倒功罪，牵制兵机，纪律大乖，将吏人人解体”，“虽征兵半天下，贼寇愈炽”(42)。他们所任用的胡宗宪在军事上也是一筹莫展，眼见在战场不能速胜，遂采取用间和收买等手段，挑拨倭寇头目王直手下徐海、陈东等人的关系，令其自相残杀，互相削弱，最后乘其归附不防之机，予以围歼。胡宗宪还派人到日本平户劝诱王直回国受抚，最终将王直处斩。
（三）戚继光、俞大猷抗倭
胡宗宪以用间手段击灭徐海、陈东，诱斩王直，固然对勾结倭人的汉奸是个不小的打击，却不能从根本上遏止倭寇的侵扰。此时倭寇侵扰中国势头正猛，他们利用三、四、五月“春汛”和九、十月“秋汛”的风向，东北风猛则犯广东、福建，正东风则犯浙江、江苏，遇南风则犯天津、辽东，连年袭扰，致使东南沿海几无宁土。而从根本上抵御他们入侵的办法只有一个：建设强大的海防和能征惯战的抗倭队伍，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对侵略者进行摧毁性打击。这一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抗倭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身上。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时任浙江按察司副使的谭纶首先打破明代世兵制度，招募壮士从军，随后任台金严参将的戚继光也在浙江义乌招募矿工和农民从军。其中具体带兵的戚继光不仅对招募来的土兵进行严格的训练，还根据自己总结的抗倭战术，摒弃传统的卫、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的编制，实行主将下辖前、后、左、右、中5营，营下分哨和队的新编制，配备的武器也是冷兵器与火器相结合，长兵器与短兵器相结合，以适应与倭寇陆战的需要。戚继光统领的水师则分部（指挥）、司（营）、哨、船各级，其中哨为水师最小作战单位，由福船2艘、海沧1艘和艟
2艘组成，各种船型齐备，特别注意配备船上火器。这些改革使他所领导的军队编组更合理，战术更实用，武器更精强，为接下来的一系列抗倭作战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倭寇2000余人在浙江象山、奉化沿海登陆，赴宁海一带劫掠，企图吸引明军兵力，乘虚进犯台州府城。时任分守台金严参将的戚继光留部分兵力分守台州、海门，自己率主力赶赴宁海歼敌。倭寇侦知台州空虚，果然有3000余人分别登陆桃渚（今临海东）、新河（今黄岩东南）、健跳（今三门东南），尤以新河一路距所城很近，威胁极大。戚继光一面坚持进军宁海歼敌，一面派胡守仁等部驰援新河。二十六日拂晓，倭寇逼近新河城下时，胡守仁部援军也恰好赶到。下午四时，倭寇从其占领的城南寺前桥鲍主簿家大院逸出时，明军出动将其击溃，并乘势进围该大院，用鸟铳杀伤其数百人，倭寇见不能得逞，乘夜逃走。与此同时，戚继光得知在桃渚登陆之敌有进犯府城的迹象，且原在宁海的倭寇已经逃走，于是他带主力连夜急行军，回师台州府城。二十七日中午，戚继光先敌赶至台州府城之外，侦知敌人正在距城2里的花街，决定立即前往花街灭敌。戚军先以火器轮番射敌，继则以勇士持刀冲入敌阵，很快将倭寇分别压迫在瓜邻江畔和新桥之下。戚军伙夫刚刚将午饭做好，前线即传来捷报，擒敌酋2人，斩首300余，落水溺死者更多。在击溃和歼灭前两股倭寇之后，戚继光依靠身边的1500名士兵，在仙居大峰岭设伏，打算拦截从此地窜犯处州（今浙江丽水）的第三股倭寇。五月初四，倭寇2000多人冒雨排成单行翻越上峰岭，队伍长前后20余里。戚家军士兵每人执松枝一束，用以隐蔽。倭寇始终没有发现伏兵。初五，戚继光见倭寇过半，下令鸟铳齐发，士兵居高临下杀入敌阵，斩杀倭寇首级344颗，擒获头目5人。继之进行的藤岭之战、海上长沙之战，将溃逃的倭寇尽行歼灭。同时卢镗等也率部歼灭进犯宁波、温州之敌。至此，倭寇对台、宁、温沿海地区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进犯。
倭寇对浙江的入侵受挫后，将攻击矛头指向福建。当时福建卫所只拥有一些老弱疲病的士兵，有战斗力的军队则被俞大猷带领赴江西去镇压农民起义。故倭寇很快就攻陷福清、福宁（今福建霞浦）、宁德、永宁（今福建石狮东南）等地，“沿海千里，尽为贼窟”(43)。鉴于福建明军攻敌无术，朝廷派戚继光领兵6000人，都府中军都司戴冲霄领兵1600人入闽抗倭。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初一，戚家军抵达福建宁德。戚继光根据倭寇以横屿为巢穴、四出劫掠的特点，决定击贼击强，先打掉盘踞横屿的倭寇，然后乘胜扫清福清等地。横屿位于宁德东北，三都澳西北，是四面环水的海岛。其朝向大陆的一面，涨潮时汪洋一片，退潮时淤泥一片。岛上千余名倭寇恃此天险，结巢筑屋，立木城防守。戚继光经过了解，发觉以水师登陆，极易搁浅，就派陆兵趁退潮时“负草填泥”，越过淤泥滩登上横屿。倭寇发觉明军进入岛内，便以主力守山上木城，以一部在山脚列阵，企图趁明军立足未稳，发起冲击将其赶入海中。戚继光以主力正面迎敌，同时出奇兵绕至敌后，并在关键时刻以后续部队越过泥滩上岛增援，终于将倭寇击败。一些投海逃跑的倭寇不是淹死，就是被封锁外洋的都司张汉部水师捞斩，总计生擒29人，斩首及焚溺而死的近千人。战后，戚家军乘胜进至牛田（今福清东南）、林墩（今莆田南），歼敌5000余人，基本消灭福建倭寇，于十月初一返回浙江。
听说“戚老虎”（倭寇对戚继光的畏称）返回浙江，倭寇万余人卷土重来，攻占兴化府城（今福建莆田），将城中洗劫一空。朝廷只好调俞大猷、戚继光为福建总兵和副总兵，加上增援福建的广西总兵刘显，三路会剿倭寇。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月，早已掠夺得钵盈盆满的倭寇聚于渚林东南的许厝村。该村位于形似足形的平海卫（今莆田平海）半岛的足腕处，据险而守，可以屏障整个半岛。当时，倭寇已派人护送大量掠来的资财返回日本，留下3000精悍之兵负隅顽抗。四月二十日，福建巡抚谭纶召集俞大猷、戚继光、刘显会议，集中明军3万人围攻倭寇。二十一日，戚继光身当中哨，俞大猷、刘显左右包抄，将前来迎战的倭寇2000余人击败，接着明军乘胜追击，把倭寇余部围在许厝巢穴之中，因风放火，全歼敌人2200余人，次日收复平海卫。
福建倭寇平定后，巡抚谭纶为保海疆安宁，建议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恢复福建5水寨，浙江土兵分春、秋两班轮戍。戚军实行轮戍后，其在福建的兵力只有6000余人，分驻福宁、福清和漳、泉，每个水寨的40艘战船、13000余士兵，一时无从筹划，只能以修缮好的92艘战船先分配使用。当年秋十月，贪婪的倭寇15000余人乘秋汛风顺，大举入侵福建，真倭万余人包围了仙游县城。戚继光考虑到目前兵力不足，遂先取守势，派兵骚扰攻城倭寇，并且切断其窜犯道路。十二月二十三日，从浙江调回的轮休官兵6000人抵达，戚继光得此生力军，决定对盘踞四门的倭寇各个击破。二十六日拂晓，明军乘浓雾接近城南敌人巢穴，将其四面寨栅拔除，举火尽焚，在大火中未丧命的倭寇奔向城东贼巢，又奔向城北贼巢，戚继光则督促部队依次将各巢焚毁，杀敌1400余人。尔后戚继光与明军进入仙游城内。城外倭寇虽然人多势众，但已胆丧魂飞，不敢恋战，向泉州、惠州方向逃窜。事后，巡抚谭纶评价这次以寡击众的作战，称“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也”(44)。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浙江、福建遭受沉重打击的倭寇集中在广东沿海劫掠，并且与以南澳岛为根据地的吴平海盗集团勾结起来，加上当时遍地是矿徒、农民起义，广东形势日益紧张。其时俞大猷已率部进入广东，为了平定倭患和吴平势力，他招抚矿徒和农民军，又派人“诏谕”吴平，先将倭寇孤立起来。三月，俞大猷厚集明军15000余人，其中矿徒伍端部将士勇敢，军纪严明。俞大猷派广东水师屯驻柘林港（今广东饶平东南），断倭后路，然后先以伍端部进击邹塘之敌，斩首400余人；又佯攻芦清之敌，实际上先打屯兵水戎水的倭寇主力。芦清之敌见倭寇主力被歼，惊恐而奔崎沙（今陆丰南）、甲子（今陆丰东南）等岙口，抢夺船只出海，大部遭风浪溺毙。剩下的2000余人只好再次登岸，被围困在金锡都（今海丰南偏东）达两月之久。六月，倭寇乘夜突围，在明军汤克宽、王诏部的追击、搜捕下被歼。
作为抗倭战争的尾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开始进剿明里受抚、暗地企图东山再起的海盗吴平。吴平于前一年被俞大猷送回到诏安梅岭安置。但他在当地“创武场，日习兵事，造舰百余艘泊港中”(45)，当明军水师抵达梅岭时，吴平已事先携家属逃往广东，明军只犁沉贼舟105艘，消灭贼徒3000余人。嘉靖四十四年六月，吴平据南澳岛筑城立栅，企图长期据守。于是，戚继光和俞大猷部奉命合兵进攻这一勾结倭寇的海盗集团。南澳孤悬海外，易守难攻，戚、俞两人首先派兵严守大陆，防止吴平窜犯，接着又派水师封锁南澳港口，不让吴平出海。九月二十二日，戚部选择吴平防守不严、地形较为平坦的龙眼沙为登陆点，顺利渡海登上岛岸，当天立木栅建营盘。吴平听说明军已经登陆，派2000余人前来诱战，甫一交锋，吴平的乌合之众便丢盔卸甲，死伤数百人。吴平一心想乘明军立足未稳，赶其下海，遂悬赏3000两，以精锐之兵发起反扑。戚继光一面鼓励将士杀敌，一面散发“胁从弃刀不死之檄”(46)。吴兵见自己的将士全无斗志，损伤500余人后退回深澳巢穴。3天后，俞大猷率广东明军分乘300余艘战船抵达南澳。戚、俞两人合计，以俞部封锁各澳口，戚部乘船从海上绕至敌军侧后，登陆击敌大寨。十月初五，海上大风刚刚停息，戚继光部就抵达宰猪、大沙两澳，登陆直冲吴平大寨。明军砍栅而入，放火焚毁敌舟和木城，将敌人主力迅速击溃，只有吴平率80余人乘小船逃向潮州。战后，明军穷追吴平至雷州、廉州，最后在安南境内将其彻底消灭。
至此，明代东南沿海的倭患最终平息。
三 沿海地区抗击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斗争
宣德八年（1433年）九月，明朝第七次下西洋的舰队返回祖国。搭乘明朝宝船一同来到中国的，还有苏门答剌、古里、柯枝、锡兰山、佐法儿、阿丹、甘巴里、忽鲁谟斯、加异勒、天方等10国前来“朝贡”的使团。然而早在第七次下西洋之前，新的宝船已停止建造，中止下西洋航行的方针已经确定，而如何把滞留京师的各国使团送回国，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三年之后，朝廷终于决定把护送苏门答剌等国使团回国的任务委托给单独来明朝“朝贡”的爪哇使团，还为此专门在广东打造了大八橹船，明英宗本人也修书给爪哇国王：“王自我先朝修职弗怠，朕今即位，王复遣使朝贡，诚意具悉。宣德时有古里及真腊等十一国，各遣使朝贡未回，今王使回，特赐海船与各使同还。王其加意抚恤，分遣还各国，庶副朕怀远之心。”(47)这次由明王朝出资出船，由外国使团完成航行，为明成祖时开始的大规模远航活动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然而，紧闭的国门只能使明朝自我孤立，却不能阻止西方殖民者从海上入侵。明朝后期，西方殖民者与倭寇一样，构成对中国海疆的严重威胁，中国沿海军民也与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一）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屯门、西草湾之战
明朝自我孤立的“海禁”政策和官方航海活动的停止，造成印度洋上航海力量的空虚，而它很快就被一心想打通东方海路的葡萄牙殖民者所填补。弘治十一年（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带领着一支葡萄牙船队横穿印度洋来到古里（在今印度半岛），运回了包括香料在内的大批印度货物。随后，葡萄牙国王派战舰轰击未设防的古里，屠杀当地无辜渔民，焚毁阿拉伯商船，并在印度西海岸修建起众多城堡和要塞；正德六年（1511年）又攻占了满加剌国（今马六甲），控扼了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通往印度洋的海上咽喉；正德十年（1515年），又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掌握了波斯湾的门户。从此，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完全处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
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和精美的中国瓷器的诱惑，葡萄牙殖民者来到印度以后，就想积极寻找前往中国的道路。正德八年（1513年）和正德十年，两伙葡萄牙商人先后来到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今属香港特区新界）进行贸易。葡萄牙人安德拉德、皮莱资等人到达广州后，竟通过贿赂地方官员和派驻广东的明朝太监得以入京“朝贡”。但他们冒充满加剌国使者，并在广州掠买人口、盖房立寨的真相很快就暴露出来，等到昏乱的明武宗一死，新即位的明世宗就下令将葡萄牙使节押回广东并驱逐出境。
葡萄牙人靠行贿手段难以如愿，于是打算像征服印度和东南亚各国那样，以战争手段敲开中国的大门。其实，早在皮莱资到中国之前，他就根据自己在马六甲和印度搜集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撰写了一部《东方志》。书中称中国人非常懦弱，易于征服，只要从马六甲派出10艘船舰，便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沿海。一个被囚禁在广州的商人维拉里说得更轻松，他认为只要有2000人，就可以夺取广州。而闯进珠江口进行贸易的商人加尔沃则进一步说，一旦占领广州，便可以在这座城市里建立另一个印度公司，除了往印度和葡萄牙搬运金银的船只外，无须从葡萄牙带任何东西来。在上述狂想欲望的驱使下，葡萄牙人自正德十二年（1517年）秋登上屯门岛以后，就一直赖在那里不走，还在岛上修炮台、驻军队，企图以此作为他们的“殖民乐土”。于是一场中国驱逐葡萄牙殖民者的战斗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五月间，奉命收复屯门的广东海道副使汪
率军进驻与屯门隔海相望的东莞县南头镇，随后向葡军发起进攻。葡军使用的佛朗机子母铳因可以利用子铳快速填药，射击速度较快，又有照星可以瞄准，所以据之负险顽抗。于是汪
按照白沙巡检何儒的建议，劝说在葡萄牙人战舰上服务的华人杨三、戴明逃离葡军，为明军仿造佛朗机铳。明军拥有了这一新式武器后，对屯门岛上的敌人炮台进行猛烈轰击。十月，葡萄牙的残余武装乘夜突围，逃回马六甲。《明史》上记载的“正德末，其国（指佛朗机国，即葡萄牙）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48)，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嘉靖元年（1522年），库丁霍（中国史书记为米尔丁·甫思·多·灭儿）率领葡萄牙舰队从马六甲出发，企图重新占领屯门，但表面上却声称要与中国签订和平条约，并在当地进行贸易。“葡军头目别都卢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加剌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踈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师截海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兵齐进，生擒别都卢、踈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获其二舟。余贼米尔丁·甫思·多·灭儿等，复率三舟接战，火焚先所获舟，百户王应恩死之。余贼亦遁。”(49)
葡萄牙殖民者两次侵华都铩羽而归，以后再也没有派遣舰队来华。但在对华贸易中尝到甜头的葡萄牙商人却加紧与中国走私海商、海盗集团以及倭寇相勾结，在浙江双屿，福建月港、浯屿建立走私贸易基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将双屿、月港等地的葡萄牙人逐走后，这些在走私贸易中大获其利的葡萄牙人又返回珠江口，把香山县东南的半岛澳门（又称濠镜）作为他们的基地。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伯徇贿许之。时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50)后来，汪柏受贿之银被查出，其款项竟被转为地租收入国库，葡萄牙人留居澳门之事也就糊里糊涂被明朝默认了。
（二）西班牙殖民者对中国的觊觎
尽管葡萄牙殖民者两次进攻中国未果，其商人与中国贸易获利甚厚却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后起的航海大国西班牙。弘治五年（1492年），该国派遣哥伦布率3艘战舰横渡大西洋，沿着与葡萄牙人相反的方向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其实是想借此到达中国、日本与印度。但在他的旅途中，中国并没有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倒是阴差阳错发现了美洲大陆。可是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得到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支持的葡萄牙贵族麦哲伦却穿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进入太平洋，来到了亚洲。隆庆五年（1571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建立起殖民地政府后，立即把侵略中国提上议事日程，第一任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黎牙实备开始着手准备入侵的船只和军队。谁知，到了第二年远征队正准备出发时，黎牙实备突然病死，入侵计划也由此搁浅。接替黎牙实备职务的拉瓦沙扎斯也满脑子是侵略中国的疯狂念头。他甚至于万历三年（1575年）派了一个名叫拉达的神甫到中国福建，要求划出一块地方来给西班牙人居住，这一无理要求自然遭到福建地方官员的拒绝。于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大小头目们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在马尼拉召开会议，决定把征服中国作为在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核心。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要让葡萄牙人进攻广州，由西班牙人进攻福建泉州，进而征服整个中国。但在两年之后，著名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遭受灭顶之灾，西班牙王国也从昔日海上霸主的宝座上骤然跌落下来，入侵中国的狂妄计划自然再也无人谈起。
但在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一方面从大批中国海商赴该处所进行的贸易中获得财税收入，另一方面则对寄寓该处的数万中国人心怀敌意，蛮横地规定中国人必须信仰基督教才允许在当地居住，而信教后必须按照西洋发式理发，又不许中国人经营零售业，不许当地人穿着中国丝绸，以减少岛上的中国商人数量。万历二年（1574年），广东海盗林凤来到马尼拉湾。林凤是曾经名噪一时的海盗首领林国显的同族后人，19岁时加入海盗队伍，后成为与广东大海盗林道乾齐名的海盗首领，拥有战舰数十艘，部众数千人。他因受到明朝官军的追击，在台湾、澎湖一带无法立足，带着62艘战船，水陆士兵各2000人，妇女1500人从台湾魍港出发，到菲律宾一带活动。他刚到菲律宾，就派400人突袭马尼拉城，虽然火烧了菲律宾殖民军队司令戈迪的住宅，攻城却没有成功。3天后，林凤率大队再次攻城，同样遭到西班牙人火炮的猛烈射击。此后，林凤转舵扬帆，北上今菲律宾班加丝兰省定居下来。西班牙总督随即调集兵力3000余人，围剿林凤部。由于林凤的船只已被烧毁，西班牙殖民者对其实行长困久围之策。次年夏天，林凤利用秘密打造的30余艘战船乘夜突围，返回台湾魍港，后来在闽、粤两省明军的合力围剿下再度逃往海外，也有人说他“逃往西番”，“仍逃外夷”(51)，不知所终。林凤攻打马尼拉之役，更加剧了菲律宾殖民当局对当地华侨的歧视，他们强征华侨从事苦役，稍不如意即加以鞭笞。广大华侨难以忍受如此残酷的压迫，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些被征发到船上当桨手的华人奋起反抗，杀死了包括总督达斯马里纳斯在内的75名西班牙殖民者，驾船逃离吕宋。当年年底，代行其父职权的达斯马里纳斯之子卢易斯掀起排华浪潮，将上万名华侨驱逐回国，又出兵捣毁马尼拉的华人社区。鉴于明朝当局对华人在海外的生活状况不闻不问，菲律宾殖民者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在马尼拉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华侨25000余人，又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七年（1668年）三次对当地华侨进行了大屠杀。
（三）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抗击荷兰的作战
与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相比，荷兰殖民者是晚至17世纪初才来到中国沿海的，但他们对中国海疆的威胁却更大。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舰队入侵广东海面，与明军水师相遇。明军因对其“素不习见，且状貌服饰非向来诸岛所有，亦未晓其技能，辄以平日所持火器遥攻之。彼姑以舟中所贮相酬答，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52)。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在几次未能获得贸易特权的情况下，竟与一些汉奸相勾结，伪造大泥国书，向福建漳州地方官员投递，后来又见明军守兵从澎湖岛上撤走，便乘虚而入，窃据澎湖。漳州地方官员百般劝说荷兰人离开澎湖，又禁止商民下海贸易，切断其粮食供应，致使荷兰人在占领澎湖四个多月后不得不离去。
天启二年（1622年），荷印总督燕·彼得·昆决定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他派遣雷耶斯佐恩带领15艘战船和800名士兵进攻澳门。早有准备的葡萄牙人以炮火迎击。雷耶斯佐恩攻击不利，调棹北上二次占领澎湖。荷兰殖民者在澎湖掠捕中国人做苦役，修堡垒，又勾结海盗兼海商杨六、杨七等人进行走私贸易，无恶不作。天启三年（1623年），福建巡抚南居益调集150艘战船和4000名土兵在澎湖白沙岛登陆，建筑前敌城垒，封锁澎湖海面，四面困住荷兰殖民者。荷兰殖民者孤立无援，只好与明军达成条件，拆除堡垒，退出澎湖。
荷兰殖民者离开澎湖后，即侵入台湾，在台湾西南海岸的大员湾建立起城堡（最后定名为热兰遮城），以此为巢穴，抢劫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以切断中国与西班牙人之间的贸易通道。也就是在此后不久，曾经与荷兰殖民者保持密切商业往来的海盗首领郑芝龙被明朝招安了。郑芝龙系福建南安平安镇人，早年投靠旅居日本的著名海商李旦门下，被收为义子。李旦死后，郑芝龙迅速发迹，成为明末海外走私商人集团的首领，拥有海舶上千艘。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巡抚熊文灿正式委任郑芝龙为海防游击。由于郑氏依次剿除沿海各海盗团伙，“从此海岛宁靖，通洋贩货内客、夷商皆用飞黄旗号（即郑氏令旗），联帆望影，无儆无虞，如行徐、淮、苏、常之运河”(53)，郑芝龙也由游击、参将升至副总兵官、总兵官。与此同时，郑芝龙仍与日本、荷兰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崇祯三年（1630年），台湾的荷兰长官普特曼斯与郑芝龙达成航海保护协议。该协议规定：荷兰人不劫掠郑氏商船，对其提供保护，郑氏则要与荷兰通商贸易。郑芝龙严格遵守了这一协议，对破坏协议的行为毫不犹豫地进行惩罚。崇祯四年（1631年），荷兰人拦截了一艘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向其征收金钱。郑芝龙得知后，立即停止荷兰人在漳州的贸易，直到荷兰人归还这笔钱为止。不久，福建地方官员获知此事，遂严行禁止荷兰人前来贸易。普特斯曼恼羞成怒，于崇祯六年（1633年）对厦门发起攻击，郑芝龙停泊在港内的战船尽被摧毁。不过郑芝龙很快就组建起新的舰队，在金门料罗湾重创荷兰殖民者，人称郑军“焚其巨舰，俘其丑类，为海上数十年所未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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