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朝的建立及其对沿海疆域的统一
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市）建立根据地之后，其主要对手除了元军以外，还有占据江南沿海地区的张士诚、陈友谅和方国珍等部。其中张士诚的将领多是私盐贩子和盐丁，方国珍本来就是纵横海上的海盗集团，陈友谅队伍中的水军力量也相当强大。朱元璋既要击败这些强大的对手，还要在胜利之后妥善安置归降的将士民众，对其原来所据有的沿海州、县实施有效统治。明中后期，倭寇长期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荷兰、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窃据台湾、澳门等沿海岛屿。正是由于沿海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防危机，加上那里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均较前代有较大发展，江南地区更是明朝的粮仓和财税征收的主要来源，因而明代统治者对海疆地区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宋、元时期。
一 明朝建立前后统一海疆的战争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元朝廷以赏赐和强取豪夺等方式，将土地高度集中于蒙汉官僚地主手中，如一次就将5000顷土地赏赐给右丞相伯颜，赏赐给大承天护国寺的山东土地更达162000余顷之多。不仅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流落他乡，就连中小地主的生活水平也迅速下降。元朝统治者分国内各民族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西南地区各民族）四等，实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至元末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职，军队中掌握兵权的职位，都不容许汉人和南人染指。而一些蒙古贵族犹嫌不足，伯颜甚至荒唐地建议元顺帝诛杀张、王、李、赵、刘五大姓的汉人和南人。(2)在统治阶级内部，元顺帝继位后，因伯颜欲废顺帝，他便与伯颜之侄脱脱合谋逼伯颜自杀。后脱脱之父马扎尔台继为丞相，脱脱又“劝”父下台，自任丞相。随着皇权日益削弱，地方权力扩张，统治集团内部自相倾轧乃至残杀之事愈演愈烈。
至正十一年（1351年），因黄河屡屡决口，灾民遍地，官府征发各地民众挑挖黄河故道。当时的秘密宗教组织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利用民夫聚集开河之机，传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3)的谣谚，并暗地里凿出一个独眼石人，埋在黄河工段，待民工挖出，以为是天意应验。与此同时，他们派人四处联络，决定以红巾裹头为号，发动反元起义。不久，韩山童被元朝官府捕获处死，刘福通提前起义，当年五月攻占颍州，六月又攻占元朝的屯粮要地朱皋镇（今河南固始北），散粮给当地饥民，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10余万人。在刘福通红巾军的影响下，各地纷纷举义，其中著名的有江淮地区的李二与彭大、赵均用、郭子兴，湖北地区的彭和尚、徐寿辉，湘水和汉水流域的布王三、孟海马等，还有聚众在海上抗元的方国珍，在江苏泰州附近活动的张士诚等部。他们活跃在黄河两岸、淮汉之间，攻克州、县城镇，消灭元军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摇摇欲坠的元朝统治。
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自幼失去父母、出家为僧的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朱元璋加入郭子兴部红巾军。他作战勇敢、机智多谋、富于远见，招收家乡农夫，收编地方武装，迅速扩大了起义军的队伍和地盘，自己也成长为濠州起义军的主要将领。至正十五年（1355年）三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明奉韩山童之子小明王韩林儿的龙凤旗号，实则积极谋求扩充实力，精心操练军队，手下聚集起徐达、汤和等一大批富有军事才华的将领。次年三月，朱元璋率军攻克有50万军民的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应天府，并以此为根据地，积极向东南方向发展，先后占领了长兴、常州、泰兴、江阴、扬州以及今天安徽的宣城、绩溪、休宁、歙县、贵池，浙江的建德、浦江、金华、诸暨、衢县、丽水等地，截断了元朝的南、北通道，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此时，北上与元军苦战的刘福通部红巾军主力遭到元军主力的重创；占据苏州的张士诚部和占据宁波的方国珍部接受元朝收编，割据一方；率领红巾军队伍在湖北活动的徐寿辉被部将陈友谅杀死，其部众一部分由部将明玉珍率领入川，一部分归陈友谅统领，占据荆楚之地。朱元璋为了在诸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站稳脚跟，进而拥有与元廷决战的强大实力，最终统一全国，便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发动了一系列夺取沿海地区的战役。
（一）消灭陈友谅之战
陈友谅本是湖北沔阳的一名渔家子弟，气力大，武艺好，参加红巾军起义后积战功升至领兵元帅。至正二十年（1360年），他以江州（今江西九江）为都城，建国称帝，立国号为汉，“奄有江、楚，控扼上游，地险而兵强，才剽而势盛”(4)。但陈友谅是靠谋杀徐寿辉、倪文俊等红巾军领袖登上皇帝宝座的，其忌下杀上的卑劣行径在军中极不得人心；登基后他不是向腐败的元朝政权发动进攻，而把攻击矛头指向抗元的朱元璋，并积极向安徽、江西、福建等地扩充地盘，而且对辖区内百姓横征暴敛，以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和巨额军费开销。朱元璋及手下将领们在分析应当打击的目标时，首先选定陈友谅为对手。对此，谋臣刘基分析说：“（张）士诚自守虏，不足虑。（陈）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5)
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率水师10万以及“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大舰巨舶上百艘，自采石蔽江而下，逼近南京。朱元璋采取设伏诱敌战术，派元军降将康茂才以故友的身份写信给陈友谅，表示愿为内应，约定在江东桥（今南京江东门附近）会合，以呼“老康”为暗号；同时派兵埋伏在石灰山（今幕府山）、卢龙山（今狮子山）等地，又派水师出龙江关（今南京兴中门外）待命。初十日，陈友谅带水军驶抵江东桥，连呼“老康”无人响应，知道受骗，于是派兵万人至龙江登岸立营。这时朱军伏兵四起，水陆夹攻，陈军登岸之兵大溃，争相涌往战船。适逢江中退潮，陈军巨舰搁浅，将士多被击杀、溺死，剩下的纷纷投降，只有陈友谅等少数人乘小舟逃回江州。次年，朱元璋借江东桥大捷的余威，率军溯江而上，占领江西各州、县和湖北部分州、县，迫使陈友谅退至武昌。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初，正在北方与元军苦战的红巾军首领刘福通、韩林儿受到元军与张士诚部的夹击，刘福通被杀，韩林儿被包围。朱元璋领兵北上解围。陈友谅趁江西战场朱军兵力空虚，派主力进围归附朱氏的长江中游战略要地洪都（今江西南昌）。鉴于几年前陈军攻打位于江边的太平州城时，士兵可直接从战舰甲板登上城垣，陈军这次特意派大型战舰数百艘围攻洪都。有的战舰“高数丈，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朱元璋却料知陈军会重施故技，早已让守军拆掉原先临江而立的城垣，后撤30步，重新夯土砌筑。陈军预先设计好的攻城战法无从施展，屯兵城下近3个月之久，伤亡惨重，粮食缺乏，士气相当低落。七月，朱元璋调集各路部队解洪都之围。他先是派兵封锁鄱阳湖通往外江的各条水道，将陈军困于湖内，随后率主力在鄱阳湖康郎山水域与陈友谅决战。作战时，朱元璋发现鄱阳湖多有水浅之处，不利于巨舰行驶，而陈友谅“巨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因而决定充分发挥自己舰小灵活、善用火攻的优势，将水师战船分编成队，火器、弓矢、刀矛依次配置。“近寇舟，先发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则短兵击之”(6)。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双方战船在湖面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交锋。朱军以火攻船，用燃烧性火器和舰炮攻击，焚烧陈军战舰数百艘，虽然自己损失也不小，却始终牢牢控制着通往长江的水道，并截获了陈军粮船，把陈友谅困在湖内动弹不得。陈军则损失惨重，又饥又累，大部分活着的将士纷纷向朱元璋投降。八月二十六日，陷入绝望之中的陈友谅率楼船百余艘冒死向湖口方向突围。混战中，陈友谅中箭身亡，余部投降。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军大部分主力之后，进围武昌、汉阳，占领陈友谅所据有的长江中游广大地区，其政权随之灭亡。
（二）消灭张士诚和迫降方国珍
张士诚系泰州白驹场人，一向以操舟运盐为业。他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家乡聚众起兵，占据了南至杭州、绍兴，北达山东济宁，西至汝、颍、濠、泗诸州，东到大海的广阔土地，拥兵数十万，自称吴王。至正十七年（1357年），他放弃了反元斗争，投降元朝，被授以太尉官职，领兵进攻刘福通、韩林儿等红巾军队伍，又企图在朱元璋对陈友谅作战时攻其后方重地。所以，朱元璋在灭陈之后，即将张士诚定为下一个作战目标。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在进行了两年的精心备战之后，决定挥师东向，推翻吴政权。吴王张士诚投降元朝，已失去百姓支持，将校们贪图享乐，“皆不以军务为意。及丧师失地还，（张）士诚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7)。根据这些情况，特别是吴军不加强西部防线，而是屯重兵于诸暨的布防特点，朱元璋决定先攻江北，后取江南。十月十七日，朱元璋派马、步军和舟师进围吴政权在江北的战略重镇泰州。张士诚为解泰州之围，派战舰数百艘进入长江，又派兵万余到海安周围佯动，企图调动朱军主力。朱元璋不为所动，坚持攻打泰州，至闰十月城破，俘获吴军士卒5000人。次年正月，朱军水师主力在江阴击败张士诚水军，缴获大批楼船、斗舰，张军水师官兵溺死过半，将士5000人被俘。经此数次血战，张士诚主力遭受重创，淮安、濠州和徐州等重要城镇尽被朱军占领，通往浙西的门户被打开了。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考虑到张士诚龟缩在平江（今江苏苏州）城内不出，但他与湖州守将张天骐等人关系密切，若直接攻打平江，湖州吴军必然出兵救援，容易陷朱军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所以制定了先取湖州、再捣平江的作战计划。当年八月，朱元璋派徐达率主力20万人从南京出发，扬言进攻平江；又派兵直趋杭州和嘉兴，牵制当地吴军。徐达部主力行至太湖洞庭山附近时，突然转向湖州，将该城团团包围。张士诚为解湖州之围，多次派兵救援。朱军一方面加紧攻打湖州城，一方面将位于湖州东面的吴援军驻地旧馆周围据点扫荡拔除，把吴国援军孤立起来。当年十月，驻旧馆的吴国援军首先投降。十一月，湖州守军眼看援军不至，突围无望，也举城投降。与此同时，杭州、嘉兴等地也传来捷报，慑于朱军声威，杭州、绍兴、嘉兴诸城望风而降，平江实际上已成为一座孤城。十一月，徐达率大军包围平江。平江城垣坚固，设防严密，徐达遂采取长困久围之计，在城外“架木塔与城中浮屠等，筑敌楼三层，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铳其上，又设襄阳炮击之，城中震恐”(8)。由于采用这种火铳与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法，摧毁力较大的襄阳炮可以破坏城上设施，火铳和弓弩又可以杀伤敌人，致使吴军损伤惨重。次年九月，平江城破，张士诚被俘，吴国政权随之灭亡。
朱、张两军激战正酣时，据有浙东温州、台州和庆元（今浙江宁波）的方国珍势力已成惊弓之鸟。方氏力量远不如张士诚强大，所以他投降元朝后，为元朝从海上运送粮食，解救大都之急；又对朱元璋进献贡物，虚与委蛇，表示愿意献出浙东之地；还与占据福建的陈友定相交往，以求苟延残喘之计。朱元璋消灭吴国政权后，即派人招降方国珍，方氏据土顽抗，并做好了战败逃往海上的打算。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派朱亮祖进占台州、黄岩、温州；十月，又派汤和进攻庆元。方军不堪一击，许多将领闻风而降，余部逃至海上避难。十一月，朱元璋增派廖永忠部从海道配合汤和所部。方国珍至此走投无路，接受汤和的劝降书，余部数万人被收编。
（三）平定福建和两广
朱元璋歼灭张士诚和方国珍势力后，把进攻的目标定为盘踞福建的陈友定和统治两广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陈友定靠组织“民兵”为元朝镇压起义军起家，在元朝受到红巾军起义阻隔、南北呼应不畅、大都粮饷困难的情况下，他从海路不断运米至大都，以济元廷之需。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军胡深部曾孤军深入福建，最终兵败被杀。朱元璋解决张士诚之后，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分兵两路，一路从江西进入福建，一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浮海至福州。年底，由汤和率领的水师抵福州城外，城中守军启门投降。由陆路入闽的朱军也攻下建宁，与水师会攻陈友定巢穴延平。次年正月二十九日，陈友定服毒，城中守将文殊海牙等投降。其余汀州、泉州、漳州等城也相继归附。
在进军福建的同时，朱元璋分兵三路，一路由湖广入广西，一路由江西趋德庆（今属广东），一路则在平定福建后，由海道进攻广东。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廖永忠率水师抵广东潮州，元朝的江西分省左丞何真已将广东所有郡县户口、兵马、钱粮等造册制表，遣使请降。四月，朱军水师进入广州，擒杀了拒降的元广州参政邵宗愚以及周围各县聚众抵抗的土豪。而从江西陆路进入广东境内的朱军，此时也克复英德、清远、连江、肇庆各城。六月，元海南、海北道元帅罗福与海南分府元帅陈乾富归降，广东全境被占领。
如果说，因为何真的请降，朱元璋可以兵不血刃，迅速平定广东，而在解决广西元军时则要稍费时日。当时广西元军精锐主要聚集在靖江（今广西桂林）。该城位于漓江之西，居“五岭之表，联两越之交，屏蔽荆、衡，枕山带江，控制数千里，诚西南会府，用兵遣将之枢机”(9)。守将也儿吉尼在此经营10余年，城防相当坚固。从湖南和广东进入广西的两路朱军围攻该城近两个月，仍不能攻克。洪武元年（1368年）六月，朱军将领杨璟暗约城内元军总制张荣为内应，开启城门，朱军进城将也儿吉尼擒获，靖江城和广西其他州、县皆被占领。
（四）北上夺取山东、攻克大都
朱元璋在规取福建、两广的同时，派大将徐达率主力部队展开了北上灭元之战。两线作战素来为兵家之大忌。但朱元璋认为，南方的几股元廷残余势力已不成气候，指日可平。北方虽然元朝重兵屯集，但已形成沂州（今山东临沂）的王宣、王信父子，河南的王保保，关陇的李思齐、张思道等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元廷朝臣们也是相互钩心斗角，倾轧不已，为明朝军队长驱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他又不同意直捣元大都（今北京），因为大都城高池深，防守必固，若明军一时攻不下元都，必然形成屯兵坚城、粮饷无继的不利局面，反而遭到各地来援的元军攻击。“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10)。
形势正如朱元璋所预料的那样，占据沂州的王宣父子虽然首鼠两端，降而复叛，却不能阻挡明军前进的步伐。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徐达从淮安出兵，十一月二十九日即攻克山东重镇益都，十二月占领济南及登州（今山东莱阳）等沿海郡县。次年四月，转兵中原的徐达主力在洛阳击败王保保之弟脱因帖木儿率领的中原元军主力，随后乘胜进占潼关。至此，明军已割断元大都与陕西的联系，王保保固守山西观望不救，元大都实际上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徐达按照朱元璋的部署，率中原的明军主力至山东临清，与来自山东各地的明军会合后，一路攻克德州、长芦（今河北沧州），进抵直沽（今天津附近），控制出海口，二十七日已逼近元大都城下。元大都自辽金以来即为都城，城墙高厚，防守严密。但元朝末年政治腐败，频频发生军事、政治之变，城守设施失修，守城士卒无心恋战。元顺帝知道已无固守待援的可能，遂于闰七月二十八日趁夜色开启城门，仓皇出居庸关，逃至元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徐达事先已预料到元顺帝北逃的可能性，且朱元璋已指示对元顺帝可不必穷追，所以只是“固守疆圉，防其侵扰”(11)，分兵守卫居庸关、古北口等要塞。
（五）经略辽东
明军占领元大都及其周围地区后，中国只剩下东北海疆仍控制在元朝残余势力的手中。但朱元璋这时忙于解决山西、陕西和漠北的残余元军，又要消灭明玉珍在巴蜀建立的夏政权，特别是盘踞甘肃的扩廓帖木儿势力还相当强盛，实为明朝的心腹之患。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派大将徐达率精兵强将15万人进攻扩廓帖木儿，结果在岭北（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北）失利，死亡数万人。这说明残元势力不可小觑。朱元璋为此改变了以往积极进攻的军事方针，在总体上采取守势，其平定辽东海疆的战争进程也随之放缓。
元朝灭亡后，辽东之地掌握在蒙古名将木华黎的后人纳哈出手中。他以辽阳为中心，聚集了退出关外的大批元朝遗臣和地方官员，拥众数十万，统治区域南起旅顺，北至开原，东临鸭绿江，西至山海关，效忠于漠北元朝宗室，不时袭扰明边，严重地威胁了明朝北方的安全。明朝廷多次派人招抚他，打算和平解决辽东问题，却得不到响应。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解决了巴蜀的夏政权和云南的梁王势力，一度称雄草原的扩廓帖木儿又死去，西北、西南逐渐安定下来之后，决心全力经略东北，以军事进攻为后盾，迫降纳哈出。其实，在此之前明朝已做了一些相关的战争准备。洪武四年（1371年），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投降明朝，朱元璋任命他为辽东卫指挥同知。很快，明朝派马云等人率兵从山东蓬莱渡海抵金州（今辽宁新金南），总辖辽东兵马，经营辽东地盘，压缩纳哈出的势力范围。在决定迫降纳哈出之后，明廷一方面加紧从海上运粮，充实辽东实力，另一方面在北方征发民夫运粮123万石至松亭关（今河北喜峰口）、大宁（今内蒙古宁城）、会州（今河北平泉西南）和富峪（今河北平泉北），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好了充分准备。
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月，冯胜率北征军进驻通州，派人到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侦察，得知那里有敌人轻骑活动，即派蓝玉带兵出关袭击，杀掉纳哈出任命的平章果来；同时又派原纳哈出部下乃刺吾携书致纳哈出，劝其归降。三月，冯胜指挥大军出松亭关。六月，冯胜军已逼近纳哈出驻地金山（今吉林双辽东北）。纳哈出眼看大兵压境，部下多愿归明，知道大势已去，遂带20万众投降明朝。次年，明军将领蓝玉、王弼进兵今黑龙江、吉林西部，盘踞在那里的朵颜元帅表示愿意臣服明朝。其后明军多次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抚慰当地少数民族，永乐年间又在黑龙江下游设立奴儿干都司，正式确立对当地居民的统治。至此，经过朱元璋、朱棣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中国海疆全部置于明王朝的统治之下。
二 明代的海疆区划及管理模式
与前代相比，明代在海疆区划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族构成和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不同的管理办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海疆管理模式。
（一）明代的海疆区划
明代地方区划，特别是海疆区划大体沿袭元代。在东北地区设置都司（都指挥使司的简称），在华北、华东和华南沿海设置府、州、县行政机构。其中临海区域如下：
奴儿干都司，永乐七年（1409年）设，治所在黑龙江下游，距海口150千米的特林（在今俄罗斯境内），其辖境“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12)，即北至外兴安岭，南达阿也苦河（图们江上游），东至日本海，西至兀良哈的区域。其境内卫、所数量最多时是在万历年间（1573—1620年），达到384卫、24所。
辽东都司，洪武四年（1371年）置定辽都卫，后改此名。治所在辽阳。其地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有25卫、2州。
永平府，洪武四年（1371年）改此名。治所在卢龙（今属河北），辖州滦州，辖县乐亭、抚宁、昌黎等濒海。
河间府，洪武元年（1368年）升为府。治所在河间（今属河北），辖州沧州临海。
济南府，治所在历城（今山东济南），辖县海丰、利津、沾化、蒲台濒海。
青州府，治所在益都（今属山东），辖县博兴、乐安、寿光、诸城、莒县等临海。(www.xing528.com)
莱州府，治所在掖（今属山东），所辖掖县、潍州、昌邑、平度、胶州、高密、即墨近海。
登州府，治所在蓬莱（今属山东），所辖黄县、福山（今烟台）、文登等临海，并长岛庙岛群岛。
淮安府，治所在山阳（今江苏淮安），辖县盐城、安东临海。
扬州府，治所在江都（今属江苏），辖州泰州、通州濒海。
苏州府，治所在吴（今江苏苏州），所辖嘉定县、太仓州临海。
嘉兴府，治所在嘉兴（今属浙江），辖县平湖、海盐等临海。
杭州府，治所在钱塘（今浙江杭州），辖县海宁临海。
绍兴府，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辖县萧山、会稽、余姚、上虞临海。
宁波府，治所在鄞（今浙江宁波），所辖之慈溪、定海、象山临海，并辖有众多海上岛屿。
台州府，治所在临海（今属浙江），辖县黄岩、宁海临海。
温州府，治所在永嘉（今浙江温州），所辖永嘉、瑞安、乐清、平阳均临海。
福宁州，治所在宁德（今福建霞浦），濒海。
福州府，治所在闽（今福建福州），辖县长乐、福清皆为出海要港，连江为海上岛屿。
兴化府，治所在莆田（今属福建），临海。
泉州府，治所在晋江（今福建泉州），辖县同安、惠安临海，且拥有众多近海岛屿。
漳州府，治所在龙溪（今福建漳州），辖县漳浦、诏安临海，且拥有东山岛等海上岛屿。
台、澎地区，明承元制，在澎湖设有巡检司；台湾岛在明代曾被荷兰殖民者占领，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岛上设立军、政管理机构。
潮州府，治所在海阳（今广东潮州），所辖海门、饶平、惠来、澄海等近海。
惠州府，治所在归善（今广东惠州），近海。
广州府，治所在南海（今广州），所辖新安、新宁等近海。
肇庆府，治所在高要（今广东肇庆），辖县阳江临海。
高州府，治所在茂名（今广东高州），近海。
雷州府，治所在海康（今属广东），辖县徐闻、遂溪临海。
廉州府，治所在合浦（今属广西），临海。
琼州府，治所在琼山（今海南海口），所辖文昌、儋州、万州等临海。
（二）明代海疆的三种管理模式
大概由于以往历史上来自海疆方向的威胁从未对中央政权构成致命冲击，明朝从未（哪怕是尝试性地）建立中央和地方性专门海疆管理机构，所以其对海疆的管理也随相关陆地区域管理体制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体制上看，明朝对海疆的管理大体为三种模式：一是军事管理模式，二是军事管理、土官管理与州、县民政管理相结合的模式，三是在实行府、州、县民政管理的同时，屯驻海防兵力的模式。
军事管理模式：主要实行于包括辽东海疆、滨海地区及库页岛等东部沿海岛屿在内的东北海疆地区。明朝在这里设立了分别隶属于左军都督府的辽东都司和隶属于兵部职方清吏司的奴儿干都司。
辽东都司的前身是洪武四年（1371年）设置的辽东卫指挥使司，后在辽东“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吴泉、冯祥为同知，王德为佥事，总辖辽东诸卫兵马”(13)。4年后，因全国各都卫一律改称都指挥使司，辽都卫指挥使司也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辽东都司对管下民户编以卫所之制。在这些卫所里，处于滨海地区的有定辽中卫、定辽左卫、定辽右卫、定辽前卫、定辽后卫、东宁卫、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广宁右屯卫、宁远卫、海州卫、盖州卫、复州卫、金州卫等。作为辽东都司军事长官的辅助民政事务机构，明朝还于洪武年间在辽东设立了分守辽海东宁道（亦称布政分司），由山东布政使司右参议或参政充任，管理粮储之事；设立了辽东按察分司，亦由山东按察使司派员充任，主管司法事务。明中期，辽东的粮储、司法事务改由朝廷直接管理。成化十二年（1476年）在辽东设户部分司，任命总理辽东粮储户部郎中一员主持，办事机构设广宁。明永乐年间，派监察御史一人巡按辽东，办事机构设辽阳。
奴尔干都司设立于明永乐七年（1409年）。此前，明太祖朱元璋即很注意加强对奴尔干地区的招抚，对前来依附的当地少数民族部落酋长给予封赏，在当地设立卫所。到永乐六年（1408年），已在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精奇里江等地设立卫所130余个。永乐七年，根据前来朝见的奴儿干头目忽刺冬奴的提议，明朝在这个元朝征东元帅府的旧地建立奴儿干都司，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刘兴为经历，治所在特林（今属俄罗斯）。明朝派来驻防的官兵多达2000—3000人，少则500人，每两年轮换一次。都司下辖卫所多达400多个，其中处于滨海地区的有黑龙江下游的古鲁卫等30余个卫所，乌苏里江下游的双城卫等10余个卫所，库页岛上的波罗河卫等3个卫所。奴儿干都司的官员虽然为流官，但明朝允许其世袭。下属卫所的大小官员，多任命当地部落酋长担任，朝廷也常常调动他们的职务，甚至任命他们到内地去任职。由于奴儿干地域遥远，明朝特意恢复了元代在北方设立的驿站（包括狗站），又在今吉林市松花江两岸设立造船场，造船运载往来于黑龙江下游及滨海地区的官员、士兵及粮食、物资等通过水路抵达目的地。
兼容性管理模式：在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滨海地区和沿海岛屿上，则参照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管理的办法，军事管理、土官管理与州、县民事管理相结合。
明代南方各民族聚居的滨海省份主要有广西、福建和广东。
明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明朝袭用元朝制度，设广西行中书省，洪武六年（1373年）置广西都卫，洪武八年（1375年）改卫为都指挥使司，洪武九年（1376年）改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下辖8个府、1个州、5个县、4个长官司。广西都指挥使司和承宣布政使司分别管理当地军、民事务。而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设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土官衙门，利用当地民族首领的力量协助进行统治，并允许他们世代承袭。广西除了管辖大陆地区外，在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还一度管辖汉族和黎族人民生活的海南岛，当年四月，海北海南道重归广东管辖。
福建都卫初设于洪武七年（1374年），次年改为福建都指挥使司。其属下晋江县负责处理有关生活在台湾、澎湖的汉族和高山族等少数民族事务。明代在澎湖设有巡检司，负责当地防务。后荷兰殖民者多次侵占澎湖，又与西班牙殖民者争夺我国台湾，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明朝才在台、澎地区正式建立了北路安抚司、澎湖安抚司等较完备的军政建置。
广东下辖琼州府（今海南），府领儋州、万州、崖州3个州及琼山、昌化等10个县。由广东都指挥使司负责岛上防务，各州、县管理汉族、黎族事务，在黎族聚居区还设置了一些黎族土官进行管理。
以民政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明朝对直隶、山东、江浙、福建及广东等沿海省份，在实行府、州、县民政管理的同时，设立沿海卫所屯驻海防兵力。据不完全统计，洪武年间，明朝在沿海地区设立的大小卫所有：北直隶1卫，山东10卫、5所，南直隶9卫、10所，浙江11卫、30所，福建11卫、13所，广东8卫、29所。此外还有200处巡检司。这些海防部队依托遍布万里海防线上的城寨、墩堡、烽堠等设施，对防御和打击入侵的倭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将海疆分割成数块交给各省分辖，由各省的主要官员（他们大都驻在远离海口的内陆城市之中）通过府、州、县等与内陆地区相同的民政管理机构去管理的方式有很多弊病。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官员们“设法以统治陆地的同样方法来统治海面，把局部防卫的观念同样运用于沿岸和大海。他们未将海岸沿线划分成可从四面八方扫荡水上世界的机动防御力量的长条形行政单位，而是建立起一套官僚政治的、容易导致混乱和重叠的军事统治机构”(14)。由此给明代海防带来的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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