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明清卷》：揭示海洋文化的历史视野

海洋文化的历史视野——《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序

海洋文化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它既包含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又包含了基础理论学科与应用科学学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发展潜力。

海洋文化史体现了海洋文化的历史视角，或是历史研究的海洋史观，既涉及海洋文化的各个层面，如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也涉及历史学的各种专门史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科技史、艺术史、文学史、民俗史等等。更细的当然还有海疆史、海岛史、海防史、海军史、海战史、航海史、造船史、海关史、海产史、海港史、海洋文学史、海洋艺术史等，还包括海洋意识、海防观念、海权观念、海洋政策、海路交通、海上贸易、海洋社会、海外移民等等，可见涵盖面极其广泛，内容极其丰富。

从中国海洋文化史的视角来看，中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18000多千米长的大陆海岸线，6500多个岛屿和30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领海加上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而这片广阔的海洋国土却常常为国人所忽略或误解。甚至有人把中华文明简单归结为与海洋脱离以至对立的“黄土文明”，这是必须加以纠正的。回顾中国历史，大量史料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民族之一。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独木舟的桨距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文字记载中，《竹书纪年》有夏代的航海活动记录，“东狩于海，获大鱼。”甲骨文中也有殷商人扬帆出海的记载。《史记》写春秋战国时，吴国水军曾从海上发兵进攻齐国。而齐景公曾游于海上，乐而不思归。《论语》中说连孔子也表示过想“乘桴浮于海”呢！秦始皇多次东巡山东沿海，命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和百工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而徐福船队出海东行后竟一去不复返。后人遂有徐福东渡日本的种种传说。以上这些都是发生在公元前的事例，难道能说我们的老祖宗不知道海洋吗？我们应该从考古遗址文物和上古史料文献研究中，发掘出更多中华民族先人从事有关海洋活动的事迹，并加以考订、阐述。

中国在古代还曾经是海上贸易十分发达，航海和造船技术领先于世界水平的国家，这是值得炎黄子孙们自豪的历史。《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中国船队从广东徐闻或广西合浦出海，经东南亚、马六甲海峡直至印度马德拉斯沿海“黄支国”和“已程不国”（斯里兰卡），被后人称为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汉武帝时已与欧洲的“大秦国”（即东罗马帝国）有了交往。东晋僧人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到印度（当时称天竺），学梵文抄佛经。公元411年，又从“狮子国”（斯里兰卡）坐船经印度洋和南海回国。唐代，中国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海上交通十分发达，开辟了多条海外航线。如赴日本的东亚航线，还分为经朝鲜半岛沿海的北路与直接横渡东海的南路。另有赴库页岛、堪察加的东北亚航线。特别是通往西方的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据唐朝宰相贾耽所著《广州通海夷道》记载，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越海南岛，沿印度半岛东岸航行，顺马来半岛南下。经苏门答腊、爪哇，出马六甲海峡，横渡孟加拉湾至狮子国，沿印度半岛西岸航行，过阿拉伯海，抵波斯湾。再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西航经巴林、阿曼、也门至红海海口，最后南下直至东非沿岸。唐代远洋海船把中国丝绸、瓷器、茶叶运销亚非各国，并收购象牙、珍珠、香料等物品，盛况空前。唐代重要海港如广州、泉州、福州、明州（宁波）、扬州、登州等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港。而宋代的海上贸易更超过唐代，政府设立市舶司，给商人发放出海贸易的“公凭”（许可证），对进港商船征收关税，鼓励发展对外贸易。据《岭外代答》、《诸藩志》等宋朝书籍记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就有50多个，包括阇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大食（阿拉伯）、层拔（东非）等。尤其是宋代中国海船首先用指南针和罗盘针导航，开创航海技术的重大革命，后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才有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当时中国的海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技术水平都达到了世界前列。宋代远洋航船依靠罗盘导航甚至可以横渡印度洋，直达红海和东非。元代航海事业又有进一步发展，元代的四桅远洋海船在印度洋一带居于航海船舶的首位，压倒阿拉伯商船。元代运用海船进行南粮北运的海上漕运。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见到中国港口有船舶15000多艘。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更赞扬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甚至他在印度旅行还见到不少来自泉州的中国商船。元人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中记载与泉州港有海上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泉州港口还竖有指示航行的大灯塔。

明代初年郑和舰队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古代海洋及造船、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世界航海史上极其伟大辉煌的一页。郑和舰队规模之大，造船、航海水平之高，所到国家地区之多，都可谓当时世界之最。郑和舰队在1405—1433年的28年中先后七次远洋航行，到达东南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所到之处进行和平外交与经济文化交流，谱写中外友好的篇章。他们开拓的航路、总结的航海经验、记录的见闻、绘制的海图都是留给后人的极其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把郑和航海史作为中国海洋文化历史研究最重要最典型的课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学科的深入研究。例如，郑和的海洋观、海权观、海防观、海洋外交思想、外贸思想、航海技术、海战战略战术、造船技术、航海路线、海图测绘、通讯导航、舰队组织、人才培养、海洋见闻、海洋文学、海洋民俗信仰，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动机、效果作用，所到之处的活动影响、遗址文物、民间传说等；不仅要搞清楚郑和舰队究竟到了哪些地方，还要与当时欧洲的航海家如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的航行作具体实证的比较；更要科学总结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分析郑和航行为什么不能达到哥伦布航行的效果，没能推动中国航海事业更大的发展。

郑和航海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辉煌和骄傲，但郑和以后中国航海事业的衰退和萎缩，又是我们民族的遗憾和教训。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反思郑和以后明清两代的海洋政策和统治集团、知识分子以至民众的海洋意识。为什么明初鼎盛的航海事业会中断？为什么明清政府要实行海禁政策，其历史背景、直接动因以及更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原因是什么？禁海政策与日本倭寇海盗骚扰、郑成功反清斗争、西方殖民者入侵等的关系如何？闭关锁国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其具体措施规定又是什么？其实我们也不要把明清的海禁政策、闭关政策绝对化，似乎始终不许片板下海，一直紧闭所有国门。实际上，海禁在不同时期曾有松弛，民间商船仍不断东渡日本长崎进行信牌贸易。即使实行闭关之后，也并非完全封闭，仍留广州一地，允许各国商船前来贸易。但这种消极保守的外交及海洋政策，确实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和阻碍。尤其在18—19世纪，西方进行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突飞猛进之时，中国却不求进取甚至停滞倒退，这一进一退形成东西方力量消长的悬殊变化，以致出现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这说明海洋意识与国家发展、民族兴衰有多么重大的关系，这个历史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进入近代，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海洋更是息息相关。一方面，西方列强加上日本侵略中国大多是从海上入侵。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无不如此。中国万里海疆，狼烟四起。帝国主义依仗船坚炮利，烧杀抢掠，横行霸道，迫使中国割地赔款，许多港口、海湾被割占、租借，海疆藩篱尽撤，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关于海港、海湾、海岛、海域、海关、海运等等有关海洋权益的条款，看看我们究竟在近代丧失了多少海洋方面的主权和利益，以史为鉴。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军民曾经为反抗外国从海上入侵，保卫祖国海疆进行过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过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等许多民族英雄。但历次对外战争却都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愚昧、腐败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综合国力的落后。中国封建统治者长期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应向“天朝”朝拜进贡。直到18世纪末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皇朝文献通考》对世界地理的描述，仍是“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1840年英国舰队已经打进国门，道光皇帝才急忙打听：英国究竟在哪里，有多大，与中国有没有陆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连英国是大西洋中一岛国这样起码的地理知识都没有，可见对世界形势愚昧无知到什么地步！在鸦片战争刺激下，一批爱国、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寻找救国道路和抵御外敌的方法。如林则徐编译《四洲志》，魏源编撰《海国图志》，徐继畲编著《瀛环志略》，梁廷枬写作《海国四说》等。这些著作达到了当时东亚对世界和海洋史地认识的最高水平，可是却不受统治集团重视，反被斥为“多事”。皇帝和权贵们依然迷信和议，苟且偷安。(www.xing528.com)

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缺乏海洋意识、危机意识和海防意识，不仅在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的两次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而且对新兴的日本从海上侵犯，也缺乏警惕和对策。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南部高山族地区，清政府竟视为“海外偏隅”，听之任之。最后签订《台事专约》，反给日本50万两银子，以“息事宁人”。这种妥协退让态度助长了日本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海疆的野心。日本侵台事件后，经过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清政府官僚认识到东南海疆万里，已经门户洞开，再不加强海防和建立海军，前景“不堪设想”！于是分别建设北洋海军和福建水师。福建水师的军舰和人员都是由法国人作顾问的福州船政局制造和培训出来的。不料在1883年8月23日中法战争的马江海战中，几小时内就被法国舰队全部消灭。这真是对清政府依靠外国进行洋务运动和海军建设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值得好好研究，总结、吸取历史教训。

甲午海战可以作为近代海军史、海战史以至海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典型事例。李鸿章花了中国人民大量血汗钱，用了十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在1888年成军时的确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一支海军舰队，拥有“定远”号和“镇远”号两艘从德国买来的7000多吨的主力铁甲舰。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曾威震东瀛，吓得日本赶紧全力以赴拼命发展海军。而与此相反，清政府却满足现状，不仅不再添置战舰，反而压缩海军军费，甚至挪用海军经费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和“三海工程”（北京北海、中海、南海）。一进一退，中日海军建设又拉开了差距。三年后中日甲午战争双方海军大决战时，便见分晓。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有着多种原因。仅从海洋史观或海洋文化历史研究的角度，也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如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等权贵的海洋意识、海权观念、制海权观念、海洋国际法观念、海防指导思想、海军建设思想、海军战略战术思想、海陆协防思想，以及具体的海军组织、指挥体系、后勤供应、海防炮台、船舰性能、武器装备、海军人才教育、官兵素质、海战经过、战略战术得失、海上通讯情报、气象水文、海战新闻、海战文学诗词等许多方面内容。甲午海战和北洋海军留下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深刻总结、认真反思的，失败和教训同样也是宝贵的历史遗产。

中国近代海洋文化历史研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就是近代中国人如何通过海洋走向世界，如出使、游历、贸易、留学、华工、移民等等。他们在海外的见闻、观感及其思想观念、心理的变化十分有趣，并留下大量著作、游记、日记、笔记。例如，1876年前往美国费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浙海关委员李圭，原来不太相信地圆说，后来亲自从上海乘轮船出发一直向东航行，经太平洋到美洲，再经大西洋、印度洋，又回到中国上海。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地球真是圆的。同文馆学生出身一直做到出使大臣的张德彝八次出国，每次都写下一部以“航海述奇”为名的闻见录，自称要把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奇奇怪怪甚至骇人听闻的海外奇闻告诉国人。还如1887年出访日本、美洲的游历使傅云龙在其著述《游历图经余纪》中详细记载了自己横渡太平洋，特别是经过南美洲海峡，与惊涛骇浪搏斗的经历。凡此种种，都是海洋文化研究的极好素材。

可以说，海洋文化研究离不开历史研究，而历史学也应通过海洋文化研究扩大视野，开拓领域。海洋文化史研究有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相信有志于海洋文化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们，在这块尚未开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必将获得丰硕的成果。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编纂的《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从浩如烟海的学术界研究文献中，汇集、梳理并编辑、概述了涉及中国海洋文化史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资料，为海洋文化学习者、研究者及广大干部群众，提供了一套内容丰富、很有价值的参考书，也为中国海洋文化学科的建设发展，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应主编曲金良先生之邀，欣然为之作序。

二○○六年八月

于北大蓝旗营公寓遨游史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