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洲近代观念的诞生
如前所述，对“社会文明进程”的思考是这时西欧观念的又一个视角。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历史进步观念和历史整体观念。在学者们看来，人类世界是一个整体，文明经历了从亚述、米底、波斯、希腊、罗马到西欧各国的演进，但这种演进不是重演而是进步，古代的自然条件没有超越现今的地方，相反现今所具备的优越性也是古代所未曾拥有的。这种思维模式，为我们发现新问题又提供了一个角度。
（一）历史进步观念
历史进步观念，不仅是对历史倒退论、历史循环论的否定，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历史进程自觉理解的反映。它把不断进步作为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这是人类历史认识史上一次重要的飞跃。它反对中世纪“神创论”、“宿命论”、“来世拯救”的谬说，确立新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指出人类社会演化受规律支配，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并说明科学、知识和理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爱德华·卡尔曾这样表述，“没有关于进步的这样一种概念，我不知道社会如何能生存下去”(112)。的确如此。即使今天，历史进步观仍然是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概念框架。其中，以法国学者让·波丹、勒卢阿（Louis Le Roy, 1510-1577年）的进步观念最为卓越，他们坚决反对人类历史从远古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向后退化的学说，指出人类历史的进步建立在人类知识进步的基础之上，始终坚信今人必定超越古人。“他们共同促进了这三个观点的传播，世界并未退步、现代并不逊色于经典的古代、地球上各民族现在构成了一种‘世俗世界共和国’。”(113)此后，知识与社会进步的观念紧密联系起来，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孔多塞等人的历史进步学说奠定基础，人们也愈加相信更美好未来的到来。
由“古今之争”激荡起来的学术氛围，促使有关历史进步观念的讨论在整个欧洲开展起来，这一观念迅速成长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体系。英国学者彼得·伯克曾说，“西方历史思想最重要和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强调发展或进步的观念。我所用的“进步”一词意思广泛，是一种认为历史的变化为累积而成（一代人站在另一代人的肩上） 和不可违反（用俗语表达为“你不能让时间倒转”）的观念。”(114)在这里，进步的行程走向显而易见，那就是它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人类历史演变的画面，不可倒退、不可回转，朝向一个统一的目标：人类历史的前行、人类文明的进化，并最终达到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
还必须注意的一点是，人类社会演化受规律支配，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对此，让·波丹的进步观念较为卓越。他否定人类历史之初存在“黄金时代”的说法，猛烈抨击广为流行的历史倒退观，批判早期教父们提出、中古史家阐发的“四大帝国”理论，反对人类最终走向末日审判的谬论。让·波丹“试图以新的普遍历史理论代替那些盛行于中世纪的理论”(115)，他指出“历史就是对事物的真实描述”，包括人类史、自然史、神圣史，其中人类史以人为研究对象，既依据推理又依赖实际生活经验，人才是“人类生活的裁决者”(116)，这便肯定了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命题。勒卢阿坚信，近代的优越环境和独特条件是古代未曾具备的，今人必定超越古人，他的《宇宙万物的兴衰或变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研究是根据民族层面是循环的、而从整体上看是进步的模式来进行的，强调人类创新，特别是当代“新型的人、风俗、法律和习惯”(117)。
简言之，在让·波丹、勒卢阿等持有历史进步观念的学者那里，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不仅表现在有规律可循，还表现在各民族道路的相同性。因此，通过研究各民族的法律制度，便有可能解释诸民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从中找出发展的规律，其实，这也是人类对自身文明认知的一个过程。
（二）历史整体观念
历史整体观念与历史进步观念密切相关。“世界的发现”、“人的发现”因此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响亮口号。伴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历史思想进行了一番崭新的定向，那种先天由上帝决定命运的普遍历史体系，已步入没落的轨迹，不再被接受赞同。人们结合现实世界的确切走向，需要一种与实际生活相吻合的历史观，对神学主义的否定和历史世俗化的要求便成为时代的必然。
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之窗迅速地在世人面前打开，历史学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天地，他们不仅注意到史前史、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开始主动有意识地进行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图景构建。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些历史学家和法国史学家博杜安（François Baudouin, 1520-1573年）、拉·波普利尼埃尔等都是这种世界史观念的贡献者，他们的“整体史观”、“完美历史”为人类呈现出了别样的世界史面貌。何兆武先生曾言：“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确实都是历史的产物；然而同样有理由可以说，每一幕重大的历史事迹也都是那个时代的理论思维的产物。如果没有启蒙时代思想家们的那些理论，也许就不会有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118)依此分析，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扩大了的世界视野，才为此时史家建构世界景观的普世史著作提供了可能性。
“地理大发现，就其本身事实而言，非常简单，但事实的意义并不简单，这种意义近乎可以说是创造了奇迹。”(119)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地理大发现的重要性在于让人们实现了从思考时间向思考空间的转变，即完成了由基督教线性历史观向文艺复兴时代空间观的转化，进一步开阔了视野，促使人类文化观的扩大。因为一个新半球的发现极大扩充了世界史，它过去一直局限在四个世界帝国和帝国转化的欧洲中心观中。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人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认知到其他民族文明的存在，其中开明者，较能以平等态度来看待这些世界文明，他们“发现了另一番人类社会的风俗、习惯、法律及信仰，发现了以前许多未曾发现的东西：新的天空、新的土地、新的海洋、以及新的疾病及救助方式等等。”(120)此时的欧洲尽可能地吸纳着人类的智慧思想，努力在新发现的人群身上挖掘他们的潜在优良之处。这是人类文化相互融合交流的一个过程，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世界观，也促成了若干新学术的出现，诸如人类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政府学和经济学等。地理大发现也是西方人对于自身概念的又一次确立。此外，由于有了新的数学计算方法，地理学和制图学这两个相互补充的学科取得了重大发展。这些因素都为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重建世界历史新局面提供了可能性。也是在这期间，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排列世界地图中欧洲与基督教的位置，地中海文明、中国、印度、日本、伊斯兰文明、甚至新近发现的美洲文明，逐步在历史舞台上占据相当的地位。
人类历史上舟楫远航屡见不鲜，然而地理大发现却成为重要的转折点，其原因之一，在于自此以后人类历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那时起，欧洲内部为争夺霸主地位进行的一切斗争都带上了全球化的性质，也是从那时起，地球上某个地方发生的事件也会给其他地方带来影响。几个大陆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体系。”(121)这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代全球化的风潮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溯源至此。
（三）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向互动
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在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教会一统天下的基础上，经由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的努力，逐步得到修正、完善，最终实现了从上帝秩序进化到人类秩序的转变。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世界历史最初产生的背景是“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精神促动，同时，这种新的精神也将欧洲置于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巨大世界之中。在这过程中，出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并存的局面。
追根溯源，近代民族主义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形成的。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使人类发现了自己认识了自己，如此一来，他们的焦点便由神圣的天国转向世俗的人间，开始意识到生存于其中的民族共同体。其实，即使在中世纪，民族主义也是一种真实的东西，只是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历史学家的本职已不是赞颂民族竞争或民族骄傲，诸如英格兰的光荣、法兰西伟大，而是要叙述神的丰功伟绩。
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社会发展、文化转型，大都与此息息相关。但是，当历史学家为民族史极力贡献热情时，“欧洲中心论”也悄然萌生。在近代世界的起点上，欧洲社会呈现出巨大的社会变动：城市商业的发展、君主政体的建立、环球航海的成功、广大殖民地的设立……这一切的一切，都标志着欧洲进入动荡时期，此刻的欧洲人民有足够信心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团体，“欧洲意识”被进一步强化。美国学者亨廷顿说过：“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描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122)该结论在学者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证实。例如波里比阿的《历史》，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表现，那就是渴望在叙述罗马兴起的过程中涵盖整个世界，“它只包括了那些和罗马发生关系和纠纷的民族，根据作者的精神倾向，几乎完全只以政治制度和军事措施的历史为限。”(123)据柯林武德分析，这种来自古希腊的普遍史（普世史）传统与“实质主义”思想有关。
虽然，欧洲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把人类推向全球，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一种新的精神发展起来。然而，越来越强烈的帝国观念、以及忠诚执着的基督教信仰(124)，使得欧洲人认定自己依旧是最强大一方，盲目自以为是能够控制地球的其他区域。“古代的地理著作、来自阿拉伯的航海知识和工具以及根据亲自观察绘制的地图，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形成其新大陆的形象……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使大多数欧洲人不再认为他们自己是地球上最强有力的人。来自地理学家、探险家和其他旅行者的描述使教皇和其他统治者们相信，信仰天主教的欧洲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优越于新近探险和征服的领土上的‘异教徒’。”(125)这种认知，一定程度上，愈加滋长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史学实践中，这样的例子也一再被证实。尽管这时的世界史编纂摆脱了神学教条，突破以四大帝国为核心的旧历史架构的局限，但却出现了许多带有深刻殖民主义烙印的著作，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出版的叙述美洲印地安人的史著，多是一些为殖民主义张目、污蔑土著文明的作品。当时西方史家笔下的世界史几乎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扩张史。此外，让·波丹的“西欧中心论”观点也较为显著，他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出发，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笃信宗教和富于智慧的南方民族，以城邦国家、殖民扩张、法律制度为特征的希腊和罗马统治阶段，以战争和科学技术为特征的北方民族。对他而言，地理环境决定了民族的心理气质和道德修养，因此，民族的优越是先天造成的，后世无法改变，也永远无法成功。“同勒卢阿一样，他（让·波丹）的分期学说也是一种处于萌芽之中的西欧中心论，是黑格尔西欧中心论的先声。”(126)
综上所述，西欧文化复兴这场历时几个世纪的运动，恢复了古典文化，成为近代精神变革的先驱，产生诸如“人文主义”、“理性精神”等有益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概念。自由、平等、民主等一系列思想基因共同浸入欧洲民族的灵魂，为欧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主要基石。从来世的基督教神性到现世民众的世俗人性，从注重认知外部世界到追求内部社会前进，这种进步对欧洲文明的变迁具有深远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早已超出那个时代的范畴，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伴随着西方历史发展的进程。虽然思想文化觉醒不是欧洲特有的事件，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同样发生过，但可以说，欧洲这次重大文化事件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在特定时间环境之中，既是欧洲文化发展的结果，又构成今日欧洲文化的某些特质。由此，欧洲在渐进与突变的精神境界中完成了文化上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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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5页。
(2)[荷]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上），赵复三译，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第191页。
(3)[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07页。
(4)“罗马起源论”，认为西欧的封建主义起源于罗马，封建时代的许多制度（如采邑、庄园制和农奴制等）都可视为罗马时代的遗物。“基尔特说”，认为基尔特（Gild，即行会）是中世纪城市中的核心组织，尤其是商人基尔特。但在1890年，美国历史学家格罗斯著《商人基尔特》一书予以批驳。他证明，基尔特出现在城市兴起之后，而不是城市兴起之前。“马尔克说”，这是德国著名学者毛勒提出来的。他认为，中世纪德国城市是从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农村公社发展而来的，早期中世纪德国城市中有许多制度可以从马尔克公社中找到根源。“特权说”、“市场法说”，这两种观点都注重考察上层建筑对经济生活的反作用。“封建领地说”认为中世纪许多城市是从封建领地里产生的。“堡垒说”则指出，9至10世纪的法、德、英诸国，为了防止北欧维京人的侵扰而修建了许多堡垒。由于堡垒地区受到保护，环境安定，便于经营工商业，所以逐渐发展为城市。参见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5)[荷]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上），赵复三译，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第191页。
(6)[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4页。
(7)[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24页。
(8)[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1页。
(9)中世纪加洛林时期，甚至更早一些，大学的兴起就已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其实，与大学紧密相联的因素还有许多，比如经济社会状况、外来文明影响等等。关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研究，已有多篇论文涉及。参见施子愉：《略论欧洲中世纪大学兴起的社会背景》，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年第5 -6期；姜文闵：《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及特点》，载《河北大学学报》，1982 年第4期；潘后杰、李锐：《欧洲中世纪大学兴起的原因、特点及其意义》，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 年第3期；张斌贤：《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地位》，载《教育史研究》，1995年第2期；张斌贤、孙益：《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特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历史描述与分析》（博士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5年）；石广盛：《欧洲中世纪大学研究》（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7）等。
(10)[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王建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11)有观点认为，欧洲大学里的某些课程与授课方法，受到伊斯兰文化中“学院（madrassas）”的影响。此看法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欧洲与伊斯兰的文化交往对欧洲大学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G.Makdisi, The Rise of Humanism in Classical Islam and the Christian We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cholasticism, Edinburgh, 1990.
(12)[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王建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
(13)[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卫茂平校，商务印书馆2002年，译者序。
(14)[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王建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
(15)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二章“13世纪：知识分子的成熟及其问题”中，详细阐释大学为获取自主权与反对势力展开的斗争，并进一步论证大学与其至同盟者罗马教廷之间的复杂关系。
(16)H.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rev.ed., 3vols, Oxford, 1963, p.442.
(17)关于这三种文化成分的共同作用，参见Richard Sullivan, “The Carolingian Age: Reflections on It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Vol.64, No.2 (1989), pp.267-306.
(18)[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84-285页。
(19)See R.Hodges & D.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Ithaca, 1983.
(20)[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7页。
(21)[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2页。
(22)[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杨宁、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23)参见[英]J.H.伯恩斯：《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程志敏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65-166页。
(24)[荷]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上），赵复三译，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第132页。
(25)基佐曾断言“在4世纪末5世纪初，基督教教会拯救了基督教这话并没有言过其实。正是教会团体以其机构、官员与力量有力地抵抗了帝国的内部崩溃和蛮族风尚，征服了蛮族而成为罗马世界与蛮族世界之间的纽带、媒介和文明的原则。”他的结论对于查理曼之时的基督教也是适用的。[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2页。
(26)[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杨宁、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27)阿尔昆（Alcuin, 约735-804年），中世纪英格兰神学家、教育家。生于英格兰的约克郡，曾就读于约克主教学校。766 年，任约克主教学校校长。782 年，应法兰克查理曼大帝之邀，前往主持宫廷学校，开始了他在加洛林帝国的文化贡献事业。
(28)N.Downs, Documents in Medieval History, New York, 1953, p.33.
(29)See B.Bischoff, Manuscripts and Libraries in the Age of Charlemagne, Cambridge, 1964, p.61.
(30)[法]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页
(31)[法]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页。
(32)[奥]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赵复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9-80页。
(33)[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 第一分册），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5页。
(34)[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夏继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序言第2页。
(35)Urban T.Holmes, Jr., “The Idea of a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Speculum, Vol.26, No.4 (Oct.,1951), pp.643-651.
(36)关于哈斯金斯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详细论述，参见夏继果：《哈斯金斯与“12世纪文艺复兴”》，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也可参见刘建军：《论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运动》，载《北方论丛》，2003年第6期。
(37)William A.Nitze, “The So-Called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 Speculum, Vol.23, No.3 (Jul., 1948), pp.464-471.
(38)虽然12世纪有如此之多的辉煌成就和评价，但依然还有值得重视和注意的地方，学者杰格在《12世纪文艺复兴的“悲观主义”》一文中指出，“12世纪文艺复兴”这种提法是正确的，它确实有很多功绩，不过他同时也指出，这些成绩是不是由于文化记录者和讲述者过分地夸大了？杰格的意思也十分明显，即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认识要客观真实，不能贬低但也绝不能过于褒奖。C.Stephen Jaeger, “Pessimism in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Speculum, Vol.78, No.4 (Oct., 2003), pp.1151-1183.
(39)王亚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40)[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夏继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序言第3页。
(41)Paul B.Schaeffer, “The Popes and the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1, No.2(Jun., 1932), pp.155-163.
(42)[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夏继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
(43)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与希腊的关系，哈斯金斯在《希腊元素与12世纪文艺复兴》一文中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一部分是拉丁经典和罗马法的复兴，另一部分是古希腊科学和哲学在西欧的再次活跃。Charles H.Haskins, “The Greek Element in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25, No.4 (Jul., 1920), pp.603-615.
(44)Urban T.Holmes, Jr., “The Idea of a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Speculum, Vol.26, No.4 (Oct.,1951), pp.643-651
(45)[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夏继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5页。
(46)[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夏继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47)Wallace K.Ferguson,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Boston, 1948, pp.61-70.
(48)布克哈特以“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四篇的标题，指出，粉碎中世纪的精神枷锁之后，意大利人不但发现了世界，还发现了自己。参见[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
(49)[美]艾伦·G·狄博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周雁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50)[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33页。
(51)[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杨宁、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52)[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纳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译者序言第7页。
(53)纳忠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54)关于古希腊罗马文化流传到阿拉伯，有学者认为是通过多种途径，但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乃是古典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De Lacy O'Leary D.D., How Greek Science Passed to the Arabs, Ares Publishers, 1979, p.4.
(55)[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
(56)关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文艺复兴的影响，论著很多，均给出精辟的见解。参见刘苏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文艺复兴的影响》，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美]乔治·萨里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阿拉伯科学》，丛郁译，载《回族研究》，2002年第2期；钱学文：《灿烂的中世纪阿拉伯文化——“阿拉伯文化与西欧文艺复兴”解读》，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9月，等。
(57)Derek Baker eds, Rel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Middle Ages, Edinburgh, 1973, p.134.
(58)A.Myers, Arabric Thought and Western World: in the Golden Age of Islam, New York, 1964.
(59)近年来国内有关博士论文的写作，有专门研究这种文化现象的，如南开大学张俊芳的《14-16世纪拜占廷学者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研究》（2007）。
(60)陈志强：《拜占廷对西欧文化的影响——兼与吴长春同志商榷》，载《历史教学》，1991年第2期。
(61)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前言第1页。
(62)[美]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朱龙华译，三联书店1985年，第73页。
(63)对这个观点的论证，参见：王乃耀：《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经济之考察》，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朱龙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企业》，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解光云：《试析意大利最早发生文艺复兴的原因》，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王挺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宗教生活》，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64)[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88-89页。
(65)王乃耀：《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经济之考察》，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66)《牛津英语词典》对赞助人[parton]下的定义是：“提供具有影响力的支持以促进某人、某项事业、某种艺术……等的利益的人，另外，在商业用语中指某位常客。”
(67)[英]贡布里希：《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李本正、范景中编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68)[美]保罗·斯特拉森：《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的教父们 》，马永波、聂文静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
(69)[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5页。
(70)祁颖：《论美第奇家族支持文艺复兴之原因》，载《求是学刊》，1997年第4期。
(71)Ernst Breisach, Renaissance Eurpoe 1300-1517, New York, 1973, p.306.
(72)[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6页。
(73)[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序言第15页。
(74)朱寰：《人道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2期。
(75)Wallace K.Ferguson,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Five Centuries of Interpretation, Boston, 1948, pp.61-70.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9页。
(77)[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9页。
(78)布洛克认为，“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份。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并进而阐释，第一种模式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人文主义模式的现代形态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形成。[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2页。
(79)[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页。
(80)[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3页。
(81)关于人文主义对基督教哲学权威的批判，参阅车铭洲：《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2-186页。
(82)[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阎克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83)Charles G.Nauert,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32.
(84)李勇：《布鲁尼史学新论》，载《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85)[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9-54页。
(86)[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思：《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蔡锦图、陈佐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55页。
(87)Hugh H.Benson, “Plato's Rationalistic Method”, in Alan Nelson, A Companion to Rationalis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85.
(88)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趁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国内局势未稳之际，命令亨利四世放弃任命境内各教会主教的权力，宣布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世俗政权，甚至可以罢免皇帝。对此，亨利四世以召集德意志主教会议，宣布废黜教皇相对抗。于是格里高利七世发布敕令，废黜亨利四世，革除其教籍，解除臣民对他的效忠誓约。在种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亨利四世再也无法顾及自己高贵的皇帝身份，上演了一场德国版的“负荆请罪”。1077年1月，年仅26岁的亨利四世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站在满地白雪的卡诺莎城堡的院子里。年轻的德皇赤足披毡站在寒冷的雪地里苦苦恳请教皇接见，并原谅他这个认了罪的人。而格里高利七世这位出身低微的手工匠人的儿子，硬是让高贵的德皇在室外整整等了三天，直到使其受尽了精神上的侮辱后才出来恩赐给这位忏悔者一个赦罪的吻。史称“卡诺莎觐见”。
(89)[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0页。
(90)Roland H.Bainto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forma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6, No.1.(Oct., 1960).李平晔：《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
(91)关于这时期科学革命的意义，参见[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10页；张功耀：《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92)[美]科恩：《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赵培杰、宋振山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32页。
(93)[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张丽萍、郭贵春等译，金吾伦校，华夏出版社1988年，引言第1页。
(94)[法]笛卡尔：《方法谈》，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37页。
(95)“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个论点通称笛卡尔的“cogito”（我思），借以得出这论点的方法叫作“笛卡尔式怀疑”。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4-445页。
(97)赵立行：《宗教与世俗的平衡及其相互制约——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98)赵立行、李勇都曾撰文详尽地论述马基雅维里体现出来的双重性、矛盾性。参阅赵立行：《马基雅维里宗教观述论》，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李勇：《马基雅维里历史写作的两重性》，收入2007年11月3—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史学会议论文集。
(99)[苏]加尔金：《欧美近代现代史学史》，董进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100)[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79页。
(101)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1页。
(102)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103)[美]B·A·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王加丰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4-25页。
(104)Levi Fox, English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50.
(105)托马斯·莫尔爵士（Thomas More, 1478-1535），由于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又称“圣托马斯·莫尔”。
(106)维吉尔（Polydore Vergil or Virgil, 1470-1555），生于意大利乌尔比诺（Urbino），1501年被教皇派往英国征收教会税（Peter’s pence），1510年加入英国籍。
(107)[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40页。
(108)[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67页。
(109)参见：[法]让·波丹：《主权论》，（美）朱利安·H·富兰克林编，李卫海、钱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导论第3-4页。
(110)Richard Bonney, ‘Bod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ench Monarch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Vol.40.(1990), pp.43-61.
(111)[美]艾伦·G·狄博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周雁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112)[英]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0页。
(113)[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35页。
(114)[英]彼得·伯克：《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王晴佳译，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115)[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7页。
(116)Jean Bodin, 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 New York, 1945, p.15.
(117)Donald R.Kelly,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1, Variorum, 1997, p.262.
(118)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119)[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89页。
(120)Michael T.Ryan, ‘Assimilating New World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3, No.4 (Oct., 1981), pp.519-538.
(121)[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2-153页。
(12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123)[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0页。
(124)参见[美]桑德拉·塞德尔：《探寻欧洲文艺复兴文明》，徐波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序言第3页。
(125)[美]桑德拉·塞德尔：《探寻欧洲文艺复兴文明》，徐波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5页。
(126)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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