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化起源及演变的介绍

一、欧洲文化重心的变迁

文化的发展，文明的传承，在各自经历长时段的积淀之后，都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将其完整地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借用“临界点”这种说法，解释此时发生的西欧文化运动，也是非常恰当的。正是临界点这个关键时刻，西欧社会及时地调整了风向标，成功地在文化内容上实现了重心的转移。

综观历史，“文化复兴”，已成功地超越时间的限制，成为一种符号，代表着人类对至善、至真、至美的追求。首先，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对西方两千多年来的精神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扬弃和吸纳，是欧洲文明史上一个重大的结构性转折，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次伟大的革命性解放，它打破摧毁神的权威性、一统性，唤醒催化人的自我性、主观性，从而重新界定了人、神、自然的关系，确立全新的伦理道德、信仰理念，成为西方近代精神文化和思潮的策源地。正如克罗齐所言，“那时的史学已经‘世俗化了’……我们很少发现任何‘奇迹’的痕迹。”⁽¹⁰⁰⁾此时，重视歌颂人的伟大、人的创造和人的价值，是所有人文主义学者的一个共同理想，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原则出发，人文主义思潮最大的特点是从对上帝的崇拜转变为对科学的景仰，从对灵魂不死的信仰变为对声名不朽的追求，呈现“以神为本”走向“以人为本”的趋势。虽然这时也有宗教题材的内容，比如法国史家拉·波普利尼埃尔（La Popelinière，1541—1608年）在《法国史》中对法国宗教战争的描述，但目的并非颂扬教会的力量、赞美教会的伟大，而是要将历史的原貌呈现出来，将真实的历史再现于世人面前。

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事实的“客观性”原则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近代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实验的、系统的，在这种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实证方法的指导下，具体到历史学科上，则“历史学需要百尺竿头地走向哲学化（科学化）”⁽¹⁰¹⁾。对此，朱本源先生论证，“没有批判与博学，历史学就沦入幻想世界中。”⁽¹⁰²⁾其实，这生动地反映了理性主义史学的基本面貌，那就是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换言之，这种历史思维已由重视历史的训诲作用转移到重视历史的真理效用：由求善到求真，即“论说的方式必然随着放弃道德上的教诲，而倾向于详细描述构成各种思虑和行动的背景的环境和机会……历史可以讲授‘力量’和谨慎，但不是讲授道德和改良”⁽¹⁰³⁾。

其二，“以人为本”引起社会在政治、经济、教会等各个方面的改变，进而促使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这才是现代西方文化形成的主要内核。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已逐渐形成，政治上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欧洲各国大众表现了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此处以英法二国为例进行说明。

直到16世纪，英国才从中世纪脱离出来迈向近代世界。当时，英国君主制的强化达到了专制主义边缘，反映在历史著作中，则是有关赞誉英国历史的内容占据绝大部分，因为历史学家坚信这类内容“有益政治家、公民个人提升他们的爱国热情以及道德规范”⁽¹⁰⁴⁾。在此影响下，记述都铎王朝早期历史的记事材料不断涌现，主要有伯纳德·安德烈（Bernard André, 1450-1522年）的《亨利七世的生平和事业》、《亨利七世年代记》，托马斯·莫尔爵士⁽¹⁰⁵⁾的《理查三世》,以及波利多尔·维吉尔⁽¹⁰⁶⁾的《英国史》（Historia Anglica）。此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以及17世纪中叶的清教改革，都使得历史学家以不同的视野重新审视过去，将民族史叙述成大不列颠历史。而且，当时的英国界反对古典遗产，认为本民族的过去才是最为声望的源泉，顺应这种趋势，历史学家愈发致力于满足那些希望“听到自己祖先的光辉业绩”的读者。⁽¹⁰⁷⁾从而，英国民族史的传统得到了深一步的强化。(www.xing528.com)

同时期的法国，几乎面临一样的境地。随着民族历史观的不断成熟，日益崛起的法兰西民族历史的写作也提上了日程。美国史学家凯利指出：“虽然人文主义有百科全书式的冲动，但修昔底德的眼光才支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历史，大多数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全神贯注于修昔底德式的政治军事史。”⁽¹⁰⁸⁾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为数众多的以拉丁文写就的民族史中。菲利普·德·科曼（Philippe de Commynes, 约1445-1511年）就被比作修昔底德，他的《回忆录》强调“内容实质”，倾心于陈述和解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原因，反映出对俗世与政治生活的挚爱；其后，罗伯特·盖冈（Robert Gaguin, 1433-1501年）出版了《法兰克人的起源和事业纪要》（1495年），充分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激情和对法兰西功业及文化的自豪。

此外，法国诞生了一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法理学家让·波丹（Jean Bodin）。他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关于国家主权的政治理论。他的名著《共和国六书》（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1576）对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公法理论作了缜密的梳理和探索，自成体系。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该书更是开历史之先河，发展了一套崇尚“绝对主义”的君主主权理论。在随即而来的法国宗教战争期间，这套理论备受法国政治精英的开明派青睐。⁽¹⁰⁹⁾当时的法国，刚刚崛起的王权根基并不稳固，仍面临着教会、政党以及各种政治派系的威胁，为此，让·波丹希望建立一种绝对的权力以维持秩序，这种权力必须凌驾于各种政党、派系和集团之上，任何政党、派系和集团都必须通过它的准许才能存在，这种权力就是王权，“王权代表秩序、代表国家，国王的地位就是国家的地位。”⁽¹¹⁰⁾

当时，本国语言的使用并迅速成长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拉丁语与希腊语对于学者圈来说的确非常重要，但那时，在有关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宗教小册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国语言的使用并迅速成长了起来。因为“作者需要直接影响他的受众……在科学和医学中使用本国语言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也许这要部分归结于这一时期人皆目睹的自觉的民族自尊心。这一点在16世纪后半叶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¹¹¹⁾

其三，“社会文明进程”成为学者追捧的话题，这同样是文艺复兴时期新时代的乐观情绪，激发了史学家的好奇与深思。他们代表着当时上升时期的思想意识，对人类未来充满了自信的展望，而这种探究又由于同东方进一步的密切关系得到更大的鼓舞。短短时间内，空间范围与知识眼界加倍地扩大了，其后，学术氛围也开始了几乎同样重要的变化，客观的历史方法和历史发生学概念随之兴起。这些转变均有利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期、动力、方向等做出比前人较为细致的探讨，并进而从对各民族的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中发现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共同规律。在此期间，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思考。此时的历史学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谈论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的，他们注意到的不仅是矗立身后的古典文明巅峰，同时还有屹立眼前的当今文明高点。当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个可以被描述为循环的体系。因此，总体而言，今必胜于古，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共同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前进，从而最终走向一统。

可以说，正是西欧文化复兴带来的这种文明重心的转移，才使得它的影响那么深远、那么宽广。即使当文艺复兴在16世纪于意大利衰落时，它的威慑力依然存在。其后，文艺复兴在法国、英国、德国、佛兰德斯及西班牙蓬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