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实际意义不在于“复兴”,而在于“创造”,创造出一种挑战基督权威的观念,一种关注现世生活的态度。虽然这时期的活动是在“复兴”思想指导下展开的,人文主义者也的确广泛地搜寻了希腊罗马的古籍抄本,但他们在整理、翻译和研究过程中,惊奇地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新世界,那里,崇尚人和自然,与中世纪崇尚神和禁欲主义的基督教文化形成鲜明对照。正如恩格斯所言:“罗马在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96)进而,人文主义者充分利用希腊罗马文化的思想资源,吸取古典文化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人文观念及科学求知精神,批判中世纪的封建等级特权制度与教会的蒙昧主义、禁欲说教。这种批判为人文主义者宣传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道路。然而,这种纯粹人性流露的内容,并非当时的主流。其实,世俗生活和教权生活两者的融合,才是新生文化的核心。
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认为,人文主义者与教会相对立,人文主义者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天主教会。的确,对成熟起来的后期人文主义者而言,这种观点有它的合理性。然而,在早期人文主义者那里,该结论过于注重价值判断,忽视了事物的连续性。(97)实际上,在西方社会和思想发展史上,人文主义思潮与宗教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抗或统一的关系,它们既有过剧烈冲突,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文主义者倡导人性,却没有完全摆脱神性,而是表现出理性与信仰相交织的复杂情况,人性、神性兼而有之,显示了社会转型时期独有的特征:双重性和矛盾性。这点在马基雅维里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98)他可能是这一时代最大胆、最深邃的思想家,但他仍囿于时代的局限,相信大气中充满精灵,相信各种启示、预言之类无稽之谈。在他看来,宗教与世俗不是一个矛盾体,而是一个统一体,是建立在坚实的世俗社会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虚无缥缈的神学框架中;他把宗教纳入世俗社会的层面来考察,放到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来评判。从这种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方可以理解马基雅维里为什么在大力赞美宗教的同时,会屡屡指出基督教会的缺陷。应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都有很浓厚的宗教情结,他们对人性的阐述往往都不可避免地与宗教纠缠在一起:虽然也批判宗教禁欲主义不符合人性,谴责教会僧侣的伪善和不道德,但就他们内心深处的宗教观念而言,仍未超脱于宗教的樊笼。这种藕断丝连、纠缠扭绕,或许与以下三个方面有关:
第一,与事物的复杂性有关。
文艺复兴处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这一定位注定它要成为一个极为复杂而又多方面的文化运动。新取代旧,困难重重:一方面反映时代特征的思想广泛吸收当时文化的先进成果,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思想的烙印。人文主义就是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碰撞的结果。尖锐的冲突和深刻的危机使时代迸发出灿烂的光辉,产生一批无可比拟的杰出人物,他们是矛盾的交叉点、中介和联结,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总体来说,从阶级属性而言,人文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性质的。参与这个时代文化创造活动的,主要是新生资产阶级和城市市民的代表人物,也还有封建贵族的代表。后者虽然不能改变文艺复兴的基本性质,但他们仍要顽强地和艰辛地在思想上反映本阶级的意志和愿望。
这个时代并不安静,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先后发生。在声势浩大、席卷全欧的宗教改革浪潮中,人文主义者同教会最终妥协了。曾被人文主义者抛弃的关于奇迹的传说和神话,又重新再现了,“天主教的‘大学问家’写的著作充斥着低腐的神学历史观点”(99),他们有时甚至还会利用一些伪造的或晚出的材料,为的就是赞扬主的荣誉和保护天主教的利益。虽然他们中也有个别人士相信通过历史研究查清历史真相是保护天主教利益的最好办法,但这只是极少数,大多还是隶属于天主教营垒,不免囿于宗教的偏见,因此,总有种种停滞不前的因素在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
第二,与事物的关联性有关。(www.xing528.com)
人文主义不是突兀出现的,不能否认它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亦不能否认与基督教文化的内在联系,它的根须深扎在中世纪。为了解人文主义的特征,有必要消除关于“野蛮中世纪”的神话,揭示出“野蛮中世纪”问题进行争吵的根源,但是这样做也不应当忘记这里所涉及到的并非是文化的内容,而只是文化的形式问题。中世纪也在从古代文化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用积极的态度来肯定生活和文化的不同形式、风格和方式。
整个西欧中世纪社会里,始终存在着两种性质根本对立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世俗文化传统与宗教文化传统。在反复的较量过程中,此起彼伏,世俗性,即人性,最终占了上风。但最终因脱胎于自然科学不够发达的中世纪,仍然对神明抱有根深蒂固的敬仰,相信神的指引对于塑成高尚道德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表明了人文主义者并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并不反对宗教和上帝,也从不否定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教义,而且还乐于接受教皇及教会的保护,对教会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依附的。
第三,与事物的延续性有关。
人文主义是在对基督教神学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思想的。虽然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都大力表现和发扬了人文主义精神,认识、揭露、甚至批判教会的反动学说和说教,但在中世纪的西方,理性主义还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最终导致了普遍理性在中世纪的确立与盛行,追求个体自主的理性的潜流逐渐萌生。人文主义者的人神关系理论重新确认了人的真实存在的、乃至中心的地位。或者说是人在呼唤神,而不是以往的神超出人,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而不是以往的神性贬抑人性。因此人文主义者的人神观和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的神人观之间是批判地继承、批判地更新。所以,旧的思想没有那么轻而易举地就退出历史的舞台,体现在人文主义者身上,就是创新与守旧并存,尘世与天堂交汇。
总体而言,文化复兴运动时期是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初始阶段,人文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对宗教既爱且恨,表现出理性与信仰相交织的矛盾思想。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世界的抗衡和革新与守旧的较量,新思潮的蓬勃兴起与旧传统的死守阵地,中世纪的遗风流韵与近代观念的潜移默化,不可能平息。在新旧交替过程中,有曲折,有反复,在两者中间,不可能有一条鸿沟把它们截然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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