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觉醒：欧洲文化起源研究

一、“以人为本”的觉醒

（一）“人文主义”的内涵

“人文主义”一词，英文是humanism，在法语、德语、意大利语里分别为humanisme、humanismus、umanesimo，中文则有多种译法，如“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性主义”、“唯人论”等。这里采取惯用译法，统一为“人文主义”。该词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拉丁语词根是“homo”(man)，⁽⁷¹⁾，源自15世纪早期被称为studia humanitatis（拉丁文“人文学科”）的课程。这个课程完全不同于此前宗教法、民法、医学三种科目，包括语法、诗歌、修辞、历史、道德哲学等科目，学习这些科目需要阅读古典时代传下来的拉丁文课文。1859年，乔治·伏伊格持在《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中首先将该词用于与古典学术复活有关的新态度和新信念上，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⁷²⁾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它的实质内核是“人性论”，⁽⁷³⁾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束缚。最初，人文主义是从搜集、整理、翻译、颂扬、模仿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始的，是以文学艺术形式表述一种新的、与封建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后来逐步发展，在许多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综合的叙述。一般来说，今天历史学家将14到16世纪这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上的变化称为文艺复兴，而将教育理念的变化称为“人文主义”。

正如朱寰先生所说，人文主义“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一个历史范畴”⁽⁷⁴⁾，是14—16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物，“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文艺复兴史专家弗格森也曾分析，文艺复兴最初是指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在中世纪衰落后的复起与再生，后逐渐着重于革新和创造，这段历史处于封建社会向近代文明社会的过渡转型时期。⁽⁷⁵⁾的确，“人文主义”的产生出现一方面源于对旧的社会结构的衰败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则源于对新的生活形态的兴起进行尝试。当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西欧社会内部爆发了现代英国历史学家希尔顿所称的“封建主义总危机”，政治制度衰败之势已不可阻挡，宗教信仰危机也愈来愈严重。面对这种情况，人文主义应运而生了。

人文主义发源于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在14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以彼特拉克、薄伽丘为首的第一批人文主义者。15世纪人文主义思潮已在意大利蓬勃发展，16世纪传遍德意志、法国、英国及西欧各地。大致而言，“人文主义”主要有以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人文主义肯定人生，颂扬人性，反对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教条，抨击教会统治的黑暗与愚昧。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与此相反，人文主义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第二，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具有这种潜在能力。第三，人文主义始终对古典文化十分重视，它认为希腊、罗马文化是一切世俗文化的精华，因而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应不遗余力，同时也认为，研究思想文化不能脱离社会和历史背景。但是，人文主义并不根本反对宗教和教会，它所强调的人性在某些方面亦未越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局限。

（二）“以神为本”走向“以人为本”(www.xing528.com)

人文主义者既对人性、美好生活、幸福爱情进行讴歌，同时又对封建统治的无情、残酷进行鞭挞。他们提出的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相悖的观点，也就是对欧洲封建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体系的批判，这一切都说明中世纪的文化根基、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开始动摇。

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⁷⁶⁾。在诗篇《神曲》中，他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无情地揭露教会的黑暗、腐败，痛斥教皇、主教和僧侣的无耻、卑劣，并描绘人类如何经过苦难与考验，达到至善的境界。彼特拉克的抒情诗集《歌集》，俨然是一曲人间幸福的颂歌，无畏地挑战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通过讴歌美好的爱情、幸福的生活和有意义的人生，表现出人文主义者以个人为中心的爱情观。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反映了丰富而又复杂的人间世俗生活，是一部以直接面对现实、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及其内心世界的作品。

随着人文主义的播扬，西方“史学思想又一次把人放到了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⁷⁷⁾，呈现出“以神为本”走向“以人为本”的趋势。这个观点与英国学者布洛克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在考察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发展历程后，认为人文主义模式的现代形态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告形成⁽⁷⁸⁾。就思想见解方面而言，文艺复兴有两点与此前最为不同，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 ⁽⁷⁹⁾。

漫长的中世纪里，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是欧洲社会的权威，提倡“重神抑人”，引导人们信仰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主张人的微不足道，宣扬自卑、消极、无所作为。对于中世纪的混沌与无知，布克哈特描述如下：“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宗教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⁸⁰⁾然而，人文主义者以人的崇高论代替人的微不足道论，他们首先怀疑、攻击、否定基督教的哲学基础——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真理性和权威性⁽⁸¹⁾，进而抨击经院哲学，认为它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思辨，从而动摇了《圣经》的权威性，开始怀疑上帝的至高无上地位。我们可以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年）为例，略作说明。他在著作《君主论》、《佛罗伦萨史》、《论李维》、《兵法》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他的宗教观念。在讨论“命运”时，他写道：“命运主宰了我们一半的行动，另一半——或者不太到一半——则留给我们自己作主”⁽⁸²⁾。在他看来，人类是掌控自身命运的主人，新文化时期，世俗文化已代替僧侣文化成为主导，国家也越来越取代教会成为支配文化的统治力量。一定意义上，马基雅维里这种“人类是命运主宰”的论调，强化了人文主义肯定自身价值的思想。

与此同时，“在西方主要国家里，人文主义学习的规划、古典文化的复兴、野蛮文明的终结，都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应有的地位”⁽⁸³⁾，人文主义者充分利用希腊罗马文化的思想资源，吸取自由、平等、民主等人文观念以及科学求知精神，批判中世纪封建等级特权制度、教会蒙昧主义与禁欲主义的说教。这为人文主义者宣传新思想文化开辟了道路，表现在历史著作方面，则是要记述完全属于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和失败，而把一切神迹和启示都统统排除在外。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两位，一是莱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 1370-1444），他是“继古代（史家）楷模之后写出历史著作的第一位人文主义者……作品具有强烈的公民人文主义意识”⁽⁸⁴⁾，他的《佛罗伦萨史》，主张人的活动不应受神的支配，而要遵循人本身的意志和愿望。另一位是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 c.1406-1457），“是一个真正在各个领域里为充分和全面恢复世俗生活的价值、反对任何禁欲主义而斗争的人”⁽⁸⁵⁾。他无情地戳穿教会伪造《君士坦丁赠予》文件的真相，同时批驳教会颁布的定本拉丁文圣经，论证其中有教会篡改和歪曲的成分；他的这份功劳“为新教改革势力反对教皇制度提供了有力武器，唤醒了西方史学家的历史怀疑精神”。从神到人、重人抑神，该变化充分地证明了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的转向，也将为后世的史学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总体而言，人文主义思潮自它诞生起，就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它在新旧传统双方交锋中取得的胜利，也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历史前进的重要标志。人文主义思潮是西方两千多年来精神文化方面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扬弃和吸纳，是欧洲文明发展史上重大的结构性转折，是意识形态领域伟大的革命性解放。它打破神的权威性、一统性，唤醒催化人的自我性、主观性，倡导人的伟大、人的创造和人的价值，从而重新界定了人、神、自然的关系，确立全新的伦理道德、信仰理念，成为西方近代精神文化和思潮的策源地。